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也许是最好的策略，但谋算和不诚实更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在198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新生班上迎来了一位名叫亚历克西·桑塔纳（Alexi Santana）的年轻人，招生委员会发现他的人生故事非常引人注目。
桑塔纳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学校教育。他将自己的青春期近乎完全“耗”在了犹他州的户外活动中：在那里养牛、放羊、读哲学，在莫哈韦沙漠跑步，将自己训练成一名长跑运动员。
桑塔纳很快就成了校园里的明星。在学术上他也做得很好，几乎在每一个课程中都得了A。 他的矜持举止和不寻常的背景让他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 一次桑塔纳的室友问他，为什么他的床铺总是那么整洁完美，他回答说，因为他睡在地板上。 那些大部分时间在户外休憩的人都不会喜欢睡在床上，这似乎完全符合逻辑。
Why We Lie: The Science Behind Our Deceptive Ways
Honesty may be the best policy, but scheming and dishonesty are part of what makes us human.
桑塔纳的故事不仅仅是个谣言，还另有隐情。在他入学的18个月以后，一位女士认出了他——他是6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高中的一个名叫杰·亨斯迈（Jay Huntsman）的人——尽管这也不是他的真名。普林斯顿官员最终获悉，他实际上叫詹姆斯·霍格（James Hogue），当时31岁，曾因为拥有被盗的工具和自行车零件而在犹他州服刑。最终他被拷上了手铐带离了普林斯顿。
在之后的几年里，霍格因为偷盗又被捕了几次。11月，当他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因偷窃而被捕时，他试图以别人的身份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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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散布着像霍格这样狡猾和老练的骗子。许多罪犯编织欺骗以获得不公正的报酬，正如金融家伯尼·马多夫（Bernie Madoff）在庞氏骗局倒塌之前， 数十年如一日地欺骗了投资者数十亿美元一样。有些政治家则靠谎言获取或维持权力，就像尼克松否认自己涉足水门事件的任何环节。
有时候，人们会夸大自己的形象，这种动机可能最好地解释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明确错误断言，即他的就职典礼参与人数大于奥巴马总统的第一次就职典礼。人们用谎言来掩盖不良行为，例如，美国游泳运动员瑞恩·罗切特（Ryan Lochte）在2016年夏季奥运期间声称自己曾经在加油站被持枪抢劫，真相是他和队友在一场聚会喝醉后破坏公共财物时遇到武装保安。学术科学领域常被人们比作追求真相之人所住的世界，然而这个领域也已被证明是含有流氓的欺骗者画廊，物理学家简·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分子半导体研究的所谓突破就被证明纯属伪造。
这些说谎者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们是如此恶劣、无耻地毁坏着自己的谎言。但他们的欺骗并没有使他们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相差甚远。冒名顶替者、诈骗者以及自吹自擂的政治家的谎言，仅仅是在一金字塔的顶端，而这些谎言是人类行为的永恒特征。
事实证明，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擅长说谎。我们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对陌生人、同事、朋友和亲人说谎自如。不诚实的能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相信别人，讽刺的是，这使我们发现谎言非常糟糕。欺骗性已经被编织进了我们生活的框架中，可以说人类就是谎言本身。
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首次将谎言的普遍性系统地记录在案。20年前，德保罗和她的同事们要求147名成年人做一个为期一周的实验，在实验中记录下他们每一个试图误导他人的例子。研究人员发现，被试平均每天撒谎一次或两次。这些谎言大部分是无害的，旨在掩盖自己的不足或保护别人的感受。一些谎言则是借口，就像是把垃圾拿出来却不知道要丢到哪里的借口。还有一些谎言的目的在于提出虚伪的形象，比如声称自己是外交官的儿子。虽然这都是一些轻微的过错，由德保罗和其他同事提到的类似案例的随后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说过一个或多个严重的谎言——遮掩自己的外遇行为或者在大学的申请中提供虚假的文书信息。
人类应该普遍拥有欺骗彼此的天赋，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研究人员推测，说谎行为诞生于语言出现之后不久。在不使用物理力量的情况下，操纵他人的能力可能在竞争资源和伴侣方面具有优势，类似于动物王国中欺骗性战略的演变，如伪装。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是这一领域最突出的思想家之一，他说： “与其他获得权力的方法相比，说谎是非常容易的。为了获得钱或财富，说谎比打倒某人或抢劫银行容易多了。”
说谎已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人格特征，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都试图阐明说谎行为的性质和根源。我们如何又何时学会说谎？不诚实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我们多数人的底线在哪呢？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明确的证据表明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也容易相信一些谎言。这些见解表明，我们欺骗他人的倾向，以及我们被欺骗的脆弱性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区分谎言和真相的能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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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年级时，一个同学带来了一张赛车贴纸到学校里来炫耀。那些贴纸令人炫目，我实在太想要它们以至于趁着体育课留在教室，把贴纸从同学书包中偷出来，藏到了我的包里。当同学们回来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因为担心我的行为会被揭发出来，我抢在大家发现前想了一个谎言。我告诉老师，两个在摩托车上的少年冲进了教室，洗劫了书包留下了这些贴纸。正如大家所想的，这个小谎言在温和的查探中被戳穿，而我也不情愿地归还了偷的东西。
我天真的谎言符合我六年级时受骗的心态。相信我，我现在变得好多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家有一个飞行舱可以载我们去世界各地。为了准备这次飞船之旅，我问父母是否能为我准备一些食物，甚至当我的哥哥在一旁窃笑时，我还不愿意去怀疑我朋友的话直到朋友的爸爸说服我，我被骗了。
我和朋友说的这些谎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上没什么特别。就像学习说话和走路一样，说谎是一个发展式的里程碑。父母经常为孩子的谎言感到不安，认为谎言是丧失无辜纯真的信号。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坎·李则认为，幼儿说谎行为的出现是令人放心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认知增长正在进行中。
为了研究孩子们的说谎行为，李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们要求孩子们根据声音线索猜出那些不被他们看到的玩具究竟是什么。孩子们很容易回答出头几个玩具，因为线索显而易见，例如狗吠和猫叫。然后研究人员播放一些与玩具无关的声音。 “你放的是贝多芬的音乐，但玩具是一辆汽车。”李说。试验中，实验者为了测试的科学性而借口打电话离开房间 ，并要求孩子不要偷看玩具。 回来后，实验者问孩子们答案的同时也紧跟着问：“你偷看了吗？”
李和他的研究人员发现，绝大多数的孩子们抵抗不住偷看的诱惑。偷看并撒谎的孩子所占的百分比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在两岁的违规者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不诚实的。在三岁之间，谎言占到了50%，到8岁，则有80%的人声称他们没有偷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也越来越会撒谎。在猜测偷看过的玩具时，三四岁的孩子通常会脱口而出正确答案，而不会意识到这样会暴露他们的谎言。到了七岁或八岁，孩子们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或试图让回答看起来像一个有理由的猜测，从而掩饰自己的谎言。
五岁和六岁的孩子则在两种情况之间。在一项研究中，李使用巴尼恐龙作为玩具。一个五岁的女孩否认偷看过放在衣服下面的玩具，她告诉李，她想在猜测之前感受到物体。 她把手放在布下面，闭上眼睛，说：“啊，我知道是巴尼。”李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感觉到紫色。
孩子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的发展驱动着这种谎言诡辩的增长。像被人熟知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那样，这是我们为了理解他人的信仰、意图和知识而获得的能力。说谎的根本在于大脑的执行功能：规划，注意和自我控制所需的能力。在李的实验中，说谎的两岁儿童比那些没有说谎的在心智理论和执行功能的测试中表现得更好。 即使在十六岁，精通骗术的孩子也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另一方面，自闭症儿童并不擅长撒谎，人们认为他们在形成一种健全的心智理论时被耽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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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早上，我乘坐Uber去拜访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位谎言专家。这趟行程中，虽然Uber车内部很整洁，但车厢里充满了汗渍的味道，虽然司机十分礼貌，但总是找不到路。当我们最终到达那里的时候，她微笑着问我能否给她一个五星好评。“当然可以。”我回答道；下车后，我给了她三颗星。 为了减轻负罪感，我告诉自己这样做避免了成千上万的乘客被误导，总比不说来得好。
大约在15年前，艾瑞里对不诚实着迷。他在长途旅行航班的杂志上翻到了一个精神状态的测试。他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并对了书后面的要点，检测他的回答是否正确。他发现自己会迅速地瞟一眼下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持续在整个测试中，不出意料地，艾瑞里得到了不错的分数。“当我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我骗了自己。”艾瑞里说，“我大概想知道自己有多聪明，但同时我也很想证明自己是聪明的。”这个经历使艾瑞里将终生兴趣放在了对说谎和其他不诚实行为的研究中。
在他和同事在校园或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测试中，被试需要回答20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他们必须在五分钟内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并根据正确答案的数量来获取费用。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报告正确数字前将纸张放入粉碎机。但其实纸张并没有被粉碎。事实证明，很多志愿者都说了谎。志愿者的报告上显示平均每个人解决了6个问题，但实际上更像四个。结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是相似的：大多数人都会说谎，但一般都无伤大雅。
艾瑞里发现有趣的并不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谎，而是为什么人们不说更多的谎。即使提高支付给正确答案的报酬，被试也不会将欺骗上升一个等级。“我们给被试一个能偷很多钱的机会，但他们只会偷一点。有些东西阻止我们大多数人从头到尾说谎。”艾瑞里说。据他所言，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诚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诚实内化为社会向我们教授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反社会者，大多数人对于我们愿意撒谎的程度都会有所控制。我们大多数人愿意到哪种程度呢？艾瑞里和其他人表示，这是通过不言而喻的共识而达成的社会规范来决定的，就像从办公室供应柜里拿几支铅笔的默认可接受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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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县高级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库文伯格（Patrick Couwenberg）的同事们相信他是美国的英雄。据他介绍，他曾在越南被授予紫心勋章。他参加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背景：物理学本科学位和心理学硕士学位。然而，以上经历纯属捏造。当库文伯格的谎言暴露时，他的辩护是把这种情况称为幻想性谎语癖（pseudologia fantastica）——一种在叙事时将幻想编入事实中的倾向。然而2001年，这种借口并没有帮他免受革职。
精神科医生似乎对心理健康和谎言之间的关系缺乏一致意见，即使有精神障碍的人似乎也表现出特定的说谎行为。 那些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倾向于说出操纵性的谎言，而自恋者可能会利用谎言来提高他们的形象。
但是，那些比常人说更多谎的人的大脑有独特之处吗？2005年，心理学家杨亚玲（Yaling Yang，音译）和同事比较了三组被试的大脑扫描图，这三组人员包括12名经常说谎的成年人，16名具有反社会人格但不是经常说谎的人，21名既不是反社会也没有说谎习惯的人。 研究人员发现，说谎者的前额皮质中多出至少20%的神经纤维，这表明习惯性的说谎者在大脑内具有更大的连通性。这可能会让他们撒谎，因为他们可以比其他人更容易思考谎言，或者这可能是反复说谎的结果。
通过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被试的大脑，京都大学的心理学家阿部修士（Nobuhito Abe）和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发现，那些不诚实行动的人的伏隔核表现出更大的活跃，伏隔核是在奖励处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基地前脑中的一个结构。格林解释道：“即使在完全诚实的情况下，奖励系统对获取收益的兴趣越大，就越有可能作弊。”换句话说，贪婪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撒谎的倾向。
正如霍格这样的连环诈骗犯的自然而又毫无悔恨的谎言一样，编织的一个谎言只是以后无数个谎言的开始。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塔利·沙罗（Tali Sharot）和同事们的一个实验表明，当我们说谎时，大脑如何变得习惯于压力或情绪上的不适，从而更容易地说下一个谎。在被试的fMRI扫描中，团队专注于杏仁核的研究，这是大脑中处理情绪的区域。研究人员发现，即使谎言逐渐升级，杏仁核对谎言的反应逐渐变弱。她表示：“也许参与到小的欺骗行为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欺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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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我们用来探索世界的知识来源于他人的口中，没有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的隐含信任，我们就会受限于个体，并且不再具有社会关系。 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的心理学家蒂姆·莱文（Tim Levine）提出的真相默认理论指出，“我们从信仰中收获颇丰，当我们偶尔被欺骗时，伤害是较小的。”
信任是天生的，这使我们本质上容易受骗。“如果你告诉别人‘我是一个飞行员’，他们不会坐在那里想：‘也许他不是一个飞行员，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是一个飞行员呢？’这不是他们思考的方式。” 安全顾问弗兰克·阿巴内尔（Frank Abagnale）说。弗兰克在年轻时伪造支票并冒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的经历成了2002年上映的电影《逍遥法外》（Catch Me If You Can）的灵感源。“这就是诈骗行为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当电话响起，来电显示表明对方是国税局时，人们自然会相信是国税局。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可以操纵来电显示。”
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称这是骗子的优势。他说：“人们并不期待谎言，人们也并不在寻找谎言，很多时候，人们都愿意听取他们听到的声音。”我们几乎不反对给我们带来欢喜与安慰的欺骗，无论是虚假的赞美还是不可估量的高投资回报的承诺。当我们被拥有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人欺骗时，似乎更容易轻信谎言，正如媒体轻信了罗切特的抢劫声明，而这件事不久后就真相大白。
研究人员表明，我们特别容易接受那些印证我们的世界观的谎言。奥巴马并未出生在美国，否认气候变化，指责美国政府策划“9·11事件”，并传播其他“替代事实”（特朗普的顾问在回答关于总统就职典礼参与人数的问题时提出该词），诸如此类的梗之所以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大肆传播，正是因为这种弱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语言学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说，揭穿谎言并不驳倒谎言，因为人们通过一个预先存在的信仰和偏见的框架来评估提供给他们的证据。“如果一个事实不符合你的框架，你将不会注意到它，或者忽略它，或者嘲笑它，或对它感到困惑 ，或者判定它是威胁的话就攻击它。”
西澳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博士候选人布里奥妮·施怀雅-汤普森（Briony Swire-Thompson）领衔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循证信息在驳斥不正确信仰方面无效。2015年，施怀雅-汤普森及其同事向两千名成年美国人提供了两项声明之一：“疫苗引起自闭症”或“唐纳德·特朗普说疫苗引起自闭症”（特朗普多次表示两者存在关联，尽管缺乏科学证据。）
不足为奇的是，如果虚假信息与特朗普的名字有关联时，那些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们会对此深信不疑。测试之后，被试得到了一个在引用大规模研究“为什么自闭症和疫苗的联系是错的”后的简短的解释，他们被要求重新评估他们的信念。在政治层面，被试现在已经接受了两者有关的言论是错的，但是在一个星期后再次进行的测试表明，他们对错误信息的信念已经反弹到几乎相同的水平。
其他研究表明，揭穿谎言的证据实际上可能增强了对它们的信念。 “人们很可能认为熟悉的信息是真实的。所以不论何时你收回谎言，都将冒着使其变得更加熟悉的风险。讽刺的是，从长期来看，这使撤销不那么有效。”施怀雅-汤普森说。
在我和施怀雅-汤普森谈话不久后，我经历了这个现象。当一个朋友发给我“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政党的排名”的文章链接时，我立即把它发布到一个大约一百名印度的高中朋友的WhatsApp群中。我如此热情的原因是，排名第四的是印度国会党，近几十年来，该党牵连着许多腐败丑闻。我欢呼雀跃，因为我不是它的拥护者。
但在分享文章后不久，我发现这份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政党的排名，并没有任何指标作为依据。这篇文章来自一个名为BBC Newspoint的网站，听起来像一个可靠的信源，但我发现其与英国广播公司并没有任何联系。于是我向群里的成员道歉，指出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一则假消息。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人在第二天多次将文章转发给其他小组。我意识到我发布的更正没有任何效果。我的许多朋友，因为他们对国会党的反感，都相信这个排名是真实的。每次他们分享这个消息，他们就在不知不觉地，或者明知道是假新闻的情况下，把它推向合法性。打击事实将是徒劳的。
阻碍谎言快速进入生活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并不明了。科技的发展在信任与谎言中将旧时代的冲突与21世纪扭曲相结合，为谎言开辟了一个新的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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