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夏·丘奇兰徳（Patricia Churchland）是一名神经哲学家。通俗地说，她研究的是新兴的脑科学和既存的哲学问题，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她：人类是如何发展出同理心及其他道德直觉的？我们称之为良心的那个唠叨的小声音是什么来头？
丘奇兰德在她的新书《良心》（Conscience）中提出，哺乳动物——人类，以及猴子、啮齿动物等等——能感到道德直觉的原因，离不开我们的大脑在演化进程中的成长。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以及自己的基因）存活下来，母亲对孩子逐渐产生深厚的感情。这种感受依恋（attachment）的能力渐渐扩展到伴侣、亲属和朋友之间。“依恋产生关怀，”丘奇兰德写道，“关怀产生良心。”
良心于她不是一套绝对的道德真理，而是一套因为其实用性而逐步生成的社群规范。举例来说，“不要说谎”和“信守诺言”使得一个社群忠于彼此。即使在今天，我们的大脑仍在巩固这些规范。如果社会认可我们的行为，大脑会释放出令人愉悦的化学物质（嗨，多巴胺！）；反之，如果不受认可，大脑则会释放出令人不悦的化学物质。
你会注意到，在丘奇兰德的表述中，不存在像“理性”和“责任”这些在传统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皮质（cortex）等大脑部位的探讨。
在哲学界，丘奇兰德因将生理基础视为道德的根源而饱受争议。一些人认为将道德原则还原为一堆在我们脑中上蹿下跳的神经化学物质，有将道德伦理降格之嫌，因而这种进路本身就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许多哲学家抱怨她的研究不属于“真正的哲学”。其他反对者则指责她有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倾向，即过度重视科学，以致于视科学为唯一真实的知识来源。
我和丘奇兰德讨论了以上的指控，以及有哪些实验使她相信大脑影响着道德动机——甚至政治信仰。以下是我们对话的文字记录，为简明起见已作删改。
你作为神经科学家，是从何入手拼凑整合出道德观念的生物基础的？
我从田鼠身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启示。田鼠是小型啮齿动物，种类繁多。其中，山区田鼠的雄鼠和雌鼠在相遇、交配后便分道扬镳，但是草原田鼠在相遇、交配后却白头偕老。神经科学家不禁发问：它们的大脑有什么不同？
有一种特殊的神经化学物质叫做催产素（oxytocin），神经元可以借助特殊受体吸收催产素。通过改变受体的密度，可以改变催产素的效应。
科学家发现，草原田鼠大脑的奖励机制中催产素的受体密度比山区田鼠要高得多，从而改变了前者的习性。原来，催产素对增进感情（它是同理心的先决条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书中你写道，神经元甚至参与塑造了我们的政治态度，比如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这对我们的道德规范也有影响，对吗？
没错。有个令我大吃一惊的实验。研究人员招募了许多被试，让他们躺在脑扫描仪里，并给他们看了各种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图片。如果被试看到的是一个人嘴里装满蠕动的虫子，你就会发现许多脑区活跃程度的差异。相比自认为是自由派的被试，保守派被试的脑部活跃程度要高得多。仅凭一张虫子在嘴里蠕动的图，我们辨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正确率就高达83%。
不可思议。而且，这些使我们更倾向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大脑层面的区别，其实可以追溯到基因差异。所以，我们的政治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呢？
这些性格学上的态度，遗传率¹高达50%。当然，那意味着后天习得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基因不是全部，但也不是毫无干系。
¹译者注：遗传率（heritability）指某一性状受遗传因素影响的程度。这里的意思是，平均而言，“先天”和“后天”因素对人们态度的影响程度旗鼓相当。
这意味着我们中的一些人会觉得某些规范更易习得，而某些规范更难摒弃。如果我是陪审团成员，我会更愿意手下留情，还是支持严惩不贷？如果我的基因稍有不同，反应也会不同吗？答案大概是肯定的。
我怕这样的答案会让很多人不适。有些人觉得将生物根源作为良心的基础，是在贬低它的价值。你在书中提到的“你的良心是个大脑建构”，在有些人耳中变成了“只是个大脑建构”。
像无形的灵魂这样超越大脑的东西，似乎的确不存在。所以在我看来，意识到我们的道德倾向也是大脑的产物，没什么好惊奇的。
话虽如此，我不觉得这种想法贬低了道德。相反，我认为这十分美妙。大脑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卓越非凡。我不觉得这些不是真正的价值——最真实的价值也不过如此！
对于那些批评你的生物学观点深受科学主义之害，或是过于还原主义的人，你会如何回应？
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科学不是世界的全部，有许多无需科学仍可以通往智慧的途径。亚里士多德明白这一点。孔子明白这一点。我也明白这一点。
我猜，用“还原主义”这个词是故意引战？可是在我看来，还原不过是用低阶的东西来解释高阶的现象。它解释的是世界的因果结构。所以如果那叫还原主义，我没话说了！……我觉得看不起那种“还原主义”才是错误的。
你似乎认为你的生物学观点不应使我们轻视道德——无论根基在何处，道德仍然值得赞美。你觉得你的生物学观点应当如何改变我们对道德的看法呢？
也许我们会变得更谦逊一点，更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少一些傲慢，不再固执地认为只有我们的社会企业体系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不去幻想一个道德真理的理想天堂，只有少数人有特权进入，而视道德为一项务实的事业——探寻将我们自己组织成社会群体的最佳方式——我认为那可能就是进步。
你的观点可能会引发这样一个挑战：如果我的良心由我的大脑结构决定，而大脑结构由我的基因决定，自由意志这一概念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它会岌岌可危吗？或者需要作出修改？
视情况而定。如果你认为拥有自由意志意味着你的决策产生于一个因果真空，它们从你的灵魂中凭空生长而出，那我想你有大麻烦了。但事实上，你的决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我认为实际的自控力应当取代自由意志这个华而不实的概念。我们也知道一些改善自控力的方法，比如冥想。
我们的基因的确影响了我们的大脑构造和决策机制。你也许会想：“天啊，意思是我就是个木偶！”然而事实是，人类拥有大量的皮质。皮质的特殊之处是，它是基因和决策之间的缓冲带。蚂蚁或白蚁的行动有诸多局限，但如果有大量皮质，就能游刃有余。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
到头来，我认为，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比浪漫地渴望灵魂更好。
说到动物界，你在书中提及另一个草原田鼠的实验，让我莫名有些感动。你能描述一下这个实验吗？
那个实验特别美妙！我们从笼中取出一对草原田鼠情侣中的一只，让它焦虑不安并测量它的压力激素，再把它放回笼子。另一只飞奔而至，立刻为它梳毛、舔舐。这时测量它的压力激素，发现已经上升到与不安的伴侣相当，这表明存在一种同理心机制。（起初处于放松状态的）田鼠为它的伴侣梳毛、舔舐是为了促使催产素的生成，从而降低压力激素水平。
在你看来，动物拥有道德或良心吗？
当然。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等动物行为专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动物具有同理心，它们会哀悼，经历挫败后它们会宽慰彼此。我们见过一只黑猩猩将另一只揽入怀中，也见过啮齿动物帮助同伴挣脱牢笼，或是和同伴分享食物。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独有的——只不过我们拥有的神经元更多。道德的前身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之中。
让我们探讨一下新书的哲学维度。你明确表示反感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者，但你似乎欣赏亚里士多德和休谟。他们的观点有哪些方面与你的生物学视角更契合？
我认为康德和功利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想法有些浪漫而荒谬的意味：如果你可以提炼出唯一一条最深刻的道德行为准则，那么你就知道该怎么做。这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行：并不存在一条最深刻的准则。我们有各种经验法则帮助我们找到出发点，但它们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境、所有人、所有时刻。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我们天生具有社会性。我们协作解决问题，并且习惯十分重要。在18世纪，休谟表现出类似的态度：我们拥有“道德情感”，即希望社交、关爱亲友的天性。随后我们学习习俗。这些习俗使社群团结一致；当然，这些习俗需要与时俱进。这些思想和神经生物学展现的现实更加契合。
功利主义——为最多数人争取最大幸福——完全不现实。它的原则之一是，必须平等对待每个人的幸福。你自己的孩子、家庭、朋友不享受特殊待遇。从生物学角度，这完全是谬论。人不能如此生活。
我认为你有必要进一步阐述如何从“是（is）”跨越到“应当（ought）”。没错，我们的大脑天生更关心一小部分人。但仅仅因为大脑使我们有某种倾向并不足以说明我们应当服从它，不是吗？
对，但你还辩称为了拯救20个孤儿而抛弃自己的两个孩子如何地道德。即使康德也认为“应当”蕴含着“能够（can）”。我不能仅仅因为20和2的差别，就为了地球另一边陌生的孤儿而抛下自己的孩子。这在心理上不可行。
我好奇你是否认为先前的道德哲学的某些方面，能为你的生物学视角所用——比如德性伦理学、功利主义。我觉得生物学类似于根基，可以从中产生不同的伦理学流派，建立不同的理论大厦。例如，你将善良这一美德描述成为了减少决策的能量成本而养成的习惯。至于基于后果评价行为的功利主义思想，你提到我们的大脑始终在计算预期结果，并基于这些因素来决策。
我们当然在意后果。但必须注意，它不过是许多约束中的一种。道德决策是一个约束满足过程（constraint satisfaction process）。你的大脑考虑多种因素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决定。根据功利主义者的思想，我们并不应该在意后果，而应该关注综合效用（aggregate utility）最大化（并以之为核心道德准则）。
对。我认为我们必须吸纳这些不同道德哲学的温和版本——摒弃他们各自的核心准则，使它们成为众多约束中的一员。
那就太棒了！我想，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年轻哲学家会理解的。已经功成名就的哲学家对大脑和道德之间的任何联系都不感兴趣，但年轻人正逐渐意识到，在精英哲学家躲藏的神圣礼堂外，有无数丰富多彩、激动人心的思想。神经科学的世界已经变得不容忽视。
翻译：amecolli；审校：有耳；编辑：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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