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专家都无法预测暴力犯罪或自杀，我们却以为自己能看透他人的想法——扯淡吧。
“我不懂你觉得我在说什么。”
（一对夫妻在争吵，于小餐馆无意中听见。）
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后，行凶者的邻居震惊不已，告诉记者“他是个善良、和气的人”。然而，他的老同学和同事却将他比作一颗定时炸弹。一些社评者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连珠炮般的攻讦，彰显了他无底线的自恋、早期痴呆症、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鬼胎，以及一个恶霸父亲的形象——也有人说，他只是怀抱着复兴美国的一片赤忱之心。对于任何人类行为，我们都能提出半打看似常识性的解释。当然，这都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我们能够比较精确地了解别人在想什么。我们明白他人拥有独立心智，并且明白他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向或许与我们的不同——这就是心理学家口中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以下简称 ToM）——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卓越认知技能。
理所当然，我们有一套关于他人心智的民间心理学理论。我们天生就是性格分析师和行为警察，我们会爱慕，也会憎恶。我们与所见略同之人为伍，并向持异见者大加挞伐。“读心”是我们社会的黏合剂，几乎引导着一切日常人际交往。某个疑似持枪者是否可能施暴？某个精神病人有没有自杀倾向？总统候选人是否在撒谎？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判断，都受益于我们对他人心智的理解。
当然，民主之命运也决定于我们对各种思维模式的包容能力——然而，合理的公众话语几乎无处寻觅，可见这种包容属于小概率事件。一旦遭遇观点与自己相左的人，我们就指控他们有性格缺陷、受教育水平低下、被文化洗脑，或是犯下了潜意识偏见等一系列论证错误，我们说他们“只要不……，就能明白了”。然而，存在一种想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更为基础的可能性：会不会，我们压根没有精准解读他人心智的能力？
首先，让我们假设一种不可能的情境——假设我们能跳出自己的思维，以上帝视角看看ToM可能是怎么回事。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给一个儿童看两只手偶，提着篮子的是萨利，拿着盒子的是安妮。萨利在篮子里放了颗弹珠，离开了房间。当萨利不在的时候，安妮把弹珠从篮子里拿出来，藏在了自己的盒子里。最后，萨利回到房间。心理学家问儿童：萨利会在哪里找那颗弹珠？绝大多数儿童到了四岁左右，都能意识到萨利会在篮子里找（她最后一次看到弹珠的地方），而不会想到打开安妮的盒子。除了神经发育异常者（比如自闭症患儿），几乎所有儿童都通过了各种换汤不换药的萨利-安妮测试。认知心理学家经常引述这些实验，认为它们是人类能够知晓他人内心的确凿证据。
然而只看表象可不行，我们还需要知道大脑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有趣的理论。1992年，意大利神经科学家吉亚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及同僚描述了第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神经机制。他们发现当恒河猕猴寻找花生等食物时，前额叶运动皮质中的特定细胞会放电；有趣的是，如果猕猴看到研究人员伸手拿花生，这些细胞也会放电——只要猕猴相信这是个有意为之的姿势，而且研究者打算吃这颗花生。由于发起某个动作和观察这个动作都伴随着这些神经元的放电行为，这些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而它们组成的网络则称为“镜像神经系统”。
因为猕猴可以分辨研究者的动作是为了吃花生还是随便玩玩，研究者推测镜像神经系统能够探测到意向（intention）——也就是说，猕猴也许拥有ToM。在这一发现后的十年间，许多人大肆宣称镜像神经元是共情、复杂社会互动、语言演化以及现代人类独有的文化发展的神经基础。行为神经病学家维兰努亚·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甚至断言：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等同于 DNA 之于生物学……这些神经元能为我们理解人类心智诸多神秘之处提供根柢，比如读心术般的共情、模仿学习，甚至语言演化。”
终于，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不再沉默，那些夸大其词的因果判断也被怀疑主义者揭穿了。UCLA 的神经科学家马科·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是镜像神经研究的先驱，他说这一系统只能在辨识简单意向与动作的基础层级上运作。我们在玩扑克牌豪赌时就常常干这种事：你正打算下注时，发现左手边的玩家做了一个准备把一叠筹码全押上的动作。这个动作也许是为了把你的注意力从游戏的其他方面引开；也许他想要保护你右手边的玩家——他的卧底拍档；也有可能他正假装“露底”，引诱你在下一轮落入圈套。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都可以导致相同的肢体动作。而你只知道对手即将向前推一叠筹码，这个动作没有昭示任何背后的目的。
科学家们并没有认输，他们还在努力尝试证明ToM的存在。随着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崩溃，其他一些脑区成为了ToM的候选接班人。在2009年一场风靡一时的TED讲座中，MIT的认知科学家瑞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主张右颞顶接点（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这一在右耳后面的脑区——“几乎是彻底专门化的。除了思考别人的想法，它几乎什么都不干。我们成年人对他人的想法和判断有所差异，原因就在于这一脑区不同。”
可是，我们知道右颞顶接点还负责即时协调感觉输入，以维持自我处于环境中的身体感觉的稳定。我们可以借助经颅磁刺激（TMS）干扰右颞顶接点工作，制造出经典的离体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s）。在右颞顶接点，由于中风或脑部肿瘤造成的损伤，可能导致自我感觉紊乱，病人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瘫痪。即便如此，芝加哥大学的认知科学家让·德塞提（Jean Decety）还是认为，正常运作的右颞顶接点，对于我们区分自我和他人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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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既要求这块脑区生成一个连续的自我感觉，又同时要它摆脱这个参照系，以全新的、不带偏见的视角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不相当于既要马儿跑，又不让吃草，将基础生物学定律置之不顾吗？
尽管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解释各有缺陷，人们依旧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们能够观人如见肺肝。在萨克斯的TED演讲中，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知晓别人的想法？”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她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注视着小孩，另一张是少年从高崖跳进海中。“这只是陌生人一瞬间的影像，而你几乎不需要什么信息，就能猜测到照片中的女人和少年在想什么。”
我从那个母亲的脸上看到了爱混合着畏惧。然而，稍稍反省后，我发现自己只是把对人类普遍情况的一些假设强加给了她的脑子。她是否也在担心丈夫会因她一心宠溺孩子而倍感冷落？是否正苦恼着什么时候给孩子报名幼儿园？或者，她会不会正努力把无条件的爱意封存在记忆中，因为她料想等孩子长成叛逆少年，这种爱会四处碰壁？——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依赖于那些关于人类本性的，或先天或获得的信念，我能够在最普遍一般的层面上想象她的心智，却不知道任何属于她的独特之处。
至于那张男孩从悬崖上跳下去的照片，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不了解什么关于跳崖者心理状态的神经科学文献，就用类似的研究替代举例吧：有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举世无双的无保护攀岩运动员亚力克斯·杭诺尔德（Alex Honnold）。你可以看一下杭诺尔德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径直攀上垂直于地面、高达900米高的约塞密提峰的视频——没错，没有绳子、保护网或挽具。然后思考：当杭诺尔德俯视脚下几百米的优胜美地山谷时，他感到的是极度的焦虑与恐惧，还是只有些许？还是压根没有？顺便扪心自问：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大把握？你又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呢？
2016年，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简·约瑟夫（Jane Joseph）将杭诺尔德的大脑与另一位攀岩老手的大脑进行了比较。简向两人连续展示了200张理应唤起极度紧张感的照片，包括恶心的烧伤、不成人形的尸体和被碾成肉饼的交通事故遇难者，并用 fMRI 扫描他们的大脑。那位攀岩老手作为对照组，他的杏仁核（当人们感到害怕、惊恐或焦躁时，该脑区神经元便会放电）进入了高度活跃状态。然而，简告诉《鹦鹉螺》（Nautilus）杂志，杭诺尔德的杏仁核静如止水。当被问到那些照片时，杭诺尔德一副疑惑的样子。“我不能确定，但我感觉就好像……无所谓啦。”甚至那些“恶心的烧焦的小孩子之类的”照片，在他看来都有些过时和无聊。“就像在参观猎奇博物馆。”
试图想象你从未体验过的心理状态，就像是试图想象你从未体验过的性高潮是什么感觉。
约瑟夫认为杭诺尔德的fMRI显示，他缺少正常的初级威胁响应（primary threat response），就好像他的恐惧开关被关掉了。即便如此，杭诺尔德并不觉得自己是无所畏惧的。他回忆起了一些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的事件，一些与攀岩有关，另一些与之无关。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二重困难——将语言叠加到心理状态之上。杭诺尔德是个很有职业素养的运动员，攀岩之前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路线。他早就认识到，摔下去就是死亡，而且他说这种可能性很可怕。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种对危险的认知性理解，还只是一种感受到的情绪。鉴于亚力克斯的杏仁核在实验中没有放电，他口中的“可怕”应该与我们站在高楼外面的窗檐上时（更别说攀登悬崖了）感到的恐惧迥然不同。思考杭诺尔德做无保护攀岩时可能有何感受，让我联想到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做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感觉？”
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对他人脑子里的事情一无所知。大脑的模式辨识能力一流；我们一贯能够正确地预测到别人在葬礼上会感到悲伤，在小孩的一岁生日派对上会心情愉快，还有在高速公路上被加塞时会怒从中来。我们预测的成功率非常高，以至于我们对“他人一般与我们感受相同”深信不疑。不信你看看TED演讲的那些观众，当屏幕上放出男孩跳崖的照片时他们呲牙蹙眉的模样，就好像站在悬崖上的是他们自己似的。可是，如果那个男孩和杭诺尔德一样拥有一个沉默的杏仁核，人们的感觉就大错特错了。问题就在于，的确存在这么一堵无法逾越的墙，横亘在我们的想象与从未亲身体验过的心理状态之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从未达到过性高潮，你想象得出是什么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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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可能是我彻头彻尾地错了，我的理论反驳冤枉了ToM。也许日常生活中可以证明ToM的中心论点（我们能够知晓别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向）的实例俯拾皆是。
那么，让我们从ToM最简单的实验研究方法开始——测谎。假如我们擅长“读心”，那一定可以充当测谎仪吧。然而，2006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篇评述称，被试志愿者观察一位演员并判断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正确率只有54%，跟瞎猜差不多。虽然人们想尽办法提升测谎水平，十年后，《心理学观察》（Monitor on Psychology）报道称，“人们侦测谎言的准确率并不高于随机（抛硬币），且这一发现是普世性的，无论是学生、心理学家、法官、面试官还是执法人员，都不过如此。”
测谎似乎是不行了，要不再试试预测暴力行为？看看我们这次表现如何：1984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报道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在预测暴力这方面被严重过誉了。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象已经不止一次展露了暴力倾向，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跨学科综合评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预测暴力行为的成功率似乎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过，文章也说了，新的预测方法或许可以帮他们挽回颜面。
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三十年后，《英国医疗学报》（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篇评论文章总结道：“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能预测暴力、性侵害与其他犯罪风险这一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旧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D·哈特（Stephen D Hart）参与开发了一项广泛使用的暴力风险评估工具，可他同样持悲观态度。“在辨认潜在的校园枪击犯或大规模凶杀犯这方面，目前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方式。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根之论，而预测暴力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预测自杀呢？也一样。近期的两篇元分析文献称：“在过去的40年间，自杀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并无提高。”英国国家健康护理研究所建议，不应该使用“以得出粗略的自杀风险水平指标为目的的评估工具或量表”。
好的理论必须是能够预测将来的。或早或晚，它们都需要证据支持。如果专家都没法告诉我们谁会施暴、自杀或撒谎，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ToM理论吗？它是否在本质和应用方面都存在局限？
也难怪Facebook引入了专门的AI系统来侦测高自杀风险用户。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镜像神经元的争议，以强调存在一些看起来像高阶功能的低阶大脑活动——但只是看起来像而已。我不免怀疑，萨利-安妮等ToM实验也戴着类似的假面。我们当然知道别人拥有心智、欲望和意向，而且或许与我们自己的不同。然而，所谓“设身处地”与真正地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其实是两码事。或许我可以穿上杭诺尔德的登山靴，但我没法爬到他的脑子里。
我一边写这篇文章，一边不愿完全接受自己陈述的证据。直觉告诉我那些研究并没有抓住测谎的精髓，我没法抑制住这种直觉。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扑克牌老玩家，我得承认自己经常被别人的虚张声势蒙骗，或许我只是机械性地按照赌博套路出牌呢？大家不都是这样吗？鉴于ToM的预测力不如人意，心理学家转而开始着眼于大数据，而不再纠结于个体的心智了。
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一支由斯蒂凡·路德维希（Stephan Ludwig）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款自动化文本探勘软件，并依据某公司业绩分析了8000余封奖励竞标邮件。然后研究者将程序探测投标者谎言的成功率，与公司客户经理的独立调查结果作比较。程序战胜了客户经理，而且准确率高达70%。研究团队希望这一技术有朝一日得以广泛运用；这样一来，不论是信用卡申请还是相亲资料里的谎言，都将难逃法眼。
田纳西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的科研人员们搜集了5000余名曾有过实际自残行为或自杀意图的病患的数据。这些现成的医保数据都是中立的客观事实，包括年龄、性别、邮编、药物治疗史及过往诊断等。在没有直接与病人交流的情况下，系统预测病人于未来两年内是否会出现自杀行为，竟达到了80-90%的准确率，而未来两周内的自杀行为预测准确率，更是高达92%。在另一项工作中，科研小组随机选择了12659位没有自杀行为记录的住院病人，并估计他们的自杀可能性，准确率甚至更高。从这些结果来看，也难怪Facebook引入了专门的AI系统来侦测高自杀风险用户。
公众对ToM的口诛笔伐从来没停过，尤其是在对精神病治疗的批评中。然而，人们一直坚信出问题的是精神病学和那些医生，“我们能知道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这一基本信条却从未动摇。我认为，压倒ToM的最后一根稻草，给ToM定罪的确凿证据，可以从近些年的政治局面中发现：我们没能搞明白金正恩的思维模式，不知道他发展核武器的意图；更别说，几乎全世界的政治学者都没有发现，那些未来的特朗普拥趸心中的积郁的愤怒、恐惧与仇恨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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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刚开始学习神经学时就对ToM产生怀疑了。一个牙买加年轻女子掐死了18个月大的女儿，被送到旧金山综合病院的精神病区住院观察，然后她攻击了一个患老年失智症、坐在轮椅上呻吟的女人，扭断了她的脖子，旁边的看护人员甚至来不及阻止（被害人因此丧命）。法庭指派的精神病学家想知道，该女子的暴力行为发作是否是神经疾病导致的。
坐在我面前的她，仿佛和病历表上描绘的那个女人完全无关。她微笑甜美，很容易逗乐，说话的口音抑扬顿挫，可以说非常讨人喜欢。我无法想象她伤害任何人，更别说亲生骨肉了。在我的意料之中，长达一小时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能解释她行为的线索。离开前，我鼓起勇气问她，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掐死女儿、攻击那个老妇吗？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很久才吐出一句：“我讨厌哭声。”她把手叠在大腿上，看着我，摇了摇头。我们两个人相对无言，都好像看到我们之间有一堵穿不透的墙。我惊恐地意识到，不管我对她被哭声所触怒作何理解，都是纯粹虚构的，都是我为了假装参透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而胡诌的故事。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在我的从业生涯中，巨大的困惑一次又一次袭来，以至于我已经安然接受自己对他们的内心一无所知。一个病人莫名死去，我希望他儿子同意解剖尸体。这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说，条件是他可以在旁边看。我问他为什么，他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我爸。”
一个中年女子半夜里突然昏厥。脑CT扫描显示有一处大出血，她几乎在数小时内必死无疑。我告诉她丈夫情况，他眨了几次眼睛，然后面无表情地说：“哦。那我回家洗个澡。”
然而，让我最深刻地感受到ToM多么狭隘的一件事，是我参加神经学委员会证书口试的精神病学测验时发生的。我的测验病人是个衣冠不整、一身霉味的男人。
“你住院多久了？”我开始了访谈。
“三个月。”
我很惊讶，怎么没人帮他清理一下。于是我又问了一遍。
他说：“两三年左右吧。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你就捉不住时间。”
“你能具体说说吗？”
“你硬要问的话，我只能说我在这儿待了三天的可能性最大。”
“你之前有过精神病史吗？”
“谁没有呢？”
“你的家人也有病史吗？”
“这要看谁说了算。”
“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吗？”
“不知道。你知道？”
“嗯，你是我神经学委员会考试精神病学部分的测验病人。如果你试着不要再拐弯抹角，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私人问题的答案都是拐弯抹角的。你得学会玩弄辞藻，没错，但是，也许，另一方面。说不准你明天就被拉去竞选总统了呢。”
《哈姆雷特》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无可比拟，倒不是说理解得多么深刻，而是源于我们编织的那些奇妙故事。
对话就这样继续了30分钟，我忍不住焦虑地摇头晃脑，而我的评审不停地记着笔记，直到他提示我时间到了。
“好了，你感觉怎样？”精神病专家问我。
“我不知道。病人给我感觉很不可靠。”
“你总有些直观感受吧。”
“并没有。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耍我。”
“如果是否通过考试取决于你给出的诊断，你怎么办？”
“抱歉。那我只能瞎猜了。”
“你可以走了。”专家不带任何表情地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考试已经结束了，我碰巧遇到这位精神病学家。他笑容可掬。
“干得不错。你高分通过了。”
“你没开玩笑吧？我精神病学考试都烂成那样了……”
他哈哈大笑。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病啊？”我问。
“谁知道。他是这边最厉害的。我们这块地区的很多考试都派他上场。”
“他是职业病人？”
“也不能这么说。他之前是住院病人，但没有人能确定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在病房里，他学会了模仿大多数主要精神疾病的神奇技能。这次我们让他化身为一个不愿合作且不可靠的病人。”
“所以他的确有深层次的精神疾病？”
评审同时耸肩又微笑。“回家一路小心。”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灾难可以创造一般情况下无法想象的改变。这并不是什么“读心”。构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是一种稀有天赋，需要异于常人的想象力：《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无可比拟，不是说理解得多么深刻，而是源于我们围绕着这些人物的意图与动机编织的那些奇妙故事。我们一直在编故事，关于我们的爱人、孩子、领导还有敌人。振奋人心的叙述支撑我们熬过漫漫长夜和坎坷时光，但是到了需要作出预测的时候，还是听命于冷漠无情的大数据分析吧，别一厢情愿地以为可以看透别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