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被誉为从癌症到战争无所不治的灵丹妙药，而对它疗效的研究是否符合科学标准呢？
冥想宣传的对心理和生理上的好处包括：消除或减轻压力、焦虑、抑郁症、躁郁症、饮食失调、糖尿病、药物滥用、慢性疼痛、高血压、癌症、孤独症和精神分裂症。它是每个人的灵丹妙药。 冥想还有明显的人际和集体效应。正念冥想和其他从佛教衍生的冥想技巧，比如慈悲和仁爱冥想，可能会增加亲近社会的情感和行为，产生更大的社会联系和利他主义，消除侵略性和偏见。某人宣称，“如果在世间，八岁以上的人都学会冥想，那么暴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这句话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这项有益的活动自然被应用在了各式各样的场合。冥想技巧已经在军队中推广，目的是提高士兵的幸福感和工作效率。狙击手会利用冥想从情感上超脱杀戮行为，稳定将要夺取生命的手（与冥想相关的祥和、宁静等反杀戮的元素早已被干净剔除）。公司会利用冥想抵消压力和倦怠，表面上看，这是善意的目的，但它也能帮助公司创造顺从的员工。在学校，冥想的干预旨在让孩子们平静下来，更好地应对获得高分的压力。在这里，我们的目标也是减少不良行为和侵略性，以增加亲社会性和合规性。
心理学研究通常对冥想的功效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关于冥想亲社会性的研究结果几乎全是支持态度——它不仅有改变个人，还有改造社会的力量。所以，冥想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这一理论似乎是有根据可循的。由此带来了在各种环境下应用的前景，比如在社会冲突中的应用：消除战争和恐怖主义。然而，问题出在为了支持这种说法所做的研究上。
去年，实验心理学家Miguel Farias，Inti A Brazil和我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荟萃分析，研究那些主张冥想能增加亲社会性的科学文献。我们评审了在冥想者和非冥想者之间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回顾了20多项研究，评估了不同类型的冥想给亲社会情感、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如何感受同情心、同理心和个体的联系。
我们审查的研究使用了各种方法和干预措施。例如，有一种为期八周的冥想干预，称为“正念减压课程”。人们学会了如何进行有意识的呼吸，并修习了“活在当下”，释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与此同时，与冥想者进行比较的对照组每周进行一次关于同情心益处的小组讨论。另一项研究比较了引导式放松，参与者会聆听关于深呼吸和放松的录音，而对照组则待在等候室里什么也没做。大多数研究会要求参与者填写关于自己冥想干预经历的调查问卷，以及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程度。 一些研究还会进行对同情行为的评估，例如，某个案例评估了个体在逐渐拥挤的等候室里让出一把椅子的意愿程度。
最初，研究结果似乎充满了希望。我们的荟萃分析表明，冥想确实对亲社会性产生了轻微的积极影响。但随着发掘的深入进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冥想会使人们感到更富同情心或同理心，但它并没有减少侵略性或偏见，也没能改善人们的社交关系。所以，即便亲社会性的益处并不容易判明，但它们显然是能够被衡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衡量这些益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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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剖析研究，我们进行了二次比较，试图了解方法论思考会如何改变我们最初的发现。该分析着眼于对照组的用途以及施加干预的导师是否也是该研究的作者，这些都有可能造成结论的偏见。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令人震惊。
让我们从对照组开始讲起。设置对照组的目的是隔离干预的效果（在我们的研究中，施加的干预就是冥想）并消除无意识的偏见。通过在药物试验中发现的无效对照剂效应，首次揭示了适当控制条件的重要性。简单的讲，就是即使没有使用活性剂（或药物），治疗仍是有效的。为了避免这种影响，药物试验中的每个组都会接受相同的治疗，唯一的区别在于对照组使用无效对照剂（或糖丸）而另一组则接受真正的药物试验。测试者和被测试者都不知道被测者所属的组别（这被称为双盲设计），有助于消除无意识的偏见。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活性剂是否有效。
但是，在行为变化的研究中，应用对照组/无效对照剂是很棘手的，因为当治疗不仅仅是药丸而是一种行动时，更难创建一个对照组（或无效对照剂）。对照组必须类似于被干预的小组，同时又要减少一些区别于实验组的重要成分。这就是所谓的主动控制。与实验组相比，被动对照组不用做任何事情。
当干预组与只完成了调查问卷的被动对照组进行比较时，发现冥想确实可以增强同情心。因此，可以认为，与被动待在等候室的对照组相比，在干预下参与了为期八周的仁爱冥想的参与者增强了同情心。
我们的分析表明，冥想本身并不能使世界变得更富有悲悯。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隔离了冥想的影响？还是我们只是简单地证明了做某事比什么都不做更好？同情心的增强也许是因为个体们花了八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更具有同情心，又加上对从事一项新的活动感到愉悦。主动对照组（例如，讨论同情的参与者）能够更有效地隔离冥想干预的效果，因为这两个群体现在都参与了涉及培养同情心的新活动。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冥想本身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富有悲悯之心。
精心设计的控制对照实验允许采用双盲设计进行研究。通常认为给冥想干预开发有效的无效对照剂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它早已实现——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20世纪70年代，先验冥想研究的鼎盛时期，Jonathan C Smith完成了一本71页的手册，描述了冥想技巧的基本原理和益处。他将手册交给了一位研究助理，助理没有意识到这项技术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因此，他充当了无效对照剂的角色。随后他开始向对照组的参与者描述这项技术的优点。（而实际的无效对照组中，参与者被指示要每天在黑暗的房间里静坐20分钟，思考他们渴望的东西）。关键点在于，无效对照组可以用来研究冥想，它只是不经常被使用。
双盲设计有助于消除参与者从研究人员那里意外产生的偏见。这些偏见在心理学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被称为实验者偏见（实验者无意中影响了参与者的行为）和需求特征（参与者以他们认为会使实验者满意的方式行事）。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讨论了规避实验者偏见和需求特征的重要性。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验者偏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冥想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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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围绕实验者偏见和需求特征的讨论中，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回顾的48％占比的研究中，冥想干预由该研究的一位作者（通常是其主要作者）主导。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去尝试控制热情洋溢的导师和研究人员对参与者造成的潜在偏见。这种偏见通常不是故意的，而是潜意识下，给予实验组的参与者优待或表现的特别热情。作者本人扮演导师在研究中相当盛行，我们决定在荟萃分析中对其进行统计研究。我们把使用作者本人的研究与使用其他导师或其他形式教学（例如录音）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只有在作者自身也是施加干预的导师的那些研究中，同情心才会增加。
实验者偏见往往与需求特征密切相关，参与者的行为或反应方式与研究者的期望一致。例如，参与者可能会不顾自己的真实感受做出反应——更热衷于有关同情心的问卷，因为研究人员本人对同情心充满热情。围绕着冥想的嗡嗡声被描绘成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的疗愈，是改善健康和思想的关键——这点也很有可能反馈给了希望从冥想干预中获益的参与者。然而，我们所研究的文献中几乎没有哪项研究为预期效果做了对照控制，而对这种方法论的关注在冥想的研究文献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实验者偏见的普遍性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个令人困扰而又很少讨论的偏见涉及数据分析和报告。解释统计结果并选择要强调的内容同样具有挑战性。数据并不自辩——数据是由学者们负责解释的，而他们的思想并不是白纸一张。学术界经常要在承担公正分析数据的责任和学者自己的信念、愿望以及期望之间划出界限。 2003年，哈佛医学院的Ted Kaptchuk总结了一些在科学报告中普遍存在的解释性偏见：证实偏见，拯救偏见（通过实验寻找选择性错误来证明期望的合理性），以及“时间证明一切”偏见（因为事实上额外的数据可能支持它，所以保持一个折中的期望）等等。在我们审查的冥想文献中，绝大部分都存在这类问题。
我们遇到的最常见的偏见是“证实偏见”，也就是支持先入为主观念的证据比挑战这些信念的证据更加有利。证实偏见普遍存在于过度报告边际显著（不甚重要的）实验结果的形式中。 当使用统计检验时，0.05及以下的p值通常表明结果在心理学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习惯性的做法是将结果报告为“趋势”。再或者，假若结果接近又未达到理想的0.05截止值，则报告为“轻微显著”。问题在于，心理学对于什么可能构成“边际显著”并未达成共识。在我们评审的论文中，p值范围在0.06到0.14之间，也就是说连边际显著都几乎没有。（p值检验是不是最准确的科学方法尚有争议，但如果我们使用这种类型的测试，就应该遵守规则。）
拥护冥想的观点和捍卫其声誉的斗争使得公布负面结果变得更加困难。
在统计方法被设计成有明确的削减的自由的情况下，当没有结果的时候，发现效果的机会就增加了。使用“边际显著”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进行报告时要排除偏见。例如，在某项研究中，作者报告了相比于对照组更有利于冥想干预的边际显著差异（p = 0.069）。然而，在下一页，当作者报告不同于冥想组的差异结果时，他们声称完全相同的p值是“非显著”的。只有当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假设时，p值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审阅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边际显著性和具有统计学意义是相当的。
证实偏见很难克服。期刊依靠审稿人来发现它们，但其中一些偏见已经成为常规操作（比如报告边际显著的影响），它们经常会被漏掉。审稿人和作者也面临着学术压力，这些压力使偏见更容易发生，因为期刊更倾向报道积极的结果。但是在冥想研究中还存在另一个复杂因素：许多研究人员，也就是期刊文章的评论者，他们不仅是冥想的从业者和爱好者，而且也是冥想项目的提供者。他们个人会投资于冥想项目，使自身或者自己的机构从中获利。拥护冥想的观点和捍卫其声誉的激烈斗争使得公布负面结果变得更加困难。
我的目的不是诋毁科学，但科学家确实有责任建立一个旨在无偏见并了解其局限性的证据基础。这点很重要，因为冥想力量膨胀的结果为推销其益处提供了神奇的信念。正念网站将冥想作为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快乐药丸”来推销，据说只要孩子们能够保持深呼吸、活在当下，它就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带来世界和平。但是，我们是否能确定冥想不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冥想是否有可能刺激功能失调的环境，还是实际上它本身却会指向精神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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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或耐克这样利用冥想技术的大型公司，已经在实践和认可其益处的群体中形成了紧张。那些更加传统的人则认为，没有伦理教导的冥想会走上歧途（比如狙击手稳定地进行杀戮射击，或者顺从的员工屈从于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倘若冥想不适合你呢？更有甚者，如果它让你感到沮丧，焦虑或引起精神病呢？在最近的文献中，这些症状的证据是可以预见，20世纪6、70年代的报告就警告了先验冥想的阴暗面。存在一种风险是，那就是接受精神治疗的少数病例被心理学家认为有精神病的倾向。
在《The Buddha Pill》一书中，Miguel Farias和Catherine Wikholm对冥想直接引发的抑郁、焦虑、烦躁、躁狂和精神病症状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认为，科学界尚未评估不良影响的普遍程度，人们很容易认为，可能出现的少数轶事案例是由于一个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易患性造成的。但是在Google上进行简单的搜索显示，在冥想论坛和博客中，抑郁症，焦虑症和躁狂症的报道并不少见。例如，一个佛学博客上有许多关于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报告，被称为“黑夜”。 一位博主写道：
我曾度过了一场相当恐怖的“黑夜”，它持续了九个月之久，令人痛苦、绝望、恐慌、无法集中注意力（以至于难以完成简单的任务）、拒绝社交（因为感觉很糟糕，还由于缺乏注意力，我很难跟上和理解别人在说什么）、孤独、幻听、轻度偏执、对待朋友和家人态度很差、长期怀旧和悔恨、强迫性思想（通常是关于死亡），等等。
在佛教界，这些所谓的“黑夜”是冥想的一部分。在理想的情况下，“黑夜”是在佛教教义的框架下与经验丰富的导师一起完成的，但那些没有这样的导师或在世俗背景下冥想的人呢？
目前，文献中未报告的不良影响或许是偶然出现的，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受此影响的人以为这是冥想的一部分，再或者他们最初并没有将此与冥想练习联系起来。考虑到冥想的正面形象和没有相关负面报道，很容易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在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只是会停止冥想，但许多网页和文章往往把这些消极或矛盾的情绪作为冥想的一部分，这些感觉会随着练习而消失。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继续练习可能会导致精神病的全面发作，或有其他轻一些的不良影响。例如，在1976年，临床心理学家Arnold A Lazarus报告称，一名年轻人发现先验冥想所承诺的好处根本就没有出现，还没来得及质疑这些夸大了好处的说法，他更是体会到了强烈的失败、徒劳和无能。
在最好的情况下，个体会有精神科医生或经验丰富的冥想导师来指导他们，而那些独自冥想的人可能会落入精神疾病的魔爪中。 Lazarus警告说，冥想并不适合每个人，我们需要考虑个体差异，并意识到其在世俗背景下应用的不良影响。他曾如此评价先验冥想，“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研究人员和治疗师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人修习冥想的益处和风险——这并不是个好消息。
在《The Buddha Pill》中，Farias和Wikholm写道：
[我们]没有停止相信冥想带来巨大改变的能力，但是我们担心冥想的科学是一种歪曲的观点：冥想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压力更小、改善我们的福祉。它的主要观点是相当激进的——破坏了你对自己是谁的认知，动摇你自我意识的核心，这样你就会意识到“一切皆是无”。但我们并不是如此看待在欧美地区推广的冥想课程。在这儿，冥想已经被改造成一种天然的药丸，它会使你的头脑“冷静”下来，感受“快乐”。
必须提出一种更加平衡的冥想观，一种理解冥想的局限性及其不良影响的观点。总有一天，人们对这种强大且难以理解的修习将有更全面的了解。目前，我们对它的理解大多是扭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