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由男性创立的领域如今已被女性主导。
当凯瑟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走上台介绍她的一项关于压力影响母婴大脑的研究时，她已经怀孕将近七个半月。作为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员，她的研究获得了不少关注者。如果说有哪一群科学家能既关心她的研究结果，又对她的孕期泰然自若，那便是这群听众。其中近90%是女性。
在任何一个科学领域，由女性主导的局面都是十分少见的。2015年，获得STEM学位的人中只有34.4%是女性。[1] 尽管如今在生物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超过一半，但仅有36%的助理教授和18%的全职教授是女性。[2] 然而，在莫里森参与的这个会议，即今年的性别差异研究组织（OSSD,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Sex Differences）会议中，70%的发言者是女性。该组织由女性健康研究学会（Society for Women’s Health Research）创立，女性占常规会员的67%和培训成员的81%。相似地，2017年行为神经内分泌学会（SBN, Society for Behavioral Neuroendocrinology）会议上有68%发言者为女性。在行为神经内分泌学领域中，有58%的教授和62%的学生是女性。这两个学会的领导地位也偏向于女性，它们当前及上一任会长均为女性。
但并非总是如此。正如康奈尔大学名誉教授、SBN前任会长伊丽莎白·阿德金斯-里根（Elizabeth Adkins-Regan）所言：“整个领域都是由男人们创立的！”金赛研究所（Kinsey Institute）所长、印第安纳大学生物学教授苏·卡特（C. Sue Carter）也表示赞同：“这个领域一开始不属于女性。”
行为神经内分泌学这个领域源于所谓的“西海岸性别会议”（West Coast Sex Meetings）[3]，这是一系列邀请制的聚会，始于1965年，大部分参与者为男性研究人员。会议的第一批组织者之一是弗兰克·A·比奇（Frank A. Beach），[4]他研究的方向是哺乳动物性行为的激素基础，后来被视作激素和行为领域的创始人。他的想法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而他的社交性格（偶尔会讲些低俗玩笑）则在这个领域中留下了明显印记。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导师，而他的学生也是他学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比奇同时也是个公开的性别歧视者，长期以来拒收女性研究生，并且宣称“在实验室里永远不会有卵巢”。[5]他的态度象征着当时广泛的歧视和性骚扰，这对于希望进入该领域的女性构成了真正的挑战。据阿德金斯-里根所说，“当时很多人都是性骚扰者，你要么避开他们，要么离开这个领域。”此外，许多坐任大学招聘委员会的男教授认为投资女性学者是浪费钱。莱昂诺尔·蒂弗（Leonore Tiefer）是比奇在职业生涯晚期所指导过的少数几位女性学生之一，她表示那时候他们都认为女性会“离开，结婚，并生孩子”。[6] “有人认为这是细微的，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卡特说。1969年，蒂弗和卡特都申请了NIH资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职位，却被明确告知他们不会雇佣女性。[7]
“当时很多人都是性骚扰者，你要么避开他们，要么离开这个领域。”
人们很容易认为，行为神经内分泌学之所以从一个敌对女性的男性主导领域转变为由女性主导，是因为它与女性的生活尤其密切相关。它的关注点——也是OSSD和SBN的关注点——在于激素、遗传、大脑和行为的交叉点，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试图了解生殖、抚育、发展、社会纽带、攻击、学习、代谢及压力等的生物学机制。尽管激素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相似，[8]这些研究主题有时对女性有更大意义。卡特指出，女性以不同的强度从心理、认知和情感方面体验生活，这也许使得女性对那些科学家要提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
但是，这些主题与女性生活的相关性可能更多地是女性对行为神经内分泌学的影响，而不是原因。最早的有关激素和行为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交配行为上。实际上，正是这个领域的一名女性早期开拓者——约瑟芬·鲍尔（Josephine Ball），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率先指出像睾酮和雌激素这样的激素也影响认知，包括学习、空间导航和记忆。[9]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入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也发生转移，开始涉及生殖行为除了交配之外更普遍的方面，包括育儿、社会联系及发育。例如，卡特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社交生活中催产素（一种多肽激素）及其相关激素对神经系统的重要影响。“当我在分娩中被施用催产素时，我就开始研究催产素”，卡特说， “在那之前，没有人想过它对大脑的影响。”
一旦有足够多的女性进入该领域，它就形成了一种对新的女性研究者更加友好的文化。阿德金斯-里根称，出于这个原因，行为神经内分泌学和相关的神经科学、动物行为学、比较心理学等领域“很早就开始产生与其他领域不同的观念”。“女性被吸引到她们被接受并平等对待的领域。”这个结果也将会对另一个当时仍旧存在的障碍产生影响：种族歧视。尽管OSSD和SBN在吸纳女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两个学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以白人为主，它们为纳入更多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及其他人群方面所做的努力有限，[10]但是它们对女性的容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当然，女性显然对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她们也得到了像丹尼尔·莱尔曼（Daniel Lehrman）这样的早期女权主义者的帮助。莱尔曼在他的博士期间取得了重大成就，那是1953年，他发表了对著名的的德国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的著作的批评。莱尔曼和他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博士生导师T.C.施奈尔拉（T.C. Schneirla）反对洛伦兹死板的观点——大多数行为是本能的、先天的、遗传的。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行为随着生物与环境间错综复杂的互相作用而发展，这一结论直接挑战了先天学说。事实上，莱尔曼第一个证明了两个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可以改变两者的激素及其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们正在直接涉足当前的政治斗争。
在这场辩论的表面下有着不可否认的政治潜台词。莱尔曼在翻译洛伦兹的德语原著时，发现了洛伦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为希特勒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提供了伪科学支持。根据众多导师的建议，莱尔曼在发表于《生物学季刊》（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的最终版本中删除了对洛伦兹过去的纳粹倾向的讨论，[11]但该问题仍在继续发酵。莱尔曼和施奈尔拉都有犹太血统，且都是政治左派，他们都明白，关于遗传决定论的科学理论经常被用来为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偏见辩护。根据施奈尔拉的另一位学生，比较心理学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埃塞尔·托巴赫（Ethel Tobach）的说法，两人在私下讨论中往往将这些科学问题与当时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12]
莱尔曼也明白自己对激素和行为的研究可能把生殖行为归结为本能，无形中为将女性与母亲和照顾者的角色捆绑起来提供了科学依据。所以，莱尔曼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环颈斑鸠的生殖行为上，这或许并非巧合——这是远比比奇所研究的啮齿动物更为平等的物种。像许多鸟一样，环颈斑鸠遵循一夫一妻制，雌性和雄性同样参与照顾幼鸟。1961年，莱尔曼与女权主义社会心理学家，作家和活动家多萝西·丁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结婚，她的作品批判了传统的性别角色，他们的婚姻持续直至1972年莱尔曼不幸逝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莱尔曼成为了行为神经内分泌学和早期女权主义者中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研究者。他招募女性科学家到自己在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Rutgers University-Newark）创立的动物行为研究所实习和任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为她们的工作争取平等的报酬。其中一位重要的研究者是程美芳（音译），莱尔曼去世后，她在罗格斯大学继续他的环颈斑鸠研究。例如，程发现，一只雌鸽自己的叫声会刺激它的卵巢生长和激素的释放。
并且，莱尔曼很早就指导和帮助了大量的女科学家，包括朱迪斯·斯特恩（Judith Stern），西莉亚·摩尔（Celia Moore），瑞伊·西尔弗（Rae Silver）和艾莉森·弗莱明（Alison Fleming），这些女性将继续深刻地影响我们对母性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生物学基础的认知。瑞伊·西尔弗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巴纳德学院自然与自然科学教授，并担任SBN现任会长，她解释说：“丹尼（莱尔曼的昵称）致力于支持女性的职业生涯，以和支持男性完全相同的方式，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联邦政府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中第九章规定了在高等教育中的性别歧视为非法行为，然而这项法律条文在莱尔曼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都缺席，直至他去世前两个月才正式签署起效。
甚至比奇最终也不情愿地开始接受女学生，但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继续从事学术生涯（蒂弗在研究生院的室友乔伊斯·达德内·弗莱明（Joyce Dudney Fleming）于1977年担任了《花花女郎》杂志的主编）。唯一一个从事学术的人就是蒂弗，她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担任生理心理学终身教授，后来却放弃了她的职位、论文，以及她以前的所有出版物。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她接触到了女权主义研究，这与她在比奇的实验室接受研究生训练时被环境塑造的的“作为交配行为的性”的狭隘视角截然不同。“这一切都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她向我解释道，“我查看了我当时使用的教科书和教授的课程……它们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真实生活。而且我在想，天啊，我一直被欺骗了。”她现在是一名性治疗师和活动家，正致力于挑战对性行为的过度医学化，并且仍对行为神经内分泌学能否充分解释人类性行为感到怀疑。
可能要花上几十年时间，经过几代女性和男性科学家的努力，才能在行为神经内分泌学领域实现个体、政治以及科学的融合，但它最终总会来临。过去几年中，SBN、OSSD及其成员越来越多地参与活动。SBN和OSSD都是参与推动NIH在2015年政策变革的科学团体之一，[13]这些变化包括要求研究人员分析性别在生物医学中的影响，这项政策将会改善妇女的用药安全。当在临床试验中测试新药时，雌性在疾病动物模型中的代表性不足，会导致女性遇到比男性更差的结果、更多的副作用以及更复杂的剂量问题。[14] SBN和OSSD的成员也在争取让更多的女性身影出现在科学领域。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助理教授蕾贝卡·卡利希-罗德里格（Rebecca Calisi-Rodríguez）领导的一个由45名科学家母亲组成的工作小组正在呼吁改变科学会议的文化，[15]以确保像莫里森那样怀孕的、正在母乳喂养的或有婴幼儿孩子的科学家都可以充分参与。
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们正在直接涉足当前的政治斗争。2018年的OSSD会议上有一个全女性专家小组讨论了现在臭名昭着的谷歌备忘录的问题。[16]此外，在最近的亲代脑会议（Parental Brain conference）——SBN和伦多国际神经内分泌学大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卫星会议，一些研究母亲—后代分离对大脑影响的研究人员直接反对了当前政府针对跨越美墨边境出台的移民政策，并以#FamiliesBelongTogether 标签结束了他们的演讲。
像女王学院的莎莉·范安德斯（Sari van Anders）这样的独立研究者正在将这种激进主义进一步纳入到她的研究中。范安德斯研究社交互动如何调节激素，并考察了包括社会建构的性别和性行为观念的文化背景对激素的影响。她的作品体现了莱尔曼的观点，即行为是生物与环境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2014年获得了弗兰克·A·比奇青年研究员奖（Frank A. Beach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此奖项以认为女性不属于该领域的一名男性命名。
参考文献：
- Catalyst “Women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2018).
- Sheltzer, J.M., Smith, J.C. Elite male faculty in the life sciences employ fewer wom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10107–10112 (2014).
- Dewsbury, D.A. The conference on reproductive behavior: a history. Hormones and Behavior 43, 465–473 (2003).
- Dewsbury, D.A. Frank Ambrose Beach 1911–1988: A Biographical Memoir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ashington, D.C. (1998).
- Sachs, B.D. In memoriam: Frank Ambrose Beach. Psychobiology 16, 312–314 (1988).
- Tiefer, L. Interview by L. Granek [Video Recording]. Psychology’s Feminist Voices Oral History and Online Archive Project. Toronto, ON (2005, October 31).
- Ibid
- Epstein, R.H. Stop Calling Women Hormonal. The New York Times (2018).
- Ball, J. The female sex cycle as a factor in learning in the rat.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78, 533–536 (1926).
- Society for Behavioral Neuroendocrinology “Scholarships to Enhance and Empower Diversity (SEED)” (2017).
- Lehrman, D.S. A Critique of Konrad Lorenz’s Theory of Instinctive Behavior.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28, 337–363 (1953).
- Tobach, E. …Personal is Political is Personal is Politica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0, 221–244 (1994).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Consideration of Sex as a Biological Variable in NIH-funded Research” (2015).
- Liu, K.A., Dipietro Mager, N.A. Women’s involvement in clinical trial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Pharmacy Practice 14, 708 (2016).
- Calisi, R.M., Working Group of Mothers in Science. Opinion: How to tackle the childcare–conference conundru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 2845–2849 (2018).
- Molteni, M., Rogers, A. The Actual Science of James Damore’s Google Memo. Wired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