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意识大会竟对一些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理论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让我们先请上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和一台无条件爱你的机器人。再叫上一位拥有爵位的英国物理学家、一位著名法国神经科学家和一位杰出的澳大利亚哲学家（副业是布鲁斯歌手）。
然后，再混入些心理学家、数学家、麻醉师、艺术家、医学家、几个电脑程序员，还有几卡车的业余理论家——他们挥舞着自费出版的手稿，鼓吹着自己的大一统解决方案。
把这帮家伙统统送到沙漠里的一座豪华度假村待上一个礼拜，供他们畅饮免费咖啡和啤酒，并要求他们解开一道棘手的难题；这道题难得让人找不着北，甚至两眼一黑。接下来，咱们就瞧瞧会发生什么事儿。
今年的国际意识科学大会于四月在图森举行。会议手册封面上，一颗人脑正被吞进黑洞（又或是从黑洞中升上来？）。这幅画莫名贴切。在这一周中，我听到的净是些琐屑得让人眼皮耷拉的东西 ，比如那种叫作微管的极微小细胞结构，还有个讲座关于建造隔音电话亭，竟是为了与声若蚊蝇的精神世界交谈。你试试看这样过一周，也会感觉自己的神经细胞好像从脑袋里被抽走，飞进了太空深处。
哦对了，与会者还可以洗个“锣鸣浴”，沉浸于敲击铜锣产生的震动之中；也可以躺进一间无人看管（这太奇怪了）而且看上去不太牢固的感官剥夺室；或者去上一堂黑光瑜伽课，顾名思义，就是在一间黑光照明的房间里做瑜伽，一旁还会有DJ放送狂热电音。此外，有家公司提供了几台脑部刺激装置样机，这玩意儿必须插入鼻孔深处。还有位狂热之徒展示了他发明的自发性姿势矫正技术，这位治疗师用一枚金质大奖章轻敲患者歪了的肘部，同时自己嘴里念念有词：“啵嘤-啵嘤-嘤”。
请注意，这可是一场正规的学术大会，由亚利桑那大学在其意识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大会有全体会议、分组讲座、主旨演讲、挂绳吊牌、午餐便当，还有那最初的眩晕感，而后逐渐被信息过载消磨殆尽，最终化为再也不想离开宾馆房间的愿望。会议期间，我记了一大堆笔记；我若有所思地点头附和；我顺走了几袋免费茶包；我还亲眼目睹了一个个有着终极学位的成年人被PPT当面羞辱。
照这样来看，这会议还算正常。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它绝对不太正常。那种“随便你们干什么”的会议氛围正反映了大会主要组织者（也是是意识研究中心的主任）斯图尔特·哈默洛夫（Stuart Hameroff）的指导思想。哈默洛夫是一位麻醉师，留着棱角分明的灰色山羊胡，为人倔强顽固，总喜欢穿保龄球衫。他写的文章标题都很诡异，比如《量子穿行于脑微管——量子认知的生物分子基础？》（Quantum Walks in Brain Microtubules – a Biomolecular Basis for Quantum Cognition?）。虽然，理论上意识科学大会设有三名主席和一个咨询委员会，但它多少变成了斯图尔特的个人秀。谁能参加会议，谁又被拒之门外，都是他说了算。说得委婉点，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他的人选；说得直白些，有些意识研究者认为这场喧闹的狂欢已经偏离了正轨，严重损害着意识研究领域，它应当被取消。
一天晚上，我问哈默洛夫对此怎么看。他那会儿正悠哉悠哉喝着比利时时代啤酒，似乎宁愿和其他任何人讲话也不肯搭理我。他是这么回答的：“那些对神秘事物瞧不上眼的科学家是没法解开意识难题的。”
这话没毛病。不过，那些信奉神秘事物的科学家同样也没法解开意识的难题，这样说同样正确。没有人能真正解开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有自我的感觉？是什么让我们不仅仅是长着两条腿的信息处理器？为什么家里亮着灯，到底谁在家？
没人知道答案。
可有些人自认为知道答案。与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不同，意识这话题会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觉得自个儿天生就对此了如指掌。打个比方，在派对上，如果有人问你原生动物的生命周期，你又对此所知甚少，你一般不太会不懂装懂。但正因为你自己是有意识的，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对极度复杂的意识现象有深刻的洞见。你甚至恨不得写下自己的感想，把纸头塑封起来，再钉到一块布告栏上供众人瞻仰。（至少，这届大会就是这么个状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在进行严肃又迷人的意识研究，实际上此类研究不在少数，而且图森大会也展示了一些。此外，这也不能说明意识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事实上，意识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话题，并潜藏在其他所有话题背后。如果没有意识，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不是吗？永远失去意识这一点往往是我们对死亡恐惧的来源。许多重大道德与医疗困境，比如什么时候能拔掉昏迷者的生命维持器，其关键就在于人还有没有意识。
意识的重要性不止于此。随着计算机发展得愈加先进，一些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始担忧计算机也会拥有意识。若这一天真的到来，这些计算机也许会想成为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当然，它们也可能根据自己的算法智慧，决定消灭我们这群讨人厌的创造者——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类。考虑到这一点，在我们不经意间将意识赋予未来的机器君王之前，科学地将意识理解透彻可能是个明智之举。这也是图森大会该关心的话题。
至少理论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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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研究领域最具摇滚范儿的人物当属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他是纽约大学哲学和神经科学教授兼该校心智、大脑与意识中心副主任。我们曾一同闲坐在洛伊斯温塔纳峡谷度假村的一座泳池旁。（这座度假村号称“你的沙漠绿洲”，坐落于图森北部边缘的卡塔丽娜山脚下。）每一届图森大会上，查默斯都会爬上主讲台，胆大包天地（也许是喝得微醺了）低吼着唱出一首《僵尸蓝调》。这是他的原创作品，歌词信息量很大，比如：“你怎么动我就怎么动，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生而为你是何体验，我却无法把握/意识是何物，我没有一丝线索。”
歌里提到的僵尸是一个哲学概念，这种东西本身没有意识，却诡异地擅长伪装出有意识的样子。这个概念很好地展现了意识的怪异本质，即它是私人的；也能说明要想验证他人意识的存在，或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意识定义都是极其困难的。这一概念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笛卡尔，而查默斯1996年的著作《有意识的心灵——一种基础理论研究》（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真正贯彻了这个想法。简而言之，我有十足理由相信我自己是有意识的，但你是否具有意识，我心存怀疑。
图森大会多少造就了查默斯。1994年，他向开幕大会递交了一份摘要，有关他所谓的“意识难题”（The Hard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当时查默斯才20多岁，刚拿到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为凭借《哥德尔、埃舍尔、巴赫》（Gödel, Escher, Bach）一书而声名鹊起的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按照哈默洛夫的说法，查默斯演讲时在台上来回徘徊，“他头发垂到屁股，像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一样跳舞”。他描绘得很生动，不过也有点儿夸张，录像里的查默斯头发才及肩，而且一直杵在讲台后面没动。尽管查默斯没有贾格尔那样的舞步，那段26分钟的演讲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位思想家不容小觑，并促使一项新生领域的研究成为了“显学”。
意识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其实已经逐步成形。1990年，克里斯托弗·科赫（Christof Koch）与DNA结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撰写了论文《走向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理论》（Towards a Neurobiological Theory of Consciousness），为开展或能揭示何种神经机制推动意识产生的实验提供了框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91年的著作《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也提高了人们对于意识研究领域的关注度，尽管当今的意识研究者冷嘲《把意识给解释没了》（Consciousness Explained Away）才更适合作为书名，只怪丹尼特认为意识现象是种幻觉 。但真正引爆热点的还是查默斯的图森大会演讲首秀，多亏他有本事把这块原本令人费解的研究领域呈现得清晰明了而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图森大会这个平台，这些想法才得以疯狂传播。”他说道，“当然，这改变了我的人生。”
对查默斯而言，意识研究中相对容易的部分是搞清楚大脑究竟在做些什么，无论是大脑皮层中的振荡，还是丘脑皮层系统中的凹陷回路，换句话说，就是去研究神经化学的具体事实。但他并不认为这会像图解句子结构那样简单。事实上，可能还需要至少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拼图拼完整。但这些都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意识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要弄清为什么大脑灰质活动会带来体验的感觉，也就是哲学家所说的“感受性”（qualia）。即便找出了管控感知与情感的神经传导通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终将理解意识。查默斯与其追随者就坚持认为，神经科学将无法填补这一道鸿沟。
你可以把任何东西扔进这道鸿沟。比如，如果你相信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便可以冠之以“意识难题”之名。如果你和大部分参与图森大会的人一样支持泛心论，即认为所有物质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拥有意识的，包括你坐着的椅子和嵌在指甲缝里的污垢，也没问题。你甚至可以把上帝塞入那道鸿沟。意识难题正需要独具创意的解决方法。
并不是人人都认同查默斯的神经怀疑主义。2016年，萨塞克斯大学认知与计算神经学教授阿尼尔·赛斯（Anil Seth）在《万古》杂志发表文章提出“意识的真正问题”这一说法，矛头直指查默斯。今年也在图森大会上演讲的赛斯认为，眼下我们应该把时间花在分析产生意识的生物机制上，而不是去寻找什么灵丹妙药。有人坚信意识的真相单纯存在于大脑之中，有人则认为除大脑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在起作用，这两大阵营你来我往、争锋相对，一直是构成意识研究领域分歧与冲突的一大根源。我接触过的神经科学家大多都赞同赛斯的观点，但这恰恰证明了查默斯1994年那番演讲的影响之深远，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仍在遭受抨击。
查默斯已经从初生牛犊般的天才青年成为了半个图森大会元老。晚上，你经常可以看到他炫耀地穿着一件皮夹克，端着一杯白葡萄酒，站在展品中间，等候着仰慕者搭讪。仰慕者确实会接近他，向他寻求职业建议，兜售听上去不怎么靠谱的合作机会，或者偷偷塞给他几份螺旋装订的论文。查默斯总会耐心聆听，又迷之点头。一个穿着T恤、戴着眼镜的家伙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单单是查默斯瞥了一眼他的海报就值回参加图森大会的高额费用。查默斯点点头。“原则上来说，我能接受各种有趣又疯狂的想法。”查默斯告诉我，“只要这些想法是经过严密思考与认真分析得出的。”
老实说，图森大会一直都有点儿偏离正轨。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者就抱怨图森大会过于关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一段时间，查默斯和哈默洛夫两人共同组织图森大会，那时的会议叫作“走向意识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对于一个新生新领域来说显得更为谦虚。但就在几年前，查默斯悄然退出了大会组织者的队伍，一切都悄无声息，以至于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维基百科都没更改信息。虽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查默斯或许更能接受看似疯狂的想法，现在连他都觉得图森大会变得太疯狂了。“我之前一直在努力把它拉回正轨。”他说，“但它已经走得太偏了，我宁愿自己没有搞出过这种东西。”
老实说，图森大会一直都有点儿偏离正轨。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者就抱怨图森大会过于关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于是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会议和组织，即意识科学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nsciousness，以下简称ASSC），并于1997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ASSC成了图森大会的保守派姊妹版。扫一眼今夏即将举行的ASSC会议日程安排，你会看到“大脑皮层和皮层下意识感受机制”和“理解自发行为的神经认知基础”等内容。若想了解如何通过Sant-Su法持续精神化使幼儿进化成超人，你得去图森。
查默斯是为数不多的在两大阵营均占据一席之地的研究者，面对分立他总是扮着一张笑脸。但他无法彻底隐藏自己对图森大会现状的不满，也无法抑制对某些演讲者的反感。查默斯很客气，没有指名道姓，不过他还是大声质疑“大会究竟是否应该围着灵性大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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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喜欢去摸摸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碰碰他的手、袖子、肩膀，还有后脑勺。他在图森的专题研讨会结束之后，粉丝们就排起队来，纷纷伸手轻柔地触碰他，在他那极度平和镇定的气场中尽享片刻美好。乔普拉还组织引导了一场一小时的冥想活动，那简直是魔术表演。我不知道他的声音有何独特魔力，但它俘获了奥普拉，对我也起作用了。结束时，我几乎意愿相信他所说的任何话了，即便我不一定买他推销的任何产品。
乔普拉的大名不仅印在他所写的一堆书上（最新的一本叫《疗愈的自我：一项让你增强免疫力并永葆健康的革命性新计划》），还出现在一个药箱上。药箱里装满了各类产品，有一瓶有机手部及身体润肤露、一罐青春焕彩脸部喷雾、几瓶排毒按摩油，还有一种承诺能减轻感冒症状并舒缓肌肉紧张的草药。一旁还摆着乔普拉项链、香薰蜡烛，以及一台Dream Weaver 3.0无线声光机，这款机器据说能帮助用户“达到各种有趣又有益的意识状态”。花上199刀外加运费，你就能拥有一台Dream Weaver 3.0了。
正是由于诸如此类的产品和它们的广告词，乔普拉被贴上了“新时代奸商”的标签。但尤其令科学家恼火的是，他一面将科学或从科学中挪用的术语糅合进他的营销说辞，一面却质疑着科学事业。此外，他一面喜欢在网上发自己和科学家的合影，一面又在发“优秀的科学家明白，主流#科学是一种#伪科学”这类推文。
一天下午，在乔普拉走回酒店房间的路上，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他机智地避开了我的问题，又毫不费力地（你也可以说是无意识地）给粉丝签了书，还让他们把他当作有名的拍照道具来自拍。有个年轻姑娘送了他一朵花，还有个带澳洲口音的高个男子递给了乔普拉一张纸，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所有分析都是错误的。”这个澳洲男人还问乔普拉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是的，我同意。”乔普拉回答。
我告诉乔普拉，我所采访过的不少科学家不想在这儿见到他，至少认为他不配拥有演讲席位。他笑笑。不管你跟乔普拉说什么，他的反应都像是未卜先知。“四十年来一直是这种情况。”他还告诉我，这么多年来对他批评最严厉的人，包括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就是一群不懂科学真谛的偏执狂。“科学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宗教一样危险。”他还跟我说了些别的，什么这个大会应该改名为“科学的意识”（ Consciousness of Science）， 什么“人类99%的遗传物质来自于微生物群”，还有“物质本身是一种人类体验的人为建构”。
我还想继续追问一些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危险的科学主义和真正的科学之间的界限究竟如何划分，但我们在酒店大厅站得越久，他的粉丝就会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势，用尽各种手段争相吸引他的注意。最终，一位绅士紧追乔普拉不放，把他逼进了电梯。电梯门一关，这位灵性大师独自上楼了。
乔普拉吸引了一群观众，但也赶跑了另一群人，其中包括大卫·考克斯（David Cox）这样的科学家。考克斯是哈佛大学生物和计算机科学教授，最近被任命为MIT-IBM沃森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他曾受邀在图森大会就脑功能区成像发表演讲。但他拒绝了，在给哈默洛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解释道：“我想，地球物理学家决不会去参加一场连地球扁平论者也有同等话语权的大会。同样，天体物理学家也决不会去参加一场满是占星家的大会。”不过，乔普拉不是考克斯拒绝参会的唯一原因，其他几届会议也给他提了个醒，比如关于量子能量的那几场。“他们说量子这个量子那个的，根本没什么意义。他们的证据实在太不充分了。”考克斯说，“他们就像是在寻找魔法粉末。”
刘克顽（Hakwan Lau）曾经来过图森大会，但他今年没有现身，而且打算再也不参加。作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认知心理学副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受大卫·查默斯的著作启发后，他长期从事意识研究。尽管当年有人提醒刘克顽，意识研究将会让他永远与终身教职无缘，但他还是走进了这一领域。（你瞧，人家现在不还是成为了终身教授么？）刘克顽觉得图森大会的现状令人尴尬。“这个大会不存在的话，对意识研究领域会更好。”他说。
哈默洛夫把图森大会组织得活像一场古怪的音乐节——一场意识界的科切拉音乐节。
虽然刘克顽与哈默洛夫和查默斯两人交好，他还是把问题怪在他俩头上。他认为哈默洛夫把图森大会组织得活像一场古怪的音乐节——一场意识界的科切拉音乐节。刘克顽还提到，如果意识研究者在其他大会上听到了一场糟糕的演讲，他们便会嘲讽“这应该放到图森大会上才对”。而尽管查默斯不再行使任何会议组织权力，刘克顽仍将矛头对准了他。“查默斯否认图森大会破坏了意识研究领域，这让我不能接受。”刘克顽说，“他的遗产可能已经分崩离析。”
我原以为乔治·马舒尔（George Mashour）会站在图森大会这一边。马舒尔是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麻醉学教授，也是该校意识科学中心主任。20世纪90年代末，还是一名研究生的他第一次参加图森会议，他曾称赞哈默洛夫“为意识研究领域营造了一个家”。今年，他也担任图森大会共同主席。这样看来，想必他会力挺大会吧？
并没有。马舒尔确实注意到了几场全体会议的学术水平很高，着实发人深省，比如有关迷幻药和麻醉的两场专题研讨会，这些议题不仅帮助了意识研究，也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些现象本身。但海报展示在他眼里就是“一场笑话”，令他皱眉的还有那些大部分靠臆测，又掺入了灵性与一点儿量子内容的演讲。不过，他觉得情况本会更糟。他私底下曾与哈默罗夫展开过一场大战，推翻了一些更为极端的提案。“是我放下拳头，对他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疯狂。”马舒尔说，“我们不希望这个领域因为一些不严肃、非主流的元素出现而被边缘化。”
难以想象那堆被遗弃的方案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和交谈过的人中有一些自称来自某某研究院，但你在谷歌上搜不到这些机构，似乎根本不存在。我瞪大眼盯着难以理解的示意图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图表，听着关于极乐关于永恒关于电磁场的大胆论断。我还被一个独立研究者逼得走投无路，这家伙坚信他能用一个闻所未闻的公式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不管怎样，主办方至少让那个发出“啵嘤-啵嘤-嘤”的家伙付了摊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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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是抨击斯图尔特·哈默洛夫，他会回怼。有些科学家认为图森是愚蠢可怕的同义词，他对此评价道：“他们就是群学术势利眼。”他用“无聊”来形容图森大会的竞争对手ASSC，其组织者就是一群“挥舞着手的脑功能区成像仪”（在哈默洛夫的字典里，“脑功能区成像仪”可不是什么好词）。他还说，像刘克顽那样的批评者是“还原主义者”，而考克斯那封拒绝参会的邮件写得真是“狂妄自大”。那对于查默斯的担忧他又是怎么看的呢？在从图森大会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中，查默斯无疑是最出名的了。“他抱怨这抱怨那，但又老是会回来瞧瞧。”哈默洛夫说。至于那些认为乔普拉毁了大会的人，他觉得“他们要是不喜欢，那就别来了”。
还有人指责道，会议期间一大堆演讲都能扯到哈默洛夫钟爱的微管理论。哈默洛夫坚信微管这一细胞结构是理解意识的关键所在，但这一理论在学界的影响力很小。马舒尔就曾说：“这世上只有一位麻醉师痴迷于微管。”在ASSC大会上，微管这个词几乎不被提及。起初，哈默洛夫还对我说，在图森大会上没多少有关微管的内容啊。而当我告诉他这个词在会议期间被提到102次时，他回了一句：“如果这是我的功劳，那对我是大好事啊。”
哈默洛夫倒也不是一步都不肯让。他承认，大会确实存在“软肋”，“有一些可供人嘲笑的不怎么靠谱的东西”。我问他，他是否实际上在为那些想假扮学者的演讲者办一场幻想活动营，用他们的参营费（550美元/人）来邀请大牌演讲嘉宾，而那群名人不仅无需支付报名费，他们的差旅费也会由大会全包。“这个批评还算公道。”他回应。
我们还进行了以下对话。
我：人们来参会时可能抱着这样的想法 ，“斯图尔特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这会挺有价值的，反正也写在日程表上了，那我就去看看吧。”——去了之后发现这简直扯淡。当然不全是，只是其中一些。你不把这大会办得更好，就是在害他们吧？
哈默洛夫：可能吧，但你事先很难看出哪些东西是胡扯哪些又是正经的。
不过，当哈默洛夫把自家大会称作“意识界的最伟大演出”时，他说对了。这确实是一场演出，有时甚至堪称精彩绝伦，只要你能甄别良莠，去疯狂荒唐，存理智正常。首先，它吸引了一群才华横溢、兼收并蓄的参会者。我遇到过一位曾是语言学家的古典音乐家，一位对螺旋体着迷的极简主义雕塑家，还有一位正在写反乌托邦小说的荣格学派作家。此外，当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想法发生碰撞时，会使人产生一阵强烈的兴奋感。如果你真的毫无头绪下一个演讲者会是傻瓜还是天才，这种兴奋感会让你从头顶到脚趾紧绷，大气都不敢出。
说到真正的天才，乔姆斯基也在会场。我不清楚他为何来参会，因为他似乎对意识理论没多大兴趣，但很明显，只要他一露脸，就能提升任何一场准学术会议的档次。鉴于他去年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入职亚利桑那大学，他不像是特地飞来参加这个会的。在一场满座的大型演讲中，乔姆斯基把神经科学研究现状比作提线木偶，我们可以研究木偶和其牵引线，但却对木偶师一无所知。有位研讨会成员援引最近的研究发现提出质疑，乔姆斯基以这一异议不切正题为由不予置评，将其轻松化解。他的论辩功力已令大家赞不绝口，但也让我们在此大声称赞一下他那若无其事的不留情面。他轻轻耸肩就能给人暴击。
在一个理想世界中，乔姆斯基会和索菲亚——一台无条件爱你的机器人在同场专题研讨会中亮相。索菲亚上过《今夜秀》，还在推特上和克莉茜·泰根（Chrissy Teigen）打过口水战。索菲亚精明老练，外貌与人类的相似度达到了骇人的地步，作为一台先进的聊天机器人，她可以解读人类面部表情并做出相应回应。索菲亚的创作者大卫·汉森（David Hanson）曾做过迪士尼幻想工程师，他举手投足很像末日惊悚片第一幕中那种出奇阳光的反派角色。汉森好像下定了决心要快速大量制造出一批越来越难以与人类区分的机器人。他认为，机器人越像人类，我们与之互动便会感觉越愉快。这想法可能有点道理，而这也是HBO科幻连续剧《西部世界》设定的一大前提，但该剧的结局并不像汉森所描绘的那样美好。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向我们的机器克隆版灌输道德，汉森的回答就一句话：“呃，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机器人是否会拥有意识这场专题研讨会也同样令人不安。去年，著名意识学者克里斯托弗·科赫和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曾预言，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机器将能“写书、作曲、导电影、构想新目标，也可以移动、驾驶、飞行，必然也会战斗”。（如果按照汉森的理念来设计的话，未来的机器人还会以性感撩人的姿态做这些事。）并非人人都惶恐机器人将带来世界末日。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最近就写道，机器末日这种场景基于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人类得极度愚蠢，才会“对机器的运作不经测试，便赋予它控制世界的权力”。
保罗·沃伯斯（Paul Werbos）就不像平克那样乐观了。沃伯斯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前项目主任，他在神经网络理论方面的远见卓识备受人工智能界赞誉，这一理论也是机器学习的核心。他告诉图森大会在场听众，他坚信在人工智能方面人类正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有些电脑我已经知道怎么造了，一旦造出来就会很吓人。”他说。还有这样一个理论广为流传，即机器人可能会拥有意识，而且它们可能会很喜欢我们，但也会注意到我们正在受苦，为我们感到悲伤，因此，为了我们好，它们会杀死所有人类——这是一种利他性的屠杀。
或许它们也不会那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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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森的最后一晚，他们开了个派对，叫“意识的终结”。派对上有几个身穿蓬松裙，化着小丑妆，踩着高跷走来走去的女人。还摆了个虚拟现实游戏，玩家可模拟从摩天大楼上一跃而下的场景，来体验坠楼身亡的感觉。查默斯也在派对上，他戴着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的名牌。现场还有一支三人乐队，傍晚时分，他们演绎了史蒂夫·旺达（Stevie Wonder）的歌曲《迷信》。歌里有这么一句：你相信着无法理解的事物，倍感煎熬痛苦。
我不确定那几个乐手是否在借这首歌来含蓄地表达它们对于意识研究现状的看法，兴许他们只是纯粹喜欢强烈的节奏。也可能两个原因都有。时近午夜，穿蓬松裙的女人脱下了高跷。度假村的服务员正在清理空啤酒瓶和吃剩下的汉堡。哈默洛夫则坐在桌旁，显得精疲力竭。乐队仍在演奏，大部分意识狂热分子已经离场了，只剩下六七个死忠粉还在继续跳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