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看了1968年版的《猩球崛起》，作为未来的灵长类学家，我看得很入迷。多年后我发现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则趣闻：电影里扮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演员，吃午饭时会分成两组各吃各的。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前一种人相信世界上确实有两种人，而后一种人不相信。”现实里大部分人属于前者。这种划分我们和他们，局内人和局外人，同类和异类的行为，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所有人都会做“我们”和“他们”的划分。划分界线包括种族、民族、性别、语言、宗教、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这不是一幅美好的画面。我们的神经机制高效地完成这种划分，速度惊人；我们创造很多方式伤害“他们”，比如日常的微侵略和血流成河的屠杀。我们全由情绪定夺“他们”在哪些方面不如“我们”，并且用肤浅的理性推演佐证我们的评判。这很可悲。
不过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每人脑里有多种”划分他我”的思路。一种情况下的“他们”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就是“我们”，而抛掉这种身份简直就是一瞬间的事。所以，借助科学的力量，我们仍有希望减轻拉帮结派和仇外情绪，说不定还能让《猩球崛起》里扮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群众演员坐一起啃面包。
他我之分的洪荒之力
大量证据表明，“划分他我”这件事深深萦绕于我们大脑之中，这是从远古演变中就遗留下来的。我们做了实验，用很快的速度探测被试“划分他我”的过程：在功能核磁共振中，让人脸照片以每秒20张的速度闪过，然后我们通过影像判断他看图时大脑的兴奋区域。不同寻常是，如此短暂的接触下，大脑依然能“划分他我”。
以种族“划分他我”是个饱受争议的话题，有很多人研究。研究发现，在被试面前快速闪过不同种族的人脸，比起同族，异族更容易激起脑部杏仁核兴奋，这个区域与恐惧、焦虑和攻击性相连。此外，相较看同族照片，看着异族者照片时被试脑部负责面部识别的梭状回皮层兴奋度较低，面部识别能力较弱，记忆面孔的准确度也会下降。还有，看到针扎别人手的画面，大脑会产生“同构反射”（isomorphic reflex），此时大脑运动皮层对应手的位置会兴奋，进而你的手握紧。除非这是属于异族者的手，那样的话这种影响就会减弱。
大脑的“划分他我”界线还体现在催产素的作用上。催产素的盛名来自于它的积极社会效应——它能促进人们信任他人、乐于合作、慷慨大方。但是，重要的是，它只影响我们对自己人的行为。面对其他族群成员，催产素恰恰起到相反作用。
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可以非常巧妙地证明，“划分他我”这种无意识自动完成的机制，埋在人类意识深层。假设你极度讨厌山怪（北欧神话的一种巨型生物），认为他们比人类低等。在内隐联系测验中，你会看到山怪和人类的照片，伴随积极的或消极的形容词。照片与形容词的搭配可能正合你意，比如说人类诚实，山怪狡猾，但也可能和你预期相反。测验发现，你需要更多时间处理和你预期相反的形容。这种反应上的滞后是本能的，并不是因为你怨恨山怪，或想着山怪在1523年某场战役中多么残忍。你的大脑在同时处理照片和形容词的信息，当把山怪和“可爱”或人类与“难闻”不和谐地联系在一起时，你的反山怪倾向会让你不自觉停顿。
并不只是人类“划分他我”，我们发现其他灵长类动物也这么做，而且做得更粗暴。比如，黑猩猩会抱团，杀光附近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最近有研究对其他灵长类动物做了内隐联系测验，测验发现它们对异类都有内隐的敌视。有一个测验，让猕猴分别观察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的照片，然后搭配对猕猴有不同情感刺激的动物。猕猴看到和自己预想不符的搭配时（比如把蜘蛛和自己群体放一起），反应时间增加。所以，猕猴杀害邻居不只是抢地盘，同时还是对异类厌恶感的表达。他们心里想，“周围这些家伙和蜘蛛一样恶心，但是我们，我们就像美味的水果”。
总而言之，四个证据表明，“划分他我”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大脑能很快捕捉群体之间的微小差异；“划分他我”的标准一般很牵强，但是我们会为之进行逻辑证明；这两个过程均由下意识自动完成；人类以外的其他灵长类动物也都有类似行为。下面我会谈到，当我们想到自己时，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想法。
“我们”的本性
古今中外，所有群体谈论自己时都爱自吹自擂——“我们”掌握了真理，智慧，道德，和价值。这种群体心理，会美化“我们”的自我评价——我们的食物更美味，音乐更动人，语言更加有逻辑，或者更富有诗意。
群体心理使我们对群内其他人产生义务感——比如，有位研究者去体育馆，穿上某队伍的队服扮成粉丝，向周围人请求帮助。他发现，他更容易获得同队粉丝，而不是敌对粉丝的帮助。
这种对小集体的偏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我们内心深处，究竟是想要最大限度提升绝对幸福水平，还是只希望加剧群体之间的差距，比“他们”过得好？
我们声称自己想要的是前者，但可能暗中期盼后者。有时候这种超过“他们”的想法是无害的：比如在一次棒球决赛中，看到敌队输给其他队，本队队员和铁杆粉丝会觉得像自己赢了球一样，对教徒般的球迷们来说，这两种结果会刺激相似的神经通路，关联到奖赏机制和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但有时候，这种想法是灾难性的。就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认为我们剩下两间泥屋和三根打火棍，而敌方只剩一间屋子和一根打火棍也是一种胜利，这可不是什么好的观念。
我们为小集体成员做过最有利团结的事，是原谅他们的过错。小集体以外的“他们”犯错时，我们相信这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并将永远保持这样。然而，我们的人做错时则会根据情况开脱：一般来说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犯错一定是局势所迫。正因为我们把同类的错误归结为局势问题，辩护律师邀请陪审团时，会专挑那些把委托人当同类的。
如果说我们中的一员，犯下符合我们负面刻板印象的错误，会发生有趣而不同的事。小集体的羞耻感会激发非常严厉的惩罚，即便这种惩罚对外人有利。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来说，他成长在布鲁克林这个充斥着黑手党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聚居区（他的父亲参加过持枪抢劫，也放过高利贷）。他在1985年一举成名，因为作为代理人在黑手党委员会审判中起诉了“五大家族”，并成功摧毁他们。朱利安尼的动力来源于强烈希望自己能够消除大众心中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罪犯形象。他说，“如果这次诉讼成功后，还无法消除人们的偏见，那恐怕做任何事都无法消除了。”所以，如果你想请人诉讼黑手党成员，最好找一位因为黑手党负面形象而恼怒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做律师。
所以身为自己人，背负着很多小集体的期望和义务。但是这种身份，可能在不同集体之间迁移吗？体育运动中是很容易的。运动员加入新组，通常不会成为内奸，也不会故意拖累新团队来帮助老团队。这种契约关系的本质，是雇员对雇主的可替代性。
在其他某些极端情况下，有些成员身份无法更换，连谈判都毫无余地。什叶派不会转化为逊尼派，伊拉克库尔德人也很难变成芬兰养驯鹿的萨米人。库尔德人很少会想做萨米人，大概当她和自己的第一头驯鹿蹭脸时，她的祖先就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了。加入其他集体的人会受到曾经的自己人的惩罚，就像 2014 年因转归基督教在苏丹被判处死刑的梅里亚·伊布拉罕 （Meriam Ibrahim），同时，她加入的基督教团体也怀疑她动机不纯。
“他们”的本性
是理性还是感性驱使我们讨厌“他们”？
划分他我在认知上很容易形成。统治阶层不断左右大众认知来证明现状的合法性。同理，“他们”中无论是明星，还是拯救过我们的邻居，都需要努力打破我们的固有认知，我们才会感慨“这个人不同于‘他们’中的其他人”。
察觉他们特定的某种危险性，需要我们认知很精细的部分。害怕“他们”抢劫你，可能是你党派意识爆发。但害怕“他们”抢你的工作，操纵你的银行，稀释你的血统，反映的是你经济学、社会学和伪科学的观点。
即使受大脑认知影响，“划分他我”本质也是一种情感本能。用一句俗语总结，“我也说不出所以然，但就是觉得他们那么做不对”。纽约大学的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发现情绪产生后，大脑认知为情绪和直觉提供解释，说服我们自己是理性的。
神经成像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前文提到，当迅速看到“他们”的脸，被试的杏仁核会兴奋。关键是，这种兴奋比信息传达到负责认知的大脑皮层区早得多（以大脑处理信息的时间尺度衡量）。情绪是来得最快的。
最能说明他我之分的偏见是一种情感本能的证据是，我们对“他们”的认知看似理性，实际上却是被无意识操纵的。看看以下实验的发现：让被试观看未知国家的幻灯片，如果在幻灯片切换间隙，以极快的速度展示带有恐惧表情的照片，实验结束后被试会对这个国家有更多消极态度。坐在难闻的垃圾旁边，会导致人们对其他社会群体的争议话题持更保守的态度（比如，异性恋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刚从教堂走过的基督教徒会对非基督教徒的态度更加消极。另一项研究中，在以白人为主的郊区火车站，请通勤者填写关于政治立场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在半数火车站安排了一对墨西哥年轻人，穿着保守，在站台上低声交谈，并让他们连续这样出现了两周。两周后，做第二轮问卷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墨西哥年轻人的存在，使得被试更加支持削减墨西哥合法移民的法案，以及把英文设为官方语言的政策，而且更加反对非法移民的特赦政策（但等车人对亚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和中东人态度不变）。而女性在排卵期会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男性持消极态度。
换而言之，我们对“他们”的本能观点和情绪反应，是被我们深信不疑的隐性力量所塑造。我们的认知和逻辑急于跟上情感的自我，就创造出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解释这种仇恨产生的原因。这算一种确认偏误：更擅长记住佐证自己观点的证据，而非反对证据；验证时更倾向于使用支持，而非推翻我们假设的方式；更倾向于用怀疑的态度检验我们不喜欢的结果，而非喜欢的那些。
“他们”的异质性
当然，不同类型的“他们”会唤起不同的感觉和神经生物反应。最常见的是认为“他们”危险、愤怒、不可信赖。经济游戏中，人们会认为其他种族的个体信赖度或回报度更低。白人断定非裔美国人比白人的面部表情更愤怒，而且更倾向于把种族不明显的愤怒面孔划分成其他种族。
但是“他们”不只唤起威胁感；有时候也唤起厌恶感。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有趣的大脑区域——岛叶。哺乳动物的岛叶会对腐烂物质味道和气味有反应，刺激胃痉挛和呕吐反射。换句话说，岛叶能防止动物食物中毒。但关键是，人类的岛叶不仅传导感官的厌恶感，还传导道德厌恶感。比如，让被试描述他们做过的坏事，给他们看一些违反伦理标准的图片（比如私刑），他们的岛叶会兴奋。所以，说道德极度败坏的东西令人作呕，不只是一种比喻。那些唤起我们厌恶感的“他们”，比如瘾君子，也会让我们的岛叶兴奋，兴奋程度和杏仁核相当。
“我们”不容易形成对“他们”抽象特点的消极情感，其他族群的抽象信念不容易激发岛叶产生厌恶。他我之分的一些标志物则提供了垫脚石，比如可能因为“他们”吃恶心的、神圣的、可爱的食物，“他们”身上的难闻气味，或者诡异的穿着而对“他们”产生厌恶感。有了这些具象的标准，岛叶能全力制造厌恶感。引用宾西弗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罗茨（Paul Rozin）原话，“厌恶感是用于标志异族和异类”。断定“他们”吃的食物恶心之后，就会加速断定他们的伦理标准也令人厌恶。
还有一类“他们”很滑稽，被试会嘲弄、取笑他们来表达敌意。组外人嘲笑组内人，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能够减少从属感。但是，当组内人嘲笑组外人的时候，会巩固消极的刻板印象，并加强组内等级观念。
和我们相比，“他们”更容易被看作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情感简单，对疼痛不如我们敏感。所以无论在古罗马，中世纪英格兰，中国历朝历代，还是美国旧南方，精英阶层都理所当然地给奴隶们系统塑造了简单，淳朴，无法独立等刻板印象。
因此，“他们”以不同方式，展现顽劣的污浊本质：危险、愤怒、恶心、令人作呕、滑稽、原始、无差别。
冷漠与/或低能
普林斯顿大学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的重要研究，探索了我们大脑如何对“他们”进行分类。她发现，我们倾向于用两个维度分类：“温暖”（此个体或群体是朋友还是敌人，和蔼可亲还是凶狠恶毒？），和“能力”（此个体或群体的执行力有多强）。
两个维度是独立的。我们让被试为某些人做评估，优先提供一些关于他们社会地位的线索，会改变能力评估的评分，但不影响好感评估。优先提供他们的竞争力则导致相反结果。这两个维度把坐标系划分成四个区间。我们自然把自己放在既温暖，又能干的区间（H/H区间）。美国人也会一贯将好基督徒、非裔美国职场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在此区间。
和H/H相反的区间，是另一个极端，在温暖和能力维度上得分都很低。流浪汉和瘾君子被划入这个区间。
此外，温暖但低能的（H/L）区间包括心理残疾，物理残疾和年老体弱的人。高能但冷漠的(L/H)区间被发展中国家人用来形容殖民他们的欧洲人，也被美国少数族裔用来形容白人。（注意，能力维度，在本文不指科学素养，而指把想法付诸现实的能力，比如“他们”脑子里产生掠夺你祖先地盘的想法时，抢地的能力。）L/H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附着在美国白人社区的亚裔美国人，欧洲的犹太人，东非的印度巴基斯坦人，西非的黎巴嫩人，印尼的华裔，还有全球各地的富人。刻板印象把他们描述得冷漠，贪婪，排外，但是如果你真的病到不行，还是要去找他们中是医生的那位。
每个极端区间倾向于唤起一类感受。对于H/H（比如，美国），我们感到骄傲。对L/H,我们感到妒忌和憎恨，同时我们同情H/L，厌恶L/L。当看到L/L样本时，实验主体的杏仁核和岛叶会兴奋，而不是梭状回面孔区。杏仁核和岛叶在主体看到被蛆虫感染的伤口也会兴奋。作为对比，看到L/H或者H/L样本的主体，他们的前额叶皮层会兴奋，唤起情感和认知反应。
两种极端区间之间，易引发一些典型的反应。产生同情和骄傲之间的反应的人，会有帮助的想法。漂浮在同情和厌恶之间，则会有排外和打压的想法。在骄傲和妒忌之间，产生结交，并试图从中获利的想法。最后，在妒忌和厌恶之间，则是最不友善的攻击想法。
让我着迷的是，当对样本的分组方法变化时产生的结果。最直观的，让我们看从H/H的转变：
从H/H到H/L，一个退化为老年痴呆的家长，激起很强的保护欲。
从H/H到L/H，一个多年挪用私款的贸易伙伴，背叛。
从H/H到L/L，更少见的，一个从人生赢家到流落街头的熟人，让我们厌恶的同时又迷惑，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就是从L/L到L/H。60年代我还是小孩时，美国的爱国主义视角把日本视为前者（L/L）。二战的阴影产生了对日本厌恶和蔑视，而且日本制造给人的感觉都是便宜的塑料玩意。随后不久，日本汽车制造商超越了美国（变为L/H）。
看到流浪汉归还钱包，你觉得他比你朋友还正直，这是L/L到H/L印象的转变。
对我而言，最有趣的是从L/H到L/L的转变，因为这会激起我们一种愉悦和满足感，也解释了为什么针对L/H群体的迫害，通常会先羞辱他们，把他们降格到L/L。中国文革期间，下放知识分子的前一步是逼他们戴牛鬼蛇神的帽子游街。纳粹在迫害犹太人时，会直接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L/L，有精神障碍的人；但对有能力的L/H犹太人，纳粹强迫他们穿侮辱性的黄色臂章，剪掉胡子，在人群嘲讽声中用牙刷刷人行道。当伊迪·阿明（Idi Amin）在1970年代从乌干达驱逐数万个L/H印度巴基斯坦居民时，也首先让他的军队抢劫、殴打、强暴他们。把“他们”从L/H转化为L/L的手段，反映出人类最粗暴野蛮的一面。
“我们”对“他们”的分组十分复杂。有一种心情，叫怨恨的崇敬，就像和敌人之间的同伴感，也像坊间流传的一战王牌飞行员照片引发的一丝同胞感，虽然他是来杀你的。想象下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啊先生，如果换个时间，我将乐意陪你喝着上好的红酒聊聊航空学。”又或者“男爵，被你从天而降的子弹击中，我很荣幸”。而且，我们对敌人的感觉有微妙的不同，比如经济敌人和文化敌人，新敌人和旧敌人，远方的陌生敌人，和邻家的熟悉敌人。比如胡志明，在越战期间拒绝了中国军队的援助，因为他认为美国人进来最多待个一年半载，但如果把中国人放进来，他们至少会留一千年。
此外，还有一个十分神奇的现象，叫自我怨恨。比如一个组外人成员，自愿接纳一些利于组内人，但不利于他自己的刻板印象。这个现象发现于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和玛弥·克拉克（Mamie Clark）1940年代做的让人心碎的“娃娃研究”。实验表明非裔美国小孩和白人小孩一样，偏爱玩白皮肤而非黑皮肤的娃娃，并用一些正向词汇来描述白皮肤娃娃，如漂亮、好看。作为参考，“这种现象在被隔离的黑人学校尤其明显”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被引用。另一个例子，很多反同斗士其实是深柜。他们好比走在莫比乌斯带的怪圈中，不断逃离自己的劣等异类身份。甚至是猴子，也能建立陌生猴子和蜘蛛的复杂关系，但和我们“划分他我”的心理复杂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我们”的多重性
我们也认识到其他个体属于不同的组别，并且不断改变我们认为最相关的因素。一如所料，大部分文献关注种族因素，研究种族是否为他我划分中最重要的分组标准。
种族特征的显著不同很能让人们直觉上被吸引。首先，种族是一种生物属性，一种明显又固定的身份，容易激发本质主义的想法。并且，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直假定不同肤色的人类差距很大。在接触西方文化以前，很多地方的文化都以肤色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但是，证据表明种族差异没有那么大。首先，虽然生物因素会导致种族差异，但是种族的基因分布是连续的，而不是离散的。比如，除非你刻意挑选数据，同一种族内部的基因差异通常和种族间基因差异一样大。其实这很显然，因为种族界限非常宽泛，比如，比较西西里人和瑞典人（编注：西西里人在历史上源自北欧人？）。
而且，种族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分类体系。美国历史上多次把墨西哥人和阿尔门尼亚人看成两个种族；意大利南部人和北欧人被看成两个种族；曾祖父是黑人，其余家里全是白人的在俄勒冈州算白人，但在弗罗里达州算黑人。种族其实是一种文化构建。
所以，“划分他我”的种族因素经常被其他因素盖过，并不稀奇。一项研究让被试浏览个体的照片，黑人白人照片都附带一句话，被试看完后，必须回忆某张脸配的哪句话。种族被自动作为归类标准：如果被试配错一句话，正确或者错误的人脸都很有可能是同一种族的。接下来更换展示的照片，让半数的黑人和白人穿着鲜艳的黄色 T 恤，另一半穿着灰色 T 恤。现在，被试主要会看 T 恤颜色。此外，性别的分类比下意识的种族分类更显著。毕竟，种族差异从原始人历史时期才开始发展（可能也就几万年），而我们的祖先还是草履虫的时候，就开始在意性别了。
玛丽·伟伦（Mary Wheeler）和菲斯克（Fiske）的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其他种族和杏仁核兴奋的关系，展示了对“他们”的分类是怎么变换的。当训练被试寻找每张照片中的目标点时，“他们”的杏仁核不会因为看到了其他种族的人脸而兴奋，因为面部信息没有被大脑处理。当要求被试评估照片人脸的年龄是否超过对照年龄时，他们会对其他种族的人脸产生杏仁核反应。当要求主体判断照片的人是否喜欢某种蔬菜时，他们的大脑又不认种族了。
为什么？你看着“他们”，想着她可能喜欢吃什么。你想象她购物或在餐厅点餐的样子。最理想的情况，你认为你和她会喜欢同一些蔬菜，产生一种同类感。最糟糕的情况，你认为你们不同，但无伤大雅——历史上没有因为花椰菜党和西兰花党战争引发的腥风血雨。最重要的是，当你想着她坐在晚饭桌上，享受着食物，你会视她为个体，这是弱化自动将某人划分为“他们”行为最容易的方式。
对“他们”的重新分组，可以迅速发生在最残忍，罕见，悲痛的环境。
在葛底斯堡之战，邦联将军路易斯·阿米斯泰德（Lewis Armistead）受重伤。他躺在战场上，悄悄发出一个共济会的信号，希望能被共济会成员看到。联邦军官希拉·宾哈姆（Hiram Bingham）保护了他，并把他送到联邦的战地医院。就在那一刹那，联邦和邦联的他我之分在共济会的认同感前消解了。
二战期间，英军突击队在克里特劫持了德军将军海瑞奇·克莱普（Heinrich Kreipe），随后历经18天的危险旅途与英国船只会和。一天，这群人遭遇克里最大的雪暴。克莱普咕嘟着自言自语，引用了一句贺拉斯写大雪封山的奥德诗。就在这时，英国指挥官帕崔克·弗摩尔（Patrick Leigh Fermor）接着这句背了下去。用弗摩尔的话说，这两个人明白了他们“共饮一池水”，进而德国将军在弗摩尔心中被重新分类。弗莫尔治好了克莱普的伤，并私自保全了他。战后他们保持着联系，数十年后，在希腊电视上团聚。克莱普说“没事”，称赞他们“大胆的操作”。
最后，还有一站时的圣诞休战。敌队双方的军队共度一日，在那里他们一起歌唱，祈祷，开派对，踢足球，交换礼物，他们在战线来来回回挣扎着想要延长休战。一天的时间让英德两边的士兵发现，比起敌友双方，他们作为在前线奋战的士兵，和幕后指挥杀戮的军官间差别更大。
我们脑海中有多种分类方式，有些看起来不可避免而且至关重要，但是在特定场合会立刻蒸发。
减少“划分他我”的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消除这种划分？一些想法：
接触：在多元环境中成长的结果是，让我们更多地接触到这种他我划分。1950年代，心理学家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提出了“接触理论”。不准确的版本是：把“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比如把两个互相仇视国家的青少年放在一个夏令营中，仇恨消失了，相同点开始超越了不同点，每个人都成了“我们”的一员）。但是更精确的版本是，当我们和他们一同置身于局促，或者类似的环境中，他我划分可能愈演愈烈。
接触法在特定环境中有效：两方大概有相同数量；每个人都被明确的，平等对待；双方接触很多，而且在中性的领地上；两方有更加重要的目标，且必须所有人合作去完成它，（比如，在夏令营中把草地改造成足球场）。
就算那样，接触的效果通常很有限：“我们”和“他们”很快失去联系，他我划分的改变是短暂且具体的。“我讨厌他们，但是我从去年夏天的经历中，知道他们中的某人是不错的。”只有长时期的接触，才会对“他们”印象有质的改变。然后我们才称得上取得了进步。
探索隐性反应：如果你想减小“划分他我”的隐性反应，一个好方法是提前假设和刻板印象相反的印象（比如联想“他们”中，一个深受喜爱的名人）。另外一种方法，是让隐性变得显性，揭露人们的隐性偏见。还有一个有效方法，是改变视角。假装你是“他们”的一员，然后表达你的冤屈。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因为换位思考，而感同身受吗？
把本质主义换成个人主义：一项研究中，询问白人被试对种族不对等的接受度。一半被试先听到宣传本质主义的观点，“科学家佐证种族的基因差异”。另一半先听到宣传非本质主义的观点，“科学家揭露，种族没有基因基础。”后者对种族不平等容忍度更低。
消除等级制度：严格的等级制度会加剧他我之分，因为顶层的人会丑化底层，而底层会把顶层归为L/H类型（冷漠，能力强）。举个例子，有种对穷人、富人的文化印象是，认为穷人更无忧无虑，接地气，能享受生活平淡的快乐，但富人过得不快乐，压力大，而且负担更多责任（想想狄更斯小说里的郁闷的守财奴史古基和他快活的伙计鲍勃）。同理，把穷人形容为贫困而博爱，是把穷人阶层归为H/L类型（温暖，能力差）。一项针对37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收入差距越大，富人越会持有这样的态度。
一些结论
“划分他我”的行为在历史上造成大量灾难，从小规模的摩擦，到大规模的暴力。然而我不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消除“他我之分”（人类只要保留杏仁核就没法消除）。
我算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生命大部分时间都独自生活在非洲的帐篷里研究其他物种。而我最开心的时刻，是来自于找到属于“我们”的感觉，那意味着被接纳，安全，不孤独，仿佛自己是某个巨大的球状物的一部分，而且站在正确位置，做着正确的事，并做得很棒。我——一个温柔，带着学究气的反战分子，甚至也会为“划分他我”选择杀戮或牺牲。
如果我们接受总是需要站队这个事实，那么每次都站在正确的一方很有挑战性。不要相信本质主义。记住，我们自认为的合理性通常只是一种合理化，好让思维赶上我们从不怀疑的潜意识。关注共同目标。训练换位思考。还有，重要的事说三遍：把人个体化。个体化。个体化。牢记历史上，多少真正作恶的“他们”曾把自己隐藏得很好，而让第三方成为替罪羊。
最后，当你看到别人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气鬼很差劲”贴画时，给他们让路吧。帮所有人提个醒，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伏地魔和斯莱特林学院。
摘自Robert M. Sapolsky的新书《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该书已于今年五月份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