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很早就进入了大卫·凯斯勒（David Kessler）的人生。当他母亲去世时，他才13岁。母亲的离去促使他决定从事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的工作。他后来与该领域的核心人物——精神病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进行了合作，罗斯医生曾提出过悲伤的五阶段（five stages of grief）模型。凯斯勒常在演讲中谈到他母亲的死亡，并提醒听众，没有人可以幸免于失去的苦痛；当时，他相信经过这种经历的洗礼，极度悲伤的体验已留在他的人生经历之后，而非前头。
然而四年前，他的家庭又遭受了一重悲剧。当时，凯斯勒（Kessler）完全被击垮了。他发现，了解悲伤是一回事，经历悲伤又是另一回事。尽管他的人生旅程艰苦而漫长，他却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他意识到，库伯勒-罗斯的开创性体系还不够完善。在库伯勒-罗斯家人的允许下，他在她的五个悲伤阶段后，新增了第六个阶段。他认为，第六阶段对于疫情中我们共有的悲伤经历而言十分重要，对于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个体也十分重要。
凯斯勒人生中悲剧的出现，和大多数悲剧一样，毫无预兆。当他的儿子理查德（他于2000年收养的两个男孩中年纪较长的一个）打电话告诉他，21岁的弟弟大卫已死亡时，凯斯勒还在巡回演讲之中。这两个孩子的童年悲惨而痛苦。凯斯勒说，童年的经历一直困扰着大卫，以至于他去世时还在服药。凯斯勒在书中描述了他听到儿子去世后的感受——就像沉到了海洋的最深处。并且，他知道他会在深渊里呆上一段时间。他知道他会经历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各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他知道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一定是线性发展。他无法预测恢复需要多久，但他还知道，他会在不同阶段之间来回反复。
他没有预想到的是，直到他自己亲身经历后，他才意识到悲伤还存在着第六阶段。“我发现还有一些东西，超越接受阶段之外的东西”，他从洛杉矶的家中打电话告诉我，“那就是寻找意义：也许可以从我的悲伤中发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他强调，他并不是说要在大卫的死亡中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不是要在死亡中寻找意义——那里没有意义。我们要从死者的人生中寻找意义，去了解他们如何塑造了我们，或者通过研究他们的死亡来让他人拥有更安全的世界。”换句话说，寻找意义是一件人们失去至亲至爱的人后可以做的事情。这就是那些留下来的人们，将离去的个体存在融入到他们生活中的方式，也是用那些失去来改变他们的方式，更是让他们更好地应对失去的方式。
凯斯勒认为，许多个人层面的悲伤体验，和我们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共同体验是相似的。“许多人说他们心情沉重，非常难过，他们所描述的其实就是悲伤（grief）。”他说，“我们正在为失去的世界感到悲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我们的交往、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变了。变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悲伤——悲伤是我们不想要的变化。”
就像每个人经历的失去一样，现在全世界都处于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悲伤阶段。有些人在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有些人对此感到愤怒；有些人试图讨价还价；还有许多人感到沮丧和忧郁；而最终，我们必须接受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的这一事实。而且，之后还会出现第六个阶段：寻找意义。的确，悲伤的阶段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或以线性关系递进的，从悲伤的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意义追寻的迹象。凯斯勒说，当悲伤行将结束时，我们便需要从中寻找意义。“我们会问，这段经历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创伤后的成长?”重要的是，寻找意义“通常也是抚平内心伤痛的方式”。
凯斯勒认为，库伯勒-罗斯（于2004年去世）也一定会认同他的观点。他们两人曾在1995年会面，并合作编写了一本名为《当绿叶缓缓落下》（On Grief and Grieving）的书。在书中，他们谈到了悲伤五阶段是如何被大众曲解的。但是，正如凯斯勒现在所体会的那样，直到他经历了丧子之痛后，他才终于找到问题的根源。
这一切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北半球的人并不了解悲伤为何物。“我正在传授的，是当代人们的曾祖父母非常了解的东西，”他说，“现在有些人认为经历悲伤的整个过程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甚至三个星期。”他说，在过去，无论你需要多长的时间进行哀悼，都是被社会允许的——事实上，悲伤的余波永远不会停息，只会改变。“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被叮嘱你需要用这些时间来怀有这种感受，之后你就会没事了。”
在这个反悲伤（grief-adverse）的社会中，我们可能会失去的是悲伤所带来的个人成长。“我们都在谈论创伤后的压力（post-traumatic stress），但我想说，创伤后的成长才是更常见的东西。”他认为，我们要认识到伴随失去的成长的存在，也要去了解这种成长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
在我看来，他的观点非常有道理。当我采访那些经历过丧亲之痛的人们时，我经常注意到，他们若是寻找到了凯斯勒所说的意义，或者能直面丧亲带来的痛苦与改变，他们会拥有更好的心理状态。当我和我的姐姐都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离我而去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并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简直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会变成怎样的人。
这又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愧疚感（guilt）。如果我们作为丧亲之人，从这种失去中获益，我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内疚。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凯斯勒说，我们并非主动选择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人。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失去了他们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弃我们获得的成长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重点是，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离去的人会希望我们因为他们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以前，我儿子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他一定也会为我的研究因为他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感到高兴。”凯斯勒说道。
凯斯勒说，悲伤的底线是：不管你如何悲伤，多么悲伤，都没有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悲伤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悲伤，我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悲伤时，似乎也是这样。经历悲伤的过程也是极度孤独的：以前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们会希望其他家人能在此时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在经历悲伤时，往往无法互相安慰。作为一个悲伤的人，有时你能做到的，就是活下来。
这又将我们引向下一个问题：愧疚感（guilt）。如果我们作为丧亲之人，从这种失去中获益，我们一定会对此感到内疚。但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凯斯勒说，我们并非主动选择失去我们所珍惜的人。他们的死亡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可以改变的是，失去了他们之后，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放弃我们获得的成长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但重点是，这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必须记住，离去的人会希望我们因为他们而在生活中找到意义。“以前，我儿子为我所做的事感到骄傲。他一定也会为我的研究因为他而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感到高兴。”凯斯勒说道。
凯斯勒说，悲伤的底线是：不管你如何悲伤，多么悲伤，都没有错。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悲伤也是不一样的；对于不同悲伤，我们的需求是不同的——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悲伤时，似乎也是这样。经历悲伤的过程也是极度孤独的：以前从未经历过悲伤的人们会希望其他家人能在此时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当每个人都在经历悲伤时，往往无法互相安慰。作为一个悲伤的人，有时你能做到的，就是活下来。
凯斯勒说，他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哪种失去最糟糕？“人们会问，是失去孩子，还是失去伴侣？我总是会说：自己经历的总是最糟糕的。”
但若是这样的话，凯斯勒的书所传达的积极信息就是，受到最大的收获也可以是你自己。他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一家大酒店的会议上讲话，周围的房间里也在举行其他会议。“会议结束后，酒店的一位保洁员走过来问我：‘您的团队在做什么呢？刚才您的会议室里传出了很多笑声。’”凯斯勒说，曾经坠入过绝望深渊的人，会在享受生活时拥有最多的选择。“当你穿过了最深的山谷，你一定会懂得欣赏这最高的山峰带给你的美景。”而现在，我们就在一起穿越最深的山谷，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编者注：大卫·凯斯勒的网站是grief.com，他的书《寻找意义：悲伤的第六阶段》（Finding Meaning: The Sixth Stage of Grief）由企鹅兰登（Penguin Random House）发行。
作者：Joanna Moorhead | 封面：Abigail Goh
译者：大智智智智 | 校对：eggriel
编辑：山鸡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1/jan/17/finding-meaning-in-the-life-of-a-loved-one-who-dies-is-part-of-g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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