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移民政策、种族相关游行、平权法案庭审、同性婚姻诉讼……
这些话题不停出现在西方媒体的头版。然而讨论这些话题的文章，即使思维再缜密，似乎最终还是会挑起不同人群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同性恋与异性恋。
人们承认，在最基础的生物层面，能够辨识种群间的不同是一种自然优势。但是当我们将范围缩小到种群内部，我们的神经回路中是否存在什么东西，致使当我们遇到相似的个体时感到舒适，而遇到有差异的个体时感到不快呢？
大脑在不信任与奖励中挣扎
和其他所有的动物一样，人类的大脑在两种原始系统之间寻求平衡。其中一个系统包括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它能够对潜藏危险的事物产生恐惧和不信任感——比如遇到捕猎者，或者走失在陌生城市。另一个系统叫做中脑边缘系统（the mesolimbic system），由一组相互连接的大脑结构组成；在遇到能够帮助我们生存、发展的事物时，中脑边缘系统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受奖励的感觉——不要光想到吃的，这还包括信任等社会性愉悦。
但是这些系统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我们形成团体的概念的呢？
内隐联想（Implicit association）测验可以为我们展示“无意识联系”的强大作用。科学家已经证实很多人对群体内成员（与他们相似的人）心存内隐的偏好，即使他们没有明显表现出任何包含偏见的行为迹象。比如，一些试验发现，白人认为黑人更加暴力且更有可能造成伤害，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甚至年仅五岁的黑人小男孩，都会这种无意识偏见的对象。
脑成像研究发现，当人们在毫秒之间对他人面部做出“可信度”判断时，杏仁核的信号传导会增加。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意识过程还来不及产生，因而这更可能揭示了一种内隐的恐惧感。
在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给一些没有表现出外在偏见的白人被试，播放暴力的饶舌音乐，以挖掘他们对黑人群体的负面印象。在这种启动效应的影响下，大脑皮层很难抑制杏仁核的激活及内隐偏见的产生。在一般的遇到“异族”成员的情况下，这些“执行控制”区域能够压制住杏仁核产生偏见的冲动。
先不论这些偏见是后天习得的还是先天存在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反映了杏仁核与中脑边缘系统二者的活动相互冲突？换句话说，当我们感知到和我们相异的个体时，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不信任、恐惧与社会奖励感之间的平衡呢？
一些研究关注人们在评估各种差异（比如种族）的相对重要性时，杏仁核是如何反应的；这类研究细致入微，又极为复杂 。在实验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外显态度及内隐态度的测量有所区别，还有文化偏见个体差异造成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成功地证明了，杏仁核内部的信号传递情况，正是人们会不愿相信他人到何种地步的基础，特别是在群体内/外偏好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不信任“他人”这一人类本能，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大脑负责感受恐惧与焦虑的这部分区域。
相似性带来的奖励
恐惧、不信任、焦虑的对立面是“奖励”感，由一些脑区的神经回路构成的中脑边缘系统对这种感受的调节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神经元控制一种能够增加愉悦感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释放。一些药物的致瘾性，以及游戏和赌博的病理性沉迷，都与中脑边缘系统中的多巴胺增多有所关联。
除了多巴胺之外，催产素等一些神经化学物质能够通过影响中脑边缘回路，显著改变个体对奖励与愉悦的体验——特别是在社会交往这种场景中。
这些实验所采用的方法论五花八门，意味着要想全面了解这些信号通路在人类身上扮演的角色，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一旦我们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就应该对其他哺乳动物的复杂社交行为予以关注，我们可以从中获益良多。
负责管控社会行为及奖励机制的神经回路，在脊椎动物演化的早期就出现了，现在的鸟类、爬行动物、硬骨鱼、两栖动物以及哺乳动物都拥有它。因此，虽然我们对人类的奖励通路分别在群体内/外的社会场景中的活动情况不甚了解，其他哺乳动物研究还是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卡尔·迪瑟罗斯及同僚们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他们用纤维光度测试（fiber photometry）这种前沿技术将基因测试与行为测试连接起来。他们通过光照激活和关闭特定细胞，可以刺激及测量奖励回路中已辨识的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将这种技术运用于社交场景中的小鼠。
他们发现当一只小鼠遇到一个新伙伴——虽然之前从未见过，但和它属于同一遗传系的另一只小鼠时，它中脑边缘奖励回路里的一组特定多巴胺神经元就变得兴奋起来。白鼠的这种多巴胺奖励反射会不会也是人类识别群体内成员的生物学基础呢？
如果那个新伙伴来自其他遗传系，并拥有不同的外表特征呢？如果实验对象是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呢？——比如田鼠，取决于栖居地是草原还是山区，两种田鼠的社会关系差异巨大。假设一只草原田鼠遇到了一只来自山区的田鼠，前者中脑边缘系统会产生一样的积极信号吗？还是说这种“群体外”差异的砝码会让天平向杏仁核倾斜，引发恐惧与不信任呢？
科学家尚且不清楚动物间这些差异（以及一些更微妙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它们的神经回路推动社交反应的。但是通过研究动物，科研人员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大脑系统是如何使我们对那些同为智人，但又有些许差别的人产生内隐及无意识偏见的。
神经信号不是终点
虽然演化使得我们的大脑的天平倾向于奖励“相似”，而不信任“差异”，但这并不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宿命。大脑的活动是可塑的，大脑皮层中更高阶的回路可以调控这些相对原始的恐惧感与奖励系统，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
畅销书作者奇玛曼达·戈兹·阿迪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有一句话很妙：“刻板印象的问题并不在于不真实，而在于不全面。它们把某一个故事当成了唯一的故事。”换句话说，刻板印象将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的绝大多数特征遮蔽了，结果我们只看得到差异。
那么，为什么人类要忍受差异唤起的不适，只选择相似带来的愉悦奖励呢？社会科学家斯科特·佩吉（Scott Page）在《差异》（The Difference）一书中通过数学证据证明了，虽然有差异的个体彼此信任度降低，但他们共事时有更高的生产力。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解德军的“英格玛”密码，到预测股票价格，佩吉提供了各种数据以展示了相较于与一组最聪明但理念相同的专家，一群观点多元的人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而言之，多样性比个人能力更重要。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组织中，多元化都极大地促进了创新水平提升。
所以请大方地接受自己的杏仁核在差异面前没法信任别人吧。还有，虽然你的多巴胺面对差异兴奋不起来，但你得承认在怎样才能创造最大价值这个问题上，与“非我族类”共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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