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但今日的种种大声宣布：我们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事实上，更精确的称呼是“会为自己辩护的动物”。怀疑论者常常陷入如下迷惑：当一个主流观点被富有理性的证据证伪时，一些团体会牢牢坚持过往以来的错误；另一些接受新观点的人既不会虚心请教原因，也不会表示知晓真理的谢意，更不会坦言自己的无知。为什么人们更乐于为错误的信念、行为、规范辩解，而不是吐故纳新？能明白自家孩子的自闭症不是因为打疫苗引起，对父母来说不是件好事么？
作为怀疑主义者，我们终日面对心理学家所称的“对科学的动机性排斥”。让我们从全球变暖的例子中来理解这个术语。我们很容易以为，那些否认气候变暖的人不论是在教育程度还是见识水平上都远逊于学富五车的科学家。但这种假设并没有那么简单。史蒂夫·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和克劳斯·奥博拉尔（Klaus Oberauer）在《心理科学》上发文称，一个人对全球变暖的态度与其科学知识水平、计算能力和教育程度都无关，却与政治倾向有关。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具有较丰富的科学常识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他对气候变暖、接种疫苗的接受度更高，对科学的信赖也更高；但一个保守主义者却恰恰相反，学识和见识越深，他对上述问题的接受度越低。这就是动机性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人们会激烈地反对一切威胁到其核心世界观的发现。研究者目前发现，右派对科学发现的排斥比左派更加普遍；然而由认知机制所驱使的对科学的排斥则与政治倾向无关。换句话说，真正与此有关联的是某个科学发现的内容。不论你的世界观是左是右，当谬论在你的阵营中甚嚣尘上时，你都会被诱导进而放弃怀疑精神。
http://www.csicop.org/si/show/why_we_believe_long_after_we_shouldnt
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几十年前，他在卓著《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描述了同一个持有偏见或者说固有观点的人争论的场景，来说明其辩论方式的狡猾。
X先生：犹太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关心本族群。
Y先生：但是，在为社区福利运动捐款时，他们比非犹太人捐得多太多。你可要知道犹太人口的比重有多小。
X先生：这正说明这帮家伙总是想着用钱来收买人心，并干涉基督徒的事务。犹太人掉进了钱眼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银行家是犹太人。
Y先生：可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说，银行业的犹太从业者人数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比非犹太族的人少得多。
X先生：当然啦，犹太人才没有体面的事业呢！他们只会拍电影还有开夜总会。
看到了吗？像X先生那样的人从不直接争论或回应辩题，只会回避你的论据，然后打马虎眼，把话题引偏，得以保全自己的价值底线。我们都会在某种场合中成为X先生。对X先生来说，一句“我相信”就够了，从不需要任何证据。
改变思想的不情愿、承认错误的不乐意以及抗拒刺耳的科学发现有着共同的原因：一种被称为认知失调的动机机制。当我们处在两种观念或行为的冲突中时，就会激发这种机制。六十年前，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创立了这项理论，并提出，认知失调的核心要素是不舒服和避免不舒服之间的冲突。当饥饿时，你会非常难受，就拼命让自己免于饥饿。对吸烟者来说，认知失调来自“吸烟有害我健康”和”我是一杆大烟枪”的斗争。为了消除认知失调，吸烟者要么戒除香烟，要么为吸烟正名。不论是买车、投票还是干其他事情，做决定之前，我们的思想可以很开明；做决定之后，我们必须消除认知失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对自己强调买车是多么幸福、投票是多么明智，观点是多么正确，并且对其他选项吹毛求疵。
认知失调理论包含了三个常见的偏见：
偏见一：我觉得自己没有偏见，所看所想的一切皆是事物本来的模样。我持有的任何观点都是理性的。如果它不理性，我就不会认可它。任何胆敢反对我观点的人，不管他是儿童或是朋友亦或是伴侣，都有偏见。
偏见二：我更好，更善，更强。我的智商水平和道德水平比一般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个偏见虽然有助于构建自尊，但让我们变得固执封闭，拒绝接受所有指责我们不够和善、不够聪明、不够道德以及不够完美的观点。
偏见三：证实性偏见，即我们只会注意到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并刻意忽视、遗忘、贬低自认为不成立的事实。为了让我们的认知保持协调，偏见在我们认识到失调信息之前将它从我们的大脑中排除。
认知失调足够令人痛苦。想象一下当你发现买的车是个垃圾，还为此花了远超实际数额的钱，会不会捶足顿胸？不过更痛心疾首的还在后面。当你自认为是汽车老手兼谈判大师，却花了冤枉钱，这才是最痛苦的。因为你的自我认知中最核心的部分轰然崩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种方式来消除认知失调。一种是接受证据，调整自我认知。（“是的，我干了一件蠢事／坏事儿”或“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之前的看法是错的”）另一种则是一口否定确凿的证据，用欺骗自己来维持自我认知。这种情况就简单得多，只需要告诉自己（“那项研究错得离谱”）。猜猜人们更喜欢用哪种方式？
通常我们被证实大错特错时，会恼羞成怒地作出辩驳。理解认知失调，有助于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亚当·兰扎（Adam Lanza）在沙钩小学残杀了二十名儿童和六位教职工。却有阴谋论者跳出来否定这血淋淋的事实。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控枪团体的阴谋。即便面对着悲痛欲绝的父母，看着定格死亡的遗照，阴谋论者面不改色心不跳。为什么持有疯狂观点的人竟然没有疯掉？认知失调理论提出了一种解释：假设有一个异见者，主张持枪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觉得枪支很安全，控枪人士则无时无刻想着夺走他的宝贝。当有人说枪支是沙钩小学惨案的罪魁祸首时，他自然会产生极大的认知失调。只有通过否认这场悲剧，他的信念和世界才不会轰然崩塌。因为只有这样，这些人的偏见才得以留存：“我们比控枪的傻X既正确，又聪明”。认知失调理论的确预测到了他们对这一悖论的强烈反应——沙沟小学惨案就是控抢团体导演的一出戏，他们整天想着夺走我们的枪。
消解认知失调的最大危害不在于影响一个单独的信念或行为，比如买车之类的事情，而在于，人由此陷入一连串的行动当中。在本书中，我们用金字塔打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两个学生站立于金字塔上。他们对作弊的看法相当一致：尽管作弊不是个好事情，但世界上还有比这坏得多的罪行。他们正在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但在一道难题上动不了笔。不过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偷看旁者的答案。经过漫长的犹豫后，抄还是不抄终将决出胜负。不管选择如何，都有失有得。一个为成绩抛弃正直，另一个则牺牲成绩，保全品行。
不管选择作弊还是恪守诚信，为了知行合一，他们都得消除认知失调，这两个学生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正名。过去的行为不能重来，但现在的态度可以改变。作弊的学生会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唔，作弊太常见了，别在意，更何况我需要个好成绩来追求未来的事业”。尽管以往认为作弊不是什么大罪，抵制作弊诱惑的学生现在会告诉自己作弊十恶不赦：“作弊是可耻的，作弊者应该被开除”。当二人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后，他们滑到了金字塔的底层，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没作弊的学生认为对方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作弊的人则认为对方是个死板到无可救药的清教徒，进而深陷自己的立场，大胆地萌生出其他想法：我为什么不雇一个专业的枪手来替我上课呢？我真的需要高学分。即便没有在课堂上学到东西也无所谓，反正参加工作后，我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哈哈，神经外科手术不会很难搞。
一生中，我们会无数次站在金字塔尖，作出重要抉择和道德判断。比如，当自身错误的证据越来越多时，我们要不要正视它们？面对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强奸案或谋杀案，我们如何判别其真实与否；面对公司中的腐败，我们是毅然揭发还是熟视无睹？作出决定后，对自己的审判就会停止。此时，我们已经开始从金字塔滑落，丧失底线只是时间问题。
通常，人们会在言语上划清界限，比如“我们这些好人”和“他们这些混球”。在怀疑论者的世界中，会这么说，“我们聪明而理性”、“他们无知且疯狂”。但消除认知失调的过程模糊了这一界限。站立于金字塔巅，人要面对的不只有“是或否”的二元命题，还有看不穿的命运难题，其结果，永远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我们作出冲动的选择，然后为其正名，好减轻心中的些许疑惑。很快，我们陷入了无尽的循环：行动，为行动正名，再行动……循环往复之间，初次决定的成本翻倍。箭已离弦，不得不前。如果不继续往前走，难道我们要回头承认第一步是个错误吗？一个清白之人如何腐化堕落？一个公司或国家如何失去法治和道德？他们只不过在金字塔尖往下走了一步而已，剩下的，自有自我正名来完成。
消除认知失调也并非毫无益处。比如它能让我们安然入睡；又比如，有独特的想法并能坚持己见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要知道，每时每刻都有新东西冒出来，挑战你的认知。一旦意识到错误确凿，我们就得赶快放下执念。即便那时我们已走下金字塔甚远，自我正名的决心也许铸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但我们看待罪行和谬论的方式却没有。
认知失调会伴随我们一生。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承认错误，然后把它们从自我认同中剥离。也许大脑由自我辩护编织而成，但这不是拒绝消除这股冲动的借口。更何况，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毕竟，怀疑主义运动为此指了条明路：人不仅要能保持对国家、政党、友人、家庭的忠诚，还要明白，对错误荒诞的行为、政策、候选人表示异见也是忠诚的一部分。当发现认知错误时，我们要学会这样拷问自己：“我是一个和善聪明的人，虽然犯错，但这点不会改变；这个错误仍然是个错误。现在我该怎样弥补过失，以防再犯呢？”
在披露伪科学、揭穿造假能手和批判阴谋论时，怀疑论者历来面临艰巨的挑战。现在，认知科学家又来给他们增加负担：直面内心中的失调混乱、错综复杂和让步妥协。对某些左派来说，“妥协”意味着放弃原则；对某些右派来说，妥协又意味着与“敌人”为伍。但我们必须谨记：没有百分百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也没有能实现理想大同的女权或民权活动家，更没有绝对客观中立的圣人。这也许就是有史以来最让人认知失调的箴言。
这篇文章基于心理学家Carol Tavris和Elliot Aronson的合著《错误既定（但不是我的责任）：我们缘何为谬思、妄论和罪行正名》（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该书最近发行了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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