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哲学是科学之母。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人类社会没有科学，只有哲学。如果非要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说也属于科学的话，准确来讲，这种科学在当时也被称为自然哲学。
近代以来，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脱离出来，形成了各个学科，比如，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认知科学，其中尤以物理学获得的发展最为惊人，而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始终纠缠在一些难有定论的形而上学问题上，似乎没能取得像各门学科那样大的进展。于是，哲学的作用遭到了科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的“嫌弃”，说得好听点，哲学是科学的补充，说得难听点，哲学连当科学仆人的资格都没有。著名物理学家费曼曾经开玩笑说：“科学哲学之于科学家，就像鸟类学之于鸟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哲学不仅取得了进展，在有些领域，哲学所提供的思想洞见比科学更为深刻，尽管并没有用到科学所需要的证实或证伪方法。
在这方面，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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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门类而言，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类学都很关注语言对认知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人类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通过人类学的实证考察，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受到文化、习俗、宗教、思维习惯的影响，因此，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甚至这些文化之间也是不可交流的。比如，霍皮人与英国人的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他们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语言和文化理解。这种观点也被称为“语言相对主义”，随后又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
显然，这一假说过于极端，并不符合常识，遭到了很多哲学家的批评。著名哲学家蒯因虽然也认为语言之间要实现完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他也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语言之间的理解是可以实现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霍皮人将兔子称为“gavagai”，而英国人并不知道“gavagai”是什么意思，但有一天霍皮人看见了一只兔子，便跳着嚷起来：“gavagai！gavagai！”这下英国人大概明白，“gavagai”的意思是“兔子”。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下一次英国人看见兔子时，指着兔子对霍皮人说：“gavagai！gavagai！”如果霍皮人有积极的回应，那就说明英国人学会了霍皮语中“兔子”这个单词。
但蒯因举这个例子并不完全是想表达不同语言之间是可以理解的，他更想表达的是，语言是通过行为刺激习得的，如果霍皮人和英国人不是先后指着兔子说“gavagai”的话，那么英国人就不可能学会这个霍皮语中“兔子”这个单词。蒯因进一步推论说，由于这种行为刺激也是行为互动的过程，因此语言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约定俗成”，如果你要理解霍皮语及其文化，你就必须理解他们“约定俗成”的语言，或者用蒯因的话说，就是理解他们的“概念图式”。而霍皮人的概念图式有可能完全不同于英国人的概念图式，这就是语言和文化的相对性。
然而，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驳斥了蒯因的概念图式与实在或真理之间的区分，认为语言的意义是能够对应或反映实在的。比如，尽管霍皮人和英国人用不同的单词指称兔子，但终究他们指的都是兔子，而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霍皮人不能用“gavagai”同时指称地球、漂亮、男人等任一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与英国人就完全无法交流了。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很快就被各种证据或论证证伪了。然而，在语言能多大程度影响认知的问题上，认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好奇心却从未减少过，因为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并没有上述例子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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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希腊语中较浅的蓝色被称为“ghalazio”，而较深的蓝色被称为“ble”，而在英语中，两种蓝色都被称为“blue”。实验证明，当被要求在这两种颜色之间做出区分时，希腊人明显比英国人更容易分辨出两者的差异。也就是说，由于希腊语对蓝色做出了更精细的区分，因此影响了希腊人对蓝色的认知。然而，这是否就证明了语言对认知有很大的影响呢？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如此。
然而，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实验结果，比如，英国人也许能够区分这种差异，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专门的词语来表达浅蓝和深蓝，所以他们可能并非是在认知上做不到区分，而只是在语言上做不到表达，就像不能说话的婴儿也许能区分正方形和圆形，但不知道用“正方形”一词来表达正方形，用“圆形”一词来表达圆形。
换句话说，感知或认知的能力与语言表达的能力不是一回事。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认知的产生是独立的，而语言的贫乏限制了我们对感知或认知的表达。比如，当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时，如果你的词汇量很大或表达能力很强，你可能会说出“无边落木萧萧下”这样意境优美的诗词，但如果你的语言很贫乏，哪怕你内心的感受跟说出优美诗词的人一样，你可能也只会说出“好多的叶子在飘落啊”这样的大白话。
这个例子表明，语言的贫乏并不必然会影响认知，而是有可能影响对认知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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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我们在思考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时，通常会强调语言对认知的影响，但实际上，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语言影响认知，而是认知影响语言。就前面那个例子而言，可能在认知层面上英国人确实不知道什么是浅蓝，什么是深蓝，即便在英语中添上两个分别对应“浅蓝”和“深蓝”的术语，也并不能立马解决认知上的问题。
比方说，对于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物理学的人来说，尽管他能认对、拼对和念对“夸克”和“量子力学”这两个词，但却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这是因为他们对物理学没有任何认知（这里指广义的认知，包含了对知识的理解），从而影响了他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这就好比，你是一个画家，而我对画画一窍不通，那么我对颜色的敏感度和辨析度肯定就远不如你，你可以说出N种不同的“蓝色”，而我也许就只能分辨并说出一种蓝色。
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事物的认知越深入、越充分，认知对你语言的影响也就越大，你就越能理解语言的意义。再比如说，大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自由、平等是什么意思，然而，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不同的人对这两个词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谁的理解更正确呢？一言以蔽之，谁对这两个概念理解得越深入、越充分，谁就越正确。如果你对政治哲学一窍不通，那你对自由、平等的理解就肯定不如政治哲学家深入和准确。
然而，肯定有人注意到了，认知蓝色或夸克是一回事，但认知自由和平等似乎是另一回事，因为前者属于对物理属性或实体的认知，后者属于对抽象语言概念的认知。
如果我对颜色和物理学多一些正确的认知，我就能学会分辨更多的蓝色，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夸克。但我们能对自由和平等这样的抽象概念说些什么呢，又能从中得到哪些确凿的知识呢？蓝色就是蓝色，不可能是黄色，夸克就是夸克，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可自由和平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们的含义是相对的吗，比如说，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还是说人们能就它们的含义达成共识，或者能够逐渐深化对它们的认识，甚至认为它们的存在和含义就像蓝色或夸克一样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些都是属于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能够回答的问题，涉及到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
要回答这些问题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畴。简单来讲，从哲学层面探讨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从科学层面探讨量子力学，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奴隶制是错误的，无法理解为什么权利概念对于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如此重要，无法理解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自由和平等，无法理解什么样的行为才叫真正的爱国，等等。
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的认知，你现有的认知就会错误地影响你的语言，从而错误地影响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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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语言能影响你对物理属性或实在的认知，比如，蓝色；能影响你对抽象概念的认知，比如，自由。但还有一种影响是我们还没提及的，那就是对心理认知的影响。
比如，2015年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使用战争或战役比喻来形容癌症（也即是，“抗击”癌症），会让受试者更少采取癌症预防性措施，比如，限制酒精摄入量和戒烟。但另一方面，战争比喻却能帮助人们严肃看待气候变化。珀切斯学院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把阻止气候变化的努力形容为是“战争”，而不是“竞赛”，会让人们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更有紧迫感。
这就是语言对心理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比如，一句赞扬的话语，会让你心情大好；一句无意的玩笑，会让你心生猜疑。
在子女教育过程中，语言对孩子心理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如果你的孩子考试成绩很好，你会情不自禁地表扬他/她很聪明，这有可能会让孩子对自己更有信心。如果你的孩子考试成绩很糟，你想通过严厉的指责和批评来刺激他/她努力，而这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
实际上，即使是表扬孩子，也有技巧可言。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经典著作《终身成长》就告诉家长和老师，无数研究表明，表扬孩子不要表扬他/她聪明，要表扬他/她的努力，表扬他们具体做对了哪些事情。因为表扬聪明很可能会让孩子过分看重自己聪明这一特质，不敢迎接更大的挑战，或者面对失败时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和智力，而不是从努力程度、学习方法或其他方面去找原因，从而让自己陷入僵固思维。但对于孩子包括成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成长思维。
这个例子再次告诉我们，尽管语言的确会影响心理，这种影响有时又是负面的，而要消除负面影响，就必须具备正确的认知。就这一案例而言，正确的认知来自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不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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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语言与认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科学和哲学都能在探索两者的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从根本上讲，哲学对于这种关系的理解比科学更为深刻，因为除了像理查德·罗蒂这样的极端反实在论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当今大多数哲学家都认同，语言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现实世界，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抽象的概念世界，也即是说，虽然语言只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媒介，但这一媒介可以很好地不断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不断形成正确的认知。反过来，正确的认知又限制了语言所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就像是狗与主人的关系，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再大，也必定会受到正确认知的限制。正确的认知是主人，语言是狗，科学研究狗在什么情况下会偏离主人，能偏离主人多远，而哲学早就告诉科学，狗偏离主人再远，最终也得回到主人身边。这就是为什么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问题上，哲学的理解比科学更深刻的原因所在。
不仅如此，哲学对语言与认知关系的深刻理解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语言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都经不起论证推敲和实践检验，因此，我们惟有不断探索和学习，才能获得正确的认知，才能克服语言对我们感知、观念、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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