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卡哈特-哈里斯想用迷幻药物治疗精神疾病。初步的研究结果似乎有点说服力——但是他能让大型制药公司和公众相信迷幻药物的潜力吗？
2016年末，罗宾·卡哈特-哈里斯（Robin Carhart-Harris）产生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想法。作为帝国理工学院迷幻药物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实验室当时即将着手研究二甲基色胺（DMT）。
这种化合物通常以死藤水的形式进入人体，影响饮用者的精神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化一直用卡皮木和茜草科多年生灌木绿九节的叶子熬制死藤水，使用它与精神世界沟通。
最近，千禧一代也开始用它开展“自我发现之旅”。喝下死藤水的人报告说他们的精神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许多人都会看到超自然实体的造访；那些接近死亡的人也描述了类似的经历。因此，卡哈特-哈里斯开始着手研究迷幻药物，尤其是DMT，是否会在大脑中诱发一种类似濒死体验的状态。
我在卡哈特-哈里斯位于汉默史密斯（伦敦西部的自治市）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窗外，泥泞的操场伸展在仲冬的天空下。窗内，灯光暗淡幽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阴郁的谈话氛围适合典型的研究员，我们可以沉思，也可以夸夸其谈。
卡哈特-哈里斯告诉我，扫描一个正在进行“自我发现之旅”的志愿者的大脑并不简单，因为脑电帽上密布的传感器会被身体运动所干扰。
参与者被蒙住眼睛。在注射药物一分钟左右后，他们开始出现幻觉，看见生动的几何图案慢慢扩大、绽放、演化。每一分钟，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给幻觉强度打一次分，从0到10。在卡哈特-哈里斯之前的研究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和裸盖菇素（一种在迷幻蘑菇中发现的精神活性化合物）诱导的幻觉强度峰值大约在7分左右。
“似乎有个阈值，达到这个阈值时，”他打了一个响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就会砰的一声打开。”在脑电图监测器上，研究人员可以看到参与者跨越阈值的那一刻。原本如同山峦起伏的读数曲线会变得更平坦，这代表了很多事的发生。
在DMT的影响下，参与者并不总能听到研究者的问题。一个参与者告诉我：“我当时身处幻境，那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明和无条件的爱。当我的意识逐渐回到现实时，那个幻境变得更蓝、更紫、更暗。然后我看清了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雌性的昆虫样的生物，她张开双臂，从嘴里伸出舌头。最后，她进入了我的身体。”
参与者需要15分钟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自我。之后，他们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来描述他们的经历：你是否感到你与自己的身体分开了？你是否有一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当然，一如其它心理学研究的局限，这些评分是主观的。尽管如此，这些参与者描述的体验与那些濒死体验报告相比，并没有什么统计学的差异。
卡哈特-哈里斯对结果并不感到意外。长期以来，他一直怀疑迷幻药会诱发某种精神死亡，这种死亡在一些方面和真实死亡过程有点类似。它们具有赋予服药者新思维方式的能力。同样，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会说他们能够重新看待世界。他认为这项研究能揭示这种作用的本质。
半个世纪以来，对迷幻药物感兴趣的研究者一直处在神经科学的学科边缘。在英国，卡哈特-哈里斯让这一领域的研究再次受到了尊重。过去十年他一直在探究，想知道一些不寻常的意识状态是如何由那些化合物产生的。他认为LSD、裸盖菇素和DMT等迷幻剂是探索大脑黑箱的强大工具。卡哈特-哈里斯说：“‘迷幻药物’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能‘揭示心灵’——而这就是这些药物的作用。”
“问题是，何谓濒死？通常在你清醒的时候，有一个支配你的意识的等级体系。我猜，死亡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这个等级体系最顶层的东西会首先消失。DMT的有用之处就在这里。它能让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并非绝对，让你从中获得惊人的洞见。这可能是真正健康的洞见，它能让你正确地看待事物。”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物可以提供一种更有效的精神疾病疗法。
他还认为迷幻药物可以被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目前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和成瘾所用的方法或许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从未完全康复。
在英国，抗抑郁药的处方数量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英国每1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服用抗抑郁药。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物可以提供一种更有效的疗法，这种疗法可以做精神分析所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其性价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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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卡哈特-哈里斯并非认为迷幻药物可以治疗精神疾病的第一人。1938年，首次合成LSD的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就将LSD称为“灵魂的药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成千上万的焦虑症患者、成瘾患者等病人相继接受了迷幻药的治疗。2016年，一项对1949年至1972年间发表的19项研究进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又称荟萃分析）发现，79%的患者在接受迷幻药治疗后表现出“临床症状的改善”。但这种全盛期是短暂的：1971年，由于联合国《精神药物公约》的协定，LSD被判定为非法药物，所有主要的相关研究项目都被迫中止。
卡哈特-哈里斯在37岁进入了这个领域，当时人们对毒品的抵触感正在减弱。200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弗朗西斯科·莫雷诺（Francisco Moreno）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裸盖菇素减少了9名患者的强迫症症状。然后，在2011年，另一项研究发现，这种生物碱还能显著缓解癌症患者的焦虑。每年，使用迷幻药的临床试验数量都在上升。2016年，有3项临床试验研究裸盖菇素的治疗作用；另一项试验研究死藤水。
脑成像技术也改变了神经科学。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的发展意味着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大脑的思维、活动和感知。20世纪60年代迷幻药研究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是由土著文化开展的）中，科学家们只能猜测药物改变大脑的生物学机制。如今，卡哈特-哈里斯用成像技术解开了它们的神秘力量。
迷幻药研究小组的办公室位于帝国理工学院伯灵顿·丹尼斯大楼的第五层。在那里，卡哈特-哈里斯每周四都会召开一次组会。在我出席的那天，他刚从秘鲁回来，他被邀请在萨满带领的传统死藤水仪式上对参与者进行脑部扫描。
卡哈特-哈里斯本人彬彬有礼、待人热情。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发灰白，眼睛呈电蓝色。他的幽默有点乏味。“我刚从亚马逊的静修中回来，”他告诉大家，“我现在很清楚，精神是真实的，科学是在浪费时间。”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装裱好的海报，是他在维也纳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物馆（Sigmund Freud Museum）买的。在他桌子上方的架子上，放在一瓶漱口水和一把一次性剃须刀后面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作品全集。“我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他说，伸手去拿顶层架子上的一本8开大的记事本，里面的每一页写满了从弗洛伊德的书中摘抄的文字，注明了章节，用不同色彩编码。在题为“自我”的那页上，用大写字母写着“身份认同由此获得”，并高亮标注。
卡哈特-哈里斯因过度做笔记而在系里享有“盛名”。系里的同事，精神病学家大卫·艾里佐伊（David Erritzoe）告诉我：“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从图书馆借一本书。我说：‘好吧，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他说：‘这有点问题。’”卡哈特-哈里斯在图书馆的书上到处做标记，曾因此被禁止借书。这项禁令至今仍然有效。
作为一名科学家，卡哈特-哈里斯关注两个主要的、相互交织的问题：他想要了解迷幻药是如何作用于大脑，进而极大地改变思想、情绪和行为的；他还想看看迷幻药的力量能否被用来服务人类。
对一些参与者来说，这种疗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几年前，他进行了一项研究，目的是观察裸盖菇素是否可以用于治疗抑郁症。他招募了20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即接受过至少两个疗程仍未见效的患者。他们平均在抑郁症下生活了17.7年。给药那天，每名患者早上9点到达帝国理工学院。他们在病人休息室里填写一份问卷，并进行了尿检，然后他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装饰得更像卧室，而不是诊所，里面有窗帘、鲜花、音乐和像蜡烛一样闪烁的电灯。吞下裸盖菇素胶囊后，患者被邀请躺在床上。还有两名精神科医生待在房间里——卡哈特-哈里斯认为，在给药前后，一个舒适的环境和心理卫生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服用迷幻药的人在心理上是脆弱的；焦虑和偏执的状态并不少见。
当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患者的抑郁症都减轻了。（他们收集了19名患者的数据；另一名患者的数据被剔除掉了。）3周后，其中9名患者的病情有所缓解；五周后，除了一人之外，其他患者都感觉不那么抑郁了。
卡哈特-哈里斯承认，这项研究有它的问题：它没有安慰剂-对照组，而且由于样本容量小，结论无法推广。然而，对一些参与者来说，这种疗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其中一名患者报告说：“以前我就像翻不了身的甲虫，现在我又站起来了。”另一名患者六年来第一次和妻子出去吃饭，感觉“像一对十几岁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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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哈特-哈里斯是家里三兄弟中的老二，他出生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达勒姆附近。他四岁时，全家搬到了南海岸的普尔。他从小就是天主教徒，虽然他现在是无神论者，但是昔日圣坛男孩的影子依然存在。他说，迷幻药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一颗知识的“禁果”，在那个年代，你不该对它们了解太多。
卡哈特-哈里斯年轻时喜欢体育和科学，但是他的学业成绩并不值得向他人道。“我记得最初有人说：‘罗宾在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的时候，他的行为很让人担忧。’”，他说，“我当时有点早熟，总是口出狂言。”他也因为焦虑而停滞不前。有一次，当被要求向同学大声朗读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呼吸。他曾去英国肯特大学学习生物化学，但后来辍学。他回到家，向当地的大学申请学习心理学。“我写了这样一篇个人陈述——你知道年轻人有时会在个人陈述中怎样描述自己，那么崇高、多么卓越——我在个人陈述中说的是，我想帮助人们好好生活，不被心理健康问题所束缚。”
卡哈特-哈里斯第一次与弗洛伊德结缘是在2004年，当时他在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一个关于“进入潜意识的方法”的研讨会上，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大脑就像一座冰山，它的大部分都隐藏在可意识到的视野之外，弗洛伊德将浮出水面的那部分称为“自我”。他被弗洛伊德的思想迷住了，但是他发现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我想，如果我们都相信弗洛伊德，那这岂不是成了一种邪教？”佛洛伊德出生在电脑和大脑成像技术之前的时代，他依靠的是对癔症、口误、梦境、行为的强迫性模式的分析。卡哈特-哈里斯惊奇地发现，他的教授仍然推崇弗洛伊德的方法。但是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似乎太古怪了。
回到他的房间，他在图书馆搜索引擎中输入“LSD无意识心理”。结果，他搜到了1975年斯坦尼斯拉夫·格洛夫（Stanislav Grof）出版的《人类无意识领域：来自LSD研究的洞察》（Realms of the Human Unconscious: Observations from LSD Research）。他把书借出来，当天就迫不及待地看了。我的思想受到冲击：“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这研究真他妈大’。你可以证明大脑运作的一些基本机制。”
弗洛伊德曾说过，做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波斯御道”。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也是一种捷径。他开始思考：自我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它的神经关联物是什么？他觉得若是要研究这些问题，最明显的第一步是对某个摄入LSD的人的大脑进行扫描。他找了一个可以开展这项研究的实验室。
卡哈特-哈里斯写信给大卫·纳特（David Nutt），当时纳特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精神药理学系的负责人，后来去了帝国理工学院。纳特对脑回路和成瘾感兴趣，并公开批评毒品政策；2007年，由于直言不讳的言论，他失去了在毒品滥用咨询委员会的职位。他同意与卡哈特-哈里斯见面。
“我去见他了，紧张得要命，”卡哈特-哈里斯说，“我告诉他‘我想研究摄入LSD后的大脑，我认为这可以揭示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理论及其生物学原理的信息’。”纳特听完了他的话，但拒绝了他的提议。然后他问卡哈特-哈里斯是否对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摇头丸的主要成分之一）感兴趣。该系需要一名博士生来研究MDMA是否会损害大脑的5-羟色胺系统。卡哈特-哈里斯说他感兴趣，但是实际上他感到挺沮丧。在回家的路上，他给母亲打了电话。她建议他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它可以充当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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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哈特-哈里斯说，通过研究神经元来试图理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是在浪费时间。所有的经历——从看到死老鼠时的恶心到对童年假期的回忆，都发生在大脑的不同部分相互连接构成一个网络结构的时候。在fMRI扫描中，电磁铁检测到大脑血液流动的变化。由于神经活动导致血流量增加，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脑的不同部位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在屏幕上，充血区域显示为彩色斑点。这让我们只看到了部分脑区的活动，看不到大脑协调配合的全景。“我们不是要研究神经元中的夸克或原子，”卡哈特-哈里斯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大脑的活动是多步骤、多层次的，只有当这些活动聚合成一个功能系统时，你才能认识你能感觉到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大脑擅长隐藏其庞大而复杂的计算。大多数心理活动都不是在有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只有在我们犯了弗洛伊德式的口误（Freudian slip，又称动作倒错），或停下来注意瞳孔的扩张时才会注意到这些无意识活动。 在自我和脑中的数据处理大沼泽之间，隔着一个神经科学家称为“默认网络”的障碍。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由大脑的不同区域相互连接而成，一些人将它们产生的心智称为“猴子心智”——这些大脑内部不断发生的这些悄悄话，总是在我们集中精力思考的间隙冒出水面。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就像一个重置按钮。
通过对LSD的研究，卡哈特-哈里斯发现迷幻药对默认网络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在2016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项研究中，他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给20名健康的志愿者注射了75微克的LSD或安慰剂——生理盐水。随着迷幻药的入侵，志愿者们报告说，他们有一种“怪诞的恐惧感”，就好像一艘船下的锚不再固着。“通常，取决于实际体验，有一些志愿者会感到放松，另一些志愿者会感到焦虑。”然后，会对他们进行两次fMRI扫描和一次脑磁图（MEG）扫描——如果各种扫描揭示的脑机制是相同，那么结果会更有说服力。之后，志愿者们会回答一份问卷，以便验证扫描数据与他们的实际体验有什么关联。问卷内容包括“声音是否影响了我看到的东西”和“视野边缘是否出现了扭曲”。
在志愿者们的大脑中，随着视觉网络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所有注射LSD的参与者都产生了幻觉），默认网络中的血流逐渐减少。对于志愿者们来说，这种大脑活动的变化与他们处理周围信息的方式的变化相关联。“猴子心智”变得不那么活跃。
我们称赞社会中的个体“八面玲珑”和“处变不惊”。但是有时一点混乱是好事。在某些精神疾病中，大脑会陷入固定的模式。抑郁症患者可能会一直对自己有消极的想法；强迫症患者则被困在重复的动作中。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就像一个重置按钮。他喜欢用摇晃雪花玻璃球作比喻。在LSD作用下，大脑默认网络瓦解，志愿者们的大脑中其他被隔离的部分开始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交流——一种熵增加的状态。迷幻药似乎通过破坏大脑惯常的活动模式来打破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例如，最常用的抗抑郁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是通过阻断大脑中自然的再摄取过程，提高了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的。当我们感到焦虑或压力时，大脑的某些部分变得过度活跃。5-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它与大脑中应激和情绪区域中广泛分布的5-HT1A受体结合在一起。一旦与受体结合，5-羟色胺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削弱神经元的活动。通过让受体5-HT1A与5-羟色胺结合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更长，SSRIs可以让响应压力的神经环路变得冷静。但是SSRIs也会冲淡所有其它情绪。
迷幻药对大脑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它们也能调节5-羟色胺，但它们针对的是集中在大脑皮层的5-HT2A受体。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大脑的皮层要大得多，而且在其中与人类特有的能力（如内省、反思、心理时间旅行和自我）有关的脑区，5-HT2A受体的密度更高。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当迷幻剂扰乱大脑皮层原本的连接时，它就会为洞见和情绪净化让出空间。对于病人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很困难。“你需要能够对人们说：这可能很艰难，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你可能会直面你最害怕的东西，看到它们直直盯着你。”但是他相信，这一过程也可以让人们得到解脱。“我认为这有可能让你了解你的防御模式，了解你的不安全感，而且当你了解这些之后，你就能不再受它们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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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卡哈特-哈里斯在一个名为“打破常规”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该会议自称是“已知宇宙中最大的迷幻药会议”。这次会议在英国格林威治大学举办，气氛融洽，你方唱罢我登场。有150名来自不同种族的发言人发表演讲。其中一个演讲是关于“现象连接组学”（phenomenoconnectomics）这个新兴领域，该领域基于理论研究手段，试图对不同于正常清醒状态的意识状态进行量化。另一个演讲的标题是“与美洲虎的相遇”。
卡哈特-哈里斯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那里，接受本科生的恳求，与他们亲切交谈，还参加了一些科学讲座。他听了一场题为“精神器官与意识的深度和广度”的讲座，演讲者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生物学家托马斯·雷（Thomas Ray）。在这场关于意识的演讲中，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因为雷只是肤浅地讲述分子化合物、心智的演化层级和“精神错乱的崛起”。当雷提出他的中心思想时，即“意识空间”是由大脑中的5-HT7受体调节的，卡哈特-哈里斯在座位上往前探了探身，低声自语：“这些都是疯狂武断的外推。”
在问答环节，卡哈特-哈里斯猛地举起手。“你有没有研究过5-HT7受体与迷幻药的亲和性，以及其与药物效力的相关关系？”雷回答说他没有。卡哈特-哈里斯：“我认为你应该这么做，这很重要。”人们坐立不安：他们不喜欢充满敌意的交流。
之后，卡哈特-哈里斯离开了会议，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停下来吃午饭。他很安静，陷入了沉思。“怎么能向大家呈现这么贫瘠的科学成果？我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大胆猜想。但是主流观点却认为这项研究是伪科学，这破坏了这个领域。”
这一插曲触及了更深层次的东西。用严格受法律控制的药物进行研究并不容易。在英国，LSD是被列在附表1的A类药物。相较于LSD，海洛因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更大，也更容易让人上瘾，但由于海洛因是一种二乙酰吗啡，可用于药物治疗，所以被列入禁止性较低的附表2中。如果一个实验室想要储存LSD，它必须获得（英国）内政部的许可，并满足一定的标准，比如有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冰箱。这一切都令人沮丧。卡哈特-哈里斯花了三年时间才被批准执行“裸盖菇素-抑郁症”试验。
资金也是一个问题。大型制药公司一般不倾向于支持研究非法药物和不可获得专利的药物。卡哈特-哈里斯的研究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补助、捐赠和众筹。2016年，他向英国最大的科研支持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提出申请。当他被列入候选名单时，他认为自己有机会。他精心设计了两个试验，希望在获得超过100万英镑后就着手进行试验。但是专家组的一位评审员提出了异议，反对他说的“药物将给患者带来‘身心健康’”。卡哈特-哈里斯给那位评审员留下的印象是华而不实。他没有得到那笔科研基金。
“我总感觉，他们觉得我是个嬉皮士，”他在午餐时告诉我，“当我说出‘我想量化人们的身心健康’之类的话时，他们暗地里会说：‘我知道！他是个嬉皮士，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卡哈特-哈里斯回到基金会，要求他们说实话：他们不批准他的申请是否是因为他正在研究的领域？他们说不是，但是他不相信他们。
当晚在会议晚宴上，卡哈特-哈里斯与将在芬兰举办的迷幻药会议的组织者进行了交谈，他将在会议上发言。他们想知道，他对氯胺酮（K粉，K他命）有什么看法。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该药在一些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身上有良好的疗效。卡哈特-哈里斯告诉他们，这项研究很有趣，但他认为氯胺酮不如裸盖菇素重要。
在所有迷幻药中，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裸盖菇素可能是最近乎合法的。它蒙受的污名较少，在大脑中LSD的活跃时间要比裸盖菇素长得多，这使LSD在临床中不太实用，而DMT药效可能太强了。裸盖菇素天然存在于蘑菇中，这一事实也有助于研究。它或许将作为抗抑郁药的天然替代品走向市场。他相信，总有一天，迷幻药疗法会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中出现，就像如今的SSRIs和认知行为疗法一样。
2018年春天，他计划进行另一项裸盖菇素研究，这一次直接比较迷幻药物和SSRIs。50名抑郁症患者要么接受每日剂量的西酞普兰（一种抗抑郁药），要么一次性摄入25毫克的裸盖菇素和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较研究是不平等的，因为服用依西酞普兰的人会被定期提醒他们正在服药。卡哈特-哈里斯说：“或许裸盖菇素至少能发挥同等的作用，这是我的预测。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裸盖菇素更有效，那就太……嗯，那就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