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荒诞的事情。最有反讽意味的现象之一，就是一部分声称捍卫真理、对抗无知的人士，正在复兴某些已被彻底扒皮的伪科学。一小拨人类学家、智商研究人员、心理学家和自诩为高格调异见人士的学者，如今出面力挺所谓“逆耳的事实”，鼓吹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更聪明的观点。此类观点经数量惊人的主流媒体和边缘媒体合力传播，影响着新的受众群体，被他们引为自身种族优越感的理论依据。
种族和智力之间存在关联，是所谓“种族科学”（race science）或曰“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的主要原则。种族科学家声称，不同种族群体的社会结果（如预期寿命、学历、财富和监禁率）差异自有其进化论依据。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逊于白人，因为前者往往天生智力较差。
尽管种族科学一再遭学界扒皮，但近些年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如今，热心推动种族科学的人大多是“极右派”明星，他们喜欢利用伪科学从学术角度为民族主义政治站台。如果你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天生不聪明，那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权法案或外国援助等自由主义救济手段注定徒劳无益。
最近有许多例子表明，右翼人士为种族科学击鼓助阵。例如，2016年7月，时任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老板、后来成为特朗普麾下首席战略家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一篇文章中隐晦地提到，一些被警察枪杀的黑人或许是罪有应得。“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班农写道，此话令人不禁联想到科学种族主义最臭名昭著的论点之一：黑色人种在遗传学上较其他人种更具暴力倾向。
在种族科学复兴的背后推手当中，有一位在不久前还是个知名的主流公众人物。2014年，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写了一本关于种族科学的书，堪称过去20年内最大的毒草。此书名为《令人烦恼的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韦德在其中重复了三条种族科学的陈词滥调：一、“种族”这个概念，对应着不同人类群体间深刻的生物学差异；二、不同种族人类大脑的进化方式有所不同；三、这一点在不同种族的平均智商差异中得到证实。
韦德的书问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139位世界顶级的人口遗传学家和进化理论家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封联署信，指责韦德篡改滥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细节更为详尽的批评。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杰里·科因（Jerry Coyne）将韦德的理论称作“最糟糕的科学”。然而，一些右翼人士接纳了韦德的观点（这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将他塑造成一个诚实知识分子的典范，并且声称，令他噤口的并非学界大腕的反对，而是“政治正确”的原则。
“对我的书的攻击纯粹是政治性的，”韦德告诉斯蒂芬·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后者是极右翼新科学种族主义最有名的推动者之一。上述言论发表于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月，韦德在莫利纽克斯的YouTube视频栏目中接受采访，这档视频的观看人数以千万计。韦德继续说：“这些攻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它显示了这种群体信仰极尽荒谬的一面。”
莫利纽克斯近期访谈的另一位嘉宾是政治学家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他是《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的作者之一。书中认为，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天生就不如白人和亚洲人聪明。此书于1994年首次出版时，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被学术评论家们批得体无完肤。
身为大学校园抗议活动的经常性靶子，穆雷已经成为保守派的名义领袖。保守派想把进步人士描绘成没有思想的伪君子，指责其抛弃了构成自由社会根基的开放话语原则。这种逻辑促使一些主流文化人物将穆雷尊为科学辩论的偶像，或者至少借此显明他们自己胸怀博大，能够接纳“真相有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可能性。去年四月，穆雷现身于非虚构作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播客上。穆雷利用这个平台声称，攻击他的自由派学术评论家们“撒谎时没有任何明显的负罪阴影，因为我猜想，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他们自认为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期播客节目题为“禁忌知识”。）
在历史上，种族科学不仅塑造了政治话语，也塑造了公共政策。《钟形曲线》出版后的第二年，正值共和党把持的美国国会削减穷人福利的准备阶段，穆雷在参议院福利改革委员会作了专家证词。最近，帮助推动共和党最新的富人减税政策的国会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又声称穆雷是贫困问题专家。
现在，随着种族科学重新回归主流话语，其影响业已通过诸如班农这样的人物渗透到美国政府的上层。英国也未幸免于这种复兴:《伦敦学生报》（London Student）最近披露，一个关于情报和遗传学的半秘密会议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了三年，而该校并不知情。与会者中包括来自阿尔斯特大学（Ulster University）的88岁的进化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他自称是一个“科学种族主义者”。
科学种族主义没有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种族主义的听信度高于科学。这为像穆雷和韦德这样的人留下了一个机会，与他们的媒体支持者一起，把自己塑造成理性调查的温良捍卫者。我们一直以来全力攻击他们明显的偏颇立场，以致于忽略了讨论科学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阐明一个问题：种族科学家们究竟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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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和智力一样，是个出了名的模糊概念。个体往往与其他种族的成员共享更多的基因，与本种族成员的基因相似性反而较低。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结构——但也不否认有一些群体（科学术语中的“人口群体”）拥有大量共同的基因遗传。因此，种族科学在科学上的基本出发点并不牢靠。
所谓的种族科学，至少和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一样古老。直到1945年，在许多西方国家它还被视作一种传统智慧。尽管在纳粹大屠杀之后，种族科学被新一代的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拒绝，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又沉渣泛起。从那时起，它就经常重新回到主流话语中。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
1977年，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我在国立高中读最后一年，当地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向我们发表演讲，然后接受问答。他被问到黑人是否和白人一样聪明。他否认了这点，表示智商测试证明白人更聪明。他指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声称，人类智商80%取决于基因，而不是环境，黑人和白人的智商差异基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为了支持白人至上的统治制度，发明了这样的观念：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和智力潜能。在美国，种族和智商的话题也同样被政治化，詹森的论文被用来反对福利计划，例如旨在帮助儿童摆脱贫困的“有利开端方案”（Head Start programme）。但这篇论文发表后很快遭到强力反驳，43年后，纽约时报将此称为“一场国际性的舆论风暴”。尤其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学者们发表的驳斥文章多达数十篇，学生们还烧毁了杰森的雕像。
最近，关于种族和智商的观点的复兴始于一个看似无害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某犹太研究机构发表演讲，提出“德系犹太人天生特别聪明”；次年，他又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长文，重申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这种说法一直是种族科学佩戴的一张微笑假面：如果说犹太人天生更聪明，按此逻辑，其他人自然就不那么聪明了。
平克的文章背景是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德系犹太人智慧的自然历史”，由三位人类学家在犹他大学共同撰写。在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德系犹太人的高智商分数表明他们比其他任何人（包括其他犹太人群体）更聪明。
这种进化的发展理论据信起源于公元800年到1650年之间。当时主要生活在欧洲的德系犹太人受反犹主义的限制，只能从事货币借贷生意，因为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一种等而下之的行当。该论文认为，这种智商上的快速的进化是可能的，部分原因在于，犹太人不和外族通婚，意味着“非常低的内向基因流动”。这也是德系犹太人中家族黑蒙性痴呆和高雪氏症等基因病的发病率畸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声称这些疾病是指向高智力的自然选择的副产品；据说那些携带上述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比其他人更聪明。
平克在其发表于《新共和》上的文章中沿用了这一逻辑，又在其他地方称道那篇关于德系犹太人的论文“论证充分到位”。他接着谴责那些怀疑讨论种族间遗传差异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人，并声称“个性特征是可测量的，可在一个群体中遗传，一般而言在不同群体之间略有差异”。
在随后的几年里，尼古拉斯·韦德、查尔斯·穆雷、理查德·林恩，以及名望日增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一批人积极参与到关于犹太人智力的学术讨论当中，以此作为重磅材料，用以宣扬他们的观点，即不同人群的智能遗传有所不同。这个团体的另一个成员是记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他曾在1994年为《钟形曲线》极力摇旗呐喊，在他当时任编辑的《新共和》杂志上专门撰文推介此书。2011年，他再次加入辩论，以自己的热门博客“The Dish”为平台，宣扬不同的人口群体在智能潜力上天生不同。
沙利文指出，德系犹太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数据中是“惊人的”。这是种族科学修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即宣称尊重数据，而不是政治立场。极右派甚至用另一个名字重新定义了种族科学，称之为“人类生物多样性”，听起来像是直接从大学课程目录中摘录出来的一样。
在种族科学的语汇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反对它的人关于人类平等的本质的追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臆想。最近，彼得森在一期YouTube访谈中告诉莫利纽克斯：“关于智商方面的研究文献揭示，没有人愿意陷入这种情形。”就连著名社会科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也批评自由主义者是“智商否定者”，他们基于一种误导性的信念，认定社会结果完全依赖于后天培养，是可变的，因而拒不接受不同人群因遗传造成智商差异的真相。
种族科学的捍卫者声称，他们只是简单地描述事实本身，而事实并不总是令人舒服。沙利文在2013年写道：“我们仍然是同一物种，正如贵宾犬和小猎犬是同一物种；但是，一般来说，贵宾犬比小猎犬更聪明，而小猎犬的嗅觉则比前者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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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现于公众讨论中的种族“科学”——无论体现为贬抑黑人的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学说，还是所谓德系犹太人拥有更高智力水平的所谓友好主张——通常至少包含以下三种说法中的一种，而无论哪一种都没有科学事实依据。
第一种说法是，远在45000年前，当欧洲人的祖先克鲁马努人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面对的自然条件要比在非洲严峻得多。更严峻的环境挑战导致了高智商的发展。理查德·林恩在2006年写道，面对北方的寒冷气候，“智能较差的个体和部落渐渐绝迹，而更聪明的个体和部落则得以存活下来。”
这里姑且不提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业、城镇和字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不以寒冷而闻名，单说一点：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史前撒哈拉以南部非洲即已存在现代水平的智慧。过去15年间，南非印度洋沿岸的洞穴考古发现表明，在7~10万年前，一批生理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将赭石与骨髓脂肪和木炭仔细混合在一起制成颜料，制作珠子装饰自己，又制作鱼钩、箭头和其他复杂工具，在有的步骤中需要把它们加热到315摄氏度（600华氏度）。相关研究人员，如南非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指出，这些人都是聪明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正如他所说：“我们正在把现代人类拥有象征性思维能力的起点向后推——一直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种族科学的第二个基本论点是：人类的身体不断进化，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不同的人群进化出不同的肤色，在某些疾病的患病可能性，以及乳糖耐受性等方面均有差异。那么，凭什么认为人类的大脑就不能持续进化呢？
这里的问题在于，种族科学家们没有遵循同类比较的原则。上述的身体变化大部分涉及单个基因突变，它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进化期间内传播到整个种群。相比之下，人的智力——甚至智商评估时所测度的特定智力领域——则涉及到一个或许由数千个基因组成的网络，这方面发生任何可察觉的进化，可能至少需要10万年的时间。
“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基因在大脑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以某种方式促进智力的发展，因此，至少在过去的10万年里，认知进步的证据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克鲁马努人研究领域公认的顶级专家之一、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Ian Tattersall）指出，早在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亚洲和欧洲之前，他们已经在脑力方面达到了进化的顶点。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没有适当条件在物种层面展开任何有意义的生物学进化。”
事实上，说到不同群体的潜在智力差异，人类基因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遗传变异非常有限。1987年进行的一项DNA研究表明，今天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非洲祖先：“线粒体夏娃”，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由于这种在进化论语境中相对晚近的共同祖先的存在，人类群体拥有的共享基因比例较其他哺乳动物更高。例如，生活在非洲中部的黑猩猩的单一亚种，其遗传变异性比整个人类群体要大得多。
迄今为止，没有人成功地分离出任何“决定”智力的基因，指向该方向的所有研究论断都在同侪审查中化为尘土。正如爱丁堡大学认知老化专家伊恩·德瑞教授（Prof Ian Deary）所云：“很难指出哪怕一个基因与年轻健康成年人的正常智力切实相关。”智力并不会被整齐地包装在任何一条DNA链上并贴上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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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种族科学决定性地植根于第三种说法之上：不同群体的智商平均值有遗传基础。如果这种说法被驳倒，那么整座大厦——从德系犹太人智力优越论到所谓黑人贫困的必然性——就会随之崩塌。
在我们能够正确评估这些说法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智商测试的历史。公众普遍认为，智商测试提供了一种测量恒定智力的方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地观察，就会发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智商测试诞生于1904年，它的发明人、那位谦虚的法国人阿尔弗雷德·比内（Alfred Binet）深知人类智力太复杂，不能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他着重指出，“智力……不能用测量线性表面的那套方法来衡量，”并补充道，过分强调智商“会造成形形色色的错觉”。
但是比内的智商测试法被美国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智商是与生俱来的，并运用这套方法来指导移民政策、种族隔离主义政策和优生政策。早期的智商测试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问题。（比如，一战期间美国士兵智商测试中有一道题：“卡菲尔人有几条腿？2，4，6，8?”）随着时间的推移，测试内容逐渐不那么变态，并已证明在测量特定智力倾向方面是有用的。但我们并不能从中得知，智商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究竟是基因还是环境。要想弄清这点，需要更多的信息。
检验这个假说的方法之一，就是看看你能否通过学习提高智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表明纯属环境因素的教育水平会影响智商测试得分。众所周知，经过有针对性的智商测试练习，测试得分就会上升，但是其他形式的学习也会有所帮助。2008年，瑞士研究人员招募了70名学生，其中一半学生练习基于记忆的电脑游戏。结果这35名学生的智商测试得分都有所提高，而另外35名在整整19周的试验中每天进行针对性练习的学生，分数提升幅度最大。
另一种用来证明智商取决于先天而非后天因素的方法，是在同卵双胞胎出生时加以鉴别，然后安排他们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这种实例并不常见，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一直令人怀疑——比如20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研究，他声称已经证明了智商是与生俱来的。（伯特死后，人们发现他伪造了很大一部分数据。）
1979年，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发起了一项真正的双胞胎研究，尽管该研究的资助方是公然持种族主义立场的先锋基金（Pioneer Funds），但他的研究结果令人颇感兴趣。他研究了同卵双胞胎，他们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在出生之时就被分开了。由此可以看出环境和生物学因素在同卵双胞胎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贡献。他的理念是，如果这对双胞胎在不同环境中长大，但是出现了相同的特征，那就说明基因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
问题在于，该研究中的大多数同卵双胞胎被收养到同一类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他们最终发展出相似的智商水平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双胞胎被收养到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教育水平的家庭当中，结果智商差异很大，其中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0分，另一对双胞胎智商相差29分，套用某些智商分类术语来讲，这相当于“迟钝”和“高智商”之间的差异。换句话说，在环境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后天教育对智商的影响似乎比先天禀赋要大得多。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
但是，当你的目光从个体转移到整个群体时会发生什么呢？先天因素是否仍对智商平均值有所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智商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或许非新西兰人吉姆·弗林（Jim Flynn）莫属。智商测试是一种校准测试，在任何特定时间全体测试对象的智商均值都是100。在20世纪90年代，弗林发现，如果要维持这个平均值，每一代智商测试都必须更具挑战性。他发现，按照现行标准衡量，一百年前人们的平均智商为70分左右。
然而，百年以来，人类基因并未发生改变。但弗林指出，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抽象逻辑，而这恰恰是智商测试所测量的那一小块智力领域。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多接触到抽象的事物，这就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得分不同的原因所在。弗林据此得出结论，不同种群之间的智商均值不同，完全取决于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一些人群中观察到的平均智商分数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提升速度最快的是肯尼亚儿童，一项研究显示，在1984年至1998年的14年里，肯尼亚儿童的平均智商提升了26.3分。究其原因，与基因完全无关。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在半代人的时间里，肯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健康状况和父母识字率均有所提高。
那么，德系犹太人的情形又当如何解释？自从2005年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发表以来，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德系犹太人的遗传孤立程度远低于该论文描述的状况。针对“德系犹太人群的高发遗传病源于快速的自然选择”这种观点，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疾病是由一个随机突变引起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携带此类致病基因变体者的智力水平比其他人更高或者更低。
但是在智商测试方面，这篇论文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二十世纪头二十年间进行的多次智商测试屡屡表明，德系犹太裔美国人的得分低于平均水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士兵进行的智商测试发现，北欧人的得分大大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对考试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们的数据……更倾向于反驳普遍认为犹太人非常聪明的观点。”然而，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针对以色列两代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出类似的模式：老一代的智商为92.8，年轻一代是101.3。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在1948年和1990年，美籍华人的平均智商分别为97分和108.6分。1972年到2002年间，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之间的智商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可以合理地宣称，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者非裔美国人的基因发生了变化。纽约大学的人类遗传学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雷（Harry Ostrer）在读过犹他大学的那篇论文之后，对史蒂芬·平克的观点表示异议：“从科学角度而言它很糟糕，不是因为其论点非常冒犯人，而是因为它是糟糕的遗传学研究和糟糕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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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已经奠定了我们对真实的科学的认知。这位曾经凭借一己之力解码人类基因组的美国生物学家，针对“种族与智力之间存在关联”的主张，公开宣称：“在科学事实或人类遗传密码中，没有任何依据能证明肤色可以预测智力。”
然而，种族科学仍不放弃支持右翼的臆想。今天的右翼活动家们从既往争论中汲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他们利用YouTube平台，攻击左翼自由派媒体和学术机构，指责它们不愿意正视“事实”，随后，他们将种族科学用作一种政治手段，推进他们小政府、反福利、反外援的纲领。
时至今日，这些政治目标变得越发清晰可辨。在对尼古拉斯·韦德的访谈过程中，斯蒂芬·莫利纽克斯指出，不同的社会结果乃是不同种族间的先天智商差异造成的——如他所云，结果就是高智商的德系犹太人和低智商的黑人。韦德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在影响黑人社会结果方面，“偏见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紧接着，他便开始谴责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是一种浪费”。
与此类似，萨姆·哈里斯在播客里采访查尔斯·穆雷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钟形曲线》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喜爱，继而询问探讨种族智力差异的目的何在？穆雷立即不失时机地表示：它可用于抵制某些政策，比如，基于“无论男女、无论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而制定的教育和就业平权法案。
种族科学不会很快消失。其主张只能靠着科学和教育，缓慢然而刻意地予以消除。而且，这些主张必须被消除——不仅因为它们会造成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更因为它们确实是错的。右翼人士声称，这些观念在政治上令人不适，因而可能受到审查制度或污名化的威胁。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此。归根结底，种族科学是糟糕的科学。或者说，它根本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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