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病毒与惊喜派对
地球是平的，地圆说是愚民政策。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只为给入侵中东找个正当理由。全球变暖“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炮制的骗局，目的在于削弱美国竞争力”[1]。公元614-911年这段时间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为了让自己占据公元100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而篡改、编造了历史。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暗中操控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数百年，最终目的是以自身的意识形态统治世界。……
阴谋论无孔不入，几乎每场空难，每次政要遇袭，每场“非正常”的体育赛事后，都有一个，甚至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阴谋论甚嚣尘上。而到了2020年，新冠病毒成了阴谋论集中爆发的温床：英国多座5G基站被烧，移动通信工作人员遇袭[2]；比尔·盖茨、美国军方、中国的实验室都成了人为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人……
可是，当我们谈论“阴谋论”，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从字面上看，“阴谋论”只是一类解释事件、现象的理论，不过它们纷纷将解释的矛头指向或大或小的阴谋罢了。假如你快过生日了，隐隐觉得朋友们近来表现得鬼鬼祟祟，似乎在暗中商量者什么，每次你问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他们总说“没有啊，你想多了”；经过一番观察和推理，你得出结论：他们是在密谋给我办一场惊喜派对！——恭喜你，你成了一名“阴谋论”者。
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对。难道阴谋论不是指那些无视证据、异想天开、荒谬绝伦的“理论”吗？难道阴谋论者不都是些丧失理性，甚至有妄想症的人吗？的确，阴谋论和阴谋论者往往给人这样的负面印象——它们（和他们）是嘲笑、鄙夷的对象，它们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不是我们。然而如果将这些态度塞进阴谋论和阴谋论者的定义里，就无法解释水门事件等后来成为“官方历史”的阴谋论（9/11事件的官方解释也是阴谋论：基地组织而非某国政府的阴谋），更无助于我们理解阴谋论盛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根源——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英国人相信阿波罗登月造假“一定”或“很可能”是真的；201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50周年）仍有61%的美国人坚信约翰·肯尼迪的死亡背后藏着一个大阴谋——将阴谋论者划为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异类”也是一种偏执甚至蒙昧。
当然，为阴谋论与阴谋论者“正名”，并不意味着肯定和赞赏，更不是要鼓动人们去相信5G网络与新冠病毒有关。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阴谋——小到惊喜派对、同事们暗中联合排挤你，大到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实验[3]、纳粹屠杀犹太人[4]、充斥着历史书的篡权夺位，企业收买科学家散布虚假信息，还有政府秘密监视民众、收集隐私——有些已被戳穿，有些尚在进行。虽然并非所有阴谋都有对应的阴谋论，也并非所有阴谋论所宣称的阴谋都确有其事（你可以自信地断言，当下最流行的那些阴谋论绝大多数是假的），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阴谋论是对这个令人费解、危机四伏的世界的一种正常回应？是否可以将阴谋论视作一种特殊的怀疑论——怀疑权威，怀疑“官方历史”，怀疑“常识”？而当某些阴谋论发展到无理甚至荒唐的地步，那些深信不疑的人的确犯下了认知上的错误，但这些认知缺陷我们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在一些阴谋论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极端、更为戏剧性罢了——正如哲学家马修·丹提斯（Matthew Dentith）在《阴谋论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nspiracy Theories）中写道：“那些通常与阴谋论捆绑在一起的认识论问题，其实是关乎信念的最普遍的认识论问题。如果有人想继续把‘阴谋论’用作一个贬义词，指称那些乍一看非理性的信念，我们没法阻止他们。但我们应该要求他们用论证支持自己的立场，看看它能否经受审视。而‘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阴谋、阴谋论、阴谋论者与阴谋论理论
对阴谋论与阴谋论者的“污名化”，至少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Richard Hofstadter）1964年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妄想作风》（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他指出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阴谋“是历史事件的动因；历史就是一场阴谋，由邪恶的力量与几乎超验的意念驱动着”。
虽然霍夫斯塔选用“妄想作风”形容这些人并不意在暗示他们都有精神疾病，之后的许多阴谋论理论家（conspiracy theory theorists）都沿袭了霍夫斯塔的范式：阴谋论者是特殊的一群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异于常人。果真如此吗？虽然有证据表明，相信阴谋论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伪科学和超自然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可以将阴谋论者和非阴谋论者区别开来的内在特质，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很多“常人”起初阴差阳错地相信了某个阴谋论，自此把自己关进了反主流叙事的回声室里。另一方面，阴谋论是个实打实的社会现象。史料显示，发生灾难性事件或社会动乱的时期——当疑惑、恐惧与不确定性弥散在空气中，当人们感到生活脱离了控制（近期的疫情便是很好的例子）——往往也是阴谋论盛行的时期；此外，研究发现过去或当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少数族裔更愿意相信关于政府、警方等的阴谋论。可见，给一些人贴上“阴谋论者”的标签是懒惰而粗暴的做法[5]；只有相信（或曾经相信、即将相信）阴谋论的人。
或许是意识到“妄想作风”这类概念的本质缺陷，近些年来，学界对阴谋论及阴谋论者的态度逐渐温和起来。如果我们跟随乔尔·邦亭（Joel Buenting）与杰森·泰勒（Jason Taylor）将阴谋论理论划分为一般论（Generalism）与特殊论（Particularism）两大类，偏向于特殊论的研究进路在当下明显占据上风。这些学者拒绝将阴谋论和阴谋论者一杆子打倒，也拒绝全盘肯定，而是像评估科学理论那样考察个别阴谋论的解释力、受证据支持的程度、理论推导的逻辑等等。然而，极端的特殊论可能引致另一个问题，即模糊了阴谋论作为一个群体的特质。阴谋论毕竟不是在以专家知识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理论，也与伪科学、宗教等信念有质的差异——不论荒谬至极还是有理有据，阴谋论都是围绕着团体或个人有意图的秘密行动展开的。
心理学家简维勒·凡·普鲁金（Jan-Willem van Prooijen）在《阴谋论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中归纳了阴谋论“阴谋”维度的两大成因：模式（pattern）感知与施为能力（agency）探测机制的过度敏感。著名的阴谋论者大卫·艾克（David Icke）[6]曾写过一本625页的书，其中200多页都用到了“联系”（connect）这个词，如“只有把这些点都联系起来，真相才会浮现”。强大的模式感知能力让楚门意识到自己活在一个真人秀里，但这个世界上许多“规律”其实只是随机事件制造的假象而已。阴谋论无法容忍巧合，一切琐屑的现象都必须得到统一的解释；在阴谋论者看来，“官方”说法没有（或无法）解释的现象属于“叛离数据”（errant data），比如一位BBC记者在9/11事件的直播中说“第三座大楼已经倒塌”（事实上还杵着呢），可事先不知情的她怎么会说错呢？但如果她也是“共犯”，一切都说得通了。[7]
另一方面，施为能力探测机制有根深蒂固的意向性偏误（intentionality bias），我们倾向于假设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某（些）人有意导致或促成的，并且喜爱揣测施为者的动机（甚至会将自己的意图投射到对方身上）。我们都是“读心者”，也都常常过度解读，但阴谋论的情况更为特殊，甚至有人会说阴谋论的意向性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秘密操纵者总是竭尽全力隐藏自己的意图，有时候还会故意留下虚假证据引导公众误解真实意图。的确，如果一个阴谋是完美的，阴谋论便无从谈起；可是阴谋论者完全有理由认为秘密行动也会有破绽，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尤其是在阴谋牵涉到许多施为者的情况下——你就是这样识破惊喜派对的阴谋的。
阴谋论可以成为最佳解释吗？
抛开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学维度，我们似乎可以跟随特殊论者的脚步，以科学理论的标准逐个审查阴谋论的长处与缺陷。史蒂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认为阴谋论属于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所说的退化的（degenerating）研究纲领：“（阴谋论）没有成功地做出预测（无论前瞻性的还是回溯性的），反而在新证据的挑战下不断地修改辅助假说与初始状态，以保护原始理论免受证伪。”
克拉克的批判适用于部分全局性的阴谋论，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新世界秩序组织操控全球政治经济。按照该阴谋论，新世界秩序组织几乎同上帝一般全知全能（可惜不全善），这些精英的阴谋诡计无孔不入，因此所有的相反证据都能被强行解释为阴谋论的证据。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一逻辑有点像一类神义论（theodicy）对上帝的辩护：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恩赐，所有在我们眼中的坏事也是上帝的恩赐——三全的上帝已经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只不过我们没法理解这些“坏事”好在哪里。（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可证伪性不适用于检验阴谋论。）
然而，并非所有阴谋论背后都有不可证伪的强蛮逻辑支撑着，比如肯尼迪遇刺后盛行的许多阴谋论的都把“打伞的男人”[8]视作关键证据。然而1978年这位神秘人终于现身，让阴谋论者大失所望。他的伞既不是发射毒物的秘密武器，也不是向杀手传递信号的工具，而是用来向肯尼迪抗议的一把普普通通的伞。
还能从哪些方面考察个别阴谋论的可靠性呢？首先，我们得警惕不当诉诸权威的谬误，不能因为某个阴谋论与官方解释相抵触就认为它不可靠，也不能因为官方解释暂时缺失就肯定阴谋论的竞争力；尤其是当所谓的官方是政府机关时，暂时悬置判断往往是最明智的做法。（回想一下斯诺登、水门事件、斯大林的“莫斯科审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看来，阴谋论者反倒体现了许多认知德性（epistemic virtues），他们不畏质疑所谓的权威，不辞辛劳收集证据试图解释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他人的挑战面前也能做出辩护；非阴谋论者又能依据什么批判他们呢？
首先，原则上我们可以估算某个阴谋论为真的可能性。马修·丹提斯建议将先验概率、后验概率和相对概率结合起来。假如我们想要知道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阴谋论是否是9/11事件的一个好解释，就至少得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①国家政府经常为了发动战争或为了谋求经济目的制造借口吗？
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该阴谋论吗？
③与其他解释相比（如官方所说的恐怖袭击、由新世界秩序策划等等），该阴谋论更靠谱吗？
这三个问题也不是相互独立的，比如先验概率的高低会影响后验概率的评估标准。比方说，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设计陷害所有人的糟糕的世界里，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让你合理怀疑有人要害你，然而在一个几乎人人都光明正大真诚待人的世界里，你的怀疑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可惜，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一策略的实用性；假如该阴谋论的先验概率确实很高（国家政府整天搞阴谋），一般人很可能无从知晓（这些阴谋藏得很好）；假如9/11事件背后却有阴谋，正确的假说或许从未被提出；此外，科学哲学中从经验证据到理论的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问题在阴谋论这里变得尤为麻烦——阴谋本质上就是个能够颠倒黑白的玩意。
有可能做得更好吗？或许设计出让人一劳永逸的评价体系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或许阴谋论注定要与解释的悖论与质询的限度为伍，或许狭隘的认识论在阴谋论面前无能为力，或许我们只能诉诸信与不信（或悬置判断）的伦理和实用价值来做决断……然而拒绝认真考察阴谋论的代价也是很可怕的：一方面，“这只是个阴谋论”之类的说辞可能会被居心叵测的阴谋论者利用——不能排除部分“阴谋论者”并不相信某个阴谋存在，而是另有自己的阴谋；另一方面，将阴谋论驱逐出理性的话语场域还会帮助实实在在的阴谋者肆无忌惮、逍遥法外。一些学者建议我们采用对待外部世界怀疑论的立场来对待阴谋论——既然日常生活经验归根结底无法破解哲学的怀疑论，何不与之安然共处？——然而哲学怀疑论与阴谋论对生活的挑战毕竟有质的差异，正如哲学家李·巴山（Lee Basham）所言，“与永远温柔待人的现象学不同，许多流行的阴谋论预测我们的文明将在某一天被赤裸裸的真相击碎，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而悲剧性的”，置之不理的态度“在今天或许有用，却也留下了隐忧：明天该怎么办呢？”
明天该怎么办呢？
人类远没有启蒙运动的口号所称的那样“理性”，我们每个人都被不胜枚举的认知偏误所束缚——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当某个阴谋论看起来更像无稽之谈，而非有潜力还原真相的备选解释，我们会有“戳穿”它的冲动，而且我们有必要这样做。然而，如果我们只能气急败坏地指责对方“只是个阴谋论”或者诉诸官方解释的特殊地位，就已经放弃了与阴谋论者平等对话的权利。
虽然我们能做的不多——我们既对这个世界的阴谋知之甚少，也不是（个别或作为群体的）阴谋论的专家——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小处开始抽丝剥茧：该阴谋论是否只考虑了有利于自身的证据，而有意无意地无视了另一半证据？理论是否有内部矛盾，或者建立在错误的科学基础之上？推理过程是否犯了明显的逻辑谬误？该阴谋论做出了哪些预测，我们又该如何验证它们？它的起源与传播是否也是一个阴谋，为达到某个政治目的？
这些指向阴谋论与阴谋论者的问题其实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就算一些阴谋论者在理性的质疑面前毫不动容，在排山倒海的反面证据面前依然固执己见，你也不会白费功劳；就算说服不了他们，我们依然可以以之为鉴。
另一方面，阴谋论者不一定是非阴谋论者的敌人。虽然许多阴谋论者的专业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与他们追求真相的强烈欲望不相匹配（他们的认知德性是不平衡的），但相较于盲信权威、放弃思考的人，他们身上的确有弥足珍贵的特质。况且，一些阴谋论可能是正确的，或至少捕捉到了真相的一部分。这些真相也许过于残忍，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拒绝思忖，但这不是阴谋论者的错；阴谋才是共同的敌人。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中，历史上鲜有阴谋诡计的踪影，烟草公司不曾拉拢科学家散布吸烟无害健康的假消息，政府机关不曾在人民的质询下三缄其口，还会有那么多的阴谋论和阴谋论者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中。笛卡尔的恶魔和缸中之脑并没有撕碎现象界的野心，而阴谋论警醒我们，假如现实并不如我们所见，明天该怎么办呢？
编辑：EON，插画：由梦想团为神经现实设计
注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2年的推特。虽然他事后表示归因于中国只是个玩笑，但他在其他场合多次表示全球变暖违背事实，只是个烧钱的“骗局”。
[2] 该阴谋论的源头或许是有记者称“2019年以来武汉周边建造了多座5G基站，这两件事会有关系吗？”。
[3] 1932-1972年，美国科学家佯装给一些非裔美国人提供免费医疗，但其实是在研究梅毒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会如何发展。“被试”们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是实验对象，梅毒患者的病情被故意隐瞒，许多本有机会治愈的患者最终死于梅毒。
[4] 直到1947年，人们才找到1942年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确实举办过的证据。
[5] 不过为了行文便利，我将继续粗暴地使用“阴谋论者”这个表述。
[6] 他给自己的一个油管视频起名为“大卫·艾克：串点的人”。
[7] 这里阴谋论者的推理是有问题的：假设9/11事件的官方说法（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是正确的，记者误报的可能性的确很低，但并不能从中推出，记者误报这个离奇的事件发生了，所以官方说法不可信。
[8] 他的真名叫路易斯·史蒂文·维特（Louie Steven Witt）。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个条目记录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做错误的事情的人，我会是冠军，而且甩开第二名老远。”
参考文献
- van Prooijen, Jan-Willem. 2018.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 Coady, David. (ed.). 2006.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philosophical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 Dentith, Matthew R. X. 2014. The Philosoph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Dentith, Matthew R. X. 2016. When Inferring to a Conspiracy might be the Best Explan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 30 (5-6): 572-591.
- Brotherton, Rob. 2015. Suspicious minds: Why we believe conspiracy theories. New York: Bloomsbury Sigma.
- Harris, Keith. 2018. What’s Epistemically Wrong with Conspiracy Theorising?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84: 235-257.
- Cohnitz, Daniel. 6 April, 2017. Critical Citizens or Paranoid Nutcas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Lecture at Universiteit Utrecht.
- https://www.iep.utm.edu/conspira/#SSH4ai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IEP): Conspiracy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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