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躯体重归于好，任其包覆心灵

科学家一直在努力侦测来自躯体内部的感受，此类研究正在动摇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领域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颠覆大众心目中的“常识”。

1926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论生病》中写了一个人抱病时的样子：

所有的白天、所有的夜晚，躯体都在干预插手：迟钝或敏锐，上色或去色，在六月的暖和中变成软蜡，在二月的阴暗中凝成硬脂。那里面的心灵只能透过这玻璃——污迹斑斑的或者玫瑰色的——注视外面。它不能像一把刀的刀鞘或者一颗豆子的豆荚一样，一刹那间就与躯体分离开来。它必须经历那整个没完没了的变化过程：热与冷、舒服与难受、饥饿与满足、健康与生病，直到最终那不可避免的灾难降临。
—— 《太阳和鱼》，上海译文出版社

伍尔夫被一系列精神层面的症状折磨着（如今我们知道她或罹患双相障碍），因此深谙躯体干预。不过无论抱病与否，躯体总是不断干预着的。我们感觉良好抑或欠佳，则取决于干预的方式。当一个人仅关注其具身有机体（embodied organism）的感官愉悦，尽情享受与环境、活动、他人的交互作用，而对有机体的其他方面无思无虑，他/她是健康的。但是，躯体或情绪上的痛苦会动摇这根本的基础，从而扰乱我们所感受到的自我存在；若不是在痛苦中，我们便会把自我感觉当做理所当然的。此时，我们或许会意识到我们所感受到的自我存在实际上是建构的。我们作为具身自我的存在方式高度复杂，事关处于不断相互作用中的大脑和躯体。

过去几年里，神经科学家与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侦测人们在健康与抱病状态下的脑躯交互，并分析它们是如何构成始终具身的自我。这些科学家一直在研究来自躯体内部的感受，这种感受被称为内感受（interoception）。你会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一术语。对内感受的研究正在动摇神经科学、心理学等领域长久以来的金科玉律，颠覆大众心目中的“常识”；这些观念声称，大脑不过是信息处理机器，且可被置于躯体之外单独理解，仿佛我们有意识的、理性思考中的自我不过是离身的大脑的输出结果，仿佛我们不仅仅是生物体。心智科学正经历地覆天翻的变革，怎样大书特书都不为过；不过或许因为当局者迷，连掀起变革的人也并未全然意识到其历史与哲学意义，以及潜在的文化及临床影响。是时候全面考察一番正在进行的革命了。

1994年，《笛卡尔的错误》（Descartes’ Error ）问世，书中阐释了具身的情绪处理过程是如何整合进理性处理过程的。作者系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他一跃成为这场概念革新运动的领军人物，并在其之后又陆续出了相关的四部书。从此，对自我具身感的研究加速进行。现如今，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正在他的创见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过去十年间，关于内感受的发表作品增长了六倍。关于自我的问题——自我意识和躯体意识，躯体所有感和能动性——这些一度被哲学垄断的内容，如今可以开展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的新兴成果或能改变我们对自身的根本认识，并为我们对自我的直觉感受找到详实的科学依据。它们还能为我们解答，当始终具身的自我感觉中断时，当那面窗玻璃蒙上污迹时，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这尤其有助于理解神经和精神障碍——精神病性状况和精神分裂症，以及自闭症、注意障碍、动作协调障碍、躯体形式障碍、体像和情绪处理障碍（如厌食症和述情障碍等）。

无论我们是否注意到，内感受总是存在于对所有躯体内信号的感知和统合之中。这些感知和统合包括自主神经、激素、内脏和免疫功能：呼吸、血压、心率、体温、消化与排泄、口渴与饥饿、性唤起、爱抚、瘙痒、愉悦与痛苦。因此，内感受位于我们自身感受的核心位置：生理和精神生活动态地耦合着。中枢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彼此作用，高阶认知和情绪状态不断地交互。我们感受、监视着自己，并根据所处环境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而且往往是无意识地——这就是内环境稳定过程，它让我们得以在生理上调节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内感受也总是与之相符。

神经生理学家查尔斯·谢灵顿（Charles Sherrington）早在1906年就首次使用了“内感受的”这一术语。他当时指的是我们对自己内脏的感受（现在被称为内脏感受「visceroception」）。基于生物学家克劳德·伯尔纳（Claude Bernard）在19世纪中叶首创的“内环境”（milieu intérieur）这一概念，内稳态作为一项术语在1926年诞生了（伍尔夫恰于同年发表了《论生病》）。

根据历史学家斯特凡诺·耶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和人类学家托德·梅耶斯（Todd Meyers）在Aeon上的文章，内稳态的概念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促使生理学家和临床医师将躯体重新理解为“自我组织的机体”，或言“浑然整体”。达马西奥在《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 to Mind）一书中写道，虽然内稳态这一概念所蕴含的诸多原理“广泛应用于普通生物学和内医学，这些原理在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深刻意义却被忽视了”。好在没过几年——也就是现在——人们重视起这些原理，并对其有了更好的理解。

距谢灵顿近一个世纪后，神经科学家A·D·克雷格修改了内感受的含义，将“对整个躯体生理状况的感受”也包含其中：“这一系列‘感受’源自躯体，而躯体提供了对物理状况的感受，并构成了心情和情绪状态”。达马西奥用他的躯体标记假说（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继续推进，称“情绪感受”有别于情绪，它们是躯体状态的心理体验。”——这被克雷格归纳为“感受情绪的主观过程”，这一过程会招募参与内稳态调控的脑区。这些“建立于躯体本身”的感觉对于我们的决策能力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全面考量我们的决定（包括似乎最为理性的决定，比如那些关乎理财的）：我们对决定的可能结果产生感受，而这些引起感受的可能结果又会决定我们的行动——倘若参与情绪感受过程的脑区受损了，我们的决策能力也会因而受损。克雷格确认了内感受通路，这一系列通路提供一副全器官内环境稳定过程的皮质活动图像；而在意识层面上，内感受通路表现为感受。

《你感觉如何？——与神经生物自我同在的内感受一刻》（How Do You Feel? An Interoceptive Moment with Your Neurobiological Self）这部书详细记述了克雷格和他的团队分离了椎弓板I（lamina I，脊髓中突向脑干神经元的结构）的过程；通过遍布机体组织的细径神经，这些突起结构向自主神经系统提供来自皮肤、肌肉、关节、牙齿和内脏的（关于机械、热、化学、代谢、激素水平状态信号的）输入。正是通过椎弓板I的这些突向脑干的结构，“感受通道”攀沿至丘脑区域，进而到达一个被称为脑岛的脑区——这即是所谓的“内感受皮质”。

相较于内感受，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这一概念更为我们所熟知；这是关于我们躯体在空间中动态的感受。有赖本体感受，当我在黑暗中醒来时我能知道我的胳膊在哪儿。这有别于内感受，但在功能和解剖上又与之关联，外感受（exteroception）也是如此。这些感受均可以被操控，橡胶手错觉便是一个绝佳的范例效应。

橡胶手错觉实验最早在21年前进行，并经过多次可重复性检验。在该实验中，被试可见的橡胶手与被试不可见的自己的手被同时抚摸，由此使被试产生一种橡胶手属于自己的错觉。这种错觉有戏剧性的表现：当实验者用锤子敲击橡胶手时，被试无不抽手退缩，就好像这只橡胶手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一样。RHI促进了对于根本的躯体所有感以及与之相关的能动感的研究。（能动感指的是，我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我的腿是我的，或我在移动我的胳膊）。复杂的过程令这一感觉得以发展并维持，或是被干扰——例如在躯体感受和感觉运动病态中。

心理学家马诺斯·萨科里斯（Manos Tsakiris，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见解）报告称，RHI以及引发全身性幻觉的相关实验表明了“多感官统合可以更新躯体的心理表征”，并且外感受也可影响自身意识。

但是，他与其团队发现，这些在有意识情况下躯体受到的所有感变化还会导致自我生理调控的无意识变化——即内感受的变化。前脑岛在外感受和内感受过程中均有参与，这使我们感受到躯体即自我，且这一自我能在外感受输入中保持统一和稳定。另有实验表明，前脑岛在内感受体验和情绪体验中均被激活，并参与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分。这又回过来影响着共情的能力，并导致种族偏见。这一研究结果由萨科里斯发表在Aeon上，他与其团队的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与政治情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除此之外，认知神经科学家奥拉夫·布兰克（Olaf Blanke）和安德里亚·塞里诺（Andrea Serino）称，其他参与了由多感官信号处理而产生的躯体自身意识的脑区还有额顶叶和颞顶叶区域。这两位科学家重点研究了多感官知觉如何导致了我们这样具身的、处于空间中的、有自我意识的经验主体产生，并最终将研究结果应用在义肢上。

无论有关这些脑区的发现（尤其是有关脑岛的发现）对于核心我格（core selfhood）的形成与维持有多么重要，大脑与躯体的交互才是我们故事的中心。在持续不断的反馈循环里，躯体和大脑互通信号；这一反馈循环涉及了响应外部输入和内感受状态而动作的自主神经系统，启用或禁用着我们的各种激发状态和“战或逃”反应。自主神经系统正是以这种方式作用于内稳态调节。

近来，在关乎如何解释这些调节的问题上，应变稳态（allostasis）这一概念开始普及：萨科里斯和神经科学家阿尼尔·塞斯（Anil Seth）如此定义：内稳态指涉的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应变稳态则指涉机体主动达到稳定状态的过程，即“通过变化来调节躯体状态”。典型的内稳态律令会是待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试想，倘若我们无法预料环境温度对我们体温的影响，并因此作出相应调整（比如在头顶骄阳似火时纵身跃入冰凉的海水中），我们便会死。而应变稳态则是另一种预期性调整，“藉由这种机制，机体主动为尚未发生的干扰作出准备”，哲学家雅各布·霍威夷（Jakob Hohwy）在其与安德鲁·柯克兰（Andrew Corcoran）合作的论文中写道。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我们基本的身体功能，比如我们需要在晕倒之前感受到饥饿，在脱水之前感受到口渴。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复杂的内感受过程时刻都在进行着。这些由自主神经系统调控的过程确保着持续的生理调节和基本生存。在应激状态下，这些演化而来的自主神经反应会过度运作，影响胃肠功能和血管健康，并会引起各种免疫应答和炎性反应，最终导致病态。针对至关重要的脑肠内感受通路的调查研究仍在进行；但同样重要的脑心连接对理解内感受而言尤其关键：由于个体内感受能力基于我们的主观体验，要直接衡量颇有难度，而利用心跳检测任务来间接衡量个体内感受能力则简单易行。

神经科学家凯瑟琳·泰珑-鲍德里（Catherine Tallon-Baudry）提出了连接于内稳态调节之上的“神经主体框架”假说，这一框架对于主观的、感知的意识来说十分必要，它取决于“大脑如何将信息录入心脏”。

神经科学家雨果·克利奇里（Hugo Critchley）和萨拉·加芬克尔（Sarah Garfinkel）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实验——他们的实验表明，情绪调节和心律是同步的。对情绪的自我悉知（self-knowledge）是一项多层级的事务：他们区分了内感受准确度、敏感度和觉知。三者分别反映了一个人客观上对自己心跳的准确探测能力，主观上对自己内感受准度的评估能力，以及对自己内感受准度觉知的元能力。这三种能力因人而异，而不同人的躯体中持续不断的事件对应的敏感度也有不同。这些自我觉知层级之间的微妙区别可被解读为疼痛阈值、焦虑水平等——抑或被解读为一系列能力：我们能否体验感受，知道这些感受对应什么，追踪并调控这些感受。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能力解读为性格特质。比如，萨科里斯及同僚发现，内感受较准确者，即监控自身内部状态的能力（以心跳检测任务的表现为指标）较强者，相对不容易被橡胶手错觉蒙骗。这意味着他们有更稳定的自我，共情能力也更强：据萨科里斯及心理学家克莱尔·帕尔默（Clare Palmer）称，“内感受处理对自我模型起到稳定作用”，于是我们能够“将情绪和心灵状态分别归属于自我或他人，而不会模糊‘自我’和‘他人’的差异。这在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

在《神经精神分析学》的一篇重要综述文章中，萨科里斯与心理学家艾卡特里尼·弗多波罗（Aikaterini Fotopoulou）——她专攻情感触碰对内感受处理与情绪发展的核心作用——指出，通过与看护者的具身互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情感触碰），我们在襁褓中就开始了自我的塑造；彼时我们的内稳定调控彻底依赖于看护者，我们的生存亦然。他们的观点确证了精神分析的洞见：情感是“一切主观的、有意识的经验的背景”，他们写道。

看护者注意婴儿的具身需要，婴儿自此渐渐学会了调节情感。从初步整合成基本、最低限度或核心自我的感觉运动信号处理中，产生了所谓的“具身心理化”。具身心理化逐步让我们得以形成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边界——该过程在隔绝状态下不会发生。我们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我感；早在婴儿时期，自我感就已开始以这种具身内感受的方式发展。在于他人的动态关系以及区别中，我们维持着恒定的自我感，反过来，我们形成自我与他人边界的能力也取决于我们从内部感受具身自我的能力——这是他们的重要创见。边界的缺失或异常可能转化为精神病态。

这幅图景引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实用模型，叫做预测编码（Predictive Coding）。著名神经科学家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是该模型的主要开发者；人们正越来越多地用它来解释内感受与内稳定/应变稳定过程，以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而且颇具成效。预测编码将大脑看作一个“统计器官”，基于既往情况预测感觉信息。弗里斯顿与阿尼尔·塞斯写道，大脑“根据经由（内脏感觉的）感觉证据检验的假说”来“为遇到的刺激做出解释”。我们响应内感受信号而采取的行动——即内稳定需求迫使我们做出的应变稳定调控——能够减少我们对环境之期望的预测错误。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从过去到未来的持续预测铸成了我们的现在。

于是，正如萨科里斯与弗多波罗所写，婴儿会“持续地构造生成模型，反映感觉状态可能是外界中的何物导致的”。大脑预测某一输入导致产生某一具身感受状态的可能性——用他们创造的术语来说就是“具身心理化”。这一生理的内稳定反应继而成为“具身感受”，即他们所说的“心理化”，它形成了婴儿最低限度自我的核心。萨科里斯与塞斯认为，我们的应变稳定预测确保了自我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保持稳定。这一稳定性从来不是被给定的：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不断被修正，这是个动态过程。

达马西奥在《当自我来敲门》中提出，“身体是有意识的心灵的基础”：我们的大脑为身体服务，而非反之——这个看似煽动性的想法其实极具解放意义，它源自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最初的生命没有神经系统。我们的自我内在具有内稳定性，与由内稳定主宰的单细胞生物和细菌处在一个连续谱上。达马西奥写道，“在身体映射结构中身体所绘制的特殊心灵图像，构成了原我（protoself），而原我预告着即将形成的自我”——以及最终的文化、艺术和意义；他在新书《事物的奇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中继续探索了这些方面。

而这一切背后的结构，正如克雷格也表明的那样，是演化过程中古老的脑干上部，位于较新的皮质结构下方；脑干上部“连接着用信号狂轰滥炸大脑的身体部分”，形成了一个作为躯体标记的“共振环路”。这些过程肇始于内稳态，表明我们的意识与最原始的生命构造有着深刻的连续性。这是对勒内·笛卡尔强有力的反驳。萨科里斯所言极是：“通过将自我扎根于身体，心理学终于能够克服笛卡尔主义，将‘身体自我’视作‘自我科学’（science of the self）的起点。”我们确实已经超越起点向前迈进了。

对笛卡尔主义的背离——让我们称之为内感受转向——在西方思想中哲学、医学与心理学的三岔口上，已有很长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发展出的机械论与宇宙微粒论的自然模型——那些思想家试图铸造全新的科学方法，重新描述物质、运动与生命体。过去近两千年间盛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让身—心、人类—动物的连续体观念根深蒂固，而新的自然模型让自然哲学得以脱离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桎梏。

笛卡尔因松开物质与心灵之间的纽带而声名狼藉。他希望用自己的机械论模型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系统，并相继在哲学与医学领域大获成功。圣奥古斯丁认为，必须假设一个与身体相分离的思考的自我，思想才有可能存在。类似地，笛卡尔采取了内省转向策略，而我们如今已基本抛弃了它；他自我禁锢在神学的壁龛里，认为有意识的心灵必须仰仗非物质的不朽灵魂而存在，仰仗一个超越“有广延的”物理事物领域的“思考者”。而且他因此斩断了有自我意识的高级思想与一切生物共有的其他功能之间的连续体，否认兽类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心灵。

这种实体二元论不是唯一的选择，他本人也接受心灵与身体有交互作用：在情绪经验上。许多深谙病患疾苦之现实的医生，接纳了伽桑狄主义（Gassendism），它是古典原子论与伊壁鸠鲁主义基督教化的产物，坚持自然的连续性。在整个18世纪的哲学与医学领域，生机论者不懈挑战机械论者，力图证明灵魂为身体所固有。心身医学也从那时起饱受质疑。随着物质主义与世俗主义相伴兴起，独立的、非物质的灵魂概念丧失了功能。

过了很长时间，具身心灵的经验研究才融入对知识与自我的哲学研究。两个探究领域一直泾渭分明，直到19世纪后半叶科学心理学的诞生：随着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解剖及生理知识的增进，现代神经学与精神病学也开始初具规模。在弗洛伊德意识到当时的神经生物学终究无法揭示心灵奥秘之前，他专攻神经学这一新兴学科。最终他假设了一片心理行动的无意识领域；这些心理行动往往体现在身体症状上（比如歇斯底里，即如今所说的躯体形式障碍），却可藉由交流通达。精神分析学就此降生。

科学心理学这一概念为稍长于弗洛伊德的维尔海姆·冯特（Wilhelm Wundt）所创，他致力于内省的“实验心理学”，试图构建一套能够解释主体性的理论。然而，真正开启二十多年前视角转换的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科学心理学的复苏，这一转换奠定了心理学直至今日的方向。他在1890年的《心理学原理》及1884年关于情绪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情绪产生于身体的自主反应，之后才被转化为行为并被经验为感受，他还强调意识是具身经验的连续“流”。（正是这种意识流构成了伍尔夫写作技法的内核。）

在那之前，哲学依然与经验研究大体不相往来（与早期现代的情况正相反），而认知科学内部的主流信条是，我们的大脑或许“不过”是一台计算信息的机器，研究大脑功能无需顾及背后的生理构造。心身二元论改头换面成了脑身二元论——仿佛生理活动等同于一个终究离身的心灵的高级活动。对算法运行的痴迷反映了功能主义的认知观，是行为心理学的接续；这一方面是对冯特的内省心理学的回应，另一方面是笛卡尔主义的延伸，行为心理学假设行为是对环境刺激反射似的反应的产物，而非满载感情的意图的表现。

上世纪中叶起，认知科学逐渐摆脱行为主义的模型，开始借助神经科学和演化论解释个体与社会心理；人们精心描绘的科学蓝图把心灵重新安放在了行为背后。不过，大脑与计算机的类比依旧有很大的影响力。

计算神经科学继续生长。弗里斯顿的预测编码理论就是它的果实。然而，“强人工智能”的狂热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降温——也正是在90年代，达马西奥关于具身情绪与情绪自我的洞见开始把整个有机体重新拼合起来。在那时，身体也已成为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流行主题。

反认知主义神经哲学也几乎在同一时刻，第一次分析了身体之于心灵的核心地位；反认知主义神经哲学是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首先发展的，它结合了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现象学的后继思想与佛教：按照“生成论”（enactivism）及相关进路，认知及自我感有赖于这样一个身体，它被赋予了嵌入在世界之内的运动感觉能力。哲学家肖恩·盖拉格（Shaun Gallagher）、丹·扎哈维（Dan Zahavi）等人走的就是这条路；受益于学科间的交杂互惠，弗雷德里科·德·维涅蒙特（Frédérique de Vignemont）等哲学家得以分析神经科学数据，而神经科学家也能够与哲学家合作。动物心灵的研究与人类心灵的研究处在一个连续谱上。在人工智能领域和一些日常思考习惯中，还可以看到实体二元论的残余。然而我们再也无法逃避生理构造的现实——科学家们已展示得很清楚了。本文仅提及了部分科学家的工作，而未来更值得期待。

不过，理论洞见往往难以（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应用到临床领域。如今人们愈发不满意主流西医，因为西医机械地把身体切割成小块，让病人对疾患的本质迷惑不解；同时，整体论（holism）导向的替代医疗正蓬勃发展。（心身医学仅在德国是制度性确立的临床领域。）此外，瑜伽等训练持续风靡全球。具身科学或许会为检验这些整体疗法和训练提供最终方案，以帮助匹配疗法/训练与特定病症，尤其是精神疾病与神经系统疾病。

相关研究已表明，生物反馈、感觉刺激、物理疗法能够减轻由高度内感受觉知与述情障碍共同导致的焦虑（可参见弗多波罗等人的研究；该症状也常见于自闭症）；能够增强神经性厌食症、注意力障碍患者的内感受觉知；还能够降低抑郁症、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内感受觉知——神经科学家乔治·诺索夫（Georg Northoff）在2016年的《神经哲学与健康心理》一书中论述称，这些患者的身体在觉知内容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环境则遭到忽视。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正念保持健康，心理学家诺曼·法布（Norman Farb）已研究过正念与内感受的关系，因此我们相信，瑜伽训练这一调节内感受觉知的强大工具，也会随着科学家们对具身的探索得到深入理解——并且，训练与科学探索会相互助益。

随着内感受转向，我们向心灵之镜的另一面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深入我们这些复杂有机体的核心，与终将消亡的身体重归于好；这也迫使我们谦逊地看待自己的心灵构件，把它当作生理基础的一部分——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等人警示过的后人类主义未来并不会应验。至于我们何以能够思考并表达复杂的思想，创造艺术与意义，甚至探索自我与世界，这些谜团将依旧困扰我们：科学无法取代经验；虽然无论是关于人之本性的严肃思考，还是临床护理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但我们必须同时对最出色的科学理论所揭示的人之奥秘抱以人文关怀。

不过，这幅新图景带来了灿然一新的气象。它能帮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我们作为具身存在如何与他人相联系，我们何以在生活的每时每刻有所感受，以及——当伍尔夫抱恙时她“里面的心灵”何以感她所感。它能够帮助我们从动物本性上理解每个人，从而重返与大自然的和谐状态。同时，通过理解固有的社会本性，我们将回归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且，我们将得以在伍尔夫所谓“没完没了的变化过程”面前保持心理物理的完整性。没有一块通向自我的窗玻璃是完全通透的。但我们正在抹去污迹。

翻译：Jon-Lou、有耳；审校：杨银烛；编辑：小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