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

心灵感应与预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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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术的梦。梦见远处展开的事件。预示未来的梦。似乎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梦,或者认识这样的人。除了自古以来就备受关注并在我们的文化精神中根深蒂固之外,心灵感应(telepathy)和预知梦(precognitive dreams)是引起最多问题和激烈争论的两种体验,涉及梦境中奇怪且似乎无法解释的部分。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收到的大量对做梦有疑问的人的电子邮件都涉及超自然的梦现象。人们特别喜欢详述他们的梦是如何预测未来事件的,从飞机失事到爆炸再到自然灾害。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不遗余力地说明他们做这些梦的频率,以及他们如何知道这些梦会成真,然后他们提供了他们梦到的后来发生的事情的例子。而且,他们经常会在邮件的结尾说:“你怎么解释呢?”

正如你在本章中所看到的,科学地解释这类梦境有许多困难,尽管许多超自然的梦境可以被解释,但其他的梦境根本无法解释。如果你曾经做过这种预知(看到未来)的梦,或者涉及心灵感应(与某人直接进行心灵交流)或“千里眼”(观察到实际上无法感知的事件)的梦,你就知道要摆脱这种感觉是多么困难,因为有一些特别神秘的、超出了科学范围的东西已经发生了。而且你并不孤单。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心灵研究协会”(该组织至今仍存在)的调查员就在研究各种超自然的经历。其中,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W. H. Myers)在 1882 年创造了“心灵感应”这一术语。1886 年,包括迈尔斯在内的该协会的三位创始人出版了《生前幻影》(Phantasms of the Living),这是一本开创性的作品,详细介绍了作者对数百个心灵感应和幽灵案例的重要调查。该书包括了 149 例自发梦境心灵感应的案例,其中绝大多数是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的。这些报告中有一半以上涉及死亡的主题,而关于某人处于危险或困境中的心灵感应梦是第二大类。在研究了报告的准确性、确凿的证据、涉及偶然性的解释、“潜意识”记忆、欺骗等因素后,作者论证了心灵感应的真正证据的存在,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的生活中。

当时的一些主要科学家,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赞扬了这本书及其作者;其他人则对其理论和科学结论提出批评。正如我们将讨论的那样,那些认为超自然现象值得调查的人和那些认为这种说法是垃圾的人之间的鸿沟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继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的精神分析运动第三位奠基人,也是一位认为超自然体验是无稽之谈的人。相比之下, 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涉足这些神秘的现象,并写了相当多的文章。弗洛 伊德在他 1922 年的论文《梦与心灵感应》(“ Dreams and Telepathy”)中阐述了他对心灵感应的态度,既矛盾又娇俏。在美丽但矛盾的细节中,该文以这样的陈述开始。
毫无疑问,以“梦与心灵感应”这个题目发表的论文会引起人们的期待。因此,我要赶紧解释,千万别带着这样的期望。你不会从这篇论文中了解到任何关于心灵感应这一谜题的信息;事实上,你甚至不会知道我是否相信心灵感应的存在。

相比之下,荣格完全没有表现出矛盾,他在 1933 年的一封信中宣称:“心灵感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仍然只被积极的无知者所否认。”他明确认为梦的内容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心灵感应。

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了。当然,不检查证据就否认它的存在是非常简单的,但这是一种不科学的程序,不值得注意。我根据经验发现,心灵感应事实上确实影响了梦境,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断言过。某些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经常有被心灵感应影响的梦。

到 1944 年,弗洛伊德已经更倾向于接受心灵感应(但不是预知)梦是真实的。此时距那封荣格的书信已有 10 年,距他本人发表 《梦与心灵感应》已有 20 年。在一篇题为《梦的神秘意义》的论文中,他得出结论说,根据现有的信息,“人们得出了一个临时意见,即心灵感应很可能真的存在”。最后,他指出:“在我私人圈子里的实验过程中,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回忆可以成功且轻松地[靠心灵感应]转移,[而且]不能排除它们在睡眠中联络某人并在梦中被他接收的可能性。”然而,这些关于心灵感应现象的描述,尽管得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认可,不过是没有实际科学证据支持的逸事而已。然而1962年,蒙塔古·乌尔曼在纽约市建立了第一批睡眠实验室的其中一所。更重要的是,迈蒙尼德精神健康中心(Maimonides Mental Health Center)的梦境实验室,正如它最初被称为的那样,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力于梦心灵感应实验研究的睡眠实验室。1964 年,乌尔曼与威斯康星州人斯坦利·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加入,后者成为更名后的梦境实验室的主任。这些研究人员一起花了十年时间研究梦的心灵感应。克里普纳是心理学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导者,是美国心理学会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的前任主席。在十年的时间里,乌尔曼和克里普纳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声称要证明梦中心灵感应的存在。

在他们首次发表的研究中,乌尔曼和克里普纳指定一名参与者为“发送者”,让他专注于一张图片,而另一名参与者(“接收者”)则在隔壁房间睡觉。然后,发送者试图将图片在脑海中的图像发送给接收者。在他们的第一个实验中,图片是简单的线条画,如发送者在接收者入睡后画的圆圈或弓箭,或杂志上的图片。然后,发送者会在接收者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时将其唤醒,并要求其提供梦境报告,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来获得细节。在 22 次实验中有 14 次,乌尔曼和克里普纳发现他们认为发送者一直专注于的图片和接收者的梦境报告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些结果的鼓舞下,随着迈蒙尼德大学睡梦实验室的建立,这两位科学家开始进行更严格的实验。

在他们的第二个实验中,乌尔曼和克里普纳用经典绘画代替了 线条画和杂志图片,例如萨尔瓦多·达利的《最后晚餐的圣礼》(The Sacrament of the Last Supper)。同样,发送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随机选择的十几幅画中的一幅上,接收者将尝试梦到它。

随后,一名或多名评委将阅读梦境报告,查看整组图片,然后挑选他们认为与梦境报告内容最匹配的图片。如果这张“最匹配”的图片确实是发送者一直在关注的图片,这将表明发送者的想法已经以某种方式传递给隔壁房间的接收者,并被纳入他们的梦中。当然,这种匹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但根据这种重合的发生率,乌尔曼和克里普纳得出结论,这些重合的结果很可能不仅仅是偶然的。相反,这两位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观察梦中的心灵感应。你可以想象,当他们发表其结果时,会面对反对和否定的风暴,一些人认为做梦的人可能以某种方式看到了发送者选择的图片,另一些人则认为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是不恰当的。对超自然梦的实验调查在概念和方法上都存在困难。有一个实验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固有的问题,该实验由卡莱尔·史密斯于 2013 年进行。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在研究睡眠依赖型记忆加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史密斯邀请他的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梦心理学课的 65 名学生——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他们都已经记录并提交了两份梦境报告——参与一项“针对”他们不认识的人的不明疾病的实验。那些选择参与实验的人看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并被告知要“孵化一个关于她病情的梦”(梦境孵化的概念在 第 11 章有详细介绍)。史密斯和学生们都不知道这位中年妇女,也不了解她的疾病,直到实验结束后才知道她的乳腺癌已经转移到了一条腿上。

最后,只有十几个学生认为他们可能梦到了这个女人,并将这些梦提交给他们进行内容分析。只有在那时,史密斯和学生们才被告知她所患何疾。但在阅读任何梦报告之前,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对报告中提到的相关主题进行客观评分,即任何提到躯干、四肢、乳房、癌症或临床环境的内容。正如史密斯所预测的那样,在学生们看到这位女士并被要求梦到她的疾病后收集的梦报告,比之前收集的梦报告更多地与她的癌症有关,而且出现这一结果的偶然概率只有 3% 或 4%。

但是这个设计有一个问题。你看见了吗?如果我们简单地让你猜测中年妇女最害怕的疾病是什么,你会怎么猜?很可能你会猜到乳腺癌。因此,这些学生在看到这个女人的照片并得知她患病后,比在知道实验真实目的之前做了更多与目标主题有关的梦,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不知道这种相关梦比例的增加是否与“千里眼”有任何关系,或者只是在得知这个患病女人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到了乳腺癌。

为了回应这种批评,史密斯设计了第二个更好的实验。这一次,他增加了一个对照组,让他们看一个计算机生成的,但令人相信的、不存在的女性的合成图像。同样,实验组被展示了一张有多种生活问题的真实女性的照片,他们在看到照片后比之前有更多与她的问题有关的梦。然而,被展示了一个不存在的女人的图像的对照组,在看到假脸之后,没有产生比之前更多的关于生活问题的梦。对于实验组来说,新的实验与第一个实验有同样的问题—猜测这个女人试图应对什么生活问题。

但对于新实验的对照组来说,研究的局限性更微妙。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的实验是在实验组一年后进行的。因此,对照组的被试有可能从去年的学生那里听说了这项研究,所以在看到仿真女性并正式听到实验描述之前和之后,都会被期望梦到女人的生活问题。如果两组学生同时参与实验,然后随机展示真实女性或合成女性,情况会好得多。这将消除我们对实验设计的反对意见,尽管我们可能会提出其他反对意见。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提到我们经常收到详述各种超自然梦经历的电子邮件。多年来,托尼要求十几个坚持认为自己经常做预知梦的人在这些梦发生后立即给他发电子邮件报告(从而确定一个日期),然后让他知道预言的事件何时真正发生。大多数人都没有给他发过任何梦报告,而少数发过梦报告的人没有跟进,只发了一封确认预言成真的电子邮件。我们还提到,在描述了他们的超自然梦后,人们似乎经常想让我们去测试,问:“你怎么解释这个?”因此,这里给出几种对这类梦的解释。

对“睡梦成真”的第一种解释,也可能是最常见的解释,与概率和记忆偏差有关。我们每晚都会经历几个梦,数十亿人每晚都在做梦,所以很可能在任何一个晚上,都有数百人在梦见飞机坠毁、火山爆发或海啸,或名人死亡。但没有人写信给朋友或研究人员说:“我两个月前梦见了一次巨大的工业爆炸,你猜怎么着?我还在等着它发生!”我们只记得并谈论那些似乎已经实现的梦。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忘记那些没有实现的梦。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预知梦都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通常看来,这种巧合显然是不可能的,以至于超感知觉才是更可能的解释。当我们坐在一个由 20 到 25 人组成的团体中,发现我们中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日时,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有多大可能呢?好吧,如果有 23 个人,这个概率比五五开要大。如果你计算一下,实际上小组中两个人的生日相同比没有两个人的生日相同更有可能发生。关键是,直觉上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这可能解释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关于梦境超感知觉的例子。

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梦和随后发生的清醒生活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可能性,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记得那些梦了。我们知道,脑储存了许多梦记忆,但我们在早上没有回忆起来。你醒来时没有梦记忆,进入淋浴间,打开水,突然想起你梦到了在淋浴间里。或者在当天晚些时候,你看到一只猫从一辆汽车前面跑出来,然后说:“哦!我昨晚梦到了一只猫。”整个梦境又出现在了你的眼前。(不管是不是巧合,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托尼和鲍勃身上)。最有可能的是,根据我们自发回忆的梦的比例,我们还有更多的梦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会回忆起被储存起来的梦,除非有什么事件提醒了我们。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梦记忆保持了多长时间,能够在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或父母的死亡时被唤起。因此,能够偶然显示出这种相似性的梦的数量也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对梦的回忆往往是模糊的(“有关于猫的东西……”),再加上梦的超联想性质,可能导致我们在回想时认为某个梦是关于某个主题的,比如父母的死亡,而实际上它和这个主题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记得我当时感到非常悲伤,好像我失去了什么……”)。当鲍勃提交他关于俄罗斯方块研究的论文时,一位审稿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们可能在梦中看到了几何形状—这在催眠梦的报告中经常被描述,当他们醒来时,认为这些形状一定是俄罗斯方块的图像。这个结论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当鲍勃看了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的被试的催眠梦报告,报告里没有几何形状。意料之中的是,你会发现自己有时会巧妙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对梦境的回忆,以配合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只要这种改变确实发生了,它就会再次增加梦与未来事件有意义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巧合。然而,也许对超自然梦最有趣的解释是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提议,即“做梦的人在无意识中进行估计和猜测”。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真的是在读懂别人的思维或看到未来,但不是通过任何一种超感知觉。

当托尼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他的一个邻居告诉他,那天早些时候,她在二楼公寓外的楼梯上行走时,其中一个台阶在她的重压下被折断了,差点导致她严重摔伤。但她真正想与这位年轻的梦研究者分享的是,就在几天前的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从那个相同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当托尼去看那个断裂的台阶时,他注意到一些木制台阶的外缘附近有腐烂的迹象,特别是在连接台阶和扶手的金属铆钉周围。邻居坚持说她从未注意到腐烂,否则她就会把楼梯修好,而不会冒着严重受伤的危险。但她的脑很可能确实注意到了腐烂的木头。从这里不难看出,她做梦的脑最终是如何探索与这段“无意识”记忆有关的可能性的。

然而,这种无意识的估计和猜测的过程,可能要微妙得多。思考一下下面的例子。一位刚退休的叔叔告诉他的侄女(我们称她为苏珊),他和朋友们很好地打了一轮高尔夫球,但这次锻炼使他的肩膀有些疼痛—这是衰老的一个标志。当天晚上,苏珊梦见她的叔叔意外地死于心脏病,第二天早上,当她得知他确实在晚上遭受了致命的心脏病发作时,她感到非常震惊。苏珊刚刚体验了一个“千里眼”之梦。

也可能不是。肩膀上的疼痛是心绞痛的典型标志,当你的心脏没有得到足够的氧气时,你会感到疼痛。苏珊可能在某个时候了解到了这一点,尽管她可能多年来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当她叔叔提到他打高尔夫球时,甚至当她得知他的心脏病发作时,她都没有想到。但这些信息仍然储存在她脑内的某个地方,而且根据 NEXTUP 模型,她的脑做了它应该做的事。它探索了联想网络,以了解各种可能性,并发现了这段相当令人不安的关于肩部疼痛的记忆,将其制作成了她的梦。她做梦的脑确实预测了未来,但它是通过脑机制来告诉我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而且,几乎如同所有其他的梦,她的脑并没有告诉她如何或为什么构建这个梦。

即使苏珊的叔叔在这个梦的三天后就去世了,苏珊可能仍然会把她的梦解释为神奇地预言了她叔叔的死亡。这可能会使她的信念更加坚定,因为现在她的梦似乎能看到未来,而不仅仅是看到近期。事实上,她可能已经梦到了她父亲的死亡,并且仍然觉得那是来自未来的关于她叔叔即将发生的心脏病的“信息”,只是被扰乱了一些。回想一下我们在第 8 章所说的关于梦的“感受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在神经化学上被驱使去相信梦是有意义的。因为她叔叔的死显然证实了这个梦的重要性,所以苏珊很容易跃跃欲试地做出预知的解释。

但有时这些都不像是充分的解释。我们以前曾谈论过鲍勃的狗实验室梦。提醒你一下,这是早在 1980 年,鲍勃做了这个梦。

我又在狗实验室里,我们刚刚切开了狗的胸部。当我往下看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不是一只狗;那是他(五岁的女儿)杰西。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不明白我们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在我的注视下,切口的边缘重新合拢并愈合,我注意到甚至没有一丝的疤痕。

30 年后,鲍勃的第二个儿子亚当出生了。亚当出生时患有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缺陷,是导致“蓝婴”的原因。为了纠正这个致命的心脏缺陷,亚当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就接受了矫正手术。外科医生切开了他的胸部,进行了开放式心脏手术。幸运的是,手术完全成功,现在 16 岁的亚当从此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当鲍勃将亚当的手术与他很久以前的狗实验室梦联系起来时,已经是亚当手术后一年多了。真诡异!巧合的是,他做了一个如此令人难忘的梦,而这个梦又如此完美地预示了 30 年后亚当的手术,这有多大可能?鉴于这种先天性心脏缺陷的罕见性,可能性不大。尽管有这种可能性,鲍勃觉得有信心说这只是一个巧合。但这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另一种说法,即某种神奇的预知能力。(而托尼也同意他的观点。)

最后,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梦心灵感应或类似的东西真的存在,它是罕见的,象征性多于具体细节,而且不可靠。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谁能在多年内持续做到这一点;它在有像彩票号码这样的目标的研究中不起作用;也没有万无一失的实验设计可以反复显示出超出偶然预期的明显实验效果。

但可以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科学界人士对这个概念的全盘否定。即使在睡眠研究者中,也很少有人读过任何已发表的关于梦心灵感应的研究,而那些读过的人往往会耸耸肩说:“实验一定有问题。”或者“我还是不相信。”

这种反应并不限于睡眠界。2018 年夏天,《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美国心理学会的旗舰同行评审期刊——发表了一篇回顾超心理学现象(parapsychological phenomena,也被称为 psi 现象)数据的论文。其作者得出结论:“证据为超心理学现象的真实性提供了累积性支持,不能轻易用研究质量、欺骗、选择性报告、实验或分析无能或其他经常性的批评来解释。”后来同一杂志上发表了对该评论文章的反驳。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们并没有费心去检查超心理学现象的数据。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数据没有存在的价值”;它们是不相关的。整个反驳可以总结为:超心理学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说法都不可能是真的。此案就此了结。

我们提到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科学家们有时对梦心灵感应等话题所采取的态度和信念。尽管少数研究人员愿意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异常现象,但其他研究人员则从旁表现出带有怀疑的兴趣,还有一些人—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拒绝考虑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即使经验证据可能表明并非如此。

有些人认为,鉴于正在调查的主题,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应该采用不同的科学标准。这种立场不是没有道理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有句名言:“超凡的主张需要超凡的证据。” 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 18 和 19 世纪也曾提出过这种观点。

但什么才算是非同寻常或不可能的主张,这部分取决于你的知识和信念。历史上充满了曾经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想法和主张的例子,但它们最终被证明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的:如行星运动、孟德尔遗传学、电和量子力学的想法,以及梦在记忆 加工中发挥作用的观念。此外,许多熟悉的概念——包括意识本身——仍然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而且可能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重力。如果科学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教条式的确信——关于我们知道什么或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并不总是有道理的。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要强调我们之前说过的话。当我们的脑在做梦时,它有时可以预测未来,或显示当时在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有时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有信息可以让脑计算并从字面上设想出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在其他时候,它的发生纯粹是巧合。这种可能性由于梦的模糊性和脑在梦中寻找意义的偏向而增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更有可能发现梦和后知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尽管事实上脑在构建梦时并没有使用这些联系。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自信地说,就像它经常让我们感觉到的那样,是通过心灵感应或预知来发生的。

最后,你应该知道,我们之所以把这一章聚焦在超自然梦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过这些梦(尽管有鲍勃的狗实验室梦),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尝试通过实验来研究这些现象,而他们的发现仍然是有争议的。为了记录在案,鲍勃对此事的看法与阿德勒的相似(很可能是痴人说梦),而托尼的看法则更接近弗洛伊德的(不太可能,但也许呢!)。而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可以。作者:Antonio Zadra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我们为什么会做梦》(When Brains Dream:Exploring the Science and Mystery of Sleep by Antonio Zadra and Robert Stickgold)

关于作者
Antonio Zadra -

蒙特利尔大学心理学教授、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睡眠医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 扎德拉一直专注于梦的科学研究,从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记住我们的梦,到梦的内容与清醒生活、人格特点的关系,再到梦的功能。他还研究异常睡眠、噩梦、睡惊症和梦游。扎德拉及其研究团队迄今已发表100多篇关于梦和睡眠障碍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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