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How Long Have I Got Left?》,其作者是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西(Paul Kalanithi)。在诊断出转移性肺癌后,他开始撰写回忆录,将个人生涯的点滴融入病患故事中。与有幸又有时间写文章的奥利弗·萨克斯不同,卡拉尼西只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谈谈自己的教育和医学训练,最终在住院医生实习期结束后病逝。
一切生命都生活在自己有限的阴影中,而我们总是意识到,庸常生活纷纷扰扰,我们从不停下来反思自己。但是当生命的限制迫在眉睫时,人们才会幡然醒悟:除了用生命之光填满这个阴影,别无选择。这种内部的光明,我们称之为意义——生命的意义。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西在编年体回忆录《当呼吸化为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记载了生命中这个猛烈的转折点:在职业生涯的高峰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介于蒙田和奥利弗·萨克斯之间,卡拉尼西将个人旅程的哲学反思与病患故事融合在一起,以照亮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道德——它激励我们同时用须臾和不朽的方式,追寻生命的意义。
富有洞见、真诚而清醒的启示浮现在书中,我们的自我感,有多少与我们对潜力和可能性的认识有关: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那些我们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我们是谁,当生命中的可能性戛然而止时,我们自身还剩下什么?
临终前直面生命的意义,正是外科医生舍温·努兰(Sherwin Nuland)在其书《死亡的艺术》(Art of Dying)中的反思。卡拉尼西继承了这一点,开始在他的书中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并追思其无数分形的含义。他写道:
三十六岁的时候,我登到了山顶:那片应许之地映入眼帘,从基列到耶利哥到地中海。我能看到海上漂着一艘漂亮的双体船,那是我和尚未出生的女儿露西周末度假的地方。我能看到自己的后背不再因工作而紧绷,生活变得更易于管理。我能看到我终于完成誓言,成为一个丈夫。
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讲述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和未来命运遭遇重击的事件之一:
在飞行途中,我的背部突然变得非常僵硬。当我到达中央大道赶火车去州北部的朋友家时,全身开始疼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遭受着各种猛烈的痉挛,从可以忽视的小毛病,到让我咬紧牙关的痛楚,再到令我蜷缩在地板上呻吟的剧痛。疼痛开始变本加厉,深入骨髓。我躺在候车室的硬凳子上,感到后背的肌肉扭曲,我气喘吁吁,想要控制它——布洛芬根本无济于事——于是当每一块肌肉撕裂到让我流泪时,我试图想起它们的名字:竖脊肌,菱形肌,背阔肌,梨状肌……
一名保安走近我,“先生,你不能躺在这儿。”
“抱歉,”我挤出几个单词,“坏……后背……痉挛。”
“你仍然不能躺在这儿。”
……
我支撑着自己起来,蹒跚地走到站台。
正如书本身一样,轶事比特定的故事更深远,更有力——在这种情况下,则是我们对身体机能衰弱的文化态度:痛苦,乃至最终的死亡。我们试着在这些可能发生的身体衰弱上规定条件;让其符合希望中的现实;通过意志和无情的否认推翻它们。我们做这些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认为这种人生的溃败绝不可能发生,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他人。
在书的结尾,卡拉尼西逐渐接近生命的本质,他回忆道:
每个人都屈从于有限。我认为我不是唯一达到这种饱和状态的人。大多数野心要么实现要么放弃,无论遵从哪种方式,它们都属于过去。未来,而不是通往人生目标的阶梯,成为永恒的存在。金钱,地位,《传道书》中所述的“一切皆空”,都变得乏味,如镜花水月,了无痕迹。
卡拉尼西于2015年3月去世,留下这本回忆录:一本宏大而精确的分类账簿,一部罕见的二元论杰作——死亡的悲剧不被推翻和稀释,而是作为人类的最大潜能,与活力之凯旋共存。
我记得那压倒性的不安涌上心头的一刻,我想起本科时学过的萨缪尔·贝克特笔下的七个单词:“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去。”它们在脑海中反复徘徊,看似难以逾越的迟疑之海开始分散。我向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句子:“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去。”然后,在某个时刻,我通过了这道坎。
自诊断出癌症差不多已有八个月,我的力量大大恢复。在治疗中,癌症正在退缩。我逐渐回到工作,正在敲掉科学手稿上的尘埃。我写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到更多。每天5点半,当闹钟响起时,我那将死的躯体复苏,我妻子睡在身旁,我又一次想到:“我无法继续。我会继续下去。”一分钟后,我穿着消毒外罩,活着走向手术室,“我会继续下去。”
——How Long Have I Got 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