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奇怪的政治骗局要数披萨门事件了：阴谋论者宣称，希拉里·克林顿与她2016年的竞选负责人在华盛顿一家披萨店的地下室里经营了儿童色情的行当。
在各种营销号的煽风点火下，数百万人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了这则谣言，最终，一名愤怒的网民带着冲锋枪冲进餐厅，轰开了他认为是地牢门的东西（它实际上通向一个电脑柜）。权威人士指出，这些事情表明美国人已经失去辨别真假的能力，民主危险了。
然而，我们对这种危险并不陌生。“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我们通过公众的轻信来理解社会。” 《我可不傻：去相信谁和什么的科学》（Not born Yesterday: The Science of Who We Trust and What We Believe）的作者雨果·梅西埃（Hugo Mercier）经过观察后这么说。
他指出，在公元前四世纪，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雅典战败斯巴达归咎于大众轻信了煽动家的言论转而去支持一个愚蠢的战略，而柏拉图则将这个论点延伸至了谴责民主制本身。今天，无神论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互相谴责对方十分容易上当受骗，就像相信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们之间的争论一样。同理，左翼人士哀叹大众盲目接受“主流意识形态”，而保守派则指责造反者们被狡猾的煽动者欺骗。
不过各方都认同的是，变的是假消息传播的速度。在数字时代，似乎每一纳秒就有一个傻瓜诞生。
然而，作为在巴黎的冉尼科特研究所（Jean Nicod Institute in Paris）的认知科学家梅西埃却认为，我们把问题想反了。他指出，如果想要更有效率地抵制假消息，人们应该停止相信我们很容易受骗这一点。“即使有些观点被大部分人，甚至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影响力的人接受了，我们也并没有变得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他在书上写道，“相反地，我们其实很清楚应该去相信谁和相信什么。事实上，说服我一点也不容易，甚至是很难。”
他将这些观点建立在神经精神病学、演化心理学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基础上。梅西埃说，当评估被交流的信息时，人类天生就会在包容这个观点或警惕它之间找到平衡。在评估一个论点准确与否的时候，我们本能地从多个角度检验它，包括：这与我已知的相悖吗？发言人和我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她在这个领域突出吗？她的名气和可信度怎么样？还有，当论点更加复杂时，我们会问道：这个论证说得通吗？
梅西埃说，与其他动物相比，这个过程让我们能从别人身上学到更多，并以一种复杂得多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是我们有着无与伦比的适应性的关键。不过，这并不能总是让我们免于相信骗子或是明显错误的观点。为了理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leapsmag与《我可不傻》的作者进行了谈话。
你是怎么写出《我可不傻》的？
2010年，我和另一位认知科学家丹·斯帕波（Dan Sperber）还有其他几位同事合作发表了一篇叫“认知警惕”（Epistemic Vigilance）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论点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完全没有理由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因为，如果你可以轻易被控制和影响的话，你就会被卷进大麻烦里，（这和进化论是相悖的）。但是当我和人们交谈时，他们的回答给了我很多证明这论点的阻力。他们跟我说：“不对，不对，人们不仅会被广告影响，被政治宣传影响，还会被宗教领袖影响。”所以，为了弄清楚我的观点究竟正确与否，我开始做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最终，我的研究够我写出一本书。
在假新闻满天飞的当今社会，这主题变得非常应景。
是的。不过总体来说，我对假新闻是否重要这点持怀疑态度。与其抵制假新闻上花很多精力，不如用这些精力找出让我们的信息环境变得更好的办法。我觉得，真正的挑战不是想办法去闭上那些在网上乱说话的人们的嘴，而是让那些说真话的人更使人信服。
你以你几年前被一个骗子骗走二十欧元的趣闻作为你书的开头。你为什么挑了这件事？
虽然我说，人基本上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的，但我并没有说我们会对想要欺骗我们的企图完全无动于衷。我们只是比想象中更擅长抵抗别人的操纵。虽然相信不值得信任的人有一定风险，但是，当我们错误地不去相信那些我们本应该相信的人的时候，风险也依然存在。你错过了可能可以帮助你的，或者可以从其身上学到什么的人——包括弄清该相信谁。
你说，人们对信息的警惕性和包容性是并进的，而这也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叫“包容的警惕”的认知机制。
大家通常认为，人们从容易上当受骗开始，然后在变得更聪明世故的过程中更善于拒绝信息。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例如，让猩猩去做它们不想做的事情，比让人类去做要难得多。研究表明，在演化中，当我们变得越来越擅长分辨谁应该相信谁不应该相信时，我们便变得越容易受影响。就连小孩子都可以有办法评估人们跟他们说的话。
我称最基础的评估为“合理性检查”：如果你跟别人说你今年两百岁，他们便会觉得这句话非常可疑。而儿童往往关注发言人的竞争力，如果这个人在相关领域是专家的话，孩子会更相信他们。他们也会更容易相信对他们好的人。我的同事和我发现，在两岁半之前，孩子就可以辨别论点是否有力或站不住脚了。很明显，这个技能会在一生中不断被巩固加强。
但你发现，就连有着宣传机器的最有说服力的领导有时也很难去改变人们的想法。
在历史中，人们总是害怕国家会因为煽动家而做出可怕的选择。但事实情况是，这些领袖非常善于识别大众的情绪、弄清楚他们到底想听什么。他们没有真的在影响（大众），只是对已经存在的大众观点上起到了表面作用。比如说，我们从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知道，如果把希特勒曾经游说过的城市，和那些介于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他没有去游说过的城市相互比较，其实它们对纳粹党的投票数并没有太多区别。虽然纳粹的宣传让已经反纳粹的德国人变得更反纳粹了，但是还没有反对纳粹的德国人却完全被宣传打动了。
那为什么在极权主义中，人们看上去对统治者如此忠诚呢？
这不是那种很复杂的心理学。在这些政权里，就连最轻微的不满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或者自己和全家都被送进劳改营里去。虽然这并不代表政治宣传没有作用，但是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没有了政治宣传人们也依然非常服从。
那应该怎么解释邪教领袖或宗教极端分子呢？他们的信徒看上去愿意相信一切。
预言和传教能激起人们的狂热心理，而这会导致自杀或圣战。但是，历史证明了听众们的精神状态和物质条件比领袖们的说服力更重要。只有当人们做好了做出极端行为的准备时，一个有魅力的领袖形象才能成为以上种种的导火索。
宗教的说服力的限制便会在它变得随处可见时显现出来。每个人类学家都知道，在名义上被正统信仰体系所主导的社会中——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其他任意宗教——大部分人都认同有上帝或灵魂存在的观点，这比在无宗教社会中更相近。比方说，在中世纪，有记录表明，牧师们常常抱怨人们有多不守规矩——他们把时间花在聊天和八卦上，去朝拜也只是因为有酒和妓女。他们继续着这种异教徒的行为，也拒绝一切让他们付出代价的企图。这些表现与我们想象中人们有多相信主流宗教的印象相去甚远。那么那些在社交媒体上野蛮的谣言和阴谋论又该证明解释呢？他们这些难道不算证明了群体轻信这一概念吗？
我觉得不算。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些错误的想法一般都不深刻。人们或许会说披萨门是真的，但是这个想法并不从他们的行为和其他想法里反映出来。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孩子被虐待了，那么尝试去解救他们是更加符合道德观和理智的做法。但唯一这么做的是那个拿着冲锋枪冲进披萨店的人。大部分人只是给了这个披萨店一星评价。
二是因为这些想法对这些人起了一些作用。比如说，在任何种族屠杀之前，关于少数族裔犯下暴行的谣言都会四处流传。但相信这些谣言并不会导致最终结果。1903年，在骇人听闻的基什涅夫大屠杀发生之前，总是有些血腥的诽谤——比如谁家的孩子消失了，诸如此类。然后那些基督徒们做了什么？他们强奸了犹太女人，抢劫了酒铺，偷走了一切能偷的东西。他们显然本来就很想做这些事情，只是他们编造了一些理由去合理化了这些行为。
那该怎么用这种看法解释那些不愿意相信气候变化或疫苗的怀疑论者呢？
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人里，疫苗都被视作有益的，气候变化也是确实存在的，是人类导致的。因为这些想法都很违背直觉，所以那些能证明它们的科学家都很了不起。不过，我们现今所在的环境与我们演化而来的环境很不一样。现在的信息太多，这让搞清楚我们应该相信谁变得更难了。我们当然还能依赖于一些“小技巧”——比如，从他人的可信度中得到的粗糙线索。但是，有些人却滥用了这些小技巧。这些人或许有着博士或医学博士的学位。它们会用这些文凭去散播一些不实或无益的信息。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证实人们想要相信的东西，但是他们也会改变一些边缘的想法。
我们应该怎样提高人们抵抗被利用的能力呢？
我要是能告诉你就好了！这是我的下一个项目。不过我的建议大体上很普通：主流媒体非常可靠，学界共识也很可靠。如果你相信这些信息来源，你只有很小的几率被骗，不过总体来说你会得到非常好的结论。但是，当我们指责人们变得又傻又不理智时，很多时候，那不是他们的错。如果政府能变得更清廉，如果制药公司能做得更无可指摘，即使这些问题可能不会消失，也肯定会被最小化。
本文基于CC-BY协议翻译，原文发表于Leaps Magazine。
翻译：NZ | 审校：曹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