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秋天，时年17岁的奥斯卡·博斯（Oscar Booz）在西点军校遭到同学们的欺凌。他在三个不同场合被强灌辣椒油，并被迫与一名体型明显优势的学生打拳击，结果遭受毒打。这次拳击之后，他病倒了，回到家里并随后死去。
国会启动了对博斯死因的调查，这次欺凌事件变成了一桩全国性的丑闻。最终国会宣布西点军校对此不负有责任，但调查委员会还是严厉批评了西点。国会议员艾德蒙德·德里格斯（Edmund Driggs）措辞激烈地谴责道：“（欺凌事件）残暴、卑劣、可憎、可耻、可恶、肮脏、下流、恶毒、丑恶、粗暴、猥琐、无耻、恶劣、罪恶、声名狼藉、令人发指。”这使西点军校极度蒙羞，军方高层承诺将无情地消除这种欺凌文化。
People are intensely loyal to groups which haze newcomers. Why? | Aeon Ideas
Hazing is an odious, painful, cultural universal. Why do humans feel loyalty to groups which abuse them?
但他们还是没能消除欺凌。就在2015年，西点军校至少30名新生在老生组织的“枕头大战”中受伤。传闻受伤的原因是一些学员在他们的枕套中藏了重物。24名新生发生脑震荡。
“欺凌”或“欺虐”指的是一个团体对新成员的仪式化的虐待和侮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奥尔多·西米诺（Aldo Cimino）称欺凌的核心特点是强迫性、临时性、非重复性和单向度性，即通常是老兵欺负新丁，通常发生在长期性的结盟组织中。[1]欺凌行为的发生不局限于特定阶层：既出现在精英学校的上流社会俱乐部，也发生于最穷困的街头黑帮。欺凌行为也不局限于某一文化，德国的击剑俱乐部，日本的相扑俱乐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都实施激烈的欺凌仪式。欺凌行为的最显著特征或许是不管官方如何努力地禁止与根除，它依然广为流行。
举例说，美国有无数的反欺凌计划与慈善团体，欺凌丑闻会在媒体上被充分报道，并且50个州中的44个已经通过了反欺凌的法律。然而研究发现，美国学生中有10%-20%持续报告遭受欺凌经历，而在学生的体育俱乐部中，这个比例接近50%。举一个我自己的研究案例，在调查了超过700名巴西柔术练习者后，53%的人报告称训练伙伴用皮带互抽对方背部是他们的一项提高性活动。
令人不快的欺凌行为为何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大家冒着受伤、法律制裁乃至于死亡的风险也要将其保持下来呢？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62年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人们有一种使自己的信念、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的心理冲动。[2]1959年，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的研究经典地展示了这一效应。[3]研究把为进入一个讨论组而需承受的尴尬和不适分为不同的程度：困难，中等和可控。在困难条件下，被试需要向实验者读12个淫秽的单词和两段直白的性描述。在中等条件下，被试需要读5个关于性的、不淫秽的单词。可控条件下，对加入讨论组不进行任何要求。
最后，让所有的被试听一段讨论组内关于性心理学的对话录音，阿伦森和米尔斯称这段录音毫无价值且十分无趣。被试随后被要求评价他们对这段录音以及其他被试的喜欢程度。结果显示，那些承担了更困难的入会仪式的人对录音和其他被试的喜欢程度要明显更高。研究人员解释道，那些困难条件下的被试试图通过提高对进入的集体及其他成员的评价，来降低完成痛苦的任务只为进入一个无趣集体产生的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对那些欺凌了他们的集体持有正面看法。
牛津大学的认知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提出了一个替代理论，这个理论称承受集体性痛苦的经验创造了一段突出的共同记忆，这段记忆充当了某种“社会粘合剂”，使成员们紧密联系在一起。[4]这种解释同样得到心理学实验的支持，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布洛克·巴斯蒂安（Brock Bastian）与他的同事们近期发现，那些经历了集体性痛苦事件（如喝辣椒水，把手浸入冰水里）的个人对集体成员展现出了更大程度的慷慨。[5]
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注意到，身理上或者心理上被欺凌的经历可被视作一种“价值信号”：彰显成员的个人力量和集体素质。康涅狄格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和埃里克·布雷斯勒（Eric Bressler）分析了19世纪美国各宗教据点的记录，他们发现，相比那些仪式要求低的宗教团体及世俗团体，仪式要求高的宗教团体的寿命更长。[6]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西米诺的自动权责发生制理论认为，欺凌解决了反复出现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适应性难题：如何精确地评估集体新成员的目的和品质。一直以来，结盟通常都能积累大量的集体资源，包括财富和地位，而在此之后，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防止搭便车的人攫取集体资源。
奥尔多的回答是通过提高融入集体的代价，将弱势者挡在门外。同时，资深成员的地位对于那些被集体接纳的人来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欺凌行为历史悠久且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这是其长盛不衰且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然而，现代体育团体、大学兄弟会等对于避免成为“欺凌无罪”的自然主义谬误的牺牲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最后，欺凌的好处大可以在一些更加无害的实践找到，包括欢乐的聚会等等。如果奥斯卡·博斯能以这样的方式被他敬仰的西点军校接纳就好了。
参考
1. Predictors of hazing motivation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imino A. (2013).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4 (6) , pp. 446-452. DOI: http://dx.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13.08.007
2.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Oxford, England: Row, Peterson.
3. The effect of severity of initiation on liking for a group.
Aronson, Elliot; Mills, Judson.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9(2), Sep 1959, 177-181. DOI: http://dx.doi.org/10.1037/h0047195
4. Whitehouse, H. (2012). Ritual, cognition, and evolution. In R.Sun (Ed.), 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 (pp. 265–28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5. Pain as Social Glue. Brock Bastian, Jolanda Jetten, Laura J. Ferris.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5, Issue 11, pp. 2079 – 2085. First published date: September-05-2014. DOI: 10.1177/0956797614545886
6. Sosis, R. and Alcorta, C. (2003), Signaling, solidarity, and the sacred: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us behavior. Evol. Anthropol., 12: 264–274. doi:10.1002/evan.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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