Illustration: Owen Freeman
话说那是50年代末的某个晚上，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Frieda Fromm-Reichmann）坐在书桌前，开始着手写作一篇论文。在这之前，其他精神分析学家都忽视了她将要描述的这一主题。甚至于弗洛伊德对此也只是轻描淡写。尽管概念已然成型，但是瑞茨曼还不确定，她写到，是“哪种内在的能量”使她与孤独相关的问题纠缠不休的呢？可能是从那位年轻的女性紧张症患者开始的吧，她只有在瑞茨曼问到她有多孤单的时候才开口交流。“她把两只手的大拇指竖起来，其他四指弯向手掌内，”瑞茨曼写道。大拇指孤零零地立着，“完全孤立于藏起来的其他四指。”瑞茨曼轻声回应：“这么孤单吗？” 一来一去，那个患者“紧张凝固的表情随即冰释，好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与慰藉，她的手指也张开了。”
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这位矮矮胖胖的心理医生后来以“被新患者错认为是个管家”而闻名世界。这位患者叫乔安娜·格林伯格（Joanne Greenberg），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其他心理医生定义为无法治愈，而瑞茨曼治好了她。格林伯格离开医院之后，去读了大学，成为了一名作家，随后格林伯格将她挚爱的心理医生以“弗雷医生”的形象永久定格在她的畅销书——《未曾许诺的玫瑰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中（这本书随后改编成电影，同时发行了同名流行单曲）。为了躲避希特勒，瑞茨曼从德国来到美国，她坚信通过信任与亲密关切，没有哪个患者是无法治愈的。她认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的深处都有孤独的影子，而孤独的人又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存在。她曾责备过她的同事们，只因他们面对情感上无法企及的患者，没有冒着被情绪感染的风险，主动向他们伸出援手，反而抽身离去。“对‘孤独’产生的谜一般的恐惧触及到我们心底可能存在的孤独，我们躲避孤独，同时为此感到内疚。”瑞茨曼说道。
The Lethality of Loneliness
Who are the lonely? They’re the outsiders: not just the elderly, but also the poor, the bullied, the different. Surveys confirm that people who feel discriminated against are more likely to feel lonely than those who don’t, even when they don’t fall into the categories above.
瑞茨曼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孤独》（On Loneliness）的论文，被认为是“孤独研究”这一飞速发展学科的奠基性文献。过去的五十年间，理论心理学家几乎已经完全摒弃了精神分析，一翻身，通通变成了生物学家。随着对细胞和神经功能愈发深入的研究，他们亦愈发认为“孤独”如瑞茨曼描述的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现在，“孤独”已经被和一系列身体上的不适，同时和一些过去的精神疾病关联起来。
可以这么说，这些发现产生的影响与疾病的细菌理论同样重大。就像从前，我们知道传染病会致命，但是不知道是细菌在传播这些疾病，我们直觉上认为孤独会加快个体步向死亡，但是尚不能解释一二。心理生物学家现在发现孤独会释放误导性的激素信号，重新安排控制行为的基因，同时也没放过搅和身体其他系统。他们已经证明长期的孤独不仅会致病，它还会致命。在众多的死亡风险因素当中，情感隔离的排名和吸烟不相上下。一份由孤独引起，或因孤独加重的疾病不完全名单包括老年痴呆症，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甚至癌症——肿瘤在孤独人群中扩散的速度更快。
孤独的心理学解释自瑞茨曼提出后并未改变太多。“真正的孤独”，不是索伦·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提出的“关闭状态”或者在文明社会中离群索居；“真正的孤独”，不是艺术家愉快地隐居创作，不是当你的朋友在外玩耍时，你却因感冒而不得不呆在家里；不是暂时对你的朋友和伴侣不满——当然如果你一直不满，那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瑞茨曼甚至将“真正的孤独”与哀恸区别开来，毕竟在经过调整之后，哀恸是可以恢复的；亦和抑郁症区别开来，抑郁症可能是孤独的症状，但通常不是引发因素。她提到孤独，实际上就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这个定义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
现在心理学家普遍接受了瑞茨曼定义为不属于“孤独”的那些表现，同时增加了瑞茨曼一定会同意的一条。他们坚持认为孤独必须是由内而生、主观的体验，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状态。“孤独不是独处的同义词，与他人共处也并不能免于个体感受孤独。”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写道，他是研究孤独的心理学家当中的领军人物。卡乔波将情绪因素置于社会因素之上是由于他笃信破坏身体和大脑的罪魁祸首是情绪。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另一派学说坚持认为孤独是社交失败的产物。因为缺乏关心照料，缺乏社会支持，孤独的人相比不孤独的人更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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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孤独作为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一直被视作是社会问题，即过度保守文化，或者社会规范崩溃的产物。然而今天，孤独被视作是公共健康危机。孤独的标准问卷——UCLA孤独量表包含20个围绕“亲密感”的问题，比如“你是否感到与人亲近？”。将近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在某一时期感觉和他人并不亲近。孤独的程度随年龄不同而不同，对老年人的威胁尤甚，表现在加速器官衰退，缩短寿命。但即便在非老年人中，孤独依旧无孔不入。AARP（美国退休者协会）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45岁及以上成年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汇报自己长期处于孤独状态。十年以前，这一比例是五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以每天一万人的速度步入退休年龄，孤独的美国人数量一定会继续攀升。
很显然，孤独的人越容易患病，他们越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尽管说随着对孤独了解的深入，我们能够更好的治疗这一情况。但于我而言，孤独的生物学表象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通过最佳实证方法得到的确凿证据，证明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诗人、蓝调乐手和电影导演为遭受孤独蹂躏的灵魂和肉体而悲悼都是正确的。正如诗人奥登（W. H. Auden）所述：“爱或死，选其一为之。”
哪些人身上带有孤独的标签呢？他们是那些局外人：并不只是老年人，还有穷人，被欺凌的人，与众不同的人。调查发现即便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群体，被歧视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孤独。女性比男性更孤独（尽管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更孤独）。非洲裔比白人更孤独（尽管拉丁裔和白人女性比非洲裔女性更孤独）。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孤独。无业和退休的人比工作的人更孤独。
孤独感受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感觉到被拒绝，同时这也是孤独当中，对个体伤害最大的一部分。心理学家是通过研究男同性恋在艾滋病大流行时期的体验发现的这一现象。疾病摧毁了他们的免疫系统，而一开始，好像仅仅摧毁的是“他们”的免疫系统。这场危机被忽略了一段时间，紧接着引起了全民恐慌。不久之后，全国人民都呼吁将男同性恋隔离起来。对于那些研究社会体验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心理学家来说，艾滋病大流行就相当于一个自然实验，其造成的影响之极端，以至于任何一个道德健全的人都不会有意让他人遭受。艾滋病来源于一种病毒感染——HIV病毒。这个病毒摧毁了一个独特群体的免疫系统，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可以相互比较，而这一群体作为整体又可以和未感染的对照组进行比较。这使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科学家们尝试回答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社会体验能否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死得更快。这项任务因疾病侵袭更多人而变得更加紧迫。
UCLA实验室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得以加入一项长期试验。该试验参与者为并不知晓自身HIV病毒感染情况的男同性恋。大约半数参与者被检查为病毒感染阳性，这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参与者同意接受研究人员刨根问底的审视，包括回答一系列关于毒品使用、性行为、对自身同性恋取向的态度和情感支持的程度等问题。到1993年，这组感染病毒的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罹患艾滋病，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离世。
史蒂夫·科尔（Steven Cole）那时候还是实验室的一个博士后研究员，渴望能够突破该领域的身心二元论。那时候他告诉我，心理学才刚刚开始领会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认知世界是如何重塑我们的物质世界的。UCLA的科研人员期初研究加速疾病进程的社会因素时，测试的是如社会经济状态和社会支持水平等看似显而易见的影响因素。说来却奇怪，贫穷或者缺少家庭朋友的支持并不会大幅度加速一个艾滋病患者死亡的进程。（不过持续的哀恸状态——这一普遍存在于那段时期男同性恋群体中的情绪状态，似乎会削弱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
最终科尔意识到需要尝试从男同性恋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这并不容易：“我是个从市郊来的直男。我曾对性别持定型观念，但我从来不了解他们这些人的生活。”之后他读到一本书，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书中详细叙述了“装作”他人的辛苦。他知道了未出柜的男同性恋必须谨小慎微，维护好关于他个人信息的点点滴滴，始终活在暴露的恐惧中，或担心因身份而被勒索敲诈。对亲密关系，或者至少对友谊也划出非常明确的界限。“就像游走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旁边。”科尔这样描述道。
科尔认为躲在虚假身份背后的人对他人的拒绝更加敏感。他的脾气会紧张的像上紧了的发条，而他的应激反应系统则是“快一点，再快一点。”他的心跳会加快，应激激素会大量涌进他的身体，组织会充血，白细胞会喷涌而出抵御外界入侵。如果这种应激觉醒状态很快消失，那对这个人的身体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连续一年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他的血压就会逐渐上升，免疫系统当中负责抵御像普通病毒这类虾兵蟹将的功能将会逐渐丧失。
压力如何成就我们，又如何摧毁我们？
压力在我们的体内暗流涌动，一生当中都在破坏身体和大脑，造成毒性影响。
他说的没错。科尔发现，预估一个HIV阳性的男同性恋是否会很快死去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他是否出柜。感染HIV的未出柜男同性恋比出柜的男同性恋一般会早死两到三年。科尔在艾滋病患者的分离白细胞中注入去甲肾上腺素之后发现，病毒复制的速度加快了两到三倍。针对这一发现他思索良久，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被设计成这样，孤独居然会削弱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上帝想让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就死吗？”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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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不希望我们孤单。换句话说，自然选择将那些需要他人的人筛选出来。人类的社交属性远远高于其他哺乳动物，甚至高于绝大多数的灵长类。为了发育出我们的“社交大脑”，我们必须擅长于合作。为了养育孩子，照顾他们缓慢成熟的大脑皮质，我们需要从族群中获取帮助。我们烧火做饭，为嗜糖的大脑灰质供能，这又需要我们组织安排夜班，为篝火添柴。跟人类的捕食者相比，我们太过弱小。他们追赶我们的时候风驰电掣，而我们跑的时候则显得蜗步龟移。
“孤独可以如此显著的影响基因，这可不简单，它改变了我们既往对人类发育的认识方式。”索米说道。
假设我们当中有个人从族群中走丢了，或者说因为偷懒，亦或是偷了东西被踢出族群，那她怎么办呢？她会发现自己正茕茕孑立于无边无际的热带草原中，一时间暴露在猎食者的雷达里，准备成为它们的美味佳肴。如果她的神经系统在持续感知孤立中过载了，那不消说，她一定会吓得冲回家。卡乔波认为我们天生就认为朋友和家人之外的世界是不愉快的，就如我们生来就发觉某些食物令人作呕。“那你觉得我们对苦味的敏感程度比起甜味要高千倍万倍是为什么呢？”卡乔波问我。“因为苦味暗示着危险！”
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茕茕孑立”的时刻包括我们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结交全新的朋友。九十年代中期，卡乔波（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和当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事们将该校本科生分成了三组：不孤单的，偶尔孤单的，以及孤单的。这些学生身上扎着血压计、传感器和呼机。每天呼机都会响起九次，连续九天，学生需要在听到呼机响声后填写调查问卷。卡乔波还把学生都收进大学医院留观，让他们戴着装有感受器的帽子，监测睡眠长度和质量。接着卡乔波从这些学生身上提取了唾液样本，从中量取在应激情况下释放的激素——皮质醇的水平。
如他所料，那些存在躯体压力症状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几个朋友的人，而是那些因为没有亲近的朋友而内心不满的人。这些学生的血管阻力也比同龄人要高，这是由于在长期应激状态下血管收缩。高血管阻力意味着高血压，意味着心脏要多做功来抵消增加的外周阻力，意味着血管壁会遭受更多冲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的话，就会转变为心脏病。科尔证明孤单可以加速患病者死亡的进程，而卡乔波则证明了孤单会使健康的人患病，而这都是通过同样的生理机制实现的，即战或逃反应。
一个著名的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畏惧拒绝。十多年前，UCLA的社会心理学家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与她的同事在一起实施了一场实验。被试被一个个带进实验室，玩一个叫做电子球（Cyberball）的传球游戏，被试和另外两个计算机模拟的“玩家”进行游戏。计算机玩家一开始和人类玩家玩的不亦乐乎，然后逐渐转变到不再理会人类玩家，只有两个计算机玩家互相传球。功能磁共振成像显示当被试体验到“被冷落”时，大脑的某个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会亮起来，而这部分在人躯体感受到痛觉时也会亮起。
我问艾森伯格，我们遭遇躯体伤害和社会攻击的信息是由大脑的同一个部分处理的，但是为什么大脑不会把这些信息搞混呢？她解释说，因为躯体伤害同时会激活大脑的另一处结构，即负责定位疼痛的部分——哪条胳膊？哪条腿？还是在我身体里面？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处理的是疼痛令人不悦的情感信息，不论这疼痛是由社会攻击造成还是由躯体伤害引起。她将其称之为疼痛的“情感构成部分”。治疗慢性疼痛的手术中，医生会划开背侧前扣带皮层，使其失效。手术后，患者汇报说还是能感觉到引起不适的感觉来自哪里，但他们补充到，这种感觉不再引起不适了。
孤独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听着似乎有理，至少我们剩下的人可以摆脱掉这层阴霾。然而研究证明，我们只说对了一半，孤独大概有一半是遗传的。对8000多个荷兰的双胞胎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描述自己为孤独，缺乏关爱，那另外一人描述同样情况的占到总数的48%。不论被试者的年龄、性别和抚养方式是否一样，48%这个比例都一直稳定存在。研究人员总结称这一现象必定反应出了基因层面，而不是环境层面对孤独的影响。为了理解某种人格特质存在48%的遗传率是什么概念，我们用某遗传率为100%的外观特质举例，比如孩子的眼睛颜色100%遗传自父母，48%是怎么一回事应该不难理解了。话又说回来，尽管说基因使得孩子趋向于孤独，也不能说孩子在未来长成为孤独的个体，全部都是基因作祟。另有52%来自于他周围世界的影响。
进化论，这本用故事描绘地球上每一个存在的书，当然也为人类如何能从这种广泛的性情差异中获益留了一则故事。一个拥有各色不同性情的族群，相比起拥有完全一样性情的族群，更容易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想象一下，当一个族群安居乐业生活了若干年，突然，山脚下出现一批不速之客气势汹汹杀将过来。一种情况下，壮年男性并没有全都出去打猎（留在家的也许是不喜欢冒险的，或者干脆就是孤独），另外一种情况下，全村壮年男性满心欢喜去打猎，想着家中一定不会有事。这样看来，前者抵御外来入侵，或者至少保护住子嗣的几率相比后者就要大一些。
虽然基因及后天都在我们还年幼时就为日后孤独的出现添砖加瓦，但是缺乏一对有爱心、可靠的父母，同时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话，我们整个后半生都将会在孤独这条小径上越走越远。不仅如此，孤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将会变得易怒，悲观，害羞，自我怀疑，以及对批评高度敏感。最近研究发现，这些后天的情绪反应了我们的大脑自出生那一刻起是如何被塑造的。
证明早期的大脑受关爱的影响的证据，部分来自于另一起臭名昭著的自然实验：在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统治罗马尼亚期间，禁止节育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弃婴。有不少文人墨客用令人心痛的文字描述了这些弃婴在狄更斯孤儿院，成长到二十岁期间遭受的情感及教育方面的困境。在颅脑扫描问世后，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孤儿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大脑中的“灰质”相对较少。意思就是构成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比较少。如果这些孩子日后没有被领养，他们大脑中的“白质”发育也会较少。“白质”负责联通大脑的不同结构，将信号从这一点传达到那一点，可以理解为大脑的“局域网”。研究这些孤儿的案例发现，他们的杏仁核以及前额叶皮质，这两个负责记忆、情感、决策和社交的部分，就根本没有完成联络。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在孤独者的脑袋里能查到的信息很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研究孤独儿童的生物反馈的对象都是猴子。我去年拜访了一个位于马里兰州郊区农田里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史蒂夫·索米（Steve Suomi）是一个率真友善的前心理学家，现灵长类动物学家。索米的研究对象是猕猴，这种可爱的小生物有时也被称作“小强类生物”，因为就像我们人类，把它们扔到绝大多数环境下都能够生存下去。
索米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基于他的导师，哈利·哈洛（Harry Harlow）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威斯康辛大学开始的实验。哈利·哈洛因在新生猕猴上进行骇人听闻的隔离实验而臭名昭著。小猕猴出生后几个月时间都被关在笼子里，陪伴它们的只有用铁丝、瓶瓶罐罐和卡通玩具拼凑而成的“猴子妈妈”。幸运的小猕猴还会有用布裹着的“妈妈”。（令人称奇的是，一块柔软的布就能让紧张的猕猴宝宝镇静下来。）最严酷的案例当中，小猕猴被孤立在V型容器的底部。诚然，这些实验极尽残酷之能事，然而哈洛证明了母爱的缺乏能够摧毁猴子和同类社交的能力，而“布妈妈”能够消减孤立带来的最坏的影响。这些小猴子通过数年的治疗之后才得以返回到同类中去。在那个时候，哈洛的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美国心理学部门的掌门人其时都是行为学家，他们对动物及人类行为持有“生来空白，后天养成”的观点，因此对猕猴宝宝生来就对爱，或者至少对某种触感有渴求这一观点嗤之以鼻。
爱抚是神经元的抒情诗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然而时代不同了，哈洛主张的“后天需要先天”也成了目前的主流观点。（法律也不同了，使得索米很难进行他老师那种实验，当然他自己本来也不想做这类实验。）但是索米现在拥有高科技：取下一点试验猴的脑组织送去可以进行基因检查的实验室（比如史蒂夫·科尔的实验室），就能够看到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关闭。索米能够展示孤独是如何塑造大脑和身体的。随着猕猴的成长，索米能够通过观察孤独猴子的生活表现，它们加入新的猴群的时候处于阶层位置，它们是否能够生育等行为，将其与影响大脑和免疫系统的基因活动关联起来。
索米将小猴分为三组抚养，第一组完全和同伴关在一起（混乱的、威廉·高丁的小说《蝇王》描述下的那种童年），第二组和“布妈妈”关在一起，只不过每天有几个小时放出来跟其他小猕猴玩闹，第三组和自己的妈妈放在一起。索米发现，前几个月和母亲分开的小猕猴体内，一些负责免疫系统的基因出现了不同的表达形式。这其中包括负责表达炎性蛋白的基因，以及负责表达抵御外来微生物入侵蛋白的基因。
另一个令索米兴奋的发现来自于第一组，即同伴抚养小猕猴的大脑组织：它们的前额叶皮质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基因活动改变。这部分又称作“大脑的CEO”，其主要职能是抑制暴力冲动和不合理的行为。（人类大脑中，这部分的神经连接异常目前已经和精神分裂症及多动症关联起来。）有些偏差出现在引导大脑生长的基因中，目前已知这些基因异常会引起神经结构的改变。这一系列发现和罗马尼亚孤儿大脑扫描的结果产生一种遥远又奇异的共鸣，证明了孤独的猴子比其他正常猴子会表现得更加奇怪。
在众多的死亡风险因素当中，情感隔离的排名和吸烟不相上下。索米说：“一个在人机体以外的东西能够如此强烈的影响基因，这可不简单。它改变了我们既往对人类发育的认识方式。”我不需要遗传学的知识，就能感受到同伴抚养猕猴的生长缺陷有多严重。索米带我去观察它们的活动。它们紧紧抱着彼此，挤成一团，呆在笼子的最里面。他说这些猕猴有时候会因为表现懦弱而迎来其他猴子的攻击。有时候它们未能认出猴王，未能及时扣头行礼，结果被揍的更多。最不安的猴子会摇晃不停，用手抓自己，揪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患有严重自闭症的人类儿童。
索米补充说，后续完善的看护照顾可以极大改善这些问题猴子的生活。他指出有些小猴子被送去给奶奶辈猴子看护，这些猕猴不仅表现得更“猴子”了，大约半数的基因异常都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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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孤独，这一社会情感可以深入我们的身体，重塑细胞和基因，那我们可以对此做点什么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列表指出童年剥夺的代价，悲痛地谈论起这些卫生政策中的孤岛，即我们将犯罪和低学业成就视作和肥胖、糖尿病这类医学问题迥然不同的情况。就赫克曼而言，以上所说的情况都是一种社会疾病的表现症状：未能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抚养他们的孩子。赫克曼认为美国经济社会底层家庭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像索米实验室中孤独猴子的生活。随着接近半数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而婚姻本身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来说又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他们的童年变成了一个孤独又混乱的体验。单亲妈妈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或者说没有足够的金钱参与促进情感交流的社交活动。
赫克曼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也带来童年不平等的加剧，同时加剧的还有育儿环境的不平等。” 美国儿童中罹患如多动症之类精神疾病的儿童数量，在最近三十年里第一次超过了患有躯体疾病的儿童数。赫克曼并不认为患病人数的增加是由于孩子没有从学校拿回全A的成绩单，家长就去找医生开多动症的证明。他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情感匮乏。“母亲非常非常重要，而现在母爱却供不应求。”
赫克曼一直在研究两个著名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数据，一个是七十年代的初学者项目，一个是六十年代的佩里幼儿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如果我们将贫穷家庭中的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送入这些项目，提供给他们及其父母以额外的支援，那么他们长大之后会比同类未参加项目的孩子更富裕，更健康，主要表现在身体脂肪含量低，生病少，受教育程度高，特别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更可能保住一份工作。赫克曼在对佩里幼儿项目的研究中发现，每投资1美金，在未来的十年中，可以带来7到12美元的存款回报。他告诉我，最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之一，就是为那些弱势群体孩子所在的育儿环境提供帮助。
如果你不能一口气改变和这个社会，但你至少可以一次改变几个人。卡乔波和他的同事露易丝·霍克利（Louise Hawkley）正在开发一个引导孤独者学习跟他人相处的项目。他们以前还考虑过设计一款移动应用，像是某种唠叨的“电子妈妈”，帮助有需要的人打破他们的既往社会习惯。（你需要从列表中划掉一项任务，比如要求你今天跟某个人交谈，可以是收银员，或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然而他们没有为这个项目募集到资金。于是他们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简单且低科技的解决方案。就是以研讨会的形式，包括一位讲师，一块屏幕，一支激光笔。参与的学生学习辨认面部表情，翻译语气，同时学习停止主观臆断，这是孤独者总是倾向于做的，他们总认为遇见的人会评价他们或者回绝他们。霍克利说，他们学习的是“社会认知”的艺术。她的目的是向孤独者展现出他们对人类本性，社会习俗的认知并不总是准确的。
卡乔波和霍克利正在陆军基地测试他们的社会认知科目，通过开展课程，帮助战士们加强社交技能，引导部队领导能够及时发现部队中的孤独者并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部队生活。美国陆军心理学家保罗·莱斯特少校（Major Paul Lester）说，目前还没有收到最终结果，但是他收到一些报告，其中提到经过这些课程训练的战士，战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要小。莱斯特坚持让我在文中提到，陆军没有同意每年向这项实验投入五千万美元是因为陆军的主要担忧，落在自杀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上。不过如果说孤独训练可以降低自杀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士数量，这自然最好不过了。陆军将这些课程视为适应军队生活的必修课。莱斯特说到，最强的战士是和其他战士有良好互动的那些人。要知道战士们的生活因为在不同的基地间转运而充满各种社会干扰。
想象一下这些社会认知项目，通过不断扩大影响，逐渐取代现在小学、中学课堂人类生长发育课中的陈词滥调。尽管这个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很显然，这些都是打补丁式的解决方法。如果存在这样一位经过训练的老师，能够辨认她课堂中的孤独小孩，并及时提供援助及支持，这将彻底的改变这个孤独小孩的一生。内奥米·艾森伯格向我指出，现在学校异常看重孩子的躯体伤害，但是对社会攻击造成的伤痛则是不予重视。艾森伯格说：“你不能打别的小朋友，但是在疏离其他小朋友这方面，就没有人管了。”
科尔想象可以给人们提供治疗孤单的药物，特别是当孤单加重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时。比如β受体阻滞剂，这类药会降低压力造成的躯体反应；比如消炎药；或者干脆用泰诺，毕竟躯体疼痛和精神疼痛在大脑中是重叠的，而事实证明泰诺真的可以减少伤心带来的疼痛感。
更深层次的针对孤单的研究促使我们认可人类面对社会压力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韧性。这种对孤单的易感性既可怕又令人振奋。说可怕是因为孤立造成的躯体限制，实在太过容易就能被遗传到下一代身上，特别是当其来源于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弱势群体时。考虑到我们在这类能够帮助弱势群体的项目上获取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议会中，特别是共和党，则一直不遗余力地阻止为这类能够引发更多更好项目的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因此，我们确实有理由害怕。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关于我们人类的韧性还有不少令人惊叹的事实。把一个孤儿寄养之后，他的大脑就开始修复缺失的神经连接。引导一个孤独者不再以恐惧和猜疑来回应他人，随着时间的进展，她的身体释放的应激激素将逐渐减少，而因此患病的次数也将随之减少。养个宠物，或者皈依某个超自然的存在，你在UCLA孤独量表中的评分就会下降。哪怕只是加入一个运动团体，或是加入教会都会引起科尔所说的“分子重塑”。他说：“要说从这研究中学会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一生不仅仅是由童年决定的，我们必须做好人生中的选择。”
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