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医术，还是骗术？

大卫·斯皮格尔（David Spiegel）得知下一位患者在等待自己时，甚至都不需要询问患者的房间号。他可以听到她从走廊里传来的喘鸣声。

走进患者的房间，他看到一个16岁的红发女孩直坐在床，指节发白，哮喘正在发作。女孩边上的母亲正在哭泣。这是女孩几个月来第三次因为哮喘住院。

1970年，斯皮格尔还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科轮转的一名医学生。他也在那上临床催眠的课程，作为培训的一部分。

这位年轻哮喘患者的医疗团队已经尝试过注射肾上腺素来扩张她的呼吸道。两针过后，女孩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斯皮格尔问她：“你想试一下呼吸练习吗？”

她点了点头，就这样，斯皮格尔催眠了他的第一位患者。女孩一旦进入恍惚的催眠状态，斯皮格尔就准备好给出暗示——这是催眠治疗的“助剂”，暗示往往是措辞谨慎的陈述，可引发患者无意识控制的自动反应。但女孩冷静而专注地安坐在床上时，斯皮格尔思索着他该给出什么样的暗示。他的催眠课还没有教到哮喘的部分。

“所以我想出了一些暗示语，”斯皮格尔回忆着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说，‘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更深，更轻松。’”

这个即兴发挥有效果。病人的喘鸣五分钟之内就停下来了，女孩躺回了床上，舒适地呼吸着。她的母亲也不再哭泣。

这次经历为斯皮格尔和女孩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孩长大后接受训练成为了呼吸治疗师，斯皮格尔则开始了临床催眠的职业生涯。在那接下来的50年里，他在斯坦福大学创建了整合医学中心（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并且据估计，他催眠过7000多名患者。

乍看之下，催眠似乎属于那些本不该奏效的心理现象之一。但正是催眠往往奏效，使得它如此有趣。对很多人来说，进入催眠状态、全神贯注、听从暗示已经足够让那个暗示示现成真。

如果告知被催眠者们其胳膊将会自行移动，那么他们的胳膊将真的开始移动。如果告知被催眠者们他们交叉的手指将无法分开，他们就会感觉手指仿佛被胶水粘住。如果再告知他们将无法认出镜中的自己，他们便只会看到有个似曾相识的陌生人在隔着玻璃模仿自己的动作^[1]。

如果暗示是“你的慢性疼痛会减弱”或者“你的焦虑会慢慢消失”，催眠就变成了重要的治疗工具。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催眠对很多经历着疼痛^[2]、焦虑^[3]、创伤后应激障碍^[4]、分娩压力^[5]、肠易激综合征^[6]以及其他病痛的人都有效。对其中一些情况来说，催眠疗法在成本、疗效和副作用方面都要优于标准疗法。

尽管数十年来研究关注临床催眠的治疗价值，人们对其大脑运作机制的了解也在与日俱增，但临床催眠的运用却显然发展缓慢。这很大程度上都归结于常见的误解——“催眠不过是舞台魔术师的小把戏”。

“催眠仍被认作是古怪的东西。”斯皮格尔说，“人们不是说它无用，就是说它危险，全然没有折衷的说法。然而说它无用或危险都是不对的。”

催眠术的开端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可以让人联想到催眠的实践^[7]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从传统南非治疗中的催眠状态^[8]，到西伯利亚地区、韩国和日本的萨满教^[9]，再到北美洲土著医学^[10]，很多做法都利用了身体进入类似催眠状态的能力。

其后，西方催眠术在欧洲和北美洲流行起来，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1775年，德国医生弗朗茨·梅斯梅尔（Franz Mesmer）普及了动物磁力学说（The theory of animal magnetism）^[11]。梅斯梅尔相信有一种不可见的磁性流体流经人体，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和行为。

梅斯梅尔致力于操控这种流体，他改进了一种被称为“催眠术（mesmerism）”的技术。在哈布斯堡帝国以及后来在巴黎做医生时，他发现如果自己在凝神注视病人的目光时，做出一些类似将自己的手沿着病人的肩膀、手臂移动的动作时，便会产生疗效。很快，他便因为自己的古怪发明出名了——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杰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写道，梅斯梅尔的巴黎沙龙“晦暗而充满暗示意味，窗帘紧闭，厚厚的地毯铺在地上，墙上则裱着占星术的装饰，他本人身着淡紫色塔夫绸长袍，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梅斯梅尔很受欢迎，动物磁力说很快就过时了，不过他所探索的现象在19世纪以一个新名称引起人们关注：催眠（hypnosis）。杰出的医生们接二连三地提出关于催眠本质的理论^[12]，将催眠与梅斯梅尔催眠术的起源区分开来。最有名的是，西方心理治疗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根据患者的病例报告作出了一些最知名的案例分析，例如病人“安娜·欧（Anna O）”，原名贝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一位奥地利犹太女权主义者，她曾于1880至1882年间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的催眠疗法。弗洛伊德后来放弃了催眠，转向他的“自由联想”技术^[13]，此时，催眠技术已经奠定西方心理治疗的基础。

在医生们探索催眠治疗潜力的同时，催眠技术也变得花哨起来^[14]。臭名昭著的当红催眠师在欧洲巡回演出^[15]，暗示他们的参与者去模仿一只鸡、变得像木板一样僵硬，或者目睹圣母玛利亚的幻影^[16]。

关于催眠的公开辩论在19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直到一些国家开始颁布法令来规范它的使用^[17]。随着世纪之交临近，人们对于催眠深远影响的担忧到达了沸点。1894年9月，22岁的埃拉·萨拉蒙（Ella Salamon）在一座偏远的匈牙利城堡中被一位神秘术士催眠后死亡。这一事件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医学界和大众媒体上引起了很大震动^[18]。

三个月后的德国，女爵海德薇·冯·策德利茨·诺伊基希（Hedwig von Zedlitz und Neukirch）在为胃痛和头痛寻医时遇到了一位叫切斯瓦夫·琴斯基（Czesław Czyński）的“磁疗师“。据称，他多次使用催眠来引诱女爵^[19]，最后以一场在德国贵族中引发惊愕的假婚姻告终。（女爵在几个月里坚称她真的爱上了拥有迷人双眼、浓密头发与洁白牙齿的琴斯基。）同年，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在他的畅销小说《软帽子》（Trilby）中创造了一位虚构的催眠师斯文加利（Svengali）。人们入迷地阅读这本小说和琴斯基案的新闻报道，认为两者不可思议地相似^[19]。

这样的丑闻让医生努力将自己与舞台催眠师和神秘术士区分开来^[20]，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合法化。很多医疗人员认为催眠绝不应由非专业人士进行^[21]。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紧张仍未缓解。很多我采访过的学术研究人员和临床从业者仍认为，非专业人士进行的催眠术风险很高，且这些“催眠术”的风评阻碍了催眠在医学中更广泛的应用。但随着催眠临床疗效^[22]和其大脑机制的新研究见解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着力于为催眠正名。

梅斯梅尔古怪实验的遗存是万花筒般多样的研究——从20世纪中期用催眠、浓酸和蛇做的天马行空的实验，到发表在顶级医学期刊上的对催眠作为无药物镇痛的强大手段的研究^[23]。在仔细研究它们之前，我决定先去亲身体验一下催眠。

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在走近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认知神经科学家德文·特休恩（Devin Terhune）的办公室的路上，因为两个原因我感到很紧张。

首先，我从来没有被催眠过，尽管我当时已与几位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有过交流，但对理论的些许理解并不能让我感觉准备好要在现实中接受它。一些人表示，他们在催眠期间有离体体验到产生幻觉的强烈反应。其次，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我会闭着眼睛坐20分钟，对任何催眠中的暗示都没有反应。

仅有约10-15%的人群被归类为“高度可催眠”，他们对大部分的暗示都会做出反应。在催眠界被称为“highs”的这个群体在催眠中会拥有强烈甚至极端的体验。而大部分人的反应更弱些。这些中度可催眠的人可能会对一些催眠暗示有反应，但无法完成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剩下10-15%的人群被称为“lows”，他们可能只会对一些简单的暗示做出反应，甚至一点反应都不会有。

无论高低，研究显示你终身都会维持这一可催眠性。1989年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测试了50名心理学大一学生的可催眠性，并在25年后再次进行测试。被试多年来保持着非常稳定（甚至比智力水平等个体差异更稳定）的可催眠程度^[24]。

这一特质的背后原因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有迹象表明，多巴胺（脑部的一种神经递质）水平与可催眠性相关。初步研究指向了一种参与多巴胺代谢的名为COMT的基因^[25]，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26,27]，清晰的基因图谱仍待形成。

另一种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mma-aminobutyric acid，GABA）也与可催眠性有关。斯皮格尔、丹妮尔·德索萨（Danielle DeSouza）和研究团队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高度可催眠人群在一个大脑部位有更高的GABA水平^[28]。这个大脑部位——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参与认知控制和意志行使等功能，被认为与催眠密切相关。GABA对脑细胞有抑制作用，使得德索萨和斯皮格尔认为这一大脑部位中更多的GABA储备可以帮助高度可催眠人群更容易地进入催眠状态。

也有一些人格特质指标与可催眠性相关——但并不是在“大五”人格的层面：高度可催眠人群可能是外向者、具有高宜人性、神经质、对新体验开放和尽责的特点，低度可催眠人群则可能是内向者，具有低宜人性、情绪稳定、对新体验较为封闭以及高度缺乏条理的特点。但是，一些更细微的特征却更常见于高度可催眠人群——特休恩举例道，比如更具想象力，对环境反应度更高，或更倾向于自我超越。

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催眠研究人员也描述了一些他们常在高度可催眠人群中观察到的特质——这些人会全神投注于一本书而忘记周遭环境，或在电影猛然出现恐怖画面^[29]时大叫出声。

在去特休恩办公室的路上，我回想起了曾在穿越伦敦去新工作的路上沉浸于娜奥米·阿尔德曼（Naomi Alderman）的《力量》（The Power）而坐错地铁方向导致迟到的经历。我还想到自己在观看恐怖的《哈利·波特与密室》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去影院看恐怖片了。

我想知道我到底能不能被催眠。

无意识反应

特休恩办公室的灰色沙发上放着一个巨大的垫子，看起来像是要用来支撑一个昏昏欲睡之人的头部。除此之外，整个办公室里只有一个显眼的普通黑盒子（看起来像个超大的鞋盒）将这个房间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无数其他学者的办公室区分开来。特休恩在这里研究意识的许多面向，从催眠到元认知，这些物品都是他的实验道具。

在我同意进行一些基本测试来了解自己的可催眠性后，特休恩在对着沙发的白板上随意画了一个小点，他称其为“靶子”，并让我专注于这个小点。我照做了，然后他开始用缓慢、平稳的声音朗读：

“我要开始帮助你放松，同时，我会给出一系列指令，从而帮你逐渐进入催眠状态。继续集中注意力于小点。请看着它，同时仔细地听我说话。如果你愿意按照我说的做，并且专注于这个小点和我说的话，你就可以被催眠……”

几分钟后，我的眼睛闭上了，异常放松。我先是从脸上注意到了这点，因为习惯的社交性微笑消失了。然后我感觉肩膀的紧张感缓解了，肩膀也更下垂了些，远离着耳朵。我靠在头后面的垫子上。

我很放松，但仍然能意识到发生着的事，头脑并非一片空白。偶现的想法在大脑里不时闪现（“我现在真的被催眠了吗？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脱离它吗？”“我能感觉到心脏怦怦地跳，我是不是太紧张了，会不会催眠没法奏效？”“接下来我会有多奇怪的感觉？我能控制它吗？”）。我尝试着不去追逐这些想法。特休恩提醒我只关注他的声音，这些心理干扰就变少了。

“第一步，我想让你把手臂抬起到肩膀的高度。”特休恩说道。

我等着胳膊自己移动，但它依然在身侧放松着。我即刻感到一阵失望（“哦不，我是不是完全没法被催眠？”）。特休恩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平静而耐心的声音继续说：“这还不是一个暗示，别担心，你可以就像平时那样把手臂在身前伸直。”（“哦，好的，所以我可以自己控制着这样做。”）我让自己伸出了手臂。“很好。”他说。

现在才是真正的暗示。

“我希望你全神贯注地注意你的手——注意它的感觉，它的状态。注意它是不是有一点麻木或者刺痛。注意它在微微用力以免手腕弯曲。全神贯注地注意手。我想让你想象手里正拿着重物，比如一本很重的书。很重，很重的东西。把书拿在手里。现在你的手和手臂因为压下来的书的重量感觉非常沉重。”

不知从何而来，手有了这种重量感。双眼仍然闭着，我惊叹于手上的重量。这感觉就好像我伸出的手上真的有一本很重的书——唯一能让我分辨出它并非真书的是，它没有书封的触感。

“随着它变得越来越重，你的手臂越来越下沉，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你的手下沉，下沉，一直往下沉……”

的确奏效了。还没等特休恩完成暗示，我的手就碰到了沙发。从他书桌的方向，我听到了铅笔在纸张上摩擦的声音。我仍然感觉平静和放松，但脑海里响起一个微小的声音：“哇！”

然后是另一个测试——特休恩让我把手臂向前伸直。“这次我想让你想象手臂变得无比僵硬。”他说。

我感觉到手肘仿佛是一块干燥、易裂的木头。这感觉并没有手持重书那么强烈，但在我尝试弯曲手肘的时候，确实存在着某种阻力。过了一会儿，我变得可以冲开这阻力，感知也开始放松。但还是很吃力。

接着是一些其他测试——特休恩暗示道我睡着了，做了一个关于催眠的梦。我于是感觉昏昏欲睡，意识到有图像快速闪过。有一个瞬间，出现了一只白色的苏格兰梗犬在绿色的田野里玩耍——但这并不算得上是完整展开的梦，更像是入睡前的恍惚一刻。我也不知道苏格兰犬和催眠有什么关联。

接下来，特休恩告诉我他正在播放《铃儿响叮当》，刚开始音量很小，他会逐渐调高音量。除了窗外树在风中响起的沙沙声我什么都听不到。

我们最后又做了两个测试。第一个测试里，我伸出双手，仿佛在伸直手臂拿着一个足球。特休恩暗示道，我的手在被一种不可抗拒力分开。这种感觉有点像隐形球实验*^[30]，但要比那更强烈些。

*译者注

隐形球实验是一个趣味科学实验，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手肘放在自己身体两侧，小臂向对方伸直，自己的两个手掌相对。其中一个人将手掌放在另一个人的双手手背外侧并向中间施力，另一个人双手向外侧施力抵抗，大约30秒后手在外侧的人将手拿开，另一个人会感觉到自己仿佛正在拿着一个隐形的球。

这次我很好奇如果抵抗一下会发生什么。我试探性地把手掌合起来，但很难抵抗暗示。几秒后，我的手臂张开到了最大的限度。

在最后一个测试里，特休恩暗示道，我的左手臂变得极其沉重，我必须尽力把左手从大腿上抬起来。这个测试和前面尝试弯曲手肘难度差不多——非常艰难，但我还是成功把手抬起了几英寸。

测试结束了，特休恩慢慢地从20倒数到0，引导我走出催眠状态。他数到5的时候，我睁开双眼。感觉有点茫然，就像睡过头后突然醒过来。

特休恩告诉我，从这些测试来看，他估计我处于可催眠性正态分布的中间区域。

我反应强烈的那些测试（“伸出的手里有重物”和“把手分开的力”）是大多数人都会有反应的项目。特休恩说，在重物测试中，大约90%的人会感觉到些什么——连他本人作为一个低度可催眠的人都会有感觉。

而对于那些我觉得困难的测试（“僵硬的手臂”和“沉重的手臂”），稍少的人会做出反应。另外两个测试非常困难——很少有人会根据暗示做一个生动的梦，而在安静的房间听到《铃儿响叮当》的人还要更少。特休恩进行这几个测试只是为了测试我是一个高度可催眠人群的微小可能性。

还有一些其他测试他没有进行。一个是失认症，测试里给出的暗示是忘记一个简单物体的名称，例如一把剪刀，以及它的用途。特休恩展示给我看如果要进行那个测试的话他会怎么做——在我之前注意到的黑盒子上摆出一把剪刀和一些胶带、一支笔和一把尺子。他会让我指出剪刀，而高度可催眠的人将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如果你再递给他们一张纸，让他们使用这把剪刀，他们会感到困惑。另一个测试是催眠健忘，让某个人忘记在催眠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但这些测试很难得到回应——特休恩发现，通常只有大约12%的人会有反应。

如果你从未被催眠过，从统计学上讲，你的催眠体验很有可能和我的很相似。

我在催眠结束后回家的地铁上以留存的平静感琢磨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尽管对我而言这种体验非常真实，然而要把主观报告当作科学证据，怀疑其可信度是合理的^[31]。催眠体验不同于我所经验的其他事件，我本人也期待更客观的解释。

被催眠的大脑

著名的斯特鲁普实验（Stroop test）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证据。该实验测量人们辨认表示颜色的单词实际上所写颜色的难度。比如，想象一个用蓝色墨水写的“红”。与用相应的红色墨水写的“红”相比，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说出墨水是蓝色的*。

*译者注

你可以在这里自测：https://faculty.washington.edu/chudler/java/ready.html

当参与的催眠者被告知他们不再能够阅读时，字母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形状——所以他们可以更快地辨认出与词义不相符的字体颜色^[32]，因为他们不再被词义干扰。

人们被要求“假装”时的大脑活动也与自动反应时不同。在一个小型实验中，研究人员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下研究了12名健康的参与者，测量了他们大脑部位中的新陈代谢活动。在一组测试中，他们得到了“假装无法移动你的腿”的指令；在另一组测试中，同样的参与者被催眠，并得到了他们的腿已瘫痪的暗示。脑成像研究显示，在两种情况下，不同的脑区会被激活^[33]。

后来的一项研究扩展了这个“催眠与假装”的问题，研究使用了可以看到更多软组织细节^[34]的MRI扫描仪。这次，研究人员看到催眠中的人们的运动皮层，即大脑中控制身体运动的部分，会被激活。这表明被催眠者真的在准备尝试移动他们的肢体，尽管比起假装肢体瘫痪的人，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移动。

那么，被催眠的大脑是否有任何特征可以解释催眠反应的特殊感觉和体验？这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但有几个可能项。

斯皮格尔说，部分原因可以在大脑的突显网络（salience network）中找到。突显网络帮助我们识别环境中值得注意的方面^[35]——从分分秒秒淹没我们大脑的大量感官数据中筛选出有意义的信息。在一个实验中，他和同事在扫描高度可催眠和低度可催眠参与者的大脑时将他们都催眠了^[36]。在催眠期间，高度可催眠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弱的突显网络活动。斯皮格尔说：“这种情况出现说明你对别的可能在发生的事情更不关心了，它让你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脱离了联系。”

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催眠期间高度专注的感觉，但怎么解释那种身体在自己做事的奇怪感觉呢？

特休恩说，最好的证据指向了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一组我们休息时最活跃的大脑区域^[37]。“它密切参与了与自我有关的心理活动——做白日梦、走神等等。”

特别是默认网络的一部分——前内侧前额叶皮层——被认为在催眠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区域似乎参与了与自我相关的处理、元认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和控制自我想法的能力。”特休恩说，“而这些都是可能在催眠诱导的作用下被抑制的过程。”

由于默认模式网络中的功能暂时被削弱，将自己看作一个有意识的个体变得困难起来。这或许是无法完全自主控制身体之奇妙感觉的根源。

很多研究都发现了默认模式网络中这一部分和催眠的相关性，但特休恩补充了一个提醒：“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因果。”比如，内侧前额叶皮层同样参与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断，或许被催眠时，你也正好在思索实验者以及他们的想法。

“但这是最有力的证据。”特休恩总结道，“即与自我有关的处理和元认知的减弱。”

从实验室到诊所

在学术研究者梳理催眠为何如此运作的相关细节的同时，临床医生也在利用催眠的疗效——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

或许催眠被探索最多的医学用途是无药物缓解疼痛^[38]的诱人前景。许多元分析（对大范围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评估研究结果的质量和研究设计）发现了一致的结果。近期一个分析了45项有关催眠减轻疼痛的研究的元分析发现，被催眠的参与者比约73%的对照组参与者体验到了更好的疼痛缓解效果^[38]。21世纪早期的两个元分析表明催眠优于标准治疗^[39]，并呼吁在临床环境中更广泛地使用催眠^[40]。或许如你所料，这样的疼痛缓解效果并非对每个人都相同——一个对85项对照实验研究的综述（作者包括特休恩）表明，一个人越是容易被催眠，他的疼痛就能越多得到缓解^[41]。

一些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在慢性疼痛（持续三个月以上的疼痛）领域。在英国，约13-50%的人经历慢性疼痛^[42]，而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慢性疼痛^[43]。在全球范围内，近20亿人会经历反复发作的紧张性头痛^[44]（最常见的慢性疼痛类型）。由于它的性质，慢性疼痛尤其难以用药物治疗，因为阿片类镇痛剂具有成瘾性，伴有副作用^[45]并导致阿片类流行病*^[46]。

*译者注

阿片类流行病（opioid epidemic）是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包括阿片类处方和非法毒品的滥用。

一项关于9个随机对照试验的元分析发现^[47]，催眠可以同时降低疼痛强度和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接受了八节及以上催眠治疗的患者体验了显著的疼痛缓解。

在2000年，斯皮格尔对241名接受非全麻侵入性外科手术的患者进行了一项催眠镇痛的随机试验^[48]。患者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接受标准治疗，第二组有友善的护士提供额外支持，第三组接受催眠。三组患者都可以使用一个按钮，按下便可自行施用芬太尼（强效阿片类止痛药）和咪达唑仑（一种导致睡意和健忘的药）的混合剂。在手术前、中、后的每15分钟，患者都被要求从0分（冷静、无痛）到10分（严重恐惧、焦虑、疼痛）评估自己的疼痛和焦虑水平。

比起护士组和催眠组，标准治疗组使用了超出两倍的芬太尼和咪达唑仑。标准治疗组同样拥有最长的手术时间（平均78分钟），而催眠组的手术时间最短（61分钟）。

斯皮格尔说：“催眠组的焦虑水平是0分，手术中的麻烦就更少了。”

让他失望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临床催眠的使用并没有显著增长。斯皮格尔如今已经开发了一个叫Reveri的自我催眠用软件，希望这可以让更多人们使用基于实证的催眠治疗。

鉴于催眠治疗对越来越多病症展现出良好疗效，为何催眠的主流化如此缓慢呢？

胁迫问题

大部分的保留意见并不归结于证据的缺乏，而是对于催眠反应非自愿性质的担忧和误解。

“这是最广为流传的迷思之一。”特休恩说，“就是如果你在我的引导下进入催眠状态，我可以控制你，让你做坏事。但其实并没有多少这样的证据。”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认知科学教授阿曼达·巴尼耶（Amanda Barnier）巧妙地利用明信片探究了这个问题^[49]。她将研究参与者分为两组——其中一组高度可催眠人群拿到了一大摞明信片，并在催眠诱导后得到暗示——每天给巴尼耶寄一张明信片直到收到来自她的电话。

第二天，明信片开始寄到——并且还不断地寄来。当巴尼耶最终再次召集她的参与者时，他们的想法非常有趣。巴尼耶回忆道：“那些接受催眠的人说，‘我的天哪，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控制。就算下着倾盆大雨，我还是会走出去给你寄明信片，我没法控制我自己。我不得不做这件事。’”

但实验并没有止于此。巴尼耶还使用了一个对照组——他们没有被催眠，仅仅是被要求每天给她寄一张明信片。“我说，我是一个博士学生，我在尝试完成我的论文。这里有一些明信片，可以请你每天给我寄一张吗？”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这组人也帮了忙。当巴尼耶把他们召集起来讨论体验时，他们表现得更为平淡。“他们说，‘是你当时看起来很迫切。’”

由此，巴尼耶总结道，被催眠的参与者并非被驱使着去做他们本不会做的任何事情——就算感觉起来是那样的。

在伦理规范更为宽松的时期进行的早期实验发现更极端的要求引发了相似的反应。

在1939年，一项惊人的实验^[50]暗示被深度催眠的参与者去抓住一条巨大的菱背响尾蛇。参与者被告知这条蛇只是一圈绳子。一名参与者确实去抓它了——不过被一片玻璃阻止了。另一位参与者从催眠中醒来并拒绝了。另外两名被催眠的参与者甚至没有被告知这条蛇只是一圈绳子，但两人还是都去抓住了它。然后，其中两名参与者又得到了他们对实验助手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境地非常愤怒的暗示。他们被暗示道自己无法控制地要将一瓶浓酸扔到助手脸上——而他们俩实际上都这么做了（其实真正的浓酸已经被换成了同色的无害液体）。

作为对照组的未被催眠的参与者也被要求这样做了——但大多数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害怕那条蛇，并没有走近它。1952年的另一项实验^[50]重复了这一发现，但后来的研究批评对照组并没有被置于和催眠组一样的强迫下，这个对比并不合理。

1973年的一项实验^[50]试图通过将被催眠和未被催眠的参与者放在同样的地位，以更有力地解决这个问题。一组大学生被催眠，接受了走到校园里卖“海洛因”（他们被告知这些是海洛因）的暗示，而另一组仅仅是接受了相同的要求——两组人都照做了。不过，研究者遇到了麻烦，因为其中一位参加者的父亲是学校里的一位教授，当他发现他的女儿试图向她的同龄人兜售海洛因时，他感到 “不那么高兴”^[50]。

“结论是，本科生愿意做一些疯狂的事情。”特休恩说，“这和催眠没有关系。”

正如巴尼耶的发现一样，人们在催眠状态下做出的很多令人惊讶的事情，其实并不归结于催眠，只不过假使你发出请求，人们就会做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然而这些实验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的是，催眠是否真的能让人被迫做出一些违背他们意志的事情。但在学术界之外，确实有很多催眠在害人意图下被使用的例子。

运用与滥用

夜幕降临，街角商店外，车流在热闹的北伦敦道路上穿行。店里，店主正在四处搬运一些物品，一位身着灰色T恤、深色夹克和牛仔裤，看起来很自信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走近店主，在他的胳膊上碰了碰。从颗粒状的闭路电视录像中^[51]可以看到，一系列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店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进入了催眠状态。年轻男人摸了摸店主的胸膛和肩膀，接着翻完了他的口袋。店主站在那里，似乎没有注意到。一直到小偷离开之后，店主似乎才意识到自己被抢劫了。

“作为一名科学家，这些案例很难解释，因为我们不清楚完整的情况。”特休恩说，“你能否利用让人分心来实施犯罪？当然可以。你能否让某人进入催眠状态，然后抢劫他们或者侵犯他们？这很难说，而且这很复杂。”

北伦敦抢劫案只是众多犯罪中的一例。这些犯罪有些让人非常痛心^[52]，其中许多涉及不道德的催眠师^[53]对女性患者的性侵^[54]，往往利用了催眠者和受害人之间的权力失衡^[55]。

“这显然是恶心、可怕的。”特休恩说，“这些案件很难处理，因为它们发生在人们与其信任的专家或专业人士悬殊的权力动态*中。”

*译者注

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指两人或多人之间权力的平衡或失衡关系。

“尽管这些事件同样可怕，他们出现在诸多不同权力关系的情况下，（例如）教练、教师或医疗专业人员。”

巴尼耶说，除了权力动态之外，还有一些难以摆脱的其他因素，例如人们可能持有的对催眠的看法或刻板印象（例如，“在催眠状态下我会失去控制”）。鉴于这一系列因素，“很难说清催眠的薄弱点究竟是在于催眠本身还是更广泛的背景因素^[53]。”巴尼耶说。

所有这一切都引出了一个问题：寻求催眠的人如何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的治疗尽可能安全？这归结为一个黄金法则：“如果有人不能在没有催眠的情况下治疗你，他们就不应该用催眠治疗你。”巴尼耶说。

我为这一情况联系过的每一位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包括英国临床和学术催眠协会（British Society of Clinical and Academic Hypnosis）首席执行官希拉里·沃克（Hilary Walker）和美国临床催眠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Hypnosis）候任主席乔·特拉蒙塔纳（Joe Tramontana），都同意这个说法。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还建议一定要确认治疗师的资格^[56]，他们在网站上写道：“催眠治疗应当只能由对专业机构负责的合格健康专业人员施行，例如医生、心理学家、护士、职业治疗师或物理治疗师。”

这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并没有官方机构来规范非专业催眠术。“在澳大利亚，你会看到那些只参加过周末课程或在催眠学院学习了六个月的人。”巴尼耶说。而且，如果治疗后出现问题了呢？“没有你可以去投诉的专业机构。”

在一些国家，催眠治疗学院可能会选择与注册非专业催眠治疗师的机构联合——比如在英国，就有催眠治疗标准总理事会（General Hypnotherapy Standards Council，GHSC）。然而，GHSC告诉我，这些组织都不能自称是官方监管机构，因为“催眠治疗师”和“催眠师”并不是像“医生”和“物理治疗师”那样受保护的头衔。

例如，GHSC要求进行注册的催眠治疗师遵守道德规范^[57]，并对注册成员的患者开放投诉程序。“不过，由于催眠治疗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我们或任何其他（注册非专业催眠师的）组织都无法阻止已被取消注册的从业者继续独立执业。”GHSC的一位发言人说。

我采访过的临床医生和专业机构给出的关键信息仍是确保你寻求治疗的任何人都应当有相关的健康资格。并且，如果你有健康问题，应当咨询你的全科医生。

正如巴尼耶所说，尽管催眠“荒诞”的名声仍然存在，它离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经历并没有那么遥远。

对许多人来说，沉浸于一本好书或一部电影（甚至可能只是一部哈利波特电影）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又或许你会发现自己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忽略了路边的地标。如果这曾在你身上发生过，那么你所经历的和催眠并没有很大差别，巴尼耶说。甚至太过沉迷于智能手机和催眠也有相似之处^[58]——两者都能扭曲你对时间的感知，减少你对外界环境的意识，并带来一种削弱的主体感（感觉你就是无法停止滚动屏幕）。

但如果你并不常常经验这种深度沉浸的感觉，那也是正常的。“这就像是外向与内向的区别。”巴尼耶说，“有些人只是以属于自己的不同方式活在世界上。”

就像催眠与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差别，它作为一种医疗干预与其他工具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针头和注射器，或者一把手术刀——在邪恶之手，它们都可能造成巨大伤害。但在技艺之手，它们可以是强大且有益的工具。

翻译：肉；校对：景行；编辑：eggrie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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