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如此自以为是，如此虚荣，如此野心勃勃。”
对于这样的评价，玛格丽特·卢卡斯·卡文迪许（Margaret Lucas Cavendish）或许早已司空见惯了。在她所生活的十七世纪，持此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她的头衔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公爵夫人。作为一位生活在17世纪的贵族女性，她总是以奇特而不寻常的方式抛头露面。她曾穿一条袒胸露乳的裙子参加她丈夫的戏剧首映，也时常会打扮成骑士的样子，与人见面时也像男人一样行鞠躬礼。在她居住的小镇里，对她好奇的居民曾一度流行过“追马车”的活动：人们争相追逐她出行的马车，希望能远远地亲眼看她一眼。不用说，大多数人的希望都落空了。而那些少数的幸运儿只能看到一个剪影——他们说，卡文迪许夫人坐在阴影，身着一袭黑衣，只佩了银饰。
除了她不同寻常的外表，她的兴趣对一个17世纪的女人来说也是有些反常的。她一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读书写作，撰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她的作品包括通常被认为是科幻小说雏形的《燃烧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她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十七世纪，当代科学还处于萌芽阶段。伦敦皇家学会——现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科学机构，在当年不过刚刚成立。而玛格丽特·卢卡斯·卡文迪许，则是第一位参加了这个学会会议的女性。
在她所有的不寻常之中，最令人惊叹的当属她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玛格丽特出生于一个大多数女性甚至无法识字的年代，虽然她的身世背景让她有幸摆脱文盲的宿命，但是她从未接受过系统正式的学术训练。尽管这样，她仍然潜心研读了同时代的哲学著作，对于笛卡尔、霍布斯的哲学作品进行了深刻严肃的批判。斯坦福哲学百科在2009年时收录了关于她的词条。撰写词条的哲学家大卫·昆宁（David Cunning）盛赞道：她的哲学著作“对17世纪讨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然而，哲学界只是在近几十年来才刚刚发现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的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会讨论她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她曾为她的丈夫立传。在1918年，让玛格丽特从历史的尘埃中重见光明的亨利·佩里评价道，与这本传记相比，“她的所有作品都显得微不足道”。
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自然是有失公允的。但是，究竟是什么让玛格丽特·卡文迪许蒙尘数百年？她为什么会被人们遗忘？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什么，让她再次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
踽踽独行
玛格丽特·卡文迪许的哲学思想，就像她本人一样在那个时代不同寻常。
十七世纪是机械哲学的时代。在这个学派的世界观中，自然世界是一套极其精密复杂的机械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机械哲学深受发生在不久以前的哥白尼革命鼓舞。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变，不仅颠覆了天文学，同时也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理解自然世界的方式。在这场革命之后，当时还被称作“自然哲学”，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逐渐开始另辟蹊径，着手于更加注重实证、注重观察的研究方法。
不过，每一次的思潮涌动中，总会有人逆流而行。玛格丽特·卡文迪许就是这样一位逆行者。
对于她而言，将自然界视为一套死气沉沉的机械系统的想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然界不过是这样无意识的机械系统，那意识究竟从何而来，如何诞生的呢？与卡文迪许同时代的笛卡尔试着用二元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断言，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物质：一种是组成自然界这套精密机械系统的物质实体，而另外一种则是像意识这样的精神实体。它们本质上不同，相互独立。
然而，这样解答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鉴于人的灵魂只是一种精神实体，它怎么能影响身体这样的物质实体来实现自愿行为呢？”在写给笛卡尔的信中，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抛出了心身问题。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着哲学家们。
同样是面对这样的难题，卡文迪许则选择了另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她断言世间万物本质是物质的。这种物质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无生命质（inanimate matter），敏感质（sensitive matter）和理性质（rational matter）。无生命质是这三类物质中最粗糙简单的，而理性质则是最精致繁杂的物质，敏感质则介于这两种物质之间。如果说笛卡尔的世界观是将世间万物都一分为二，要么属于物质，要么属于精神，那么卡文迪许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由无生命质、敏感质和理性质三种基色填满的调色盘。无论是天上繁星、路边砂石，还是植物舒展的草叶、诗人美丽的心灵——世间万物，都由这三类物质混合而成。
卡文迪许这样的观点不免让她走向了“泛灵论”（panpsychism）。因为万事万物都混有理性质，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万事万物都能思考、感知、拥有意识。这种秉持着意识无处不在的观点，在近些年来愈发兴起，受到越来越多的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的青睐。而卡文迪许在几百年前与同时代思想家格格不入的泛灵论，自然使她赢得了更多当代学者的关注。
为何寂寂无名
哲学家G·A·J·罗杰斯（John Rogers）曾指出，在评估一个哲学家的学术成就时，有三个标准需要考量：原创性、论据质量和影响力。卡文迪许的独创性和论断的质量自然是有所保障的——她的泛灵论观点在机械哲学的时代闪耀着独创性的光芒，而她能和同时代鼎鼎有名的哲学家在字里行间针锋相对，自然也体现出她出色的论证能力。但是，在第三个衡量标准上，卡文迪许似乎有所欠缺。如果她真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哲学家，那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谈论她的哲学思想？她为什么会被历史的灰烬所埋葬？
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她是一个女人。
在她尚还在世的时候，卡文迪许就曾抱怨过自己的思考总是不被人严肃地对待。尽管她丈夫的显赫身份能使她有机会与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们交流，但是，她的参与程度仍极为有限。《利维坦》的作者、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常年接受卡文迪许丈夫的赞助，同时也是他的挚友之一。然而，即便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霍布斯仍然拒绝与卡文迪许共进晚餐。那时正在伦敦旅行的卡文迪许碰巧遇上了霍布斯，便提出了邀请，然而霍布斯却以“有些事情”搪塞了过去。后来，在卡文迪许的日记里，她不无遗憾地写道：“一定是他的‘一些事情’让他不得不缺席吧。”
而当卡文迪许提出希望参加伦敦皇家学会的会议时，这个全部由男人组成的学会内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辩驳。当她真正坐进会堂时，皇家学会也非常明确地勾画出她局外人的地位。学会会员为卡文迪许准备了一系列实验作为“娱乐节目”供她欣赏。在这些男人们眼中，卡文迪许不是自然哲学家卡文迪许，而是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是贵族卡文迪许。
为卡文迪许的蒙尘历史感到叹惋，并不是说她的观点值得我们全盘接纳。按照今天的标准，卡文迪许的一些论点是错误而荒谬。比如说，她曾长篇大论地批评了显微镜在自然科学中的使用，认为这种工具扭曲了人类自然的感官系统。然而，这种观念上的错误和荒谬，并不能合理地解释她被哲学史忽视几百年的事实。太多太多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所以拥有影响力，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引人质疑。比如说柏拉图世界观中的“理念世界”，几千年来源源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著名哲学家们往往是以一种深刻的方式犯了一个有趣的错误，引得其他哲学家和后来者不断添砖加瓦或试图反驳。
好的哲学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不仅需要参与者们的知识储备，同时也需要一种学术上的真诚感。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深思熟虑的批评与反驳，都需要一种严肃对待某个立论的态度。而作为女性的卡文迪许，被人称作“疯狂马奇”（Mad Madge）的卡文迪许，她和她的哲学著作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所谓“主流哲学家”的严肃对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缺乏影响力的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那些哲学家们的不幸态度。她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也因此成为西方自然哲学的遗失数世纪的瑰宝。
还有多少“卡文迪许”
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卡文迪许面对的种种困难，在如今的学术界里仍然存在。今天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男性所主导的。
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在哲学内部存在着巨大的性别鸿沟。201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哲学系里，女性的所占比例会随着学术界中阶级的上升而不断降低。比如说，在入门类哲学课中，有不少都是女性。但是，在以哲学为专业的本科学生中，女性的比例就有所降低。到了研究生、博士的层面上，女性的比例则会更少，而到了教授等级，女性更是少之又少。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性哲学家凤毛麟角呢？
201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莎拉·简·莱斯利（Sarah-Jane Leslie）与三名心理学家提出假说，认为女性数量的稀少与两种刻板印象有关。一种刻板印象与学科相关：对于像哲学这样的学科，人们通常会觉得只有拥有 “天赋才能”的人，才能学好这个学科。而另外一种刻板印象则与性别相关：在刻板印象中，女性通常不被视作拥有“天赋才能”的人。莱斯利和她的团队一共收集了横跨30个学科、总计1820名教授、博士后和博士生的数据。他们发现，如果某学科中学者抱有“学好必须要有天赋”的观念越强，那么该学科中女性的所占比例就会越低。当然，两者之间呈现的相关性不能与因果性划等号。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是这两种刻板印象让女性远离了哲学界。
但是，2017年的一项来自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似乎隐隐指向了这种可能性。
在这项目标群体是小朋友们的实验中，研究人员们会给小朋友们先讲一个小故事。小故事里全篇没有提及主人公的性别，只是说这个人“特别特别聪明”。之后，研究人员们会给小朋友们看一些人的照片。照片有男有女，而小朋友们需要猜测哪张照片里的人是故事的主人公。五岁的孩子们，无论是男是女，都会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同性别的人。而到了六岁，情况却有所不同：男孩仍然会倾向于选择同性别人的照片，认为他是“特别特别聪明的人”，而女孩的选择则近似随机。
这样的信念还会带来的行动上的改变。在接下来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又给孩子们介绍了两个小游戏：一个小游戏是专门给“特别特别聪明的小朋友”准备的，而另外一个则是给“特别特别努力的小朋友”准备的。令人担心的性别差异出现了：研究人员发现，与小男孩们相比，小女孩们对给“特别特别聪明的小朋友”准备的游戏兴趣要低很多。但是，在给 “特别特别努力的小朋友”准备的游戏上，两个性别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换句话说，哪怕是六岁的小女孩们，都开始慢慢地觉得自己的性别可能没有“天赋才能”，不应当参与那些只有拥有“特殊天赋”的人才应该参与的活动。
如果这样的观察可以推广到成年人身上，再结合卡文迪许的故事来看，那么一个恶性循环似乎慢慢就这样浮出了水面：哲学界的女人不受到严肃、公平的对待，导致女性哲学家的知名度影响力很低；女性哲学家的知名度影响力很低，女性则会愈发觉得哲学“不是为自己准备的”；接下来，这就导致很多女性会在一开始就打消了学习哲学的念头，学习哲学的女性也就更少，最后也就更少有女性哲学家能受到哲学界的重视。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当所谓的“哲学界”完全掌握了对于 “哲学家”的价值的生杀大权时，也许我们也应当重新审视“哲学”这一名词究竟指代着什么。在如今愈发制度化的学术体系下，哲学是否已经逐渐偏离了最初“爱智慧”的定义，沦陷为一系列空虚的数据？当上了几门课、拿了几个A、读了几年书、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这样的数据，成为一个人对哲学精通程度的衡量时，“哲学”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这当然不是贬低系统学术训练的价值。当一个人缺乏正式的学术训练时，往往会坐井观天，走向“民哲”“民科”的歧途。然而当学科与学术体系、思考深度与论文引用数完全划等号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保持绝对的警惕之心：学术体系之中存在的偏见与不公，往往会阻碍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卡文迪许沉默于历史长河长达数百年的悲剧只是沧海一粟，一定有更多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名字的伟大灵魂，与他们的杰作一样，沉积在历史长河的底部。
后记
写这篇文章是三月初的一个幡然悔悟：我神当天准备发的一篇文章，题名为《一个改变了过去、现在与未来意义的男人》。我一下子想起来，前不久还发了一篇我的文章，题名我也有一定责任，是叫《那个与认知科学为敌的男人》。“怎么全是男人的事？！” 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写一篇关于女人在认知科学相关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文章。最后选了男女比例最不平衡的哲学，选了卡文迪许。
我一直觉得我大学这四年还是很幸运的。上课、进实验室，遇到的教授和导师都对我非常非常好，从来没有因为性别而区别对待过我。但上着上着课，尤其是哲学课，我还是发现男女教授比例严重失衡。一直要到大四上学期，我跑到匹大上了一节课，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一个活的女哲学家。也就是在她的课上，一节讲经验主义历史的课上，我第一次学到了卡文迪许这个名字。
我虽然早知道自己肯定不会走向专门搞哲学这条路，但是在和她上课、读卡文迪许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被激励的感觉。高校多元化的必要性，或许就在于体贴一种人之常情——当一房间里的人，只有你的性别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再自信再有安全感的人，也许都会下意识地打小退堂鼓吧：我真的属于这里吗？虽然那个老师看不见，但我还是要在此对她遥送一份感谢。
在此也感谢应姮同学对这篇文章提出的修改建议。和她的讨论提醒了我，哲学的内核，和它被制度化以后的产物——哲学专业、哲学学位，中间或许是有间隙的。而卡文迪许她自己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流芳千古的哲学家”。她只是一个热爱思考的人。她只是希望能与更多的人交流自己的思考。
最后，祝所有对哲学充满好奇的灵魂，都能在哲学中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是大学中得到的哲学教授终身教职也好，还是床边柜上的一本牛津通识读本也罢。愿哲学常伴你我，愿思辨常伴你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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