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的大学中，学生们声称读书使他们不安，以至于郁闷、创伤甚至有自杀倾向。有些人声称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维夫人》（1925）可能诱使那些有自残倾向的人自杀，而在书中已经有一起自杀事件发生了。另外一些人坚持认为，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描写的夫妻冷暴力可能引出对于家庭暴力的痛苦回忆。学生们认为即使是古代经典文本，也可能是危险的：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激进分子要求给奥维德的《变形记》附上警告，理由是“对强奸的生动描绘”可能在一些本科生中激起不安和脆弱的情绪。
年轻读者要求免受课本里令人不安内容的危害，这可能在历史上尚属首次。然而几千年来，阅读一直被视作是对精神健康的威胁。根据古希腊的家长制文化，苏格拉底说大多数人无法自己掌握书面语。他担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阅读可能引起困惑和道德迷失，除非智者劝之。在写于公元前360年的柏拉图对话集《裴德诺篇》中，苏格拉底警告对书面语的依赖将削弱个人记忆，并移除记忆的责任。苏格拉底用希腊语pharmakon（药）作为写作的隐喻，指出阅读可以是良药，但最有可能是毒药的矛盾。危言耸听者会重复他的警告：几个世纪以来，文本类似于有毒物质。
许多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担忧与苏格拉底相同。触发警告（trigger warnings）由希腊剧作家米南德于公元前三世纪提出，他感叹阅读行为会对妇女产生有害的影响。米南德认为妇女被强烈的情绪和薄弱的理智左右，因此他坚持认为“教妇女读写”和“喂邪恶的蛇更多毒药”一样有害。
公元65世纪，罗马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认为“阅读很多书是一种干扰”，让读者“又晕又脆弱”。对于塞涅卡来说，问题不在于特定文本的内容，而是无节制阅读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心理影响。“小心，”他警告道，“阅读大量作者和书籍可能使你变得散漫。”
到了中世纪，文本的潜在危害成为基督教恶魔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华盛顿言论自由专家、《焚书》（Burning Books）的作者黑格·博斯马吉安（Haig Bosmajian）认为，探讨教义的文本被批评为能够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有毒物质。教会担心无监督的阅读可能是异端行为，亵渎性文本如《犹太法典》被投入了大火，或者“幻化成致命的毒蛇、瘟疫和腐朽。”
通过让读者在心理上迷失方向并在道德上被污染，阅读作为一种媒介持续影响着每个历史时期的西方文学文化。1533年，英国前大法官和新教改革的激烈反对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谴责新教神学家如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著作的出版，认为它们是威胁要用“瘟疫”感染读者的“剧毒”。纵观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诸如“道德毒药”或“文学毒药”的用语经常被用来提醒人们注意书面文字毒害身体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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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早期现代小说的出现，人们开始担心阅读给读者心态带来的风险。小说评论家声称读者面临着脱离现实的危险，因而容易受到严重心理疾病的伤害。
英国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断言：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其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倾向，有着隐匿的后果。在写于1750年的作品中，他警告“对现世的精确观察”比之前的“冒险故事”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它与读者的经验直接吻合，从而有能力影响他们。令约翰逊不安的是，针对敏感青年的现实主义文学未能提供道德引导。他批评浪漫小说融合了人物“好与坏”的素质，而不指明读者该去效仿哪位。
离经叛道的模仿动机严重危及女德。哲学家让· 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小说《朱莉》（Julie）中警告道：当女性打开任何一本小说的那一刻——并“敢于阅读哪怕其中一页”，她就沦为“堕落女子”。
沿袭这种套路，1780年的女性杂志警告称，小说是“引诱者骗取女性芳心的强劲动力”。有这种问题的小说当属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畅销书《帕梅拉》（Pamela）（又名《贞洁得报》（Virtue Rewarded））：大约15岁的女孩子拒绝诱惑和强奸，最终获得了美满的婚姻。这类警告的争论毫不犹豫地指出，由于女性读者都极易受到大喜大悲的感染，她们冒着被无节制的性激情所淹没的风险。
小说是18世纪英格兰道德恐慌的焦点，人们批判其引起个人和集体的创伤与心理障碍。在18世纪后期，“阅读传染病”和“阅读狂热”被用于描述和谴责无节制阅读这种危险文化的传播。
大众阅读被当做“隐性传染疾病”，通常与目击非理性的破坏行为有关。最令人震惊的是其诱发自残行为的潜能，这种行为包括敏感青年的自杀。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个单恋导致自我毁灭的故事），被广泛谴责掀起了大西洋两岸效仿自杀的浪潮。
尽管这些主张几乎没有现实基础，其拥趸仍然从神学家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发表的两卷研究《对自杀主题的全面调查》（A Full I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中找到根据。摩尔声称按照他的批判和分析，维特要为引起年轻读者自杀浪潮负责。虽然缺乏实证，但摩尔建立了一种将阅读浪漫小说与自残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他将《少年维特的烦恼》融入了与自杀有关的“科学”文献，被后人所效仿。
在1779至1819年间出版的六大卷研究《完整医疗监管系统》（A System of Complete Medical Police），德国医生约翰·彼得·弗兰克（Johann Peter Frank）综述了自杀问题。在众多自杀原因中，弗兰克列出以下几项：“缺乏信仰，沉溺酒色，无所事事，骄奢淫逸和随之而来的痛苦不适，尤其是阅读诸如《少年维特的烦恼》这类将自杀表现为‘愤世嫉俗的英勇事迹’的有害小说。”
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科学被用于合法化这类有关阅读的健康警告。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在他的《精神病医学调查和观察》（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the Diseases of the Mind）——精神病学上第一个美国研究文本——指出书贩子极易患上精神错乱。拉什用心理学的说法重述了塞涅卡的古老警告，他指出，出于职业需要，书贩子们的思想在话题之间频繁且快速地转换，从而更容易罹患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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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大众读者的出现，致使关于通俗文学带来的医学和道德上的危险后果的警告激增。1851年，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将“糟糕的书”比作“智力的毒药”，因为它们破坏了思想：例如卡尔·斯平德勒（Karl Spindler）的《庶子》（Der Bastard）、爱德华·利顿·布尔沃（Edward Lytton Bulwer）的《戈多尔芬》（Godolphin）以及欧仁·苏（Eugène Sue）所著《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似乎都有潜在的危险，正是这些通俗小说令叔本华担忧。他将流行与文化品味的降低联系在一起，这种论调又反过来毒害了读者的心智。
19世纪期间，通俗文学保守派批评家经常发表读者直接受到通过阅读小说产生的情绪的影响这一言论。传染病的说法不是简单的隐喻：对有毒思想的吸收不仅是一种精神行为，也是一种身体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情绪可能像感冒一样，在许多情况下，它可能导致创伤性精神疾病，甚至导致身体上的自残行为。尽管《少年维特的烦恼》写于1774年，直到19世纪它仍然被指责煽动年轻读者自杀。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后半期，阅读的医学化和道德化在应对所谓煽情小说的急剧扩张时获得了新的动力，这种小说的发展起始于轰动一时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的伟大小说刻画了一个医生的妻子为了追求生命的激情和力度而偷情，并最终选择自尽。这部杰作之后，廉价而流行的“低俗怪谈”开始大规模出版，据说造成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还要严重。
1875年，纽约恶习抑制协会发表了一则由美国道德家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撰写的报告，康斯托克谴责“精明而狡猾”的淫秽物品经销商，并向老师和监护人叮嘱道：（他们）“成功地向青年的天真和纯洁注入更具危害性的病毒，如果不加抵制，它们将成为体内最致命的疾病……时刻警惕吧，守护图书馆、衣柜、孩子及受监护人的往来信件和人际关系，以免这种传染病蔓延到你的美满家庭并破坏它。”
康斯托克号召父母阅读孩子们的信件并检查他们的阅读材料，这不只是维多利亚时期痴迷于道德污染的表现。就像当时的触发警告的提倡一样，康斯托克秉持着这样一种坚定信念——可疑文本代表着对读者心身健康的严重威胁。
害怕文本产生恶劣影响的道德家得出结论：审查在功能上相当于检疫。例如在1929年，《星期日快报》的编辑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把推进道德“退化”的作者描述为麻风病人，他的目的是迫使社会承担“从这些麻风病人身上驱赶麻风病从而净化自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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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耸人听闻的言论狂轰滥炸，大众读者仍然乐于无视这些健康警告的只字片段。纵观近代的大多数时期，人们绕过监管，并表示愿意通过阅读踏上未知的旅程。他们对阅读的开放态度被人文主义者和激进文化潮流所鼓舞，激进文化潮流肯定了读者受益于同整个文本建立联系的能力。
大众市场、廉价的系列文学和色情小说的兴起，表明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不能抑制大众对消遣小说的需求，无论他们应该提出何种健康警告。同时在21世纪，大众读者自身寻求免遭阅读那令人痛苦的健康影响。两者之间存在差异。
如今，不是宗教道德家而是大学生要求给奥维德的诗附上触发警告。我在学校的同事刚开始执教时都会指出，有些学生要求有权选择不看那些带有个人攻击和给人造成心理阴影的文本。这种对脆弱性的自我诊断不同于居高临下的道德检疫的传统呼吁。从前，家长式的审查否定广大读者的成熟，他们坚持认为文学阅读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现在年轻读者又坚持认为他们和同龄人应该免遭令人痛苦的文本的危害，他们否定自己的成熟。
触发警告运动代表了一种保护弱势群体免受任何创伤性和危害性影响的尝试。矛盾的是，曾经作为当权者统治工具的审查，如今重塑成可以用来保护弱势者免受心理伤害的武器。
触发警告的支持者们通常很在意自身的思想和情绪，其争论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非对文本内容的评估。事实上这种警告的倡导者完全漠视文学价值，对他们希望以健康警告处理的文本的内容也无动于衷。鼓动他们担忧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读者未能准备好应对不期而至又难以预料的阅读体验，他们可能会受到心理伤害。
然而，有关阅读带来心理伤害的任何报告似乎都基于传闻而非严格的实证。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在他去年发表于《太平洋标准》杂志的研究中所评论的：“对于触发警告的使用不只是低估了大多数创伤幸存者的适应能力，它可能向那些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发出错误信息。”
对触发警告的争论中的关键不是心理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它突出了脆弱性和敏感性，并减少了适应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们认为自己无法应付令人不安的阅读材料，他们经常被推到阅读和争论“危险”文学的风口浪尖上。
在强加于触发警告的讨伐上有一点绝对正确。纵观历史，人们总是害怕阅读，这并非没有缘故。阅读的确是一项冒险的活动：阅读拥有捕捉想象、引起情绪波动和强迫人们面对生存危机的能力。事实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踏上通往未知的旅程的兴奋让他们开始捧起书本。
有谁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不使自己“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虚弱或性感受的敏感时刻”呢？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语言与静默：1958-1966文集》中如此发问。正是阅读抓住我们所不知道的，提供一种我们完全无法控制的经验，它在人类追寻意义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它总是让人担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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