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ustration by Sam Chivers
乌班图哲学起源于古代非洲。按照它的说法，新生儿尚不能称为“人”。初生时，人没有自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互动和经验中才能习得它。因此，西方哲学中自我／他者之间清晰的分野在乌班图哲学中变得模糊起来。出生于肯尼亚的哲学家约翰·姆比蒂（John Mbiti）在著作《非洲的宗教与哲学》（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中如是说：我在，因为我们在；因为我们在，所以我在。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一部分从社会的历练中锻造出来。社会关系赋予我们自我认知。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依赖于众多他者：家庭、朋友、文化背景、同事等等。在杂货店购物的我和与博士导师交谈的我不是同一个自我。即便是最私人化、最个性化的自我印象也无法摆脱他人的意见和印象：赞同我的人，批评我的人，以及那些称赞我的人。
Descartes was wrong: ‘a person is a person through other persons’ – Abeba Birhane | Aeon Ideas
According to Ubuntu philosophy, which has its origins in ancient Africa, a newborn baby is not a person. People are born without ‘ ena’, or selfhood, and instead must acquire it through interactions and experiences over time. So the ‘self’/’other’ distinction that’s axiomatic in Western philosophy is much blurrier in Ubuntu thought.
但是，自我的摇摆不定和充满歧义让人不安。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这份不安归因于笛卡尔。这位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相信，人本质上是独立自给的，是一个内在理性的存在，应该用怀疑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他头脑以外的世界。尽管笛卡尔没有单独创造出现代思维，但他在定义其框架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笛卡尔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谜团。他想不倚靠上帝赐予的智慧，另外找到一个稳固的观点来观察世界，使得他能观察到自然界的白云苍狗之下的永恒规则。笛卡尔坚信，在确定和世俗的富足之间，存在权衡。你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思故我在”——即，你思考的状态。其他人和其他事物是不稳定且难以预测的存在。因此，它们和认识自己的基本律条毫无关系。认识自我从来都是独自进行的，需要不断的深思。
在认识到精神和身体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基础上，很少有备受尊敬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被认为是个彻底的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者。但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目之所及，已遍布每一个角落。记忆测试的实验设计趋于从一个假说出发，即自我和世界之间是可能存在明确界限的。如果记忆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颅中，那么，将一个人从他的日常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并在人造的封闭实验室中使用卡片或荧幕来检测他的记忆是百分百可行的。人被视作独立的个体，区别于环绕他的一切，是在大脑中被篆刻为一系列认知过程的存在。记忆一定是你拥有的事实，而不是你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产物。
社会心理学标榜自己致力于检验认知和社会间的关系。但即便如此，其研究常常假定如下主张：“询问”这一行为，其真正焦点在于一系列笛卡尔式议题的集合，而不是始终与他人共同演化的自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对吉诺维斯案产生兴趣。吉诺维斯是一位年轻的白人女性，在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歹徒刺伤。很多人看到了这起罪行，却无人挺身而出。达利和拉塔内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模拟日常中的危机情况，比如癫痫发作、隔壁房间冒烟等，以此来观察人们的反应。他们首次发现了所谓的“旁观者效应”，即周围有他人存在的时候，人们对处于紧急情况中的个体的响应会变慢。
达利和拉塔内认为，这种现象归因于“责任分散”。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义务在人数众多的群体中被稀释了。但美国心理学家弗朗西斯·切利（Frances Cherry）对此有不同意见。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偏执细节：论研究进程》（The Stubborn Particulars of Social Psychology: Essays on the Research Process）中提到，这种通过数字解释行为的方法剔除了重要的语境，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当事人的真正动机。当时的社会不曾关注女性遭受暴力困扰，吉诺维斯案被这一时代背景衬托得尤为醒目。切利提到，当时的人们不愿意介入一桩可能是家庭纷争的暴力袭击中。她进一步说，一个贫穷的黑人女性被谋杀也很难吸引媒体的关注。但是，达利和拉塔内关注的焦点让这些结构性的因素变得更加难以察觉。
自我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关系化的、与世界紧密相拥的；另一种是自主内向的——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消除它俩之间的分歧？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答案在于对话。我们需要他人来对自己的存在进行评估，并借此构建完整连贯的自我印象。回想那个醍醐灌顶的时刻：当一个诗人说出了你无法表达的感受；或者当你为总结思绪费劲心血时，朋友信口而出。巴赫金相信，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你才能欣赏自己独一无二的观点，才能将自己视作一个实体存在。他这样写道：“透过他人的灵魂之窗，我看到了自己的外在”。自我和认识不断演进，永远处于动态；自我也永不消亡——这点一目了然。
因此，现实并不是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去发现。“真理不会诞生于或被发现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它诞生于人类集体对真理的追寻之中，诞生于人们之间对话形式的互动中”。这句话出自巴赫金写的《陀思妥耶夫问题》（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这本书。“没有任何东西单纯地是它本身，完全脱离它所处的关系网络”。“存在”这个动作或事件一定发生在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空间。
想要纠正笛卡尔式观点的局限性，就要承认，他人对于我们的自我认知有着重要意义。来思考两个不同的儿童心理学模型。简·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提出，笛卡尔式的潮流下个体的成长伴随精神进程方面的重组。不断成长的儿童被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学习者，一个富有创新的科学家，孤身一人，奋力要搞清世间的真相。另一个理论——对话理论则不相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它在丽萨·弗罗因德（Lisa Freund）的玩偶屋研究中得以呈现。该理论强调儿童和那些为之提供认识世界的“脚手架”的成人之间的互动。
这里举一个略残酷的例子：监狱中的单人囚室。这项惩罚最初被用于促进犯人自省，改变囚徒的内心想法，促使他们反思罪行，最终帮助犯人在重返社会时变成一个良好公民。但是，事实上，对这些囚犯的研究表明，如果接受此类惩罚太久，其自我意识就会消融。囚徒们更容易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焦虑、紧张、失眠、无能感，以及扭曲的时间观念都是困扰他们的问题。与外界的联系和互动，是形成和保持连贯完整的自我印象的重要外在条件。剥夺这些条件后，人会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
具身认知和生成认知的领域开始严肃对待自我的对话模式。但是总的来说，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只愿意采纳个人色彩浓厚的笛卡尔式的猜想，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网络切断。有句祖鲁族谚语，Umuntu ngumuntu ngabantu，意思是“他人在，故我在”，在我看来，这句话比“我思故我在”更完满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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