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轻的研究员正测试经典的“情绪匹配”范式：屏幕上一张张面孔闪现，受试者在怒、悲、喜的固定列表里选词。这位实验员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把那些情绪词全部删掉，只让受试者自由写下任何想到的情绪。那次的实验发现，情绪识别率从75%跌到不足50%，而在偏远文化群体中，准确率更是近乎随机。她后来回忆道：“只需要稍微调整实验方法，传统情绪观一向支持的“情绪识别普遍性”现象便显著下降。”

这位实验员名叫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Lisa Feldman Barrett），是科学畅销书《情绪：情绪是如何产生的》（2017）的作者。书中，她公然挑战达尔文以来“情绪普世、面孔万能”的正统，提出大脑实时“构建”情绪的理论。也是在那本书里，她提出一个新概念——情绪粒度（Emotion Granularity）。

情绪粒度指个体区分并命名情绪体验的精细程度。高粒度的个体拥有更丰富、准确的情绪词汇与体感映射。有趣的是，情绪粒度被指出和多个“看似无关”的重要功能有着着向关联：决策、注意力和内感受。而科学家们也在一次次实验、复现和质疑中慢慢道出这份结论的原委。

情绪粒度渗透生活

决策

2024年《心理学前沿》的一篇元分析荟萃了43项实验研究，样本量近8600名参与者，发现情绪粒度越高，个体对决策框架的转换越灵活，落入“偏误”的可能性也越低。换句话说，我们更可以跳出我们的“直觉性思维”，深思熟虑后决策。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情绪粒度高的个体在投资情境中的损失厌恶，即“同等程度的收获和损失的情况下，对损失有更强烈的“痛觉””更低，在并购模拟情境中的过度自信指数总体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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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上映于2013年的科幻电影《她》的剧情，却也奇妙地预言了十多年后的今天的现实。随着大语言模型（LLM）的技术突破，和ChatGPT的问世，无数的萨曼莎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人不只把AI作为生产力助手，而是当作倾诉情感的对象。大量基于LLM的软件涌现出来，给人类提供情绪支持、疗愈甚至心理咨询。有人说，AI比咨询师更理解ta，有人却觉得机器永远不能替代人与人的情感连结。AI是否具备共情能力？为什么不同人对AI共情的接受程度差异如此之大？在AI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与AI的关系，想象共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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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瘾，抑郁，焦虑这些沉重的话题，“幽默”的严肃性好像一直被低估了。然而，幽默（Humor）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承载着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认知的关键信息。在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片小天地中，来自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们已经默默研究笑话一个世纪了。其中，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认为幽默是一种整体的“现象”，而语言学的学者们却在尝试把幽默再次细化拆分，研究其机制。总体而言，让人发笑的事物是有一定语言学规律的。

掌握这些规律，无需熬夜背梗，你就是笑点制造机。

幽默是什么？

幽默可以被简单理解为引人发笑的语言和动作。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当我们将幽默放到社会语境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有的笑话的笑点十分复杂，需要讲述者和倾听者都具备对某一事物相同的认知水平，并且还需要有能力知道对方的认知，即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能力。

那么，在学术的语境下，幽默究竟该被如何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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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例如非注意盲视（inattentional blindness）：人们经常会忽略视野里的很多东西，即便他们必然“看”到了，也并未“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存在。魔术师就利用了这一现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不相关的物体上，然后光天化日之下在其它道具上做手脚。不光是魔术师，经历过找手机之苦的人也一定知道，连它们都会“利用”人类的非注意盲视“躲起来”：当你的注意力没有放到茶几上时，即便你扫过茶几无数次，也不会发现手机就摆在眼前。

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应该关注哪些东西？当我们注意力集中时，大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注意力又是怎么转移的呢？

是谁揪着我的关注？

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来决定大脑会关注什么：一是自下而上，由外源刺激主导的注意力；二是自上而下，由内源刺激主导的注意力。自下而上的注意力一般是由外界一些显著刺激决定，这些刺激大多与周围环境有很大不同。例如，当你处在一片寂静的树林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关注一个一闪而过的影子。这种注意力使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时，仍有能力探测到周围意想不到的变化。而自上而下的注意力则指的是主观地把注意力放在一个物体上，例如捕猎者会在捕猎时主动去搜寻有关猎物的踪迹。

无论如何决定注意力的去向，大脑都需要一个过滤器来决定哪些是相关的，哪些是不重要的，这样那些不相关的信息才能被过滤掉。早期理论（early theory）认为，我们的感官系统通过进行简单的基本信息处理，过滤并且衰减掉那些不相关的刺激，使这些过滤掉的信息无法被进一步分析。

举个例子，在下图中，如果任务是找到红色圆圈，那么无论是有十七个绿色圆圈干扰项还是一百四十九个，被试找到红色圆圈的速度是几乎一样的。这说明注意力不需要从一个圆圈转到另一个圆圈来搜寻一个简单的特征，我们的大脑会自动过滤掉绿色的圆圈，只把关注放在红色的圆圈上。这个现象支持了早期理论。同样的现象也适用于形状等单一的简单特征。最近研究显示，我们的顶叶和前额叶参与了刺激的显著性计算（Balan & Gottleib, 2006）。

但是早期理论也有它的问题，简单的视觉搜寻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生活场景要更加复杂。想象如果你看到一群小老虎在一棵大树下的照片，你更可能会忽略背景里的那棵大树，而不是那些小老虎。根据早期理论，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与众不同”的信息，因此我们应该关注大树而不是相似的小老虎。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这种现象并不能用早期理论所解释。

人们更多的时候会根据事物的“意义”，而非事物的显著性来决定我们关注什么。在上面的例子中，植物对于人类几乎没有太大的威胁，但是一群小老虎或许意味着它们的父母就在身边，因此人们会更加关注这些有着潜在威胁的动物，而非不动的植物。这就引出了晚期理论（late theory），它表示所有信息在过滤之前都会经历一些复杂的信息处理，从而让事物的意义得到筛选，并且让它们来主导我们的行为。在1967年，雅宝（Yarbus）利用了人类眼动和注意力的紧密联系，观测了普通人在看油画《意外归来》时都会关注哪些东西。他发现当被试没有被问任何问题时，他们的目光会更多的放在画中人的面部。如果问题例如“这个家庭是否富裕？”被问到的话，他们的注意力和目光会更多的放在与问题相关的物品上。这些结果看似不言而喻，但是它证明了我们的外显注意（overt attention）是被物体的意义所引导的，而非简单的显著性。

从演化的角度来讲，关注事物的意义而非关注事物的不同让我们对外界信息的探索变得更加主动，注意力因此不会被动地由一切“显著”的刺激所吸引。在觅食、搜寻目标、捕猎等过程中，这个技能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理论是错的。大脑会在不同情况下运用不同的机制去决定哪些物体值得我们的关注。如果有一个物体和它周围的环境相比拥有一个明显与众不同的性质，那么不用太多的信息处理我们便可以很快锁定它。但是当我们面对生活中复杂的场景时，我们的注意力往往被那些对于我们自身更有意义的、与自己目标更加相关的事物所指引。

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描述为“聚光灯”或者“聚焦镜头”，这允许落入注意力聚光灯范围的信息可以被细致地分析，而那些在聚光灯之外的信息则可以被忽略。但是这种描述是具误导性的，因为它意味着一切落入聚光灯的事物都会被关注。事实上，如果两个物体同时占据同一个空间，这两个叠加的物体依然可以被很好的区分出来。如果我问你下图里是否有一颗圣诞树，你会很轻松地得到答案，并且在你关注圣诞树的同时，同样位置上的红色蛋糕便被忽视了。

显而易见，人类会将注意力放在一个独立个体上，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早在1994年，实验便就证明了人们的注意力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物体的一部分，转移到整个物体上（Egly et al., 1994）。当一个提示出现的时候，这意味着目标有可能稍后出现在提示的位置，但是也有可能出现在其他位置，而被试需要在发现目标出现后以最快速度按下相对应位置的按钮。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做出正确反应所用的时间，如果反应速度很快，那么说明被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个位置上，而提示的出现会引领被试将注意力放到那个位置上。如下图所示，如果提示出现在左边长条的上方（于位置V），预示着目标将出现在该位置，但是目标却出现在其他位置的时候，被试的反应速度会变慢。

有意思的是，如果提示和目标出现的位置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保持一致时，那些出现在同一个长方形上的目标（于位置IS）会比在不同长方形上的目标（于位置ID）被更快地监测到。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长方形上的位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此艾格里等人表示，人们的注意力会不由自主地从一个物体的一个位置延伸到整个物体上，支持了人们会更多地关注一个整体而非位置的理论。

总的来讲，内部和外部的刺激可以决定关注内容，而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筛选十分重要。对于外界的刺激来说，人们会自动筛选出那些更有意义的和更突出的刺激来关注，对于内部刺激来讲，人们会搜寻一个已知的目标特征，并将注意力放在拥有这个特征的物体上。而注意力聚光灯和现实生活中的聚光灯并不一样，它允许人们关注事物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

当我关注你时，我的脑子在干什么

在空间注意力中，眼跳（saccade）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不同位置上人类的视网膜拥有不同的视觉敏锐度：中央凹的锥体细胞的密度是所有位置里是最高的，因此它拥有最强的视觉敏锐度。而眼跳指的是在有意识控制下的快速眼动，让关注的物体的像落在中央凹，因此一切有关这个物体的视觉信息可以被细致分析。任何在周围视野的显著的刺激都可以引发眼跳，让我们的中央凹接收来自这些刺激的像。事实上，如果没有来自周围视野的刺激也没有注意力的主观转移，我们是不可能做出大幅度眼跳的，所以眼跳意味着注意力的转移必然发生了。谢菲徳等人的实验证明了人们没有办法在眼跳的过程中，将注意力停留在同一个地方（Shepherd et al., 1986）。当被试在指导下将视线转移到目标将要出现的相反区域时，他们检测到目标出现的反应时间要比控制组更长。这个实验证明了，人们在做眼动的过程中，注意力的转移是一个必经过程。

在1980年，里左拉蒂（Rizzolatti）和同事提出了注意力运动前理论（premotor theory），表示空间注意力和眼动是被同一个神经元控制的。其中，前额叶的额眼视野（frontal eye field）在控制眼动和空间注意力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接受来自视觉皮层的信息，并输出于脑干眼跳发生器（brainstem saccade generator）和上丘来控制眼动。同时它也将信息传送回到视觉皮层，这样眼跳也可以影响视觉的呈现。有趣的是，即使在没有眼跳发生的情况下，额眼视野的刺激也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摩尔和法拉在2001年利用微弱刺激实验证明了即使当额眼视野的电流刺激不足以导致眼跳运动产生时，空间注意力的转移依然可以被增强（Moore and Fallah, 2001）。很显然，眼跳和注意力的关系不是对称的：没有注意力的转移人们不能实行眼跳，可是没有眼跳人们的注意力也可以被转移。

那么当在关注事物时，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又有什么不同呢？很多实验都支持注意力提高了分析该事物的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对于视觉系统来说，这种神经元发射频率的提高可以发生在信息处理的很早阶段。在接受视网膜信息的背外侧膝状核（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中，神经元的活动便已经可以被注意力调控。可是这些神经元的高活跃程度对于信息的处理又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当一个人的注意力集中之后，他对于信息的敏感度也会提高。高度活跃的神经元可以提高信号强度，让信息可以更顺利地到达下一个神经元。除此之外，注意力还减少了这些神经元里自带的“背景噪音”。综合起来，信息的传递会有一个更高的信噪比。不光是信号的产生更加有效率，连突触传递信号的效率也可以被注意力提高。布里格斯等人发现，当注意力被转移到一些初级视觉皮层（V1）神经元的感受野中，这些神经元更容易被背外侧膝状核的输入所激活（Briggs et al., 2013）。所以注意力允许我们更敏感地用更高效的方式处理关注的信息。

可是注意力对知觉的影响不光局限于此，它还可以将所关注物体所有零碎的信息拼凑起来，让我们感受到统一的完整个体，而不是它的碎片化信息。这叫做特征整合理论（feature integration theory）。特里斯曼和杰拉德（Treisman & Gelade）在198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强调了注意力在把同一个事物不同方面的特征粘合起来过程中的必要性。他们的实验对比了被试在对简单特征的搜寻和对简单特征组合的搜寻所用时间有什么不同。如之前所提到，简单特征搜寻只需要被试去做平行搜索（parallel search）便能很快的发现目标，而所用的时间和一共有多少干扰项关系不大。但是他们发现，当被试被要求搜索一个拥有两个特征的目标时，例如绿色的三角形，搜寻时间和干扰项的多少成正相关。这意味着被试会去逐个排查物体是否符合目标条件，而非同时处理在视野里所有的信息。在第二个任务里，因为注意力可以将物体不同的特征粘合在一起，所以人们才会采用序列搜索（serial search）而非平行搜索的方式去注意排查干扰项。有时，这种特征甚至可以是同一类别里的不同种类的结合，例如线条的不同方向：当被试被要求从字母Z和I中间寻找字母T，或者从P和Q中间寻找R，他们同样会采用序列搜索而非平行搜索（Wolfe et al., 2017）。

当然，人们很多时候不会只用序列搜索或只用平行搜索。有很多研究显示搜索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可以变得比较困难，而有时组合特征可以很容易地被探测到。引导搜索理论（guided search theory）表示，在视觉搜索的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过程提取出“最重要”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将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在做序列搜索的时候，“更重要”的信息会先被重视，让搜寻更加有效，更加简单。而在做平行搜索的过程中，如果特征的显著性并不明显，注意力便不容易被吸引到目标上，搜寻所用的时间也会更加的长。

转移注意力

在工作学习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把注意力持续地放在一个地方才是更加困难的。日常生活中，人类的眼跳大概每秒会发生三次，这不光避免了同一位置的感光体适应当前的刺激，而且还允许高清的中央凹处理视野里更多的区域。尽管运动前理论表示空间注意力和眼动被同一个神经元控制，但是空间注意力的转移一般发生在眼跳之前：在眼跳发生的100-200ms之前，那些在眼跳之后将收到关注物体的信息的神经元会提前做出反应，即便它们仍然接受当下感受野里的刺激。这种视网膜脑图的提前变化和对未来感受野的预测叫做预测性重新映射（predictive remapping）。这种预测虽然不是一直准确，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但是它提高了新视野的稳定性。这些会做出预测的神经元不光出现在V4区域，在额眼视野里也有它们的踪迹。

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反应是注意力痕迹（retinotopic attentional trace）。一些曾经接受关注物体的信息的神经元将在视线转移的100-200ms之后，仍然保持活跃。注意力痕迹和不准确的预测性重新映射导致关注物体的信息传递变得不清晰，新的映射不稳定，因此我们的感知会在眼跳的过程中更容易出现差错。

2019年，哥伦布（Golomb）利用双聚光灯理论（dual-spotlight theory）结合了这两种现象，并表示注意力的转移包含了减弱旧感受野的活跃性和增强新感受野的活跃性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这意味着有一段时间注意力将被同时分散到两个区域，而预测性重新映射和注意力痕迹会在这段时间同时存在。目前我们还不确定这两种机制是否被同一个神经元所控制。或许旧感受野的活跃性的下降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一个刺激消失的必然结果，而预测性重新映射则是一个更加主动的过程，是接受其他神经元刺激的反应。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它们接受来自同一个神经元的信息，而同样的刺激给出了一个抑制，一个增强的不同结果。

双聚光灯理论很符合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关于人类注意力的知识，例如人们在眼跳的过程中更倾向于产生感受误差。由于注意力可以将物体的零碎信息拼凑起来（特征整合理论），当注意力被同时分散到两个地方的时候，人们有可能把不同区域的信息错误地连接起来。

这种现象正是哥伦布的实验所展示的：在实验的第一阶段，被试被要求注视着白色空心圆圈（下图左侧），并将注意力放在黑色问号方块里。到了第二个阶段，他们需将目光转移到实心圆圈，但是注意力仍然保持在问号方块上，以回答此时该方块里出现了什么图案。在眼动的过程中，黑色问号方块在第一阶段的视网膜图位置会发生注意力痕迹，而它的新位置将发生预测性重新映射。此时的注意力将被分散到这两个区域，而这两个区域所出现的信息容易被错误地整合起来。由于灰色方块在眼动之后于视网膜图上的位置将刚好是黑色问号方块在第一阶段的位置，出现在这里的干扰项特征更容易被和目标特征混合起来。如果干扰项是绿色，而目标是黄色，常见的错误答案是黄绿色和绿色（下图右侧“Example Error”第一行）。如果目标是略微倾斜的黄色长条而干扰项是更加倾斜的绿色长条，那么常见的错误答案之一是更加倾斜的黄色长条（下图右侧“Example Error”第二行）。若注意力转移是一个绝对的过程，那么被试看到的要么是正确答案要么是干扰项，不会是一个混合的图片。所以这个实验支持了在眼跳的过程中，注意力会被短暂地分散到两个不同的区域，而它的转移是一个逐渐而连续的过程。

多感官系统的注意力

我们的注意力可以同时被分散到多个感官，可是由于注意力的“容量”有限，当我们对一种感官刺激十分关注时，其他感官就会受到影响。类似的例子便是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当注意力被放在处理听到的语言信息时，视觉信息处理的能力便被影响，我们对视觉刺激做出的反应也会更慢。但是我们可以一边关注路面情况一边开车，开车这个动作本身不会很大地影响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这是因为开车这个行为并不被感觉系统所控制，它是一个由运动神经元控制的结果。虽然我们有体感系统来感受物体的质感、温度等等，但我们在开车时并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感受方向盘的丝滑质感或刹车的坚硬脚感上，因此开车的动作本身不会影响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

如果想全面解释日常中我们利用多个感官信息来完成认知任务的能力，我们必须了解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一个为了完成连续的认知任务而暂时储存下外界信息的系统，而注意力允许这个系统里的信息被细致地分析。注意力和工作记忆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但具体他们怎么相互影响至今仍旧有很多争议：有些学者表示，注意力所处理和储存的信息是工作记忆的来源，而注意力有限的空间决定了工作记忆的局限性。另外一些学者表示，注意力不过是一种过滤器，提供过滤过的重要信息给工作记忆，而对它的储存空间没有任何影响（Ganeri, 2018）。

工作记忆的模型最早是由巴德利和希区（Baddeley & Hitch）在1974年提出的，用以完善当时其他研究者提出的多贮存模型（multi-store model）。经过多年的改进和修正，如今它包含了四个要素：处理语言的语音环（phonological loop），处理视觉和空间信息的视觉空间模版（visuospatial sketchpad），中央执行系统（central executive）和情景缓冲器（episodic buffer）。语音环里短期储存了听到的和看到的语言信息，而视觉空间模版则是储存了视网膜捕捉到的图像和任何感官系统产生的空间信息，两种模版的记忆并不会彼此影响，但是在同一个模版里的记忆会彼此竞争有限的空间。例如当你利用语音环记住了老师上课的板书，可是做笔记时突然忘了下半句话，这时你视觉空间模版里的记忆会告诉你忘记的那句话大概在黑板上的哪个位置，即使你已经忘记了语音环里所储存的内容。更多的注意力意味着大脑可以储存和分析更多的细节，因此中央执行系统通过合理分配注意力到不同模块来帮助人们完成目标任务。

总的来说，只有在拥有注意力的前提下，工作记忆才能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认知任务。而我们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都是有限的，虽然现在这二者的关系仍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更好的认知表现取决于更合理的注意力分配。

注意力的损伤

注意力对于感知十分重要，因此影响注意力的脑部损伤会导致感知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单侧顶叶、后叶的损伤有可能导致单侧忽视综合症（unilateral negelect syndrome），这些患者虽然没有任何视网膜损伤，但是他们不可以察觉到在他们视野一侧出现的物体。如果损伤在大脑左侧，那么患者通常会忽略视野里右侧的事物，反之亦然。若大脑两侧都被损害，那么患者有可能患有巴林式综合征（Balint’s Syndrome）。这些患者通常不可以同时关注两个物体，并且注意力的转移也十分困难。除此之外，有些注意力受损的患者可以分析一个物体的外形颜色等等物理性质，却无法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物体。这再一次证明注意力对信息整合的重要性。

注意力是一个每天人们都会忽略，可是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有太多有关它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太多争论尚未平息，但是研究者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参考文献

1.Balan, P. F. (2006). Integration of Exogenous Input into a Dynamic Salience Map Revealed by Perturbing Atten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36), 9239–9249. 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898-06.2006

2.Briggs, F., Mangun, G. R., & Usrey, W. M. (2013). Attention enhances synaptic efficacy and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in neural circuits. Nature, 499(7459), 476–480. https://doi.org/10.1038/nature12276

3.Chen, Z. (2012). Object-based attention: A tutorial review. Atten Percept Psychophys, 74(5), 784–802. https://doi.org/10.3758/s13414-012-0322-z

4.Egly, R., Driver, J., & Rafal, R. D. (1994). Shifting visual attention between objects and locations: Evidence from normal and parietal lesio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23(2), 161–177. https://doi.org/10.1037/0096-3445.123.2.161

5.Ganeri, J. (2018). Working Memory and Attention.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8757405.003.0010

6.Golomb, J. D. (2019). Remapping locations and features across saccades: a dual-spotlight theory of attentional updating.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9, 211–218.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9.03.018

7.Shepherd, M., Findlay, J. M., & Hockey, R. J. (198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ye Movements and Spatial Atten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ection A, 38(3), 475–491. https://doi.org/10.1080/14640748608401609

8.Moore, T., & Fallah, M. (2001). Control of eye movements and spatial atten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8(3), 1273–1276. https://doi.org/10.1073/pnas.98.3.1273

9.Moore, Tirin, & Zirnsak, M. (2017). Neural Mechanisms of Selective Visual Attention. Annu. Rev. Psychol., 68(1), 47–7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122414-033400

10.Wolfe, J. M., & Horowitz, T. S. (2017). Five factors that guide attention in visual search. Nat Hum Behav, 1(3).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7-0058

11.Yarbus, A. L. (1967). Eye Movements During Perception of Complex Objects. 171–211. https://doi.org/10.1007/978-1-4899-5379-7_8

星际种子（starseeds），降临在地球的外星高维生命，集灵性、真善美、光与爱于一体的存在，努力帮助人类觉醒、扬升……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自称“星际种子”的“人类”不在少数，而这样的奇想源于何处？是什么让人们有了自己属于另一个星球的信念？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我们该如何行走？

地球上，出现了一群自称为“星际种子”^[1]，认为自己是外星人的人。这些人相信自己来自于其他的宇宙维度，并以治愈地球、指引人类走向一个幸福繁荣的“黄金时代”为使命。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疯狂。但如今，在互联网上检索“星际种子”这个词汇，将会出现超过400万条结果。也有许多人在TikTok、Instagram^[2]和Facebook上发布视频，表示相信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带有“#星际种子”标签^[3]的视频内容，在TikTok上的浏览量竟已超过10亿次。

星际种子们相信，不同于世代轮回的“地球灵魂”，自己的前世属于另一星球，而如今降生于地球。他们相信^[4]，自己是地球与神圣领域之间的使者，可以通过冥想的方式穿越星系^[5]。他们也相信自己能够通过“光语”^[6]（一种灵魂的语言、一种可以绕过人类的边界的语言形式）进行交流。

– Serge Aleynikov –

对这些奇思妙想，作家布拉德·斯泰格尔（Brad Steiger）^[7]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了大量关于未知世界的东西，并对外星生命和外星人表现出了热切的兴趣。在《水瓶座之神》^[8]一书中，他曾提出“有些人来自于其他宇宙维度”的观点。

信徒们声称，有几种方法可以判断你是否是一名星际种子。星际种子常常会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并缺乏归属感。他们往往还具有强烈的直觉，对万事万物有着“灵性的”超越性理解。

据说，星际种子还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和敏感的内心^[9]。由于灵魂并不习惯人类的身体，他们也可能有着比常人更多的身心健康问题。星际种子渴望帮助人类，但是地球上的生活往往让他们不知所措，需要通过独处的方式进行自我恢复。

信徒们也认为，星际种子会渴望探索和体验新文化、新领域。这有助于他们提供关于存在（existence）的新见解。例如，他们会提出关于社会的新（阴谋）论^[10]，全面健康干预（holistic health interventions），以及对古外星人和古文明的思考^[11]。

建构你的现实世界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也符合星际种子的一些特征。就像许多人说，他们仍在探寻生命的意义^[12]，时常也会觉得自己无家可归^[13]、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14]。

研究表明^[15]，个体的弱归属感往往和抑郁情绪有关。然而，为何一部分人会以“自己来自另一个星球”来解释自己的感受？^[16]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地球之外存在任何生命^[17]，或者有外星生命曾造访过地球，为何他们仍会产生这种想法？

– Evgenij Kungur –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讲到“福勒效应”^[18]了*。该效应以心理学家伯特拉姆·福勒^[19]（Bertram Forer）的名字命名，他第一个发现：人们很容易认同一些模糊笼统的自我特征描述，比如星座特征。

星际种子的概念是一种新时代信仰^[20]（new age belief），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非传统的心灵探索方式^[21]。尽管每种新时代信仰^[22]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拥有共同的哲学特征：从宇宙的角度看待存在，并聚焦于对灵魂和自我^[23]的探索。例如，对水晶、能量疗愈（energy healing）和心灵能力^[24]（psychic abilities）的信仰*。其他一些特征还包括灵魂转世、因果循环，以及达到更高意识层的可能性^[25]。

*译者注：“福勒效应”，又常被称为“巴纳姆效应”。水晶被认为拥有能量和灵魂属性，常在能量治疗、冥想、祈愿等情境下被运用；能量疗愈，是一种以恢复身体、情感、精神上的能量平衡为目的的疗愈方式，常使用各种方法如音疗、按摩、针灸等；心灵能力，指超出常规感知范围的感知和思考能力，如直觉、预知、通灵等。

新时代信仰^[26]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27]。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科学缺乏信任^[28]，也对传统的现实观念有所怀疑^[29]。特别是，很多人对现代社会^[30]持有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态度，从而开始了对生命意义的寻求。

幻想还是虚构？

某些人的性格特征也可能使他们更容易相信“星际种子”的概念。例如，如果你容易沉浸在幻想之中，^[31]常常把想象中的事物与现实混淆，那么外星意识理论在你眼里可能是玄奥且令人向往的。

在心理学上，这种人们将混淆现实与幻想的现象被称为“源监控错误”^[32]（source monitoring error），是一种无意识的记忆错误。这种现象在精神分裂症中很常见。研究发现，分裂型人格障碍^[33]（schizotypal personality disorder，一种属于轻度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疾病）与对阴谋论的支持有关。

另外，当人们无法区分隐喻和事实陈述时，就会发生本体混淆^[34]（ontological confusion）。比如，当听到“旧家具知道过去的事情”^[33]这样的话时，有些人可能会直接理解字面的意思，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隐喻。本体混淆会促使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一些伪科学和超自然理论。

– Serge Aleynikov –

此外，当信息来源被认为是可信的、有知识含量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其中的观点。这种现象被称为“爱因斯坦效应”^[35]：由于信息来源的社会信誉度高，人们更愿意信任这一来源的信息。例如，在星际种子这件事上，一些知名出版社出版^[37]的书籍^[38]可能会给人强烈的真实感；其中的畅销书更加突出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星际种子真的存在。的确，我们所知道的生活或许并没有曾经想象得那样简单*。

*译者注：这句话的原文含义并不清晰，我们决定在翻译中保留这份模糊。星际种子其实也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相对简单的解释，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或许远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后记

Haojing：以“爱”为毕生使命、孤独可爱又神秘的“星际种子”，无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地球和我也爱着你~

狗尾巴花：这是一篇简短休闲的小文，仿佛是为了读者晚饭后坐在壁炉边打开报纸（或者手机）而准备的。然而，它试图讲述的却是“星际种子”这样一个看似浪漫梦幻实则深邃幽昧的概念。在“信仰”“幻想”和“虚构”之间，依然想要给出“科学”的解释，本已很难。囿于篇幅，众多概念不得不寥寥几笔带过，便是难上加难。在作者为了种种原因力图“中立”“客观”态度的时候，许多观点和讨论也被放弃，最终成为了这一口大小的清单式千层酥。

理清原文的逻辑并非易事，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感谢译者Haojing为此付出的努力！最终呈现的译文在我心中是非常流畅、自然且精彩的！

我希望大家将这篇小文当作饭后那口精致、甜美又值得警惕的高糖高油小蛋糕——收获一点额外的（没用的）知识的同时，对其中的（科学）观点保持批判和思考，不要贪吃哦！

参考文献

[1] Crockford, S. (2021). “Chapter 19 Starseeds”. In Handbook of UFO Religion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doi: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35537_021      od-for-you-50227
[2] https://www.tiktok.com/tag/starseed?lang=en

[3] https://www.simonandschuster.com/books/The-Beginners-Guide-to-Starseeds/Whitney-Jefferson-Evans/9781507215364SnQf54Q9https://www.simonandschuster.com/books/The-Beginners-Guide-to-Starseeds/Whitney-Jefferson-Evans/9781507215364
[4] https://insighttimer.com/hypnolution/guided-meditations/starseed-activation-meditation
https://blog.mindvalley.com/light-language/
[5] https://www.waterstones.com/author/brad-steiger/320608

[6] https://www.goodreads.com/en/book/show/894911

[7] https://books.google.co.uk/books?hl=en&lr=&id=q8L657GHi6kC&oi=fnd&pg=PA1&dq=starseed+mental+and+physical+health+problems&ots=YZ263SVYMB&sig=rbmofx2MVrP6MExxKJjQkkmszX0#v=onepage&q=starseed%20mental%20and%20physical%20health%20problems&f=false

[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onspiracy-theories-start-to-take-hold-at-age-14-study-suggests-156006
[9]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travel/article/ancient-sites-built-by-aliens

[1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11/18/finding-meaning-in-what-one-does/
[11] Fisher, L. B., Overholser, J. C., Ridley, J., Braden, A., & Rosoff, C. (2015).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 Sense of Belong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e Risk. Psychiatry, 78(1), 29-41. doi:10.1080/00332747.2015.1015867
[12] https://www8.gsb.columbia.edu/newsroom/newsn/11261/feeling-like-you-dont-belong-racial-and-identity-based-insults-and-slights-can-lower-self-esteem-and-damage-quality-of-life

[13] Fisher, L. B., Overholser, J. C., Ridley, J., Braden, A., & Rosoff, C. (2015).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 Sense of Belong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e Risk. Psychiatry, 78(1), 29-41. doi:10.1080/00332747.2015.1015867
[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1/oct/17/eva-wiseman-conspirituality-the-dark-side-of-wellness-how-it-all-got-so-toxic
[15] https://astrobiology.nasa.gov/about/

[16] https://neurofied.com/barnum-effect-the-reason-why-we-believe-our-horoscopes/
[17] http://apsychoserver.psych.arizona.edu/jjbareprints/psyc621/forer_the%20fallacy%20of%20personal%20validation_1949.pdf

[18] https://www.icsahome.com/articles/what-is-new-age-langone
[19] Toniol, R. (2015). Science and New Age. In: Gooren, H. (eds) Encyclopedia of Latin American Religions. Springer,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8956-0_78-1          
[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10/01/new-age-beliefs-common-among-both-religious-and-nonreligious-americans/
[21] Rindfleish, J. (2005). Consuming the Self: New Age Spirituality as “Social Product” in Consumer Society. Consumption Markets & Culture, 8(4), 343-360. doi:10.1080/10253860500241930
[22]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science-of-why-so-many-people-believe-in-psychic-powers-102088
[23] Nagaraj, A. K., Nanjegowda, R. B., & Purushothama, S. M. (2013). The mystery of reincarnation. In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5(Suppl 2), S171–S176. https://doi.org/10.4103/0019-5545.105519 (Retraction published Indian J Psychiatry. 2015 Oct-Dec;57(4):439)
[24] https://www.livescience.com/41462-what-is-karma.html
[25] Bayne, T., Hohwy, J., & Owen, A. M. (2016). Are There Levels of Consciousnes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6), 405-413. doi:

[26]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16.03.009

[27] Drinkwater, K., Dagnall, N., & Parker, A. (2012). Reality testing,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paranormal beliefs. 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 76(1), 57–77.
[2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10/01/new-age-beliefs-common-among-both-religious-and-nonreligious-americans/
[29] https://www.sciencealert.com/distrust-in-science-is-causing-harm-but-these-researchers-have-a-plan#:%7E:text=Distrust%20of%20science%20is%20a,often%20stickier%20than%20the%20truth.
[3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is-reality-a-game-of-quantum-mirrors-a-new-theory-suggests-it-might-be-162936
[31] https://apnews.com/article/covid-technology-health-government-and-politics-new-york-cfb56a95aec23dddbabcf3ebbe839f05

[32] https://metro.co.uk/2020/09/11/overactive-imagination-you-might-have-a-fantasy-prone-personality-type-13247464/

[33] Vinogradov, S., Willis-Shore, J., Poole, J. H., Marten, E., Ober, B. A., & Shenaut, G. K. (1997). Clinical and Neurocognitive Aspects of Source Monitoring Errors in Schizophreni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4(11), 1530–1537. doi:10.1176/ajp.154.1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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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Di Dio, C., Isernia, S., Ceolaro, C., Marchetti, A., & Massaro, D. (2018). Growing Up Thinking of God’s Beliefs: Theory of Mind and Ontological Knowledge. SAGE Open, 8(4), 215824401880987. doi:10.1177/2158244018809874
[36] https://www.psypost.org/2018/11/people-who-are-religious-and-ontologically-confused-are-more-likely-to-share-pseudo-profound-bullshit-52583#:%7E:text=For%20example%2C%20ontologically%2Dconfused%20people,more%20likely%20to%20be%20shared.

[37] https://www.sciencealert.com/the-einstein-effect-people-trust-nonsense-from-scientists-more-than-spiritual-gurus#:%7E:text=The%20authors%20think%20their%20results,the%20social%20credibility%20they%20possess.
[38] https://www.waterstones.com/book/letters-to-a-starseed/reb

作者：Ken Drinkwater，Andrew Denovan，Neil Dagnall | 译者：Haojing | 审校：狗尾巴花 | 编辑：eggriel | 封面：Evgenij Kungur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theconversation.com/starseeds-psychologists-on-why-some-people-think-theyre-aliens-living-on-earth-197291

直到现代，在美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中，虚构心理学家卡尔·莱特曼（Cal Lightman）通过解读面部表情来识别说谎者。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咨询机构提供收费的测谎能力训练营。更不用说油管上不计其数的测谎教程。你和你的亲友也有可能有你们独特的一套侦查谎言的方式。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依仗直觉这种东西吗？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对所有这些长期存在的猜测和主张，进行了实证检验。

的确，关于测谎力的研究^[1]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已发表的相关论文也不胜枚举。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由前文中提到的弗洛伊德和印度文本，所引出的两个关键问题，即，普通人探测谎言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以及，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样的行为标志着谎言？

– K. PARK –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研究员们通常会给被试看一个视频，视频里有一个人在讲一段故事。在一些研究中，这些视频来自现实生活中，在其他研究里，视频是请演员演的。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研究员们都知道说故事的人中哪些在说谎。被试的任务就是判断出视频中的说话人是不是在说谎。

比如说，在1991年的经典实验中^[2]，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 Ekman）和莫琳·奥沙利文（Maureen O’Sullivan）给被试看了几个护理学学生的视频。视频中，学生们在一边看视频（但该视频不在被试的视线范围内）一边大声地用积极的语言描述该视频的内容，并且形容自己当下轻松愉快的心情。

然而事实上，视频中只有一半的学生是真的在看一个表现美丽田园风光的电影；另一半的人实际上在看令人毛骨悚然和令人沮丧的视频——所以，他们附和着说的话语和表现出来的轻松心情其实是假的。为了让这些撒谎的学生装的更像，研究员骗他们说，装得越像就越有可能变成一个成功的护士（呃，这可能不完全正确）。

与此同时，该实验的被试——也就是被要求分辨谁在说谎的人——都是一些测谎专家，比如法官，精神科医生，刑事调查员。尽管这些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能很在行，但是他们在该项实验中并没有成功地判断出谁在说谎，而且他们对这些人说谎指数的评级，和随便乱写也没太大区别。

– Stephan Schmitz –

这个问题的争议在，当事关重大时，撒谎可能更难伪装，所以欺骗可能会通过他们的行为泄露出去。

如果那些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测谎的人都不能胜任这一挑战，那么普通人岂不是更不可能了？确实，我们是真的不行。这一经典研究已被大量实验证实，这些研究的被试包括门外汉和专业的检察员，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一般来说，人们真的不能根据别人说话或者行为的方式，来判断他们是否在说谎。

该领域研究的批判观点认为，该类实验的结论并不能推广至生活，因为，在科研实验室的场景下，实验助手（在上述例子中，是那些护理学学生）是在引导下撒谎的，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是否被被试信任，对他们来说都没有明显的后果，然而在实验室之外的场景，撒谎者的人生却有可能全由他们伪装的能力来决定。因此，争论点在，当事关重大时，说谎者就更难伪装，所以欺骗可能会通过他们的行为泄露出去。

但是，仔细想想，你有多少次抓住别人说谎，又有多少次自己说谎时被别人识破？这里不仅指那些为社交互动而撒的善意谎言，还包括那些一旦被揭露就可能让你的生活天翻地覆的严重谎话，无论这些谎话是在职场还是个人生活中。我们认为，谎话是很难被识破的（除非撒谎者自己坦白），现阶段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 Sylvain Sarrailh –

研究人员在进行欺骗的研究时，善于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他们选择了一些特别需要被相信的场景——例如和警察交流。然而，当研究对象观看嫌疑人否认向警官隐瞒任何事情的视频时，他们在区分说谎者和诚实者方面的表现仅略高于随机水平。

另外一项研究借助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也就是当儿童走失而警方并没有有效线索时，家长有时会拜托亲戚在电视上发寻人启事，恳求罪犯放人。但有时，这些被信任的亲戚实际上就是罪犯。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当人们观看由这些看起来很伤心的亲戚在电视上苦苦哀求的视频时，他们很难分辨出这些人是在说谎，即便他们尝试了，他们的表现也和毫无根据地瞎猜相比毫无优势。

因此，尽管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非常确定地认为不诚实的人会表现异常，但科学却证明，人们是很难分辨谎言的。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说采用平均水平来概括所有人的测谎能力，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而是有证据表明，人们在测谎能力上的差异，小的惊人。先前声称某些特定人群——如焦虑依恋人群或精神病患者——天生是测谎专家的说法，已被证明在统计学层面是有缺陷的。

– Margarita Petrianova –

总体而言，说谎的人看起来不紧张，也不会回避眼神接触，就跟说真话的人无异。

为什么人们很难分辨谁在说谎呢？有如下两种解释：其一，并不存在一种百分百正确的行为能直接显示这个人在说谎；其二，就算有能一眼辨谎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很快识别出来，或人们也没法对此采取行动。

在现代社会，到处都是心理学传言^[3]，声称说谎会从身体上的焦躁、紧张、僵硬和回避显露出来。这样的观念是对的吗？谎言和欺骗行为会系统地渗透到说谎者的行为中吗？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上述研究所示，对于说谎者行为的分析表明，整体而言，说谎者和说真话的人在行为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在日常情况下，在实验室研究中，在他们的自由可能受到威胁的现实生活环境中，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当研究者们把许多过往研究的数据放在一起，这些结果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即，相较于说真话的人，说谎者并不会显得格外的紧张，他们也不会躲避他人的视线。不过，他们的确会比说真话的人少做一些肢体活动，但是这个变化也是微乎其微的，这意味着对于尝试测谎的人来说很难捕捉。

在一个20年前的一篇详尽的综述中^[4]，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和她的同事们得出结论：“谎言的外表和声音都是无力的。”阿尔德•维吉（Aldert Vrij）及其同事在最近的文献综述中^[5]，再次肯定了这条结论，并且补充道“当只关注行为时，人们注定只是个平庸的测谎者”。最近的一个研究的思路是^[6]，我们是否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谎言（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现行为迹象）？但这方面的证据充其量也是模棱两可的，离实际应用还差得远。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是，某些撒谎行为表征实在是太广为人知，以至于撒谎者本人就会有意识地避免这些行为，比如，回避对视是一种被广为人知的撒欢的行为，他们就会在撒谎的时候直视对方的双眼。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行为表征是人们无法轻易控制的？也就是说，撒谎的时候，这些行为能被测谎仪或受过训练的专员检测到。

– Andreas Lie –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微表情”——一种由于情绪产生的微小而迅速的面部肌肉收缩。这个概念因电视剧《别对我撒谎》而广为人知，人们认为，对于没有接受过训练的观看者来说，这些表情几乎难以察觉。然而，大量研究向该概念的信徒们泼了一盆冷水。经过对面部肌肉视频的逐帧视频分析表明^[7]，人们实际上很少做出微表情，此外，当一个人说谎时，微表情出现的频率似乎并不高。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谎言呢？根据常识，唯一一种可靠的测谎方式，就是从说谎嫌疑人的话语中找出与你所认知的事实有出入的部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后，科学家们对于警察的唯一建议就是，根据现实背景给的线索找出谎言的马脚。警察可以先让那个嫌疑人自述和犯罪案件有关的全部经过，包括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或者可以证明他们无罪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他们对警方所持有的信息一无所知，嫌疑人可能会无意中说出与其他相关且可靠信息有出入的话，因此，警方便可以判定他们在说谎。

尽管大量科学证据显示出，“蓝光”并不会在说谎者说谎时亮起，但相信谎言可以以某种方式被侦察到的想法，却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而且这样的迷思看样子不太可能很快消失。许多现代人的休闲活动都依赖于人们无法察觉的谎言，但相信我们可以（或者至少可以）尝试这些内容：比如棋牌游戏，或者BBC经久不衰的保留游戏节目“我会骗你吗”。

在许多情况下，心理学上认为的测谎故事其实是具有双重性的：不幸的是，满口扯谎的人——比如在美国情景喜剧《宋飞传》（Seinfeld ）中的乔治·科斯坦萨（ George Costanza）或者某些政治家——已经觉得说谎无所谓了；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可以省点事，不用看那些打着“教你如何辨别谎言”的油管视频或者咨询课程了。

后记

胡夏天：这篇文章从生物学的角度解释了测谎的不科学性。毕竟，谎言是如此常见的一件事，如果有某种途径可以测探言语的真假，那谎言应该早就在演化的历史中被淘汰了。反过来说，生活也正是因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圆满。

光影：犯罪心理学可能是人们入坑心理学的原因，而微表情却是他们梦想破灭的第一课。殊不知经测谎一役被打入冷宫的的微表情，却已用于心理障碍的检测之中。回到测谎，它并没有因为人眼或传统测谎仪失效而被研究者放弃，尽管饱受弊病，但它依然随神经影像学及机器学习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002/acp.3971

2.https://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0003-066X.46.9.913

3.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022022105282295

4.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2555795/

5.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0609913/

6.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188332/

7.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3205594/

作者：Tim Brennen & Svein Magnussen | 译者：胡夏天 | 审校：光影  | 编辑：eggriel | 排版：骐迹 | 封面：Stephan Schmitz | 原文：https://psyche.co/ideas/heres-the-truth-about-how-to-spot-when-someone-is-lying

因此，我们带着一种讨厌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开始了毫无新意的讨论。但前些年，塔姆辛·肖（Tamsin Shaw）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纽约书评》网站上的观点交锋，迫使我们以现代眼光重新思考这一古老的观念，即认为人类心理并非对道德毫无意义，只不过心理学家关于道德的论述对道德本身无关紧要罢了。

通常，对于这种观点的支持更多是来自影射，而非论证。心理学界被指陷入了危机：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同谋犯案，践踏人权！编造数据，学术不端！心理学实验更是无法重复，结论不可靠！

是，是，是。有的心理学家愿意干些道德上可疑的活儿；有些心理学家学术造假；有些心理学实验无法重复。注意是“有些”。但这些以偏概全的推论，往好了说站不住脚，往坏了说则是满怀恶意。心理学界良莠不齐，正如其他事物也都有好坏之分，一笔抹煞并不能帮助我们做出区分。

若仅仅因为，在美国心理学会这个一个庞大且多样的专业协会中，有一两个人参与了小布什任内的刑求项目，而全盘否认所有心理学家的成果，那和因为一些纳粹分子着迷尼采学说而无视尼采学者的所有文章，又有什么差别呢？毫无疑问，不是每个学科领域，每个知识分子，都能称得上是文化上的宝藏。他们中的有些人凭什么能称为宝藏，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通过含沙射影或者论战攻击来找到严肃的答案。

是否还有其他更为实质性的理由，将心理科学排除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呢？最有力（尽管未必成功）的反对意见是以“规范性”的语言展开的。对哲学家而言，规范性陈述就是立规矩，分黑白：与之相对的是描述性陈述，仅仅想要说明世界是怎样的。规范性陈述则是说，我们对世上的事情我们应当怎么做。而有些哲学家所论证说，这两种陈述之间永远不会有交集。

尽管哲学家们尚未在类律归纳（lawlike generalisation）*的引证上取得令人惊羡的突破，但休谟法则（Hume’s Law）可谓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成就。休谟法则禁止人们随意从描述性陈述推导出规范性陈述。正如我们常说的：“实然并不蕴涵应然。”（is doesn’t imply ought.）

*译者注:类律归纳是指，该假设能够通过对相关实例的归纳得到证实，这类假设也被称为“类律假设”，例如“铜能导电”。与之相对的是“偶适假设”（accidental hypotheses），例如“这个房间里有人是独生子”。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休谟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实然和应然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推论的壁垒”，以至于从描述性到规范性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蕴涵关系。与此同时，道德哲学作为最常出现规范性陈述的哲学子领域，却经常充斥着描述性的主张；在许多粗制滥造的期刊和大学出版物中，道德论证的根据往往是关于对人类和世界的经验观察。

哲学家对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法则视而不见，如此频繁而无忧无虑地乘风破浪，这似乎有些令人惊讶；但我们怀疑，这对于那些未经休谟“荼毒”的路人来说可能尤为意外。在讨论开始之前（甚至之后），是否会有人认为应当对大型烟草公司采取的措施，与吸烟对健康和死亡率的实际影响完全无关？道德哲学是一个棘手的领域，它很少（如果有的话）在演绎上达到无懈可击：实然并不蕴涵应然，但是关于人类如何思考和行动才是最合理的，其答案却处处离不开那些思考和行动实际所处的环境和心理。

一些道德哲学家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道德哲学只应从事某种“理想的”理论）。自古典时期起源之后，道德哲学便一直坚持“实然”与“应然”的两分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例如上述“实然”与“应然”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的观点，很可能遭到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反对。而除了道德哲学的研究通常是如何展开的，更重要的是，道德哲学的研究应当如何进行：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中的最佳理论，可能是事实和价值混合的产物。事实上，这一假设也可以在道德哲学领域的经典论断中找到依据，即“应然蕴涵能够”（ought implies can）。这个论断通常被认为是康德提出的，它的意思是：认为一个婴儿应该（ought to）在饥饿的时候忍住不哭，这不合情也不合理，因为我们并不能合理地期待婴儿能够（can）做到这点本身。

在建立道德理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事实，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道德哲学所关注的所有事实都源自心理科学上的发现。这一观点的确立，首先必须厘清科学事实是什么，以及理解这些事实如何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的建立。也就是说，需要在哲学和心理学两边进行详细的讨论，而这一跨学科的努力目前已积累了大量文献。尽管这一方法论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心理科学能够为伦理学思想提供信息，但他们并不主张心理科学能够取代伦理学思想（这点可能是不言而喻的）。更不太会有人认为，心理学家应当被奉为“道德专家”，而我们其他人也应当对其“顶礼膜拜”（顺便一提，我们从未听到我们认识的心理学家表达过这种愿望）。他们的信念很简单，确信对人类心理的科学研究能够丰富对人类道德的探讨。

考虑一下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这种观点认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出于我们自身的个人利益。相反，心理利他主义（psychological altruism）认为，某些人类行为的最终动机是为了他人的幸福。在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为利己主义提供的论证被许多人认为是极具说服力的，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有两位伟大的功利主义哲学家、社会变革者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们确信享乐主义才是对人类动机的正确解释，其作为利己主义的一个翻版，认为人类只有两个最终目的——体验快乐、避免痛苦。

但是，当然，功利主义者也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成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而，根据功利主义者的心理理论，其规范性理论常常要求人们以似乎不太可行的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在密尔的回答中有提到，我们应当着手开展严酷的社会工程，通过灌输对于“宇宙之主”的不满的恐惧，来约束人们对于功利主义道德的实践（尽管密尔自己是个无神论者）。*

*译者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功利主义的理论需要提供能够规范人们去做出利他行为的理由。密尔认为我们应该强化这样一种情形：每个人出于害怕不被“造物主/宇宙的主宰者”青睐而做出利他的行动。

如果利己主义是错误的，那么功利主义者（也包括康德主义者和其他学派）的规范性图景将大为不同。但真的是这样吗？自霍布斯以来的四百年间，哲学家借由轶事、直观和先验论证来争辩这一问题，但几乎无人信服。接着，大约40年前，实验社会心理学家转而投身于心理利己主义和心理利他主义之间的争论。这是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如何使设计的实验能够为心理利他主义或利己主义提供有力的证据，这是个充满挑战的课题。然而，时至今日已经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发现，相关的精彩讨论可参见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的Altruism in Humans一书。这些讨论表明，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心理利己主义者们是错误的。人类具有纯粹的利他动机，而社会干预可以激励这种利他行为，也可以造成阻碍。你也不得不同意，这些大量的实证研究无疑在规范性理论的建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近的一个论述来自约翰·米哈伊尔（John Mikhail）的重要著作Elements of Moral Cognition。米哈伊尔是一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和人权法领域的法学教授，并在十余年间专注于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早期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的道德悖论。在格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中，他通过脑成像技术来研究道德推理，并提出了各种道德困境中的道德推理。由此，米哈伊尔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又充满争议的论点论据：所有正常人类共享一套重要的内在道德原则。然后，基于约翰·罗尔斯那个影响深远的解释，即关于道德原则在何时是被辩护的。米哈伊尔认为，如果存在一种泛文化的内在道德原则，那么在罗尔斯关于“证成”的阐释下的证成（justification）策略下，那些道德原则是被辩护的。*

*译者注：作者没有明确说是哪个“罗尔斯的影响广泛的解释”，校对推测是指“反思平衡的方法”（the method of reflective equilibrium），这是一个非常符合直觉的（也很“归纳的”）方法。简单来说，一个原则可以通过“它具有的解释我们最有信心的那些判断的能力”被辩护。

米哈伊尔的结论是，对于二战结束以来作为国际法核心的普遍人权原则，他的解释为其提供了亟需的知识基础。那么他是正确的吗？不出所料，大家各执己见。但如果仅仅因为米哈伊尔的成果依赖于心理实验，就认为他的研究不应被视为关于人权的规范性理论，那也过于武断了。

科学研究为公共政策提供支持的另一案例，是在厌恶心理的领域。前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里昂·卡斯（Leon Kass） 在其著名论文The Wisdom of Repugnance（1997）中提出：“在重要的情况下，厌恶是深层智慧通过情感的表达，这是理性的力量所无法充分表达的。”简单来讲，在卡斯看来，厌恶是一种道德感觉，它可以在哪怕是缺乏依据的情况下，识别有违道德的行为：人们可以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即使他们无法理性地阐明这些东西不对在哪里。值得注意的是，有其他人也通过类似的论证，来为他们对同性恋的谴责和对同性婚姻的反对进行辩护，当然我们无意将这些观点归咎于卡斯。

最近的实证研究就厌恶的智慧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在丹尼尔·凯利（Daniel Kelly）的著作Yuck!中，对30年来针对厌恶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细致的综述，认为当代人类的厌恶反应源于两种不同机制的融合：一种是用来辨别有毒的食物，另一种则是用来识别寄生虫传播的渠道，包括微生物和病原体。

凯利认为，这种对隐含中毒或污染风险之迹象所采取的保护性反应，其实与其他方面的心理活动形成合力，其中就包括道德判断心理。然而，厌恶仍然可以由社会习得的中毒污染迹象所引发：这些本能（visceral）暗示的影响，使得厌恶心理扭曲了道德判断，导致我们将文化中认为“恶心”的事物和“道德上令人厌恶”的事物混为一谈。再一次，我们仍无法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即基于心理学的理论不应在规范性思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结论如何，是否存在可信的论证，能够排除一些考虑因素，像是凯利在争辩“厌恶的智慧”时所提出的那些？

除了阐明现存的道德问题，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也能使我们发现新的道德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所有人都有着各种各样令人惊讶的内隐（或者说无意识的）的偏见。而许多人，包括那些致力于种族平等的人，也可能会有偏见的念头，比如将黑人面孔与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将白人面孔与积极词汇相联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内隐偏见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我们常常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道德哲学家长久关注的一个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人们理应对他们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而这方面探讨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是，无知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如果这些倾向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么我们是否对这些受内隐偏见影响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这个问题已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果不去参考心理学家得出的实证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负责地提出这个问题。

除了仔细研究心理科学之外，也许大多数当代道德哲学家的第一要务，是探讨道德方面的品格与德性，正如我们建议他们所应当做的那样。伦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良好的品格是持久抵御恶行的坚固堡垒，也是善行的可靠来源。人们很容易认为，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会太残忍，即使受到了干扰或挑衅，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个人代价，他们也会表现出适当的善意。问题是，许多心理学表明，有悖道德的行为是极易引发的，最著名也是经常被重复的例子，便是米尔格拉姆实验：极为轻微的情境压力，也可能让一个正直的普通人做出不那么正派（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这种心理学使得像我们这样的“品格怀疑论者”开始质疑道德思想中为品格保留的特权地位，无论是学术哲学中的“德性伦理学”传统，还是通俗政治文章中关于品格的许多探讨（这些文章呼吁人们为品格高尚之人投票）。

我们也愿意承认，并非一定要接受这种怀疑论。恰恰相反，这种思想是极受争议的：目前已经有大量文献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激烈论辩。我们在这里想说的是，如果道德哲学家严格禁止对所有心理科学的接纳，那么这些属于规范性伦理学领域，或与之相关的文献也就不可能出现。可以说，关于道德品格的哲学探讨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蓬勃发展。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因为人们普遍愿意认真对待心理科学。

想要维护“实然”或“应然”纯粹性的希望注定会破灭；当道德心理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呈现他们的本事时，实然和应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正如在我们举出的几个例子（以及其他许多例子）中所展现的那样，忽略实然——尤其是实证心理学所揭示的实然——往往会导致关于应然的灾难性理论。

我们确信，心理学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哲学亦是如此。想要做到这点，去固化的学科界限是没有用的，学科划分不过是出于管理之便，关键是以包容心态仔细思考，取各学科之所长。

后记

三木：这篇文章解答了一个我非常好奇的问题：实然和应然这两个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具体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就我受到的哲学训练而言，更侧重于强调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如何不同，应当在哲学分析中尽量避免混淆，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似乎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规范性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高悬于云端的飘渺之物，不仅在于它对生活有着某种指导性的作用，而且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更新，我也在不断修正许多价值观念。可是这种修正过程究竟是如何完成的，我却一直没有去好好地厘清，有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感觉。我想这篇文章给出的一些实例，确实回答了我的（或许也是一部分读者的）疑问。

阿歪：你去参加了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的效用”的研究，你担任的是老师的角色。学生在你的隔壁房间，你们只能通过声音交流。实验者告诉你，如果你的学生答错了，你可以对他施以电击，电压可以被设置在75V到450V之间。实验中，当电压达到120V的时候，你的学生开始尖叫、敲打墙壁，说他想退出实验。而你也开始萌生退意，但实验者坚持让你继续，你会怎么做呢？

上述实验就是本文提到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担任教师角色的被试不知道的是，隔壁房间的学生并没有真的受到电击。而这个实验有着令人错愕的结果，62.5%的被试都实行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

米尔格拉姆实验为我们思考本文涉及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垫脚石。阿道夫·艾希曼，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军官，在耶路撒冷审判中为自己申辩：他只是单纯服从了法律和上级的命令，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米尔格拉姆在1961年，使用这个心理学实验来回应和审视这个沉重且艰深的关于人性和道德的命题。我们会发现，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东西，和艾希曼的审判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一样，止步于事实。刻画具体的事实是当代科学心理学的学科规范，是心理学建立其科学性的方式。但是一个事实会敞开无数种解释，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目的出发，我们从一个或一系列事实中会给出无数种不同的对“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做？”的答案。

从事实跨向解释的这一步，往往就是从心理学跨向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这一步。做现代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局限在一篇论文的一亩三分地；但当我们对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思考本身是无限广袤的，它的每一步不受限于所谓的学科边界。读汉娜·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也一样迈一步就到米尔格拉姆实验在耶鲁大学。

作者：John M. Doris, Edouard Machery, Stephen Stich | 译者：三木 | 审校：陈小树、阿歪 | 封面：Andreea Moise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www.philosophersmag.com/essays/153-can-psychologists-tell-us-anything-about-philosophy

研究首次考察了行为免疫系统与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关系。3个研究一致显示：行为免疫系统特质性激活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对就医持消极态度和延迟就医；情境性激活行为免疫系统会使得个体更不愿意就医和更倾向于延迟就医；且行为免疫系统激活对就医态度和就医延迟倾向的影响以对就医感染风险的感知为中介。这支持了进化失配假说，提示行为免疫系统对现代医学可能缺乏进化的适应性，并为理解现代人类就医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为原论文结构性的调整，已获得作者授权。来源：吴奇, 吴浩, 周晴, 等. 行为免疫系统对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22, 54(8): 931.

链接：

https://journal.psych.ac.cn/xlxb/article/2022/0439-755X/0439-755X-54-8-931.shtml

生理免疫系统和行为免疫系统

在漫长的演化历程中，各种传染性的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对于生物的生存与繁衍一直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了抵御这样的威胁，有机体演化出了一套生理免疫系统。然而, 如果生理免疫系统只在病原体进入身体后才能起反应的话，这便需要有机体支付巨大的应对成本。那是否可能在病菌进入身体之前，有机体就有效地采取了回避策略呢？

为解决这样的适应性问题，许多动物发展出了复杂的行为防御机制。例如，雌性啮齿类动物会根据气味线索，来检测和定位健康的雄性，并厌恶和回避有感染风险的雄性；此外，许多动物都发展出了对蚊蝇这类可能带有病原体的昆虫的防御和回避行为。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除了具有生理免疫反应之外，也演化出了一套促使个体在病原体进入身体前对病原体进行回避的心理与行为系统，即行为免疫系统。

与生理免疫系统类似，行为免疫系统也包括探测和反应两种机制：前者利用感觉系统（如嗅觉、视觉）来检测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线索，后者则在发现相关疾病线索后被触发。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在识别到疾病线索（如恶臭物质等）时激发厌恶的情绪，还包括对这一疾病线索进行认知加工，并触发回避反应，以最小化感染风险。

厌恶反应的个体差异

在行为免疫系统探测和应对疾病威胁的过程中，厌恶（disgust）情绪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即行为免疫系统主要利用厌恶情绪来对抗外界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在形成个体厌恶敏感性差异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变异的因素外，生长环境的差异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病原体密集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更可能伴随着对病菌的长期担忧，也更容易产生厌恶感。例如，生活在传染病高发地区的个体厌恶敏感性更高，更不信任外群体成员；厌恶敏感性较高的个体会更不愿意购买和使用他人用过的二手物品。

行为免疫系统的情景性激活

研究显示，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也会在短时间内因环境线索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意味着，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也能即时地发生情境性的改变，从而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当个体处于具有疾病威胁线索的环境中时（接受疾病威胁启动后），个体对目标刺激间差异的感知敏感性会提高，对潜在约会对象的兴趣会降低。

*注

Nussinson, Ravit, Sari Mentser, and Nurit Rosenberg. “Sensitivity to deviance and to dissimilarity: basic cognitive processes under acti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6.4 (2018): 1474704918813433.

Sawada, Natsumi, Emilie Auger, and John E. Lydon. “Activation of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Putting the brakes on affili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4.2 (2018): 224-237.

本篇论文则对疾病如何启动个体就医态度进行了研究中，研究者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为疾病启动组，被试被要求观看一段与激活个体病原体厌恶情绪的刺激物相关的简短视频，内容为肮脏的下水道里，充斥着各种腐烂的食物、动物尸体、垃圾以及蛆虫的片段。另一组为疾病控制组，他们则观看一段与激活个体恐惧情绪的刺激物相关的简短视频，内容截取自电影《大白鲨》，为潜水员在水下被大白鲨攻击的片段视频。两组被试都需要填写就医态度问卷。结果显示，疾病启动条件组的就医态度得分显著低于疾病控制条件组。这说明在接受疾病启动后，被试的就医态度变得更加消极。

这一结果提示，虽然行为免疫系统和现代医学都旨在帮助个体解决疾病感染的适应性问题，但其方式并不兼容，甚至现代医学的一些治疗方式和就医环境（如拥挤的、与其他病患缺乏社交距离的就医环境，导致个体可能接触到他人排泄物和体液的诊疗室等），都有可能被从远古时期演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识别为疾病威胁线索，从而激发个体的厌恶情绪，而使其对就医持消极态度。这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疾病预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在个体前往医院就医之前，或许可以通过清洁行为来缓和其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状态，从而使其产生更加积极的就医态度和更少的延迟就医倾向。

过度敏感的行为免疫系统

行为免疫系统的检测和反应机制，虽然能够避免个体受到疾病感染，但也会为个体带来社会生活中的额外代价。这是因为行为免疫系统在探测疾病线索方面并不是完全精确的，具有烟雾探测（smoke detector）的特点，即行为免疫系统检测疾病线索的机制就像烟雾探测器一样，具有过度敏感和过度概括的特点：由于仅通过直接感官识别疾病线索和实际病原体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且不能识别真正病原体的代价，要远高于将非威胁性线索误判为危险的损失，因此行为免疫系统更倾向于将健康的个体识别为病原体携带者。

例如，人们对肥胖者、残疾人、老人以及外群体成员等所持有的歧视性态度，与个体对疾病威胁的回避反应有关。然而，这些群体却并不是真正的病原体携带者。这意味着，无论疾病威胁真实存在与否，个体都更倾向于启动自身的行为免疫系统，并触发保护行为，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

在高几率感染疾病、医术不甚发达的远古时期，行为免疫系统激活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无疑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现代人类社会相比于远古的人类社会，在医疗方法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与疾病感染有关的启发性线索，就能直接观测到病原体了。

一些研究者也提出，由于现代人类社会与人类远古演化环境具有巨大的差异，很多用以适应人类远古演化环境的心理机制，在现代社会可能都是不适应的*。相较于远古时代，当代环境下由疾病构成的真实风险明显降低，即便发生感染也存在着一定的治疗方法。但个体容易受到疾病感染的主观感觉，仍然很容易被激发，从而可能会促使个体产生次优的行为策略。例如，过去旨在通过减少人际接触以避免疾病感染的社交策略，在现代社会反而会产生更多的健康问题：那些与社会缺乏互动的人会经历更多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会造成心血管系统的损害。

*注

Ackerman, Joshua M., Joshua M. Tybur, and Aaron D. Blackwell. “What role does pathogen-avoidance psychology play in pandemic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3 (2021): 177-186.

Li, Norman P., Mark van Vugt, and Stephen M. Colarelli. “The evolutionary mismatch hypothesi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 (2018): 38-44.

这提示，在现代复杂的医疗环境下，行为免疫系统可能是演化失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对现代人类用以对抗疾病感染的疾病控制行为，例如就医行为（medicalseeking behavior），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因为，在现代医学环境下，服药、注射甚至手术等治疗手段，虽然会使个体自身的疾病状况得到缓解，但同时也意味着外源性的异物会进入人体内部，并且在就医过程中个体也可能会接触到他人的排泄物和体液（如粪便、尿液、血液等）以及其他病原体载体（如受污染的空气、物品等），从而导致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使个体在就医过程中更加谨慎小心，进而对就医行为产生消极影响，使个体更不容易选择就医。

换言之，由于现代社会的疾病防治方式与远古时期相比已截然不同，而现代一些医疗手段以及就医环境中潜在的风险线索，可能会被从远古演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识别为疾病感染线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会影响个体的就医行为倾向，使个体产生对就医的负性态度，更倾向于不就医或延迟就医。

作者：吴奇、吴浩、周晴、陈东方、鲁帅、李林芮

整理：李泽伟 l 排版：光影 l 封面：Roma Gavrilă

心理学界的对策是重新审视其专业的激励机制，对不谨慎的研究加以惩罚。同时，心理学界也调查并修改了研究实践和政策：如我们用来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形式化框架，渗透到研究中的可疑实践方法，以及由具有误导性的出版模式导致的，严重的文件抽屉问题*。

*译者注

文件抽屉问题（file-drawer problem），反映的是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即发表研究过于强调阳性结果（如心理学中p<0.05），大量阴性结果或小样本研究难以发表，这些不显著的研究结果仿佛抽屉中的文件，不见天日。

目前，为了纠正这些问题，一些改革正在进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提倡使用其它统计方法。比如，本杰明（Benjamin）等人提倡从数据中得出更加保守的结论；西蒙斯（Simmons）等人推荐剔除存疑的研究实践；诺赛克（Nosek）等人建议投身开放科学（Open Science）。

期刊编辑们也不甘落后，他们对编辑政策和过程进行了改进。例如，《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Open Science Badges）以激励作者对数据和方法提供完整的报告，将注册研究设立为一种投稿类别，还将论文初稿的提交与PsyArXiv（心理学论文预印本和开放科学实践的学科库）整合。

在我们看来，心理学对可重复性危机已经采取了一种严肃的立场，承认问题、承担责任，并制定补救改进措施。基于心理学作出的回应，我们乐观地认为，心理学最终会变得更加强大可靠。然而，我们对心理学是否能通过对研究实践的改进，避免可重复性危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理论危机

纽厄尔（Newell）在1973年发表了评论“你不可能赢大自然20次”*。他指出：“心理学，就其当前的运作风格来说，是研究现象的学科。”研究者经常把他们的研究问题框定在巨大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很难通过一份实验报告解决。他接着说，通过行为分类、以及用不精确且过于简化的错误二分法来构建研究问题，如果继续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将会使得心理学在30年的时间里（即2003年）变得杂乱无序、笨拙不堪。

*译者注

20问游戏是一个问答游戏，至少有两个玩家才能开始玩。其中，一个玩家需要想着一个东西，比如一种食物、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它是什么。其他玩家可以对该玩家进行提问，以猜出这个秘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个东西是猫咪吗？”，但保守秘密的玩家只能回答“是”或者“否”。如果最终没有人猜出这是什么，则胜利属于保守秘密的玩家。（ps 在动画《辉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天才们的恋爱头脑战~》第一季第三集中辉夜和会长玩的问答游戏就是20问游戏）在本文的语境下，大自然就是保守秘密的玩家，而科学家们则是需要通过不断拷问大自然以猜出秘密的玩家。

为了代替上述策略，他建议心理学重新专注于发展一种强大的、精确的学科理论共识，将实证记录与一系列逻辑连贯的心理学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样的转变将使得心理学的成果从一堆关系松散的行为事实转变为一种富有成效且可被验证的行为解释。尽管纽厄尔的警告被人熟知，但心理学迟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纽厄尔还在世，能够对可重复性危机评论一二，他可能会说出诸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这样的话。

纽厄尔的论文在可重复性危机爆发之际被再度提起。例如，奥伯劳（Oberauer）和莱万多斯基（Lewandowsky）认为，尽管对可重复性危机的讨论和解决都集中在不断变化的研究实践上，但问题的根源在于：对修辞理论的接受，以及心理学对理论与实验之间薄弱且间接的逻辑联系存在令人不安的容忍，他们将这个问题称为理论危机。基于他们的评判，他们建议心理学重新投身于开发和应用严格的形式理论，促进理论与实验之间形成强大且直接的逻辑联系。

在很多方面，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提议与当前改革研究实践的努力是相互呼应的。然而，他们的提议将倡议的范围扩大到对理论和数据的改革。作为期刊编辑，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为了避免提前透露本文的结论，在此我们没有提供神奇高明的方法或非常不同的视角，我们的想法与其他人在相关议题上的说法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贡献在于揭示当前的危机，为下一步的建议提供支持，特别是从编辑和审稿人的角度。

两大传统

我们接收到的大多数论文投稿都扎根于修辞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发现导向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中，研究者会先展现一则语言表述的前提，然后用一项叙事性的实验论证该前提的可行性。举个例子，一位研究者可能会提出，提出一个概念（如怀疑）将影响人们的行为。基于这一前提，他们可能会提出，在房间加点鱼腥味会使人们表现出怀疑——因为“有什么东西闻起来像鱼一样/令人怀疑”（something smells fishy）*(Lee & Schwarz, 2012)。如果人们表现得和预期一样，实验数据便会被解读为支持前提的证据。然而，如果前提并不是实验结果的真实原因，那么实验结果也不能得出相应结论。此外，实验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自由的发明，也因此可以被设计成由研究人员操纵结果的项目。所以，尽管修辞研究对于实验发现很重要，使用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叙事实验会导致虚假的肯定结论（false positive）(Oberauer & Lewandowsky, 2019)。

*译者注

fishy在英语中又有“可疑”的意思，“something smell fishy”常用来表达一种社会性的怀疑。该实验通过对比鱼油、臭屁和水的气味，来研究隐喻的具身影响。

我们收到的一小部分论文投稿扎根于形式理论，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称之为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这种框架下，一位研究者会先呈现一项形式理论，之后对由该理论计算出的具体预测进行检验。事实上，正如亚尔科尼（Yarkoni）和韦斯特福尔（Westfall）曾指出的，预测能够与解释进行区分，具有一些统计学和实用主义的优势。如以记忆的SIMPLE模型为例，如果某人假定，在多维度心理空间中，情景记忆所处的维度反映的是与提取点之间的时间距离，某客体的可提取程度和它与记忆中其他所有客体混淆程度的总和成反比，并且，客体在时间维度上的混淆程度可根据回忆时客体的时间距离比值得出，那么，人们的回忆应该遵循特定的预测模式。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一致（通过数据拟合来衡量），数据会被解读为支持理论，更关键的是，如果人们的行为与预测相反，那么数据会被解读为反对理论的证据。基于这种想法的实验通常没有什么创造性，想一想也不会令人激动。但是，它们与理论之间具有强大且直接的联系，直接说明了理论的有效性和精确性，且这些实验能被重复。

寻找出路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猜测，我们会认为心理学应该放弃修辞式的、发现驱动的研究，转向形式化的、理论驱动的研究，从而将心理学遭受可重复性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然而，前述的两类框架对于一门重要且严谨的行为科学来说都很重要，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将修辞研究从学科方法中剔除，而在于如何以一种减轻可重复性危机，但又能保持实验发现与科学严谨之间的平衡的方式，平衡对于修辞式和形式化研究的投入。

理论驱动的研究

如果心理学是一门理论驱动的科学，可重复性危机可能更像是对可重复性的忧虑。在那个世界中，理论会被形式化地规定，审稿人可以客观地评估理论，实验将对理论的必要预测进行检验，理论评估将通过比较对实验数据的定量拟合的方式进行，实验记录将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条理清晰的网络。在这样一种定义良好、透明精确的世界中，很难想象我们会遭遇可重复性危机。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抛弃带有风险的发现导向方法，转而投身于形式化的研究项目呢？

理论驱动的研究在设计上是保守的，因此缺乏惊艳亮眼的成果。在一些例子中，定义良好的理论促使令人惊讶的观点与实验发现出现。例如，雷斯科拉（Rescorla）和瓦格纳（Wagner）发明了联结学习（associative learning）模型，用于解释阻碍现象（blocking）*中的线索竞争（cue-competition），但该模型之后推动了新的实验现象出现(Miller, Barnet, & Grahame, 1995)。然而，理论驱动研究对于精确度和一致性的关注，而非对发明和发现的关注，会限制实验的广度，因而限制实验发现。尽管如此，心理科学采纳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依旧具有意义重大的好处。

*译者注

在建立经典条件反射联结的过程中，第一个条件刺激与非条件刺激的联结会阻碍第二个条件刺激建立联结。例如，在第一阶段的训练中，先让小鼠训练习得了声音（条件刺激1）与电击（非条件刺激）之间的联结。在第二阶段的训练中，每次声音出现时还会出现闪光（条件刺激2）。在测试阶段，声音单独出现小鼠依然会表现出恐惧反应，但闪光出现则不会引发恐惧反应，这说明，声音阻碍了闪光与电击建立联结。这一现象可以使用R-W模型解释，第一阶段的学习已经使得条件刺激1的联结强度达到最大值，第二阶段继续学习也无法继续增大联结强度。

累计式的实验记录

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和检验基于共识的形式化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理论共识找出成熟的科学分支。这些理论记录了集体智慧，通常以一个方程式系统组织了一种累积的、交互的实验记录。例如，物理学拥有明确的主导理论，用于组织实验工作，推导和检验越来越具体和精确的预测。因为实验者从共同的理论出发，来自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数据汇聚在一个有共识的、交互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中，支持了科学进步，这也是心理学应该追求的。与之相反，心理学子弹发射式的行为调查方法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混乱的实验记录，一个实验室产出的数据极少与其他实验室交叉，或推动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出现。

在本期特刊的背景下，与我们的论文相关的内容是，心理学松散的、理论混乱的结构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判断实验报告的结论。相反，编辑和审稿人只能通过方法和统计是否足够严密来评估每一份实验报告。这一情形有着严重和奇怪的后果。举个例子，我们一直在发布“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具有潜在的超能力（比如预知能力；Bem, 2011）。如果心理学想要避免可重复性危机，那么，关键在于，我们要致力于要求清晰且形式化的科学理论，不仅要设想可能性，还要坚持一种标准，即对行为的产生机制提供形式化的、精确的解释。

主动改正

理论共识是可重复性危机的一种天然预防剂。一个从重要的理论共识出发的集体研究项目也会形成一种快速的核查反馈系统，能对识别和纠正错误的发现进行平衡。当一项实验结果与集体智慧出现差异时，相应的集体努力就会启动，证实或纠正这些谜团（实验室的研究者参与到其它实验室的工作中）。一旦集体能对新的事实进行确认，它就会成为集体智慧的一部分，理论共识就会被修正或抛弃。然而，如果新的事实被否定，它将从集体智慧中被移除，研究工作将会继续。

相反，当新的事实与集体智慧矛盾时，心理学理论混乱的状态使得审稿人和编辑难以察觉。因此，在审稿时难以发现误报，一旦被发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虚假结论依然难以被察觉。所以，尽管对研究实践的改革正在帮助心理学解决可重复性危机，如果我们不致力于强理论，重复性危机将依然存在。

总的来说，无论我们的数据和研究实践可以做到多么透明，直到心理学发展出正式的理论共识并形成集体智慧之前，我们的重复性危机将一直存在（Szollosi et al., 2020）。我们认为，心理学应该致力于发展合作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倡合作的、累积的研究记录，自然地建立一个核查平衡机制，对新发现进行评估和验证。理论整合是很重要的，正如沃特金斯（Watkins）在1984年首次提到的，心理学家倾向于反感使用他人的理论，将其比作“其他人的牙刷——那个人自己用是可以的…”但不适合“…除此之外的我们其他人”。类似地，2008年，米歇尔（Mischel，2008）也写到了关于终身教职和职业生涯制度的激励机制，这些机制鼓励研究人员彰显自己，但这个规定可能与发展一门保守和累积的科学背道而驰。克服牙刷问题、完成学科整合，可能会包括研究训练中重视建立理论、理论领域进行合作而非区分、跨越子学科的交流（比如 Gigerenzer, 2010）、职业生涯激励的转变，以及编辑和审稿人对发展、检验正式理论共识的鼓励。

发现导向的研究

实验发现对于健康的、有活力的科学而言很重要。然而，发现伴随着风险，因为本质上讲，发现会挑战内省，反对已有知识，有可能产生害处。例如，艾森克（Eysenck）曾声称改变人格可以预防癌症，这是站不住脚的，如今臭名昭著（见Eysenck, 1991; Grossarth-Maticek & Eysenck, 1991; Pelosi, 2019）。

对研究和发表实践的持续改革已经有助于审稿人和编辑更好地察觉并纠正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然而，决定一项研究发现是否只是一场错觉的困难始终存在，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对实验数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即使这些观察数据令人激动，但同时难以理解。所以，我们作为编辑和审稿人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呢？

汇聚性证据

对于修辞式的结论，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趋于一致的证据。前文中提到，李和施瓦茨（Lee & Schwarz, 2012）推测，启动（prime）一个概念将影响人的行为。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报告了研究证据，在测试房间内引入一股“鱼腥（fishy）”味能够引起人们的怀疑。然而，他们的修辞性假设并不能得出他们这一叙事性实验的结论。因此，他们的证据可以体现可行性，但不能证实假设(这与沃森通过2-4-6找规律任务之中的确认偏误揭示了同样的道理）。不过，这一假设也是重要的，值得探究。 所以，研究者应该如何检验一项无法经反事实检验的修辞假设呢？

如果研究者报道了一系列的叙事性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相同的前提假设下提出的，但在步骤和情景上有所不同，作为编辑，我们会更容易相信这样的实验。实验证据的规模越大，就越难怀疑任何具体证据反映的只是方法论的特殊性，而不是确定性的现象。理想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检验应该对原始假设的变式进行检验，以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如果总的结论是通过加权不同变式与其错误率（如a= 0.05，除以不同方法检验的次数，详见Benjamin et al., 2018）得出的，那我们会更加欢迎。

总的来说，修辞式的假设难以直接检验，但也不应该劝阻研究者开展研究，相反，在缺少直接检验的情况下，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通过一系列的间接检验来确保假设的可靠性，即要求研究者给出强有力的、谨慎检验过且趋于一致的实验证据。

对溯因结论进行演绎证明

对于溯因结论（abductive conclusions），编辑和审稿人应该要求演绎证明（deductive confirmation）。修辞研究中的结论通常依靠于溯因推理，该过程通过对已有的观察数据寻找一种连贯合理的解释，从而将数据延伸至理论。尽管溯因推理（从结果出发，推测出事件发生的原因，详见Kerr，1998对于HARKing*的讨论）在科学中作用重大（见Tukey 1977年对探索性数据分析的讨论），如果抛开演绎推理（从清晰且能证实的假设导向精确的结论，详见Tukey，1980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合作的讨论**）而独立使用，则会伴随着风险。

*译者注

*HARKing，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在已知结果后提出假设，并将之展现为仿佛是先提出了假设再得到了结果。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提倡事后假设的风潮，如Bem（1987）：There are two possible articles you can write: (1) the article you planned to write when you designed your study or (2) the article that makes the most sense now that you have seen the results. They are rarely the same, and the correct answer is (2) … the best journal articles are informed by the actual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opening sentence. 此处Kerr所说的HARKing指的是为了让结果看上去最为合理的论文写作方式，详见Kerr, N. L. (1998). HARKing: Hypothesizing After the Results are Know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3), 196–217.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57pspr0203_4对于HARKing的具体探讨。

**对于探索性和验证性数据分析，Tukey的观点是两种分析方式都是需要教授给学生的，对于科学问题我们应该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从问题到答案的狭窄范式之中。假如要进行验证性数据分析，我们需要的是小心与谨慎，采取随机化实验，避免多样性。而探索性数据分析应被视为一种态度、一种有用的技术，且应该先于验证性数据分析被教授。

作为编辑，我们已经观察到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混淆，这令人担忧。当我们要求作者重新开展实验，将他们的溯因推理（即由数据得出理论）转变为演绎推理（即由理论得出数据），我们遭遇了阻碍，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数据支持溯因推理得到的理论，那么相应的演绎理论也会预测数据出现。”

正如逻辑学家所了解的，溯因推理和演绎推理是不同的，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就上面提到的问题来说，基于数据D得出理论T的概率p(T|D)不一定和基于理论T得到数据D的概率p(D|T)相等。因此，如果没有被要求的话，应当鼓励将溯因推理转变为演绎推理，哪怕只是通过直接的重复实验。

总的来说，研究实践的改变使得审稿人和编辑们更加轻松了，能够更好地察觉到发现导向的研究中的误报。不过，即使是那些从修辞理论得出实验发现的研究者们也能帮助审稿人做得更好。在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要求特定实验检验（不仅是检验可行性）的理论的情况下，作者可以从一系列的实验中提出汇聚性的证据，可能没有一项实验是修辞假设直接得出的，但所有的汇聚性结果都是由相同的修辞假设驱动的。其次，审稿人和编辑应该鼓励作者，通过将事后溯因推理转变为先验演绎推理，来进行追踪研究。

发表问题

我们已经论证了，采用集体性理论驱动的研究方法、精进对由发现驱动的研究的评估，能够帮助编辑和审稿人在应对可重复性危机方面做得更好。然而，编辑们正承受着额外的压力：它们虽然与科学无关，却也会加剧可重复性危机。

正如纽厄尔的七十年代那样，编辑们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能吸引下载、引用和录用的发现而受到嘉奖，也会因为出版了那些虽然可靠，却未能满足读者想象的科学研究而受到惩罚。与纽厄尔的年代不同，这些奖惩机制现在已经受到了监控，并作为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被发布。如果一名编辑不关心这些数字指标（如设计编辑政策来增大数字），他们收到的投稿会变少，这些投稿的影响也就更少。尽管我们还没有计算过，期刊版面上枯燥但可靠vs振奋人心但有风险的研究报告倾斜的比例如何，但编辑们知道，把期刊版面留给令人兴奋的发现，而非可靠的、渐进的科学，会是一笔“好生意”。

*译者注

替代指标，即通过社交媒体的注意评估科学价值。

幸运的是，可重复性危机已经对激励系统进行了重组，《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的历史为这些变化提供了一则案例。

《心理科学》是心理学学科最富盛名的期刊之一。早期，它的声誉是基于发布令人兴奋的发现，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并获得了相应的下载、引用和出版。然而，关于重复性危机的重要声明破坏了这场盛宴(Open Science Collaboration, 2015)。

作为回应，该期刊的编辑们在期刊编辑政策上发起了庄严而勇敢的巨变。2014年，艾希（Eich）要求作者们报告充足的统计效力（statistical power）和效应量（effective size）以取代p值，并补充元分析（meta-anlysis）。艾希也引入了开放科学徽章以激励和奖励那些报告了完整详细的实验、数据和分析内容的作者。琳赛（Lindsay）在艾希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引入了预注册的直接重复（Preregistered Direct Replications），并鼓励在实验相关时进行预注册。这种努力（以及琳赛为推广更有力的出版模式进行的巡回演讲）是良好编辑管理的典范，也因此，《心理科学》重获威望。

就我们估计，琳赛是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然而，是可重复性危机带来的问题为改进的发表模式提供了施展空间。编辑们曾因刊发了有风险的发现而被奖励、因刊发可靠的发现而被惩罚，可重复性危机重新激励了编辑们，奖励刊发可靠的、渐进式的科学，更重要的是，惩罚刊发有风险的发现。

由《心理科学》发起的积极改变如今越来越多地反映在整个出版领域（比如Jamieson et al., 2019; Pexman, 2017）。但是，影响因子和替代指标依然影响并扭曲着幕后的发表模式，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然而，进行改变将继续付出代价。在最后一篇社论中，琳赛（2019）承认，给期刊引入更加严谨的发表实践和政策与《心理科学》投稿的减少是相关的。这一形势表明，为了改进我们的发表模式可能需要后续的努力，以重新规划那些构成科学发表实践的、被扭曲的职业及专业激励系统。所以，作为审稿人、编辑和专业管理人员，我们该如何阻止这些影响发生呢？

克制你的热情。一般来说，相较于报告了保守的、无创意的理论检验的投稿，审稿人对于报告了新颖的、令人兴奋的发现的投稿更加热情。这种不平衡影响了编辑的决策，最终，将实验发现置身于重复性问题中。审稿人和编辑应该多加注意，平衡自己的热情。令人激动的发现和以及实验上没有创新但是对理论的有价值的检验都应被重视，不应厚此薄彼。

用善意杀死自己。审稿人对收到追加实验的要求时的失望之情特别感同身受。并且，基于过去的经验，我们推测，同情会让审稿人在修改稿中提出建议，而不是要求增加实验来验证结论。在《加拿大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尽管我们鼓励抱着善意批评，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结论是合理的，发布的实验是可以重复的。通过清楚直接地说明，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和担忧需要添加的任何额外实验，审稿人能够帮助编辑解决可重复性危机。他们也能通过更自由地提出有助于澄清结论的额外实验，在那些结论成为长期公开的实验论文的一部分之前，让编辑负责决定审稿人建议的实验是否有必要。

单一的实验报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次，因此，单一的实验报告会让编辑紧张。尽管如此，在我们的期刊上单一的实验报告还是太常见了。通过明确地说明在无额外实验的情况下单一的实验是否能够得出特定结论，审稿人可以帮助编辑应对单一的实验论文的相关风险。在数据只是展示假设成立、但不能推出假设成立时，审稿人的这份帮助对于编辑尤为珍贵。

专业激励。科学是一种崇高的追求，通过合乎逻辑的审视和追问，进入真理的深处。每位科学家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于此。然而，出版还是出局，这一现实带来了压力，会刺激科学家发表能快速获得工作、职位、晋升和基金的结果（见 Pennycook & Thompson, 2018)）。自然而然地，速度与准确性的权衡会滋长误报和其它类型错误的出现。

尽管我们不清楚审稿人和编辑如何才能改变出版还是出局的文化，从而减轻可重复性危机的一些压力，但学术激励系统需要被重新考虑与设计，在数据和结论形成实验论文之前，给予研究者必要的时间来确保他们的数据和结论经得起审查和重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塑造当前的激励系统的力量必须重新平衡对准确性和速度的偏好，以此鼓励严谨性和客观性，而非产出和指标，这非常重要。正如可重复性危机所表明的那样，更多的数据不一定是更好的数据。

虽然重新设计激励系统的责任落在了专业机构和组织身上，牺牲了一定的专业和科学激励。但编辑可以通过以奖励实验发现的相同方式奖励理论发展，也能为重新设计激励系统贡献力量。

总论

可重复性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时刻。最初的反应是徒劳的：恼怒、否认、失望以及大量的转向、指责和寻找替罪羊。然而，随着形势的转变，我们转向了一条有效的路径，确定并寻找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早期的应对专注于研究实践的改变，以及发表模式背后激励系统的重新平衡；近期，我们开始重新考虑理论的特性，理论在催生可重复性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如何改进理论。通过讨论如何将这些忧虑与审稿过程相结合，我们将它们放进了具体的情境中。

立足于已有的，与正在实施的努力之上，我们是乐观的：这些努力会让心理学变得更强大。我们的一部分乐观来源于历史。在60年代，心理学解决了实验者效应*的尴尬(Rosenthal, 1966)，在70年代，我们面对了抽屉效应(Rosenthal, 1973)，在80和90年代，我们重启了对用于科学决策的统计框架的质疑(Cohen, 1994; Nickerson, 2000)。长远来看，重复性危机是我们不断进行自我评估和改进的历史中崭新但始终如一的部分。也许我们太乐观了，但我们认为最近的困境最终能带来良好的结果。

*译者注

实验者效应，又称罗森塔尔效应、实验者期待效应，在以人为受试者的实验中，实验者的行为、表情等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影响实验的结果，他们预期实验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实验最后就表现出什么样的结果，可通过如双盲实验的方式加以规避。

然而，我们也同意奥伯劳和莱万多斯基的论断。改革研究实践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理论危机。为了超越前文提到的“牙刷问题”，进而在探究与提炼主流理论共识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开始追寻合作的、交互式的科学，心理学需要暂停一下，来思考应该尝试发展怎样的理论，然后从共识的框架再次出发。这将涉及到跨越整个学科的合作承诺。我们的讨论将从如何开展实验、分析数据，拓展到如何表达理论，以及建立协作的、成熟的、累积的实验记录，使得不同的实验室能够通力合作，而不是单打独斗。

在实验方法领域的努力证明我们的提议并不是幻想。以记忆研究为例，该领域有许多清晰的形式化记忆理论，可以解释大量实验任务和操纵的数据，MINERVA2就是这样一种理论(Hintzman, 1986, 1988)。

通俗来说，MINERVA2是一种理论框架，清楚阐述了记忆的表征、存储和提取。该模型的一大核心假设是，每次体验会在记忆中由一条独特的痕迹表征。另一大核心假设是，记忆提取具有探针特异性（probe-specific）、由相似性驱动（similarity-driven）、且并排进行。因为提取是由相似性驱动的，探针会提取相似的记忆痕迹，这便是该模型完成再认（recognition）的过程。因为探针会从记忆中提取完整的痕迹，并且完整的痕迹记录了所有相关的事件，所以探针也会提取与其同时发生的、在过去的事件，这就是该模型模拟线索性回忆（cued-recall）、预测和分类的过程。

严格来说，MINERVA2是一种用线性代数表示的记忆计算模型。其中，记忆痕迹是数据框架（即向量），记忆是一个矩阵，提取是一种矩阵运算，而决策是基于提取的信息使用矩阵运算得出的。该模型能够预测一系列现象中的行为，包括再认、频率判断、线索性回忆、分类、功能学习、判断决策、具身认知和语义记忆等。重要的是，若干研究组在一系列问题和现象上对该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支持了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独立来看，该模型的任何一项应用都代表一项较小的进步，然而，集体累积形成的结果远超各部分之和。其次，该理论的预测是可以被检验的，即使该理论还没有被用于探究某一特定领域，但它也已经有可能给出相应的预测。或者，如果该理论没能预测某领域的数据，它也能给出框架，用于检验需要哪些额外的假设或操作来将理论延伸到该领域。当然，MINERVA2不是唯一一个被用于组织集体研究项目的模型框架，但是，它为正式的、理论驱动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很积极的案例。

在应用方面，ManyLabs*和ManyBabies**项目表明，集体性的重复实验是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它们也展示了组织的方式，并证明了集体和合作的研究战略是可以有效的。在理论领域，类似的倡议似乎是一个极好的目标。或许，编纂一套模型，并为测试理论提供一个合作的数据库，用以合并和分类候选结果，这将引领心理学开始在一些心理过程的结构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译者注

*https://www.manylabs.org

**https://manybabies.github.io

当然，很难预测我们的理论共识可能是怎么样的，同时，基于我们学科的多样性特点，得出一个大一统理论也不太可能。例如，加拿大心理学协会有32个分支，要说一项理论能够预测所有这些分支检验过的行为，那是不太可能的，至少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然而，心理学不同的分支应该努力寻找到最佳的候选理论，脚踏实地地探究、检验这些理论。如果没有集体的努力，对于心理和行为的问题我们将不太可能得出集体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会讨论与纽厄尔（1973）对心理研究和理论的批判有关的内容。在他这篇如今已十分著名的论文中，他提到他心中有两种声音：

“半个我半哀伤半困惑……也许，我们应该合作完成比现在更大的实验研究。前一部分我给出的积极建议正是对如何进行的倡议，它们都有足够的细节和范围来让推理网络收紧，将我们的实验研究紧紧相连。这是我认为对于心理学会有好处的做法。或者，也许我们都应该单纯地继续一起和大自然玩那个20问游戏，也许这样大家都好，就像另一半的我确信的那样，当我们到1992年（我自己选择的退休日期）时，我们能够在弄清心灵的基本结构上有所进展。”

就像纽厄尔所说，我们心中也有两种声音。一种满怀希望，另一种保持怀疑。我们相信，努力搭建的一个共有的理论框架将对心理学有益，有助于解决重复性危机。然而，纽厄尔47年前的呼喊并没有发挥它本应有的强大影响力，所以，也许我们只是过度乐观。不过，我们仍然抱有希望，让人们重拾对于纽厄尔观点的记忆，将使纽厄尔的思想再次焕发生机，如此，在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最终将朝弄清楚心灵的基本结构更进一步。

作者：Randall K. Jamieson & Penny Pexman

译者：Xhaiden | 校对：eggriel | 排版：光影

编辑：杨银烛 | 封面：Stuart McR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