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人格解体障碍生活的人，为解答“自我是不是一个幻觉”这个问题提供了洞见。
19世纪末的一天，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恩内斯特·马赫（Ernst Mach）上了一辆公交车。他看着过道，望见尽头有一个人，一个他不予理会的“穷酸教书先生”。下一秒钟，马赫意识到那个穷酸教书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正从公交车后面的一面镜子里向外望去。
在那短暂的瞬间，马赫变成了自己眼中的陌生人。心理学家估计大约四分之三的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经历相似的自我抽离症状。如果你经历过创伤，或者在一次事故中死里逃生，你可能会回忆起那种被不真实感席卷的感觉，回忆起你事如何突然与自己断开联系，或感到自己仿佛悬在空中，正俯视下方。这样的心理状态如同一个经验的安全气囊，让我们得以面对威胁生命的危险，否则这段经历会变得极其骇人。
幸好，在照顾和耐心的作用下，这个安全气囊通常会在创伤事件之后被重新折叠，我们就感觉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但在某些不那么走运的案例中，这个保护机制“卡住”了。人们被困在自己的身体之外，无法控制自己的经验、感受和思想——就像马赫，如果他在看到镜子里的“穷酸教书匠”之后无法重新与自己建立联结一样。
这正是简·查尔顿（Jane Charlton）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年前我见到了简，一个三十多岁的英国女人。当时我在伦敦组织一场跨学科工作坊，她在活动上给挨挨挤挤的观众作了一场感人的演讲。在实验室里研究或者从哲学家的扶手椅中看待一个现象是一回事；而当面遇到某个人，他的症状正是你用来论证各种理论或诠释的基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静下心来，我几乎能体会到我过去所经历的生活中的色彩和丰富。它伴随着一种期待，一种投身于改变中、在世界上划出一道轨迹的感觉。我想，这正是“生活”的行动本身，我在其他人身上目睹着这一行动，从早到晚，日复一日。我仍然能够从学术的角度理解它，但我几乎不记得那是怎样的感受。这些日子里，我处在一种持续的哀伤中，我感觉仿佛在哀悼我自己的死亡，即使我似乎就在现场见证它。
今天，简和我正坐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兰博管道街（Lamb’s Conduit Street），这条街是维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雅各布的房间》（Jacob’s Room）的部分灵感来源。简是英国司法部的欧洲人权部门主管。我们谈起猫、葡萄牙红酒和哲学。她大笑着，打趣着，并告诉我她喜欢待在法国、说法语。从我这个“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来，她的行为举止就像任何一个伦敦人一样，在一个冷雨天的下午喝着咖啡，愉快地聊天。但是在“内部”，简感觉自己仿佛不完全存在。对于她自身而言，她并不真实。
简患有人格解体障碍（depersonalisation disorder，简称DPD），它的典型症状就是与自我和躯体强烈的疏离感，感到疏远了自己的经验、记忆和思想，那是一种强烈而痛苦的感觉。通常，人格解体还伴随着失真感（derealisation），即对周边事物和环境感到疏远。患者报告自己感觉就像僵尸、机器人或者机械，仅仅在完成生活中的动作。这种障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被粗略识别，并且根据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它影响了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但是我们对它仍然知之甚少。
一扇透明的窗户只有当碎裂时才变得可见，因此我对DPD产生了兴趣，它或许会揭示出我们的自我体验中某些未被研究的部分，并最终解释意识本身。近年来，哲学家中兴起一股潮流，他们质疑“自我”的概念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大脑为了让我们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存活下去而制造的“幻象”。但是，如果自我不过是一种假象、一个诡计，那么为什么失去“自我幻象”会引发如此强烈的不真实感？为什么失去与自我的联系会令人感到仿佛已经死去，或者正在梦游？如果说人格解体只是某种生理应对机制的故障，为什么带着这种状态生存会如此令人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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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2年3月29日。我当时18岁，到男朋友马歇尔在法国的家中拜访他。（我用了化名，以保护他的隐私。）那里只有我们两人。那些日子不合时宜地温暖、宁静。我们通常起得很晚，然后在下午开车到超市买啤酒和薯片，好让他的朋友晚上过来玩音乐。
那天晚上，他们像平常一样喝酒、抽大麻、弹吉他。马歇尔有一些大麻脂。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把它放到勺子里，用打火机加热，然后拌进酸奶里。我吃了一罐，似乎没什么效果，于是一小时后我又吃了一罐。
我以前抽过大麻脂，那是在我完成高中毕业考试之后的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不喜欢那种效果，它令整个世界变得朦胧，令我感觉有些疏离，但这股劲儿过得很快。这一次，在吃了第二罐酸奶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的知觉退缩到头脑中，我感觉正从自己的眼窝后面朝世界望去。我感到外界事件和我的大脑的理解、处理之间有一段延迟。突然，世界和我之间出现了一道裂隙。我的身体仍然处在世界之中，我的心智却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观察者。
根据精神疾病的“标准”名录DSM-4，DPD发作时通常伴随着焦虑、恐慌和抑郁的症状。除了毒品使用之外，它的触发因素还包括极度的压力、虐待和创伤。部分因为这些对应关系，有研究人员认为人格解体本身可能不是一种障碍。不过，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DPD视为一种独特的综合征。实证研究显示，只有当DPD症状轻微的时候，焦虑才与DPD密切相关，而严重的DPD患者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相关性——这是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按理说人格解体症状越严重，焦虑就会越强烈。不过，如果能看到DPD对你和你的具身认知（embodied self）之间的特殊联系所产生的影响，这就说得通了，这种联系对于体验不同形式的焦虑而言是必需的。这个解释与2014年的一项发现相符合，即临床诊断患有DPD的患者表现出感受身体内在状态（例如自己的心跳）能力的下降，和表达共情能力的下降。
相似地，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人格解体程度较高的人在“镜像模仿”中更少表现出自我偏差，即不自觉地模仿周围的人。人格解体程度较低的人能够更快地模仿和自己相关的动作（例如看到自己的脸被触碰），而在模仿与他人相关的动作（例如看到别人的脸被触碰）的时候较慢。但是，人格解体程度较高的人没有表现出这种趋势，对他们来说，看到自己的脸不会触发镜像模仿。同样，他们的自我认同似乎受到了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其他和自我概念相关的障碍，例如精神分裂和精神失常，简和其他DPD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这种失去联结的感觉是一种客观现象，而非主观现实。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他们的“现实验证”（reality-testing）能力完好无损——他们仍然能认识到那种差异，明白自己对一个情境的感知可能与它的真相大不相同。
在法国，发病的第一个阶段，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在周围的人身上寻找安慰，想要持续触摸他们，和他们说话。我想确认自己仍然存在。最终，我精疲力尽地睡去，希望这种感觉第二天就能消退。
然而它没有。第二天早上，知觉的错位仍在持续，实际上它一直持续到接下来三年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我对所有的报道、所有的仪式准备的那种正经感到厌恶。一夜之间，我变得支离破碎，但是我周围的一切仍在继续。仿佛构成我的每一个部分仍在工作，但是那个至关重要的本质，那个我，却不知所踪。
即使在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也能意识到我必须有一个运作的内在生命，一个能够整合这段经验的生命。但是，我失去了将这种意识整合成一段能够为我所拥有的自我叙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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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失去的那个“我”和“自我”之间的桥梁究竟是什么？这涉及到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区别。胡塞尔是哲学中现象学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躯体具备两面性：它既是一个物质身体（德语中称为“Körper”），是存在于世界上的有机体，能够从外界被感知；同时，它是一个有机身体（Leib），能通过一个不可分割的第一人生视角从内部体验、经历。例如，一个患有厌食症的人可能主观认为自己的身体太胖，而一个外界观察者可能会认为她极其瘦削，皮包骨头。关键在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从内部体验的有机身体（Leib）比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物质身体（Körper）更为真实。但是，对于DPD患者而言，物质身体占据了主导地位。
我的朋友萨拉也患有人格解体，她是这么形容的。想象你的手中捧着一个雪球，世界就在雪球之中，而你感觉自己仿佛在玻璃之外。不知为什么，你无法与那个注视着着雪球中的世界的“我”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否存在，完全决定了我是否感觉自己活着。
目前我已经经历了人格解体障碍的四次大发作。目前这次发作已经持续五年了，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随着体验的变化，它变得越发慢性。最初，那种感觉主要是生理上的。就在吃完酸奶之后，我对不久前刚刚产生的感受有清晰的记忆，并且能识别出那种独特的、阻止我感觉良好的生理变化。我的视觉无法恰当地追踪房间里的物体，我感到眩晕，我的反应产生了延迟。那些日子里，我所体验的人格解体主要是一种叙述的缺失。过去仿佛正在不断消散，生命如同一帧帧毫无关联的画面般流逝。
简的叙述缺失涉及另一套现象学观念，主要是关于信息处理过程，而不是身体。胡塞尔认为，客观经历有着内在的时间维度，事件从过去过渡到现在，再迈向未来。他说，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经历”什么（Erleben，意为体验）。这个维度在DPD患者身上似乎是缺失的，尽管患者仍然保留着一种与之相对的能力：作为一个纯粹的有机生物而生存，或者说活下去 (Leben，意为生存)。
这些现象学中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组织目前关于心智哲学的辩论。例如，胡塞尔、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丹·扎哈维（Dan Zahavi）和 多罗茜·勒格朗（Dorothée Legrand）都提到过“前反思的自我意识”（pre-reflective self-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那是自我的一种原始而基础的感觉。与前反思的自我意识相对的，是我们所知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其中“我”是自身经验的主体，与之相反的是自身的客体或他人的经验。例如，当我反思自己的想法，在镜子中检视自己，或者在智能手表上查看自己的生命体征的时候，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经验的客体。但是，当我感觉风拂过头发，沉浸于阅读小说的快乐，或者忍受着牙疼的时候，我感到我是一个主体。
也许，那种完全投入地活着的感觉取决于一种前反思的自我，让我们能够在客体和主体的视角之间无缝切换。用现象学术语来说，我们就是在外部的物质身体、生存和内在的有机身体、体验之间的桥梁上来回穿梭。当这个机制正常运作的时候，这种经验的开放性令人浑然不觉，尽管它参与和维系了我们的几乎一切行动。但是，一旦我们失去了那个联系，比如简似乎就失去了它，那种生活在现实之中的感觉也溜走了。我们被困在那个把我作为客体的领域中，并且再也无法感觉到能够与世界和他人产生相互影响。
当人格解体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仍然寻求“存在”，寻求与他人的同在，因为持续的互动仿佛成了唯一能让我与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这其中就包括与身边的所有人寻求肢体接触。这感觉就好像我需要成为那另一个人，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已经不足以维持自我的存在。
多年来，我在人格解体的发作和康复中摇摆，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能让我相信我不会完全与自己失去联系，尽管在即将失去那个联系的时候我仍然会感到不适。即使在我挣扎着将每个瞬间拼在一起的时候，我仍然保留着对于我是谁的理论认识。与精神失常之间的一线之差，是这种疾病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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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PD共处的经验表明，对“我是谁”有着“理论上的”、客观的认识，不足以建立起真正的自我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世界上一种真实而重要的功能吗？还是哲学家们发明的种种奇异现象当中的一个，好让本来就艰辛的生活愈发艰难？我开口向简询问她的想法，但是她温柔地打断了我，站起身来，她的茶还没喝完。我只是需要确认世界仍然存在，仍然真实，她说。简在周围转了转，触碰了一些物件，看着窗口，嗅了嗅手中散发着香味的肥皂。我感到自己仿佛处在笼罩着她的经验的玻璃之外。但是，有办法让她重新从玻璃中出来吗？
人格解体的康复可能是无法察觉的，就像它的突然发作一样。在法国之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医生们来了一个又一个，如同走马灯一般；他们给出了不同的诊断，有花粉热，有神经病变，有创伤后压力障碍。但是，最基本的症状仍然得不到准确的诊断，这真令人痛苦。
大约过了不到两年，我的治疗师建议我去看看精神病学家。他最先把我的症状描述为“人格解体”和“失真感”。我从未听过这两个词，但是当他说出来的一瞬间，我知道我得到了诊断。这并没有让我感觉更好一些，但是这给了我一个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状况的神秘感。
在康复的第一阶段，还有另外两个关键因素发挥了作用。首先是转移注意力——如果我始终参与到某件有趣、好玩或具有挑战性的事情中，我就能够有片刻逃离人格解体。其次是观察自己的思维过程，并试着释放那些最有毁灭性的想法。这做起来并听上去要难，因为这样的想法占据了你的每一个瞬间。这需要毅力和自制。
简回到桌子旁，暂时确认世界仍在那里。她与DPD共处的经历表明，即使自我在科学上被发现是一种幻象，对于我们而言，它的存在仍然是保证我们投入世界的关键。如果自我对于体验真实如此至关重要，无论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那么哲学家应当小心谨慎，以免淡化了它的意义。
我仍然保留着不被人格解体侵扰时的记忆。那些日子充满了如此的快乐。那是当我感到生活艰难的时候，我试图抓住的记忆——比如仅仅是坐在我的公寓里小小的厨房餐桌上，丝毫感觉不到去实现、去运作、去参与的需要。只是存在着，活着。
Jane Charlton：英国司法部欧洲人权事务部门主管，也是失真（Unreal）董事会成员，这是英国的人格解体和失真障碍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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