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作《论具有现代头脑》（On Being Modern-Minded）中，伯特兰·罗素描绘了他对历史和人类才智进步的美好幻想。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放大其独特性，并将自身看做过往时代进步的顶峰，其与先前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易被忽视：“新的流行语让我们忽视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类似的想法和感受，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行为经济学是过去五十年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尤其因界定和分析了人类认知的许多核心偏见而著名。事实上，罗素的洞见与卡尼曼的可得性偏见理论十分相似。因为流行语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是最容易被我们的大脑感知的——也几乎是现成的——所以它们往往能主宰我们的评估体系。实际上，罗素和卡尼曼持有相近观点，而后者却更为人熟知，这本身就印证了罗素的观点，或者说可得性偏见。
不过行为经济学最卓越的先驱还是那些古希腊思想家们。距当代行为经济学流行约2500年前，柏拉图已经试图识别并理解人类心智中可被预见的非理性之处。虽然他并没有通过现代实验心理学的技术证实这些行为，他的许多洞见却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认知偏见的描述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在商界、医学界亦或社会科学领域，行为经济学里那些里程碑似的论文都被高度引用，但古希腊哲学对相同现象的探索则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行为经济学与古希腊哲学的这种连续性不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具有成为有用思想资源的可能性：柏拉图不仅指出了人类认知的各种具体弱点，而且提供了如何克服这些认知偏见、完善推理、改进行为的有力方案。
操控心灵的无形之手
迈克尔·刘易斯的新书《抽丝剥茧》回顾了心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之间的复杂友谊和卓越的学术合作，二者的研究成果为新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许多言论都生动刻画了致使人类得出错误结论的习惯与过程。比如，人们所相信的不过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理论（证实偏见）； 所主张的不过是脑海中直觉反应的观点（可得性偏见）； 所坚持的论调对其背景信息有极大依赖（框定偏见）。同时，人们拒绝抛弃现有观点，不过是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损失厌恶）； 做出错误的推断则是过分重视描述信息的代表性（代表性启发）；在固有信息里画地为牢，因而对新信息判断不足（锚定效应）。而这些，仅仅只是柏拉图所梳理的心理误区的冰山一角。
这些共同特征之一表现在：人们倾向于匆忙得出不成熟的结论，而不管证据是否充足。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警告斐多，不要被几个特殊的巧妙诡辩诱骗，进而怀疑一切论证是否正当，变成一个“厌恶论证的人”，苏格拉底将“厌恶论证”类比于“厌恶人类”：
厌恶人类是出于知人不足而对人死心塌地的信任。你以为这人真诚可靠，后来发现他卑鄙虚伪。然后你又信任了一个人，这人又是卑鄙虚伪的。这种遭遇你可以经历好多次，尤其是你认为最亲近的朋友也都这样，结果你就老在抱怨了，憎恨所有的人了，觉得谁都不是好人了。
不论是“厌恶论证”——或者据苏格拉底所述“辩论嫌忌”，还是“厌恶人类”，其原因是相同的。
那些厌恶论证者的大错不仅在于依赖小样本量，他也弄错了其代表性。如果均值回归和正态（高斯）分布不算常规现象，那么研究小样本就更加不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了。尽管没有用统计学术语表达，但柏拉图认为异常值是罕见的，世上所有事最终都会趋于钟形曲线：
假如一个人还不识人性，就和人结交，他干的事就不漂亮，这不是很明显吗？假如他知道了人的性情，再和人打交道，他就会觉得好人和坏人都很少，在好坏之间的人很多，因为这是实际情况。就譬如说大和小吧，大的人或狗或别的动物，很小的人或狗或别的动物都是很少见的。或者再举个例，很快的或很慢的，很丑的或很美的，很黑的或很白的，都是少有的。就我所举的这许多例子里，极端的都稀罕，在两个极端中间却很多。
在其著名的论文《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无论样本量是十人、一百人或者一千人，人们大多得出“这些人的平均身高高于六英尺”这个结论。正如柏拉图指出的那样，随机性在小样本中有可能更高。如果你只遇到过一部分人，那么这些人很可能是非典型；如果你只思考过一些论点，那么这些论点很可能有偏差。
柏拉图深知对逻辑误区的易感性不仅是心理学问题，同时还是伦理学问题。
框定偏见是另一个可追溯至古典哲学的现代心理学理论成果。包括医生在内的人们在评估同一件医疗干预事件时，会因框定的不同（即以“可能的存活率”还是“可能的死亡率”来判断此类干预的后果）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估。现代研究人员发现，框定偏见这一现象无所不在，从政治事件渗透进消费者偏好等各领域。
柏拉图以分析或描述的方式在他的对话录里多次提及这一理论。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比骰子的时候，拿六点与四点比，我们说六点多于四点，或者说六点比四点多一半；如果拿六点与十二点比，那么六点少于十二点，只有十二点的一半，此外就没有其他表述了”。
在《理想国》中，他举了一个人类手指平均长度的例子：多数人的无名指比小指长而比中指短。这看似是个简单的算术题，却对心理学和知觉有深远影响。例如，“一款新上市的软饮料比可口可乐少含一半卡路里”远比“一款新上市的软饮料的卡路里含量是一根胡萝卜的18倍”更对消费者胃口。我们通常很容易混淆“相对”和“绝对”这两个概念。比如，如果X值大于Y值，那么这仅仅只表达了一种比较，但我们很容易误认为X值一定远大于Y值。同样地，我们也会倾向于认为这种软饮料是完全不含糖的，而非含糖量较少。
框架偏见理论中有一个尤其有趣的例子，与我们对快乐和疼痛的感知和评估有关。区分一个与人体无关的客观事物的“相对”和“绝对”程度是一回事，而判断能被人体时刻感知到的感官感受又是另一回事，比如用数字表示痛感量级。正在遭受痛苦的人们，会把免除和摆脱这种痛苦视作无上的快乐，反之对于正在享乐的人们，愉悦的消失也将带来无限的痛苦。柏拉图警告世人不要混淆相对和绝对价值：“因此，让我们别相信这种话了：脱离了痛苦就是真正的快乐，没有了快乐就是真正的痛苦。” （出自《理想国》）
他的这些观察不仅在心理学上有立足之地，且终极目的在于为我们如何生活提供指导建议。有些人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追求感官欢愉之上，而要得到这种欢愉，必须要先承受极度渴求的痛苦。他们只能比较，满足了此种渴求所得到的快乐和之前遭受的痛苦是否对等，以此来衡量这种快乐的震颤程度。这就是很多人更偏爱追求智性快乐而非肉体欢愉的原因，获得智性快乐，不一定意味着需要承受强烈的痛苦。
对现代认知偏见的思考，对伦理、快乐、痛苦和立身之道的哲思，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联系是很罕见的。不过古典哲学并没有像当今学科这样分门别类。柏拉图深知对逻辑误区的易感性不仅是心理学问题，同时还是伦理学问题。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坏人更容易受认知偏见的影响”，而需要考虑到他对“厌恶人类”和其他对样本估计不足导致的错误诊断——二者都是出于“在经验不足之时过分自信”。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可称得上比他人更有智慧仅因自知其无知之处。当卡尼曼写“我们对自身的盲点也会视而不见”时，他实际上在重述苏格拉底的思想：知汝不知是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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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上的谦逊或骄傲纯粹属于认知过程，把二者理解为道德成就或失败也不失为一种解释。有些人总自以为正确而实际上所知甚少，那么他不仅犯了道德错误更陷入了心理误区。故培养智性谦逊是培养伦理德性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早期对话录中的许多言论以不确定告终：对话录中的许多人物陷入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aporia——“自相矛盾”或“困惑”、“怀疑”和“纠结”中。与苏格拉底攀谈的这些人往往为了寻找某一问题的满意答案苦思冥想，却发现每个可能的提议都缺乏逻辑一致性。这些人的思考过程有如下不同表现——有人慌乱不堪，有人诉诸暴力，有人仓促而逃，却少有人承认他们得到了提升，少有人向苏格拉底致谢。他们在论证上的错误反映了其推理能力的缺陷，而他们的情感波动却颇具文学性：他们显露出的傲慢自大、谦冲自牧或慷慨激昂，以及在情绪两极间波动的挣扎，正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提及的那样：“人类内心的冲突本身就是好作品的起源。”
通过刻画认知偏见的道德维度，柏拉图提出，尽管人们对认知偏见有普遍易感性，但我们更有能力通过正确的道德教育来克服它们。虽不敢肯定有百分之百，但苏格拉底应当会支持约翰·济慈所颂扬的：“当他处于变幻无常、神秘莫测或怀疑不定的心境中时，仍然能不愠怒不偏激地追求真理”。这只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的预备步骤，这种对事实和理性的追求应该也的确出现了，而这种追求远远不够，对不确定性的容忍才是首要的，这种能力才是个人与社会应该自我纠正和提高的。被未知折磨的人们很容易过早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
卡尼曼所说的可得性启发在古典哲学语境里也有另一种表达。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在法庭碰到了游叙弗伦，后者秉着宗教虔诚的原则告发其父亲因疏忽导致雇工死亡之事。游叙弗伦将这件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之前刚刚做过的事视作对虔诚的定义，因为这是第一件跃入他脑海的事，故而游叙弗伦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行为当作虔诚的范例，而虔诚恰恰是二人即将的对话所要考察的主体。考虑一下“我做X因为它是正确的”和“我做X所以它是正确的”之间的区别，游叙弗伦想当然地以为自己遵循了前者，但却无意中陷入了后者的圈套。柏拉图指出，这种倾向的解决良策必须涉及改变快乐和痛苦的源头——减轻与不确定性相关的痛苦或者减少证明自己正确的快乐。这不仅是智性上的挑战，而且是道义上的挑战。
智性当然能让人免于被浮夸的言辞诓骗，但免于造作和矫饰亦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柏拉图的《美诺篇》中有个有趣的例子涉及几种现代认知偏见理论。苏格拉底试图对颜色进行合理定义，他起先用了简单的语言表达，被美诺否决。苏格拉底在没有改进定义本身的情况，用浮夸的术语重新措辞，却被美诺欣然接受。对于这种转变，苏格拉底是这样解释的：“（美诺）这无疑是你习惯的定义，因此你更喜欢它。” 就习惯更容易被意识唤醒这一点而言，这个理论带有几分可得性偏见的影子。它也有点类似熟悉度偏见，因为美诺不加批判地认为他习惯的表达方式就是最好的。不过我们还需考虑第三个因素：不能确定美诺对第二种定义的偏爱究竟是因为他熟悉这种表达方式，还是因为表达之浮夸冗余具有足够迷惑性。如果是后者，那么则是“诉诸冗赘”这一层面，“诉诸冗赘”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喜欢在考试中写更长的答案以期获得更高的分数。
我们不能把上述任何一种错误，简单归因于认知或者道德缺陷。柏拉图也没有把美诺描绘成屡教不改的自大狂，他实际上比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任何人都表现的要好。勃然大怒的阿尼图斯甚至扬言要挟苏格拉底。想象一下你有多容易被高屋建瓴的言辞糊弄？智性当然能让人免于被浮夸的言辞诓骗，但免于造作和矫饰亦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自负一样，造作也有着道德的维度，避免二者不只是修复大脑软件中的某几个小故障，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成就。
柏拉图对话录及古典哲学大体上考察了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相似的现象。了解这种连续性能帮助我们保持谦逊：切勿再犯这两个学术领域都探讨过的谬误。古典哲学也为抵御特定认知偏见提供了道德武器。在《论具有现代头脑》中，罗素描述了一种由新奇而引发的幻觉。但他的口吻还带着一种老派的道德色彩：我们自以为在才智上登峰造极了，无法相信往代的奇装异服与笨拙词句居然包装着人们，思想也还值得我们重视。
What Plato knew about behavioural economics. (A lot) | Aeon Essays
How much did Plato know about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cognitive biase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t turn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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