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术语来说，它们是“社会挫败应激小鼠模型”。换言之，更年长、更大的小鼠曾多次对它们宣誓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挫败的压力进而诱发了它们的抑郁症状。在实验室里，这是一种诱发小鼠抑郁的常规操作。不过内斯特勒的团队发现，如果一只小鼠幼年经受过创伤，那么，相较于其他小鼠，它会对霸凌更为敏感。

内斯特勒说：“根据这些小鼠和大鼠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幼年时受过精神压力的个体，在年长时抗压能力也会更弱。”

– Antlii 🇺🇦 –

以表观基因组为针线，我们也许能用物理手段缝补过去的伤痕。

这一结论看起来对人类也是成立的。详细的机制尚不明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把矛头指向表观基因——改变基因功能、但不修改DNA序列本身的那些过程。很多研究者认为童年的创伤性经历会从生物水平上改变我们，调控我们的基因表达，让我们精神健康的防线更为脆弱。

如果以上观点无误，那么它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新疗法。考虑到基因编辑在心脏病和癌症治疗中展现了光明的前景，有人认为以表观基因组为针线，我们也许能用物理手段缝补过去的伤痕。

悲惨的童年有时确实铸就了一些孩子坚韧不拔的性格。但内斯特勒坚持道：“童年的创伤性经历是以抑郁和焦虑为代表的精神问题的最大风险因子。”2010年，有团队发布了一个覆盖21个国家、超过5万名成人志愿者的大型研究^[1]。

他们发现，无论是父母离世还是有家人滥用成瘾物质，几乎任何童年创伤性经历都会显著提升TA以后得精神病的概率。有趣的是，如果那个人可以想办法摆脱这段回忆的影响，那么TA得精神病的概率就会降低近1/3。

在实验中，一些早期暴露于压力下的小鼠，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更大的压力易感性——这一现象似乎对人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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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y

但要揭示其下的生物学机制，我们需要进行动物对照实验。正是在这些实验中，研究人员观察到，早年逆境会导致表观遗传修饰。我们需要用动物对照试验来，而表观遗传修饰正是实验所揭露的。这种修饰就像在DNA上或DNA周围贴标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调控基因表达，即转录和翻译*。哈佛大学社会与精神流行病学家艾琳·邓恩（Erin Dunn）说：“如果把基因比做一首音乐，作曲者为得到想要的效果而做出的修饰性调整，便是表观基因修饰。”

*译者注：原文为“基因读取的难易程度以及是否产生对应的蛋白质”。

在实验室，研究人员可以亲自“作曲”，让幼年小鼠经历创伤，引导出表观基因变化。内斯特勒和他的团队曾每天将刚出生的小鼠和它们的母亲隔离几个小时^[2]，并且发现竟然有几百个基因在抑郁相关脑区的表达变得不一样了，而这些小鼠也会更快地在社会挫败压力实验中展现出抑郁行为。

但问题是，我们无法对人类被试进行同样的实验。让小孩经历创伤，切片他们的脑组织，然后去分析表观基因改变？这有悖人伦。不过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理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伊丽莎白·拜德（Elisabeth Binder）说：“人脑尸检似乎揭示了类似的发现。”

她提到了一个对自杀者大脑的研究^[3]。作者对比了在童年遭遇过虐待和没有遭遇虐待的人，发现他们与压力有关的基因受到的表观基因修饰有所不同。这是个不错的证据，但为了解自杀者童年的创伤情况，这个研究的作者需要去询问自杀者的亲人，而这样问来的信息并不总是可靠。

– Abhishek Anand –

所以研究者们希望直接研究活人。既然不能提取脑组织，就只能退而求次：采集唾液或血液样本来进行表观基因分析。没人知道这些样本能反映出多少人脑的变化，但也别无他法。尽管如此，这些样本还是提供了宝贵的信息：表观基因改变不只是“伤痕”那么简单，它是演化出来的极端生存策略。

表观基因钟（epinegentic clocks）是一种日益热门的研究表观基因改变的途径。一些表观基因会随着衰老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表观基因的变化来测算人的“生物学年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生物学上是衰老得快了还是慢了。

拜德首次针对有被虐待史的3-5岁儿童使用了表观基因钟^[4]。她发现，那些产生了抑郁和焦虑倾向的被虐儿童在生物学上要比同龄人老三个月。这个差距相对于他们的年纪来说可不小。遭受过的虐待越是残酷，他们的生物学年龄就会越老。

表观遗传学可以作为一种生物标志物来标记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特殊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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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y

基于这个研究，我们很容易认为加速衰老纯粹是损伤性的变化。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珍妮弗·萨姆纳（Jennifer Sumner）觉得事实可能并不是如此简单。

她把创伤分成两类：威胁和匮乏。她解释道：“威胁，也就是遭受暴力、外伤的可能，跟生物学年龄的加速增长尤其有关。”她的研究还发现^[5]，受到威胁的儿童会更早进入青春期。但如果受到诸如缺乏关照等匮乏性创伤，儿童则会更晚地进入青春期，生物学年龄也不会受到影响。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在一个充满威胁的环境里，个体很有可能寿命更短，因此加快成熟可以让个体提早拥有繁殖能力。但如果处于资源不足的匮乏环境，萨姆纳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发育、繁殖，可能不是最优解。”

所以，这些创伤后的生理改变或许是演化的选择。大自然只在乎物种的繁殖，并不关心我们的福祉。“加速发育可以提高繁殖能力，但代价是牺牲长远的身心健康。”萨姆纳说。

对于今天把生活看得比繁殖更为重要的人来说，这笔买卖并不划算。既然这些表观基因是后天获得的，那我们可否逆转这些改变呢？

– Nan Cao –

长话短说，这是有可能的。新型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的一种版本中剪切DNA的Cas9酶没有活性，这让科学家可以用这一工具来编辑表观基因组^[6]。“它并不会剪切基因或者加段什么东西进去。”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神经科学家苏巴斯·潘迪（Subhash Pandey）说。它只是找到正确的基因位点，然后增减修饰基因的标签。

在2022年的一个研究中^[7]，潘迪利用针对表观基因的CRISPR-dCas9技术逆转了大鼠青少年时期酗酒导致的表观基因变化。他先前的研究^[8]将大脑的恐惧中心杏仁核中的这种表观基因变化与成年人的焦虑情绪和饮酒行为联系了起来。

神经科学家Elisabeth Binder发现，创伤会导致儿童加速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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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Planck Institute

在青春期注射过酒精的大鼠比起没有接触过酒精的会更为焦虑。但是，当潘迪逆转了这些表观基因变化之后，它们的焦虑水平又回到了正常值。反之亦然，人工引入这些变化也可以让没接触过酒精的大鼠更为焦虑。

在表观基因编辑用于临床（酗酒）治疗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潘迪相信它“在未来有着很高的潜力”。他表示，毕竟所有的新疗法都要经过繁琐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验证。

然而，当涉及到抑郁和焦虑障碍时，内斯特勒则没那么有把握，因为这些疾病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基因决定的。他说：“每个人抑郁的原因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找到正确的治疗靶点就成了第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治疗的方式：潘迪通过手术给大鼠植入了一根管子。没有这根管子，CRISPR就无法编辑杏仁核的基因。对于大多数的临床障碍，内斯特勒评价道：“要治疗人类，我们需要更可行的办法。”一个替代CRISPR的办法是服用专门去除特定表观遗传修饰的药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了此类药物用于某些癌症的治疗。虽然人们对它们的副作用仍心存疑虑，但内斯特勒表示：“我们对它控制抑郁症状的潜力非常感兴趣。”

另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能由于药物和基因编辑而忽视掉表观遗传学的本质：它是随环境改变的。“这些基因变化是我们生活环境的动态结果。我们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健康风险。”邓恩觉得，抑郁症的预防重于治疗。

她认为，我们应该在患者被诊断之前就弥补他们童年的创伤经验，但不是利用针对精神健康的CRISPR技术，而是通过社会支持与心理治疗。而表观基因，则可以仅仅作为生物标记物用于筛查高危儿童。

– Majid Alammari –

一些人会觉得，我们并不是非得用表观遗传检测来筛选需要帮助的经历过创伤的儿童。对此邓恩答道：“我们可以有同样的遭遇，但这些遭遇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生物学效应。”在公共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将真正受创伤影响的人与有心理韧性的人区分开来可能是值得的。

内斯特勒的小白鼠证明了邓恩所言不假，同样的创伤会给不同的个体带来不同的效果。幼年晚期的创伤经历最容易在以后诱发抑郁，而幼年早期经历创伤的小鼠更容易复原，这可能是因为幼年早期的小鼠有更多的时间从创伤中恢复。

但即便是表观遗传药物和编辑内部，也有一些相对的捷径。内斯特勒最近发现了一套增强抗压能力的基因网络^[9]。表观遗传调控可以增强这套网络的表达，也就是说，成人有可能通过服药来增强这套基因的表达。他说：“近几十年，大多数人都在想着怎么去消除压力的消极影响，但我们也可以尝试激活人类天生就有的恢复力。”

将来这些基因针线肯定不会短缺。问题是，我们会愿意用这些针线缝补我们的脑子吗？

后记

Benson：自医师这个职业诞生以来，他们都有着“审判”一个人是否病态（illness）的“生杀大权”。当这病以生理病变为主导原因时，循证医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让医生可以做出越来越准确的诊断，这个权力并不会带来问题。可是到了精神疾病上，麻烦就来了。

什么样的情绪、思想和行为是需要干预的？如果需要干预，那么医院与规训机构（学校、监狱等）承担的角色又如何不同，分界线应当在哪？答案是，诊断权和处方权的边界并非由专业知识，而是由社会观念划下——比如说，上世纪LGBT的去病理化并不是医生带头的。19-20世纪的精神病院黑历史证明了，这样会带来一些很不好，很不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只有把精神问题还原到生理层面，才能让诊疗的边界归还给医学本身，避免医疗权力被社会滥用。fMRI，EEG，病理切片，基因测序……大家为此做了很多，但还不够好。随着表观基因与精神创伤的关联被发现，我不禁惊喜于未完的拼图又补上了一块。

参考文献

1.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the-british-journal-of-psychiatry/article/childhood-adversities-and-adult-psychopathology-in-the-who-world-mental-health-surveys/321448F043CF54632354A940AAB9E94E
2.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an4491
3.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44040/
4.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352289521001028
5.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326868/
6.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6-020-00620-7
7.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19300307
8.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19300307
9.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713580/

作者：Ida Emilie Steinmark | 译者：Benson | 审校：Soda | 编辑：M.W. | 封面：Nan Cao | 排版：骐迹 | 原文：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23/feb/26/does-gene-editing-hold-the-key-to-improving-mental-health

运动学教授雅克布·迈尔（Jacob Meyer）是这两篇文章的主要作者，他说道：“关于锻炼对精神健康作用，此前多数研究都采用非常广泛的指标来测量身心健康。而这次我们的研究聚焦于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一天一次的短时急性锻炼（acute exercise）会如何影响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在第一个实验中，研究者们共招募了30位受重度抑郁发作（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困扰的成年人*。被试会被随机分配至骑行运动或者静坐对照组。骑行组被试会在实验室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骑行，而对照组被试只需静坐休息同等的时间。实验过程中，被试共需填写电子量表6次：运动或静坐前、半途、后各一次，以及运动后25分钟、50分钟、75分钟三次。若是被试在第一次实验中被分配至骑行组，那么一周后他们就会在静坐组中重复一样的实验过程，反之亦然。

每个量表包含标准问题，还有针对抑郁症症状的量表问题*以及一些认知能力测试**。其中认知能力测试包含了要求被试无视字的意义而回报其字体颜色的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例如看见“蓝”时需回答字体颜色“红”。

*译者注

*根据原文，30位被试均为20-60岁之间、已确诊重度抑郁症，且正在经受一次重度抑郁发作的人。

**针对症状的量表包括情绪状态短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Short Form；POMS-SF），积极消极情感短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Short Form；PANAS-SF），感觉量表（Feeling Scale；FS），快感缺失直观类比量表（Anhedonia Visual Analog Scale；VAS）以及多为快感缺失量表（Dimensional Anhedonia Rating Scale；DARS）。前三者测量心理和心情状态，后两者针对抑郁症的快感丧失症状。

***实验主要使用了两种认知能力测试：

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在该实验使用的字素混淆版本中，被试需要根据字体颜色，而不是词语的含义做出回答。例如：如果看到“红色、绿色、蓝色”，被试需要在字体颜色具有明显干扰性的情况下无视字体的颜色，回答文字的内容，或者两者对调。此测试的表现往往与注意力选择（Attention Selection）、处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执行处理能力（Executive Functions）和认知抑制（Cognitive Inhibition）等多种认知能力相关，因此这项任务可以即时体现抑郁症对认识能力的侵扰程度。

N-Back任务：此测试中，被试需要判断目前的刺激物是否与n次试验以前的相同。该实验使用了2-Back test，这意味着被试需要回忆当前展现在9宫格的图案是否与2次试验之前的相同。这个测试主要以反应时间和准确度的方式考察了被试的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

研究者们用实验中量表所测量的数据分析了运动对重度抑郁症中这三个主要症状的影响。这三大症状包括：1.悲伤、沮丧、悲观的抑郁情绪；2.快感丧失（anhedonia），即对以往感兴趣的事物提不起兴趣；3.认知能力下降，主要表现为思考能力下降，对复杂的人物、信息处理能力降低。

骑行实验结果表明，经过30分钟的运动，被试的抑郁情绪得到了改善，且效果可持续至75分钟或更久。运动也能改善快感丧失——即使这一积极效果在75分钟时会开始消减，但还是优于没有运动的静坐对照组。

的反应比静坐组更快，却在运动后25分钟以及50分钟的测试中反应更慢。迈尔表示，需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来了解这一令人意外的变化。

迈尔还说：“好消息是，运动对抑郁情绪和快感丧失的改善可以持续超过75分钟。下个实验，我们需要设计更长的时间跨度，来探查运动带来的正向效果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减弱的。不过结果表明抑郁症患者可以利用运动后的黄金窗口：在此期间，他们或许可以更容易或者更高效地完成一些精神上或者认知上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报告会、考试或者出门接受治疗。”

迈尔进一步问道：“我们是否可以将运动后的短期益处最大化，并将其与心理治疗的长期效果结合，形成一个最有效的全面干预手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迈尔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展了另一个试点实验（pilot study）。

他们一共招募了10人。其中5人为运动组，他们需要自行以中等强度锻炼30分钟（例如：骑行、慢跑，或走路），研究者们也会通过他们穿戴的智能设备来确认运动数据。随后他们会参加每周1小时的虚拟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CBT）。其余5人为对照组，他们仅需保持治疗开始前的日常作息。

*译者注

认知行为疗法，一种主要通过矫正认知偏差（思想，信仰和对特定事物的态度）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来提高情感管理进而达到改善精神心理问题症状的社会心理干预。（https://en.m.wikipedia.org/wiki/Cognitive_behavioral_therapy）

在为期8周的心理干预结束时，虽然两组都有改善，但是在治疗前运动过的被试中，抑郁症状的缓解更加明显。

研究者们认为，此结果可能说明运动可以帮助提高成人抑郁症治疗的效果。

“虽然，由于样本量过小，我们没有进行体系化的统计检验，但是初步结果让人充满信心。”迈尔补充道，“总的来说，这项试点实验说明人们对这种新的混合治疗保有兴趣，并会坚持去做。除此以外，运动似乎不光对抑郁症本身有帮助，也对心理治疗的机制有作用。”

其中一种机制之一就是医患关系。迈尔说，如果患者足够相信治疗师，治疗就更有可能持续下去，最终的治疗效果也会更好。

在该试点实验中，在治疗之前运动的被试感觉自己能与治疗师更快、更紧密地建立联系。研究者们认为这说明运动可能会预先调整大脑，帮助大脑做好“准备”，来适应在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在情感上更有挑战性的部分。

研究者们希望接下来几年能延续这项创新性的研究，更深入了解如何将运动整合入一种更有效的治疗或干预方案，从而更好地帮助长期受抑郁症影响的人。

来源：Iowa State University | 排版：光影

译者：Santo Stefano | 校对：Lemona Zhang

编辑：老司橘 | 封面：Andrew McCrea

有请演奏“游戏通关悲伤奏鸣曲”

其实这个现象尤为普遍，读者称之为“醉书”（book hangover），《图书革命》杂志（BookRiot）的作者克莱尔·巴纳特（Clare Barnett）将描述其为“读完一本书后，还久久不能从虚构世界中抽身的状态”^[1]。艺术和休闲领域的学术研究将之命名为“系列出版物后抑郁”，简写为PSD（Post-series Depression）。2019年的一篇研究^[2]将PSD定义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电影或影视作品中后，作品结束时人忧郁而流连忘返的情感状态”。这个现象在游戏界叫做“游戏后抑郁”。这个词语甚至被收入至了《都市词典》^[3]，其例句为“游戏后抑郁让我一直都在逃避我最喜欢的游戏’’——这不就是我的“旷野之息拖延”嘛！

*译者注：《都市词典》（Urban Dictionary）：一个致力于收编英语俚语的在线词典，现已收入词汇486万多。

尽管叫法各有不同，醉书、系列出版物后抑郁、游戏后抑郁，这三个症状有着相同的症结。其根源就是“类社交依恋”（ parasocial attachment）^[4]，一种单向不均等的依恋。用塞尔达的例子来说，虽然玩家觉得他们认识游戏里的人物，了解海鲁尔世界，但虚构的游戏是不会向我们“回礼问好”的。

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心理学副教授盖尔·史蒂芙（Gayle S. Stever）指出，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将所有互动不论真实与否都一视同仁地处理。即使深知海鲁尔不是真的，但是人还是会日久生情。然后，随着游戏通关，故事走向结尾，我们与之的联系就突然终止。于是人会为如此的“类社交依恋”感到悲伤。

大众流行文化中，贝蒂·怀特*就是个不错的例子。她在不到一百岁诞辰时不幸去世了，被众人所纪念，大多数的追悼者对她的演艺事业称赞不绝，歌颂她对动物的爱，讴歌她对种族主义的反抗^[5]。在报纸和社交网络上，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认识她，但是在谈论她的时候煞有其事的。

“我们觉得好像认识她一样。”史蒂芙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关键——人们开始产生单向的联系，进而人们评论道“我们对她的离去感到惋惜不已”。

任何让人感受到舒适、安全以及慰籍的事物都可能导致单向依恋的产生，比如明星、虚构的世界和人物。虽然从荒野之息海鲁尔的遗迹、怪兽和生锈的大刀中汲取舒适感这件事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史蒂芙解释道“人的舒适感源自对事物的熟悉” 。无论生锈的大刀本质上是否令人放松，随着游戏发展，玩家逐渐熟悉海鲁尔世界，这世界的引人入胜以及随之而来的慰籍是能被切身感受的。可能这也解释了像《最后生还者》*这样的僵尸游戏的走红，虽然粉丝不会切身处地生活在末世，游戏仍大红大热。

*译者注：《最后生还者》（The Last of Us）：SONY PlayStation平台上大热的末日丧尸游戏，由有口皆碑的Naughty Dog工作室开发。

早在婴儿时期，人们就渴望在熟悉事物中寻求舒适感。当我们看到熟悉事物，例如母亲的脸，这往往意味着安全与饱腹。这种天性并未随着成长而消褪，因此人们依然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依恋。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也会失去一些这样的依恋。史蒂芙说道：“一旦这些依恋感不再，舒适感也随之而去。”她进一步猜想，因为疫情所限，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减少，转而人们在家中破百卷、观万剧，因此类社交行为可能如今更为普遍。史蒂芙在她的《塞奇出版社进化心理学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一章中解释道^[6]：类似的类社交依恋可以给人提供安全感，其效果甚至不亚于在身体上与一个物件、一个人近距离物理接触。

总而言之，虽然媒体内容不能代替人际关系，但效果仅次于之，而且这是人们在新冠疫情之际最好的替代品。

有些研究者认为类社交关系不益于健康，并将其病理化。但史蒂芙不赞成这个观点，她说道：“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产生类社交关系是人之常情。”

玛雅·吉基奇（Maja Djikic）对于醉书也有类似看法。她是一位任职于多伦多大学罗德曼商学院自我发展实验室的副教授，在《图书革命》杂志的一篇文章中^[7]。她说道，长久的醉书源自于读者“对书中提及的相关个人问题开始反思与思想斗争，可能会导向人生质的变化”。

何以对之？

知道游戏后抑郁的存在只是其一，但一个人真正面对这些忧郁时刻应该如何应对呢？针对悲伤感情的处理，史蒂芙借鉴见了处理其他悲伤的例子。

史蒂芙指出：“每当人们感到悲伤，他们会在别的关系中寻求安慰。”在哀悼我们的家人和朋友的时候是如此，当我们因为类社交依恋黯然伤神时亦是如此。当被忧愁所困扰时，她建议人们应多与生活中的人交往，无论他们是否打游戏，不论谈及悲伤本身与否，这都可以缓解孤独感与分离之痛。

同时，她建议用新的联系来填补娱乐空缺。比如将最爱的电视剧再看一遍，比如说老友记，办公室，黄金女郎等，或者从想看列表中找一部新的。看本书，玩一个新游戏，或者重温旧时之爱——最重要的是，做任何能给人带来快乐的事情，还有牢记悲伤总会过去。

如果一个人还没准备好与他热爱的游戏告别，没有必要忍痛离别，不妨换个难度或者顺序重玩。如果游戏支持，可以打个不同的结局。不幸的是重玩荒野之息对我不管用，所以我转向了系列里的其他游戏。比如它的前作《塞尔达无双：灾厄启示录》，也因此得以在同样的世界，与同样角色继续畅游。对于我来说，这样既熟悉又足够新鲜。

其实回味游戏的方法不止一种。在2021《游戏人》（The Gamer）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8]，史蒂芙妮·迈纳（Stephanie Minor）建议可以加入游戏的粉丝群体来建立与他人之间的联系，这也可以缓解忧伤。迈纳继续写道：“这让你所爱的游戏生生不息。”

参与粉丝社群的方式多种多样，总有一款适合你！在论坛上留言，或者加入粉丝社群＊；在网站上读写同人小说，游览、创作粉丝艺术；参加粉丝活动如游戏主题圆桌会、见面会、cosplay等——如果没有既有活动的话，不妨自己组织一个。

*译者注：原文为“Discord servers, or subreddits”。Discord是一个为社群设计的多平台实时通话软件，服务器相当于群，且可以在服务器中进一步创建子社群。Reddit是一个论坛形式组织的新闻、社交、娱乐网站。子板框，Subreddit，为具体内容服务的下一级论坛板块。

不过有些时候，一个游戏结束了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不过切记，伤感是个正常的感情，有些时候人需要释放以及度过这段悲伤情感。

是的，这很伤人，没错，这也会让人沮丧。但这是游戏魅力的一部分。只有内心呐喊“我一刻也不想分离！”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对一个游戏动了心。

参考文献

1.https://bookriot.com/psychology-of-a-book-hangover/

2.Kottasz, Rita, Roger Bennett, and Tom Randell. “Post-series depress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Arts and the Market (2019).

3.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Post%20game%20depression

4.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00305809

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1/12/31/betty-white-arthur-duncan-racism/

6.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6029277_Evolutionary_Psychology_and_Mass_Media?fbclid=IwAR2NxRyRI_fMOHXD8ZNq8-QRU9sbh0Sg1i2I-9mTRP_YObJHNU6xtYwqmMk

7.https://bookriot.com/psychology-of-a-book-hangover/

8.https://www.thegamer.com/post-game-depression-coping-tactics/

作者：Natalie Schriefer | 封面：Aisha Gi

翻译：Santo Stefano | 校对：老司橘、Bulbasaur

编辑：Soda | 排版：光影

原文：

当27岁时的我第一次患上抑郁症时，最令我意外的是那轻薄的肉体感觉。当我漫不经心地想活动活动手脚时，它们却像哑铃一样麻木地悬垂着，而我的知觉也一样钝化了。来自外界的信息就好似透过了彩色玻璃的窗格，像层层的波浪让人难以分辨清楚。

经过几个疗程效果不明显的认知行为疗法(CBT)后，我最终屈服并开始尝试服用氟西汀（药名叫百忧解），氟西汀完全解决了我的抑郁，这种感觉就像洗礼后重生。我穿梭于各大百货商场里，试穿各种新衣服，脱胎换骨的我已经准备面对全新的生活了。我认为（或者说我强迫着自己认为）这些突然降临到我身上的精神肉体的迟钝折磨都是一次性的，是个意外。（而事实上，成千上万人在他们的一生之中，经历的也只是一小段抑郁的时期。）

Should the ‘kindling’ concept direct mental-health treatment? | Aeon Essays

If each bout of depression, bipolar disorder or PTSD makes another more likely, should sufferers stay on medication for life?

但对我来说，这个被心理学家兼作家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称做午间恶魔的疾病却再次袭来了。就在我生完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它剧烈地降临了，带来了迟钝的四肢和灰暗的景观、强逼自己咬下一口食物时的反胃，以及当焦虑蔓延时耳朵里听到的自己的血咕噜咕噜流的声音。因为我知道抑郁症就是一匹黑狼，所以这一次我迅速采取了行动，继续接受谈心疗法并寻找新的氟西汀处方。

在给我新的处方的时候，我的心理医生还给了我这样一个建议：永久使用氟西汀。他表示这样可以避免避免抑郁发作进入后续阶段，对我的长期健康极其重要。他的建议似乎与我听说的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抑郁症的医学概念一致，即引燃假说。就好像一个容器每次落下都会产生更多的裂缝，这个理论说的就是：像抑郁、双相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类精神疾病，病人每次病发后神经都会更脆弱敏感。所以，疾病会越来越快地进入晚期，也越来越不需要刺激就会发病。而阻止这一趋势的关键就是在疾病有机会发生之前阻止疾病的发生。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听到引燃理论的风声时，我觉得这简直是我这段时间内听到的最沮丧的事情了。之前，我还以为我早已将抗抑郁药物从我生活里永久地清除，但现在，我却得不情愿地接受我可能要像糖尿病人需要维持胰岛素摄入一样永久地服用它们。

但现在，尽管我害怕极了，我还是迫切地想问问医生关于引燃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每当抑郁发作一次，我的大脑就会变得对后续的疾病变得更加敏感？他表示我应该严肃考虑前景，而现阶段预防是最重要的。我的选择突然就变得对比鲜明了起来：一是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接受它带来的副作用和耻辱，另一则是冒险让疾病继续发展，毁灭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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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经科学中最直观显眼的比喻莫过于引燃了。生火人周知，独有树心之木不易点燃，但若将细枝残叶覆与其上，则原木燃。心理健康专家，尤其是精神病专家，谈到某些病人就像是被创伤性经历或者之前疾病的发作“引燃”了一样。就像专家们的比喻一样，他们看这些病人就仿似缓慢燃烧着的火圈，时刻警觉着能使它们爆发的蛛丝马迹。

引燃的理论轮廓初次显现不是在精神疾病上，而是在一种叫做癫痫的神经疾病。20世纪60年代，耶鲁大学的两位生理学家，何塞·狄卡度（ José Delgado）和曼纽尔·瑟维拉诺（Manuel Sevillano）在猫身上用电击引导出了轻度癫痫，并发现刺激引导的次数越多，实验猫的癫痫越严重。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滑铁卢大学的生理学家格雷厄姆·戈达德（Graham Goddard）将此项实验拓展在大鼠身上，并发现实验动物的癫痫程度会随着每次诱导而增强。在经过一系列诱导后，大鼠更易发生新一轮的癫痫：实验前对大鼠没有威胁的电刺激，用在实验后大鼠上却能产生强烈抽搐。控制癫痫发作的大脑通路持续活跃，而这种持续性活跃似乎让这条通路愈发敏感流畅。戈达德把这一独特的递增过程叫做“引燃”，“引燃”也同样适用于自然发生的癫痫。此后，建立在人类和动物实验基础上的有关临床证据大量积累，引燃一词已在神经病学家的癫痫研究进程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华盛顿大学的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第一次将改良的引燃理论用在精神病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波斯特和同事们发现，情绪失常总是遵循着某种可预测的发展顺序。当疾病的第一阶段发生，病人往往是发生了不顺意的事情，例如离婚、失业和癌症。但连续发作的疾病往往不是由坏事的发生而导致的，并且这样的疾病会发作得越来越频繁。波斯特还提出：活跃性疾病可能会刺激大脑，使其在未来更易产生抑郁。

波斯特在探究引燃对癫痫的影响上殚精竭虑。所以也只有他自然地想到借用比喻来描述与抑郁相关的一系列精神失常，如躁郁症、创伤后精神障碍、躁症以及郁症。“引燃模型的诞生帮助我们认识了疾病的潜伏发展、展现和演变。”1988年他在《纽约时报》上这样说。自此，波斯特发表了大量论文来支持引燃理论，他认为引燃理论有助于探明（如果成功的话）可被阻止的可预测神经过程。他写道：“在适当的心理和药物治疗干预下，疾病的发展是可以预防的。”

即使波斯特的引燃声明掷地有声，研究者们仍不能完全理解驱动引燃过程的生物机制。但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能使研究者们对此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有相关研究表明情绪失常可能造成大脑渐损。抑郁症人群普遍有大脑海马体萎缩的症状（海马体是大脑管理记忆和情绪的区域），并且萎缩程度与抑郁次数和抑郁时长成正比。这表明每一个连续的抑郁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细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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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损伤由什么机制来控制呢？研究人员一致发现，当抑郁发生时，以皮质醇为代表的应激激素超负荷生产。这种明显的激素反应貌似能帮助病人逃离痛苦，比如说，可以摆脱大草原上的狮子。但如果这种应激反应在抑郁中持续发生，就属于疾病了。

当下丘脑继续引导机体快速生产皮质醇时，白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细胞因子是一种引导包括大脑在内的机体各组织发炎的蛋白质）。两种物质都能触发细胞死亡，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复发性抑郁症人群的下丘脑体积总是比较小。高水平皮质醇能降低大脑产生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BDNF可以促进神经元的生长和死亡。当BDNF水平过低，脑细胞会死亡。“抑郁总是递进的，发作阶段的时间越长，生理结构上的异常就越大。研究抑郁就是一天又一天与危害患者的疾病做斗争。”布朗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彼得·克雷默（Peter Kramer）在《抗抑郁》（Against Depression）一书中写道。

此种依次积累性的脑细胞损伤提高了未来的复发率。海马体缩小的越厉害，其控制应激激素释放的能力就越弱。时间久了机体的正常应激反应机制就会被打破。

他们曾经历的轻微挫折或拒绝都能使其骤然陷入极度抑郁。

2015年，加拿大皇后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观察经受了压力和抑郁的人群后发现，当进行五分钟即席演讲时，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激素水平几乎没有改变。（当健康的被试做难事时，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升高，然后迅速回归正常。“我们观察到了这个迟钝的变化。”皇后大学团队的一名研究员，心理学家凯特·哈克尼斯（Kate Harkness）这样说。抑郁人群的皮质醇释放异常，说明控制产生强劲应激反应的生物机制已经完全被打败。“或者说，它烧坏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可能更不会处理生活压力，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应激激素的释放不如之前规律。总的来说，人们往往会更脆弱、更“易被引燃”，他们曾经历过的轻微的被拒和挫折都可能使其突然陷入极度抑郁。

哈克尼斯也怀疑是不是各种心里联想驱动了引燃过程。例如，之前已经抑郁的人可能养成了没有用处的深思的习惯（像牛反刍一样过度纠结于某些问题），或者习惯性地因为以前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两者都会使得身体进入一个延长的“战或逃”模式。“抑郁和压力的反复发作会加强人们对自己的负面信念，如‘我很没用，我是个失败者’，而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哈克尼斯说道。一旦这种认知习惯建立起来，新的刺激轻松地就能触发级联的应激激素释放和细胞死亡。“而仅仅只是想到这些刺激源这个动作就足以引起这一系列的反应。”

而基因可能也参与其中。有明显情绪异常基因史的人可能生来就是“预引燃”的状态：就是说，在引燃的连续周期上，这类人的抑郁第一阶段发生得更早，并且要使他们触发第二、第三阶段抑郁跟其他人触发第八、第九阶段的抑郁一样容易。（因为我家也有抑郁病史，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属于这个范畴。）而且据最新消息，波斯特和其他研究员们发现疾病的每一阶段都刺激了表观遗传变化从而改变基因的表达，但并不是改变基因的DNA密码子；这些改变可能会阻止控制脑细胞生长的基因发挥作用，从而使人们更易旧病复发。

译者注：表观遗传学研究的是在不改变DNA串行的前提下，通过某些机制引起可遗传的基因表达或细胞表现型的变化；所以表观遗传学变化即基因本身没有改变，但是基因的表达改变了。

如果引燃理论真的有价值，那其中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终止疾病的引燃过程了，而氟西汀这类抗抑郁药物就可能有望实现这一点。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SSRIs）的人群往往BDNF水平高（BDNF是促进脑细胞生长分化中最重要的蛋白质）。而对已经服用抗抑郁药物三年的人来说，海马体往往显著扩大。这些发现表明以氟西汀为代表的SSRIs 药物不仅预先制止了对大脑的伤害，还促进了神经元生长，逆转了先前持久疾病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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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引燃假说的各个要素都能自圆其说相互补充，但比起铁定的生物真相来说，它更属于一个理论框架，这其中还不乏许多对其质疑者。2015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心理学家萨曼莎·安德森（Samantha Anderson）和同事们在一篇引燃分析中总结道：在单相和多相抑郁的人群中，疾病阶段发作的间隔时间不一定像引燃理论预测的那样依次递减。另外，有许多经常治疗情绪失常治疗专家，他们以自身经验得出来的结果也与引燃理论不符，即：情绪异常的病情发展并不总是递增的。但我的心理医生表示：“这并不是我的临床经验。” 他对我说，如果我表达了一丝害怕的话，我那已经引燃了的大脑就会更容易屈服于疾病，直到我到达慢性抑郁的荒原之上。

尽管她的话让我消除了疑惑、感到了心安，但她的安慰却又似乎与她之前给我的建议自相矛盾。她建议我进行长期药物治疗，不仅可避免复发的高风险，而且也可能修复先前抑郁所造成的细胞损伤。无论是什么在神经和心理过程中起作用，最终的统计学结果是有说服力的。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格迪斯（John Geddes）和同事们在分析31个不同的随机药物试验时发现，在疾病的一个阶段后继续使用抗抑郁药物能降低70%的复发率。基于这个实验，从疾病的任何阶段开始治疗12到36个月，这种疗效都能保持稳定（换句话说，用安慰剂干预的对照组有41%的实验病人在初次发作后复发了，然而在用抗抑郁药物干预的实验组，这个数字是18%）。

就在我思考我的医生的观点的不同之处时，我开始思考或许这两个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引燃假说和抗抑郁药物能阻止疾病恶化，这两者都毋庸置疑，难以推翻。但如果这些药物（例如氟西汀）并不是能阻止引燃过程的唯一方式呢？如果资深治疗专家可以通过教病人对抗负面情绪、避免沉思来阻止疾病恶性循环，那就能解释他们在病人身上观察到的好转迹象，例如抑郁病人发作了一次两次或者三次，后面就不发作了。至少，有研究表明谈话疗法能和药物治疗一样能导致人脑中的生理变化。不管治疗专家是否支持引燃假说，他们的心理疗法和药物疗法都是阻止疾病引燃加重的堡垒。

像人们描绘化疗舰队穿过血管消灭癌细胞一样，我想象着我的大脑随着新细胞一点点萌生而慢慢痊愈。

或者不仅是堡垒，假如以克雷默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是对的。当人长时间健康时（比如说，十年没有发作抑郁），神经修复能使大脑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吗？哈克尼斯表示，对于反复抑郁而后进入长期缓解期的病人，至今还没有研究能追踪到其大脑中的变化。但基于自己的经历，她认为只要治疗方式得当，即使是多发性抑郁的病人，大脑和心智都能恢复如常。她说，“我认为真的可以“痊愈”，普罗大众能受益于防范抑郁的经验。而这些病人能从生活中对抗压力的经验中获益并且能够很好地处理它们。“

在考虑着是否要长期服用氟西汀的同时，我也在努力学着如何正确地应对压力。我每一两周都会去找心理医生做认知治疗，也的确减缓了我的恐惧担忧。我也正在研读1980年大卫·伯恩斯（David Burns）的《缓解情绪》（Feeling Good），这本书引导读者通过调节认知来应对抑郁。然而，尽管我已经开始了定期治疗，但我还是不能动摇在过去抑郁已经战胜了我的这一想法。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要继续接受氟西汀结合其他必须治疗的综合治疗方式，而这可能是阻止我已经引燃了的疾病的最佳选择了。

这不算是个直接的决定。对比用药前，用药后的我感受到了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情绪稳定，我没有那么容易被激怒了，也不会因为一些小烦恼而感到压力大。但我担心的是，在把过去的情绪低谷一次性清理的时候，我可能也封锁了到达情感高峰的路，而这也是广大SSRI服用患者都在关注的问题。我同时也了解到，因为SSRI这类药物在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所以目前仍没有确切说法能阐明氟西汀在一生的各阶段中到底是怎样影响我们的意识和机体的。

在做了决定后的两年里，我没有发作过抑郁，但我仍面临着在开头提到的问题。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每晚吃的这种小小的白色药丸可以避免发病，但同时我也清楚，我们不能料远若近，没有什么结果能被充分保证。

面对持久的不确定性，观想倒成了一种安慰。像人们描述化疗舰队穿过血管消灭癌细胞一样，我预见着新细胞萌芽，互相建立联系，我的大脑正一点一点痊愈。我期望着这神经篱笆可以越来越高、坚实并且无后顾之忧，把引燃的火苗拒之门外。正因为明白了无知的代价，所以我才一往无前地求知。

翻译：邹师谦

校对：何宗霖

编辑：EON

对于所有已获得过医生处方药物或治疗方案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有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即你的医生并不知道哪种治疗方案会对你有效。

“目前，这还是完全的原始臆测工作。”斯坦福大学教授琳恩·默里·威廉姆斯（Leanne Maree Williams）说，“说实话，很难想象有什么做法会比当前的情况更糟糕了。”

抑郁症表现为长期持久处于悲伤低落或闷闷不乐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已达到了导致生活质量开始下降的程度。两种主流治疗方案分别是认知行为治疗以及抗抑郁药物治疗。其中，认知行为治疗是指通过以谈话为主的方式使患者调整自己的习惯。

二者的疗效差不多，大概有40%的患者能够好转。

但是没有哪个治疗方案能够对所有人都起效。同时，这并不仅仅是谈话疗法与药物治疗的竞争，即使在药物的领域，可靠的药物像是舍曲林（左洛复）或是度洛西汀也只对一部分人起效，对其他人则没有效果。

精准医疗改变了医生治疗某种特定癌症的方法。而“精准精神病学”这个词，某种程度上由“精准医疗”启发而来。精神病学研究者们期望大脑扫描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带来诊断和治疗抑郁症的“精准”方法。治疗失败后，有太多患者陷入沮丧失望。这些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抑郁症治疗经验并不存在。

对于那些得到抑郁症正式诊断的人来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说明，他们需要满足九条标准中的五条，包括情绪低落、兴趣降低、体重改变（增重或减轻）以及在睡眠或活动层面的变化。

而诊断确认则可以是该标准的任意组合。

因此，那些每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失眠人群，那些感到疲劳、倦怠、焦虑的人，那些体重减轻的人，都会被诊断为抑郁症。但同时，那些嗜睡人群，体重增加了30磅（约27斤）的人，以及那些并未感到焦虑而是对曾经喜爱的活动失去兴趣的人，也同样会被诊断为抑郁症。

康奈尔大学维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的精神病研究专家康纳·利斯顿（Conor Liston）说，没有人会认为这二者存在同样的生理问题，“但是这二者被贴上了同样的标签。”

抑郁症一直是精神病学的难题，因为它是由生理因素和个人经历共同引起的。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6.7%的美国人一年中至少会发作一次重度抑郁症。

一种类型抑郁症的发作可能来自于我们身体生物钟的失调。另一种类型可能是个人创伤复发的结果。然而还有另一种类型可能主要是遗传因素造成的。或者甚至可以是以上所有的原因共同构成了抑郁症的发作。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两个人可以表现出同样的抑郁症状，但他们可能有不同的生理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是的，也许抑郁症的种类有数百种。”利斯顿说。

因此许多人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案。

大脑扫描和机器学习正在弄清楚抑郁症到底有多少种类型。

“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反复试验，这让我和大多数精神病学家都感到沮丧，”在临床实践中观察病人的利斯顿说，“因此，没有更多的客观数据来使我们做出决策，这令人沮丧。”

这种沮丧感刺激了他的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探测能力已经显著提高。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使用大数据科学的工具——比如机器学习和其他人工智能——来观察脑部扫描X光片，并找到那些能够预测我们行为的细微活动模式。

利用这些技术，利斯顿能够开始寻找抑郁症的亚型。

利斯顿与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团队最近把这些技术变成了研究抑郁症脑部的工具，并从参与者中收集到被称为“静息态”的脑部扫描X光片。

在这些实验中，参与者被带到实验室做核磁共振，同时被告知什么也不做。当参与者完成一项活动时，扫描检查并非想要寻找大脑的某个特定“发光”区域。它想要创造出一个参与者大脑如何运作的整体地图。静息态的扫描可以识别大脑中倾向于同时发光的区域。这些区域同时发光的程度越强，人们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越紧密。

科学家们认为，连接模式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抑郁症中各种各样不同的症状。

利斯顿和他的合作者收集了1118个扫描结果，其中458个是患有抑郁症的人。（请注意：对于大脑扫描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样本量。核磁共振成像仪器的运行成本是每小时500美元，所以最近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将他们的数据汇集到大型项目中。）

利斯顿和他的团队问计算机，是否可以首先区分那些抑郁的人和没有抑郁的人的大脑模式。当时，计算机的判断达到了84%的正确率。然后，该项目进一步深入研究，只关注抑郁症患者。计算机再次检查了同样的问题：这些大脑活动的模式能否将抑郁症患者之间进行区分？

这四种亚型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被称为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的大脑区域（通常认为，这个区域在自我参照思维中起作用）与大脑的其他区域是怎样联系的。

同时，这四种亚型的区分还基于患者对于两种抑郁症状（焦虑和快感缺乏）的表现情况上有所不同。“一种亚型是不快乐和焦虑，一种主要是不快乐，另一种主要是焦虑。”利斯顿说。

更大的样本容量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抑郁子类型，或者予那些已被定义的类型以更强烈的定义界限。而且，人们相信不止一个大脑区域网络在区分抑郁症方面有作用。但很有希望的是，利斯顿和他的团队在一个全新的组内进行了对参与者的预测。同样的四种亚型的模式仍然存在。

更有证据表明，抑郁不是一件事。这种观点可能会改变它的治疗方式。

对于抑郁症，第一次就能正确治疗是很重要的。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克雷格黑德（W. Edward Craighead）说，当治疗失败时，“会让已经抑郁的人感到沮丧。”它会加重消极思想的循环，使疾病更加难以忍受。

最近，克雷格黑德和埃默里大学的海伦·梅伯格(Helen Mayberg)一起，与埃默里大学的同事们发表了一项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可以为病人做得更好。

在他们的研究中，122名抑郁症患者被随机分配为接受认知行为疗法组和服用药物组（参与者需要服用SSRI或SNRI这两种最常见的抑郁症药物）。在12周的时间里，他们追踪病人情况，并仔细监测以做出改善。

正如利斯顿在研究中所做的那样，梅伯格和克雷格黑德在他们开始治疗前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静息态的fMRI扫描。12周后，他们收集了哪些患者病情有好转的数据，他们“问”计算机是否有某种大脑活动的模式，可以预测谁会在药物上得到更好的治疗，谁会在认知行为治疗上取得更好的效果。

“对认知行为治疗有反应的大脑类型是大脑前额区域与大脑其他部分之间连接性较强那类，大脑前额区域更多地涉及思考、交谈和解决问题等。”克雷格黑德解释道，“而相反的类型，连接性较弱的患者，则对药物治疗的反应更好。”

梅伯格解释说：“如果大脑的连接被保留下来，那么这个连接网络就可以用于谈话疗法。”另一方面，毒品似乎加强了这些联系。

（注：本研究中确定的连接性模式与利斯顿研究中发现的连接性不同。此外，科学家们相信，在抑郁症方面，有许多重叠的生物标志物。）

克雷格黑德解释说，总的来说，那些表现出这种强联系的人，有76%的几率对谈话疗法做出反应，但只有5%到10%的几率会对药物做出反应。对那些有相反模式的人来说，有50%的几率对药物治疗会反应良好，但只有5%的人会通过谈话疗法病情好转。（该研究中约30%的参与者没有明确的缓解或恶化症状。）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拉塞尔·波特拉克（Russell Poldrack）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他警告说，这些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更大的人群中。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因为预测分析是在数据收集完成后进行的，这“必然会高估预测的准确性”。

他补充说：“使用成像来预测治疗结果是很有希望的，但是目前的研究样本还太小。”其中包括：在这个研究中，122名参与者中只有58人在治疗过程中得到了更好的治疗。只有几十个人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

但预测的好处在于它们可以被检验。

未来的研究可以扫描参与者的大脑，然后将病人分配或不分配给脑部扫描所显示的治疗。克雷格黑德和梅伯格说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如果被匹配治疗的人治疗效果更好，那就表明这有帮助。通过观察大脑，可以更好地治疗抑郁症。

这项研究与利斯顿的研究中发现的一个大观点有关：大脑不同类型的人对不同类型的治疗有反应。在研究中，利斯顿发现，抑郁症的四种亚型对一种叫做经颅磁刺激的治疗有不同的反应，这种疗法通常在药物或谈话疗法失败时使用。

这种刺激帮助了那些82%的落在第一亚型中的患者。但它在第二亚型中只帮助了25%的患者，在亚型三中帮助了61%，在亚型四帮助了29.6%。（“病人需要理解这是非常早期的阶段，”利斯顿强调，“需要做很多工作验证和重复这些。”）

梅伯格解释说，根本上，目标不是让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接受脑部扫描。“也许有一个床边[评估]与大脑类型有关，我们必须寻找它，”她说。大多数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首先看到的是家庭医生。一个床边测试可能是涉及到对情感视频的反应，或者是血液测试来发现基因相关的东西，以让医生更好地指导他们的病人接受治疗。

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谨慎乐观。现在要将其应用于广泛的临床应用还为时过早。但至少，这项工作应该为那些无法找到正确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提供一些安慰。

“如果你得到了治疗，但没有好转，并不是因为你不可能被治好，”克雷格黑德说，“可能是因为你的治疗与你的抑郁症不匹配。”

翻译：阿澈

校对/编辑：EON

原文：Treating depression is guesswork. Psychiatrists are beginning to crack the code.

2006年，墨菲饱受她自称是“灵魂的败血症”的抑郁症折磨，她患的抑郁症不仅难以治愈，而且让她越来越虚弱。她已经两年都没有开口说过话了，感受不到任何东西，也不怎么吃饭。她想就此一了百了。

常规疗法毫无帮助，所以当她听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医生们开发出一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治疗方式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一种通过永久植入脑中的电极来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方法。不过整个手术过程对她来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我甚至都没有看手术同意书就答应了，”墨菲说，“我毫不在乎。” 墨菲认为这是她最后一试，在手术的时候，她甚至一度希望医生出现致命的失误，这样她能就此一了百了了。

在几个月后的6月6日，躺在麻省总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室的墨菲，几乎好几天没怎么进食。为了手术准备，被剃光了头发的她看起来毫无生机、形如枯槁。一个闪亮的花生形状的CT扫描仪包着她的脑袋。

医生们首先在她的颅骨上钻开了两个硬币大小的开口，然后小心地把铅笔芯一般粗细的电极放入大脑皮层一块叫做内囊的区域。当电极一放好，医生们便开始让墨菲在颅骨仍旧打开的状态下与电脑的情景模拟系统进行互动。在手术前，医生们便已经使用了CT扫描和电脑导航系统（一种用于大脑手术的GPS）绘制了她的大脑，确定了要放入电极的具体位置。

医生们把一个四方外置硬盘一样的电脉冲发生器缝进墨菲的胸腔，而这个电脉冲发生器和放进了大脑中的电极，能刺激墨菲大脑中负责调控抑郁的脑区。这一装置被称为深脑刺激器（以下简称DBS），用来调节神经活动使大脑功能正常化。一根电脉冲发生器中的导线带着电流一直蜿蜒而上，通过电极将电流传导至大脑。

医生们一安装了电极，就把它们接通了电源。

这一刻，墨菲震惊了。一阵暖流涌动全身，任何东西都更明亮，更清楚。然而所有的感觉瞬间都消失——医生们切断了电流，这样他们才能完成电路的安装和颅骨的缝合，并把脉冲发生器永久地放在她的胸腔里。

手术以后，墨菲休养了几天医生们便将送她回家去了。医生说，在重新开启她的装置之前需要好好休养三个星期。回到家，墨菲又回到了那抑郁的灰色世界里，但是她仍能记得之前那温暖、明亮和清晰的感觉，她希望这种感觉能一直存在下去。

Brain-Altering 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Normal

(Illustration: Taylor Le) In 2006, Liss Murphy was in thrall to what she calls a “sepsis of the soul” - an intractable and debilitating depression. She had hardly spoken in two years. She felt almost nothing; she was barely eating; she wanted to die. No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had hel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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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深脑刺激最早使用于1987年。十年之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DBS治疗神经病学障碍，如必要的肿瘤和帕金森病肿瘤。没过多久，FDA 又先后批准使用这种技术治疗帕金森综合症（2002年）、肌张力障碍（2003年）和强迫症（2009年）。但是FDA一直都没有批准用它来治疗抑郁症。

尝试使用DBS进行抑郁症的治疗开始于2005年。在位于乔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里，神经学家海伦（ Helen Mayberg）发现，大脑皮层的25区在治疗难治性抑郁症时活动异常，于是在一个有限的试验中，海伦对6个患者的脑25区进行了刺激，发现有四个患者的抑郁症获得了改善。

海伦还记得第一个病人是个护士，她用为科学事业做贡献的心态把这一次临床实验当做自己能变好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医生刺激了她脑中的第25区之后，她一直以来都有的空虚和虚无感消失了——感觉的消失消失了。海伦在后续的研究中，都不断发现类似的情况，而麻省总院的医生们也见到过，其中一个病人突然讲起了笑话，而另一个病人十年以来第一次开怀大笑——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受过治疗的患者们最后都能重新回到家庭、事业、假期之中，还甚至能从中获得乐趣。海伦说：“他们的大脑不再把他们囚禁起来了。”

在家休养完之后，医生重新为墨菲的装置通上了电。一开始，完全没有她第一次在医院中感受到的强烈体验，甚至可以说一点变化都没有，长期抑郁的她甚至已经感受不到失望了。但是过了几个月，她渐渐开始察觉到了变化。所有针对抑郁症的治疗，包括药物和精神疗法，似乎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能见效，而这其中的科学解释仍是个迷。

当墨菲的装置开始工作以后，她能重新开始做的事情还不多，比如说话。她的声音，由于长时间没有说话，轻柔地像小动物发出来的一样。不过，墨菲开始遛起狗来，她说，“我好像又找回了自我。”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约翰（化名）身上。如今56岁的他，在少年时期就患有强迫症和抑郁症，而且曾经住过七八次医院。他试过许多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电休克治疗，甚至包括迷走神经刺激器的移植（这个装置能刺激12对脑神经中的迷走神经）。有的时候，这些治疗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挺管用的，但是最后都回到了原点。于是，在2006年，他听说一小时车程以外的麻省总院的深脑刺激小组正在进行强迫症的临床试验。虽然约翰由于并发的抑郁症不符合试验的条件，不过最后他还是愿意自费进行移植。这个要花费20万美元的手术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但是他所在的一个大型制造业公司慷慨地支付了这笔费用。

治疗效果完全值得这价钱。当医生们为他的装置接上电流，他感觉重获新生。约翰说，这种状态的瞬间转变让他感觉太奇异了，就像是过去数十年里不停把他困在原地拽着他的锁链消失殆尽。约翰还说：“我只希望这项技术能早三、四十年开发，这样我就能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了。”而约翰的妻子认为，如果真的如此，他们两个都能被拯救，“深脑刺激让我们两个人都重获了新生。”

这些成功的故事让人感动，但是深脑刺激对于抑郁症来说，并不总是有效。事实上，它大规模的失败率已经让至少两个临床试验被迫停止，这其中包括2013年圣犹达医疗中心监管的25区大脑神经调制试验。一份中期研究分析表明，临床试验的成功率最高只有17.2%。不过，新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之中，其中一些项目由奥巴马政府的“大脑计划”资助，数百万美元已经被用于研究如何获得大脑在正常和病理下的功能的实时监测。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以及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以下简称DARPA）已经用其中一部分资金资助DBS项目。

DARPA对深脑刺激的过程特别感兴趣，因为军队对情绪障碍的治疗有着既得利益。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们大多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抑郁症。所以DARPA的科学家想知道如何使用“大脑计划”的资金来帮助这些老兵。于是，DAPRA于2013年秋季正式宣布了一个项目，旨在发展“使用可移植的闭合环路诊断与治疗系统来治疗、甚至治愈神经心理疾病”，DARPA称这样的疗法为基于系统神经技术的新兴疗法（SUBNETS），并向外界征求计划书来发展这项计划。预期的设备能实时监控大脑活动，并自动地用电流反馈调节大脑活动，而不是像墨菲和约翰使用的装置那样只能不断刺激某一特定的位点。

对计划书的呼吁很快吸引了麻省总院的三位研究员：精神病专家达林·多歌迪（Darin Dougherty），神经外科医生艾玛·艾侃达（Emad Eskandar），以及神经工程师阿里·卫哲（Alik Widge）。他们团队在2006年成功设计并为墨菲植入装置。他们发现自己是DARPA提供预算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有神经科学的专业知识，外科手术的经验，以及专业的技术诀窍，来开发这项DARPA期望的技术，以及他们原始装置的下一代版本。不仅如此，能设计并建造这个装置的高科技工程研究实验室——德雷珀实验室，就与他们隔查尔斯江相望。

于是，这支麻省总院的团队来到德雷珀总部，商议一同解决DARPA提出的难题。德雷珀同意了这项合作，于是一拍即合的两支队伍开始正式起草计划书，并在当年的年底将其上交DARPA。在随后的三月，他们接到了好消息：DARPA十分喜欢他们的方法，并颁发给他们3千万美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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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赢得奖金以后，艾侃达三人找到了一些他们能找到的最普通的人，普通得没有任何精神或情绪障碍的症状。“我们让他们做完了我们能找到的每一个心理访谈以及症状访谈，他们都说：‘没事，我很好，感觉好极了。’” 卫哲说。

团队找到了36名这样的普通人，然后让他们进行另一组测试，以了解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比如正常思考的灵活性是怎样的？一个正常人的情绪变化范围是怎样的？以及正常人接近思考与避免思考之间的平衡在哪里？理论上，一个心智完全健康的人的情绪会位于这三个问题所涉及到的区域的中央。然而有些像逻辑上的恒真式（命题逻辑上，如某式为一连串命题变项的组合，将每个命题变项分别代入真、假，运算结果总是为真，则该式为一恒真式）一样，这个团队基于这36个正常人的反应，用大脑活动来定义和规范什么是“正常”。

在另一方面，为了确定机能失调，他们找到癫痫患者 ，因为他们总是伴随着情绪障碍。这些患者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病床上无所事事，一动不动地看着日间电视节目，所以当医院里的癫痫专家走进病房里，说：“你们想和计算机来赌一把吗？”（隔了一会儿再说“顺便同时测量一下你们的大脑活动”），他们大部分都是愿意的。

研究人员理想中的系统能时刻记录大脑的活动，察觉到一个症状何时以及如何产生，并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与杂乱的思想进行斗争，然后实时地让大脑回到正常的状态中。

医生们让癫痫患者重复那36个 “超乎正常”的正常人完成过的测试，并记录他们的脑部反应区域，及其反应强度的不同。“过度的情绪”与“合适的情绪反应”如何不同？哪些区域更活跃，哪些更迟钝？现在，整个团队正处于这堆庞大数据的收集以及运算之中。他们希望找到让大脑从过反应或者弱反应回到三个区间的正常范围的方法。通过移植新的仪器，举个例子，如果某一患者情绪化的程度超过了两个指标，那么医生们要能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通过装置来刺激大脑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团队发表于2017年1月份的《实验神经学》（Experimental Neurology）杂志的前期结果表明，医生能够识别、并调控大脑的情绪网络。这份初步研究同时也特别指出大脑前额叶皮层、扣带皮层、脑岛以及杏仁体在调控情绪上具有联系。

多歌迪等人确信，通过这样的知识，他们可以创造出一种能治疗其他治疗都不管用的精神疾病的移植物。而这其中的关键，他们认为，是设计一种聪明的、可以自我调节的系统，而这也正是DARPA所需要的。他们理想的系统能时刻记录大脑的活动，察觉到一个症状何时以及如何产生，并在适当的时机和地点与杂乱的思想进行斗争，然后实时地让大脑回到正常的状态中。

但是，要制造这样一个装置，我们需要明白每一个症状的神经特征，而这也是众多科学家们正在做的事情。以重型抑郁障碍为例，它的症状十分复杂、难以预测，而且许多精神障碍都没有特定的一些症状。“你的睡眠增加了、或减少了，食欲增加、或者食欲减少，”卫哲说，“你可能总感觉难受想哭，或者你可能情绪上毫无波澜，然后世界感觉起来灰蒙蒙的或者什么也感受不到。”这些不同的表述都与不同的大脑活动以及不同的熄火通路有关，而后者的不同又都会导致完全不一样的症状。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深脑刺激还没有完全的成功吧，它只能刺激像大脑25区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位点，而且也不能完全动态地代替多个神经通路与其之间的交互作用。

当然，在研究中，还隐藏着更大的问题：是谁决定了设备的管理应该如何？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正常”？我们真的想要通过刺激大脑来还原、达到或者强化所谓的正常吗？这些问题就好像精神医师和患者们需要面对的道德困境，而且是以永久植入的形式时刻提醒着。就好像——“我的感觉，有多少是我自己，又有多少，是我植入的电极呢？”

卫哲记得在麻省总院的有这样一个病人，在电极的某一个特定的刺激水平下，她就会开始对卫哲说的任何东西都开怀大笑。她的丈夫指出了这点。

她说：“他是个风趣的人呢。”

“一分钟以前你还说他就是个完全无趣的人呢。”丈夫说。

“可能他换了话题吧。”

卫哲没有改变，而且他也并不风趣。只是电极的设置水平太高了，让这个患者太过愉快，但同时，她还马上狡辩称她感到愉快是对外界环境改变的正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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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2001年的电刺激缓和帕金森综合征症状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过度的刺激会导致“有趣的联想，引起有传染性的大笑以及愉悦感”。如果你能让一个人笑，那么你大概也能让他愤怒或者残暴——或是其他的任何事情。类似的治疗还有像轻度躁狂、带有短暂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情绪恶化以及伴有精神病症状的躁狂发作等副作用。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以这些改变作为目的，而不是将其作为治疗的副产品。鉴于深脑刺激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DARPA，进一步推敲，就会担忧其实在众多组织中，军队最有可能会滥用这种力量。如果一个装置可以检测并压制悲伤的感觉，同时用愉悦感来代替，那么未来的某一天它肯定也可以代替其他的感受。比如说，军队就可能把在士兵的脑中植入这个装置，让他们变得不正常，然后在战场上，他们就能变得异常无所畏惧而且骁勇好战。

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就曾被怀疑过实施精神控制实验，比如让不知情的精神错乱的民众摄入LSD；或者是对超过1400名患有精神疾病的二战老兵实施前额叶切除术。然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乔纳森·莫雷诺（Jonathan Moreno）反驳道，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离需要担心深脑刺激的这天还很遥远。

莫雷诺写过一本关于军事与脑科学相互影响的书：《头脑战争：二十一世纪的脑科学与军事》（Mind Wars: Brain Science and the Military in the 21st Century）。他指出，大脑手术就是大脑手术——非常的昂贵而且复杂，不是哪里都能操作的。“ 你必须要时刻问自己，‘我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怎么才能用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来达到目标？’”他说，“至于放在脑子里的装置，必须时时刻刻按照正确的方式工作，并且必须在这个区域内保持下去。换了是你，肯定不会这样做。”传统的训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DARPA参与到深脑刺激的一开始，就引入一个独立的“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专家小组”，后者时刻将工作进展反馈给DARPA。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信息，这个专家小组包括“学术界、医学伦理家以及临床和科研科学家”。

科学家们曾经有过一段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带来的影响没有再三思虑的历史。最初研究核裂变的科学家们的目的并非是用这种技术来制造核弹投放在日本。研究出生长素的科学家也没有料到把它用在落叶剂里会导致越南人的先天缺陷。科学家们能够看见——或都说更愿意去看见——研究成果的好的一面而不是潜在的坏处，尤其是在他们的成果平民化以后。“我们以许多不同的目的了解关于身体的知识，”莫雷诺说，“神经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学会用来治疗病人的知识同样也可以用来伤害其他人。”

即便如此，麻省总院相信深脑刺激利大于弊。“一个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艾坎达说，“如果我们不把这项技术提供给那些确实在深深受苦的患者，是不是会不道德。”

他们承认自己的成果确实有强大的力量，但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和医生一样有巨大的责任。“除去DARPA不谈，我们知道精神病学史上还有大量不光彩的神经外科手术，”艾坎达说道，“对我们来说，不去重蹈覆辙绝对是重要的，绝不能像过去一样强行违背人们的意愿治疗他们，或者不记录我们的所做所为。所以，我们一定谨记、切记。”

2016年，卫哲、多歌迪及其同事在《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s）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对于伦理问题的担忧。文章以接受深脑刺激的患者为例，探究了类似“仪器是否能让他们感觉更像自己”以及“装置如何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尽管有些被试认为，自我调节装置能让真实的自我人格展现出来，但其他被试仍担忧这些装置会创造出虚假的情感。不过，大部分人还是愿意承担患上“情感迟钝”的风险来冒险，试图让自己好过一些。不过，一个更大的担忧是，“治疗可能会恶化被试的感受，因为当其家人或者其他人指出他们情绪的不当是深脑刺激装置造成的时候，他们会开始自责或者责怪装置的功能”。所以这几位研究人员建议对患者及其家属和监护人员进行更好的教育。

“我们并不想让人们精神过度愉快或者狂躁，”艾侃达说，“快乐的事情应当让他们感到开心，而悲伤的事情就应该让他们悲伤。我们希望让患者处于快乐与悲伤的中央，这样他们就能有一个正常的情绪区间。”

在麻省总院深脑刺激手术的准备阶段，医生们会努力确保患者是适合做手术的，而且患者也清楚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每一个希望参与到这项计划的患者都要经过大量文书的审核。然后由一位神经外科委员会的成员批阅这堆文书然后呈递给其他委员，后者进一步探讨手术对每位患者来说究竟有没有作用。“我们不会马上告诉他们是否合适。”多葛迪说，尽管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向病人询问更多的信息。之后，每个候选人都要来到现场，与精神病专家、神经学家以及神经外科医生见一见。多葛迪说：“有大量的审查要进行。”

对于患者来说，只有少于一半的人能成功获得手术的机会。对于要做手术的患者，他们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为了让他们了解情况和同意，整个过程需要花费数个小时——医生们会让他们在房间里观看“知情显示器”上的视频然后独立做出决定。艾侃达说： “他们必须要了解并同意我们提供的东西都有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是强迫一个不想做手术或者对手术不理解的人去做手术。”

创造出异常正常、异常开心或者其他与“正常”毫不沾边的人类不是医生的目的。“我们并不想让人们精神过度愉快或者狂躁，”艾侃达说，“快乐的事情应当让他们感到开心，而悲伤的事情就应该让他们悲伤。我们希望让患者处于快乐与悲伤的中间，这样他们就能有一个正常的情绪区间。”

不过莫雷诺说，研究团队和DARPA获得的大脑工作的实时数据，以及如何通过这样的数据去创造不同状态的人类的知识，会独立于他们而存在于世。“所以，长期问题是，‘未来会有人学到大脑的知识然后利用它吗？”莫雷诺说，“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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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走进德雷珀研究室的时候，前台的接待员会查看你的身份证，然后确认你已经取得了参观许可。整个大厅都静悄悄的，人们或在桌上打字，或在用3D打印机，或是在工业大门后做着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乘电梯上楼，走过一个长长的走廊，你就会来到SUBNET的研究场所。在这里，研究人员不仅仅在研究深脑刺激的植入，而且还在开发能让截肢患者传导感觉到义肢的技术。一只从手腕处被切断的手掌，手心向上地放着，而另一只则对着电脑屏幕。一个全身的病人模型（实验室外叫做假人），穿着端庄的长袍，注视着整个实验室。工程师把他放在这里，然后把他和植入器联系起来当成是个提醒，提醒自己正在研究的是给人类用的装置，而不仅仅是一个装置。

在一个附近的工作台上的游客展示柜中， DARPA资助的深脑刺激器的早期模型与现在的模型放在了一起。在项目伊始，神经信号的实时处理以及后续的调整过程需要一个计算机大小的枢纽来完成，但这对于想要有正常生活的人类来说太不现实了。于是团队缩小了尺寸，终于得到了现在的版本，包括了电池、硬件以及用来自我调节的软件，但是却像钱包一般大小和形状，有5根柔软的电线从盒子里蜿蜒而出，连着卫星节点。德雷珀的项目经理菲利普·帕克斯（Philip Parks）称，每个卫星节点能“提供双向的信号交流”，在记录大脑活动的同时，传递必要的电刺激。

在卫星节点的尾部，连着5个电极。这五个电极最后会放在大脑中五个大脑位点，而这些位点都是医生们根据患者自身情况为病人们量身选择的。在大脑计划前期完成的版本（也即是墨菲在麻省总院安装的那款）只有一个这样的电极，意味着它只能够连续刺激一个区域。不过，新的电极还能监测大脑的活动，把状态实时传回控制中枢，然后中枢系统能指导电极适时、适度、适处地刺激大脑，精确地将大脑调节回正常的状态。对墨菲来说，控制中枢是放在胸腔里的，而最终版本的控制中枢要小得多，能直接放在颅骨之内。

不过我们还没到那一步，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植入器的模型机，而且还没有开始临床试验。今年，医生们希望能开始初版设备的离体试验，就只是把中枢系统短暂地与已经植入到患者脑中的电极相连，确保信号能正常地被记录下来。

就在不久之前，墨菲和其他几位深脑刺激的植入者聚集在麻省总院，告诉科研人员他们对深脑刺激下一步研究方向的想法。墨菲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触碰过那无尽的虚无又重新回到人世间，他们如今在脑中都有着同样的装置在颤动着。

研究者们把他们脑中装置的新版的图片给他们传阅，差别显而易见。他们看着新的装置，心情就好像捧着一个崭新的iPad，但是却不得不面对家里已经放了10年的戴尔电脑。“我觉得自己好过时。”墨菲对这完全不同了的改变有感而发，“这实在太有趣了。”

不过她并不想要这更好的版本，因为她现在的装置还能用，她说：“我喜欢现在的设置，虽然这样说听起来挺奇怪，但我确实这么觉得。”

翻译：何宗霖   

校对：EON，雷胜  

编辑：EON

春天来临之际，动物们的行为会发生变化：熊度过了冬眠期，从洞里出来了；狗活泼乱跳，进入发情期；（加拿大）雁开始迁徙。那么人类呢？我们变得狂躁。每年春季是自杀的高发期，而且此时躁狂症患者容易崩溃发病，还有大量的非自愿性的精神住院治疗。我认识的精神病医生将4月中旬称为“惊心动魄的时刻”，因为这时他要和躁狂症患者彻夜未眠地聊天。

证据表明，自杀高峰在春天频发，在一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研究中尤其惊人。研究者使用丹麦死亡登记中心从1970到2001年的数据，对众所周知的丹麦人自杀率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3月和6月之间自杀率猛增，尤其是对有精神疾病史的人们。在仲夏和秋季自杀率也有小波动。秋季的自杀峰值主要存在于女性中，这可能与孩子们回校时间有关，她们采取“非暴力”的方式自杀——比如服毒，而不是吞枪、上吊或者跳桥。

根据一个理论，异常显著的春季自杀峰值可能由太阳光对大脑的影响导致。对于情绪障碍患者而言，尤其是双相情感障碍，生物钟标记与日光是不同步的。人类大脑的松果腺在夜间会释放褪黑素，这种激素有助眠的效果，但是它在白天会被阳光抑制。褪黑素水平在晚上九点左右开始增加，到了早晨上班时逐渐衰减。但这种激素的变化周期在狂躁期间的节奏太快，在抑郁期间则过慢，这会导致人们在本应该休息的晚上反倒非常警醒。当褪黑素水平上升时，与情绪和攻击行为有关的血清素（一种神经递质）也会上升。精神病医生说，4月的到来和晴天的回归可能对具有冲动倾向和自杀意愿的大脑充当“沉淀剂”。至于具体如何，目前尚无定论。

“擅长”自杀的人表面上给别人的印象是乐观积极、精力充沛。

春天的自杀趋势值得注意，因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似乎揭示了自杀者的本质：即比起躁狂、焦虑，自杀与抑郁情绪的关系要小一些。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影响着大约30%的人的生活。然而，不到5%的抑郁者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选择自杀的人有何不同？答案显然在于冲动性的失控。

在2005年一篇题为《剖析自杀表现：冲动性攻击行为的作用》的综述中，自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教授古斯塔沃·特瑞琪（Gustavo Turecki）认为，冲动性是自杀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比起完全失去理智时，我们不太可能由于特殊原因自杀。

特瑞琪写道：“冲动性攻击特质是推动自杀的发展连环的一部分”，不管自杀者患有哪种疾病，从抑郁症到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再到酗酒。他说：“我们都有冲动的时候，例如，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购买不需要的东西。但有一些人往往更频繁地表现出冲动，而且有攻击他人的历史，这些人更有可能死于自杀。”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由于倾向于这些冲动特征，更容易出现想要自杀的精神状态。双相患者自杀率高于其他人(其次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双相情感障碍比抑郁看似更致命的是，这是一种具有攻击性和冲动性的混合，掺杂着绝望。一项研究发现，被称为“混合抑郁”的状态——情绪低落和神经过敏——芬兰医院的双相患者产生自杀意图的可能性是情绪稳定时的65倍。典型的抑郁症患者只是25倍。然而，在忧郁阶段，双相患者比那些严重的典型的抑郁症患者更不可能试图自杀。只有在躁狂时，双相患者的自杀风险才会上升。“擅长”自杀的人表面上给别人的印象是乐观积极、精力充沛。失眠、狂躁的病人有时会冲动购物、做爱、聊天聊个不停或启动雄心勃勃的项目。他们显而易见的特征并非情绪，而是坐立不安：持续的好奇心和兴奋性使他们焦虑，无法静坐，眼神四处游移。特别是双相II型患者处在混乱状态的高危之中，这种混乱的情绪状态容易导致他们自杀。

每年春天到来，一些双相患者需要提高锂盐剂量。他们的医生知道，春天会带来焦虑不安。更确切地说，药物阻断了焦虑。锂盐是所知的最有效的自杀干预药物。2013年的一篇论文显示，和安慰剂相比，锂盐降低了60%的自杀风险，不管是双相情感障碍还是重度抑郁。研究人员推断，通过抑制冲动性攻击，锂盐不仅可以用来阻止躁狂患者自杀，而且对其他精神疾病有效。

“那些接受锂盐治疗的人们能快速地降低自杀压力，特别是年轻人，”（加拿大）卡利亚里大学的一位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自杀专家安顿特勒·普瑞迪（Antontello Preti）说，“他们（可能）会说‘我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但不会试图自杀。锂盐像是某种切换按钮。”

来源：Nautilus

翻译：巧酱

校对：孙闰松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