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一代的变性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们来说，母性的意义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革新。
费伊·普德汉（Fay Purdham）五岁时宣布她想成为一名母亲。但这有个小问题：费伊出生时还是凯文。“我妈当时说，不不不，你想成为一名父亲。”普德汉回应，“我当时说，不，我想成为一名母亲。那时我妈知道了，噢，我的孩子不一样。”如今普德汉快三十岁了，生活在英国北部的纽卡斯尔，希望子宫植入是变性人的下一个阶段。她幻想着成为一名有着大脚踝的怀孕母亲，还有大的妊娠纹。“想象一下能怀着我自己的孩子，哇，我太爱了。”
英国变性小姐竞赛马上要进行下一轮最佳选择了，普德汉在去年九月份赢得了第三名。她希望通过“为我投资基金”筹集到十万英镑，以支付一名代孕母亲的费用，使用她在做变性手术前21岁时冷冻的精子。她的追求成了国际头条。去年十月，《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吸引眼球的新闻：“变性模特想成为英国第一个身兼父母的人。”
生殖医学上已将母亲的定义从妊娠、分娩的母亲扩展到包括提供卵子的母亲以及生母。现在，这里有了第四种类型：变性母亲。这意味着，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母亲可以指一个从女人变性过来有着子宫的男人，以及那些停止服用雌激素替代治疗怀孕的男人，或者是让代孕母亲使用自己变性前冷冻精子的女人。简单来说，“母亲”和“父亲”不再仅根据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染色体和性器官所决定，而是根据我们自己选择的性别。
2014年，一位名叫梅根·斯特布勒（Meghan Stabler）的美国企业主管和变性女性，被“工作母亲”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工作母亲” ——这是该头衔首次授予变性人。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非盈利组织“一起向前”（Forward Together）发布了母亲节电子卡片，名为“妈妈的节日我们的方式”，以反映性别流动的新现实。而就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宣布，性别认同不应成为寄养和收养的障碍。
众多团体机构正在拼命跟上节奏。斯特布勒得奖的同年，纽约慈善堕胎基金一致投票决定不再使用术语“女性”，担心他们可能会疏远想做人流的变性男人。北美的助产士联盟(简称MANA)也在挑选它的核心竞争力指南中的段落时,将“女人”和“母亲”这些词替换成“怀孕的个人”、“怀孕的父母”和“生育的父母”。
MANA的举动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一个受尊敬的助产士联盟联合在一起表示了担忧。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公然反对以下意见“加速目前这种趋势…否认重要的生物现实并且进一切断自然与我们身体的联系”，这对女性有着“有害的影响”。
关键是成为一个女人以及一位母亲意味着什么——而谁又被允许成为这样的角色。“本年度最杰出的职业母亲”斯特布勒在《赫芬顿邮报》撰文坚称：“我只是和其他妈妈一样。”她的首要任务是用高压工作来处理家庭事务。但她的声明提出了问题：究竟母性是天生的，就像我们经常被告知的那样——是一个爱的化学反应，是与妊娠和分娩紧密联系的自我牺牲的“变革”过程？或者说，它是一种可以后天学习的东西？最终，变性母亲究竟是强调其中的相似性，或者还是学习接受其中的差异性？
关于“ 女性特征”的声明是一场激烈的战役。“母性很显然具有唯一的女性特征。不是女性不能繁殖。” 《性别伤害：变性运动政治的女权主义分析》（2014）一文的作者、学者希拉•杰佛里斯（Sheila Jeffreys）坚持这一观点，她直言不讳地批评变性运动。纵观整个历史，杰弗里斯认为，男性一直统领着女性及其生殖生物学。她认为这种模式正在被变性女性所重复着。”这是“男人权利的又一章，试图控制妇女的身体和生殖过程。女性应该假装她们的身体并不重要。”
作为回应，变性运动谴责杰弗里斯是一名“TERF”或者说是“反对变性的激进女权主义者”（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变性活动人士认为杰杰弗里斯及那些和她同样思想的人，拒绝承认已经遭受可怕歧视的少数群体，而目前生育权越来越成为突出的问题。
那些从男人过渡的人是唯一的“合法”女人吗？
活动分子认为，要想与这些偏见斗争，语言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举个例子，根据变性博主艾米特·斯托弗（Emmett Stoffer）的话，怀孕不再是女人的事情了，它是拥有子宫的人的事情。与女性身体相关的术语, 如卵巢、阴道甚至是妇女，正是原性别特权的例子(原性别是指那些从出生就被指定性别的人与其性别认同一致)。在网站“每日女权”上的一篇文章中，国际变性妇女网络聚会的组织者卢娜·莫布鲁佳（Luna Merbruja）责骂一团糟的固有思想，即“真正的女性”有月经周期。这就意味着，对月经的公开讨论是反对那些永远没有月经的人的一种党派行为。
结果令人困惑。“备受瞩目的变性女性被告知月经一词的使用具有歧视性，例如希望被称为女性的奥林匹克选手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甚至是堕胎服务提供者也不能使用月经一词。所以那些从男性变性而来的是仅剩的唯一‘合法’女性吗？”记者艾莉诺·波克特（Elinor Burkett）在去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女性？》中如此发问。
性别在人们的思想中正逐渐成为我们能选择并按正式意愿改变的东西。它同样被看作是一个染色体谱，每个人可以自己选择介于男性或女性中间的何种位置。一个人可能生来具有男性器官，看起来像个男人，或者是过去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但如果这样一个男人开始以女性身份自居，我们必须尊重并像对待女性一样对待她们。这个关于自我决定的巨大实验——否认了生物学和自我崇拜——有助于削弱、颠覆、动摇“母亲”这个词起源的神圣地位。
结合身份政治的崛起，现代医学已经推动身体和精神方面新的前沿。医生们现在可以在体外做出阴道和阴茎的形状；变性人可以增加或者去除他们的乳房，使用荷尔蒙来增长或是脱除毛发，接受整形手术来改变他们的长相。相比之下，子宫移植仍然在开发阶段，但是它本身也说明了子宫移植将可能被加入到外科手术的项目中。
然而即使在这个勇敢的新世界中，母性的圣洁仍然有些古怪。为什么如此传统的(也许有人会说,令人窒息的)一个角色可能会对那些变性女性如普德汉和斯特布尔来说如此重要，问题在于当前性别观念的易变性：因为如果我们与生俱来的性别不再是成就一位“女人”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母性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准。
在西方传统中，生物决定论坚持认为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变得“完整”。“正是有这个信念，女性在生理上注定或者说程序上是具有母性的。” 多伦多约克大学“母性研究”的先驱安德里亚·欧瑞利（Andrea O’Reilly）这样说。因此，父母身份是实现个人成就的最终道路，并且渴望母性被认为是本能的，是一种在一定年龄的冲动。实际上，欧瑞利坚称：“我们被社会培养成具有母性特征——这正是我们养育女孩的方式。”
“母性”是一个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文化主体，从很多不同的概念中可以看出，母亲是什么，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行为。在许多土著居民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孩子们不仅由自己的亲生母亲养育，还由许多亲密部落的“阿姨”共同抚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们经常交给奶妈、保姆以及家庭教师照看。与此相反，美国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超级母亲”被看成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电视剧《快乐的日子》（Happy Days）中，马里恩·坎宁安（Marion Cunningham）扮演的中产阶级白人，温和的一夫一妻制的角色正是当时流行文化的体现。这位围裙母亲（千篇一律的郊区生活的产物）留在家里为她的丈夫还有孩子奉献自己的精力。
现在的假想是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成为一名母亲。
母亲如何受到女性解放的西方的巨大社会变化的影响。这些转变中最主要的是改变了对女性的期望，她们可以在养育孩子的同时有一份工作：根据网站Ancestryd的统计，从1860年开始，美国职业母亲的数量已经激增了八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不再选择成为母亲。在2014年，美国人口普查估计了年龄在15至44岁的女人中有47.6%的人从未有过孩子（年龄在40至44岁的女性中有15.3%的人无子女）。
然而，旧习难改。玩具店里针对小女孩们的货架上依然摆放着洋娃娃、童车以及微型烹饪台。相比之下，尽管男孩们以后同样要成长为期望中的父亲们，他们却没有被灌输视父母身份为自己性别与自我认识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20多岁的女人拥有美丽的秘密，30多岁的女人拥有母亲的秘密。”梅·弗里德曼（May Friedman），一位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进行妇女研究的副教授这样说。欧赖利同意这一观点：现在的设想是（作为一名女性）即使你能成为一名宇航员，但你仍然要当母亲。
简言之，相夫教子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自然和直观的事。关于母性模棱两可的直白讨论，往好处说，是令人不舒服的，往坏处说仍然是个禁忌，包括了不开心的、遗憾的、或者是拒绝有自己孩子的想法。我们现在能根据自己的一员改变我们的性别，但是这个社会还像曾经那样根深蒂固地把女孩子们培养成母亲们，把平静的母性身份当成一辈子的生活目标。
所以那些变性父母该何去何从？在众多变性运动已推翻的知识挑战中，对完美母亲形象的所谓颠覆，就是提倡使用中性词形容“好父母”，并减少非中性词汇的使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变性人群中的教养形式绝非统一。一些变性母亲非常恐惧相夫教子，因为她们担心形成性别刻板的印象。举个例子，普德汉悲叹道：“我永远不会经历怀孩子的那种真正的联系。”直觉性的母性，以及粗脚踝：这都是坚持老式的女性美学的思想。
这对那些年轻一代的新变性人来说意味着很多。这些年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变性人是何时以及怎样成为父母们的。在过去，许多人是在做变性手术前有的孩子。一个早期的例子是著名的威尔士旅行作家约翰·莫里斯，同样也是已婚记者詹姆斯·莫里斯，在1972年经历变性手术前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苦乐参半的喜剧《窈窕老爸》（Transamerica）（2005）”讲述了一个变性女人与他在17年前意外得来的儿子达成妥协的故事。最近的亚马逊电视剧《透明家庭》(Transparent)（2014-）更广泛地涉及到一个家庭逐渐认识并让步于他们的父亲是变性人这一事实。
如今，六岁的孩子已经可以和他们出生时的性别不一致了，青春期（正如直率的变性模特安德雅·佩芝（Andreja Pejic）的案例）正在被减缓或者被叫停。而且生殖权利变得更加重要：生儿育女有了更加广泛的选择讨论，包括冷冻精子、储存卵子或使用代理母亲。当变性人群已经以他们所期望的性别生活时，养育子女将变得更有可能进行下去。
对于普德汉来说，母性无所不在。当我们在一家时髦的伦敦酒店见面时，她坚持认为她现在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新的，超性别”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人，她一头扎进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冲动，也就是成为一个母亲。在她的Go Fund Me页面上，普德汉写到：“我恳求并且向人道主义求助，我感觉到成为一个妈妈的感觉是压倒性的。被我的孩子称呼为妈妈是我的梦想，请帮助我。”她的时间计划？“噢，上帝。”她探身过来告诉我，“明天，昨天。”
普德汉认为女性特征造就了一个母亲。但是否还有另外的路线呢？哲学家萨拉·鲁迪克在其书《母性的思考：迈向和平政治》（1989）中，提倡使用动词“相夫教子”作为性别中立；她建议，“相夫教子”不是我们性和性别的产物，而是一种实践。在过去，相夫教子只与女性工作有关，代表了女性的温顺、柔和、善良的品质。但在今天的世界，男人可以呆在家里，女人可以上班，性别可以改变 。“相夫教子”必须也扩大到其他范围。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
同性权利已经铺平了道路。洛杉矶的威廉姆斯研究所表示，2009年约有16%的同性伴侣养育着子女，目前在美国境内各州领养小孩均合法，而不用在乎领养夫妇的性别。如今的变性父母育儿争议，正如同从前对于同性双亲的论述一样，即“他们能不能当父母？该不该当父母？怎么当好父母？我认为变性运动正在回到我们最初开始的地方。”欧瑞利说。尤其是近十年来，人们已经见证了学术界有意去除了“母职工作”的性别含义，“这是一次把母职工作和母体生物学分离开来的真正尝试。”
女同性恋夫妇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目前主流的育儿方式。母性，现在“解读成了能够由两位女性所共同分享的一个特质，它同分娩和母乳喂养并没有必然联系。”苏珊·古德温（Susan Goodwin）如是说。她目前是悉尼大学的副教授，合著有《好母亲：澳大利亚的当代母性》（2010）。
特雷弗·麦克唐纳（Trevor MacDonald）是一位正在履行“母职”职务的男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养育”。麦克唐纳在20出头的时候从女生变性成了男生，他通过服用睾丸酮让自己长出胡须，声音变得低沉；他做了双乳切除术，但选择不做彻底的变性手术，保留了自己的子宫和阴道。当遇上他的男性爱人并且结婚以后，这一对被认为是“男同性恋”的小两口，决定生个孩子。
麦克唐纳告诉我：“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构造可以生宝宝。”他停止注射睾丸酮，之后怀孕了，2011年第一次在家中分娩。自始至终，麦克唐纳自认为男性身份，他的两个孩子——5岁的儿子和1岁的女儿，都叫他“爸爸”。但他还是会在孩子婴儿阶段的时候，采用母乳喂养（从性别中立的角度，这叫“胸部喂养”），并且使用来自母乳网站“为婴儿提供母乳”所捐献的母乳来满足孩子们的哺乳需求。
麦克唐纳遭遇了公开反对：当他在飞机上给宝宝喂奶时，一位妇女责备他，说他的小孩“需要一对真正的乳房”。但总的来说，这次经历不仅让他开始质疑变性人的权利，也质疑起男性的权利，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母亲在哪儿？变性父亲的故事》（2016）中进行了探讨。
“人们看到爸爸带着小婴儿的时候，通常会想，妈妈去哪儿了？她为什么不来照顾这个小宝宝。”他解释道，“我们的文化假定女性应该承担起所有照顾小孩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年龄尚小的孩子。这使得大家对女性怀有巨大的期望，而这实际上也负面影响了对男性的评判。”
不能恰当融入任意一个群体会造成许多问题。麦克唐纳参加了国际母乳喂养组织国际母乳会加拿大分会（LLLC）在他居住地的分部所举办的联谊会。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他后来申请加入其中当一名志愿者。但他的申请被拒之门外：拒绝信说他们需要的是有“母职体验”的人。（其他人则从反面指责他：保守派新闻网站Breitbart.com讥讽说麦克唐纳生孩子这一决定应证了这一事实，“无论经历怎样的整容手术，一个人也无法逃脱自身生理学上的固有潜在天性。”）
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
“这一切很有趣，因为我根本没想过母亲是怎样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文化定义了它，而且总在谈论它。通过母乳喂养或者给孩子母爱，我看到了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如何履行这一职责。”麦克唐纳沉思着，宣称他会把这称之为“养育”。（LLLC后来更改了申请条件，麦克唐纳现在成了其中的一名志愿者。）
在《实质性突破：关于男人、母亲和母性的谈话》(2015)的一篇文章《束缚被打破》中，A.J.洛维克（A J Lowik）声称“哺乳的生理过程与‘优秀的’母亲（和父亲）的德育建设有所联系”——而这样一种结构正在被变性父母所改变。然而，正如洛维克所指出，当前大部分的强调聚焦于母乳喂养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现实选择，这些强调具有时代性：毕竟，在20世纪初雇用奶妈喂养小孩这一做法相当普遍。
麦克唐纳认为他的子宫、卵子和阴道只是功能性生殖器，并非附属于任何一种性别。它们只是单纯的“生殖所需要的机体部件”。母乳喂养对他而言也只是为了获利，是喂养婴儿的方法。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事情显得意味深长。当美国跨性人、酒吧经理尼克·鲍泽（Nick Bowser）意识到自己怀孕后，承认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他的妻子比安卡同样是跨性人也是反串艺术家（他们都没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我的大脑告诉我是一个人。但我的身体看起来却完全是另一个人。”去年他对ABC新闻电视节目《20/20》如是说。
一个性别流动的世界，也许有助于重组先前人们对家长所应扮演角色的死板期望，但如果相信这将创造一个没有性别的乌托邦——假如乌托邦真的是那样——这也太天真了。“变性妈妈确实会改变母性世界的景象。”古德温说，“但是我怀疑那些变性母亲仍会受到大家的评头论足，也不会拥有自己标准的形式。”
变性爸爸也是这样。当托马斯·比提（Thomas Beatie）2007年受到媒体关注，被称为“怀孕的男人”之后，一些评论员开始质疑，他借用了自己的子宫这是否还能被合理的认可为“男性”。攫取“好母亲”名号的“优秀变性父亲”面临难题，他必须牺牲已经建立起来的男性身份。正如洛维克所说：“一个优秀的变性父亲，是进行母乳喂养的那个人。尽管他自己可能会感觉到性别失调，尽管经历了变性手术，他还是这么做了。他必须忽略自己是否是一个“真男人”这个问题。”
所有成为变性家长的过程——不管是通过领养、代孕、自然分娩或者生育孩子之后再变性——全都困难重重。在这样一个把母性严重浪漫化的社会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偏见：社会活动学家达比·希基（Darby Hickey）表示由于她是一个变性人，她已经被妖魔化成“病入膏肓没法当妈”。
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始终存在的平台，可以密切的自我监督“正确”的育儿方法。母亲们自我推销，把自己暴露到批评之中，而且公开的评判别人。在《赫芬顿邮报》上，希基说她“总是困扰自己到底做的好不好，是不是个‘好妈妈’。”——这些问题因为她的变性人身份进一步加重：“如果我儿子在头上带个发卡或者穿一些粉红色带裙边的裤子，我会感到很担心。担心人们觉得我在试图给他灌输思想。担心他被别人骚扰。担心其他家长不让自己的小孩跟我的孩子一起玩耍。”
‘世界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一个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
对于在悉尼扎根的变性人迪·厄格罗（Tea Uglow）来说，养育前妻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均出生在她“出柜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尝试让以前的经历合理化——要有前瞻性的视角。试图重写过去的历史毫无益处。”
厄格罗不再想要去获得“爸爸”这个男性化的标签，可她的前妻对于共享“妈妈”这个称谓感到有些不安，害怕她会夺走自己的角色。“这有点尴尬。”厄格罗承认。“这世上有一百万种无性别小孩的特定称谓，但是却没有无性别家长的特定称谓。只有当这个词汇存在后，我们才有可能谈论这样的想法。词汇的创造是为了满足需要。以后当我的孩子们摔倒，擦伤膝盖，或者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他们可以不再对着我们喊‘家长’”。
这些期望可能，并且一定会发生转变。尽管变性政策有着新的可见性，但是进行一次关于性别全面彻底的改革并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尝试从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欧瑞利说。——而且不要忘了，对于绝大多数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二元论仍处于支配地位。这种变性运动，它最后到底是会动摇，还是实际上只会巩固关于广泛认可的父母身份的性别论断，还有待观察。
普德汉并不为此苦恼。她耸了耸肩，轻轻拂过自己的长发。“从来没人给过你一本生活指南。人们对这个事情太认真了。”她说着，双眼凝视着泡沫咖啡上漂浮着的肉桂色心形拉花，“别管那么多了。我认为作为一名变性家长，当然是和一名普通家长完全一样的：养育孩子实在太他妈难了。”
翻译：任yu芳，黄玉杰 校对：E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