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鲁道夫·扎林格（Rudolph Zallinger）为时代生活丛书（Time Life books）绘制了一幅插画，随后引来无数人模仿和嘲讽。插画原稿名为“进步的行进（The March Of Progress）”，左侧描绘了一个黑猩猩形态的生物，右侧则以一个可以说是体态健美的欧洲裔男性结束。
这幅影响深远的插画及其标题所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人类的演化是一种进步的、线性的前进，起源自原始形态，终止于功能完备的生命标杆，即今日的我们。
我们代表着自然母亲的成就巅峰。自然的工作已经完成，她所创造的作品，已经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现在她可以休息了。人类的演化似乎已走到终点。
但事实远非如此。实际上，演化既不会结束，也不可能结束。从古至今，演化一直发生在地球上所有物种的所有种群当中。“演化（evolution）”这个词的含义仅仅只是“累积变化（cumulative change）”，而生物演化又特指种群中的等位基因频率。
等位基因是同一基因的不同变种，其分布总是不断变化。这是因为基因序列中会出现新突变，同时个体也会在种群之间迁移。有时，变化完全是随机的。当变化发生（而变化总是会发生），生物演化就出现了。
演化从不休止吗？
由于上述进程的存在，演化一直处于持续进行中，理论上也许这个说法没有问题，但大多数人在问演化是否仍在发生时，他们所想的常常是另一个进程：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是指，拥有某些等位基因的个体在“生存、兴旺、繁衍”方面表现优于其他个体，并将这些等位基因传递给后代，而后代又将它们散播得更远。
正是自然选择传播了适应性（adaptations）：使有机体在其所处环境中能够成功繁衍的解剖学、生理学或行为学特征。在人类看来，这些适应性以及有机体特征与其所处环境的功能性匹配，都有着显而易见的逻辑，直观且易于理解。
多年来，适应性成就了无数创世神话，并且最近还使一件事情成为可能，那就是：创立一个预测性科学框架，以整合各个自然科学分支。
也因为适应性，自然选择的影响范围之广，从行为科学到公共健康均有涉及。
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自然选择所引起的演化，如今已经踩下刹车。
随着工业化、医疗水平提升和基础设施改善，全球各地已有许多人经历了所谓的“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该现象以新生儿成年前死亡率降低、成年人寿命变长和生育率降低为特征。
然而，自然选择的条件是，部分个体存活、兴旺和繁衍的同时，其他个体相反——要有差异性（variability）。有观点认为，人口转型使自然选择中最为关键的差异性消失了。
但如果要说，由于这个原因，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仍在演化，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许多地方，很不幸，儿童死亡率仍然非常高。尽管近几十年来进步已十分显著，但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数据，依然有30个国家（主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5%以上。
在这些群体中，任何有利于儿童平安度过五岁生日这段关键时期的等位基因，都会通过严格筛选。那么假设当前趋势持续下去，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会变得和欧洲一样低吗？未必。
当儿童预期存活率上升，自然选择发生的总机会下降，如此剧变可能导致自然选择以出乎意料的新方式对一个群体产生影响。
比如说，异卵双胞胎的出生率。
双胞胎新生儿的个头通常比单生儿小，因此，在现代医学技术出现之前，他们的预期存活率较低。从演化角度来讲，双生并不占优势。我们不清楚双胞胎为什么会出现，但如今双胞胎的劣势正在消失。
由于异卵双胞胎有家族遗传性，且如今双胞胎生存和繁衍的几率更大，我们可以预测，随着时间推移，与异卵双胞胎相关的等位基因会越来越常见。
关于未来人类演化，异卵双胞胎将更常见，是我们所能作出的最不奇怪的预测之一了。
社会因素可推动改变
自然选择通过等位基因“生存、兴旺和繁衍”能力的差异性来运作。即使在死亡率非常低的社会，因为个体生育数量的差异性，自然选择依然可以具有很强的作用力。没有后代的个体，在基因方面对群体的影响，并不比那些未到育龄就去世的人大。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几乎有五分之一的女性在进入更年期时从未生育过。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个人偏好。根据2011年的数据，在四个欧洲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和荷兰——18-40岁的人群中，5%以上的人表达了丁克的意愿。
荷兰男性有丁克意愿的比例是1/6。这些不是无关紧要的数字，它们意味着，无子女也许是人类群体的正常特征，其比例变化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所持的社会价值观。
然而更多时候，无子女似乎并不是计划中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们尝试开始组建家庭的年龄有关。女性生育力下降和更年期开始的年龄差异受遗传因素影响，因此这个差异有可能是演化变异（evolutionary change）的一个驱动原因。
假设我们的两位朋友，小A和小B，都在四十岁时开始尝试要小孩，但小A拥有能够使她在这个年龄成功受孕的等位基因，而小B没有。这意味着，后代人当中会出现小A的等位基因，而不是小B的。
人们推迟成家时机的行为越普遍，对高龄生育能力的选择也就越严厉，不过这要经过许多代人才会实现，而且该效应的优势也会受到生殖技术的抑制。
虽然，决定是否要小孩以及什么时候要显然很重要，但忽视个体无法控制的因素是不对的。就算明确表示不想要小孩，也可能是一个人不情愿地做出的艰难人生决定。
人们成家计划的决策同时也受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约束，例如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亲友帮忙带孩子的可能性、和伴侣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事业上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
这些因素，加上有关后代数量的社会习俗，共同对个体的繁衍产生影响。
文化影响
这些环境的社会性和结构性特征，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着的特征，就是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的一部分——即我们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发现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科技。
推迟生养后代的时机，这个现象的出现来自于个体行为，但也是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文化的响应。未来如果文化发生改变，该现象也可能迅速变得少见，就和它迅速变得普遍一样。
文化这个特征在所有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而且差异巨大，这一事实为我们为何没有停止演化提供了另一个实例。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些都是文化产物）让我们和选择隔绝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和自然绝缘，但自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来源，尤其是对人类来说。文化既起源于人类，也影响着人类。
因此，通过集体创造的技术和实践，人类行为成为了影响人类演化的选择作用力。
无论我们以为自然已经被我们驯服得多好，我们为自己创造环境的事实都会持续为选择的发生铺平大道。
关于这点有个重要的历史案例，就是成年人消化乳糖的能力。如果你喝牛奶不会感到不适，那么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不寻常。乳汁是哺乳动物幼儿的主要食物，而对成年的哺乳动物来说，产生消化乳糖的酶并没有益处，只是白费力气，因此大部分哺乳动物在进入成年后都会失去这项能力。
然而，就在几千年前，当亚非欧部分地区的人们开始畜牧牛羊，那些生来就带有成年后可消化牛奶的变异的极少数个体便有了优势。
通过这一“乳糖耐受”的特点，这些变异的个体得以利用更多的食物资源。
在那些游牧群体中，变异个体和他们的后代生存、兴旺和繁衍下来，随着时间推移，变得比那些未变异的成年后无法消化牛奶的个体更加常见。
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在所有人类的身体上看出文化的演化印记。所有人摄取营养都要通过使用某一种技术，从我们祖先简单的挖掘工具和明火到今天的联合收割机和煤气灶。
就好像史前人类将机械和化学消化的工作高效地“外包”了出去，如此一来就可以在发育复杂消化系统上节省能量。
和我们血缘最近的猿类，拥有强韧的牙和颌，用来咬碎坚硬的植物食材，还有很长的小肠，用来吸收营养，而我们的身体已经进一步演化，让科技来为我们服务。
我们的文化贯彻真真是深入骨髓了。
所以，近几十年和几百年里我们并没有脱离选择的作用力，事实是一直以来我们自己引入了选择作用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掌控着我们自己的命运。
数百万年来，我们逐渐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我们并未脱离演化的作用，而不过是陷入了与之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以为自己逐渐与自然分离，却发现我们生来就属于自然。
作者：Ian Rickard | 封面：Dean Stuart
译者：牙牙 | 校对：杜彧 | 编辑：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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