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发起了一场关于幸福的革命。当时的希腊哲学家们正致力于寻找“幸福”这一生存状态的定义。有些人认为幸福就是享乐主义，即幸福感源于感官的享乐和满足。还有些人则从悲观的角度出发，认为幸福是赋予人生苦难价值的终极目标。
直到今天，这些理论仍然以颓废的社交网络与快餐文化以及基督教中天堂的概念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然而亚里士多德却提出了第三种设想。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他认为真正的内在幸福（eudeamonic happiness）本质上并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或某种万能的承诺，而是一种实际行为。
“幸福是用一种实现自身目标的方式来生存，”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古典学家海伦·莫雷尔斯（Helen Morales）指出，“它是一个欣欣向荣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在告诉我们‘别再憧憬明天的幸福了。真正的幸福是投入到这一过程中去。’”而数千年后的今天，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幸福出现在了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人类基因组。
这些研究结果是最近一系列社会基因学研究中的最新发现。2007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和行为神经科学教授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史蒂夫·科尔（Steve Cole）与其他科研人员发现了孤独感和基因表达的联系。
在一个小规模实验中（此实验随后被大规模重复），他们对比了六名感到自己被社会孤立的实验对象和八名正常实验对象的血液样本。结果表明，感到孤独的参与者的基因组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会增加患炎症性疾病的几率以及减少抗病毒反应。这些参与者的大脑似乎把孤独感当成了危险信号，因此让个体进入防御状态。
用历史学和进化论的语言来说，卡乔波认为这一反应可以是件好事，它能让免疫细胞更快地到达感染部位并促进伤口愈合。但过度的免疫反应会危机生命。炎症不仅能促进癌细胞以及动脉斑块的生长，还会导致脑细胞障碍，从而让人更容易患神经退行性疾病。科尔指出，这种应激反应实际上是以我们长远的健康为筹码来换取短期的存活。他总结说，我们的身体“被设定会将痛苦转化为死亡”。
2010年初，科尔在洛杉矶的一个研讨会上分享了他的科研。科尔的硕士同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一个著名的积极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 就在他的观众席中。科尔的科研引发了她的思考：如果像孤独感这样的高压力状态会让基因组做出对个体有害的反应，那么持续的正面体验是否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内心幸福和感官幸福都曾被指出和长寿有关联，所以幸福对人体的益处应该有迹可循。” 研讨会的第二天，弗雷德里克森就与科尔通了邮件，并且在当年秋天就获得了合作项目的经费。弗雷德里克森的团队将会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测定一组实验对象的幸福模式，并对他们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寻找可能存在的规律。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感官享受会比内心幸福更加有利，实实在在的快感会比人生的意义和目标这些抽象的概念对基因组产生更可观的影响。然而科尔却对幸福和生物学的关联表示怀疑。他跟许多科学家合作过，试图找出一切可能让基因组产生变化的活动，从瑜伽，到冥想，再到太极。他得到过非常有趣的数据，但大多数研究结果都只能让他付之一笑。“日复一日，我毫无收获。”
弗雷德里克森和科尔的第一个研究规模并不大。虽然只有八十个研究对象，但科尔对研究痛苦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很清楚该在血液样本里寻找什么。“那时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当人受到威胁或犹豫不决时，基因表达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科尔说，“即使只是这样小规模的实验，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些是我需要观察的结果’。”
对数据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弗雷德里克森的预测是错误的。“感官享乐，比如你的快乐程度和对人生的满意度，和基因表达毫无关联。”科尔说。随后他分析了基因表达和内心幸福感的关联。“我们分析数据时得到了非常可观的结果。”虽然数据不多，但结果十分显著。“这让我大吃一惊。”科尔说。
这项研究表明，内心感到幸福的人更有可能拥有与感到被社会孤立的人截然相反的基因特征：前者的发炎反应低于后者，抗病毒反应则高于后者。继2013年这个研究首次进行之后，它被成功复制多次，其中包括两个研究对象分别为180人和120人的研究。
根据科尔的说法，这项研究的显著效应告诉我们，内心幸福的缺乏对人体的伤害不亚于吸烟与肥胖。他们还指出，虽然内心幸福的人通常也拥有多方面的感官享乐体验，幸福对健康的益处只有在那些拥有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内心幸福的人生的人之中才会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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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传说中的幸福人生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说到内在幸福时，我们又在说些什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内在幸福是理性和优越性（arete）的结合（然而后者的概念已经被基督教的道德说教扭曲。）
“内在幸福是好的体验，但同时也是对卓越的追求。”莫雷尔斯对我说。“拿乌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来说，那些让他成为杰出运动员的体能训练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但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并成为一名优秀田径运动员，这会给他带来幸福感。”
另一方面，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内在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联系感。“这指的是那些超越短期的自我满足，把我们与更宏大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内在幸福的方面。”
但科尔指出，联系感似乎并不是内在幸福的前提。“博尔特应该并不是以一种亲社会的心态，抱着造福人类的目标跑步。那么内在幸福究竟是做自己认为美好和重要的事来自我实现，还是说它更多涉及的是某种亲社会行为？”科尔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待探索。
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线索。早在上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布莱恩·R·利特尔（Brian R. Little）就在研究一个他称为“个人任务”的概念。他和剑桥大学的研究员“分析了足足几千人的上万项个人任务”。他们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在任意时间有大约15项个人任务，有的琐碎到“提醒老婆用完电脑以后记得关机”（这也是我的个人任务之一），还有的宏大到“给中东带来和平”。利特尔把后者称做“核心”任务。他的研究反复表明，一个能让人感到幸福的个人任务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对我们来说必须要有意义，同时我们要有能力去实现它。（比如说，如果你是个过度肥胖又患有恐旷症的退休老人，那么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田径运动员对你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
我向利特尔描述了科尔和弗雷德里克森的研究，他认为他们的研究和他的结论基本一致。然而，内心幸福这个概念的定义却有一定的可塑性。“个人任务只是有可能，但不一定能增强与社会建立关联的可能性。”利特尔说。这完全取决于个人需求。“一个特拉普派修道士的个人任务需要的社会联系不会像一个普通伯明翰小伙子的个人任务需要的那样多。”
事实上，这个可塑性也许是利特尔的个人任务和亚里士多德的内心幸福最振奋人心的特征——它让寻找快乐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性。即使是最痛苦或最内向的人也可以找到一个有意义的，适合自己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我们完成它以后兴许还能增几年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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