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明媚阳光下的爱琴海与圣托里尼岛的蓝色屋顶，对于英国人而言，它们都会被称为“蓝色（blue）”。但对于希腊人而言，较浅的蓝色会被称作“ghalazio”，而深些的蓝则是“ble”。研究人员发现，同时向母语为英语的被试和母语为希腊语的被试展示两种深浅不一的蓝色色块时，母语为希腊语的被试更容易辨认出两种蓝色的不同。现在问题来了——这是否说明，语言确实影响了人类对这两种蓝色的认知？
许多研究者坚信，语言确实在人类认知活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这一猜想仍缺少实证支持。
认为语言可以塑造人类认知和思维的观点，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语言相对论”假说。该假说认为，语言不只是对思想的基本表达，更对其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世界观的形成。起初，人们对此兴味盎然，但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这一观点逐渐衰落。
尽管如此，相关研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研究者坚信，语言确实在人类认知活动中扮演着某种角色，但“这种角色”的性质和程度，仍显得难以捉摸。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家特里·雷吉尔（Terry Regier）表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对大家说：‘看啊，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实验，并且得到了答案’。”但实际上，能够支持“语言相对论”的实验证据“仍不具备可复制的信度”。
如今，认知科学家正在尝试一些新技术，试图解答这一难题。方法包括直接观察人类大脑活动，即在其接受外部感知时，追踪脑部血流及脑电波活动情况，从而使研究人员获知语言作用于认知功能时的神经运行机理。此外，研究团队也将婴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这些胖乎乎的小脑袋，我们得以了解人类在学会说话之前大脑处理感觉信息的能力。相关实验确实得出了惊人的结论——语言，确实影响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2016年，日本研究人员通过测试婴儿对不同颜色和形状的神经反应，试图观察婴儿能否对颜色进行区分。研究发现，在婴儿尚未学会说“绿色”和“蓝色”两个词汇时，当颜色在蓝色与绿色之间转换，婴儿脑部特定区域的血流会加速，这表明大脑对蓝绿两种颜色的感知是不同的。而当被试婴儿看到两种深浅不一的绿色时，脑部血流并未发生相应变化。
该实验引起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安娜·富兰克林（Anna Franklin）心理学实验室博士生爱丽丝·斯凯尔顿（Alice Skelton）的注意，她希望进一步了解，婴儿大脑是如何界定不同颜色的。在她的实验中，她将被试婴儿固定在汽车安全座椅上，并向他们展示不同颜色的方块。每当一种颜色被呈现在婴儿面前，研究人员就会记录婴儿从盯住色块到看向别处的时间，然后更换一种颜色。由于婴儿总是喜欢不一样的事物，当下一个色块是一种新的或明显不同的颜色时，更容易抓住他们的眼球；而如果色块的颜色与前一个类似，他们就会显得不感兴趣。
研究发现，婴儿通常把颜色分为五组：红、黄、绿、蓝、紫，这一分类接近于人类视觉的自然支配。安娜·富兰克林（Anna Franklin）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也表明，正在牙牙学语的幼儿对颜色的认识并未有什么不同，即仍然基于人类视觉对颜色的感知，而不是他们新学到的词汇。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对于成年人，语言确实可以对颜色感知产生影响。爱丽丝·斯凯尔顿（Alice Skelton）认为，随着人的成长以及掌握更多的颜色词汇，是语言教会我们分辨更多的色彩。“实验的意义并不旨在说明，所有的颜色分类都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果。而是说，文化对认知的影响基于在生物学建立的区隔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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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弄清楚文化对人的影响——具体到语言对人类认知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个难解之题。回到希腊人和英国人对蓝色的感知问题上，有人就认为其结果不过是词汇本身的差异：由于希腊语中的蓝色本来就有两种说法，被试者自然就会为不同的蓝色打上“ghalazio”或“ble”的标签。而英语被试者虽然只用了“蓝色”一个词，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辨别出颜色的深浅，或许只是因为英语中没有可用的两种“蓝色”词汇。
（语言影响认知）的说法很难被否定，因为它确实是合理的。
对此，这一实验的设计者、威尔士班戈大学认知神经学家纪尧姆 · 蒂埃里（Guillaume Thierry）相信，“（语言影响认知）的说法很难被否定，因为它确实是合理的”。他试图进一步了解被试者看到不同蓝色时的脑部活动状况。在新的实验中，被试者不需要说出自己看到的颜色，研究团队将通过头皮电极跟踪人类视觉系统的微小变化，直接观察被试者看到不同蓝色后的神经信号活动。
实验向被试者交替展示一组圆形和方形的色块，当被试者看到方形时需要按下一个按钮。这些色块在蓝与绿的明暗色调之间随机切换，但参与者事先未被提示需注意颜色的变化。脑电监测结果显示，希腊语被试者的视觉系统对颜色为“ghalazio”和“ble”的色块反应明显，而这种变化在英语被试者中没有出现。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一脑电活动发生在200毫秒内，比普通人识别出这一单词的速度更快。
当被试者被问及看到了什么时，多数人甚至不记得看到了不同颜色的圆形。他们回忆出方形改变了颜色，但只能记得部分圆形的颜色变化。所有被试都能够回忆出方形有深浅两种蓝色，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在方形上。而当圆形色块中的蓝色发生深浅变化时，只有希腊语被试者下意识地表现出了差异。蒂埃里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即表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其视觉系统也存在差异，同时并不能用其他方式解释这种差异。”
在此基础上，蒂埃里的研究团队又进行了形状认知实验。如西班牙语单词“taza”既可指代茶杯，也可指代马克杯；而英语中则有不同的单词。在对分别以西班牙语和英语为母语的被试者展示“茶杯”“马克杯”“碗”的图片后，当看到“茶杯”和“马克杯”时，英语被试者的脑部活动表现的更为活跃。
这些被迅速触发的脑部活动发生在人们的无意识状态下，问题在于，这种语言对认知的影响是否会延续到后续行为中？蒂埃里表示，这一点仍然难以确定：“我们的研究结论基于人类大脑的无意识反应，而在这种研究中，一切行为和态度的关联都只是不确定的。”
但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仍旧未能找到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证据。在现实中，“语言相对论”可能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有些看起来可能十分寻常。也许多学习了一种表达“蓝色”的单词仅仅是改变了你在爱琴海度假时的印象。
我们看到的、闻到的，以及一切感知过程，多少都会激起一些思想上的变化。正是出于这一点，语言和认知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仍值得我们继续探索。研究语言对颜色认知的影响只是第一步。雷吉尔称，“从更宽泛的角度出发，类似研究有着普遍性的意义，是一种对人类思维交互过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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