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爸妈的第五个孩子，哥哥姐姐们比我大得多。1951年，妈妈怀上我的时候是35岁，她为自己老大不小却还冒冒失失懊恼不已，以至于她试图向姐妹们隐瞒此事。我的大哥也觉得难为情，不乐意告诉他的高中同学家里又要多一个小宝宝。可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镇，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作为家中姗姗来迟的新成员，一个高龄母亲的孩子，我自己也觉得心有点累，尤其是当我六岁上学见到同学母亲的时候。她们还怀着小孩呢！还在把她们的孩子一个个塞进车里，开到河边去野餐，或者到镇外面火山岩遍野、山花烂漫的高地去远足呢！她们还得在孩子们扯头发、抢玩具时居中调解呢。后来等到我上了小学一年级，我的哥哥姐姐们都离开了家，年长的三个去上了大学，老四去了离家四个小时车程的寄宿学校。原来闹哄哄的一家子现在变得安安静静。
我的家人跟我讲过以前的故事：大哥是怎样因为我紧贴在脑袋上的，又密又圆的卷发给我取了“非洲小土著”的绰号。另一个哥哥多么喜欢拿着玩具鳄鱼躲在角落里吓我，他从不失手，每次我都吓得尖叫。大姐总是抱着我跑来跑去，像只袋鼠带着它的宝宝。可是这些小时候的故事，我自己却记不得多少。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同哥哥姐姐一起生活，总是感到有压力。我记得天还没有黑透就不得不上床睡觉，一边踢着被单一边留心听着他们从楼下门厅或者后院传来的讲话声，有时我还能闻到爆米花的味道。第二天早上，我会在客厅地毯上搜寻剩下的爆米花，把没爆开的玉米含在嘴里上下翻滚。我记得这些，也许是因为它们夜复一夜地发生——老爸太喜欢爆米花了。
几年前，当我们都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时，我以为我似乎有机会去找回一些遗失了的往事。哥哥们曾开车到加州东北部塞拉山（Sierras）上的巴克斯湖（Bucks Lake），我3岁以前我们家曾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当萨克拉门托河谷夏天的滚滚热浪来袭时就前去小住。他们发现我们家以前住过的小屋还是老样子，连当地锯木厂搭的那张桌子都还在客厅里放着。他们敲了敲门，特别奇怪，我的二哥居然认识现在的房客，房客请他们进屋，还邀请我们家里人一起来看看。
几个月以后，父亲带着一家人上了路，先上了高速公路，后来开上了松树林间尘土飞扬的小路，经过了一座座闪闪发光的石头山峰。等我们到了那间小屋，我的哥哥姐姐们四散向小屋周边划分各自的地盘，我却呆立在车旁一动不动，惊讶地发现此处与我记忆中的样子如此不同。
我记得，从屋子出发要在沙滩上走好长的路，才能到湖边。印象中母亲站在宽阔的沙滩上，裙摆在风里飘摇，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可其实铺满卵石细砾的河岸也就几步路远。我记得离屋子不远就能看到突起湖面的水坝，那是湖边一座危险而突兀的悬崖，我的哥哥姐姐们曾经冒险靠得太近了。虽说湖是个人工湖，可实际上算不上多大，你从屋子这边都看不见水坝。我跟着父亲进了屋，厨房特别小，他觉得这点很好玩，把橱柜门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笑着看它们在狭窄的过道里碰来碰去。“你妈妈恨死这厨房了”爸爸说，“她总是做一大堆早饭——鸡蛋、香肠还有煎饼，等她刚收拾好桌子，你们这帮孩子就又冲回屋子里嚷嚷着要吃午饭了。”
他说的这些我不记得，那张桌子也不记得，关于这个地方的一切我都不记得。哥哥姐姐们拖着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指给我看以前谁睡在哪里。他们说我睡在走廊边的凹室里，可我却记得我睡在父母的房里，在晨光里注视着睡梦中的他们。哥哥姐姐告诉我山居生活中其他的有趣桥段，希望我能回忆起来，可都是徒劳无功。他们告诉我，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我还曾经在客厅里爬着转圈，出神地盯着落满灰尘的窗台，把鼻子凑过去嗅那些松木板上的黑乎乎的节孔，还用两根手指在地板上“飞奔”。我什么也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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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明白，能记得那时发生的事情反倒是不寻常的，极少有成年人能做到这点。甚至有一个专门描述这个现象的术语——幼儿期失忆（childhood amnesia），这个词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910年提出，专指成年人对三四岁之前的记忆的缺失以及七岁以前记忆的不确定。一种论点是：早年的记忆被藏在了大脑的某处，只需一个线索来将其找回。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学界为判断其真伪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当我们重访那间小旧屋的时候，我希望前面的观点是对的。我本想借那里的场景、声音、气味和触感来把倔脾气的回忆给揪出来。不过一项研究表明，我们早年形成的记忆就是单纯地消失了。
弗洛伊德认为性心理创伤（sexual trauma）使得我们压抑了早年的记忆。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如下的假定：我们之所以没能保留童年早期的记忆，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创造记忆。事件发生了又过去，并不会在婴儿的大脑中产生持久的印迹。后来在1987年，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宾·菲伍什（Robyn Fivush）和她的同事消解了这一观点，他们的研究证明了两岁半的孩童能对最早六个月以前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
但这些记忆去哪儿了呢？大多数人觉得成年人回想不起来，是因为它们太遥远了，才难以使其重现，不过事情却并非如此。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那些记忆就离我们而去了。
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彼得森（Carole Peterson）做了一系列研究试图找出这些记忆的消失具体发生在什么年龄阶段。首先，她和同事找来了一批年龄在4岁至13岁不等的儿童，让他们描述他们记得的最早的三件事。孩子的家长站在一旁以证明这些记忆真伪，结果发现就连其中最小的孩子也能回忆起大约两岁时发生的事情。
如果对事件的记忆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孩子在两年后仍然记得的可能性将提高三倍。
两年后研究者对这批孩子进行了回访，看看事情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结果，10岁以上的组别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孩子还能记得他们上次所讲述的内容。不过小一些的孩子，尤其是在上次试验时刚满四岁的孩子，他们对此一片空白。“哪怕我们对他们上次陈述的那些早期记忆进行提示，他们都会说，“没有啊，我从没碰到过这事。”彼得森说他们观察到的是“幼儿期失忆”的发生过程。
小孩和大人一样，都会莫名其妙有选择性得留住一些回忆，却弄丢另一些。彼得森在一篇论文中记录了发生在她自己儿子身上的一件事，也是有关孩提记忆的遗失。她在儿子20个月大的时候带他去了希腊，那里的驴子他看了很激动，在接下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这些驴子一直是家庭闲谈的话题。不过等到儿子上了学，他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十几岁的时候，问他童年最早的记忆是什么，他没有答那些非同凡响的希腊驴子，反倒是记起了希腊旅行后不久的一桩事情：她们家那时打算买下一对夫妇的房子，男主人带大人参观的时候，女主人给了他许多饼干。
彼得森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记得这个无甚特别，在家人聊天时也从未提起过的情节。为了弄明白为什么有些记忆要比其他记忆更牢固，她和同事再一次对儿童的记忆进行研究。他们得出结论：如果对事件的记忆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孩子在两年后仍然记得的可能性将提高三倍。相比缺乏关联的事件碎片，那些饱满的记忆——知晓谁在何时何地因为何种原因做了什么事——其得以留存的可能性要高出五倍。不过，还是会有像饼干馈赠这样稀奇古怪又无关紧要的记忆能够被长期保存，这让想要拨开迷雾看清童年的人们感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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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ies），一些生理和心理机制必须协同工作，而大多数孩子还未能拥有这种协调机制。来源于生活经验的场景、声音、气味、触感这些构成记忆的原材料，会到达大脑皮层并被记录，完成认知的过程。刺激必须要经过海马体（因为形状像海马而得名）的组合加工，才能形成之后的记忆。海马体不单单将多个感官刺激打包制作成单个的新记忆，它还将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刺激与大脑中既有的相似内容进行关联。然而海马体的某些部分直到青春期才发育完全，这使得孩子的大脑很难完整地执行记忆储存的全部流程。
“储存记忆牵涉到许多生理过程，”埃默里大学的帕特里夏·鲍尔（Patricia Bauer）告诉我，“如果一件事情的记忆未能抢在消退之前得到稳定和巩固，那么你就会把它给忘记。这就好比做一盒果冻，你把水倒在格子模具里放进冰箱，可是模具上有个很小的孔。你就会希望果冻——你的记忆——在漏完之前能稳定成型。”
除此之外，小孩子对于事件顺序的把握并不准确。他们还要过好几年才能认识钟点，看懂日历，所以将某件事同具体的时间地点对上号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他们也缺少用以描述一桩事情的词汇，也就因此无法进行因果叙事（causal narrative），而彼得森发现这恰恰是牢固记忆的基础。另外，他们的自我意识也远没有成年人那样清晰细腻，因此他们不会将那些大段的经历看做是不断积累的人生故事而去刻意记录并回头审视。
孩子们的记忆不仅脆弱，还容易受到“粉碎过程”（shredding）的影响。在小的时候，人的海马体上会生长出许许多多新的神经元，它们叫做海马齿状回，童年结束以后新的神经元还会继续形成，但在速度上大不如前。多伦多儿童医院的神经科学家保罗·弗兰克兰徳（Paul Frankland）和希娜·乔瑟琳（Sheena Josselyn）最近发表的研究显示，上述被称为“神经发生”（Neurogenesis）的过程，实际上会打乱原有的记忆回路，从而造成记忆的丢失。
我们的记忆可能由于其他人对同件的不同回忆，或者由于获得了新的信息而产生扭曲，尤其当新的信息与既有的信息十分相似的时候。举个例子，你认识了某个人并且记下了他的名字，后来又遇到第二个人，他的名字和之前的那位特别相似，结果你开始搞不起清楚之前那位究竟叫什么名字了。当连接神经元的突触由于得不到使用会退化，我们也会丢失掉记忆。“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用上那些记忆，那些失业了的突触就可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鲍尔告诉我。
当孩子渐渐长大，他们的记忆就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粉碎”和“相似干扰”的影响。我们终身不忘的坚实回忆中，绝大多数都是在15到30岁之间形成，我们称之为“回忆高峰”（the reminiscence bump），那时我们会花费许多精力去审视每件事情，希望从中看清自己。据鲍尔所说，那个年龄段所经历的事情、那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身边的人，会一直历历在目地留在我们的记脑，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让当下生活显得黯然失色。电影是那时候的最好，音乐也是那时候的最好，时尚潮流、政治领袖、同窗好友、浪漫情愁，统统都是。
总有些人能比其他人记得更多的孩提往事。研究表明你能记得多少，部分取决于不同文化中的家庭的影响程度。彼得森在2009年与康奈尔大学的王琪、北京大学的侯玉波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加拿大的孩子，中国孩子拥有的孩提记忆数量更少。他们认为这或许可以用文化因素进行解释。中国人不像北美人，对个性和自我没有那样看重，所以可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来注意个人的生活片段。相比之下，加拿大人会去主动强化往日的记忆，使那些承载了早年个人记忆的突触得以保持活跃。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费德丽卡·阿捷奥莉（Federica Artioli）在2012年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意大利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那些来自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的会比在核心家庭（译注：夫妻及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中长大的拥有更早更多的记忆，这或许是感情更强烈的家庭回忆所导致的。
但为了让孩子记住更多，并不是非得要一群亲戚各就其位。鲍尔的研究同时提出了“母亲谈话影响”（maternal deflections of conversation）的概念，意思是母亲（或是另一个大人）带着孩子对发生的事情进行生动的讨论，常常把回忆的接力棒交给孩子并引导他对故事进行补充。“这种互动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提高记忆的详实程度。”鲍尔这么告诉我，“虽然这一做法并不能预测特定的某一桩事情是否会被记住，但它提高了记忆能力。孩子学会了如何保存记忆，理解了哪些部分适合讲给别人听。通过这个谈话的过程，孩子学会了怎样去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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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一下鲍尔的冰果冻比喻，我总是怀疑我妈妈的模具上的孔要比我的小得多，在信息加工成记忆之前她能把它们都留住。无论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哥哥姐姐小时候的事情，还是她自己六岁之前的经历，她好像全部都记得。她父母打架的那一回她还历历在目：她母亲被打昏了过去，她父亲硬要她去告诉上门的邻居她母亲睡着了。她还记得我的外婆收拾了行李把她和她姐姐从内布拉斯加带到了内华达；家里不想要的东西在自家草坪上堆了一地，留给镇上的人翻翻拣拣，为争个东西而斤斤计较。记得医生在餐桌上取出了她的阑尾，记得她在学校里尿了裤子，修女还让她在大冷天里走回家，结果内裤都结了冰……我琢磨她记得那么真切或许是因为这些经历实在太过糟糕，尤其与我那可以说是平淡无奇的童年相比时。
现在我还怀疑，我妈妈对儿时的记忆如此清晰，与当时她身边的人也有关系。我外婆年轻的时候从她的婚姻生活中逃离，迫不得已安身在她兄弟拥挤的房子里，她的一对女儿紧紧地抱在一起。妈妈的姐姐大她三岁。她们一直是你唱我随，你问我答。我的妈妈和她的姐姐无话不谈，以至于如果她们没有向对方倾诉，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于是，我们家要是出了什么问题，孩子们就会窃窃私语说“别告诉海伦姑妈”，要是表兄家里出了什么岔子，一样会有“别告诉凯瑟琳姑妈”遥相呼应。
我那记忆的模具上大概有个很大的洞，但我怀疑到我出生那会儿，家庭谈话环节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没有东西可以帮助我巩固记忆了。哥哥姐姐们对我相当溺爱——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也信了——但他们该做的是在外面的世界里骑马，踢球，参加拼字大赛（spelling bees），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而不是和小宝宝讲话。在我出生以后，哥哥姐姐离开之前的某一天，妈妈病倒了，抑郁加上旷野恐怖症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一直纠缠着她不放。她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爸爸陪在身边帮她推购物车，拿着购物清单。甚至她去美发店里剪头发，染头发，烫头发，在子弹头似的干发机下面等待发型完成的时候，我的爸爸也会坐在旁边看他的《华尔街日报》。没人确切知道妈妈是从哪一天开始陷入悲伤，与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的。她如今也不在了，这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再有答案。大概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这样了，我记得的只是家中的沉默。
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书当中，记录我们生命中头三四年的页面是神秘而又令人抓狂的留白。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幼儿期失忆“将幼年时光蒙上了一层幕布，让我们对这段时光一无所知。”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像我的姐夫说的那样“从一块长了神经的小肉团，变成了有感知能力的人”。既然那段时间里的事情，无论是受到虐待还是温柔抚育，我们都记不起了，那么究竟发生过什么，还重要么？如果在我们的还很小时，树林里有棵树倒下了，但我们的大脑没有足够的认知工具来把这件事存放在记忆里，那它对我们的成长会施加任何影响吗？
我记不得了，但我选择去想象我坐在哥哥姐姐的膝盖上听他们给我讲故事，为我唱歌。
鲍尔认为会有影响。即使我们不记得这些早年的事情，它们会在我们理解并感知自身、他人、广大世界的方式方法上留下或好或坏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鸟儿、狗儿、湖水和山脉拥有详尽的概念，哪怕我们记不得是什么样的经历创造了这些概念。“你记不得和亨利叔叔一起去溜过冰，但在你眼中溜冰和拜访亲戚会是快乐的事。”鲍尔解释道，“你觉得人们很友好很可靠。你可能没法回忆起具体的例子，但你就是明白这一点。
我们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我们自身记忆的堆积，构成了我们的还包括我们自己编写的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的个人叙事（personal narrative），它对我们自己的记忆的和别人告知的相关回忆进行解释，并赋予其意义。《救赎的自我》（The Redemptive Self）一书的作者，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Dan McAdams）认为这种个人叙事会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勾画我们未来的方向。尤其幸运的是那些拥有自我救赎式故事的主人公，他们甚至能在过去的不幸中找到珍贵的财富。
所以，我们的故事并不是刻在石碑上的单调事实，他们是可以转换地点，改变内容的叙事。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心理咨询中谈话疗法的最重要的基础。年纪增长也有令人振奋的一点：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会越编越好。“无论是因为何种原因，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会倾向于强调那些值得肯定的事”麦克亚当斯说，“我们有了更强烈的愿望或动机往好了看。我们以一种积极的偏见去回溯记忆。”
我没办法让自己想起小时候哥哥姐姐环绕，母亲尚未病倒的日子，哪怕我重温了山上的田园牧歌，哪怕一个个夏天曾在此展开。但是成年人的那副更具善意的“有色眼镜”，还有心理学家们对记忆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我所用，在那几张还没有被失落的泪水糟蹋了的空白页上写下我内心的故事。
我生性乐观，信任他人，有时我会担心这样的特点像是智商不足的标志，但我也可以选择把它当做通向昨日世界的途径，早年在温馨家庭中的万千经历，即使未能记起。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可以选择去想象我坐在哥哥姐姐的膝盖上听他们给我讲故事，为我唱歌，或是指给我看山上湖边有只蝲蛄正挥舞着它的螯。我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他们肩膀上，把手指埋在他们造型早已过时的卷发里。
我可以想象他们一句句地念《美丽的平安夜》（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给我听的情景，一遍又一遍，花了一个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肯定有为我这么做过，因为妈妈告诉我，我两岁就能背诵整首诗。他们自己可能并不一定记得，因为在那时他们基本上都还是青少年，还没有遇到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塑造他们自我意识的人和文化环境。但我愿意去想象去重构，不单单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因为我们家庭以前必定经历过许多诸如此类的甜蜜，才能够在今天幸运地拥有这条亲情的纽带。我们只不过是忘了细节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