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典型案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启发心理学家们不停思考。尤其让人着迷的是，作为典型案例，由于新证据被发掘，新技术被引入，案例的解释和理解也在演变。下述案例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会被引入心理学经常辩论的主题，包括人格和自我认同、先天与后天、以及心智与身体之间的联系。
菲尼斯·盖奇（Phineas Gage）
1848年某天，在佛蒙特中部，新铁路铺到布莱克河床边时，坚硬的河床令工作难以进行。当时人们的做法不是让铁路在峭壁间转来绕去，而是炸开岩石，将道路铺得更平坦。菲尼斯·盖奇性格温和，能力突出，当时负责填塞炸药，为新铁路线开辟道路。为了保证炸药爆炸时的安全，填塞炸药需要遵从严格的程序，程序的倒数第二步是用一个铁棒夯几下泥土，最后再点燃导火索。
当天下午4点，菲尼亚斯·盖奇的助手还没有掩埋好泥土，铁棒没有夯泥土，听到有人叫他，他就不经意点燃了炸药。填塞炸药的铁棒击中他的面部，穿过他的脑组织，自头顶穿出。铁棒在头部引起感染和脓肿，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当时医生用外用消毒液消毒抗感染，而他竟然奇迹般的幸存下来。
不过即使幸存，盖奇的人格却发生了改变。他的理智水平和行为表现得像个孩子，而充满动物性的激情，与受伤之前的盖奇相比，判若云泥。盖奇的案例经常被当作额叶受损影响人格的典型案例。然而，新证据被揭示以后，盖奇的故事得到了重新评估。
他后来康复以后，作为马车司机在智利开始工作。他的头颅后来被博物馆收藏。医学影像学模拟了他受伤的情景，其大部分右额叶皮质幸免于难。照片证据表明，经历过事故的盖奇依然生龙活虎。但在许多心理学教科书当中，你并不能发现更新的案例：最近的分析显示，很少有教科书会跟上新的证据。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Henry Gustav Molaison）
为了保护他的隐私，在文献中他经常被缩写为H.M.
在H.M.27岁时，他的癫痫手术让他患上严重的失忆。他是100多位心理学家及神经学家的研究重点，并被超过12000本期刊上的文章提及。
H.M.在被切除大部分双侧大脑的海马组织后，几乎不能延续长期的记忆（存在一些例外，比如1963年以后，他意识到，美国总统已经在达拉斯被刺杀）。他记忆缺失的极端情况令当时的专家感到惊讶，因为当时他们相信记忆遍布于大脑皮层，切除部分脑组织并不能让人记忆丧失。
在他死后，他享受到爱因斯坦般的待遇，他的大脑被仔细切割并保存起来，制成3D图集。有一部电影改编自他的传记《没有记忆的人——他怎么思考世界》（Permanent Present Tense, The Man With No Memory and What He Taught The World）。
维克多·莱沃尔涅（Victor Leborgn）
现在人们都认为语言功能由左侧额叶皮质操控。但是，十九世纪早期，有关语言功能的一致看法就是其遍布于大脑。
十八世纪有一个昵称为Tan的法国人，他唯一能发出的声音就是“Tan”（除了绕口令“sacre nom de Dieu”，法语，代表上帝神圣的名字），不过他的全名是维克多·莱沃尔涅。在1861年，51岁的Tan被转介给著名神经学家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不久便去世。
布洛卡解剖了Tan的大脑，在其左侧额叶发现损伤，如今这部分组织被称为布洛卡区。根据Tan不能说话但能理解语言的症状，布洛卡判断这一区域负责言语的产生。布洛卡尝试说服同时代的人接受布洛卡区控制言语产生的事实。但几十年来，除了Tan对科学的贡献，人们对他所知甚少。
不过，在一篇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居里夫人大学（Maria Curie-Sklodowska University）的塞扎里·多曼斯基（Cezary Domanski）揭露了Tan新的生平细节，他之所以能发出“Tan”音，是因为其出生地莫雷的附近有几家制革厂（法语Tanneries）。
阿韦龙的野孩子（Wild Boy of Aveyron）
1800年，“阿韦龙的野孩子”被发现于法国西南部的阿韦龙森林，当时他十一、二岁左右，已经在野外生活数年。内科医生让-马克·伊塔德（Jean-Marc Itard）称其为维克多。对于心理学家及哲学家来说，维克多是自然或培育案例的一种“自然试验”。在人一生的初期，如果缺乏与人类相处，会有怎样的未来？
那些希望维克多体现出“高贵野蛮人”未受文明腐化这一观念的人大失所望：维克多肮脏凌乱，在他站的地方大便，而且其行为基本由饥饿控制。
在被送到巴黎以后，维克多出了名，伊塔德开始教育和引导这个“野孩子”社交。这个项目取得了部分成功，维克多从未学会流利说话，不过他穿着得体，学会了良好的如厕习惯，能够写一些字母，以及掌握了对一些基础语言的理解。
自闭症专家乌塔·弗里思（Uta Frith）认为，维克多可能是因为自闭症而被抛弃的，不过，或许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维克多的真实背景。他的故事在1970年被拍成法国电影《野小孩》，并且启发了2004年的小说《野孩子》。
金·皮克（Kim Peek）
被朋友亲切称为“金偷书贼”的金·皮克于2010年去世，他启发了奥斯卡获奖影片《雨人》当中的自闭症角色。在影片公映的1988年之前，极少人知道自闭症。而现在，星星的孩子，这一自闭症儿童的称呼已经广为人知。
皮克通过电影提高了人们对于自闭症的认知。同时可以说，这部电影造成普遍的误解，让人以为自闭症是拥有天赋的标志（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场景中，霍夫曼扮演的角色瞬间猜出女服务员落在地上的鸡尾酒棒的数目—246）。
皮克出生时伴有脑畸形，包括小脑畸形和胼胝体缺如（通常是连接两个大脑半球的组织）。不过他的专业知识令人惊叹，包括日历计算，以及关于历史、文学、古典音乐、美国邮政编码和旅行路线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据估计，他一生当中阅读了12000多本书，令人惊叹的是，他全都记在了脑子里。虽然皮克外向且善于交际，但他存在协调问题，而且有抽象与概念思维方面的缺陷。
贝莎·帕朋罕（Bertha Pappenheim）
贝莎·帕朋罕是德国犹太女权主义者和社会工作者先驱。她在心理学史上留名是因为另一个名字——安娜·欧（Anna O.）。安娜是最早接受精神分析的病人之一，关于她的案例被认为精神分析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典范。她的案例启发了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疾病更多的思考，为后来精神分析法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1880年，在维也纳的一所房子里，安娜卧床不起，并出现了包括幻觉、性格改变和不停地讲话等症状。彼时，名为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的心理分析师被安娜的家人邀请至家中对其进行治疗。布洛伊尔认真检查后并没有找到安娜的任何躯体性原因。
在之后的18个月里，这位医生几乎每天都会看望安娜，并与她谈论她的想法和感受，包括她对她父亲的悲伤。而随着安娜的诉说越多，她的症状似乎消失得越多——这显然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精神分析或“谈话治疗”。
布洛伊尔的成功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尽管弗洛伊德从未见过帕朋罕，他与布洛伊尔合作写下了关于安娜的案例，包括她对怀孕的那种很疯狂的想法并将其发表在《癔症研究》一书中。
关于安娜的故事议论纷纭，一部分心理学史研究者认为，安娜的确患有癫痫等器质性疾病；另一些则认为，安娜其实并没有被治愈而是对布洛伊尔产生了移情，后者惧怕并草草结束治疗。
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的是，1888年后，帕朋罕在德国生活得很出色。她成了一名多产作家，包括撰写故事、创作戏剧和翻译文本等。同时，她也是一名有影响力的社会工作者，她为孤儿院工作的妇女建立社交俱乐部，并创立了德国犹太妇女联合会。
帕朋罕于1936年去世，享年77岁，终身未嫁。
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
与其他人不同，凯蒂·吉诺维斯之所以在心理学经典案例中留名，是因为她令人悲痛的遭遇而非其本人。
1964年，28岁的吉诺维斯在她经营的曼哈顿酒吧营业结束后并返回公寓。当她下车朝公寓走去时，遭遇歹徒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y）的袭击并被残忍杀害。
这场悲剧对心理学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激发了关于“旁观者效应”的研究。所谓旁观者效应是指当有两个及以上的人在场时，个体会倾向于不对受害者提供帮助，且在场的人越多，人们越倾向于不提供帮助。后来的研究表明，个人责任感会被其他人的存在稀释。据说在吉诺维斯的案例中，有38人见证了吉诺维斯的死亡，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做出任何的帮助，这就是旁观者效应的一个可怕实例。
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当心理学家们重新审视这一引起轩然大波的悲剧时，发现事实要复杂得多——在吉诺维斯的案例中，至少有两个人试图寻求帮助，没有一个人报告自己“的的确确”目击了致命的袭击。这表明当初的38人未施以援助之手更可能是因为模糊性很高，事件本身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
在今天，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旁观者效应的主要原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现代心理学对其机制的理解却变得更加细致。例如，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当人们成为一个较大群体的某一共同部分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行动，例如当他们和其他群体成员和受害者一样都属于同一社会类别（例如全部是女性）时。
小阿尔伯特（Little Albert）
小阿尔伯特是行为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给一个11个月大的婴儿的绰号，他与同事包括后来的妻子罗莎琳德·雷纳（Rosalind Rayner）一起试图通过条件反射引发小阿尔伯特的恐惧。这项1920年进行的缺乏科学性的研究，因触犯伦理道德变得臭名昭著。
近年来，关于小阿尔伯特真实身份的探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阿巴拉契亚大学的霍尔·贝克（Hall Beck）领导的一个小组在2011年宣布，小阿尔伯特实际上是道格拉斯·梅里特（Douglas Merritte），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一名奶妈的儿子，华生和雷纳曾在那里任职。在这个悲伤的叙述中，小阿尔伯特因早期实验导致神经受损并于6岁时死于脑积水——而这加剧了华生和雷纳研究的不道德性。
然而，这一说法受到2014年麦科文大学的罗素·鲍威尔（Russell Powell）领导的另一组学者的挑战。他们明确指出小阿尔伯特更可能是威廉·巴格（William A Barger，在他的医疗档案中记录为Albert Barg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另一位奶妈的儿子。
教科书作家理查德·格里格斯（Richard Griggs）对所有证据进行了权衡，认为巴格的故事更可信，这意味着小阿尔伯特事实上死于2007年，享年87岁。
克里斯·科斯特·西斯摩尔（Chris Costner Sizemore）
克里斯·科斯特·西斯摩尔是心理学史上最出名的患者之一，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被诊断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如今被称为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简称DID）。
西斯摩尔拥有伊娃·怀特、伊娃·布莱克、简和许多其他人格。在一些表述中，西斯摩尔出现的这些人格被认为是对童年创伤时的应对，包括看到她的母亲严重受伤，以及一名男子在一家木材厂锯成一半。而在近年来，西斯摩尔表示，她的不同子人格在过去数十年内逐渐融合成统一人格。
尽管如此，她仍然认为她过去的不同方面属于她不同人格。例如，她表示她的丈夫是与伊娃·怀特而不是她结婚，伊娃·怀特才是她的第一个女儿的母亲。
1957年拍摄的《三面夏娃》这部电影就是根据西斯摩尔的心理医生写的同名书改编的。1977年，西斯摩尔出版了她的自传我是《伊芙》（I’m Eve）。 2009年，她出现在BBC的《Hard Talk》访谈节目中。
大卫·利马（David Reimer）
作为心理学史上最着名的患者之一，利马在8个月大时就因一场拙劣的割礼手术失去了阴茎。心理学家约翰·曼妮（John Money）建议利马的父母将他作为一个女孩子抚养，并让他接受进一步的手术和激素治疗，以协助他的性别重置。
之后，这个案例被约翰·曼妮发表，并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人们认为这个案例相当成功，支持了“性别取向乃后天决定，与先天性别无关”。
事实上，性别重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利马的“男性化”从未远离。14岁时，利马被告知了过去的真相，并开始再次重置性别，重新成为男性。后来他公开了自己的故事，以此来阻止类似群体的性别后天性重置行为。
此后，约翰·科拉平托（John Colapinto）以利马的经历为蓝本撰写了《回归自然：被当做女孩养大的男孩》（As 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 ）。利马本人的经历也成了BBC两部纪录片的主题。
2004年，利马因抑郁症、经济困难和婚姻问题选择自杀，年仅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