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从未听说过“生物黑客”这个词，但你可能已经接触过它的某种演绎了：Twitter的CEO杰克・多西（Jack Dorsey）赞颂间歇性禁食、每天早晨喝“盐水果汁”；前NASA雇员约西亚·扎纳（Josiah Zayner）把经过CRISPR编辑的基因注射到体内；旧金山湾区人民的新潮流——“多巴胺戒断”。
也可能，你会和我一样，有一位掌心植有芯片的同事。
这些都是生物黑客的类型，它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不仅在硅谷红透了天，在其他地方也逐渐风靡起来。
生物黑客，也被称为“DIY生物学”，内涵丰富，无固定含义，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可以被称为生物黑客，从利用科学处理后的酵母或其他生物组织追踪睡眠和饮食，到把年轻人的血液输入体内，满心期望以此永葆青春【这是真事儿！又被称为“年轻血液灌注”，稍后咱再细聊这个事儿】，这些行为都属于生物黑客的范畴。
目前最为人诟病的生物黑客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在传统的实验室或研究所内做实验，其研究对象是自己的身体，他们对增强肌体运动或认知表现热情满满，甚至还形成了“超人类主义” （transhumanism）的一个分支（超人类主义认为人类有能力、并且应该利用技术来增强、改善自身）。
一些生物黑客拥有正统的博士学位，也有一些则完全是野路子出身。黑客们的“黑客行为”与其为人一样千姿百态、百花齐放，层出不穷的黑客手段、与传统医学有何区别、它们是否安全或合法，都是颇为棘手的问题。
随着生物黑客越来越频繁地登上媒体——刚好，最近Netflix上的一部精彩剧集《物竞人择》（Unnatural Selection）中就有它的身影——有关其基本知识，值得我们一探究竟。下面是9个有关生物黑客的问题。
首先，准确地说，什么是生物黑客？有哪些常见的例子？
答案取决于你问谁，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生物黑客定义。这是因为生物黑客的内涵太过丰富，太多太多的探索方向都被它包含在内。我更倾向于把生物黑客看作是一种操纵脑与身体以优化其表现的尝试，且不属于传统医学的范畴。但在稍后，我也会介绍一些其他类型的生物黑客（有些生物黑客可以描绘出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
戴夫・阿斯普雷（Dave Asprey）是一名生物黑客，同时也是保健品公司Bulletproof的创始人。他告诉我，生物黑客是“改变外在环境以及自身内在的艺术和科学，最终实现对自身的完全掌控”。他期望至少活到180岁，并为此付诸了诸多实践：把干细胞注射到关节，每日摄入几十种保健品，沐浴红外光等等。
阿斯普雷经常喜欢说一个词——控制，这类词也是其他许多生物黑客的口头禅，围绕如何“优化”和“升级”自己的精神和身体，他们经常侃侃而谈。
一些被生物黑客采用的技术已经流传应用了几百年，比如内观冥想和间歇性禁食，多西曾在一个播客访谈中畅谈这两者，并且这两者已成为他的部分生活准则。他每天尽力做到两小时冥想，工作日每天只吃晚餐，周末完全禁食（有批评者认为其饮食习惯是某种进食障碍，并且担心这会在无意间导致他人效仿），并且每天早晨步行8千米到Twitter总部上班前还会来次冰浴（ice bath）。
补品是生物黑客弹药库中的另一把流行武器。从抗衰老补品到益智药，也就是“聪明药”，他们都会吃。
因为生物黑客想要量化自身的每一个方面，比如，追踪自己的睡眠模式，所以他们往往喜欢买一些可穿戴设备（多西为了追踪睡眠而种草了Oura戒指）。获取越多的身体机能数据，也就越能优化自身表现。
也有一些更激进的黑客行为：冷冻疗法（人为地降温），神经反馈疗法（通过训练实现自主调控脑电波），近红外桑拿（他们认为传送而来的电磁波可以减压），以及虚拟漂浮舱（在感觉被剥夺的环境中进入冥想状态）等等手段。有些人为这些疗法花上数十万美元。
一小部分生物黑客被称作“研磨者（grinders）”，因为他们甚至把生物芯片植入体内！植入的芯片让他们拥有了许许多多的“超能力”，从无需钥匙的自动开门到监测皮下血糖水平，都可以！
对研磨者而言，比如佐尔坦・伊什特万（Zoltan Istvan）（曾作为超人类主义党领袖参选总统），拥有植入物既有趣也会带来许多便利：“我已经享受并依赖这一技术了，”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写道，“我家前门的电子锁上有个芯片扫描仪，当我出门去冲浪或慢跑时根本不用带钥匙！”
伊什特万还说“对于一些手臂残疾的人，如何开门或使用家用器具呢？把这些东西改造成可读取芯片，并把芯片植入到他们脚内，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案。”研磨者们对于打破机器和人的界限极其感兴趣，在目前所有可行的增强血肉之躯的方法之外，植入芯片的方式让他们激动不已。但对他们而言，植入芯片只是黑客之路的开胃小菜而已。
生物黑客为何要这么做呢？背后的动机是？
从根本上说，生物黑客所做的事情就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些事：想要变得更好的渴望，我们究竟可以将身体开发到何种地步。这种渴望体现在许多爱好或想法上，比如有些人仅仅是想不再患病，还有些人想尽量变得聪明、强壮，当然也有一些野心勃勃的生物黑客，他们想达到极限的聪明和强壮，也就是说，他们在疯狂地冲击其生命局限性。
生物黑客的目标是逐渐变得激进的。一旦你决心变身生物黑客，拿起手中的“黑客武器”，从孱弱之躯转眼之间恢复健康，或者进一步增强了身体，体验神奇转变之后的你就会开始思考：真棒！为什么止步于此呢？为什么不加把劲儿，登上巅峰呢？为什么不尝试实现永生呢？开始时你可能只是单纯地希望摆脱当下的痛苦，慢慢的，你的渴望就会变成依靠类固醇实现自我提高。
阿斯普雷就是如此。他现在四十多岁，成为生物黑客的原因就是原先的他身体不太健康。30岁之前，他被诊断为极可能患中风和心脏病，并且认知可能失调，体重将达136千克。“我当初仅仅是想控制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已经厌烦了在疼痛中挣扎，情绪波动不定。”他说。
他现在感觉更健康了，也开始想如何延缓衰老、优化自身的每一方面。“我不想止步于变得健康，这个目标太平庸了，我想更进一步，我思考的不再是‘我该如何变得健康’，而是‘如何才能卓尔不凡？’”
扎纳是一位曾把CRISPR编辑过的DNA注射入体内的生物黑客，多年前他也曾有健康问题，他的许多黑客行为也的确是为了治愈自己的尝试。但他也有一些动机源于遭受到的挫折。和其他一些生物黑客一样，扎纳也有着反权威的思想倾向，对于传言中联邦当局拖延批准各种医疗手段，他感到不满。在美国，一种新药的研发、批准上市可能要耗费10年之久，对于有严重疾患的人们，10年真的是残酷而又极度漫长的时间，因此，扎纳呼吁把科学民主化，准许人们能够在自己身上应用科学技术。
（然而，扎纳也坦承，他的有些黑客行为是出于引人注目而有意为之，“我也会做一些荒谬的事儿，我的动机也并非总是百分百单纯为公”。）
生物黑客的社区也呈现类似的意识形态：社区共同体。社区提供给人民一个不区分阶级的环境，去探索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想法，从而在社会主流环境外重新催生出一种很酷的身份认同感。生物黑客们在网上某个特定的地方聚集在一起，比如Slack和WhatApp上的讨论群——例如WeFast，这是一个间歇性禁食者的聚集地。在线下，他们开展黑客实验、在“黑客实验室”（即兴成立并对公众开放）上课，参加任意一场、每年有数十场的生物黑客大会。
生物黑客的行为与传统医学有何不同？什么样的事可以成为生物黑客的追求？
某些类型的生物黑客行为与传统医学截然不同，但其他的一些黑客行为则与其息息相关。
许多历史悠久的技术，比如冥想、禁食，都属于初级生物黑客行为，但上一堂动感单车课或服用抗抑郁药也可以达成类似的效果。
可能判断生物黑客行为的准则并不是看它是否与众不同，而是其内在的精神理念。生物黑客的内在哲学是：我们无需接受自身的不足，我们可以利用大量高精尖或广泛普及的技术来改造美中不足的自己。对于传统医学中那些为检验研究可靠性而存在的金标准，比如双盲、随机性原则以及设立安慰剂对照组，它们通通无法成为迟一些应用某项技术的理由。改变自己，应该立即开始。
百万富翁谢尔盖·法古特（Serge Faguet）是一个谋求永生的生物黑客，如他所言：“硅谷的人装着满脑子的技术，把任何事情都看作一个个工程问题，众多没有类似技术理念的人会认为‘嘿，人终有一死的’，但我觉得，一旦某些事实发生，生物黑客的意识便会在我们脑中越来越清晰。”
罗布·卡尔森（Rob Carlson）是一位合成生物学家，从21世纪初，他就是生物黑客的拥护者，“现代医学本身就是一种黑客行为，”但人们经常只把特定的一群人称为“生物黑客”，以此暗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合法。“这就是把人群分类，比如会有这样的话：‘你看那些生物黑客做的事儿真奇怪。’这类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更高层面的社会问题：谁才真正有资格去做任何事情？为何有些人被禁止探索新行为，并禁止在公共空间讨论？”
如果我们将“谁才真正有资格去做任何事情？”这样的理念推进到某种极端，这会让科学知识失去合法合理地位，同时危及公共卫生。庆幸的是，一般而言，生物黑客并不想让科学知识的地位如此尴尬，他们仅仅是想靠近、接触科学发现，不要因为他们没有博士学位就让他们靠边站。
那么这一切背后有多少科学依据呢？
一些生物黑客行为有着强有力的科学支撑，其本身很可能就是一种有益的行为。有些黑客行为背后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反复检验，比如，临床试验证明，正念冥想有助于减少焦虑和慢性痛。
但也有一些黑客，其所作所为缺乏有力的或完备的科学证据，最终要么无效，要么有害。
在多西为近红外桑拿背书之后，该设备公司Sauna Space便订单大增，他们宣称该产品通过促使身体排毒，增强了细胞再生能力，同时可以抗衰老。但据《纽约时报》报道，“虽然有一项针对中年和老年芬兰男性的研究表明，其健康得益于桑拿，但对于这种近红外桑拿（直接用白炽灯照射身体），还缺乏广泛研究”。所以，购买这种昂贵的近红外桑拿产品可以改善健康？结论还不清楚。
与此类似，多西推崇的间歇性禁食疗法可能对一些人有效，但科学家依然有许多疑问。虽然在动物上已有很多有关禁食的长远益处，其中许多结果甚至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但在人身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持。禁食已经走入大众视野，但因为其实践快于科学实证，“践行便需谨慎”。有批评者指出，对于那些已经患有进食障碍的人，禁食可能是危险举动。
有关生物黑客保健品这个话题，我的同事茱莉娅·贝鲁兹（Julia Belluz）曾报道过阿斯普雷提倡的防弹饮食，她说：“阿斯普雷瞧不上健康的食物，并且他认为，要实现‘一天一磅’的减肥目标，购买他那昂贵的、‘有科学依据的’防弹饮食会很有帮助。”此外，她也不认为阿斯普雷有关自己言论的科学文献引证足够可信：
我发现阿斯普雷的文献引证由精心挑选的文献组成，也包括了许多与人类无关的糟糕研究。他会把支持其论点的研究拿来，忽略那些与其矛盾的研究。
其中一些研究只在大鼠和小鼠身上做了，并没有在人身上得到验证。早期在动物身上做的研究，尤其是针对成分复杂如保健品的研究，从来没有推论到人身上。阿斯普雷美化了椰子油，污名化了橄榄油，并且忽略了大量已证明橄榄油有益健康的随机性试验（随机性原则保证了证据的最高可靠性）。此外，他引用的一些研究只是以特定的小群体为研究对象，比如糖尿病人，或只包括很小数量的人。其研究结论不可鲁莽的应用于普罗大众。
以上种种生物黑客行为听起来都可能被推向极端，已被尝试过最危险的生物黑客行为是怎样的？
有些极度危险的生物黑客行为来自于绝望之人。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得病了，疼痛不止，或者你已垂垂老矣，惧怕死亡，并且传统的医学又束手无策，没有任何措施可以缓解你的痛苦，这时候，谁又会苛责你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希望呢？
但也有一些貌似是最后的希望，实则万分危险的尝试，其实根本不值得冒险。
如果你看过HBO的剧集《硅谷》，你就会懂什么是年轻血液灌注疗法。这种疗法中，年轻人的血液被看做一种可恢复年轻活力的补品，年老者付钱购买年轻人的血液，然后灌注于自己的静脉，以此抵抗衰老。
这种在剧中被假定的疗法听起来总会让人想到吸血鬼，但在现实的硅谷它已经流行了起来，在试验中，每个血浆渗透压（POP）标价8000美元。亿万富翁、科技投资者彼得·泰尔（Peter Thiel）对此有着强烈兴趣。
正如查维·利伯尔（Chavie Lieber，资深记者）所说，虽然有限的研究表明，这种灌注疗法可能有助于抵抗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症、心脏病以及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但都未被证实。
2019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了一则声明，提醒消费者远离灌注疗法：“简单来说，我们注意到有些患者被某些肆无忌惮的营销人员蛊惑，妄言其兜售的源自年轻人的血浆可以治愈疾病。采用这类疗法的诊所并未证实其临床疗效，因此这类疗法存在潜在的危害。”
另一些生物黑客行为也属于“千万不要在家尝试”的范畴：比如，排泄物移植，也就是把健康人的粪便转移、灌注到患者的胃肠道内。2016年，因为遭受严重的胃痛折磨，扎纳（Zayner）决定在酒店房间给自己来一次粪便移植。他从一个朋友那里获取了粪便，准备把它灌注到自己体内，以便利用其中的微生物治病。他邀请了一个记者来记录整个过程，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公开特技表演。后来，他宣布这次实验让他好了很多。
但粪便移植依然处于实验阶段，未被FDA批准。2019年6月，FDA发出通告，两名患者因含有耐药细菌的粪便移植而导致严重感染，其中一人死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在临床试验中，相对而言，个人DIY尝试更加危险。FDA也暂停了一些正在进行的粪便移植临床试验。
扎纳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你可以利用CRISPR技术编辑自己的DNA。2017年，在一次生物科技会议上，他将CRISPR编辑后的DNA注入体内，并现场直播了这一实验。后来他表达了后悔之意，因为这次直播会促使别人盲目模仿他，“人们将会受到伤害”。但当被问及其公司Odin（位于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的一家初创公司），是否会向公众停售CRISPR试剂盒，他说No。
艾伦·乔根森（Ellen Jorgensen）是一位分子生物学家，同时也是Genspace和Biotech Without Borders的联合创始人，它们是两个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向公众开放的生物学实验室。乔根森认为扎纳的所作所为令人担忧。作为一名自我认同为生物黑客的科学家，乔根森告诉我，人们不应该买扎纳销售的试剂盒，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试剂盒很大概率上无法正常使用（乔根森是该领域的专家，即便是她也无法将这套工具用起来），还因为CRISPR技术本身依然是一项新技术，科学家们还不确定使用过程中的所有风险。乔根森还说，修补自身的基因组，你可能会在无意间导致某种基因突变，从而增加癌症的发病风险。编辑基因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不应该被包装为一种个人DIY活动进而推向市场。
“在Genspace和Biotech Without Borders，我们总能收到令人心疼的邮件，发信人都是孩子患有基因疾病的父母，”乔根森说。“他们都看过扎纳的视频，很想来我们这里治愈自己的孩子。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理想很丰满’……现实真的令人万分心痛。”
她认为类似于扎纳这样的黑客表演玷污了生物黑客（比如说乔根森本人）的名声。“对于DIY生物社区，扎纳这样的表演真是影响很坏，”她说，“因为这种表演会让大家认为生物黑客就是一群不负责任的人。”
所有的这些生物黑客行为都合法吗？
现有的法律条款并不是为类似生物黑客这样的行为而制定，但在一些情形下，生物黑客这类行为反而拓宽了本身为人类而构建的条款适用范围。也就是说，大量现有的生物黑客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许多机构都会感到棘手，比如FDA，既没有判定其完全非法，就其本身而言，也可能属于不会被强制执行的法律范畴。目前生物黑客就好像在新的疆域里肆意狂奔，监管者骑着摩托在后面奋起直追。
在FDA二月份发布声明，呼吁人们远离年轻血液灌注疗法后，该疗法的供应商、位于旧金山的初创公司Ambrosia在其网站上宣布：我们已经停止为患者使用该疗法。11月，其网站显示，“有关年轻人的血浆问题，我们正在和FDA展开商讨”。
FDA有关血液灌注疗法的声明并不是其首次监管生物黑客。2016年，FDA曾禁止扎纳销售用于酿造夜光啤酒的基因工程试剂盒。此外，在扎纳将CRISPR编辑后的基因注入体内后，FDA发布声明判定其销售的、供大众使用的DIY基因编辑试剂盒属于违法产品，但扎纳无视该声明，继续销售。
2019年曾有段时间，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指控扎纳无证行医。
我曾与之对话的生物黑客们普遍认为，限制性的监管最终只会事与愿违，反而推动了地下的黑客实践。他们觉得，倒不如鼓励大家敞开了聊，使人们可以对某些事情的安全性提出质疑，不必恐惧或担心报复。
乔根森说，大部分黑客都会注重安全性，而不是热衷于工程改造传染病病原体的那类人。他们甚至建立起自己的伦理规范，并信受奉行。而乔根森本人从零几年起就和执法部门展开合作了。
“个人DIY生物风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和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开展了大量工作，”乔根森说。“早在2009年，FBI便开始接触DIY社区，尝试与其建立沟通渠道。”
卡尔森曾告诉我，过去20年间，他关注到生物黑客相关领域有两次趋向变化。“第一次是2001年之后，也就是炭疽袭击事件后，当时华盛顿政府疯了一样，尽力关停了一切相关的生物试验，”他说。“2004或2005年的时候，FBI还抓捕了一些在家里开展生物试验的人。”
到了200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委员会发布了《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其内容拥护创新，鼓励开放的讨论、开放获取相关材料，以提高个人积极主动性，同时还允许在地下室和车库内开展私人试验研究。
现在，尽管一些监管机构觉得他们似乎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但即使把所有生物黑客的一举一动都监管的一清二楚，他们也没有任何直接有力的方式阻止人们探索未知的好奇。“基因编辑技术易于获取和开展，禁止人们使用它是不可能的，所以监管有什么意义呢？”卡尔森说。
延长寿命、努力活得更久甚至摆脱死亡是一种极具野心的生物黑客行为，客观上有哪些限制条件呢？
一些生物黑客相信，技术可以让他们活的更久、更加年轻。老年学专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宣称人可以活到1000岁，并且能够活1000岁的人已经诞生。
格雷专注于发展修复七种与衰老有关的细胞或分子损伤，用他的话说就是，“用工程化的策略轻而易举修复衰老。”他的非盈利组织Methuselah基金会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其中包括泰尔的600多万美元，基金会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90岁成为新的50岁”。
格雷的目标是否现实可行呢？我询问了Genspace的联合创始人奥利弗・梅德韦迪克（Oliver Medvedik），他是哈佛医学院博士，目前在库伯联盟学院的Kanbar中心生物医学工程部门担任主管。“活到1000岁？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拿出钱来资助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研究，那么我们肯定认为这些研究可以实现。”他告诉我。
因为科学界正在众志成城的攻关衰老的根本原因（比如，线粒体的损伤和表观遗传上的改变），所以梅德韦迪克对此乐观以待。过去五年间，对于如何应对诱发衰老的因素，他看到许许多多充满希望的文献不断出现。
抗衰老的研究者一般都会选择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小分子”的方法，常见的是饮食补充剂。梅德韦迪克称这种方法为“轻而易举的小目标。”当谈到非瑟酮（fisetin）可能作为补充剂的一种时他很激动，提到最近梅奥医学中心做的一个小试验，高浓度的非瑟酮可以清除人体已衰老的细胞（已停止分裂并促进衰老的细胞）。非瑟酮是一种植物性化合物。
第二种方法就显得更有戏剧感了：基因工程。科学家在小鼠身上应用了该方法，但通常是修改未出生小鼠的基因组，所以小鼠从一出生便携带着被修改后的基因。梅德韦迪克认为这种方法对人类用处不大，因为我们想治疗的人一般都是已出生或已渐渐衰老。
但他看起来依然是满怀希望。他引用了一项新研究，CRISPR被用来靶向治疗患有早年衰老综合症（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的小鼠，其症状是衰老的很快。“虽然没有彻底治愈，但研究者延长了小鼠大约30%的寿命，最让我感兴趣是，他们是在小鼠出生后开展治疗的。”
他对以非药物的方式治疗老年相关疾病也很感兴趣，比如，利用光刺激影响脑电波，从而缓解阿尔兹海默症，但这种方法短时间内还无法广泛使人受益，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它不是一种药，你没办法简单的把它包装好卖出去，”他说。“制药公司还没将它商业化。”
和生物黑客社区的许多人一样，梅德韦迪克在谈及医疗监管系统如何压制抗衰老领域成长的时候，听起来也有些沮丧。“如果你当下发现一种可以抗衰老的化合物，你不会被立即批准上市，”他说。“因为我们早已给衰老下了定义，它不是一种疾病，如果想获得FDA批准，你必须针对某种疾病，这听来很奇怪，因循守旧，出了毛病。”
生物黑客也包括那些参与DIY科学但并不拿自己做实验的人，这类生物黑客都是什么样的呢？
不是每一个对生物黑客行为感兴趣的人都会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些人的出发点可能是他们醉心于让科学造福大众，也可能是缓解气候危机，还可能是想做出能把我们赶出舒适区、振聋发聩的艺术。
“我脑海里的生物黑客行为是意想不到的人在出乎意料的地方开展生物技术，”乔根森告诉我。对她来说，生物黑客的重心在于将尖端科技以安全的方式惠及大众。她帮助建设了Genspace和Biotech Without Borders这样的黑客社区，推出了有关使用CRISPR编辑基因组的课程——参与者对酵母进行基因编辑，而非在自己身上。
生物黑客社区内的一些人非常无私，他们来学习生物黑客是为了寻找制造可回收利用的塑料或生物燃料的方式，从而有益于环境。他们可能会在车库里搭建临时实验室，拿一些生物开展试验，或者参加Genspace的相关课程，学习如何用菌类制作家具或用康普茶造纸。
实验艺术家也会对生物黑客感兴趣，但对他们来说，生物学只是他们的另一个调色板。来自西澳大学的艺术家奥隆·凯茨（Oron Catts）和伊恩纳・祖儿（Ionat Zurr）开创性地在实验室中培育出了肉，并将它“端上餐桌”。他们把源自青蛙的一些细胞培育成了青蛙肉小“牛排”，最终在2003年法国“无形的菜肴”艺术装置中把它端给前往看展的观众吃。
艺术家海瑟・杜威 – 海格伯格（Heather Dewey-Hagborg）利用源自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的DNA样本再造了多个不一样的“曼宁面孔”。3D打印制造的多个面罩最终组成了这件艺术装置，它被命名为“可能的切尔西”
最近，亚历桑德拉·黛西·金斯伯格（Alexandra Daisy Ginsberg）利用因人类而灭绝、古老的花的DNA重现了其气味，使我们能再次一饱“鼻”福。
今年夏天，伦敦博物馆的一些展品就不如花那么香了：名人做的奶酪。准确的说，制作奶酪用的细菌源自名人的腋窝、脚趾、肚脐，还有鼻孔，是不是超级恶心？没事儿，放心，不会让你吃的。这些食物是一个生物艺术项目，更多的意义体现为一种思想实验，而非晚餐。
从极端的角度想，生物黑客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担心？
当我了解到有人将基因工程应用于自身或接受年轻血液灌注疗法，力图远离死亡时，有一种疑惑便油然而生：是什么让我们生而为人？
但事实上，自人类起源开始，人类的本质便不断改变。农业诞生后，人类一个重要的转变是从游牧、狩猎、采集式的生活转向定居式。不论我们如何定性日常生活中一些行为，无论我们是否认为它们与生物黑客有关系，其实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做一些生物黑客式的事情。
对于生物黑客了解的越多，我越感觉上述许多的争议可以简单归因为新奇恐怖症（neophobia），也就是对新事物感到恐惧。但注意，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争议都是如此，那些更激进的生物黑客行为是真的危险。
有关新奇恐怖症的推论，我的一个同事也表达了一些观点，40年前，试管婴儿被看做是非自然产物、一种畸形秀式的猎奇，但现在体外受精早已被主流坦然接受。生物黑客现在所经历的也是类似的历史重演吗？或者它真的是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改变了人类本质，彻底到令人担忧？
当我就此问题询问卡尔森时，他不同意该问题的前提。“如果你认为生物黑客正在改变让我们成为人的本质，那么我们首先要对这一观点的前提达成共识，我们何以为人？”他说。“我不太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有一个事物或其他存在决定了我们是人类。统揽历史，人类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存在，通俗的说，1500年的人类和今天的我们不可能一样。”
卡尔森说的没错。现在的我们活的更久、长得更高，我们的迁移能力更强，我们还可以和不同大洲、不同文化的人结婚生子，这些有悖于古老习俗的巨大转变与基因工程毫无关系，但其带来的基因变化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但是，生物黑客正在探讨的是迅速显著的改变，同时也伴随着明显的风险。如果生物黑客所谓的“升级”并没有平均分配给全人类呢？如果抗衰老切实可行后却变成了富人特权该怎么办呢？这是否会导致尖锐的阶级间寿命分化，富人寿比南山，而穷人福轻命薄？
梅德韦迪克对上述担忧不以为然，他认为许多可以延长寿命的手段，比如饮食补充剂，成本都不会很高。“那些延长寿命的手段是肯定可以做到很便宜的，但这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观意愿。”他说。胰岛素成本低廉，但社会现状致使一些公司操纵并抬高了售价，导致许多糖尿病患者用不起药。类似的现象令人惊骇，但这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错。
还有一个有关生物黑客的风险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更令人担忧：当我们将自身变得更聪明、更强者，甚至长生不死，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也创造出了另一个社会群体，里面的每个人即使不情愿，也都会承受改造自身的压力。那时，改造以优化自身唾手可得，而拒绝它就意味着将面临巨大的专业劣势或道德谴责。在一个“超人”时代，想要做一个“普通的”人类，也许只会越来越困难。
“所谓生物黑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完美种族’或优生学的幽灵再现，”乔根森坦承。“此类技术威力巨大，用途广泛，我们要审慎思考其本身，并且明智的使用它。”
翻译：季环路；审校：周一晴；编辑：曹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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