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如何失智？特别是在揣摩别人心思这件关乎上位的大事上。
如果权力是剂处方药的话，那它的副作用列表一定很长：让人沉醉其中，腐败堕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吃了它后，觉得自己性魅力无限大。认真地说，权力会不会给大脑带来损害？
去年秋天，各色立法者来到为富国银行举办的国会听证会，将约翰·斯坦普夫（John Stumpf）送上火刑架。因为这位富国银行前CEO没能阻止五千余名员工对消费者设定假账户。他们怒气冲冲，每个人都想出了剥掉这位前CEO皮的新方法。但斯坦普夫极力抵抗。尽管这个人有能力爬到了世界上最有钱的银行的顶层，但他完全没能力理解弄清楚这个大厅里的人到底要什么。他是道歉了，但没有表现出一丝愧疚和懊悔。他在藐视众人吗？非也。他在自以为是吗？并非。他没有诚意吗？绝不。他看起来无所适从，就像个从斯坦普夫星球来还在倒时差的宇航员。在斯坦普夫星，遵从他的旨意是自然法则，5000人不过是个小数字。就连最尖刻的批评也没有将他从迷梦中唤醒：“你纯粹是在逗我”（威斯康星州的肖恩·达菲），“在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纽约的格里高利·米克斯）。
斯坦普夫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最新的研究换了个更好的问法：他脑子里没装什么？
Power Causes Brain Damage
How leaders lose mental capacities-most notably for reading other people-that were essential to their rise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做过一个没有医学意味的隐喻：“权力是一种杀死患者同情心的肿瘤”。但这个比喻与医学研究相差不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达柯·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在二十年的实验室研究和田野调查后发现，受到权力影响的被试表现得和脑外伤患者类似——冲动性强，风险意识低。最关键的是，他们无法换位思考。
加拿大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萨克温德·奥比（Sukhvinder Obhi）近日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不过，奥比的研究领域是脑科学，而凯尔特纳则是行为学。当他把富有权势和权势较弱之人置于经颅磁刺激仪时，发现权力会削弱一个特定的神经过程——“镜像”。这是同理心的生理基础。凯尔特纳将这一神经学基础命名为“权力悖论”：一旦拥有权力，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最初需要获取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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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能力的缺失已经反映在很多创意性的实验中。一项2006年的实验要求被试在自己的额头上画一个能让别人认出的字母E。这个任务需要被试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自己。富于权力感的被试按照自己方便的方式画E（让别人看反过来的E）是其他人的三倍。这让人想到了小布什，他在2008奥运会上作出令人难忘的举动：他倒着升起了美国国旗。其他的实验表明，权贵们在识别画中人的情绪以及揣摩同僚的评论方面表现糟糕。
生活中常常可见下属学扮上级的举动——包括有声言语和肢体语言。这一现象让权力带来的问题更严峻，因为领导们可不会从下级那里学到什么。在凯尔特纳看来，问题的关键实际在于当权者绝对不会模仿他人。别人笑的时候，我们也笑；别人紧张的时候，我们也紧张。这并不仅是有样学样的阿谀，而是共情。它让我们对别人感同身受，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走进他人心扉的窗。凯尔特纳说，当权者不对别人的经历感同身受，这导致了他所称的“同理心赤字”（empathy deficit）。
镜像神经过程是一种细微的模仿行为。我们完全意识不到头脑中进行的这种行为。当我们看到某人做出某个动作，大脑中的相应部位就会点亮，作出同理反应。这让我们很好地理解多种多样的间接经历。这也正是奥比及其团队试图在实验中激活重现的：他们让被试看一个用手挤压橡胶球的视频。
对不享有权力的被试而言，镜像神经过程没有任何障碍。他们在执行该动作时的神经通路信号强烈。但颇有权力的被试的信号就弱得多。
与其说他们的镜像反应功能损坏，不如说被麻醉了。要知道，没有一个被试拥有永恒的权力。他们只不过是些大学生，在被授权回忆掌权记忆时感到权力。权力的麻醉效果大概会在他们明白那只不过是个感觉时消退，所以他们的大脑也不会在一下午的实验室之行中受到结构性的损害。但如果长期都沉浸在权力快感中，比如说，当华尔街上的交易员时时刻刻传颂他们的伟大时，董事会送来工资外的提成时，福布斯杂志盛赞他们的工作让世界更美好时，他们的大脑可能遭遇了医学上的结构性改变。
我在想，当权者是否可能只是不试图换位思考，而不是失去这么做的能力。奥比的后续研究可能给出了答案。被试被告知何为镜像神经过程，并要有意识地努力增强或减弱他们的反应。奥比和论文共同作者凯瑟琳·纳什（Katherine Naish）写道：“结果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件事上，努力是徒劳的。
这样的发现令人沮丧。常言道，知识就是权力。但权力剥夺知识会让人作何感想？
似乎最乐观的可能就是这些改变仅仅在某些时候有害。研究者表示，权力让我们的大脑有能力排除次要信息。在大多数场合，它是一种有益的助力。但在社交场合中，权力的副作用让我们鲁钝。即便这钝化对当权者或其领导的组织并不是绝对的坏事。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强有力地争辩称：权力削弱了人对解读他人的需要，因为掌权的我们能调度、控制从他人手中夺来的资源。不过，在现代组织中，这类控制维系于某种程度的组织支持。头条新闻里行政傲慢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表明许多领袖正面临适得其反的愚蠢。
越不能拎清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掌权者们越依赖于刻板印象。其他研究表明，他们越看不清这些，就越依赖个人的判定。约翰·斯坦普夫在富国银行看到每个客户都有八个独立账户。（正如他写给雇员的话所说，八个账户真是好事——账户越多越好）。在国会辩护中，他说：“交叉销售是不断加深客户关系的速记法。”（对密切客户往来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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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难道束手无策吗？
是也不是。终止权力对大脑的损害并不现实。不过至少有一件事好办，那就是终止享有权力的感觉。
凯尔特纳告诫我说，只要权力影响我们思考的方式，那它的存在就不是一个职位，也不是权力关系中的位置，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他的实验表明，只要想一想自己没有权力的感觉，你的大脑就不会越过现实的边界。
回忆先前没有权力的感觉似乎对有些人有效。这段经历如果足够刻骨铭心，还会对权力的侵蚀提供永久的保护。去年二月，《财经学报》（The Journal of Finance）刊登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幼时经历过死伤惨重的自然灾难的CEO比未经历者更不偏爱冒险。（论文的共同作者、剑桥大学教授罗文德·劳（Raghavendra Rau）指出，唯一的问题在于，经历无重大伤亡灾难的CEO更爱冒险）。
不过，不只有龙卷风、火山喷发、台风是限制权力损害的力量。百事集团CEO、执行主席英德拉·努伊（Indra Nooyi）有时提到她在2001年得到董事会任命的故事。她到家后，沉浸在上任之后的喜悦中。她还没来得及和母亲分享这个好消息，就被母亲问道是否要出去（冷静一下）并喝杯牛奶。怒意冲天的努伊照做，走出去喝杯牛奶。当她回来时，母亲建议她“把该死的皇冠丢进车库里”。
这个故事的主旨就如努伊讲述的那样。它总能提醒我们牢记责任，脚踏实地。在这则故事中，努伊的母亲扮演了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政治顾问路易斯·豪（Louis Howe）用这个术语描述他和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 罗斯福的关系，他总在不断地提醒富兰克林，就像努伊的母亲那样。
对温斯顿·丘吉尔来说，这个角色由妻子克莱门廷（Clementine）扮演。她有勇气在信中对丘吉尔直言不讳：“亲爱的温斯顿，坦率地说，我觉得你的行为有些不端。你不再是过去那个和蔼的你了。”这份信写于希特勒攻进巴黎，用炮火将其炸得粉碎之时。这份信并不是抱怨，而是警醒：有人悄悄告诉她，丘吉尔在“不管好坏，一个办法也想不出来”的会议上，十分轻视下属。她写道，“带着怨气和怒意，你永远得不到最好的结果。”
英国的大卫·欧文（David Owen）勋爵是由神经外科医生转行成国会议员的。在成为男爵前，他曾担任外事秘书。在2008年出版的《权病交加》（In Sickness and in Power）一书中，他详细描绘了路易斯·豪和丘吉尔妻子的故事，同时还讲述了自1990年起，影响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的表现的各色疾病。尽管有人罹患中风（伍德罗·威尔逊，前美国总统），药物滥用（安东尼·艾登，前英国首相），还有人或许有双相情感障碍（林顿·约翰逊，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美国总统），至少还有其他四位患上了未被医学证实的疾病。但欧文认为，他们理应被确诊。
在一篇发表于2009年的《大脑》（Brain）期刊的文章中，欧文与共同作者乔纳森·戴维森（Jonathan Davidson）定义这种疾病为狂傲综合征（Hubris syndrome）：“该病由拥有权力导致，特别是与巨大成功相关的权力。它会持续数年，对患病领袖产生影响。”它的14条临床指标包含了：对他人明显的藐视、与现实脱轨、行事鲁莽、不称职。五月时，皇家医学会与代达罗斯信任协会共同举办了一次学术会议。后者由欧文创办，专职研究和防治狂傲综合征。
欧文坦言，自己是那种狂傲的人。我问他，有什么可以帮他不从现实脱线且其他当权者可以效仿的东西？他分享了以下几点：回顾过去不狂傲的人生阶段，阅览有关普通人的纪录片，养成读选民来信的习惯。
不过，我猜对欧文的狂傲最大的抑制来自于他最近起步的研究。他向我抱怨，商业对他有关狂傲的研究毫无兴趣。商学院的态度也差不多。他声音中暗藏的沮丧流露出一丝权力的失落。不管这对欧文带来什么积极影响，但这依然说明，短时间内为这种在董事会和执行官中常见的病症找到良方，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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