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2岁的时候，拉奎尔·贝内特（Raquel Bennett）一直在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在数十年的岁月里，她都在与重度抑郁症抗争，试了很多抗抑郁药，以及多年的心理咨询。这些疗法起效了，但没能让她抵御这种令人不断衰弱的精神疾病。“我很绝望。”贝内特如是说。

2002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她接受了氯胺酮的静脉注射。氯胺酮是一种麻醉剂，也是一种俗称“K粉”的迷幻药。第一次使用氯胺酮时，贝内特就产生了幻觉：上帝将金色的大钥匙插入她的耳中，唤起她的大脑。“就像我住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灯突然被点亮了。”她说，“刹那间，一切都被照亮了。”

这种药物缓解了贝内特的抑郁症，在数分钟内就消除了她的自杀倾向。药效持续了数月，她说药物给予的喘息机会救了她一命。她对药物的快速起效着迷，写了关于氯胺酮的论文，并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最近，她在位于加州伯克利的一家诊所工作，该诊所专门用氯胺酮治疗抑郁症。“它的作用与我试过的其他药不同，而且它的效果更好。”她说。

当贝内特尝试氯胺酮时，使用迷幻药物治疗抑郁症仍然是非常边缘的理论。然而，自21世纪初的第一例试验开始，已经有几十项临床试验表明，低剂量的氯胺酮注射可以在数小时内缓解抑郁症的症状，例如自杀倾向。

即使氯胺酮的剂量很低，它也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比如灵魂出窍的感觉、生动的幻觉、混乱感以及恶心。氯胺酮的抗抑郁效果通常不会超过一两周。在无药可用的时候，这种药物似乎可以发挥作用——大约30%的严重抑郁症患者对其他疗法没有反应。而且它见效很快，对于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而言，数周才能起效的传统抗抑郁药可能来不及挽救他们，因此氯胺酮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

“当你开百忧解的处方时，你得说服患者吃药几周是值得的。”耶鲁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约翰·克里斯塔尔（John Krystal）说，“使用氯胺酮后，患者可能会在当天或次日就感受到疗效。”

有关氯胺酮的这些风声可能让人忽略其未知的部分。在2017年4月的《JAMA精神病学》（JAMA Psychiatry）上，美国精神病学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有研究表明氯胺酮的滥用者（通常摄入很高的剂量）会出现记忆丧失和膀胱损伤，关于重复使用氯胺酮的安全性数据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临床试验仅关注单剂量，而且随访患者的时间也只有一两个星期，所以科学家还不知道长时间重复服药是否安全。但安全性正是抑制抑郁的必要条件。

该分析还警告了氯胺酮已被证实的滥用可能性。作为毒品，大剂量的氯胺酮会使人上瘾。有证据表明，氯胺酮可与阿片受体结合，这预示着哪怕低剂量的氯胺酮也可能引起上瘾。

贝内特表示，她接受氯胺酮的常规注射已经有17年了，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很少。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上瘾，因为在相邻的注射之间，她没有感受到对它的渴求。但她确实感觉到药物依赖，就像高血压病患者为治疗高血压服用药物一样，她说。

不过，她也承认大多数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争论：根本没有足够数据来揭示治疗抑郁症的最佳剂量，哪些人最有可能从氯胺酮治疗受益，以及长期治疗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懂怎么用它治疗抑郁症，”贝内特说，“最佳剂量是多少？最佳给药途径是什么？用药频率如何？持续治疗会是什么效果？一直用它是安全的吗？”

这些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但药企们急于将氯胺酮抗抑郁药推向市场。在2019年3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款氯胺酮衍生的鼻喷雾剂——艾氯胺酮，它由强生旗下的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ceuticals）研制。在杨森的三期临床试验中，五个试验中仅有两个显示其疗效好于安慰剂。然而，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仍在2月份建议FDA通过审批。氯胺酮因此成为50多年来首批上市的新型抗抑郁药，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小卡洛斯·扎拉特（Carlos Zarate Jr）说。

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涌向提供氯胺酮静脉注射的私人诊所。由于该药在20世纪70年代被批准为麻醉剂，医生可以合法地将其作为“标签外”的抑郁症治疗方式。许多氯胺酮诊所都有很多人登记排队，盛况空前，以至于它们都不再接诊新患者，而杨森的鼻喷雾剂可以迅速扩大治疗的覆盖面。

但是许多研究者担心，鼻喷雾剂不但无法解决很多问题，还会造成新的问题。虽然FDA规定鼻喷雾剂只能在经过认证的医生办公室或诊所使用，但艾氯胺酮就像氯胺酮一样，正在成为人们惯用的抗抑郁药，而且难免沦为药物滥用者的嗑药选择，斯科特·汤普森（Scott Thompson）说。汤普森是马里兰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他和萨拉特在2019年合作了一篇有关快速抗抑郁药的综述，文章发表在《药理学与毒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汤普森指出，鼻喷雾剂不能像静脉注射那样精确给药。

在汤普森看来，尽管在私人诊所的氯胺酮静脉注射每次都要花费数百美元，每剂量只花费不到一美元的艾氯胺酮和普通氯胺酮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杨森制药表示，艾氯胺酮每次的治疗费用从590美元到885美元不等，且并不包括管理费和观察费。

在经历数十年寻找新型精神药物的努力之后，萨拉特和其他人仍然乐意看到大型药企投资氯胺酮。一些药企正在测试其他氯胺酮样制剂，希望开发具有抗抑郁潜力的药物，并且去除它的副作用——迷幻感和解离感。

也有研究人员在测试氯胺酮是否适用于抑郁症以外的情况，比如强迫症，再比如特定类型的患者——如患有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还有科学家用其探索神经科学中的最大谜团之一：导致抑郁的原因是什么？

抑郁症，快与慢

2001年，作家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撰文描述了自己30岁出头的抑郁经历：“想象一个坚硬如铁的灵魂，它充满悲伤，锈迹斑斑，略有抑郁，而严重抑郁会导致整个灵魂的崩溃。”

在所罗门首陷抑郁症的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者推测，抑郁症导致的大脑病理性改变，本来就会很缓慢地恢复。这种看法，根植于百忧解这类作用缓慢的药物之适度但充满争议的成功。

这些药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得到发展的。人们在当时偶然观察到，高血压药物“利血平”（蛇根木或魔鬼辣椒的提取物）会让人非常沮丧。在发现利血平消耗大脑中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后，科学家们猜测降低神经递质水平会导致抑郁。他们继续开发单胺类抗抑郁药，这些药物旨在提高大脑中这些化学物质的循环水平。

现今，单胺类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比如百忧解、舍曲林和依地普仑，以及较旧且不太常用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三环和四环类抗抑郁药。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些药物是否在发挥作用。但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迄今最全面的研究表明，尽管只比服用安慰剂管用一点，它们的确降低了大约60％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

只有经过几周的治疗，才会显现出治疗的益处，然而大约三分之一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耐药患者）对至少两种单胺类抗抑郁药无反应。

到21世纪初，单胺假说已经被逐渐放弃。一部分原因是抗抑郁药在患者当中的表现平庸，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实验表明健康人群中神经递质的消耗不会使人沮丧。科学家们现在认为，百忧解这样的药物并不能从根本原因上直接治疗抑郁症。相反，他们认为药物通过间接机制起作用，巧妙地促进突触的生长和新神经元的诞生，并以某种方式缓解症状。

所罗门晦暗的腐蚀隐喻至少有一部分是和科学相通的。许多科学家如今都同意，抑郁会缓慢地吞噬神经通路，这些神经通路承载着我们的价值感和幸福感、我们去看电影或起床的动力。但是氯胺酮研究带来新的希望：处于抑郁状态的大脑并不像生锈的铁，它能经由修复和加强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得到恢复。

在神经连接中寻找答案

3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某些脑部化学物质（比如5-羟色胺）的低水平导致了抑郁症。提升这些化学物质的水平可以消除症状。

“我觉得抑郁症需要数月或数周的治疗——在治愈过程中涉及的可塑变化需要数周才能重置。”马里兰大学的神经药理学家托德·古尔德（Todd Gould）说。但氯胺酮的起效速度使人们对这个想法产生了怀疑。

古尔德指出，新证据表明抑郁症由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的问题导致。关于这种错误神经回路的许多假设来自于啮齿动物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学家发现了小鼠和大鼠大脑的有趣异常，这些异常发生在特定的应激源下，比如被一个大的、好斗的雄鼠欺负。

压力与创伤是人类抑郁症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但是科学家没法问大鼠或小鼠它们是否抑郁了。于是，他们选择了测量典型抑郁症状的行为测试，比如快感缺乏，即无法在愉悦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的能力，汤普森说。在试验中，抑郁的动物“很容易放弃”意愿，比如放弃通过工作获得诸如糖水之类的奖赏，或失去对潜在配偶尿液气味的兴趣。“它们甚至不愿穿过笼子。”他说。

汤普森和其他研究者发现，在抑郁动物中，传递奖励信号的神经元之间存在较少的连接或突触。其他实验室发现对于决策、注意力和记忆力至关重要的神经元回路的连接萎缩。对情绪低落人群的脑成像研究也发现，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出现异常活动，这表明在啮齿动物身上的发现可能也适用于人类。

如果将抑郁症归咎于错误的神经连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萎缩的神经通路重新生长？”克里斯塔尔说。

回路训练

许多科学家现在相信，问题的答案是大脑中最丰富的神经递质——谷氨酸。

谷氨酸是大脑的主力。它传达了短暂的思想和感受，并通过加强突触联系来形成记忆。谷氨酸是在你学习骑车之后数年仍然会骑车的原因，即使你从来没有练习过。

并不是所有的谷氨酸活动都是好的。太多的谷氨酸会导致大脑中的电风暴——一次癫痫的发作，而且长期高水平可能导致痴呆症。谷氨酸受体的异常与一系列广泛的精神疾病有联系，例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为了保持平衡，被称为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细胞就像刹车一样，释放出一种叫做γ-氨基丁酸（GABA）的神经递质，可以平息大脑的活动。大部分改变精神的药物通过改变GABA和谷氨酸之间的平衡而发挥作用。例如，安非他命和PCP增强谷氨酸信号传导，而酒精抑制谷氨酸并增强GABA。

在上世纪90年代，科学家已经发现氯胺酮触发大脑前额叶皮质中谷氨酸的涌现。这些脑区管理注意力并且在情绪调节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使用氯胺酮时，许多人会体会到的灵魂出窍的感觉，因为谷氨酸的快速释放在前额叶皮质中“激发了一大堆神经元”，神经科学家比塔·莫哈达姆（Bita Moghaddam）说。他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时，发现了药物对大鼠谷氨酸的转化作用。

科学家并不确定氯胺酮如何形成更强的神经回路。但这个假设大致如下：当氯胺酮进入大脑，它导致神经活动的短期爆发，触发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并且增强在神经元之间更丰富的突触联系。

许多研究者起初认为，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依赖于神经元表面的结构，即NMDA受体。氯胺酮就像一把万能钥匙一样，可以与许多不同类型的NMDA受体结合，促使神经元释放兴奋性谷氨酸神经递质。

然而，这个假说遭遇打击，因为旨在结合NMDA受体（如氯胺酮的作用）的一些药物没能通过抑郁症治疗的临床试验。

艾氯胺酮也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氯胺酮是由两个互为镜像的分子构成的：R-氯氨酮和S-氯胺酮。艾氯胺酮则仅仅含有S-氯胺酮分子，这种S型结合受体的效能（结合受体并引起的最大反应）是R型的四倍左右。虽然有如此高的效能，在啮齿动物模型中的实验却表明，S-氯胺酮作为抗抑郁剂，要比R-氯氨酮有更低的效价强度（引起一定效果所需要的剂量。效价强度越低，需要越多的剂量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但在人类身上，R-氯胺酮是否同样表现出更高的效价还是未知的。

萨拉特等人认为，氯胺酮可能作用于另一种谷氨酸受体AMPA。研究者希望通过确定氯胺酮的作用位点的受体来开发副作用更小的类似药物。其中的研究热点是一种叫去甲基氯胺酮（hydroxynorketamine, HNK）的化合物。它是氯胺酮的代谢产物之一，虽然不会结合NMDA受体，但是在啮齿动物身上仍然能够引发迅速的抗抑郁效果，并且这种药似乎并没有氯胺酮引起眩晕的副作用。萨拉特和古尔德计划在2019年开启第一例小型临床试验，来验证去甲基氯胺酮在人体上的安全性，此次试验大概有70个参与者。“我觉得我们有了一种挺好的潜在药物。”古尔德说。（萨拉特和古尔德等公司已经披露他们申请到了去甲基氯胺酮的专利，他们可以分享任何未来开发去甲基氯胺酮药物公司的专利税。）

可塑性突触重塑

科学家们认为，为了调节大脑对情绪的处理，氯胺酮必定要最终改变突触。耶鲁大学的罗恩·杜曼（Ron Duman）通过啮齿动物实验表明，氯胺酮和去甲基氯胺酮都利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大脑中最重要的调控分子之一——来完成突触重塑。

BDNF蛋白在大脑的发育阶段，甚至在人的一生中都与突触的发育、塑造有密切的关系。健康的大脑功能依赖于有正确含量的BDNF蛋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与位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很多精神疾病，都与大脑中过低或异常数量的BDNF蛋白有关。比如，自杀身亡者脑组织样本中的BDNF蛋白含量通常都很低。

杜曼与他的同事发现，氯胺酮和去甲基氯胺酮都会升高神经元释放BDNF蛋白量，而BDNF含量的升高对于抗抑郁的效果以及树突棘（突出于神经树突上的小短棒结构，与其它神经的末梢结构形成突触连接）数量的增加都是必要的。氯胺酮和去甲基氯胺酮还都可以减少炎症，而应激诱导的突触数量减少的案例频繁被发现与炎症相关。

氯胺酮不是唯一可以诱导突触重塑的化合物。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其他迷幻剂，比如摇头丸（MDMA）、LSD、DMT（色胺类致幻剂）都可以触发相似的神经元结构变化，以及在啮齿动物中的迅速抗抑郁作用。研究人员在三月份发表于《ACS-化学神经科学》（ACS chemical neuroscience）杂志上的报告中指出，这些效果并不取决于是否要“嗨”起来，即使不足以产生迷幻作用的小剂量，也可以增加突触数量并减轻抑郁。

杜曼表示，百忧解等传统抗抑郁药也会增加脑中BDNF蛋白的浓度，但其作用不如氯胺酮那么迅速。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抗抑郁药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重塑突触并缓解抑郁症状。

深度剖析抑郁症

除了作为一种新型疗法，萨拉特等人还将氯胺酮看作探究抑郁症复杂生物学机制的有力工具。在小鼠和大鼠上开展的实验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科学家需要人类实验才能真正理解氯胺酮是如何影响大脑的。不像传统而作用缓慢的抗抑郁药，氯胺酮只需要进行短期实验。

萨拉特目前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神经成像技术研究氯胺酮作用下的人脑。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关键脑区网络之间的连接通讯被打乱了。其中一个叫做默认模式网络（DMN）的脑区参与自指思维，例如反复思考自己的问题和缺陷（反刍）。在抑郁症患者中，此脑区一般会变得过于活跃，并且与其它处理外部刺激的脑区的连接减少了，比如帮助大脑注意到周围环境并让个体作出响应的突出网络（salience network）。

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萨拉特和同事发现静脉注射氯胺酮之后，抑郁症患者的默认模式网络活动变得更加正常了，并且与突出网络之间的连接也更好了。这种药物至少可以暂时性地帮助患者从反复的负面思维中解脱出来。萨拉特也告诫称，这项研究结果需要被重复证明。

该团队还利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了氯胺酮是如何影响自杀想法的。研究者发现在注射药物大约四小时之后，抑郁症患者一块原本高度活跃的前额叶皮层平静了下来，这和患者报告说自杀想法减少的结果是一致的。

氯胺酮似乎还可以调节其它对治疗效果有关键作用的脑区。2018年，科学家公布了一项在小鼠中进行的实验，结果显示氯胺酮可以使外侧疆核（一小块深入皮层内部的核团）的异常活动平静下来。一些研究者将外侧疆核描述为大脑的“失望中枢”，它负责对消极经验的学习，这个脑区在抑郁症患者中高度活跃，汤普森说“这就像在广播坏心情和消极思维一样”。

这些研究仍然是探索性的。对于氯胺酮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为何作用如此迅速的原因，科学家们仍然只能猜测。“我认为氯胺酮可以重设神经回路，并以某种方式改善抑郁症状。但无论是基因、环境还是其他的抑郁症风险因子仍然存在。”古尔德说，“氯胺酮似乎只是暂时促进神经回路的重设，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并不一定真的解决了。”

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神经内科医师海伦·梅伯格（Helen Mayberg）专门利用一种叫深部脑刺激（DBS）的实验方法来治疗抑郁症。她认为氯胺酮可能就像给心律失常的人用除颤仪一样，“我没有针对你的心脏病实施治疗，但是现在既然心律失常已经消失了，我就可以专注于其它治疗方法了。”

研究者强调说，考虑到氯胺酮的潜在风险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有自杀想法的人。大多数人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宁愿承受药物严重的副作用，如抗癌药。梅伯格指出，“如果你可以用它干预极端的自杀计划或想法，我不会反对的。”

青少年也能使用氯胺酮么？

对于克里斯塔尔而言，权衡氯胺酮的未知风险和潜在效果，归根结底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们会让自己服用怎样的抗抑郁药？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真的想让他们在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里，经受好几次失败的试验，而不是服用24小时见效的药物？”

在儿童及青少年身上，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最艰难的决策了。在2008—2018年，因尝试自杀或有自杀想法而入院的青少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很多医生和父母因此渴望更有效和迅速的疗法。“如果不进行治疗，抑郁症真的会伤害大脑，如果年轻时发病，它能导致严重的长期性认知和发育问题。”萨拉特说， “问题在于，这种状况好于氯胺酮的长期副作用吗？”

科学家们还不知道答案。氯胺酮作为麻醉剂作用于儿童被认为是安全的。但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表明，作为抗抑郁药的氯胺酮需要多低的剂量和用药频率，才能不影响大脑的发育。

明尼苏达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克里斯塔尔·库伦（Kathryn Cullen）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青少年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这可能涉及到大脑的发育异常，比如前额叶皮层与情绪处理脑区的连接方式的问题。“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抑郁引发的压力损伤了大脑才导致连接异常，还是因为连接的异常使人们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抑或是抑郁症状本身反应了发育的异常。”库伦说，“弄清如何减缓（青少年）抑郁症相关的生物学变化很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大脑回到正轨。”

库伦最近在耶鲁和明尼苏达进行了两个临床试验项目，他们发现氯胺酮可以减轻重度抑郁青少年的症状。但库伦说这两个实验并未设计长期随访。杨森制药最近也在进行一项针对艾氯胺酮鼻喷雾剂的实验，被试是145位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但其实验结果还未公布。库伦认为氯胺酮有望用在青少年身上，尤其是避免他们的自杀行为。但“这里仍有太多未知”。

并不只是“速效药”

抑郁症折磨着全世界超过3亿人，成为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其带来的巨大痛苦，只消一针或一点喷雾即可治愈抑郁症的世界显然令人神往。

但贝内特表示，氯胺酮并不像宣传的那样能实现这个美梦。根据自己的患病和临床经验，她对氯胺酮的速效药角色感到困扰。有了氯胺酮，人们不再考虑更长时间和更多精力的心理治疗。“如果没有心理治疗，”贝内特说，“你就无法给予患者任何自救的办法，而只是让他们依赖只有短暂效果的分子而已。当疗效褪去，他们只能回头索求更多药物。这会让药企赚得盆满钵满，但恐怕无益于患者。”

在贝内特的诊所，氯胺酮治疗必须和心理咨询结合。她会和患者谈话，帮其做好用药的准备，之后再和他们一起梳理用药的体验。她表示，如果想用致幻剂治病，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伦理的。事情可没有“吃两片药，早上和我通话”那么简单。

克里斯塔尔表示，科学界逐渐增长的兴趣点在于，氯胺酮能否提升大脑通过经验增强回路的能力，从而改善心理治疗的效果。2017年，耶鲁大学的一项小规模研究发现，如果在给予氯胺酮之后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增强药物的抗抑郁效果。

不同于其他研究人员或药企们，贝内特认为氯胺酮和艾氯胺酮的致幻效应并非一件坏事。对于某些人来说，尤其在他们同时接受心理治疗的情况下，药物产生的幻觉可以有正面的作用。但目前还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证明幻觉有益，而且对于有的人来说，幻觉也可能非常令人不安。（克里斯塔尔指出，如果有人经历过幻觉后表现得更好，可能仅仅是因为摄入了更高剂量的氯胺酮，而非幻觉本身。）

尽管如此，贝内特认为，研究者和医生们都应该对氯胺酮保持开放态度，并应该对给药时的环境更加谨慎。“患者们一致报告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或者自身生命的神圣。”她说，“那些准备自杀的人走进诊所，却在离开时如获新生——相信自己拥有神圣的生命。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这真是太令人振奋了。”

翻译：云沉、夏明明；审校：Birdie、EON；编辑：北方

罗宾·卡哈特-哈里斯想用迷幻药物治疗精神疾病。初步的研究结果似乎有点说服力——但是他能让大型制药公司和公众相信迷幻药物的潜力吗？

2016年末，罗宾·卡哈特-哈里斯（Robin Carhart-Harris）产生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想法。作为帝国理工学院迷幻药物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实验室当时即将着手研究二甲基色胺（DMT）。

这种化合物通常以死藤水的形式进入人体，影响饮用者的精神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土著文化一直用卡皮木和茜草科多年生灌木绿九节的叶子熬制死藤水，使用它与精神世界沟通。

最近，千禧一代也开始用它开展“自我发现之旅”。喝下死藤水的人报告说他们的精神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许多人都会看到超自然实体的造访；那些接近死亡的人也描述了类似的经历。因此，卡哈特-哈里斯开始着手研究迷幻药物，尤其是DMT，是否会在大脑中诱发一种类似濒死体验的状态。

我在卡哈特-哈里斯位于汉默史密斯（伦敦西部的自治市）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窗外，泥泞的操场伸展在仲冬的天空下。窗内，灯光暗淡幽微。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阴郁的谈话氛围适合典型的研究员，我们可以沉思，也可以夸夸其谈。

卡哈特-哈里斯告诉我，扫描一个正在进行“自我发现之旅”的志愿者的大脑并不简单，因为脑电帽上密布的传感器会被身体运动所干扰。

参与者被蒙住眼睛。在注射药物一分钟左右后，他们开始出现幻觉，看见生动的几何图案慢慢扩大、绽放、演化。每一分钟，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给幻觉强度打一次分，从0到10。在卡哈特-哈里斯之前的研究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和裸盖菇素（一种在迷幻蘑菇中发现的精神活性化合物）诱导的幻觉强度峰值大约在7分左右。

“似乎有个阈值，达到这个阈值时，”他打了一个响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就会砰的一声打开。”在脑电图监测器上，研究人员可以看到参与者跨越阈值的那一刻。原本如同山峦起伏的读数曲线会变得更平坦，这代表了很多事的发生。

在DMT的影响下，参与者并不总能听到研究者的问题。一个参与者告诉我：“我当时身处幻境，那里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明和无条件的爱。当我的意识逐渐回到现实时，那个幻境变得更蓝、更紫、更暗。然后我看清了那是什么，那是一个雌性的昆虫样的生物，她张开双臂，从嘴里伸出舌头。最后，她进入了我的身体。”

参与者需要15分钟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自我。之后，他们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来描述他们的经历：你是否感到你与自己的身体分开了？你是否有一种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感觉？当然，一如其它心理学研究的局限，这些评分是主观的。尽管如此，这些参与者描述的体验与那些濒死体验报告相比，并没有什么统计学的差异。

卡哈特-哈里斯对结果并不感到意外。长期以来，他一直怀疑迷幻药会诱发某种精神死亡，这种死亡在一些方面和真实死亡过程有点类似。它们具有赋予服药者新思维方式的能力。同样，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会说他们能够重新看待世界。他认为这项研究能揭示这种作用的本质。

半个世纪以来，对迷幻药物感兴趣的研究者一直处在神经科学的学科边缘。在英国，卡哈特-哈里斯让这一领域的研究再次受到了尊重。过去十年他一直在探究，想知道一些不寻常的意识状态是如何由那些化合物产生的。他认为LSD、裸盖菇素和DMT等迷幻剂是探索大脑黑箱的强大工具。卡哈特-哈里斯说：“‘迷幻药物’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能‘揭示心灵’——而这就是这些药物的作用。”

“问题是，何谓濒死？通常在你清醒的时候，有一个支配你的意识的等级体系。我猜，死亡过程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这个等级体系最顶层的东西会首先消失。DMT的有用之处就在这里。它能让你发现自己的自我并非绝对，让你从中获得惊人的洞见。这可能是真正健康的洞见，它能让你正确地看待事物。”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物可以提供一种更有效的精神疾病疗法。

他还认为迷幻药物可以被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目前治疗抑郁症、焦虑症和成瘾所用的方法或许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从未完全康复。

在英国，抗抑郁药的处方数量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英国每1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服用抗抑郁药。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物可以提供一种更有效的疗法，这种疗法可以做精神分析所做的所有事情，但是其性价比更高。

····

罗宾·卡哈特-哈里斯并非认为迷幻药物可以治疗精神疾病的第一人。1938年，首次合成LSD的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就将LSD称为“灵魂的药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成千上万的焦虑症患者、成瘾患者等病人相继接受了迷幻药的治疗。2016年，一项对1949年至1972年间发表的19项研究进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又称荟萃分析）发现，79%的患者在接受迷幻药治疗后表现出“临床症状的改善”。但这种全盛期是短暂的：1971年，由于联合国《精神药物公约》的协定，LSD被判定为非法药物，所有主要的相关研究项目都被迫中止。

卡哈特-哈里斯在37岁进入了这个领域，当时人们对毒品的抵触感正在减弱。200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弗朗西斯科·莫雷诺（Francisco Moreno）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裸盖菇素减少了9名患者的强迫症症状。然后，在2011年，另一项研究发现，这种生物碱还能显著缓解癌症患者的焦虑。每年，使用迷幻药的临床试验数量都在上升。2016年，有3项临床试验研究裸盖菇素的治疗作用；另一项试验研究死藤水。

脑成像技术也改变了神经科学。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的发展意味着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大脑的思维、活动和感知。20世纪60年代迷幻药研究的“第二次浪潮”（第一次是由土著文化开展的）中，科学家们只能猜测药物改变大脑的生物学机制。如今，卡哈特-哈里斯用成像技术解开了它们的神秘力量。

迷幻药研究小组的办公室位于帝国理工学院伯灵顿·丹尼斯大楼的第五层。在那里，卡哈特-哈里斯每周四都会召开一次组会。在我出席的那天，他刚从秘鲁回来，他被邀请在萨满带领的传统死藤水仪式上对参与者进行脑部扫描。

卡哈特-哈里斯本人彬彬有礼、待人热情。他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发灰白，眼睛呈电蓝色。他的幽默有点乏味。“我刚从亚马逊的静修中回来，”他告诉大家，“我现在很清楚，精神是真实的，科学是在浪费时间。”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装裱好的海报，是他在维也纳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物馆（Sigmund Freud Museum）买的。在他桌子上方的架子上，放在一瓶漱口水和一把一次性剃须刀后面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作品全集。“我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他说，伸手去拿顶层架子上的一本8开大的记事本，里面的每一页写满了从弗洛伊德的书中摘抄的文字，注明了章节，用不同色彩编码。在题为“自我”的那页上，用大写字母写着“身份认同由此获得”，并高亮标注。

卡哈特-哈里斯因过度做笔记而在系里享有“盛名”。系里的同事，精神病学家大卫·艾里佐伊（David Erritzoe）告诉我：“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帮他从图书馆借一本书。我说：‘好吧，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他说：‘这有点问题。’”卡哈特-哈里斯在图书馆的书上到处做标记，曾因此被禁止借书。这项禁令至今仍然有效。

作为一名科学家，卡哈特-哈里斯关注两个主要的、相互交织的问题：他想要了解迷幻药是如何作用于大脑，进而极大地改变思想、情绪和行为的；他还想看看迷幻药的力量能否被用来服务人类。

对一些参与者来说，这种疗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几年前，他进行了一项研究，目的是观察裸盖菇素是否可以用于治疗抑郁症。他招募了20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即接受过至少两个疗程仍未见效的患者。他们平均在抑郁症下生活了17.7年。给药那天，每名患者早上9点到达帝国理工学院。他们在病人休息室里填写一份问卷，并进行了尿检，然后他们被领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被装饰得更像卧室，而不是诊所，里面有窗帘、鲜花、音乐和像蜡烛一样闪烁的电灯。吞下裸盖菇素胶囊后，患者被邀请躺在床上。还有两名精神科医生待在房间里——卡哈特-哈里斯认为，在给药前后，一个舒适的环境和心理卫生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服用迷幻药的人在心理上是脆弱的；焦虑和偏执的状态并不少见。

当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患者的抑郁症都减轻了。（他们收集了19名患者的数据；另一名患者的数据被剔除掉了。）3周后，其中9名患者的病情有所缓解；五周后，除了一人之外，其他患者都感觉不那么抑郁了。

卡哈特-哈里斯承认，这项研究有它的问题：它没有安慰剂-对照组，而且由于样本容量小，结论无法推广。然而，对一些参与者来说，这种疗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其中一名患者报告说：“以前我就像翻不了身的甲虫，现在我又站起来了。”另一名患者六年来第一次和妻子出去吃饭，感觉“像一对十几岁的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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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哈特-哈里斯是家里三兄弟中的老二，他出生在英格兰东北部的达勒姆附近。他四岁时，全家搬到了南海岸的普尔。他从小就是天主教徒，虽然他现在是无神论者，但是昔日圣坛男孩的影子依然存在。他说，迷幻药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一颗知识的“禁果”，在那个年代，你不该对它们了解太多。

卡哈特-哈里斯年轻时喜欢体育和科学，但是他的学业成绩并不值得向他人道。“我记得最初有人说：‘罗宾在参加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的时候，他的行为很让人担忧。’”，他说，“我当时有点早熟，总是口出狂言。”他也因为焦虑而停滞不前。有一次，当被要求向同学大声朗读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呼吸。他曾去英国肯特大学学习生物化学，但后来辍学。他回到家，向当地的大学申请学习心理学。“我写了这样一篇个人陈述——你知道年轻人有时会在个人陈述中怎样描述自己，那么崇高、多么卓越——我在个人陈述中说的是，我想帮助人们好好生活，不被心理健康问题所束缚。”

卡哈特-哈里斯第一次与弗洛伊德结缘是在2004年，当时他在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一个关于“进入潜意识的方法”的研讨会上，他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大脑就像一座冰山，它的大部分都隐藏在可意识到的视野之外，弗洛伊德将浮出水面的那部分称为“自我”。他被弗洛伊德的思想迷住了，但是他发现没有任何经验证据支持弗洛伊德的学说。“我想，如果我们都相信弗洛伊德，那这岂不是成了一种邪教？”佛洛伊德出生在电脑和大脑成像技术之前的时代，他依靠的是对癔症、口误、梦境、行为的强迫性模式的分析。卡哈特-哈里斯惊奇地发现，他的教授仍然推崇弗洛伊德的方法。但是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似乎太古怪了。

回到他的房间，他在图书馆搜索引擎中输入“LSD无意识心理”。结果，他搜到了1975年斯坦尼斯拉夫·格洛夫（Stanislav Grof）出版的《人类无意识领域：来自LSD研究的洞察》（Realms of the Human Unconscious: Observations from LSD Research）。他把书借出来，当天就迫不及待地看了。我的思想受到冲击：“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这研究真他妈大’。你可以证明大脑运作的一些基本机制。”

弗洛伊德曾说过，做梦是通往潜意识的“波斯御道”。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也是一种捷径。他开始思考：自我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它的神经关联物是什么？他觉得若是要研究这些问题，最明显的第一步是对某个摄入LSD的人的大脑进行扫描。他找了一个可以开展这项研究的实验室。

卡哈特-哈里斯写信给大卫·纳特（David Nutt），当时纳特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精神药理学系的负责人，后来去了帝国理工学院。纳特对脑回路和成瘾感兴趣，并公开批评毒品政策；2007年，由于直言不讳的言论，他失去了在毒品滥用咨询委员会的职位。他同意与卡哈特-哈里斯见面。

“我去见他了，紧张得要命，”卡哈特-哈里斯说，“我告诉他‘我想研究摄入LSD后的大脑，我认为这可以揭示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理论及其生物学原理的信息’。”纳特听完了他的话，但拒绝了他的提议。然后他问卡哈特-哈里斯是否对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摇头丸的主要成分之一）感兴趣。该系需要一名博士生来研究MDMA是否会损害大脑的5-羟色胺系统。卡哈特-哈里斯说他感兴趣，但是实际上他感到挺沮丧。在回家的路上，他给母亲打了电话。她建议他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它可以充当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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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哈特-哈里斯说，通过研究神经元来试图理解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是在浪费时间。所有的经历——从看到死老鼠时的恶心到对童年假期的回忆，都发生在大脑的不同部分相互连接构成一个网络结构的时候。在fMRI扫描中，电磁铁检测到大脑血液流动的变化。由于神经活动导致血流量增加，我们可以观察到大脑的不同部位对各种刺激的反应；在屏幕上，充血区域显示为彩色斑点。这让我们只看到了部分脑区的活动，看不到大脑协调配合的全景。“我们不是要研究神经元中的夸克或原子，”卡哈特-哈里斯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大脑的活动是多步骤、多层次的，只有当这些活动聚合成一个功能系统时，你才能认识你能感觉到的东西。”

通常情况下，大脑擅长隐藏其庞大而复杂的计算。大多数心理活动都不是在有意识的控制下进行的，只有在我们犯了弗洛伊德式的口误（Freudian slip，又称动作倒错），或停下来注意瞳孔的扩张时才会注意到这些无意识活动。 在自我和脑中的数据处理大沼泽之间，隔着一个神经科学家称为“默认网络”的障碍。这个错综复杂的系统由大脑的不同区域相互连接而成，一些人将它们产生的心智称为“猴子心智”——这些大脑内部不断发生的这些悄悄话，总是在我们集中精力思考的间隙冒出水面。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就像一个重置按钮。

通过对LSD的研究，卡哈特-哈里斯发现迷幻药对默认网络有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在2016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项研究中，他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给20名健康的志愿者注射了75微克的LSD或安慰剂——生理盐水。随着迷幻药的入侵，志愿者们报告说，他们有一种“怪诞的恐惧感”，就好像一艘船下的锚不再固着。“通常，取决于实际体验，有一些志愿者会感到放松，另一些志愿者会感到焦虑。”然后，会对他们进行两次fMRI扫描和一次脑磁图（MEG）扫描——如果各种扫描揭示的脑机制是相同，那么结果会更有说服力。之后，志愿者们会回答一份问卷，以便验证扫描数据与他们的实际体验有什么关联。问卷内容包括“声音是否影响了我看到的东西”和“视野边缘是否出现了扭曲”。

在志愿者们的大脑中，随着视觉网络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所有注射LSD的参与者都产生了幻觉），默认网络中的血流逐渐减少。对于志愿者们来说，这种大脑活动的变化与他们处理周围信息的方式的变化相关联。“猴子心智”变得不那么活跃。

我们称赞社会中的个体“八面玲珑”和“处变不惊”。但是有时一点混乱是好事。在某些精神疾病中，大脑会陷入固定的模式。抑郁症患者可能会一直对自己有消极的想法；强迫症患者则被困在重复的动作中。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迷幻药就像一个重置按钮。他喜欢用摇晃雪花玻璃球作比喻。在LSD作用下，大脑默认网络瓦解，志愿者们的大脑中其他被隔离的部分开始以一种不可预知的方式交流——一种熵增加的状态。迷幻药似乎通过破坏大脑惯常的活动模式来打破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

例如，最常用的抗抑郁药，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是通过阻断大脑中自然的再摄取过程，提高了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的。当我们感到焦虑或压力时，大脑的某些部分变得过度活跃。5-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它与大脑中应激和情绪区域中广泛分布的5-HT1A受体结合在一起。一旦与受体结合，5-羟色胺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削弱神经元的活动。通过让受体5-HT1A与5-羟色胺结合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更长，SSRIs可以让响应压力的神经环路变得冷静。但是SSRIs也会冲淡所有其它情绪。

迷幻药对大脑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它们也能调节5-羟色胺，但它们针对的是集中在大脑皮层的5-HT2A受体。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大脑的皮层要大得多，而且在其中与人类特有的能力（如内省、反思、心理时间旅行和自我）有关的脑区，5-HT2A受体的密度更高。

卡哈特-哈里斯认为，当迷幻剂扰乱大脑皮层原本的连接时，它就会为洞见和情绪净化让出空间。对于病人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很困难。“你需要能够对人们说：这可能很艰难，可能是你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你可能会直面你最害怕的东西，看到它们直直盯着你。”但是他相信，这一过程也可以让人们得到解脱。“我认为这有可能让你了解你的防御模式，了解你的不安全感，而且当你了解这些之后，你就能不再受它们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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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卡哈特-哈里斯在一个名为“打破常规”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该会议自称是“已知宇宙中最大的迷幻药会议”。这次会议在英国格林威治大学举办，气氛融洽，你方唱罢我登场。有150名来自不同种族的发言人发表演讲。其中一个演讲是关于“现象连接组学”（phenomenoconnectomics）这个新兴领域，该领域基于理论研究手段，试图对不同于正常清醒状态的意识状态进行量化。另一个演讲的标题是“与美洲虎的相遇”。

卡哈特-哈里斯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那里，接受本科生的恳求，与他们亲切交谈，还参加了一些科学讲座。他听了一场题为“精神器官与意识的深度和广度”的讲座，演讲者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生物学家托马斯·雷（Thomas Ray）。在这场关于意识的演讲中，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因为雷只是肤浅地讲述分子化合物、心智的演化层级和“精神错乱的崛起”。当雷提出他的中心思想时，即“意识空间”是由大脑中的5-HT7受体调节的，卡哈特-哈里斯在座位上往前探了探身，低声自语：“这些都是疯狂武断的外推。”

在问答环节，卡哈特-哈里斯猛地举起手。“你有没有研究过5-HT7受体与迷幻药的亲和性，以及其与药物效力的相关关系？”雷回答说他没有。卡哈特-哈里斯：“我认为你应该这么做，这很重要。”人们坐立不安：他们不喜欢充满敌意的交流。

之后，卡哈特-哈里斯离开了会议，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停下来吃午饭。他很安静，陷入了沉思。“怎么能向大家呈现这么贫瘠的科学成果？我认为应该允许人们大胆猜想。但是主流观点却认为这项研究是伪科学，这破坏了这个领域。”

这一插曲触及了更深层次的东西。用严格受法律控制的药物进行研究并不容易。在英国，LSD是被列在附表1的A类药物。相较于LSD，海洛因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更大，也更容易让人上瘾，但由于海洛因是一种二乙酰吗啡，可用于药物治疗，所以被列入禁止性较低的附表2中。如果一个实验室想要储存LSD，它必须获得（英国）内政部的许可，并满足一定的标准，比如有一个固定在墙上的冰箱。这一切都令人沮丧。卡哈特-哈里斯花了三年时间才被批准执行“裸盖菇素-抑郁症”试验。

资金也是一个问题。大型制药公司一般不倾向于支持研究非法药物和不可获得专利的药物。卡哈特-哈里斯的研究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补助、捐赠和众筹。2016年，他向英国最大的科研支持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提出申请。当他被列入候选名单时，他认为自己有机会。他精心设计了两个试验，希望在获得超过100万英镑后就着手进行试验。但是专家组的一位评审员提出了异议，反对他说的“药物将给患者带来‘身心健康’”。卡哈特-哈里斯给那位评审员留下的印象是华而不实。他没有得到那笔科研基金。

“我总感觉，他们觉得我是个嬉皮士，”他在午餐时告诉我，“当我说出‘我想量化人们的身心健康’之类的话时，他们暗地里会说：‘我知道！他是个嬉皮士，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卡哈特-哈里斯回到基金会，要求他们说实话：他们不批准他的申请是否是因为他正在研究的领域？他们说不是，但是他不相信他们。

当晚在会议晚宴上，卡哈特-哈里斯与将在芬兰举办的迷幻药会议的组织者进行了交谈，他将在会议上发言。他们想知道，他对氯胺酮（K粉，K他命）有什么看法。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该药在一些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身上有良好的疗效。卡哈特-哈里斯告诉他们，这项研究很有趣，但他认为氯胺酮不如裸盖菇素重要。

在所有迷幻药中，卡哈特-哈里斯认为裸盖菇素可能是最近乎合法的。它蒙受的污名较少，在大脑中LSD的活跃时间要比裸盖菇素长得多，这使LSD在临床中不太实用，而DMT药效可能太强了。裸盖菇素天然存在于蘑菇中，这一事实也有助于研究。它或许将作为抗抑郁药的天然替代品走向市场。他相信，总有一天，迷幻药疗法会在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中出现，就像如今的SSRIs和认知行为疗法一样。

2018年春天，他计划进行另一项裸盖菇素研究，这一次直接比较迷幻药物和SSRIs。50名抑郁症患者要么接受每日剂量的西酞普兰（一种抗抑郁药），要么一次性摄入25毫克的裸盖菇素和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比较研究是不平等的，因为服用依西酞普兰的人会被定期提醒他们正在服药。卡哈特-哈里斯说：“或许裸盖菇素至少能发挥同等的作用，这是我的预测。但是想象一下，如果裸盖菇素更有效，那就太……嗯，那就太好了。”

翻译：孙闰松

校对：顾金涛

编辑：EON

原文：http://www.wired.co.uk/article/psychedelics-lsd-depression-anxiety-addiction

晚期癌症患者服下单一剂量的裸盖菇碱之后，抑郁症立刻得到缓解，并可维持长达八个月。

神奇蘑菇的活性成分是裸盖菇碱（psilocybin）。据两个新研究显示，只需一剂裸盖菇碱，就能减轻晚期癌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长达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这两项美国研究的实验者表示，结果是惊人的。志愿者们经历了“深刻、有意义的灵魂体验”，使他们重新思考生死问题，从而不再绝望，并持久地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研究结果发表于《精神药理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pharmacology)。一同发表的还有不下十篇评论文章，作者都是精神病学和姑息治疗领域领先的科学家，而他们都支持进一步研究。

尽管神奇蘑菇的功效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受到了精神病学家的关注，但它的法律地位问题让实验难以进行：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资金上，都会有不小的障碍。——在七十年代，正值越战爆发，而在嬉皮士们的反文化潮流中，娱乐性药物的使用量也在增大；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致幻剂全都被美国政府划分为第一类管制药品。

“我认为无论是结论本身，还是它的历史地位和它所代表的思潮，都是意义重大的。它曾经是精神病学研究的一部分，后来销声匿迹；如今又重振旗鼓，”斯蒂芬·罗斯博士（Dr Stephen Ross）说道。他是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的成瘾精神病学主任，并领导了本次实验。

刚刚被确诊的癌症患者中，大约有40%至50%有某种程度上的抑郁或焦虑症状。对于这一问题，抗抑郁药疗效甚微；对抗“存在主义危机”的那种抑郁症时，尤其低效。这种类型的抑郁症会让一些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并考虑自杀。

纽约大学的实验有29名患者参与，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规模更大，有51位患者参与其中。这两个实验的主要结论是，仅需单一剂量的裸盖菇碱，就能立即减轻癌症引发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而疗效可以维持八个月之久。“这是史无前例的，”罗斯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东西。”

这两次研究的结果很相似，都有大约80%的患者或大或小地改善了生活的质量或满意度，而将其归功于一次性大剂量使用了裸盖菇碱，并配合心理治疗。罗兰·格里菲思（Roland Griffiths）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与神经学系的教授，他领导了本次实验。他表示，结果出乎意料，并且意义重大。“我被培养成一个怀疑者。起初我还怀疑这种药物能否带来持久的变化，”他说。毕竟那些患者“面对着人类所能提出的最深刻的存在性问题——生与死的本质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而结果却与先前在健康志愿者身上得到的实验结果类似。“尽管他们有一种独特的脆弱性，而疾病与对死亡的思考扰乱了他们的心情，这些参与者得到了相似的体验——意义深刻，直指人心，并给生活、心情和行为都带来了持久的正面改变。”

格里菲思还说，患者们用“重塑自我”来描述那种经历。而另一些人则使用了“神秘主义”这个词，这让格里菲思有些为难。“这听起来像很不科学的东西。感觉像我们提出了神经学以外的机制，而我很清楚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罗斯说，裸盖菇碱能在大脑内激活一种血清素（serotonin）受体的亚型。

“这些体验是意识状态的变化，而我们的大脑具备产生它们的生理基础。我们的大脑中有内源性化学物质。我们有一个小系统，当你刺激它时，它会产生这些变化态，这些状态在不同的宗教分支中被描述为精神体验的状态或神秘状态。这些状态的标志性特征是一种“合一”的状态：人们感觉到，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界限逐渐模糊，自己是宇宙中的某种连续的能量或意识的一部分。患者能感觉到，自己如同被传送到了一种不同的现实中，这如同一场清醒的梦。”

他说，一些患者报告称，他们看到了童年时的画面；而更普遍的是，他们看到了自己对抗癌症时的场景或画面。他说，医生们事先警告患者，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并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而是去接受它并完整经历它。

为《精神药理学杂志》撰写评论文章的作者有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两位前任会长、欧洲神经精神药理学学院的前任院长、美国国家药物控制政策办公室的前任主任、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前任局长。今年五月在英国，杂志编辑大卫·努特（David Nutt）教授就亲自参与了一次小试验；试验中，有十多位重度抑郁症患者使用了裸盖菇碱。他在评论文章中写道，十位评论员“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该是时候在精神病学和肿瘤学领域认真对待致幻剂疗法了，就像在五六十年代那样。”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他写道。“但重点是，人们都同意：我们正在经历致幻剂精神药理学的激动人心的新阶段，而它应当受到鼓励，而不是被阻碍。”这些研究受到了美国海福特研究所（Heffter Research Institute）的资助。其医疗总监乔治·格里尔（George Greer）说：这些发现是迄今为止在裸盖菇碱的医疗应用中最深刻的发现，表明它可以比传统的药物治疗方法更有效地治疗严重的精神疾病，而不必每天服用药物。

来源：The Guardian 翻译：ZD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