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我报道了音乐学家扎卡里·瓦尔马克（Zachary Wallmark）设计指导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该研究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了共情能力强者使用脑部社交认知回路来处理音乐。瓦尔马克目前是南卫理公会大学Meadows艺术学院副教授，并担任该校MuSci实验室主任，此实验室跨学科研究团队致力于音乐实证研究。
瓦尔马克在2014年拿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在赫伯·阿尔珀特音乐学院读研期间，他曾参与马可·亚科波尼实验室 （Marco Iacoboni Lab）的一项大脑研究协作项目，该项目使用fMRI来研究在音乐为介导的共情体验中，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产生的运动具身（motor embodiment）有何作用。
瓦尔马克、德布里克（Deblieck）和亚科波尼今年共同署名的最新论文题为《听音乐时特质共情的神经生理学作用》，这是扎卡里当年毕业作品的延续产物，也于今年4月6日刊登在了《行为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期刊上。
就这份新发表的研究，我和扎卡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其间他还建议我联系这份论文的主要作者——名声赫赫的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向他获取一些新动态，了解“音乐-共情关联”研究中的fMRI最新发现如何能与马可开展的“镜像”与镜像神经元研究相契合。
马可·亚科波尼著有《天生爱学样：发现镜像神经元》（台版翻译）（Mirroring People: The Science of Empathy and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一书。他是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 。在其实验室网站上的个人介绍里，亚科波尼直言不讳地写道：
“说实话，我压根儿不关心什么大脑。我关心的是人类的灵魂。但我碰巧相信灵魂就在心智之中，而心智则是大脑通过分别与身体、环境相互作用之后具象化的功能性过程，所以我才研究人类大脑。我一直对我们如何将感知和行为统一起来颇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这么做，也因为我想不出有哪一种健全生活不需要我们整合感知与行为的能力。”
针对我提出的一些关于神经科学的问题，马可回了封邮件，并在结尾问道：“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能在大约38个小时内成功游完7.2英里，接着骑行336英里（！），最后还能一路不停歇跑完78.6英里的。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已经算很健康了！”
我在回信里说道：“我很乐意从 ‘超验’角度和本质角度来谈谈我是怎么能连续跑步、骑车、游泳达38小时以上的。有很多值得探究分析的！另外，我刚读到你说你‘对灵魂比对大脑更感兴趣’。我已故的父亲理查德·伯格兰（Richard Bergland）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曾写过《心智的结构》（The Fabric of Mind）一书。他对灵魂的兴趣也是比对人脑的兴趣大得多。如果我父亲还在世，我很想变成一只墙上的苍蝇偷听你俩的讨论。”
我（伯格兰）有幸和马可·亚科波尼进行了一对一深入的电话交流，代替了那场永远无法偷听到的对话。以下是我们的问答回顾。
伯格兰：马可，过去二十年里，你一直是镜像神经元fMRI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先驱。在你的代表性论文《模仿、共情和镜像神经元》（Imitation, Empathy, and Mirror Neurons）中你写道：“神经科学研究已经揭示了处于单细胞和神经系统层面的镜像生理机制，这也能支持认知和社会心理学架构。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些神经机制？它们的适应性优势又是什么？神经镜像解决了‘他心问题’（ problem of other minds）（我们如何进入并理解他人心智），也使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成为可能，从而促进社会行为。”
你最近和瓦尔马克、德布里克的论文，是否能以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镜像神经元如何以及为何成为一种适应性优势呢？
马可：在我看来，与扎克里的合作是我们实验室近期为扩大镜像研究而做的更大工作里的一部分。你所引用的主要集中于我们最初设定的镜像框架：在两人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镜像使这种互动变得轻松自如又顺畅。对了，我们最初的研究就跟最近与扎克里合作的有所关联。早在2004年，我们发表的大脑成像研究就表明，当你听我讲话时，你的言语运动区会被激活，就好像你在内心模仿我的声音和我所说的话。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当你听别人说话时，这种运动言语激活对你自己处理言语的能力来说是否必不可少？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用脑部刺激检验了这一假设。你可以通过非侵入性脑部刺激，激发或抑制大脑区域而后观察行为的变化。这些研究能提供有关大脑和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信息。而先前那个关键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言语聆听期间，以运动言语区为目标，短暂干扰其活动，将会引起短暂的言语感知缺陷。
言语镜像是我们称为“具身模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我们在大脑中使用身体表征来模拟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并通过这样做来理解他人行为。而用嘴和声音，你还可以唱歌，甚至模仿乐器声音。所以，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是否利用大脑内部发声中心来镜像模拟我们听到的声音？扎克里最近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当被试只是在听音调时，口腔运动区也会被激活。这告诉了我们镜像范围远远超出“面对面”的场景，我们可能在各种复杂的感知和决策中使用镜像以及它与其他大脑活动过程的相互作用。
我们现在扩展镜像研究工作的途径就是通过调查更复杂的社会决策形式，并测试镜像是否与之相关。最近，我们发表的一项结合脑成像与经济游戏的研究显示，镜像可以预测慷慨程度。也就是说，你的镜像能力越强，你就越慷慨。如果你认为镜像能让你感觉自己就是另一个人的话，这就很容易理解。研究还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脑部刺激来调节这种慷慨程度，使人们变得更加大方。
顺带说一句，在之前一项针对同一片大脑区域进行脑部刺激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我们能让人们对不属于自己社会群体的人少些偏见。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甚至显示，镜像可以预测人们在非常棘手的道德困境中做出何种决策。由此可见，近期这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十年前我在论文里提到的镜像神经元适应性优势似乎涵盖了极度复杂的人类行为方式和决策形式。
伯格兰：你与瓦尔马克等人最新合著的论文中有一节叫“音乐与共情”，开头写道：“共情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充满艺术特性。现代共情概念之父、德国哲学家西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1907），最早就是为了解释审美体验而提出了‘Einfühlung’（德语，‘进入感受’），即共情这个概念。当代心理学学说援引镜像神经元作为可能支持利普斯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内在模仿’理论的基础。然而，在音乐实证研究中引入共情的心理模型尚处于起步阶段。”
你对音乐-共情关联的最新研究如何能从21世纪神经生理学角度推进利普斯的共情概念以及“进入感受”艺术品或音乐的体验？
马可：在我看来，利普斯所说的“进入感受”一件艺术品和我之前提到的“面对面”情况并没有太大不同，只不过现在面对面的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人与艺术品。你的共情能力当然会调节你理解所面对之人的能力强弱。然而，共情具有更复杂的形式，可以让你了解整个群体的处境。想想最近在美国边境被分离的墨西哥家庭，共情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并理解他们的处境，哪怕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哪怕那是一大群人。我们基本上会从情绪层面转向概念层面。
扎克里和我的这项研究表明，共情会调节我们对音乐的神经生理反应，这让我意识到利普斯的“进入感受”范围也应该被扩展。化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句优美的表达，这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思考”。我和扎克里的这项研究有一重大发现，即便是我们对艺术和音乐最具智慧的理解与欣赏也是从镜像获得的，而我们的大脑最初需要通过这一镜像来计算推断，从而“进入感受”我们所感知到的艺术和音乐。
伯格兰：作为一名超耐力运动员，我总是会用一些特定的歌曲来创造一种目标心态，并根据环境或者比赛状况把自己“拨到”一个理想的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程度。有时，我会故意想要“捕捉”歌手在歌曲中表现出来的氛围，并将其转化为最佳的运动表现。其他时候，我会刻意把自己代入歌里的角色，即使这个角色并不是我想刻意模仿或成为的人。
举个例子，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长跑时，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的歌《无人应受责备》（No One Is to Blame）在电台Top 40中播了又播，并出乎常人意料，成为了我的跑步圣歌，推动我跑得更快、更远、更艰难。
在这首唱着被排斥与自暴自弃，压抑又看似绝望的歌里，琼斯唱道：“你可以把脚浸入泳池，但你不能游泳。你可以感受到惩罚，但你不能犯罪。你可以建造一栋豪宅，但你不能住在里面。你是跑得最快的人，但你不许获胜。只有不安全感不会弄丢。你可以看到山顶，但你无法抵达。这是最后一块拼图，但你就是拼不上它。医生说你已痊愈，但你仍能感觉痛。愿景尚在云端，但你的希望已流失殆尽。”
虽然这首歌情绪低落，情绪效价又属于“悲伤”这一级，但它点燃了我胸中的火，给我动力去追求高难度的运动目标。我对歌中人物情绪迅速低沉发自内心感同身受，常常将自己代入他的境况。这样的好处是，想象他的绝望和无力战胜人生境遇给了我一种不论怎样都要避免成为歌里“那家伙”的信念。
《无人应受责备》中的主人公成为了我强大的“反英雄”榜样。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为了避免变成歌曲中的主角，我每一天都加倍卖力地跑步、骑车或者游泳。通过不模仿他，做与之相反的事，我变得更加勇敢，开始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推动自己达到了在旁人或我自己看来完全无法实现的各种运动“巅峰”。
还有个例子，在我为“恶水超马”训练，准备7月份跑上135英里穿越死亡谷时，我的助跑圣歌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下面这段歌词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似乎在我的大脑中触发了某种神经生理反应：“先生，我不是男孩，我是一个男人。而且我相信应许之地。我用尽全力去过正确的生活，每天早晨起床，日日工作。有时我感到脆弱，只想原地爆炸…想拿把刀，把痛苦从心上切除。啊，沙漠上升起一团乌云。我收好了行李，准备直接冲进黑风暴。成为摧毁一切的龙卷风，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在参加这场被有些人称为“世界上最艰难的步行竞赛”之前，我会想象自己在比赛期间可能会有因热衰竭而陷入崩溃的时候，然后提前做好应对这种逆境的准备，我会将困难浪漫化，用一种“放马过来吧”的态度，想象自己处在《应许之地》主角的位置上。通过将自己置身于由这首歌想象出的各种情景中，我变得更有勇气去面对不可避免的身体折磨，带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冒险精神在120华氏度（48.9摄氏度）的高温下连续不断地跑完相当于5场马拉松的超级马拉松，通过了死亡谷。
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在听这些能激励自己的私人圣歌或者其他熟悉的歌曲时，我很难区分自己的镜像神经元到底在模仿“谁”或模仿“什么”，又在与哪个对象产生共情。
从你最近得到的fMRI神经影像中，是否能看出在听音乐时，某些特定的大脑区域或神经关联在不同类型的“具身认知”中被激活？
马可：我认为现在我们实际上正由先前讨论的内容进入一种反向计算。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原话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感受”。他当时谈论的是网球练习！通过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击球或击球动作模式，你能通过“感受”发展出一种能力，去做以惯常意识思维无法实现的事。通过镜像化那些歌曲，你将自己投射到一种能让你真切感受歌里那种情境的精神状态。感受它（哪怕是想象出来的）能使它变得不那么可怕，更容易达到，让你意识到你可以熬过这一切，最终挺过难关。
我们近期的镜像研究工作针对更为复杂的场景（正如我先前所描述的），研究重点正是努力弄清在这些场景中感觉和思考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目标是让理性和情感的差别完全消失。也要搞清楚感官输入和最终产生感知的内部处理之间相互作用的流动架构。
似乎当我想得越多，想法最近反而改变了不少。我曾把镜像视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把经典认知（传统上称为执行功能）视为自上而下的。我们在最近几篇论文中也使用了经典认知这个术语。现在我们手头的数据（尚未发表）和一个理论草图都表明镜像已然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现象，它不只是在反映我们所感知到的，更是在做预计，预测我们将感知的。我还在想，当我们最后彻彻底底理解了镜像时，我应该写一本关于它的书，书名就叫《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感受》！
回到神经关联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多个脑区包含镜像细胞。令人惊讶的是，这里面甚至包括内侧颞叶结构，我们知道这一结构对记忆和高水平感知都很重要。这个发现来自于我们几年前发表的关于人类单细胞记录的论文。这意味着记忆机制也存在于镜像过程。
当我看到你端着一杯咖啡时，我内侧颞叶的镜像机制检索到我自己端着一杯咖啡的记忆。从穆克梅尔（Mukamel）的同一篇论文里我们还能知道另一个对运动序列很重要的运动区域SMA中，也包含镜像细胞。记忆和复杂序列如果都可以被镜像化或被检索，你就会意识到镜像功能的可能性是多么巨大。我们实验室的长期计划是找出这些潜在功能并对其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那些健康和疾病中的强大进程进行调节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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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chary Wallmark, Marco Iacoboni, Choi Deblieck, Roger A. Kendall. “Embodied Listening and Timbre: Perceptual, Acoustical, and Neural Correlates.” Music Percep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First published: February 2, 2018) DOI: 10.1525/mp.2018.35.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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