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为何我们像颠倒的向日葵，朝向黑暗而不是光明。
——蕾切尔·伯达奇《皇帝，圣哲和死亡》（1938)
当世界变得或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残酷，我们的内心生活还剩下什么？当世界在瘟疫、战争、饥荒、气候危机等所有这些打击中摇摇晃晃时，我们的心灵结构会如何改变？唯一的选择是关上心灵的城门、升起吊桥，进行精神自卫吗？还是只要活着就好呢？这是否又为悲伤留有空间？这悲伤不仅是为了那些我们失去的人，更是为了那些造就我们自身的、残破而混乱的碎片。
在1914年圣诞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六个月后，弗洛伊德写信给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哀叹精神分析运动“在国家间的纷争中走向终结”（当时他们二人分别身处交战的两方）。“我不会欺骗自己，”他写道，“我们的科学在蓬勃发展的时期突然中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火种依旧在几个壁炉中闪烁，等待合适的风起使它再次熊熊燃烧。”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疫情阴影下的时代，是否还为精神分析学的独特领域，也就是对生死问题的深思，留有一线空间？
随着屏幕上的死亡人数的增加，我们很难不屈服于这样巨大规模的悲剧：我们所爱之人独自死去，葬礼被精简到失去体面，甚至连举办让我们姑且可以面对死亡的的家庭纪念仪式，也变成了违法的聚众行为。更不用说漫无止境的计数将人类简化成了抽象的数字，让我们每在失去之时再遭重创。在谈到她对于恢复医院里逝者的尊严所做的努力时，临终关怀医生瑞秋·克拉克（Rachel Clarke）说，“那些抽象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让我们忘记数字背后都是真实的个体，每当这时我总是尽可能去关注那些具体的人。”
在这样的时刻，要承认我们对死亡有和对活着一样的矛盾情感，只会比以往更难。而在非疫情期间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还能再次想象这样一个世界的话），生死问题构成了我们日常的精神生活。人们说，真相是战争的第一牺牲品，但精神真相并非如此。战争和瘟疫剥夺了我们精神能力。它们会使悲伤变得纯粹，哪怕只是在人们心中短暂地发生。我们欢送战士们上战场，又在他们倒下后哭泣；我们痛苦而无助地目睹疫情摧毁着曾经给予我们安全幻象的家园。
– Larissa Ribeiro –
“我可怜的孩子，这是你第一次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死神闯进我们的家庭。”当弗洛伊德的妹夫，海因里希·格拉夫（Heinrich Graf）在1908年突然去世时，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的信中写，“你或许在颤抖，因为你已经知道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再安全。”他没有提供虚假的安慰。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安全的世界里。但他坚持认为，对于像他这样的老人来说，意识到不可避免的死亡能给予生命特殊的价值。那时，弗洛伊德即将年满52岁，这是他在一生中确信自己即将死去的几个时刻之一。
1920年1月25日，弗洛伊德最喜欢的女儿，索菲·哈尔贝施塔特-弗洛伊德（Sophie Halberstadt-Freud）（他称她为“星期天的孩子”[Sunday child]）在第三次怀孕期间死于西班牙流感引起的并发症。自1918年3月4日第一例死亡记录以来，这场流感已在欧洲夺走了数百万的人命。他的女儿属于最后的那批牺牲者，就像是在和平到来之前死去的士兵——更令人痛苦的是，杀死他女儿的最后一波流感绝不是三次中最致命的。瘟疫和战争不只是历史上的巧合，更是叠加在一起的双重灾难。它们的命运也相互交缠。德军指挥官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宣称，是西班牙流感夺走了他的胜利。1918年4月，当疾病首次出现在战壕中之后，同盟国开始走下坡路：而在那年3月之前，他们还一直相信可以赢得战争。
尽管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加起来足有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多，但它最终也只是潜行于历史中，并未引起很大关注，也很少被列入世界现代疾病的名单。劳拉·斯宾尼（Laura Spinney）是《苍白骑士》（Pale Rider）一书的作者。这本有关西班牙流感的书出版于新冠疫情到来前。斯平尼认为西班牙流感完全可以被称为20世纪最严重的“屠杀”，却几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它夺去了一万五千位维也纳人的生命，但就连弗洛伊德自己也几乎不怎么提及它。1918年的秋天，为了减少感染的风险，学校和剧院陆陆续续关闭。1919年，索菲去世的前一年，弗洛依德的另外的三个孩子，安娜、恩斯特和玛蒂尔德也相继染病。同年五月，他的妻子玛莎患上一种流行性肺炎病倒了，病因是她为了尽力在战争中养活全家而导致的常年营养不良。玛莎的高烧反复发作，花了两个月才康复。
战争结束时一切并未好转。引用茨威格的话，战败的奥地利就是“被肢解的残骸，每一条动脉都在流血”。那时的弗洛伊德已完全不同于之前振奋地支持同盟国的他了。他对一战后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表示欢迎：“我不会为这个奥地利或这个德国流一滴眼泪。”（而他在1914年对于宣战表达看法时说，“我所有的力比多*都给予了奥匈帝国。”）
“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和身体都在慢慢衰弱。”他在1919年给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他的家庭通过“饥饿饮食”（Hungerkost）来维持生命。一年后，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因为没有火车而无法去见他们生病的女儿——“就连送孩子们的火车都没有”，他在1920年1月27日给瑞士牧师奥斯卡·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的信中写道。这里提及的火车是指国际孩童协会把孩子送出闹饥荒的奥地利的火车。
*译者注：力比多（libido）：指一个人的欲望和驱动力，通常是在性方面，也用于其他方面。类比于对食物的匮乏感“饥饿”，力比多往往被用于形容性方面的匮乏感。
在这之前的几年里，弗洛伊德最担心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马丁和恩斯特，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就积极地参军了（第三个儿子奥利弗申请服现役被拒，当了陆军工程师）。他们在战争前线会面临的危险在梦中困扰着弗洛伊德。1915年的一场噩梦，“清晰地展现了我儿子们的死亡，马丁是第一个。”（他将这个梦称之为“预言梦”。）
弗洛伊德所有的儿子都会活得比他们的父亲在梦中预言的要长，但他确实有理由为他们担心。马丁成为了意大利战线的战俘，在1919年的四月最终返回家乡，而他已经算幸运的了。一百多万奥匈帝国士兵要么死于战争，要么死于疾病。弗洛伊德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最该担心的是他的女儿在西班牙流感摆布下的命运。
我本来要在20年5月6号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讲座*上做一个演讲。5月6号是弗洛伊德的诞辰，在这一天举行演讲是一直以来的传统。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活动已经不可能再如期举行。所以，演讲被延迟到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日子——9月23日，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的纪念日。这个改动很合适，不仅与时代共鸣，同时也反映了肯定与破坏（affirmation and destruction）、生与死之间的张力。
从1919年起，这一主题逐渐成为弗洛伊德工作的核心。正是由于新冠所带来的紧张事态，我发现自己对弗洛伊德当时所面临的不幸有了新的认识——先是在一战及战后，接着又是正处于更为致命和危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期，弗洛伊德位于维也纳的家庭（这座建筑是现在的弗洛伊德博物馆）面临着诸多困难。我如今才深切地意识到，历史的灾难是如何穿透思想，又如何被思想拒斥——我也身处其中，一生从事弗洛伊德研究，但在过去却从未完全理解这一现实的全貌。
*译者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演讲，每年5月6日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博博物馆举办的系列讲座。网址：https://archiv.freud-museum.at/en/programme/sigmund-freud-lecture.html
精神分析始于游离的、无法估量自身痛苦的内心。它始于意识到世界（或弗洛伊德有时所说的“文明”）对人类提出的要求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重读琼斯、彼得·盖伊（Peter Gay）、马克斯·舒尔（Max Schur）等人所著的一些经典传记后，我惊讶于弗洛伊德如此无助地深陷于时代的种种弊病，以及他在盲目与洞悉、平和与焦虑的状态间有如此强烈的反差。
弗洛伊德清楚地表达过他个人认为最难以忍受的事情：债务是他最大的恐惧（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失去95%的现金储蓄）；其次是面对那些受贫穷折磨的人，他表现得既同情又恐惧；他讨厌配给；为了弄到那根要了他命的珍贵雪茄，他不惜花费一切代价。虽然这个维也纳家庭由于享有特权而避开了贫困，但他们还是在身心健康方面苦苦挣扎。正如我们现在清楚可见的那样，灾难揭露了社会中物质与种族带来的区别，但同时也无情地揭示出无人可幸免于难——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也就是“人类自身的困惑和无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弗洛伊德，是去见证一个人所能够经历的最剧烈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波动的幅度之大、范围之广，涵盖了我认识的每一个被现今疫情所影响的人都或多或少遭遇过的情绪起伏。战争刚开始时，他曾写信给琼斯，“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没有传染病，而且精神很好。”当时，他对于同盟国的错误信念还没有减弱。– Larissa Ribeiro –
在1917年2月，他写信给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桑德·费伦齐（Sandòr Ferenczi），这位是他最重要的对话者之一（当时食物短缺，缺乏供热让他的手指冻僵，导致除了写信之外的所有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奇怪的是，我的精神并没有动摇”——他继续写道，这就是“人几乎不需要现实生活中的支持来获得内心幸福的证据吧”。1918年8月，他写信给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说他可以再次冒险“加入世界的欢乐和痛苦之中”。
但他也会陷入精神的黑暗之中。“一个人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从外部世界可怕的紧张局势中抽离。”他在1916年给费伦齐的信中写道，“这是不可忍受的。”1914年11月，随着战争的所有恐怖慢慢开始显露，他写信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我和我同时代的人再也看不到一个美好快乐的世界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人类是一项注定失败的实验，不值得存活。“我们只能放弃。”他继续写道，“而隐藏在命运背后的巨大的未知（the Great Unknown），他，或是它，总有一天将在另一个种族上重复这一实验。”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极端自我否定的姿态——这可不是他最为人熟知的那种姿态——弗洛伊德愿意牺牲人类，就像我们今天会说的那样，去“拯救地球”。
*译者注：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俄罗斯心理分析家与作家，曾任弗洛伊德助手。
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下一场战争即将到来，他再次推测人类即将走向灭亡，因为“毁灭性武器正趋于完善”，让敌对阵营能够彻底消灭彼此。他认为，我们最大的失败，在于“人类早期的傲慢情绪把自己与其他的动物区分得太开”。弗洛伊德的绝望是对于全球的，多种族的（虽然几乎从未有人就此评论，因为人们常见的误解是，他忧虑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维也纳的少数特权精英）。但也正是自己家庭的悲剧，索菲的死，将他的绝望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直到三年后，他才会宣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快乐永远消失。
那时，索菲的第二个孩子，时年4岁的孙子海涅利（Heinele）死于肺结核。“我意识到，”他在给匈牙利的朋友卡塔（Katà）和莱维（Lajos Lévy）的信中写道，“我从未如此爱过任何一个人，更别说是一个孩子了。”几年后，在他的朋友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儿子去世后，他写给他说，“我们会持续悲痛，永远找不到替代的人……这是让我们不愿放弃的爱永远存在的唯一办法。”——这一想法与他最著名的“将哀悼视为一项要完成的任务”的言论相去甚远。
于是，在索菲·哈伯斯塔特·弗洛伊德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重新来看一看，失去女儿对作为父亲的弗洛伊德有何影响？这会如何帮助我们面对当下的痛苦？弗洛伊德曾用“难以置信”一词来描述战争，同样，我们正面对着无法想象的死亡再次席卷而来。
1924年，弗洛伊德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弗里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提出，索菲·哈伯施塔特的死与《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之间存在联系——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了死亡驱力*这一概念。弗洛伊德很快对这一说法表示了否定。他说这个观点并不可信。他在1919年写出第一稿，那时索菲还活着。
*译者注：死亡驱力（death drive）：又译作死亡欲力。在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死亡驱力是走向死亡与毁灭的趋向，通常表达于侵略，强迫性重复，及自我毁灭等行为中。
事实证明，弗洛伊德已经抢先于维特尔斯否定了这一观点；在1920年7月，传记发表的四年前，他就曾写信给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你可以证明，这本书在索菲还健康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一半。”这个说法已经很奇怪了——“完成一半”仍然给在索菲死后的添加删改留下许多空间。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本书在她逝世之前完成是一件需要被证明的事情呢？
今天，由于弗洛伊德学者伊尔塞·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Ilse Grubrish-Simitis）的不懈努力，弗洛伊德早期的手稿首次被带入大众视野，我们从中得知，弗洛伊德当时是在闪烁其词。这本书在后来的一稿中，增加了全新的一章，即第六章。这是全书最长的一章，占了出版文本的近三分之一。这一章中首次正式出现了“死亡驱力”这个词。它只在更早一些（1920年2月）写给艾丁根写的两封信中出现过，也就是在索菲的去世仅仅几周后。我认为，弗洛伊德的这一前所未有概念的起源可以说是归根于她。
在他与维特尔斯的通信中，弗洛伊德只承认对文稿进行了一次添补，是“有关原生动物*的死亡和永生的讨论”。他显然是在展现被他称之为“破釜逻辑”（kettle logic）的潜意识，即辩护者提出一系列的论述，但前一个与后一个相矛盾：他已经完成了创作；新增的内容并不重要；唯一的新内容和生命体的永生或死亡有关（就好像这样的话题与一个孩子的死无关似的）。弗洛伊德在索菲死后写给普菲斯特的信中，将索菲的去世描述为“她被夺走了……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他继续写道，“这个时代毫不掩饰的暴行沉重地压迫着我们。”当你身边的人都像飞虫一样若无轻重地死去，你要怎样去理解超越死亡的真相，不管其形式是永生的种质**还是不朽的灵魂？
*译者注：* 原生生物（protozoa）：单细胞生物，又称原虫。** 种质（germ plasma）：最早由后文提到的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使用。指由亲代传递给子代的遗传物质。
《超越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后半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是他对心灵地形学（the topography of the mind）思考的顶点，并引入了对于驱动（drive）的新二元论观点。该作激发了同等程度的热情推崇与强烈憎恶。马克斯·舒尔（Max Schur）用了很大的篇幅质疑弗洛伊德的观点。考虑到舒尔的书致力于理解死亡在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地位，这似乎有些奇怪。
但是《超越快乐原则》中无意识驱使精神（psyche）涣散的这一恶魔般的原理，可以说彻底破坏了人类能控制自己思想的景愿——对舒尔和其他很多人来说，这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诅咒。舒尔是弗洛伊德临终前的医师。当弗洛伊德的生命因为癌症所致的痛苦不再有价值或意义，舒尔基于他们之间的口头协议给弗洛伊德开了致命剂量的吗啡。毫无疑问，这是弗洛伊德的愿望。舒尔也雄辩地阐述了弗洛伊德在经历16年的痛苦之后得以保存临终时的尊严。但是冒着大胆猜测的风险，我的解读是，正是因为舒尔相信人有能力使用理智来控制意志，并且——这实际上与精神分析的整个精神相反——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他才能接受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即给弗洛伊德致死剂量的吗啡）。
死亡属于谁？如果说，这在当前疫情中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因为州供给的不足、医疗物资和设备的紧缺、人际交往的隔绝，这些困难让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原来是一种可从将死之人及其亲友那里轻易被夺走的东西。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因为交通不便不能探望他们生病的女儿，在她去世时都没能在她身边。
这一点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超越快乐原则》中重要的几段文字，摘自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增订过的第六章：“如果我们即将死去，失去至爱，那么比起将死亡视作某种可以避免的可能性，选择接受这种残酷的自然法则、这种崇高的‘必然性’，对我们来说将会更容易一些。”在前一章中，弗洛伊德阐述了重复性强迫症（repetition compulsion）。这个症状是他首先在从退伍士兵身上发现的，他们在睡梦或醒梦*中会再次体验过去最惨痛的经历。通过慢慢地追查前线和咨询室（的深陷于症状中的患者），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生命都具有强迫性行为这一特性。
*译者注：醒梦（waking dream）：指醒着时似在做梦的感受
所有的有机生命都有重现先前状态的冲动。随之而来是对弗洛伊德早期心灵地形学研究的核心观点的质疑，有关自我保存和生活本能的动机。因为这个动机现在看来都服务于生命体走向死亡的需求：“生命体只想以其自己的方式死去。”“所有生命的目标就是死亡”，这或许是弗洛伊德最反直觉的论断之一。
在这条弗洛伊德自认为最饱含深思的理论路线上，他在挽歌和论文之间、悲痛和科学之间持续探索着。他说，“我们通过诗人的作品来增强自己的信念。”但是现在，或许我们更可以从索菲的死来理解他的思想。命定的死亡要好过意外的不幸。接受无情的自然法则，要好过接受本可能不发生或不该发生的偶然性。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的作品会展现出他的内心世界，但是我想，他的内心在其它任何时候都不会像此时一样，赤裸地袒露在我们面前。将死亡看成一系列意外是最糟糕的想法。正是因为这种残忍的、随机发生的死亡，那些瘟疫和战争的受害者被无情剥夺了生命的本质。而这就是弗洛伊德想要重新给予他的女儿的，向她交还关乎生命本质的遗赠。
换种简单的说法：如果不相信生命是沿着一条既定的道路走向死亡——她在病倒的五天后突然死亡——那么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就会太过难以承受：“我们更容易屈服于无情的自然法则……而非那种或许本可以避开的随机性。”他引用席勒补充道，“也许，这种对于死亡的内在必然性的信念，是我们创造出的又一种幻象，‘um die Schwere das Daseins zu ertragen’（‘以此承受存在的痛苦’）。”他在反抗女儿意外离世的宿命，将其称作天降的暴行。
在今天这样的时期，对于被疫情影响到的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而言，不论曾经的阶级和种族差异多么明显，这个层面必须包括所有人。弗洛伊德提供了一种有关悲痛的哲学，他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是对于身心的双重悲剧。死于疫情不该是真正的“死亡”。
– Larissa Ribeiro –
弗洛依德在与维特尔斯的交流中，否认了他自己对于种质永生的思考，这一点可能值得怀疑。就好像“永生”不是你在经历过一个孩子的死亡之后会思考的事情。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索菲去世两周后，弗洛伊德给费伦齐一封信中写道，尽管非常悲伤，但他还是把她的去世描述为“自恋的伤害”，一种在他尝试通过忙于日常事务来寻回之前生活状态时，被从深处揭露出的伤害。在苏菲去世两天后，他在给普菲斯特的信中写道，“对某人自恋情结的沉重打击。”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读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讨论生物性死亡的第六章，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他想要知道以生物学的角度，是否可以证实他的观点，即死亡是所有有机生命的内在特质，又或者，在生命物质中是否存在某种不朽的东西。
演化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认为，死亡仅存在于多细胞生物。它们的体细胞在繁殖的时候死亡，而种质则进入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另一方面，单细胞生命体似乎不会死亡，并且可以永恒地自我复制。或许你可以说，正如马克斯·哈特曼（Max Hartmann）在《死亡与繁殖》（Death and Reproduction, 1960）中写的那样，死亡不可以被简化为肉体的死亡，而只是在描述当一个细胞到了个体发育的终点，继而发生变异，然后进入下一个生命状态的那一时刻。
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说生物学是否可以支持弗洛伊德这个混乱的、有关人类死亡驱力的概念，而是像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出现的那样，问题在于，这些沉思将他带到了哪里？弗洛伊德带着一种满足感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原生生物也并不是不朽的。对于它们来说，死亡永远和繁殖共存；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概念的界限被模糊了，因为上一代生物的所有物质全部被传承给了新的子代。”唯一能让有机体免于死亡的方法是，将其所有物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打消这个念头吧，有人可能会这么说。换到人类身上，一个亲生孩子的死亡会成为一种自恋的损伤，因为对于父母来说，只有孩子的存在，才是他们对于永生的微弱尝试。弗洛伊德在这里想要说的很简单，却让人不寒而栗：只有孩子的存在让父母依然活着。
所以，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理论似乎在有机生命的细节当中迷失了。但与此同时，它扩展到了外部的政治世界：与其通常的意谓不同，弗洛伊德所思考的两个领域是相关的。前面提到，战争是重复性强迫这一概念的重要背景，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会在想象中重复体验外部世界所施加的危险。弗洛伊德对于有机生命和世界危险的思索，伴随着最深处的生物学过程和外部的艰难环境，逐渐与他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就像是关于我们在无所知时继承的（我们的天性），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中的意外）开始成为一件事。
我毫不怀疑，是新冠疫情最近警醒了我这些奇妙的联系，特别是因为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努力想要在内心世界的痛苦和外部世界不断上演的悲剧中寻找精神上的统一。如何联系这些领域成为了弗洛伊德工作生涯后半生的主要任务。这就是战争对理论研究的影响。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话来说，一位受过创伤的士兵在被两种不同的需求撕裂：对自我的忠诚，这告诉他不计一切代价避免危险；以及对民族的忠诚，这要求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战争和瘟疫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糟糕的事了吗？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个疯狂的问题——但这还没有弗洛伊德的回答那么疯狂。但这个问题呼应了弗洛伊德为自己设定的研究问题——探寻世界对人的影响，以及过去经历对现在的影响。我们在《超越快乐原则》的第六章一整章中已经看到了弗洛伊德对于不朽、延续和传承的思考。
弗洛伊德努力从女儿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且还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存在之链*的一环已经被永久破坏掉了。而在另一部写于战争时期的作品中，弗洛伊德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史前史（prehistory）道路。这次并不是关于种质的生命，而是关于一个遥远的时代，几乎可被形容为人间地狱的、战争和瘟疫都显得微不足道的时代。我指的是弗洛伊德的第12篇元心理学**论文。他不希望这篇论文现世，并且如果没有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Grubrich-Simitis）的学术贡献（她在1985年以《系统发生***的幻想》[The Phylogenetic Fantasy]为名将该文发表），我们将永远都不可能看到它。这是弗洛伊德废弃或销毁的7篇元心理学论文之一。
*译者注：*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指自然界遵循由非生命到植物再到动物的途径。在中世纪，存在之链的概念还包括了人类之上的天使和天使之上的上帝。此外，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早期进化论。** 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指以心理学自身为对象的深层理论研究。*** 系统发生:又称系统发育，是指在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生物类群的演化历史。
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违背了弗洛伊德的意愿发布这篇论文，她之于他就像是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之于卡夫卡*。她称此文为“失败的记录”——它确实有些信马由缰——但是同时也给予了它最深的尊敬。她力争道，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和创伤的理论常常被视为无法兼容，但这些文字展现了它们之间最深层的联系。
*译者注：马克斯·布罗德是一位捷克裔（之后成为以色列国公民）德语犹太人作家，作曲家和记者。他更有名的身份是弗兰兹·卡夫卡的朋友和传记作家。他没有遵照卡夫卡的遗愿将手稿烧毁，而是陆续将它们出版。
《系统发生幻想》或《转移神经症的概述》（Overview of the Transference Neuroses）让《超越快乐原则》里的玄思都显得像硬核科学理论了。在开头部分，弗洛伊德说，是冰河世纪让人类成为焦虑的动物。在那时，“一直以来都一派祥和的外部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巨大险境”；“食物不足以维持人类聚落的增长，个体的力量太过薄弱无法拯救那么多无助的生命。”面对“超出控制”的紧急状况，人类给自己设立了繁殖禁令，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繁衍种族就是将自己再逼上绝路：没有孩子，没有未来，没有对于生命永续的希望。
人类这样野蛮地限制自己的冲动，其后果则是歇斯底里：在现代，力比多被当作一种危险而受到抑制，而歇斯底里就是现代转换性癔症*的起源。人类也会变成暴君，授予自己不受限制的支配欲，作为能够保护众多生命的奖励：“语言对于他来说就是魔力，他的思想似乎无所不能，他通过他的自我理解这个世界。”我喜欢这句话。暴政与灾难总是无声偕行，世界各地几个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即将成为美国前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明目张胆的行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就等同于说：我会救你，但是你必须要让我成为国王（但并不是说这样的统治者就会拯救所有人）。
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这一观点，即暴君是第一个歇斯底里的人：身体恐慌是男性力量不言而喻的潜台词，这就像弗洛伊德的任何思想一样出人意料和激进。请注意，他在这篇文章中太过政治化了，以至于就连他自己都会将之斥为纯粹的幻想。我建议我们把这篇论文看成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思想实验，使他能够在思想上迈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步伐。
*译者注：转化性歇斯底里（conversion hysteria）：现在被称为转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又叫功能性神经症状障碍症 (functioning neurological disorder)。患者通常出现严重的神经性症状，例如虚弱，麻痹，抽搐，感官失调，记忆丧失，但是没有病理性的解释，即并非由身体，而是心理问题导致。来源：
焦虑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代代相传。焦虑是对危险世界的回应，也是对前来应对危险世界的强权暴政的回应。这是孩子从世代的引导中继承的：“孩子们继承了始于冰河世纪的焦虑”。孩子们重复着种族的历史，这为弗洛伊德的系统发生传承的信念提供了支持——“系统发生倾向压倒所有其它因素”。他还强调，这并不能消除关于后天习得的问题：“这只不过是把问题带入更早的史前时期。”
从这篇未发表的奇怪沉思录中我们可以得知，系统发生的概念是他承认人类险境的一种方式：匮乏、贫穷、磨难和困境、历史的灾难、过往的负担。现代精神分析谈到“跨代萦绕”*，指的是历史创伤无意识地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过程。我们背负着祖先的印记，这意味着，当我们自己死去的时候，我们所代表的前人便也会消亡。弗洛伊德再一次超越时代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临床上的认识，写入了人类的血脉中。生命体把它的全部物质传递给下一代。
在那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中，弗洛伊德1915年的论文提醒了我们去考虑代价是什么。正如格鲁布里希-西米蒂斯1987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演讲，弗洛伊德是在为我们这个时代写一份指南，“我们应想象一个新的人造冰河世纪，并且用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来思考核冬天（nuclear winter）会带来的后果”。当时的核冬天，现在的疫情或者气候灾难：这篇作品仍然能够引起令人担忧的共鸣。
*译者注：跨代萦绕：原文为transgenerational haunting，与之相近的主题是代际创伤的跨时代传承。
我们还没有结束对于死亡驱力的讨论。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这种冲动不仅仅归属于有机体安静、缓慢、稳定地回归到无生命的状态的这一方面。如果说死亡驱力是弗洛伊德最具争议性的理论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理论向生命投射了死亡的苍白，还因为（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死亡驱力让暴力成为每个人的内在性质。比起弗洛伊德早期认为享乐驱力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机，死亡驱力的后一层解释则是更加骇人听闻的观点。尤其是因为它终结了人们所珍视的幻觉——邪恶是这个世界上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责任。1929年，弗洛伊德写信给爱因斯坦：
我们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部，那里有危险的威胁和满足的诱惑。但是在内部世界，我们只想寻求平静。所以如果有人要尝试把注意力转向内部，这实际上就像在扭他的脖子，那么我们全部的机能都会进行抵触——这就像是食道和尿道会拒绝任何改变其惯常通向的尝试。
这绝对是他最发自肺腑的评论之一，作为对外界关于精神分析的恶意反应的解释。“没有什么是比精神分析更不适合人类的能力了。”他在1911年给宾斯万格的信中，以一种更礼貌的说法这样写道。
我们要再次提到，这个首次在《超越快乐原则》中第六章被详细描述的思想，是深植于战争中的。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弗洛伊德没有考虑到战争是如何撕裂人类纯真的心灵，那么他的任务就太容易了，他自己的悲伤就不真实——毕竟，从一开始，他所有的力比多都是支持战争的。
在战争时期，驱使人们走向疯狂的是他们自己的能力，那种在一生中都受到压抑和限制的，最终将暴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杀戮在“对于人性的主张”和“对于民族战争的需求”（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之间造成一种不协调，也因为这迫使人们去反对原本就存在于人性深处的暴力。弗洛伊德在1916年关于梦的审查*的介绍性讲座中写道，“想想一战让欧洲至今仍处于废墟之中，还有在文明世界中大肆传播的暴虐、残酷、还有谎言——你还能够相信，如果没有他们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共同实施罪行的话，仅凭那一小群野心勃勃、蛊惑人心、缺乏良知的人能够成功释放出这么多恶意吗？”
在1916年是这样，在2016年特朗普选举时也一样，还有在博索纳罗（巴西第44届总统，有“巴西特朗普”之称），莫迪，埃尔多安（土耳其政治人物，通过直选方式先后担任总理、总统职务。），奥班（现任西班牙总理），杜特尔特（达沃市现任市长）等人的时代也一样。他继续写道，“我们着重强调人性本身的邪恶，仅仅是因为其他人拒绝承认这一点。但这种否认并没有使人类心灵变得更好，反而使其变得更加难以理解。”
*译者注：梦的审查：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中潜意识表达的信息会经过审查，从而使梦的意义无法被识别。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
– Kristina B. –
我在一开始提出，今天的疫情正在剥夺我们关于人类悲伤的矛盾心理。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弗洛伊德以灾难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这几页书中，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在一个因为无能、谎言，和错误的的必胜主义（triumphalism）变得麻木的世界中，他的观点首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关于正在发生什么的朴实真相，然后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恢复内心世界在无意识地面对生死时的所有阴影。
在写于1915年的文本《战争和死亡的时代思考》（Zeitgemäßes über Krieg und Tod）里较不为人所知一节中，弗洛伊德描述了伦理生活是如何历经阵痛而产生的：当一个还没有被文明玷污的人在面对死亡，特别是自己最爱之人的死亡时，他要面对一系列混合的情绪——绝望，愤怒，仇恨和快乐。从这种混合中产生了第一条道德戒律，“不可杀人”。他写道，“这条戒律是从所爱之人的死亡那里得来的，以此回应其潜藏在悲痛情感之后的对死亡的另一种满足感；它逐渐延伸到并没有被爱的陌生人，最后甚至延伸到敌人。”但是，他观察到，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种朝向所有人（包括敌人）的拥抱，已经输给了所谓的“文明人”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敏感性”。
每当讲授有关弗洛伊德的内容时，我都通过转述这些句子来告诉学生们，弗洛伊德在关键时刻下并没有通常人们认为的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但是，关联起这些想法与我们当下时代的是其中隐藏的信息。在那个精神被秘密驱逐到存在边缘的时代里，这则信息几乎无法被听到。
只有当你承认自己对最亲近之人抱有矛盾心理，你才有可能向世界上所有人伸出友谊之手，包括那些假想中的敌人：例如向中国，一个西方世界现在被告知要憎恨的国家；向那些在街上被杀害的黑人；向另一个在新冠病毒疫苗的竞争中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公民；向所有那些正因战争或疫情受苦，或者正如其他所有人那样，因身为人而受苦的人们。但要做到这一点，当今自恋的领导人（主要是男性）首先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以此撤回他们那些随意散布却精心瞄准的仇恨，然而，他们似乎天生就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属于一个种族。”弗洛伊德在1923年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在中世纪，这个种族被认为是所有瘟疫的罪魁祸首。”
尽管弗洛伊德说过，人类移情的冲动是难以解释的，同情心可以是伪装的自恋。但在他的《超越快乐原则》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对这种冲动粗略轮廓的描述：移情使得精神褪去自身的保护盾，从而避免精神的更深层次遭受相似的侵扰；或者像是通过牺牲少数个体细胞，来使整个细胞群落存活下来一样。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有些东西贯穿始终，那是一种德里达所解读的“原始社会”（socius primitive），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新形式。这一概念在今天更被需要，它使人们避开常见的单一自我的陷阱。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时代所造成的痛苦可以被分担，所有人，不分种族、阶级、种姓或性别都可以参与其中。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自由死去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意义。
让我以自己最近遇到的两位作者作为结尾。这两位作者在生命中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弗洛伊德擦肩而过，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回应。第一位是蕾切尔·伯达奇（Rachel Berdach），她在1938年与弗洛伊德取得了联系，那是在他为了“自由地死”到达伦敦之后不久。他们都从纳粹手中逃脱。弗洛伊德留下来的五个姐妹中，有四个被流放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其中一个死在了贫民区，另外三个死在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 extermination camp）。
伯达奇把她的小说《皇帝、圣哲与死亡》（The Emperor, the Sages and Death）寄给了他。他在信中写道，这是一本“神秘而美丽的书”，“令我非常高兴，以致于我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你是谁？”弗洛伊德问。“你书里写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他邀请她去见他，并认为她一定很年轻，因为死亡在她的小说中被摆在首要位置。弗洛伊德是对的，也是错的。1938年，她已经60岁了，而弗洛伊德82岁。根据她的精神分析师西奥多·瑞克（Theodor Reik）所说，她年轻时就已经在头脑中创作出了这部小说，然后在几十年里逐字逐句背诵着它。因为所爱之人的去世带来的恐惧，多年来她一直不愿意把小说交付印刷。直到她在纳粹手中经历了更惨重的灾难，才终于下定决心把小说写出来。
此书由13世纪德国皇帝，开明的专制者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埃及阿拉伯医生阿布·西纳（Abu Sina）和拉比雅各布·查理夫·本·阿伦（Jacob Charif ben Aron）之间的一系列哲学对话所构成。书中还有几位天主教的反犹主义者。跨越了种族和信仰的边界，在小说构建的舞台上，展现了思想的相遇和碰撞。书中与精神分析的共鸣无处不在，从皇帝想要理解人类的黑暗趋向的希望，到拉比对犹太教既保守秘密又关注未知的观点的阐释。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皇帝说，“我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保持清醒，以免错过体验生命中最神秘的部分。”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以自己的方式死去和孤独地死在一个好像被遗弃的世界里是不一样的。
– Maggie Chiang –
在书的最后几页，拉比在一个寂静、灰暗、安静的世界中醒来，而每个人似乎都已经逃离了这个世界。慢慢地，他意识到一些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的内心溢出一个单纯的愿望，他想要抓住那些他确信将要面对“意想不到的恐怖”的人：“死亡之前，难道他必须保守他们命运的秘密吗？”可还是太迟了。人、动物和植物都已经消失；死亡吞噬了大地。这本书的年代与格鲁布里希-西米提斯所说的核冬天或气候变化灾难的距离并不远，它可能是一本为我们当今生活的时代作出预言的死亡编年史。拉比独自死去，但是，对着在灾难中团结着一同死去的人们，他发出最后的一声感慨，“他难道不能享有和他们一样的命运吗？”
*校对解读，由晏梁提供
恐怖的事情发生是指人类已经在走向灭亡了，他想要告诉人们别再往前走，但已经来不及了。世界上只剩下拉比一个人，拉比的死就不会是to die one’s own death。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想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每个人变成孤岛。拉比作为一个预言人类命运的预言者，他自己却被这一预言抛弃了，不能跟其他人类分享相同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比是比其他人类更可怜的，至少那些灭亡了的人们是相伴一起来承受命运的。
1937年，在伯达奇和弗洛伊德相遇的前一年，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神经学家约翰·里特迈斯特（John Rittmeister）从瑞士返回德国去完成他的分析训练——考虑到当局知道他同情共产主义，这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他被任命为戈林研究所（Göring Institute）的所长，这是一个在希特勒统治下被允许运作的清除犹太人的主要精神分析机构。他一直为抵抗运动工作，直到1942年被盖世太保以叛国罪逮捕，1943年在普勒岑湖监狱*被处决。
在他的狱中日记里有两段引人注目的记录。在1942年12月24日的第一封信件中，里特迈斯特提到了他的“可憎的命运”，然后立即批评自己：“当我说‘我可憎的命运’时，我忘记了数百万‘可憎的命运’正在欧洲各地上演，永无止境的鲜血、痛苦、眼泪和恐惧。就像有人因为邻居吃不上饭就没有胃口一样，这种痛苦使我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第二张是1943年1月12日的照片，他在思考世界上两种不同的道德存在方式。一是主观性和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把他者吸收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使其仅仅变成扩张自我（ego）的养料。相反的，第二种方式则赋予他者主权——让他们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他写道，这种广阔和开放的存在方式，属于弗洛伊德作品的核心。它教我们“去爱，而不是内省”（love, not introversion）。
*译者注：普勒岑湖（Plötzensee）监狱，在纳粹时期，这里作为主要的死刑场所之一而臭名昭著，大约有3000名囚犯在这里被处决。现在是柏林北部夏洛滕堡地区的一所少年监狱。来源：维基百科。
尽管困难重重，里特迈斯特还是自由地选择了死去。但是，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随时可能被纳粹处决的人，怎么可能还有余地去思考数百万注定要遭受可憎命运的人，并表达出如此广阔的愿景？今天，在这场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疫情中，人们需要团结起来面对生和死，需要一种新的包容的政治意识。然而，如何在这个新的现实中为人类的黑暗面找到一席之地呢？这些黑暗面就像颠倒的向日葵一样，仍然处于精神分析学待完成的研究的中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算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意愿，在这个方向上的任何行动都终将成为竹篮打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妨尝试回归弗洛伊德。
作者：Jacqueline Rose | 翻译：苏木弯
校对：晏梁、景行 | 编辑：杨银烛 | 封面：Kristina B.
2020年9月Jacqueline Rose在第47届维也纳弗洛伊德博物馆讲座（Vienna Freud Museum Lecture）上发表了本篇文章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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