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科学科学

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作者Barker, Holly2022年1月3日129

人们总是忍不住将聪明才智与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在流行文化中，我们常常看到头发乱糟糟的天才在每个物体的表面上写满公式——他们处于才智过人与精神失常之间的边界上。同样地，我们认为艺术家是饱受折磨的灵魂：他们必须与内心的恶魔斗争许久，才能创造出卓越的作品，然后割下一只耳朵或陷入重度抑郁。这些刻板印象背后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几十年来，科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关于创造力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一个最广为引用的证据或许是美国神经科学家南希·安德烈森（Nancy Andreasen）的研究。1987年，安德烈森通过她在爱荷华大学进行的采访发现，在创意作家及其家庭成员中，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率更高。这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幻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美国作家，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有《第五号屠宰场》《猫的摇篮》等作品。— Wikipedia

两年后，另一项类似的研究通过采访英国画家和作家，发现情绪障碍的发病率为38%（尽管没有包括对照组）。然而，这两项研究都因为样本量太小、使用了自我报告数据、以及存在采访者偏差而备受诟病。心理学家朱迪思·施莱辛格（Judith Schlesinger）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研究：在她看来，“疯狂天才假说”的科学可信度就和尼斯湖水怪一样，而且这个假说忽略了勤奋与勇气对成功事业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富有创造力成为一种病态。

衡量创造力的难题

研究者面临的两个主要的挑战，是定义“创造力”并确定如何准确地衡量它。“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即对一个开放式问题想出尽可能多的答案的能力，经常被用作一个创造力的代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让参与者想出一块砖可能的用途，而一个思维发散的人可能会回答：“镇纸、门挡、临时武器、嫩肉剂……”

相反，当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时，就会出现集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标准化考试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类考试中，考生依靠记忆或逻辑来获得正确答案。但是，将发散思维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往往会让我们忽视集合思维在创造性工作（比如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另一种衡量创造力的方式，是根据人们的职业（例如建筑师或会计师）或他们获得的创造性荣誉（例如普利策奖）来选人。然而，这个方法的问题是，研究者很难确定精神疾病患者是天生就更具创造力，还是艺术创作的孤独增加了抑郁和情绪障碍的发病率。换句话说，我们很难理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富有创意的大脑

神经影像研究发现，极富创造力的人具有较低的潜在抑制（latent inhibition），即过滤掉无关的信息刺激的能力。潜在抑制低的人会把相关或不相关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创造出独特的事物。

更有创造力的人也更难以抑制楔前叶（precuneus）——这是默认模式网络中的一个脑区，它在我们走神或自我反省时尤其活跃。更活跃的楔前叶能让更多信息在大脑中流动，从而将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研究人员检测到，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近亲在做记忆任务时，他们对楔前叶抑制较少。

楔前叶（Precuneus，图中红色标记处）是顶叶位于大脑半球内侧的部分。楔前叶在楔叶的前方，中间有顶枕沟隔开，与情节记忆、视觉空间处理、自我反省以及意识等一些脑部高级功能有关。— Wikipedia

一些研究者表示，只有轻微的心理疾病与更高的创造力相关。这些人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他们的症状不至于被诊断为疾病，却又足以促进创造性思维。这一观点与2014年的一项研究一致。该研究发现精神疾病与创造力呈负相关，而这可能是因为严重的症状会阻碍生产力。

在一项2012年发表的瑞典研究中，研究者用几十年跟踪调查了约120万人。但他们发现，在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中，精神疾病的病例几乎没有增加（双相情感障碍有小幅增加除外）。然而，作者注意到，有很大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的一级亲属从事科学或艺术行业。这表示轻微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有助于提高创造力。

根据共享遗传易感模型（shared vulnerability model）的基本观点，精神疾病和创造力在基因层面是相关联的。这个模型表示，同一个生理因素可能会导致精神疾病或创造力，这取决于保护性因素（例如社会支持或高智商）是否存在。有研究发现了与这两种状态都相关的基因，例如神经调节蛋白1（neuregulin 1），从而支持了共享遗传易感模型。

这或许也解释了这个现象：尽管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患者可能会生育力更低、孩子更少，但精神疾病却始终没有在演化过程中消失。创造性思维给予了人们巨大的演化优势：它激发创新，让我们能够发明工具来制造织布机、铁轨——最后创造出智能手机。创造力与精神疾病共享基因意味着，当创造力帮助我们生存时，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也会在人群中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