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是平的，地圆说是愚民政策。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只为给入侵中东找个正当理由。全球变暖“是中国出于自身利益炮制的骗局，目的在于削弱美国竞争力”[1]。公元614-911年这段时间不存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为了让自己占据公元100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而篡改、编造了历史。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暗中操控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数百年，最终目的是以自身的意识形态统治世界。……

阴谋论无孔不入，几乎每场空难，每次政要遇袭，每场“非正常”的体育赛事后，都有一个，甚至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阴谋论甚嚣尘上。而到了2020年，新冠病毒成了阴谋论集中爆发的温床：英国多座5G基站被烧，移动通信工作人员遇袭[2]；比尔·盖茨、美国军方、中国的实验室都成了人为制造新冠病毒的嫌疑人……

可是，当我们谈论“阴谋论”，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从字面上看，“阴谋论”只是一类解释事件、现象的理论，不过它们纷纷将解释的矛头指向或大或小的阴谋罢了。假如你快过生日了，隐隐觉得朋友们近来表现得鬼鬼祟祟，似乎在暗中商量者什么，每次你问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他们总说“没有啊，你想多了”；经过一番观察和推理，你得出结论：他们是在密谋给我办一场惊喜派对！——恭喜你，你成了一名“阴谋论”者。

等等……好像有哪里不对。难道阴谋论不是指那些无视证据、异想天开、荒谬绝伦的“理论”吗？难道阴谋论者不都是些丧失理性，甚至有妄想症的人吗？的确，阴谋论和阴谋论者往往给人这样的负面印象——它们（和他们）是嘲笑、鄙夷的对象，它们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不是我们。然而如果将这些态度塞进阴谋论和阴谋论者的定义里，就无法解释水门事件等后来成为“官方历史”的阴谋论（9/11事件的官方解释也是阴谋论：基地组织而非某国政府的阴谋），更无助于我们理解阴谋论盛行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根源——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6%的英国人相信阿波罗登月造假“一定”或“很可能”是真的；201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50周年）仍有61%的美国人坚信约翰·肯尼迪的死亡背后藏着一个大阴谋——将阴谋论者划为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异类”也是一种偏执甚至蒙昧。

当然，为阴谋论与阴谋论者“正名”，并不意味着肯定和赞赏，更不是要鼓动人们去相信5G网络与新冠病毒有关。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阴谋——小到惊喜派对、同事们暗中联合排挤你，大到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实验[3]、纳粹屠杀犹太人[4]、充斥着历史书的篡权夺位，企业收买科学家散布虚假信息，还有政府秘密监视民众、收集隐私——有些已被戳穿，有些尚在进行。虽然并非所有阴谋都有对应的阴谋论，也并非所有阴谋论所宣称的阴谋都确有其事（你可以自信地断言，当下最流行的那些阴谋论绝大多数是假的），但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阴谋论是对这个令人费解、危机四伏的世界的一种正常回应？是否可以将阴谋论视作一种特殊的怀疑论——怀疑权威，怀疑“官方历史”，怀疑“常识”？而当某些阴谋论发展到无理甚至荒唐的地步，那些深信不疑的人的确犯下了认知上的错误，但这些认知缺陷我们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在一些阴谋论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极端、更为戏剧性罢了——正如哲学家马修·丹提斯（Matthew Dentith）在《阴谋论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nspiracy Theories）中写道：“那些通常与阴谋论捆绑在一起的认识论问题，其实是关乎信念的最普遍的认识论问题。如果有人想继续把‘阴谋论’用作一个贬义词，指称那些乍一看非理性的信念，我们没法阻止他们。但我们应该要求他们用论证支持自己的立场，看看它能否经受审视。而‘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阴谋、阴谋论、阴谋论者与阴谋论理论

对阴谋论与阴谋论者的“污名化”，至少可以追溯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Richard Hofstadter）1964年的著作《美国政治中的妄想作风》（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他指出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阴谋“是历史事件的动因；历史就是一场阴谋，由邪恶的力量与几乎超验的意念驱动着”。

虽然霍夫斯塔选用“妄想作风”形容这些人并不意在暗示他们都有精神疾病，之后的许多阴谋论理论家（conspiracy theory theorists）都沿袭了霍夫斯塔的范式：阴谋论者是特殊的一群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异于常人。果真如此吗？虽然有证据表明，相信阴谋论的人更倾向于相信伪科学和超自然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可以将阴谋论者和非阴谋论者区别开来的内在特质，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很多“常人”起初阴差阳错地相信了某个阴谋论，自此把自己关进了反主流叙事的回声室里。另一方面，阴谋论是个实打实的社会现象。史料显示，发生灾难性事件或社会动乱的时期——当疑惑、恐惧与不确定性弥散在空气中，当人们感到生活脱离了控制（近期的疫情便是很好的例子）——往往也是阴谋论盛行的时期；此外，研究发现过去或当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少数族裔更愿意相信关于政府、警方等的阴谋论。可见，给一些人贴上“阴谋论者”的标签是懒惰而粗暴的做法[5]；只有相信（或曾经相信、即将相信）阴谋论的人。

或许是意识到“妄想作风”这类概念的本质缺陷，近些年来，学界对阴谋论及阴谋论者的态度逐渐温和起来。如果我们跟随乔尔·邦亭（Joel Buenting）与杰森·泰勒（Jason Taylor）将阴谋论理论划分为一般论（Generalism）与特殊论（Particularism）两大类，偏向于特殊论的研究进路在当下明显占据上风。这些学者拒绝将阴谋论和阴谋论者一杆子打倒，也拒绝全盘肯定，而是像评估科学理论那样考察个别阴谋论的解释力、受证据支持的程度、理论推导的逻辑等等。然而，极端的特殊论可能引致另一个问题，即模糊了阴谋论作为一个群体的特质。阴谋论毕竟不是在以专家知识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中产生出来的科学理论，也与伪科学、宗教等信念有质的差异——不论荒谬至极还是有理有据，阴谋论都是围绕着团体或个人有意图的秘密行动展开的。

心理学家简维勒·凡·普鲁金（Jan-Willem van Prooijen）在《阴谋论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中归纳了阴谋论“阴谋”维度的两大成因：模式（pattern）感知与施为能力（agency）探测机制的过度敏感。著名的阴谋论者大卫·艾克（David Icke）[6]曾写过一本625页的书，其中200多页都用到了“联系”（connect）这个词，如“只有把这些点都联系起来，真相才会浮现”。强大的模式感知能力让楚门意识到自己活在一个真人秀里，但这个世界上许多“规律”其实只是随机事件制造的假象而已。阴谋论无法容忍巧合，一切琐屑的现象都必须得到统一的解释；在阴谋论者看来，“官方”说法没有（或无法）解释的现象属于“叛离数据”（errant data），比如一位BBC记者在9/11事件的直播中说“第三座大楼已经倒塌”（事实上还杵着呢），可事先不知情的她怎么会说错呢？但如果她也是“共犯”，一切都说得通了。[7]

另一方面，施为能力探测机制有根深蒂固的意向性偏误（intentionality bias），我们倾向于假设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是某（些）人有意导致或促成的，并且喜爱揣测施为者的动机（甚至会将自己的意图投射到对方身上）。我们都是“读心者”，也都常常过度解读，但阴谋论的情况更为特殊，甚至有人会说阴谋论的意向性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秘密操纵者总是竭尽全力隐藏自己的意图，有时候还会故意留下虚假证据引导公众误解真实意图。的确，如果一个阴谋是完美的，阴谋论便无从谈起；可是阴谋论者完全有理由认为秘密行动也会有破绽，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尤其是在阴谋牵涉到许多施为者的情况下——你就是这样识破惊喜派对的阴谋的。

阴谋论可以成为最佳解释吗？

抛开阴谋论的社会心理学维度，我们似乎可以跟随特殊论者的脚步，以科学理论的标准逐个审查阴谋论的长处与缺陷。史蒂芬·克拉克（Stephen Clark）认为阴谋论属于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所说的退化的（degenerating）研究纲领：“（阴谋论）没有成功地做出预测（无论前瞻性的还是回溯性的），反而在新证据的挑战下不断地修改辅助假说与初始状态，以保护原始理论免受证伪。”

克拉克的批判适用于部分全局性的阴谋论，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新世界秩序组织操控全球政治经济。按照该阴谋论，新世界秩序组织几乎同上帝一般全知全能（可惜不全善），这些精英的阴谋诡计无孔不入，因此所有的相反证据都能被强行解释为阴谋论的证据。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一逻辑有点像一类神义论（theodicy）对上帝的辩护：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恩赐，所有在我们眼中的坏事也是上帝的恩赐——三全的上帝已经创造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只不过我们没法理解这些“坏事”好在哪里。（当然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可证伪性不适用于检验阴谋论。）

然而，并非所有阴谋论背后都有不可证伪的强蛮逻辑支撑着，比如肯尼迪遇刺后盛行的许多阴谋论的都把“打伞的男人”[8]视作关键证据。然而1978年这位神秘人终于现身，让阴谋论者大失所望。他的伞既不是发射毒物的秘密武器，也不是向杀手传递信号的工具，而是用来向肯尼迪抗议的一把普普通通的伞。

还能从哪些方面考察个别阴谋论的可靠性呢？首先，我们得警惕不当诉诸权威的谬误，不能因为某个阴谋论与官方解释相抵触就认为它不可靠，也不能因为官方解释暂时缺失就肯定阴谋论的竞争力；尤其是当所谓的官方是政府机关时，暂时悬置判断往往是最明智的做法。（回想一下斯诺登、水门事件、斯大林的“莫斯科审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看来，阴谋论者反倒体现了许多认知德性（epistemic virtues），他们不畏质疑所谓的权威，不辞辛劳收集证据试图解释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他人的挑战面前也能做出辩护；非阴谋论者又能依据什么批判他们呢？

首先，原则上我们可以估算某个阴谋论为真的可能性。马修·丹提斯建议将先验概率、后验概率和相对概率结合起来。假如我们想要知道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阴谋论是否是9/11事件的一个好解释，就至少得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①国家政府经常为了发动战争或为了谋求经济目的制造借口吗？

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该阴谋论吗？

③与其他解释相比（如官方所说的恐怖袭击、由新世界秩序策划等等），该阴谋论更靠谱吗？

这三个问题也不是相互独立的，比如先验概率的高低会影响后验概率的评估标准。比方说，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在设计陷害所有人的糟糕的世界里，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让你合理怀疑有人要害你，然而在一个几乎人人都光明正大真诚待人的世界里，你的怀疑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可惜，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一策略的实用性；假如该阴谋论的先验概率确实很高（国家政府整天搞阴谋），一般人很可能无从知晓（这些阴谋藏得很好）；假如9/11事件背后却有阴谋，正确的假说或许从未被提出；此外，科学哲学中从经验证据到理论的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问题在阴谋论这里变得尤为麻烦——阴谋本质上就是个能够颠倒黑白的玩意。

有可能做得更好吗？或许设计出让人一劳永逸的评价体系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或许阴谋论注定要与解释的悖论与质询的限度为伍，或许狭隘的认识论在阴谋论面前无能为力，或许我们只能诉诸信与不信（或悬置判断）的伦理和实用价值来做决断……然而拒绝认真考察阴谋论的代价也是很可怕的：一方面，“这只是个阴谋论”之类的说辞可能会被居心叵测的阴谋论者利用——不能排除部分“阴谋论者”并不相信某个阴谋存在，而是另有自己的阴谋；另一方面，将阴谋论驱逐出理性的话语场域还会帮助实实在在的阴谋者肆无忌惮、逍遥法外。一些学者建议我们采用对待外部世界怀疑论的立场来对待阴谋论——既然日常生活经验归根结底无法破解哲学的怀疑论，何不与之安然共处？——然而哲学怀疑论与阴谋论对生活的挑战毕竟有质的差异，正如哲学家李·巴山（Lee Basham）所言，“与永远温柔待人的现象学不同，许多流行的阴谋论预测我们的文明将在某一天被赤裸裸的真相击碎，这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而悲剧性的”，置之不理的态度“在今天或许有用，却也留下了隐忧：明天该怎么办呢？”

明天该怎么办呢？

人类远没有启蒙运动的口号所称的那样“理性”，我们每个人都被不胜枚举的认知偏误所束缚——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当某个阴谋论看起来更像无稽之谈，而非有潜力还原真相的备选解释，我们会有“戳穿”它的冲动，而且我们有必要这样做。然而，如果我们只能气急败坏地指责对方“只是个阴谋论”或者诉诸官方解释的特殊地位，就已经放弃了与阴谋论者平等对话的权利。

虽然我们能做的不多——我们既对这个世界的阴谋知之甚少，也不是（个别或作为群体的）阴谋论的专家——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小处开始抽丝剥茧：该阴谋论是否只考虑了有利于自身的证据，而有意无意地无视了另一半证据？理论是否有内部矛盾，或者建立在错误的科学基础之上？推理过程是否犯了明显的逻辑谬误？该阴谋论做出了哪些预测，我们又该如何验证它们？它的起源与传播是否也是一个阴谋，为达到某个政治目的？

这些指向阴谋论与阴谋论者的问题其实是关乎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就算一些阴谋论者在理性的质疑面前毫不动容，在排山倒海的反面证据面前依然固执己见，你也不会白费功劳；就算说服不了他们，我们依然可以以之为鉴。

另一方面，阴谋论者不一定是非阴谋论者的敌人。虽然许多阴谋论者的专业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与他们追求真相的强烈欲望不相匹配（他们的认知德性是不平衡的），但相较于盲信权威、放弃思考的人，他们身上的确有弥足珍贵的特质。况且，一些阴谋论可能是正确的，或至少捕捉到了真相的一部分。这些真相也许过于残忍，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拒绝思忖，但这不是阴谋论者的错；阴谋才是共同的敌人。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社会中，历史上鲜有阴谋诡计的踪影，烟草公司不曾拉拢科学家散布吸烟无害健康的假消息，政府机关不曾在人民的质询下三缄其口，还会有那么多的阴谋论和阴谋论者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中。笛卡尔的恶魔和缸中之脑并没有撕碎现象界的野心，而阴谋论警醒我们，假如现实并不如我们所见，明天该怎么办呢？

编辑：EON，插画：由梦想团为神经现实设计

注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2年的推特。虽然他事后表示归因于中国只是个玩笑，但他在其他场合多次表示全球变暖违背事实，只是个烧钱的“骗局”。
[2] 该阴谋论的源头或许是有记者称“2019年以来武汉周边建造了多座5G基站，这两件事会有关系吗？”。
[3] 1932-1972年，美国科学家佯装给一些非裔美国人提供免费医疗，但其实是在研究梅毒在不接受治疗的情况下会如何发展。“被试”们自始至终不知道自己是实验对象，梅毒患者的病情被故意隐瞒，许多本有机会治愈的患者最终死于梅毒。
[4] 直到1947年，人们才找到1942年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确实举办过的证据。
[5] 不过为了行文便利，我将继续粗暴地使用“阴谋论者”这个表述。
[6] 他给自己的一个油管视频起名为“大卫·艾克：串点的人”。
[7] 这里阴谋论者的推理是有问题的：假设9/11事件的官方说法（基地组织恐怖袭击）是正确的，记者误报的可能性的确很低，但并不能从中推出，记者误报这个离奇的事件发生了，所以官方说法不可信。
[8] 他的真名叫路易斯·史蒂文·维特（Louie Steven Witt）。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吉尼斯世界纪录》有个条目记录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做错误的事情的人，我会是冠军，而且甩开第二名老远。”

参考文献

• van Prooijen, Jan-Willem. 2018.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 Coady, David. (ed.). 2006.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philosophical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 Dentith, Matthew R. X. 2014. The Philosoph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Dentith, Matthew R. X. 2016. When Inferring to a Conspiracy might be the Best Explanation. Social Epistemology 30 (5-6): 572-591.
• Brotherton, Rob. 2015. Suspicious minds: Why we believe conspiracy theories. New York: Bloomsbury Sigma.
• Harris, Keith. 2018. What’s Epistemically Wrong with Conspiracy Theorising?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84: 235-257.
• Cohnitz, Daniel. 6 April, 2017. Critical Citizens or Paranoid Nutcas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Lecture at Universiteit Utrecht.
• https://www.iep.utm.edu/conspira/#SSH4ai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IEP): Conspiracy Theories

“到头来，她葬送了数百条人命。”艾米莉神情严肃。这位说话温柔的金发女子今年27岁，正在和她的新舍友介绍伤寒玛丽¹的故事。两周前，艾米莉搬进了她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现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和一群她希望能称作朋友的人一起，一边观看奥斯卡典礼，一边闲谈着大规模死难。电视间位于这栋三层居民楼的地下室，里面挤满了二十个人；他们主题迥异的对话时分时合。人们看着电视，同时闲聊着，分享意见，交换着电影冷知识。这群人充满活力，年轻而又多样。

¹译注：玛丽·马伦，美国第一位伤寒杆菌的携带者。她自身没有表现出症状，却在十几年间至少感染了数十人。

本·史密斯（Ben Smith）的生意贩卖的正是这种交流——或者说温情。史密斯是Tribe²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该公司的口号是“我们帮你交朋友”，他们在布鲁克林运营着七处共享生活空间。Tribe提供精装修房，租金略贵：多人间的一张床位每月要750到950美元，而单人间要1150到1700美元，卫生间和厨房则需要与他人共用。不过，按史密斯的说法，“真正的产品是一起住的人。”

²译注：意为“部落”

Tribe有不少住户最近才搬到纽约市，而公司的目标就是为他们提供提前打造好的社交关系。“在纽约可以过得极度孤独，为了新工作而搬到这里的人应该特别有体会，”史密斯说。初来乍到，如果什么人都不认识，就不免陷入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的陷阱。“在和我们一起住之前，不少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大学毕业后搬到旧金山时，艾米莉已经体验过了这样两点一线的可悲生活：自己的房间——办公室——自己的房间。她生性安静但不腼腆。可她的同事寥寥无几，也没能和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室友熟络起来。一年过去了，她一个知心朋友都没交到。“糟糕透了。”

今年冬天早些时候，艾米莉搬到了纽约。比起直奔Craigslist，她在网上搜起了共享生活空间。Tribe看上去是最注重社区氛围的，因此她申请加入，通过之后就搬了进去。这一次，她发誓不会重蹈覆辙。

艾米莉的经历并不少见。孤独感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年轻人之间。我们从美国的这一头搬到另一头，不少人从经营多年的社交网络中分离开来。我们晚婚晚育，甚至直接不婚不育。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常常是孤军奋战，不受传统办公室的约束，也没有和同事们战友般的友谊。

当然，搬家、独自生活、不结婚成家，或者放弃朝九晚五的工作，为灵活投向自由职业，这些举动的背后都可以有合理积极的原因。但和这些社会变动同步出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茫，没有归属感，或者缺少线上生活之外的社会支持系统。

资本主义厌恶真空，而踏进这片集体社交虚空的是成群的公司和企业家，兜售着结束社交孤立的法宝。近十年来，“随叫随到”的人际关系已经变成了一门红火的生意，也是强大的营销机会。从共享生活公寓到共享办公空间，到帮助建立人际关系的app，促进人际关系的服务获得了不少投资和基础设施。但这些解决方案真的管用吗？还是说这只是一张昂贵得令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小小创口贴，由风险投资撑起来，却勉强盖在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上？

目前估值470亿美金的WeWork自2010年成立以来，明确地将促进连接奉为企业宗旨的一部分。如联合创始人米格尔·麦克尔凯维（Miguel McKelvey）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公司不只是“打造办公空间”，而是“建立全新的基础设施以重建社会关系，重新提升人际关系的潜能”。WeWork在全国各城市有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它们也大多如此宣传：它们不只是供人专心工作的场所，更是有意义的人类互动的孵化器。

2016年，WeWork发布了WeLive，在共享办公的宗旨之上更进一步，直接让成员住在一起。（其官方的目标是“将昨日僵硬、孤立的住房模式，转化为今日灵活、社区驱动的体验”。）自那以来，共享生活已经从怪事一桩，变成吸引年轻新居民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纽约、华盛顿特区、奥斯汀、旧金山、西雅图和丹佛都有它的身影。

随着共享办公和居住空间逐渐流行开来，帮助用户建立线下关系的服务也日渐风靡。Hey Vina创立于2015年，是一款为女性交友而设计的app。几个月之后，约会软件Bumble推出Bumble BFF³，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今天，交友软件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一类人都能选择专属于自身群体的软件。新手妈妈想和别的妈妈做朋友？试试Peanut。狗主人想认识别的养狗的人？用Meet My Dog。如果你想和别人交流爱好，无论是学一门新的语言，还是“谨慎地使用宗教体验致幻剂（entheogens）来探索内心世界”，都能用Meetup找到自己的伙伴。

³译注：BFF是“Best friend forever”（好朋友一辈子）的缩写。

尽管形态各异，这些公司都承诺能提供人际关系。“我们之所以在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相信，帮助人们融入群体有着巨大的价值。”创立Tribe的史密斯说道。

毫不夸张地说，社交痛苦会改变人心智的运作方式。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生前在芝加哥大学做了将近二十年关于孤独感的研究。在他带领下，研究人员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表明长年累月的社交痛苦会影响大脑，使其进入自卫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孤独的结果如同悲剧——它会像陷阱般将人牢牢锁住。孤独的大脑高度警惕，无时无刻不在感知社交威胁。这种机制让神经系统时时刻刻草木皆兵，摧残身体的同时催生更多的孤独感。

最近，一项共有两万名成年人参与的全国调查发现，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时常或者总是感到独自一人、无所归属。然而，史蒂夫·柯尔（Steve Cole）表示，相关的报道经常把孤独感（loneliness）和独自一人（aloneness）混为一谈。这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基因学研究者经常与卡乔波合作。与媒体报道的观念恰恰相反，孤独感是主观上觉得缺少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或者无所依靠。这个区别十分重要。

将我们与社交关系网断绝开来的场景，在现代生活中比比皆是。上大学，为工作搬家，失去家庭成员，迎来第一个孩子，全都可以暂时把我们推入社交痛苦的状态。“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孤独和短期孤独是有区别的。”爱丽丝·王（Alice Wang）说道。她现任爱荷华大学蒂比商学院营销学副教授，专注于研究孤独感和社交排挤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与长期孤独的人不同，因为情况有变而孤独的人还没有陷入习得性的被动；远离朋友家人的大学新生就是很好的例子。相反，他们渴望建立连接。对于这群人，王表示，提供社交机会建立连接的服务或许有用。

然而对于终年寂寞的人来说，仅仅是社交机会很可能远远不够。让大脑过载的人进入有陌生人的社交场合中，“实际上可能会让事情恶化”，柯尔说。这些公司是在尝试着回应明确的社会需求，但是，“我们沒弄懂这种渴望，也没搞清楚它存在的原因。”

2009年，时年23岁的奥莉维亚·琼（Olivia June）决定搬到旧金山。尽管没有任何具体的职业规划，她十分喜欢这座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姨妈让她暂住自己家里，不收一分钱房租。

适应新城市的过程十分寂寞。在这周围，她一个好朋友都没有，而在家待业的她也交不到好朋友。日日夜夜都在刷剧中模糊地度过了。（《全美超模大赛》特别好看。）琼现在还记着沐浴在阳光里的女孩们的笑声，引来自己惆怅地望向窗外。看着她们走在去早午餐或者瑜珈课的路上，她想着：我怎么样才能认识她们？我怎么样才能成为她们？她孑然一身，却甚至不愿意认清孤独的感觉；这太让人羞耻了。从姨妈家搬出去之后一个月左右，她试过钻OkCupid⁴的“后门”，在上面约看到的女孩子出来玩。只是做朋友的那种。

⁴译注：OkCupid意为“好的，丘比特”，是一款约会软件。

“我遭到了无数拒绝。”

用这种方式，琼最后还是有了几次朋友之间的约会。而无论是在公交车站，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排队，还是做志愿者，琼都和人闲聊，也慢慢地认识了更多的熟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难找到“自己人”。2012年，为了广撒网，她开始在市里的许多葡萄酒酒吧里组织下午酒会。和与会的人交谈后，她意识到寂寞与被孤立的感觉很是普遍。

2015年，琼创立了Hey Vina，一款帮助女性结交新朋友的app。反响热烈极了。几个小时之内，就有一千多人注册。一个星期内，数字变成了十万多人。今天，这款app有上百万的用户，在158个国家提供服务。

在Hey Vina发布之际，约会网站Bumble也收到了很多用户请求，这些用户希望除了浪漫关系，发展朋友关系也能有一种轻松的方式。“一旦踏出了大学校门，交朋友就再也不容易了。”首席品牌官亚历克斯·威廉森（Alex Williamson）说。2016年，这家公司发布了Bumble BFF，这个功能就是为寻找友谊的女性设计的。

今年24岁的史蒂芬妮·劳丽是高级会计师，在位于西雅图的Moss Adams工作。去年和男朋友搬到一起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也属于缺乏友谊的人。“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发现自己的朋友关系都有点肤浅。”其中，她和几位大学闺蜜的情谊都围绕着喝酒和参加派对。现在，当她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了，她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婚礼的事情，特别是，“如果很快就要结婚了，我要找谁当伴娘？谁会答应？谁能抽出时间，履行这样的承诺呢？”她说，“我好像找不到谁。”

去年六月，她注册了Bumble BFF。她的第一印象是，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和Bumble本身一样泛滥成灾，甚至更糟糕。App里面有很多看上去很有趣的人，但要在现实中见面就不容易了。她总是和觉得有戏的人配对，互发消息，约个咖啡，结果就被人放鸽子，还经常不事先通知。“第一次的时候，我心想，‘这人真不靠谱。’”她说，“但这种事情至少发生六次了！”（不回消息在Bumble BFF上面确实是个问题，威廉森承认，同时公司也在尽力改善。“我们是价值观驱动的公司，而毫无征兆就不回消息的做法违背了我们全部的价值观。”）

尽管劳丽还没在这款app上交到任何密友，她打算继续划着手机。九月，她成为了一名Bumble城市大使，意味着她接受公司的报酬，负责每月在西雅图组织活动。最近天气变得越来越好，她希望人也能靠谱起来。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Tribe的体验，布雷登表示。这名外向的新西兰人去年刚搬进这个共享生活空间。尽管大多数住户都过得很好，有的人难以合群。自从他搬进来，有几个人已经自愿搬走了。用布雷登的话来说，这些人体验到了“社交管制”：“这可能关乎性格……你就是没法合群。”

肯尼斯·斯特林（Kenneth Sterling）是Tribe的业务管理总监。他明确表示，Tribe面向的人群不仅要有融入群体的想法，还要有能这么做的社交能力。这意味着有踏出房间的意愿，但也暗示需要落入特定的年龄区间。虽然Tribe集聚不同种族的人——按首席执行官史密斯的说法，百分之五十的住户都是有色人种——却没有人看上去超过35岁。

大家心知肚明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要加入这里，成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尽管Tribe没有纽约的很多共享生活空间那么贵，但它也远远称不上便宜。哪怕是多人间的食宿费也让许多年轻的新纽约客无力承受。（Tribe曾经运营过一个非正式的奖学金项目，为一位创业者和一位电影制作者提供六个月的免费食宿。史密斯称，他希望将来能继续这项计划。）

申请过程包括视频面试和信用检查，目的是测试申请人的经济和文化契合度。但筛选过程并不完美。“有些人一开始会比较腼腆，但最后他们能和社区里的人打成一片。”斯特林说，“我们也遇到过一些没能成功融入的人。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让他们可以搬走。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营销学的王教授表示，对于长期孤独的人来说，过分敏感的心态是个问题。孤独的大脑长期过载运行着，它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社交管制”都极其敏感。“如果感受到任何负面的东西，他们会马上退缩，”她说，“还有，如果觉得别人不需要自己参与也能建立关系，那感觉就更糟了。”听着她说的话，我想起了大学刚开学的那几个星期，一阵阵的笑声和音乐从外面传来，而除此之外房间里寂若死灰，这令人感觉痛苦不堪。

要做什么才能帮助长期孤独的人？按柯尔的说法，那些收集用户数据，或以高于市场价提供办公室和公寓服务，将为投资者盈利作为主要目标的公司，或许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法。长期孤独是个顽疾，但有些证据表明，向着一个使命或者超越“小我”的目标前进——这常常需要和他人合作——可以帮助孤立的个人重新回归社会群体。

一个社区之所以是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成员——哪怕那些不总能和他人融洽相处的——都积极地为某种更伟大的事物奋斗，而整个群体都因此受惠。目标可以是为了生存（对我们的祖先来说），为了赶上客户的死线（如果你是某个广告团队的一员），也可以是为了注册投票者（如果你是一个政治竞选活动的志愿者）。

同样的，劳丽，这位Bumble BFF的城市代表，和其他Bumble的西雅图城市大使关系密切，更甚于通过app本身遇到的人。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为本地的Bumble用户举办吸引人的活动。他们定期在群聊上交流合作。到了现在，“我可以和他们谈天说地。”劳丽说，“我们的关系很是密切。”

“这些市面上的app全都缺乏这样的使命感。”柯尔说。共享生活公司的价值就在于提供流畅的住房体验，同时自带室友。它们通常位于找公寓令人头疼的城市里，因此十分有用。相亲app则帮助有共同兴趣的人约个咖啡；共同办公集体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拓展人脉，参与活动。对于身心健康，想要结识新朋友的人来说，这些服务确实能帮上。

艾米莉最近离开了Tribe，和其他四名在共享生活空间认识的朋友一起，搬进了位于布鲁克林的五居室公寓，这套公寓属于他们自己。房租便宜多了——她一个月付850美元，而不是1400美元——而且和她已经结识、喜欢的室友，搬到一个感觉更稳定的地方，让人心情舒畅。“Tribe让我有了这群美妙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能自信地说：对，我想留在纽约。”

但我们难以想象那些长期在孤独中煎熬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美好结局。建立一段关系，更不要说一个社区，需要容忍风险和拒绝，需要恒心，也经常需要一个凝聚人心的使命，而不只是“认识新朋友”。尽管数百万美元涌进了这些创业公司，要使得期望成为现实，风险投资远远不够。

翻译：Haoyang Yu；审校：嘉嘉

数年前，我在伦敦的一条繁华街道上被一名男子从背后袭击。事件的部分细节已模糊不清，而另一部分历历在目。我清楚地记得袭击者做了什么，也记得那些高峰时段等红灯的司机们都是目击者。至于附近有没有行人，我记不得了，虽然可以从当时的情况推断出，我并非孤立无援。但我记得的是，没有人过来帮我。

表面看来，我遭遇了旁观者冷漠（bystander apathy）的一起教科书式案例。旁观者冷漠指的是当还有别人在场时，目击者选择不插手麻烦、暴力甚至谋杀事件。哥伦比亚大学的比布·拉坦（Bibb Latané）以及纽约大学的约翰·达雷（John Darley）这两位社会心理学家于1968年首次描述了该效应。1964年，凯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皇后区的家门口被谋杀，而根据《纽约时报》对凶案的报道，38位目击者中仅有一人进行了干涉。这起事件在全球的新闻媒体被大肆报道，也催生了拉坦与达雷的研究。

他们提出，旁观者的人数越多，其中任何一人介入事件的概率也越小，尤其是在周围人表现得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当只有一个目击者，他（她）会在85%的情况下帮助受害者，而当目击者人数上升至五个，其中每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降到了31%。拉坦与达雷将这一现象称作“责任分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它与“评价顾虑”（evaluation apprehension，即担心干涉措施被负面解读）、“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如果别人都貌似冷静，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一起组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旁观者效应，或称旁观者冷漠。

半个世纪以来，对旁观者效应的深入研究与阐释数不胜数，却从没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它。它以自明之理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学、犯罪学与心理学的教科书上和媒体上，仿佛在凯蒂·吉诺维斯事件之后，人类突然看清了自己的本性。概而言之，这一“病症”承载了许多道德意味，似乎确证了处在群体中的我们要比作为独立个体时更懒惰、更缺乏同情心、更不道德。

虽然我的个人经历与旁观者效应相吻合，却总感觉这种说法哪里不太对劲。人们常常利用社会科学实验以达到政治或道德目的，这些肮脏的历史恳求我们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那些实验本身。于是我决定深挖下去。牵涉到暴力事件目击的实验在伦理和后勤层面都很麻烦，但让我们暂且把细节搁置一边，看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紧随拉坦与达雷的论文开展的早期研究大多采取了相同的社会心理框架，即忽略这一事实：群体内个人的行为（至少部分）取决于个体特质与情境中的偶然情况。我们凭直觉就能做出一些推断，比如急着赶火车的人不如闲来无事的人乐意帮忙；成人带着小孩时不太会挺身阻止暴力犯罪，而独自一人时则“勇敢”得多；面对男性施暴者，男性与其进行肢体对抗的可能性要高于女性，等等。

较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旁观者干涉或不干涉的理由其实更为复杂，且富于个体差异，远远超出拉坦与达雷的社会心理模型的范畴。事实上，最新一项研究给整个模型打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研究指出我们的大脑在转瞬间处理暴力事件的方式大体上是不自主的（reflexive）、无意识的，而应对措施往往正是在这一瞬间采取的。然而在他人受到暴力侵犯的情况下，无论目击者是否处在群体中，他们的干涉行为更有可能在认知取代本能之后发生。一旦我们这样理解旁观者的反应，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能够把好撒玛利亚人（the Good Samaritan）*的责任转嫁到他人头上时，我们的道德罗盘就失灵了；这也意味着在性命攸关时，某种群体团结意识或物种共通的同理心（empathy）会发挥作用。新模型不再把人们描绘成总是等别人挺身而出的“甩锅狂”（shirkers），而是表明我们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而当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时，原因可能在于某些不直接受控的神经机制。这项研究对于心理学、伦理学、法律和政治都有深远的教益。

*译注：好撒玛利亚人指乐善好施、见义勇为者。典故出自《旧约》。

说来也巧，《纽约时报》的原始报道其实是一则我们现在所说的“虚假新闻”。当时的编辑对报道充满不实之处心知肚明。目击者远不及38位，而更有可能是6位，并且其中两人报了警。还有人听到了声音，但误以为是家庭纠纷或街头骚乱。一个70岁的老妇（吉诺维斯的邻居）不仅叫了救护车，还冒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将受伤的吉诺维斯抱到公寓的走廊，等待救援到来。《时报》忽略这些事实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好故事”服务于当时的种族政治。（吉诺维斯是白人，凶手是黑人。）《时报》直到2016年才公开承认报道“不准确”。

拉坦与达雷的最初研究的次年（196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简·皮里亚文（Jane Piliavin）和欧文·皮里亚文（Irving Piliavin）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朱迪斯·罗丁（Judith Rodin）这三位社会心理学家也发表了关于助人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当受害者距离很近且表现得弱小无助时，旁观者最有可能采取行动，而当受害者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咎由自取时（比如喝醉了），得到帮助的可能性很低。研究还显示，旁观者对受害者的同理心越强，施以援手的可能性也越大——1991年德国马堡大学的一项研究，以及2008年英国埃克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马克·列文（Mark Levine）与英国国家医疗系统的临床心理学家西蒙·克劳瑟（Simon Crowther）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一发现，并指出同理心水平得分较高，且自我感较低的旁观者更可能帮助他人；另一个极端的冷血自恋狂则很少采取行动。更有趣的是，1969年和2008年的研究双双得出了与拉坦和达雷的研究矛盾的结论：旁观者干涉的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他人在场而降低。

旁观者的大脑很可能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评估工作，部分是有意识的，部分是无意识的。一个貌似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也许已经做出了理性的判断，比如身旁一个懂医学的人更有资格伸出援手。旁观者也可能正以其他方式积极采取行动，如阻止行人靠近现场，或只是“时刻准备着”，又或只是提供道德援助。可惜似乎很少有研究考虑到，没有正面帮助受害者这件事本身也能够成为一种干涉。

2014年，荷兰蒂尔堡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路德·霍滕修（Ruud Hortensius）和毕翠思·德戈尔德（Beatrice de Gelder）发表了一项惊人研究，向拉坦与达雷及其研究带来的基本共识发出了挑战。拉坦与达雷提出，旁观者的心理过程（注意力、对责任与能力的评估判断等）被情境所主导，因而几乎独立于生理本能和个体特质这两个因素。

对于旁观者问题，霍滕修和德戈尔德采取了彻底的非情境性观点。他们让被试观看一位女性晕倒，并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观察到他们与视觉和注意力相关的脑区活动增强，与“心理化”（mentalising）相关的脑区却没有变化。（此处“心理化”指的是将他人看作拥有自己的思维与情感状态的主体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紧急情况的任何目击者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自主的，而非反思的或认知的。换言之，面对痛苦或危险事件，旁观者很可能处在“战斗/逃跑/冻结”（fight-flight-freeze）的3F模式。在此之后，同情或共情的感觉才可能产生，并且导致反思和有意识的决定过程（帮还是不帮？）。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反应性的不自主过程阻止我们干涉，而反思性的过程则促成帮助行为。

霍滕修和德戈尔德的突破性进展告诉我们，至少在最初阶段，人们并不会有意识地决定不干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显示他人的在场使得3F反应和个体痛苦感的水平都上升了。也就是说群体经验放大了精神创伤。其他一些研究显示，经受过高度个体痛苦的人在目击暴力或紧急事件时，更可能表现出逃避或抑制性特质；这些特质又被更强的不自主的痛苦感放大，于是他们更倾向于不干涉。此外，上述抑制性力量的强度取决于旁观者本身是怎样的人。

遇袭几年后的一天，我在伦敦的公寓听到外面有人喊叫。当时恰好是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和一些成年人在街上不耐烦地走动，但吸引我目光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被两个男人和一条狗追着跑。两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和一把巨大的猎刀。我感觉自己站在那好久好久，才理解眼前的场景。我的肾上腺素激增，进入了暂时的解离状态，并竭尽全力地说服自己那只是在拍电影而已。尽管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可我似乎没有办进入更理性的状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来，拨打了紧急电话。

我继续看着他们，狗先追到年轻男子，然后两个男人也抓到了他，但我没有走出房门介入此事。施暴者和受害人显然相互认识，他们似乎是某个帮派之类的成员。我一方面害怕正面干涉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感觉挺身而出也无济于事。那么我算是个毫不作为的旁观者，还是个积极行动者呢？答案令人尴尬：我两者都是。

暴力自成一类，与其他各种不幸或紧急情况有着本质区别。每一次暴力行为都具有难以归类的特质，然而所有暴力行为都裹挟着一种混沌的能量，让行为和思想在其中分崩离析。所有曾经目击暴力事件的人都会作证，暴力会生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能量：仿佛有一道龙卷风把加害者、受害者和目击者统统席卷上天，让他们困在同一个漩涡无法逃脱。我们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理解并处理事件的方式，会在混乱中瞬间崩溃。暴力的目击者经常这样描述自己：“我当场呆住了”，或“被钉住了”。也有些人实施了反击或干涉行为，但他们事后总觉得难以置信；这些行为与他们平日的性格背道而驰，有些异常的英勇，又有些鲁莽到了愚蠢的地步。最新研究显示，上述各种反应都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在暴力事件中尤其如此；对旁观者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进行道德赞誉或谴责，似乎并不恰当。

研究人员总是努力在人为控制的情境中，复制那些高度个例化且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事件，并据此得出结论：旁观者面对暴力事件做出的行为，充其量也只是匹夫之勇而已。然而也有研究指出，暴力事件的目击者更有可能出手干涉而非退缩，即便周围还有别人。这与拉坦、达雷二人的研究直接冲突。

鉴于批判旁观者效应的强有力证据，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以为知道的东西。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去回想几年前那条繁华的街道，反思我自认为发生的事。回头看来，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遗漏了袭击事件的关键细节，甚至对记忆进行了错误解读。我现在能确定，我听到了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好像是那些堵车的司机想把袭击者吓跑。我不记得有行人帮助了我，但这意味着确实没有人帮助我吗？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袭击者很快就逃离了。可他会不会是被某个旁观者追着逃跑的呢？我曾认为没有人想要帮我，但我忘了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我（不自主地）追赶袭击者，离开了别人能帮助的范围。而对那些看着我追别人的旁人来说，我一定是一幅完全能够自己搞定的样子吧。

分别作为受害者和旁观者的两次经历或许给我贴上了“不可靠证人”的标签，但它们也把我塑造成了更积极主动的干涉者。2005年7月伦敦地铁爆炸案后不久，就在我乘地铁的时候，一个男人把帆布包留在我身旁然后飞速下车了。一阵不自主的焦虑感过后，我起身拉下了紧急刹车索。一些乘客开始抱怨我要害他们迟到了，于是我拿起帆布包（后来我意识到此举太莽撞），在下一站下车并在站台上寻求帮助。虽然我做的事称不上英勇，但也不完全是出于本能。这是我习得的一种反应。事实上，美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米德拉斯基（Elizabeth Midlarksy）和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Midlarksy）1970年的研究发现，亲历犯罪和干涉紧急情况的过往经历提升了人们提供帮助的行为和成效。然而我们对这些挺身而出的人知之甚少，因为绝大多数研究都在关注“袖手旁观”的人。

至于有多少暴力或紧急事件是被旁观者的行为预防或阻止的，尚没有研究提供准确的数据。但近来英国交警局、铁路公司与自杀防预慈善组织撒玛利亚会（the Samaritans）开展了名为“只言片语拯救生命”（Small Talk Saves Lives）的一项运动，他们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在2016至2017年间，每发生一起在铁道上的（成功或疑似）自杀事件，都有六次意图挽救生命的干涉：其中十分之一是由旁观者实施的，剩下的来自铁路工作人员或警方。而且我们似乎越来越乐于积极干涉。数据显示2018年1月至12月，英国铁路的公众干涉率上升了20%。

旁观者效应的另一方面也几乎被现有研究忽略了，但我认为这很重要：人们假设当旁观者有意识地选择或不选择干涉时，既不存在帮助被拒绝而遭受羞辱的风险，也没有任何潜在的肉体危害。这种简化太粗暴了，所有旁观者都可以证明。就在遇袭后不久，我在街上遇到了住在附近的一群孩子，其中有几个我认识。年纪最大的男孩正用言语霸凌一个较小的孩子，想让他乖乖交出滑板车。那天我正好赶时间，所以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干涉这一事实是否助长了小霸王肆无忌惮的气焰呢？我会不会导致受害者一辈子生活在愤懑中？甚至，我会不会无意间促使其他小孩走上了邪路？这些问题和许多其他“无为”带来的灵魂拷问一直萦绕心头。如果干涉的可能代价是羞辱和性命之虞，那我也要作证说，不作为的代价是愧疚和道德伤害。干涉可能会让我们付出生命，但不干涉会让我们牺牲灵魂。

与其痛心疾首地对不干涉者进行（错误的）道德谴责，或许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搞清楚那些干涉者为何挺身而出，尤其是在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情境中。如何才能激励人们向他们学习？

有一个答案是训练。通过一个叫“应对自杀性接触”（Managing Suicidal Contacts）的项目，撒玛利亚会对1万8千名铁路工作人员和英国交警进行了自杀干预技巧教学，包括如何以最佳方式接近看起来痛苦而脆弱的人。在过去15个月中，经过撒玛利亚会训练的工作人员做出了80次干涉行为。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意味着拯救了多少生命，但我们应该相信数量是可观的。鉴于这一阶段性成果，撒玛利亚会将项目扩展并覆盖到了前线工作者，比如安保人员和售货员。

2014年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白宫的“保护学生免受性侵犯”特别任务组促成了一系列项目，指导个人如何在最佳时机以最佳方式应对校园性暴力，比如“旁观者觉醒”和“绿色圆点”。非官方证据表明这些积极行动确实提升了干涉率。此外，“绿色圆点”在其他国家地区也进行了试点，包括英国的西英格兰大学。

在长达半世纪的岁月里，我们一直错误地以为，相较于作为纯粹个体行动的人，共同目击暴力事件的群体更可能选择规避风险、消极服从，并更容易顾虑别人眼中自己的形象。虽然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可能干涉，虽然人们更容易在受害者看起来特别脆弱或值得帮助的情形下伸出援手，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们的确会帮助困境中的他人。而且，这些干涉行为其实无关群体或个人，而且往往有很高的风险。英雄无处不在：自凯蒂·吉诺维斯被残忍杀害已经过了55年，如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旁观者不愿帮助她，而是为什么我们公众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旁观者没有伸出援手。

翻译：有耳；审校：EON；编辑：北方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思想和社会互相塑造，并形成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它也许能为女性主义提供一个突破性的新视角。

我们被生命的痛楚与颠簸所束缚， “生活就如同骑在野马上挣扎” ，维吉尼亚·伍尔夫在她1931年的作品《海浪》中这样写道。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有人不这么认为。

出生在俄国的科技创业者，瑟尔基·法吉（Serge Faguet），自称是一名“极端生物黑客”。他想要像驯服一匹野马一样，驯服自己体内的生物化学机制：通过长生不老药一般的药品、植入物、医疗监测装置以及行为学“奇技”，来最大程度地优化自己身体中的生化反应。他的个人追求是成为“摆脱生物学极限，遍布宇宙的不朽后人类神”之一。在这场个人征途中，法吉自称已经花掉了将近二十五万美元。他的开销中，还包括花钱“与时装模特性交，这样就可以省下约会时间，把精力放在其他更要紧的事情上”。

对法吉的这种做派不屑一顾很正常：他这样显摆特权的荒诞作风，像瘟疫一样席卷硅谷。除了法吉之外，企业家伊隆·马斯克，谷歌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以及哲学家尼克·波斯托姆（Nick Bostrom）等“超人类主义”信徒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翘首以待“极乐升天”。

这些超人类主义者心目中人类的理想状态，如同达芬奇画笔下的《维特鲁威人》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版本：一个装备着认知强化、躯体强化的超级人类个体，已经升级进入了一种力量与权力均无懈可击的状态。这个超级人类斩断了一切依靠，甚至无需劳烦女性就可以繁衍后代。在这些超人类主义者的蓝图中，“不朽”听起来就像是大男子主义横行到了未来一样。

但是，超人类主义者的警示意义并不在于它暴露了富有白人男性的傲慢。而是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案例：当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沉积而成的特定心态登峰造极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对于肉体的恐惧、对于超脱肉体的渴望，深深吸引着自柏拉图起世世代代的哲学家们。这样的渴求与对女性的恐惧、对控制女性的欲望齐头并进。

在对话录《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将他心目中理想的、非物质的形式比作纪律严明的父亲。这位父亲将秩序强加于所有难以管控的物质的“事物”。然而这些事物，正好是“所有被创造的、可见的、可觉察的事物的母亲与载体”。在这一段论述中，柏拉图使用了一种陈词滥调来抑制对于肉体的焦虑：把心灵（理性的、超然的、神圣的、符号意义上象征男性的），从肉体（情感的、混乱的、孱弱的、符号意义上象征女性的）上凿下来。

柏拉图的精神遗产流传到了中世纪，而形式与物质之间的分裂也奠定了基督教的道德特征。人们认为，人类拥有不朽灵魂。这颗不朽的灵魂受到理性与克制的庇护，免受尘世欢愉的堕落影响。作为男人性欲的假定目标，女人与女性肉体则自然背负着符号学意义上的罪恶重担。比如说，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就惩戒过自己，因他年轻时曾反复屈服于淫欲冲动。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个不检点的女人看见我魂不守舍，用肉欲之眼引诱了我。”

随着现代性与启蒙运动，这种超脱物质的渴望演变成了一种科学与理性的自觉探索。精神上的超越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在自然世界中“一览众山小”。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博学家，也是科学方法论的先驱。他尤其喜欢使用带有性隐喻的意象来捕捉自然与其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心灵与自然之间建立一段贞洁合法的婚姻”，他在1608年出版的《哲学的反驳》（ The Refutation of Philosophies）中这样写道；自然，毫无悬念是这段婚姻关系里乖巧的妻子。对于培根来说，“优秀的科学家是一位殷勤的追求者”。无独有偶，澳大利亚哲学家吉纳维夫·劳埃德（Genevieve Lloyd）也曾在1984年出版的《理性的人》（The Man of Reason）里写道，自然是“神秘的、冷漠的，但最终无论如何，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可知的、可控的”。

这也难怪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常常对“理性至上”表示怀疑。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按照一张性别色彩浓重的蓝图修筑的。不过，这些思想之间的和解也许近在咫尺了：在女性主义者对心灵与物质的二元分割进行批判的同时，一些哲学家与科学家正在试着把这两者重新联结在一起。关于人类认知的新发现与新理论都表明，像肉体、情感与欲望这些被部分女性化的领域，不仅仅影响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它们同时也是组成思想本身的重要元素。所以，尽管有些人可能依旧在期望逃脱我们充满缺陷的肉体，但我们至多只能达到美国生物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的“接纳烦恼”：不用逃离、不用超脱，与我们麻烦的身体好好相处便可，然后慢慢突破身体的限制。

我们对“思想”的看法是充满政治色彩的。这一点在现代心灵研究的伊始就有所彰显。1643年，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在写给勒内·笛卡尔的信中质疑了笛卡尔对于认知的解释。她那种自轻自贱的姿态，每个曾大胆批驳权威的女性都很熟悉：她们都知道，开始争辩的最佳方式通常是先安抚他们的自尊。

不幸的是，伊丽莎白认为她家庭生活的节奏根本不允许她拥有冷静的沉思；笛卡尔宣称，这种冷静的沉思是哲学研究成功的关键。伊丽莎白写道：

家族的生计（我决不能忽略），人与人的交流，还有我的社会责任（我无法避免），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施加了太多的烦恼与倦怠，长期以来我都无暇顾及其他事情。若我无法领悟您的思想，使您倍感失望，希望您能原谅我的愚蠢无能。

但她对笛卡尔的回复言辞之犀利，恰是弱智愚蠢的反面。在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笛卡尔声称心灵与身体由两种不同的实质组成。一种是非物质的、自足的，而另外一种是物质的、向外界延伸的。

伊丽莎白发现了这种二元论中潜藏的问题：像心灵（即“我思”）这样漂浮的、无形的东西，如何让身体这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做出各种举动呢？笛卡尔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提供一个解释，认定心灵与身体之间存在某种媒介使二者可以互动；要么就承认心灵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从物质中诞生的。第一个选项看起来有点儿奇怪，而且展开而论过于庞杂；而后者则剥夺了心灵活动的一切效力，因为原则上说任何心灵活动都可以由底层的物理过程来解释。

在今天，这种理解心灵与身体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在对心灵的哲学、科学研究中，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如今，“物质”的领域指向大脑：身体感知外界环境，把信号输入大脑，并对外界作出反应。而与之相对的“心灵”，如今则被认为是一些难以阐明的现象，比如心理特征与意识。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以及实验者开始使用“计算”这个隐喻来解释笛卡尔的二元论。大脑就像一台有章可循的机器，其机制可操控抽象符号与内部表征：这些符号、表征以某种方式，通过我们的感知从外部世界进入觉知中。这些感知被转化成信念、意向或欲望等内部状态，然后再由算法转化为行为。可以肯定，大脑需要身体，但大脑需要身体的方式就如同寄生虫需要宿主，或者软件需要某种硬件来运行一样。

生物黑客创业者法吉抓住了这种观点的精髓，他这样写道：“你是一个由演化打造的生物学机器人，可被破解，可被程序控制。你只是在执行一些程序。这就是你，接受现实吧。”

但是心灵与物质的割裂，与后继的“认知与计算”，并不是试图理解思想本质时逻辑推导的必然结论。它们更像是出发点，或者一种基础的直觉，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直觉。比如说，伊丽莎白就告诉笛卡尔，相比二元论，她更倾向于物理还原论：“我宁可承认灵魂属于物质，有广延，也无法接受非物质的东西能够导致身体动作，或受到身体作用。” 她关于家务事的小插曲也是狡猾的批评。通过亲身经历，她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所需要承担的繁杂劳务会削弱她的身体，并影响到她思考的能力。

伊丽莎白曾在比利时的一座温泉小镇卧病，两年后，她也曾写下相似的内容。她的生病经历让她开始怀疑笛卡尔的断言：美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否服从理性的冷酷指挥。“ 一个人真的能仅仅凭借完全取决于意志的东西，到达你所谓的至福境界吗？对此我依然深深怀疑。”她如此说道。伊丽莎白相信，要做好一件事，有很多条件我们无法掌控，比如说：没有太多负担，良好的教养，以及健康的身体。

伊丽莎白不只是简单地否定笛卡尔的观点，她此前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非一味重申主观意见。这是因为她特定的生活经历使她倾向于发展出与笛卡尔不同的直觉，这些直觉给了她很好的理由去质疑二元论是否可信。就像牛津大学的哲学家阿米亚·司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所说，我们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偶然性——曾塑造我们的人，我们克服的挑战——无一例外地塑造了我们的判断直觉：什么样的言论有说服力，什么样的言论是值得怀疑的。

在我看来，伊丽莎白作为女人的经历让她无暇忧虑身体与物质之间的巨大割裂。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她和很多女人、历史上被压迫的人们一样，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弥合紧闭的内心世界与遥远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巨大分歧。相反，伊丽莎白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被世界不断索取的同时，“保存”内在的自我；如何维护自身权利来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并拥有多项截然不同的事业，以及如何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中，开辟出一片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天地。

哲学家们常常沉浸于把人类和“非我族类”者（僵尸、蝙蝠、人工智能、章鱼和外星人等等）进行对比。但与此同时，他们更难注意到那些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复杂生命。这些复杂生命跟他们一样，会走路，能说话，也能描述自己的主观体验。但直到最近，她们都未被给予完整的、真正的人格（personhood）。将女性边缘化有诸多害处，危害之一是，它可能导致未经审视的设想和未经质疑的理论盛行。而女性主义理论关心的是父权社会的运作和女性的解放，也正因此，它可以成为揭示这些害处的有力工具。

法国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经典作品《第二性》中，就用女性主义的策略，向启蒙哲学的基石——“有知的人类主体”——发出了宣战。她在书中这样解释同时期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话：“人不是一个自然物种；人是一个历史概念。”德·波伏娃认为：“人类主体”并不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普世概念——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社会对女性系统性贬压带来的副产品：

对女性的贬压象征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时期，因为女性的特质对应的不是她本身的正面价值，而是男性的弱点；她象征着自然中那些令人不安的谜团。当男性将自己从自然中解放，他同时也将自己从女性的掌握中解放。换句话说：女性是“人类”的衬托。她是“她者”，拥有着“非人”的特质；因此，男性可以指着她，并窃窃私语：感谢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她们。

所以，德·波伏娃那句常常被引用的名言，“一个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性，她是‘成为’了女性”，并不只是在说女性的思想和自我是社会建构的。实际上，她是在更有力地指出：女性之所以成为女性，正是为了让男性可以成为人类。人类有能力进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考，知晓真相，清晰洞察，而“她者”则与非理性、情绪化和含糊不清相伴。人类拥有文明和教养，而“她者”则与自然和物质紧密相连。人类有着锋利且强大的思想，而“她者”则只有肉体。德·波伏娃写道：

男性自傲地忘记了一点：他的身体还包括了激素和睾丸。他将自己的身体视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直接且正常的连接，也相信他对世界的理解是完全客观的。然而，他眼里的女性身体就是障碍，是牢狱，被自己所有的女性特质所拖累。

美国哲学家玛莎·纳斯邦（Martha Nussbaum）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中进一步展开了德·波伏娃的分析。纳斯邦引用儿童和发展心理学中的例子，指出人类境况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改变和控制现实的渴望。她认为，这无法逃脱的束缚使任何人都自然倾向于自恋、自恶。我们厌恶自己必然死去的肉身，厌恶自己作为生物的有限和脆弱。因此，我们使人顺从，以此将我们想要否认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质，都映射到别人的身上——她们是卑微的、动物性的、“她者”的；而我们则超越了这一切，成为了伟大的、真正的人类。

带着这些论据，女性主义者们似乎就要面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主张提升女性被贬低的地位，从而上升到完全解放和理性的人类境况；这是一种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这样典型的自由女性主义者会采取的策略。正如男性的身份不由身体定义，女性也该如此。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也可以拒绝承认“人类社会充满绝望的腐败和父权”这样的主流观点，并提出我们应该拥抱“女性”属性中的特质。

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用的就是后一种策略，她在1982年出版的女性道德推理研究著作《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中指出：在思考道德问题时，女生的考虑会倾向于涉及关怀和情感关系，而男生则会透过正义、理性和个人主义来分析问题。生态女性主义者们则采取了一种更激进的策略：他们将“地球母亲”的哺育能力与具象的、“母性的”特质（例如生殖和抚养能力）联系了起来。但美国演化论学者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犀利地提出：在当下这个生态环境并不稳定的人类世，我们其实更应该将盖亚——我们的地球母亲——描述成“坚韧的泼妇”。但不论采用哪种策略，我们都掉入了同一个陷阱：我们将身体当成了原始的、不变的物体——一种基质、一种不能被改变或质疑的“既定情况”。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陷阱”帮助女性主义将性别（gender）和性（sex）分开：性别是鼓励女性去扮演的一系列社会角色和行为，而性则是生物意义上的。将女性境况分割成性别和性，让激进分子们有途径去论证社会规范的作用，并迫使政治权威放弃“与生俱来”的论点。

毋庸置疑，这个策略是变革性的，但它也有它的代价。例如，“身体”变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物体：它有深刻的重要性，同时又被遮蔽着。女性主义者讲述了她们的身体是如何被审查，被表现，和被符号化的，但这让我们无法公开地用科学、客观的语言来讨论与具身化有关的问题，仿佛这样做会把决定论这个魔鬼从罐子里放出来。批评者已经正确地认识到：生物和科技都已经被多次用作武器，只为满足男性的需求和欲望。这些做法当然是需要质疑和批评来纠正的，但这些质疑和批评最终却从内部削弱了女性主义对科学进程的影响。此外，如果女性主义者想要革新男女关系的某些方面（例如抚育后代、职场关系和性别取向），就只能将追咎的矛头指向性别，而非性。就这样，从自然决定论到文化决定论，我们焦虑的对象变了，可两者都是站不住脚的论断。

与此同时，正当女性主义者们认为我们的生物性是“无可救药”的，因而将注意力从生命科学上移开时，生物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们则继续拓展他们的影响力，吸引大众和政客的眼球。性，变成了女性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美国生物学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在2005年写道：

我们曾以为性别是我们的的盟友，所以把性降低到了生物和医学的领域，但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却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把性拓宽到了性别的领域。我们再一次认识到：激素使得生来就更独断的男性占领职场的顶峰；强奸是极难改变的行为，因为它已经以某种方式固化在了男性的大脑中；精子和卵子的相对大小决定了男性生来就倾向于一夫多妻，而女性则生来就习惯一夫一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换句话说：女性主义对身体——尤其是生物角度上‘性的身体’——的工具主义科学解释心存疑虑是可以理解，但这种存疑是缺乏远见的。

面对这些由“性”引申出的棘手问题，福斯托-斯特林认为女性主义者们迎来了全新的抉择：一方面，他们可以完全否认所有关于身体的生物学解释；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认可这个由细胞、神经和组织构成的身体，但与此同时，不忘批判性地审视身体吸收文化，并被文化雕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理和社会、先天与后天，都在不断地塑造彼此，以至于我们无法将两者分开讨论。

想象一下：假如有人给了你和你的朋友一个箱子，并叫你们轮流把它抬起来。根据思考的计算模型，你的大脑会录入关于箱子重量的感知信息；这些信息会告诉你当你抬起那个箱子时，会感觉有多重。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同样强壮的话，你们对箱子重量的感知应该是近似的。

但2014年一项由剑桥大学的李恩熙（Eun Hee Lee）和西蒙·施纳尔（Simone Schnall）开展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她们发现：感觉自己在社会上更有权势的人，相比社会权势感更低的人，会更容易低估物体的重量。在类似的研究中，有朋友陪伴的登山者，比独身的登山者，更容易低估山坡的陡峭程度；饮用了葡萄糖的登山者，比喝了相同卡路里糖水的登山者，会更易低估斜坡的陡峭程度；而带着负面情绪的登山者，会比积极的登山者更高估斜坡的陡峭程度。

当下，计算模型仍然主导着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领域。但是，新的前沿理论也正在浮现；这些理论不再把身体单纯看作扛着大脑的机器人。由此，这些理论便有机会与像福斯托-斯特林一样的女性主义者们联手。

在一个叫做“具身认知”（名称仍有争论）的广阔领域内，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科学家和理论家们认为精神生活不仅仅取决于身体状态，而更是由身体状态构成的。借用哲学家迈克尔·基尔霍夫（Michael Kirchhoff）的隐喻来说：心灵从一台笛卡尔式的计算机，变成了一个放在转轮上的陶坯。湿润的陶土在转动的圆盘上疾旋，被陶工的手、臂和肌肉塑造，再塑造；与此同时，陶工的手、臂和肌肉也在感受着陶土的运动。心灵既被外界，也被内在的力量塑造；同时，心灵与外部世界和身体也有着联系，形成一个大体稳定的单一动态系统。

只需要一点前瞻性，我们就不难认识到具身认知的政治潜力：它可以帮助女性主义者，或者任何批判性社会理论家，推翻被误用的、不公的社会阶级制度，走出性和性别的泥淖。具身认知让我们得以承认生物性对我们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不会忽视权力或政治的影响力。

在1980年的论文《像女孩儿一样投掷》（Throwing Like a Girl）中，美国哲学家艾利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引用经验研究指出：参加体育活动时，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认为一个飞来的球是“带有侵略性地飞过来”，而非单纯地“飞过来”；她们也更不信任自己的身体，并把自己的四肢当作“尴尬的累赘”，而非帮助她们实现目标的“工具”。

扬引用了德·波伏娃的作品，并提出女性的身体体验源自于女性“将自己的身体视作物品——一件易碎品；这件物品必须被强迫、被激励着运作；它是为了被欣赏和被操纵而存在的”。但是，扬不认为这样的状态是自然的，也不认为它来源于女性生理中某些内在因素。反之，她指出：想要以女性角色生活，其副产品之一，就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由此可见，即使不能找到一个对“女性”的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到具身的重要性，也能明白它和社会文化之间如何互相塑造的。

虽然具身认知在近些年才流行起来，它的历史其实比当今主流的大脑计算模型还要悠久；它源于反笛卡尔流派的哲学心理学。虽然德·波伏娃常常被人认为是深刻地反生物性的女性主义者，并早在性和性别被定名之前划分了两者，但是这样的表述忽略了马丁·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对具身现象学（embodied phenomenology）的贡献（德·波伏娃本人明确地表达过具身现象学对她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坚决维护身体的重要性：它并非单纯存在于世的物体，而是每一个生命理解现实的基础和源泉——身体即思考之工具。

“世界于每个人呈现了不同的样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感受世界的工具，而世界的样貌随着每个人不同的感受而变化，”德·波伏娃写道，“身体不是物体，而是处境：它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也是我们人生的项目大纲。”

在现象学中，身体是个人体验的参照点。它不只是单纯地记录或呈现抽象表现形式，让这些表现形式以各种形状压印在无生命的石膏上一样；更准确地说法是，它将生物在某个瞬间觉得有意义的环境要素及时地唤起。海德格尔最中意的例子，是一个锤子。意识到它是一个锤子——意识到它是什么、有何功能——取决于你此前与锤子有关的身体经验。只有当你此前使用过与之类似的东西，你才能判断它对一个任务来说是太重还是太轻。认出一个锤子，等同于理解它对你在那一刻的意义，这需要你已有的“使用锤子”的感受。

麦克·梅（Mike May）是一名美国职业滑雪运动员；他的案例或许揭示了海德格尔理论的现实意义。梅三岁时，煤油灯爆炸让他的左眼失明，右眼虹膜也受了伤。通过虹膜移植，在1999年，四十六岁的他奇迹般地恢复了视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真正地“看见”。大多数人眼中的车、猫、人和树，在梅的眼中就只是移动的线条和斑驳的色块。

为什么梅在经历了四十年的黑暗之后无法“看见”物体，缘由并不明朗；毕竟他似乎和视力正常的人一样，能够接收到视觉信息。用心理学家路易斯·巴雷特（Louise Barrett）和神经科学家莫什·巴尔（Moshe Bar）的话来说：“这些想法暗示着一个有趣的可能性：仅仅暴露在视觉信息中，并不足以提供视觉经验。”

他们认为，梅的问题未能消除是因为，他在儿时发育的一个关键时期，错失了将各种物体的样子和其他身体感官联系起来的机会。他们认为，我们人类并不会用我们的感官来建立对外界物体的抽象模型，然后再转化成我们对这些物体的感受。反之，我们在看到物体时，就已经有了感受：我们之所以能学会认出一棵树或者一只猫，是因为我们将它们与自己身体感知的历史联系起来了；这些身体感知包括它们的味道、触感和我们看见它们时唤起的情绪。我们在思考时并不会抽离自身，而是会带着自己的身体与外界物体的互动历史来理解世界。

与海德格尔类似，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认为我们在探索世界时会产生身体状态的潮汐与湍流，而我们的核心认知过程则是这些潮汐与湍流的残像（afterimages）。以恐惧为例，詹姆斯在1884年指出：如果没有“心率加速、呼吸急促、嘴唇微颤、肢体颓弱、鸡皮疙瘩和内心焦躁”，我们就不能理解“恐惧”这个概念。类似地，“如果没有眼泪、抽泣、缺氧心痛、胸口阵痛”，我们就无法理解“悲伤”。与笛卡尔的想法相反，身体的确会思考；它正是意识理解事物之意义的工具。

虽然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主宰主流心理学已然几十年，但是关于心灵，这一股情感和具身理论形成的逆流，一直都在水下默默湍动。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吉布森（James J Gibson）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直观功能（affordances），并开创了后来被称作“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的领域。吉布森认为，将感知理解为操纵着装有（外界）物体之模型的计算机式心智，是错误的。他指出，我们演化并学会去感知周遭环境的某些性质（例如红绿、软硬、轻重，甚至生死），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些性质曾给我们“提供”（afforded）过一些机会，使得我们可以做出某些提高我们生存几率的行为——换个表述就是，这些性质对我们而言具有直观功能。见过红色和绿色浆果，也许曾帮助我们判断浆果是成熟的，还是有毒的。用手提起过石头，也许曾帮助我们分辨煤块（用于点火）和花岗岩块（用于制造工具）。

用英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环境中的这些性质，是“能够带来差异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处在特定情境中，或追求特定目标的生物有着重要意义。它们并不需要“我思”中任何抽象符号来作为媒介；它们的存在源自于我们联系和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换句话说，直观功能的存在，与我们行为的意义和目的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直观功能的建立，与生物具体的实时目标和能力——包括身体目标和能力——息息相关。水，为鱼提供呼吸的直观功能，但对火烈鸟没有；楼梯，为腿脚健全的人提供行走的直观功能，但对坐轮椅的人没有。前文提到的那些实验也与之类似：当你感觉自己很强壮，有同行者的支持，或者刚吸收了卡路里时，一座小山坡的行走直观功能可能更明确，你也因此感觉不那么陡峭，且更容易攀爬。

另外，外部世界能提供给你的直观功能，取决于你的个人历史：取决于外部世界曾提供过给你的那些直观功能，取决于你在个人经验中习得的直观功能。也就是说：感知和行为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一本笔记本，对作家来说，提供了记笔记的直观功能；对于画家来说，提供了素描的直观功能；而对于一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文盲来说，笔记本很可能没有任何直观功能。借用前文中扬的例子：与男生不一样，也许飞来的球对女生来说，并没有“接住”的直观功能；这是因为在普世教育中，关于如何与世界进行身体交互，男女生接触的教育不同，培养强化男女生的某些策略截然不同。扬发现：“年轻的女孩会学到很多带有‘女性风度’的微妙习惯——‘像女孩一样走路’、‘像女孩一样歪头’、‘像女孩一样站和坐’、‘像女孩一样做手势’。女孩会主动学着去约束自己的动作。”

具身理论中最前沿的热门话题是，期望如何塑造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研究指出，我们并非用感官数据“自下而上”地描绘着外部世界的样子，而是通常会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能让我们对外部世界做出预测的模型。

对有些人来说，例如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的哲学家雅各布·何威（Jakob Hohwy），关于“预测模型”的讨论是在向曾经笛卡尔式的、与身体脱离的“我思”致敬；但对其他大部分人来说，例如爱丁堡大学的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这些预测必然需要实际经验的基础，更与行动、具身性密不可分。

我们的预测和实际感觉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误差，而这个误差会在我们的觉知中留下印记；作为生物，我们的目标是将这个误差（或“惊喜”）最小化。宽泛地说，“看见一只猫”就相当于预存了猫的模型，并且这个模型可以预测一只猫的存在，随后感官数据再和这个模型进行匹配。如果根据吉布森式的认知观，我们预测的实际上是外界环境中众多持续变化的直观功能——外部世界中的那些真切且有意义的方面；而我们能够感知、预测到这些方面，并借此促成我们自己的行为。

这些预测模型由两方面构成，分别是反馈回路和筛选机制（它能筛去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信息）。也正因为此，我们的行为倾向于让感觉材料和期望匹配。这让人不禁想起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62年在瓦尔登湖的自然研究——他提到了一种“激动且期盼的心情”：

“物体不为我们所见，并非因为它们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而是因为我们未将自己的心灵和眼光聚集于它们……如果想要看到某物，我们就要为它着迷；这时，除了它，我们就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这些关于期望和直观功能的讨论，可能会让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浮出水面：认知与政治之间再也无法划出一道清晰界限了。如果我是黑人，一名警官给我的直观功能或许会与给我白人朋友的直观功能不一样，而且我们面对这名警官时的反应和感受也会截然不同。要消除这些（也许对我个人来说是合理的）期望，不仅需要改变我相信的事情，而是必须改变长期形成的具身反应。类似地，作为一名女性，我不会觉得一条漆黑的废弃街道对我而言，有在夜晚散步的直观功能，但我的男朋友也许就能完全放心地夜游。我打心底里感觉自己是脆弱的，这就意味着我会避免将自己带到这样的环境里，也因此，我的期望会被默默固化。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具身世界，就是由这种自我固化的因果循环构成的。

我们女性主义者想要一份女性解放的处方；这份处方要能避免在不羁的人类共性和刻板的“女性”形象之间做出尴尬的抉择。具身认知是否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处方呢？当前，我们的确能捉摸到一些线索，以追求更有可塑性和创造力的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在《神农毒瘾：性、药物与生命政治》（Testo Junkie）一书中，西班牙活动家和作家保尔·佩西雅多（Paul Preciado）¹讲述了他非法进行局部睾酮注射的故事，读来令人瞠目结舌。

¹译者注：旧名Beatriz Preciado，曾经是生理上的女性，在改变生理性别（性）后自认为是跨性别者。

佩西雅多讲得非常清楚：他想要的不是任何从一个性/性别到另一个性/性别的“标准”过渡；他并没有把女性的外壳剥去，来展露所谓被隐藏的、真正的“男性本质”：

性的真相，并不需要我们去揭露；它是一场关于性的设计……我并不想改变我的性，也不想宣称我觉得我的性有多么不自在。我不想要让医生来决定：多少睾酮比较适合改变我的声音和让我长出胡须；我不想让人摘除我的子宫和乳房。

身体成了一种可塑的基质，佩西雅多可以摆弄、修补它，而不是控制它，或改变其构造。

佩西雅多所表现出的，既不是对生物不可塑性的怀念，也不是某种忽视身体重要性的高科技迷痴。他自我描绘的形象类似于前文提及的哈拉维的“赛博格”：一个由科技和生物、思想和感情、物质和精神构建出的嵌合体；它们通力合作，共同演化。诸如此类的嵌合体，与硅谷里流传的“半神”形象截然不同。相反，哈拉维的“赛博格”享受着自己模糊的边界，沉醉于生物和科技元素之间的交融和污染，享受着与其他生物的纠缠与依赖，以及自身的缺陷和不可预测。“不仅‘神’（god）死了，‘女神’（goddess）也死了，”哈拉维欣喜而道，“消除生物和机器之间的界限会带来很多新的可能性，而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公开明确地接受这些可能性，则会带来许多好处。”

如果没有具身认知理论，未来的女性主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要么接受基于女性身体刻板印象而建立的政治生态，要么可能通过强迫女性遵守所谓“普世”的社会规则，来压制女性的个性。具身认知绕开了这些选择，它将女性的境况描绘为生物和文化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循序渐进地构建、重塑，使自己与自然、物质纠缠融合。与法吉想象的那个无敌且万能的“超人类”不同，具身女性主义可能创造出的形象类似于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穆恩·里巴斯（Moon Ribas）——她在手臂上永久植入了传感器，可以感受到任何地方发生的地震。

意识到我们的身体被社会文化所包围和塑造，也就意味着要接受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们极易被操纵和控制。电子设备入侵我们最私密角落，让我们越来越难相信自己真的拥有自主、有界、独立的思想。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对这种新情况保持过度警惕，而是可以把它当作历史给我们的通行证——我们可以开始尝试新的共情、新的身份，和一系列更有意思的嵌合自我。

翻译：曹安洁、阿莫東森；审校：邮狸、有耳；编辑：语月
原文：Women’s minds matter

1957年，W.H奥登将自己对爱情的期待总结凝练成一行美丽的诗句。这位当时已年过半百，同时也是同性恋者的著名诗人，曾在致友人的信里不无惆怅地写道：“婚姻是他现在唯一的主题。”然而直到大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美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对同性婚姻的禁令。而在全世界，目前已有将近三十个国家与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认可同性婚姻的合法性。

但是，同性婚姻合法性的推动，只代表着性少数群体诉求权益保障之路上前进的一小步。即使是在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仍然面对着各种各样隐性或者显性的歧视与区别对待。

在一些国家，人们仍然会因为发生同性关系而被关入监狱或者判处死刑。哪怕是在美国这样已经实现合法化的国家，根据独立研究组织NORC开展的调查显示，2018年仍然有31%的人认为同性别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永远错误”的。除此之外，在性少数群体（LGBTQ）中，不同字母所代表的不同人群仍然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比如调查发现，美国对跨性别者的包容程度远远不如对于同性恋者高。

对于很多生活在信息比较流通地区的人来说，这样的现状也许是使人惊愕与困惑的。

惊愕之处在于，如果自己的生活中都是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声音，一个人就很容易忘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性少数群体仍然置身于连基本权力仍然都缺乏保障的困境之中。而困惑之处在于：抛去政治、社会、宗教和经济等因素不谈，为什么一个人类会对另外一个人类抱有这样强烈的偏见——在对方仅仅是想去拥抱自己真正的身份，仅仅是想去爱自己真正爱的人的情况下？

对性少数群体抱有的偏见，从何而来？

在二十一世纪伊始，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格里高利·M·赫里克（Gregory M. Herek）提出“性偏见”这个概念。

他将性偏见定义为“由于性取向而对一个人产生的负面态度” 。赫里克认为，这个词应该取代“同性恋恐惧症”， 因为它比同性恋恐惧症更具有描述性，并不隐含对于这一现象成因的推测。而且，早有证据表明，对于一些自认为是“同性恋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的生理反应也并不能完全满足真正临床意义上恐惧症的发作生理标准。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性偏见”这种消极的态度具有什么样的心理机能呢？毕竟，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事物抱有某种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定是有一些心理上的意义的。可对于性少数群体抱有偏见，又能在何种层面上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一种解释是社会表达功能。比方说，通过抱有这样的态度，一个人可以强化自己与自己比较重视的群体之间的联系。这样的功能常常表现为受到宗教原因的影响，在信仰较为重要的群体之中，人们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往往较低。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信仰与性偏见之间不存在因果性。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并不是所有对于宗教信仰带来的看法都会演变成性偏见。有很多信徒能够很好地区别对待“教义上”“道德上”与日常生活及立法进程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

另外一种解释是价值表达功能。与社会表达功能不同的是，价值表达功能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处于一个人自我概念核心地位的价值。比方说，有调查研究表明，男性对于男同性恋的反感程度，与他对于男性气质的支持重视程度呈现负正相关性。也就是说，一个越持“男子汉大丈夫”这种观点的男性，也就越容易产生性偏见。而因为男性气质与女性的自我概念的关联性不强，这种相关性并没有体现在女性身上。即使一个女性对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十分认可，她们也不会因此而产生反对男同性恋的倾向。

“恐同皆深柜”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当然，赫里克也指出，对于一些人来说，性偏见这种负面的态度也许与表达无关，而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来对抗自己的焦虑而存在。这样的说法起源于精神动力学，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这种强烈的偏见都是来自于一种担心自己无法抑制住自己对同性产生欲望的焦虑。换句话说，就是“恐同皆深柜”。

那么，这样的说法有实验证据支持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佐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很有争议的实验。在实验中，他们招募了35名自称是“同性恋恐惧症”的异性恋男性与29名没有“同性恋恐惧症”的异性恋男性。为了测试这些异性恋男性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是否与他们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有关，这些实验人员给这些男性播放了三段色情影片，这三段影片分别包括男男性行为，男女性行为与女女性行为。

根据“恐同皆深柜”的理论，这些实验人员预测自称为“同性恋恐惧症”的男性，在观看男男性行为的影片时应该也会出现性唤起。而他们的实验结果确实表明，这些“同性恋恐惧症”组的男性，有54%的人出现了生殖器充血，远高于“非同性恋恐惧症”组中出现生殖器充血现象的24%。

但是，这样的实验证据真的印证了“恐同皆深柜”吗？并不尽然。

早有证据表明，焦虑情绪会增强男性性唤起的程度。而单从这一项实验中，我们并不能解读出这种焦虑的来源。也许，焦虑来自于参与这项对隐私性有极大挑战的实验本身；也许，焦虑来自于观看刺激性较强的影片，这些可能性都导致我们无法判断这种充血现象的原因。之后试图复制这项实验的研究人员也屡屡失败。一项2011年通过测量惊恐条件反射（startle response）的研究指出，现有的证据并不能很好地支持“恐同皆深柜”的理论。

更有趣的是，一项2013年的研究结果还表明，不仅一个人对于性取向的态度与这个人对于同性吸引力程度无关，而且一个人的内隐态度往往与这个人的显性态度形成正相关。所谓的内隐态度，就是指一个人对于某种事物的潜意识里的判断。也就是说，无论是男是女，对于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何种态度，他们在明面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往往都能很好地预测潜意识中的态度。这样的正相关，恰恰与“恐同皆深柜”所预测的相反。

不过，这项实验中用来测量内隐态度的“内隐联结测验”的信度与有效性，也是具有一定争议的。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至少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恐同皆深柜”的理论。

生来如此

在关于性少数人群权益的讨论中，常常有这样一种声音：“我不反对LGBTQ，但我也不支持LGBTQ，我持中立态度。”

这样的态度使人无可奈何。表面上，说这话的人看起来确实纯良无害，十分开明，其实在这种言论的背后仍然是对性少数群体持反对态度的。有些人之所以会这么说，往往是出于保持“政治正确”或者“避免争执”的消极态度，其实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于性少数群体根深蒂固的误解。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性取向也好，还是性身份认同也好，几乎都是生来如此，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遗传学家们就发现，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人拥有非异性恋的性取向，那么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人出现非异性恋性取向的概率也会增高。在被研究的这些双胞胎兄弟中，如果两人是同卵双胞胎，那么两人同时是同性恋的概率为52%，而如果两人是异卵双胞胎，两人同样是同性恋的几率则为22%。

除了基因以外，也有人猜测表观遗传学的的因素也会对性取向的形成产生影响。

在同卵双胞胎中，同性恋出现的概率仍然远远低于纯粹由基因决定的特征所出现的几率。所谓的表观遗传学因素就是指，即使两个人的基因序列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因为环境的影响，这个基因所表达的特征也会出现不同。比如说，患有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的女性，在胎儿时期常常处于高雄激素的环境下。虽然激素水平在出生之后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降回正常水平，但是相比于没有经历过高雄激素的环境中的对照组来说，这些女性出现非异性恋倾向的概率会增高。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表观遗传学上的解释仅仅是一种假说。激素水平与性取向的相关性并不能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挂钩。比方说，也有可能是同性恋的基因触发了高雄激素的水平，或者是相关基因同时导致了同性恋与激素水平的改变。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在现阶段的科学研究当中，都尚处于模糊的摸索阶段。

没有人需要为爱愧疚

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于性别和性向的研究一定会更加深入。无论是来自遗传学还是神经科学的解释，都会逐渐帮助我们更好、更科学地理解这些现象。不过这样的科学证据也带来一些潜在问题，它们常常会被纳入性别与性向的本质主义框架内。

无论本质主义者对同性恋持何种态度——要么，认为同性恋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物属性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要么，认为这样表现形式是生理上的病态——他们的解读都忽略了这个个体所生活的社会世界背景。如果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都是在个体与社会之间不断互动的结果，所谓的“真实的本质”并不存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人们对于性别与性向的理解受制于自身所处的话语体系内，单纯地强调“生理因素”“科学解释”，也有可能成为性多数群体遏制性少数群体的工具。

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的张晓冰博士的话来说，“不管是理论研究抑或是同性恋群体本身，从一开始都认为同性恋是生来如此，是一种不可改变论。这种理论隐含着一种愧疚感,会导致同性恋者在拒绝矫正的要求时只能说‘我没办法改变’,而不是说’我不愿意改变’”。

但人不需要为选择什么性别、爱什么性别的人感到愧疚。“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 无论是同性恋也好，还是异性恋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爱的本质都没有区别。

那些说“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人，应该意识到，在关于爱与自我的问题上，他们没有权力表达反对或支持。所谓“不反对也不支持同性恋”，就像在说“不反对也不支持三角形”“不反对也不支持彩虹色”一样是无稽之谈。对于性多数群体来说，应该做的只有尊重：无论是异性恋也好，还是同性恋也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些标签背后都是一个个同样活在阳光下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爱的个体。

编辑：EON

我们需要新的科学来帮助我们理解动物的意识。

穿过旧德里的人流，在中世纪集市的边缘，一座屋顶上有笼子的红色三层建筑伫立在霓虹灯照亮的摊位和狭窄小巷组成的迷宫中间，楼顶写着四个字：鸟类医院。

去年春天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医院门口脱下鞋子，走到二楼的大厅，一个20多岁的职员正在那里处理病人。一位年长的妇女把一个鞋盒放在他面前，掀开盖子，露出一只血淋淋的白色长尾鹦鹉——它遭到了猫咪袭击。排在我前面的人带着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鸽子，它撞上了金融区的一座玻璃塔。一个不到7岁的女孩从我后面进来，手里紧抓一只脖子耷拉着的白母鸡。

医院的主病房是一间40英尺长的狭窄房间，四个高大的笼子沿着墙壁放着，风扇在天花板上，其叶片周围覆盖着格栅，以免切到拍打着的翅膀。我对房间粗略视察了一番，很多笼子乍看都是空的，但靠近细看会发现有一只鸟，通常是鸽子，待在昏暗处。

医院里最年轻的兽医德赫拉吉·库马尔·辛格（Dheeraj Kumar Singh），穿着牛仔裤，戴着外科口罩，正在进行巡视检查。这里最老的兽医已经值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夜班了，还花过数万个小时从鸟类身上切除肿瘤，用药物减轻它们的疼痛，给它们服用抗生素。相比之下，辛格是个新手，但他观察鸽子的方式看起来却一点也不生疏，他用手轻快地翻转鸽子，就像摆弄手机一样熟练。我们谈话时，他向一个助手示意，助手递给他一条尼龙绷带，他将绷带在鸽子翅膀上缠了两圈，再在一声轻响中将其固定好。

鸟类医院是由耆那教信徒建造的几家医院之一。耆那教是一个古老的宗教，其最高戒律中不仅禁止对人类的暴力，也禁止对动物的暴力。医院大厅墙上的一系列绘画说明了一些信徒对这条禁令的极端尊崇。在这些绘画中，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中世纪国王透过宫殿的窗户凝视着一只接近的鸽子，它的翅膀被一只追赶中的棕鹰的爪子弄流血了。国王把这只小鸟拉进宫殿，棕鹰由于失去了一顿大餐而被激怒想要补偿，于是他把自己的手脚割下来喂它。

我由鸟类医院开始，在印度亲眼目睹了耆那教的处世道德体系。耆那教徒人数占印度人口不到1%，尽管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批评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教，但耆那教有时还是能获得一些权力。在13世纪，他们说服一个印度教国王改信，并颁布了印度次大陆的第一部动物福利法。有证据表明佛陀本人也受到了耆那教的影响。甘地发展出他最激进的非暴力思想，也是得益于一位耆那教朋友给了他哲学灵感。

在甘地成长的古吉拉特邦，我看到耆那僧侣在微凉的早晨为了不坐汽车而光脚行走。他们认为坐车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暴力活动，因为它会对从昆虫到大型动物的各种生灵都造成伤害。僧侣们拒绝吃块根蔬菜，以免从泥土中将它们挖出时扰乱微妙的地下生态系统。他们的白色长袍是棉质而不是丝绸的，因为丝绸会伤害到蚕。他们不在季风季节出门旅行，以避免充满微生物的水坑被踩到溅出水。早在微生物出现在西方显微镜下之前，它们就已经存在于耆那教徒的假想中了。

耆那教徒以这种温和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动物有意识，在不同程度上有着类似于人类欲望、恐惧、痛苦、悲伤和快乐的情感体验。这种认为动物有意识的观点在西方长期不受欢迎，直到最近才在研究动物认知的科学家中获得青睐，且研究的动物不局限于灵长类、狗、大象、鲸鱼等常见种类。科学家们现正在类似于外星物种的生物身上寻找意识体验的证据，这些生物在进化树上的分支离我们较远。近年来，相关报道大量出现，如一篇文章报道了一只章鱼拧开瓶盖，或将水箱中的水喷到一位博士后的脸上。大多数科学家都同意，目前的谜团已经不是哪些动物有意识，而是哪些没有。

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意识这么神秘。我们每一个清醒时的动作都受意识状态控制，这一感觉存在于一个充满颜色、声音和触觉的更大世界中，并被思维过滤且加诸情感。

即使在世俗时代，意识也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它被称为科学的最后一个领域，是一种超越科学推理的非物质魔法。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是世界上在这个领域最受尊敬的哲学家之一，他曾经告诉我意识可能是宇宙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和时空或能量一样。他说，它可能与量子世界的透明、不确定性或非物质有关。

这些形而上学的解释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科学家还没有对意识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知道，身体的感觉系统将外部世界的信息传送到大脑中，在那里被越来越复杂的神经层依次处理。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信号是如何被整合成一幅平滑、连续的世界图景，形成一段由流动的注意力轨迹所经历的时刻流，成为印度教哲学家所说的“见证者”。

在西方，意识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件只赐给人类的神圣礼物。历史上，西方哲学家认为非人动物都是没有情感的机器。甚至在达尔文证明了我们与动物的亲缘关系后，仍有许多科学家认为意识的进化是近期才发生的。他们认为，是当我们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中分化出来后，意识之光才首次苏醒。 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在他1976年出版的《二分心智的崩塌:人类意识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一书中认为，意识是分化后才出现的。他认为，是语言的发展使我们人类进入了能够构建经验世界的深层认知状态，就像诗人维吉尔一样。

这种认为意识是近期出现的观念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开始改变，当时更多的科学家正在系统地研究地球生物的行为和大脑状态。现在每年都会有一系列新的研究论文发表，综合它们的结论，许多动物都有意识。

大约五亿年前，一些海底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军备竞赛唤醒了地球上第一个有意识的动物。第一个意识的苏醒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打开了以前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可能性。

现在来看，人类世界以外似乎存在着许多有鲜活体验的动物。科学家们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揭示了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一新维度，哪怕只是一部分。但是他们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善待与我们共享地球的数万亿具有思想的头脑。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和大多数哲学问题一样，它将困扰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毕达哥拉斯和其他一小部分哲学家之外，古代西方哲学家并未继承思考动物意识问题这一传统。但是东方思想家长期以来被它困扰着，特别是耆那教徒，近3000年来他们一直把动物意识作为一种道德问题认真对待。

许多正统的耆那教信仰经不起科学推敲。信仰不享有通往真理的特权，不管是精神方面的还是物质方面的。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动物施以仁慈的文化，耆那教作为先驱深远扩展了人类的道德想象。在我看来，他们崇拜和照料动物的地方，似乎是理解当前动物意识研究前沿的好地方。

在鸟类医院，我问辛格照顾患鸟有没有给他带来麻烦。他说有一只鸟拒绝被用手喂食，甚至当他试图抓起它时会把人啄出血。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去看那只惹人讨厌的鸟，这是一只印度乌鸦，它的羽毛乌黑，但脖子上有一圈咖啡色的羽毛。乌鸦不停地扇动一只翅膀。从附近窗户射进来的光仿佛透过百叶窗一样透过羽毛。辛格告诉我它的翅膀断了。

辛格说：“乌鸦到这里几天后，每当需要喂食时就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其他鸟类都不这样。”这并不是唯一一个鸟与人交流的例子。曾经有一只灰鹦鹉能背诵900个单词，在印度，有一些鹦鹉还曾受过背诵吠陀经文的训练。但是鸟类几乎不曾把语言符号组合成它们自己的原始句子。当然，也没有鸟宣称自己是有意识的。

这可不妙，因为哲学家倾向于把这种宣称有意识的陈述看作是另一个生物有意识的最好证据，即使在人类中也是如此。没有这一陈述，不管我盯着乌鸦的黑瞳孔看多久，希望能看到它心灵的幻象，我都不确定它是否有意识。我必须寻找间接证据。

乌鸦拥有相对于体型来说很大的大脑，与其他动物相比，它们的神经元也很密集。神经科学家可以测量大脑活动的计算复杂性，但还没有大脑扫描能显示出关于意识的准确神经信号。因此，不能完全基于某种动物的神经解剖学而判断它是否有意识。然而，当一种动物的大脑与我们人脑非常相似时，这一方法还是有启发性的。比如灵长类动物，它们是第一类被科学界公认为有意识的动物。

哺乳动物被普遍认为是有意识的，因为它们与我们一样有相对较大的大脑体积，同时还有大脑皮层，这应该是复杂认知功能发生的地方。而鸟类没有大脑皮层。在与我们人类分开进化的3亿年间，它们的大脑进化出了不同的结构。但这其中一个结构似乎是以类似皮层的方式连接的，这说明大自然可能不只有一种方法来制造一个有意识的大脑。

尽管从进化出的无意识行为中筛选出有意识的行为是困难的，我们也可以从动物的其他行为中找到线索，工具的使用就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澳大利亚一种叫“火鹰”的猛禽有时会从森林大火中抢出一捆捆燃烧的树枝，并扔到邻近林地中以驱赶猎物。也许这意味着这些猛禽能够思考物理环境中的某些部分并创想其新用途。或许这其中也有机械记忆作用也说不定。

乌鸦是最能完成复杂工作的鸟类技术专家之一。人们早就知道它们能把木棍做成钩子，而就在去年，一种乌鸦被观察到用三个独立的棍状物体制作工具。在日本，一群乌鸦利用交通工具来打开胡桃：乌鸦在十字路口向汽车前面扔下一颗坚果，当红灯亮时，它们会俯冲下来，把压碎后裸露的果肉迅速拾起。

当我和辛格交谈时，乌鸦对我们厌倦了，又转向窗户，好像在看它模糊的映像。乌鸦科被称为“有羽毛的猿类”，2008年，它们中的一员——一只喜鹊，成为了第一只通过“镜像测试”的非哺乳动物。喜鹊的脖子上标记着一个亮点，这个地方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到。当喜鹊看到它在镜中的映像时，它立即试图检查自己的脖子。

辛格告诉我，这只乌鸦很快会被带上楼，带到屋顶上一个放在外面的笼子里，在那里，鸟儿们有更大空间来尝试用仍然脆弱的翅膀飞翔，考虑到一片开阔的天空在鸟儿的意识中一定显得很广阔。幸运的话，它会很快恢复到野生乌鸦那般生机勃勃的状态，它们有时会在大风中像杂技演员一样玩耍，或从雪面上滑下来。（在这家医院死去的鸟儿被埋葬在德里城外的河床上，这会触动其他乌鸦，有时它们会举行葬礼，或者尸检，它们会聚集在同类的尸体周围，就像凶杀侦探在调查死因一样。）

我问辛格，当他在屋顶放生鸟儿时，会有什么感觉。他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给它们服务的。”然后他提到并非所有的鸟都会马上离开，“有些鸟会飞回来栖在我们肩膀上。”

乌鸦不会在人肩上栖息，但辛格有时会看到以前的乌鸦患者在医院附近盘旋。乌鸦能认出人的脸，所以它们可能在找他。众所周知，它们会对不喜欢的人发出恶毒的叫声，但会给它们喜爱的人送上小礼物，比如把纽扣或闪亮的玻璃碎片放在人们一定会注意到的地方，就像还愿祭品。

如果这些行为加起来能说明动物有意识，那就意味着意识要么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演化了至少两次，要么在鸟类和哺乳动物进行分开进化之前就已演化了。这两种情况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大自然编排分子进入清醒大脑使之产生意识的方式可能比之前想象的更容易。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地球上，大大小小的动物都在不断地产生生动的体验，并且这些体验与我们自身有着些许联系。

参观完鸟类医院的第二天，我就乘车离开了德里，伴着来自喜马拉雅起伏山脊的亚穆纳河水，向东南方向顺流驶下。德里排出的废水把亚穆纳河的一长段染成了污黑，也因此让它成为了世界上污染最重的河流之一，沿路可见水面上漂浮着各式塑料瓶。在印度，河流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这样的污染成了一种形而上的亵渎。

在被人类科技亵渎之前，神圣的亚穆纳河中曾经活跃着数以百万计的鱼类。如今，不仅仅是亚穆纳河，地球上任何的水体都可见人类留下的痕迹。即便是海洋最深处也不能幸免——就在不久之前，人们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发现了一只购物袋。

大约在四亿六千万年前，人类与鱼类的祖先曾共享一个基因库，而后便在进化的路上分道扬镳。那之后一亿年中，我们与鸟类也渐行渐远。在这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人、鱼、鸟有亲缘关系，这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这也能解释为何达尔文所描述的不断演化的世界仍迟迟未被人类集体意识完全接受。然而无法否认的是，我们的手由鳍转化而来，人人都有体会的打嗝则是腮呼吸遗留的痕迹。

科学家们有时会对鱼类有些意见，只因它们拒绝了和我们的祖先一起大迁徙，从水中离开，到陆地的空气里追求更轻松的生活。它们在混沌的生活环境中无法为长远考虑，这常被认为是一种认知障碍。但是，最新证据显示，鱼类大脑中有着丰富记忆，有些鱼类甚至能回忆起十多天前的情景。

它们似乎对骗术也略知一二。比如雌鳟鱼的”假潮”——它们会假装浑身颤抖，似乎这样就可以骗着不喜欢的追求者赶快射精了事。我们也可以看到高清的视频资料，记录了石斑鱼与鳗鱼相互配合，一起把猎食者赶出自己藏身的珊瑚礁。双方通过复杂的头部动作为行动信号。这一行为说明，鱼类有着自己的心智理论，也就是推断其他生命体精神思想状态的能力。

从多个探究鱼类是否有痛觉的实验中，我们观察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行为。作为最强烈的意识状态之一，痛觉远非简单的对损伤的察觉。即使是结构最简单的细菌，其外膜上也分布着感受器，环境中微量的有害化学物质即可引发程序化的逃跑反应。但是细菌并没有中枢神经系统，不能将这些信号整合成个体对于身处化学环境的三维体验。

鱼的感受器可比细菌的多太多了。不论是水温的突然升高、腐蚀性化学物质，还是鱼钩穿过鳞片扎进它们的身体里，都会引起感觉神经元迅速产生电冲动。在实验室中，嘴唇被注射了酸性物质的鳟鱼即使在实验结束之后，仍然会呼吸急促地不停摆动身体，在水缸的边缘或者鹅卵石底拼命地搓揉自己的嘴唇。给它们用了吗啡之后，这些行为才会停止。

这种现象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研伦理。但是，每年有数万亿水生动物被人类从江河湖海中粗暴拽出，与它们遭受的痛苦相比，实验用鱼所经历的根本不值一提。一部分鱼在被捕捞几个小时后，被丢进昏暗冰冷的运输箱成为全球海鲜供应链中的一员时，仍然是清醒的。

鱼类所感受的疼痛，和我们的痛是不同的。在由复杂的镜像搭建起来的人类意识中，疼痛有了存在主义层面的意义。因为疼痛会让人产生想象，让我们感觉死亡仿佛巍然耸立于前，同时因为美好的未来顿时黯淡下来而无比伤感，所以我们很容易将人类的痛理解为所有苦难中最深刻的一种。但是只要知道有一个截止期限，疼痛对我们来说就不会那么难熬。鱼类可没有这么好用的认知能力，当人类把它们从水下的高压中迅速拉到水面，压力骤变会让它们的血液酸度骤升，给组织器官带来损伤，在这些可怜的生命看来，这样的极度痛苦是看不到尽头的。在甲板上，它们不停地挣扎，这很可能是一种无声的呐喊。

耆那教徒中口口相传着尼米纳什（Neminath）的故事，据说生活在远古的他对于其他动物的求救信号非常敏感。这份对动物与众不同的喜爱之情是他在家乡亚穆纳河边牧场放牛时逐渐产生的。离开德里四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来到了绍利普村（Shauripur），这片尼米纳什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尼米纳什是耆那教的24位祖师之一，这24位先知般的人物在横渡了一条象征性的河流之后，将自己从出生与再生的轮回中解放了出来，而后开始开化追随他们的普罗大众。耆那教祖师的故事往往都会强调他们非暴力的天性，据说其中一位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不让羊水里皱起一点波纹，从而避免伤害自己的母亲。

耆那教的祖师中，只有几位是曾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而尼米纳什只存在于传说中。耆那教徒们相传尼米纳什在他婚礼当天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村庄。那天早上，他骑上了大象，原本打算骑着它前往举行婚礼的寺庙。途中，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痛苦的哀鸣，想要一探究竟，他的那头大象向导告诉他，这是那些为他婚宴而被宰杀的动物发出的哀鸣。

这个时刻彻底改变了尼米纳什。某些版本的民间传说声称他释放了所有幸存的动物，其中包括一条鱼，被他捧在手中，送回了亚穆纳河。也有人说他只是离开了。大家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前半生，放弃了迎娶美丽的新娘，离开了安定的生活，向着古吉拉特邦出发，去追寻离阿拉伯海40英里的圣山吉尔纳尔（Girnar）。

天还未亮，我也踏上了自己的登山之旅。类似于常见的朝圣之路，我需要在9点之前爬完7000级依山而建的台阶，按时赶到山顶附近的古寺，参加例行的仪式。

这条山路离吉尔国家公园（Gir National Park）只有50英里，就在徒步的前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了两只亚洲狮，它们和自己的表亲非洲狮长得简直一模一样，难以分辨。曾几何时，它们是安居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后来在印度的大英帝国殖民时期，每一位到当地王宫拜访的总督例行要在附近的森林打猎，导致它们几近灭绝。它们的处境在今日虽然有所改观，但仍然是最珍稀的大型猫科肉食动物之一，甚至比它们北方的邻居雪豹更加稀有。如今雪豹的数量已经是少之又少，以至于民间有传言说，在喜马拉雅山的悬崖峭壁上看到雪豹的踪迹，相当于完成一次朝圣之旅的修行。

在黎明的黑暗中路过山底营地里一个个小木屋和帐篷时，我试着不去想这些狮子，不去想它们的行迹最近已经拓展到吉尔纳尔山林里的事实。天逐渐亮起，叶猴们也出现在山路边的大圆石上。其中一只盯着小贩架起摊子向路过的耆那教朝圣者提供饮食，趁他转身的工夫， 这只猴子冲上来拿起一根香蕉就跑。之前在吉尔国家公园里，我还看到过鹿把这些猴子当作树顶的监视系统，以及时发现可疑的信号。

猴子们会在树的高处蹲守，在雨季前森林的琥珀色和金色背景中，寻找豹和狮子的踪影。一旦发现悠闲漫步的大猫们，它们会发出特别的叫喊声。除了鹿之外，其他的动物也会利用这些信号，我当时在公园里的向导就是这样寻找狮子的。

在我向山顶前行时，不断有赤脚疾行的女人超过我，她们大多穿着各种荧光色的纱丽，闪着橘色、绿色或者粉色，伴着她们的脚步，脚腕上的精致银饰也发出清脆的声响。我走到一个路标，发现自己离寺庙还有1000个台阶要爬，干脆脱掉背包，跳上了路边的一堵矮墙，让腿随意地垂下来。

往下面走两个拐角，可以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白袍僧侣艰难地走着这条山路。他看起来很孤独，而且呼吸好像有些困难。耆那教的僧侣和尼僧需要完全隔绝尘世，所以他们会断绝所有家庭关系。在踏上修行之路前，他们会给自己的孩子们最后的拥抱，而后发誓永世不再相见，除非天意助他们在喧嚣之外重逢，因为一旦离开，他们会背着自己仅剩的身外之物，永远在少有人迹之处流浪。

我跟这位僧侣单独走了一会，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一阵嗡嗡声传来，我发现这声音来自路边一只活跃在叶子花丛上细长的黑胡蜂。我跟这只胡蜂的最后一代共同祖先应该生活在七亿年前，这只小昆虫的样子进一步确证了我们在进化树上极远的亲缘关系——瘦长的体形，马赛克一般的眼睛带着一点雾面的质感，这些看起来不像是有意识的动物该有的样子。但是，外表是有欺骗性的：据称，一些胡蜂之所以演化出硕大的眼睛，是为了捕捉社交信号，某些胡蜂种类可以记住不同领地成员的面部特征。

胡蜂，和蜜蜂、蚂蚁一样，属于膜翅目昆虫，它们的行为有着高度的复杂性。蚂蚁在领地中遇到缺口是，会用自己的身体搭建桥梁，让整个族群顺利前行。实验室中的蜜蜂能够学会识别抽象概念，包括“相似”、“不同”和“无”。它们也可以彼此学习，如果其中一只学会了新的采蜜技巧，周围的蜜蜂也可能会模仿其行为，从而传给整个族群，甚者传给后代。

某实验中，研究者在湖中心的一艘小船上放了糖水，成功吸引了几只蜜蜂的注意力。飞回蜂巢之后，它们通过摇摆舞告诉了同伴船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其他的蜜蜂都会立即出发去探索新发现的蜜源，但是在该实验中，它们并未行动，而是待在原地，似乎在查看意境地图，排除了湖中间有花的可能性。其他科学家并未成功重现该实验结果，但是有另外几种实验证实了蜜蜂的确能够以此种方式利用意境地图。

安德鲁·巴伦（Andrew Barron）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在最近十年间重点研究蜜蜂大脑中的精细神经结构。他认为蜜蜂大脑对于空间信息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与人类中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相似。这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毕竟蜜蜂的大脑只有区区一百万个神经元，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元多达八百五十亿。然而，人工智能研究向我们证明了，相对简单的神经回路也可以承担复杂的任务。只有25万个神经元的果蝇，仍然有着复杂的行为。在实验室研究中，如果交配机会渺茫，某些果蝇会借酒消愁，而在自然界中，遍地是破皮发酵的果子，对于它们来说，酒精这种可以改变意识状态的物质并不稀奇。

很多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都仅仅停留在原始阶段，以分布均匀的蠕虫状神经元网络组成。在最近的五亿年间，自然选择将这些蠕动生命体中的一部分塑造成了节肢动物，给予了它们不同类型的附肢和全新功能独特的感觉器官，把它们从局限于刺激和反应的漂流生活中解放了出来。

第一批靠自己探索三维空间的动物们无疑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进化过程中意识的出现很可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拿前面那只黑胡蜂为例，它在叶子花薄如蝉翼的花瓣上盘旋时，环境中的大量信息，如阳光、声音振动、花香，会透过纤维质的外骨骼涌入它的大脑。但是这些信息流到达大脑的时间并不一致。这只胡蜂需要同步这些信号，来保持对外部世界准确而持续的感知。同时，它需要迅速纠正由自身运动造成的误差，这并非易事，因为它的一部分感觉器官所附着的身体部位本身就是可活动的，尤其是不停转动的头部。

神经科学家比约恩·默克尔（Björn Merker）提出，早期的动物大脑会根据周围的世界，建立以自己身体化身为中心的内部模型来解决这些问题。默克尔认为，意识其实是在这个模型内部产生的多感官视角。这个视角略去了所有信息同步过程和我们移动时产生的干扰，好像在系统算法里藏了个会自动剪辑的斯坦利·库布里克。我们也不会体验到将欲望转化为行动的机制。如果我想再爬一次山，我只会站起来朝着山顶出发，不会去想迈出每一步时有什么肌肉在收缩。胡蜂在飞来飞去时可能也不会注意到翅膀的每次扇动，对它来说，自己可能只是靠意志在空间中移动的。

如果胡蜂的某个水生祖先是地球上最早产生意识的动物，它的意识肯定跟我们的完全不同。很可能会是黑白的画面，视野所及之物没有明显的边界；也可能是片段的，时有时无；又或许是在一片模糊中对于二元情感的粗略判断，感觉的主体是单一的，客体则是非黑即白的混沌。对于那些见识过远在宇宙另一端闪耀群星的人来说，这种存在简直难以想象，还很有可能引起幽闭恐惧症，但这不意味着意识不存在于其中。

白衣僧侣走到我坐着的墙边时，那只胡蜂离开了花丛，向着太阳飞去，我目送着它小小的身影直到消失。这位僧侣带着一副白色的面具，很多耆那教徒都会如此，以避免吸入昆虫或者空气中其他小型的生物。他走过时，我冲他点了点头，然后向后靠到了温暖的山石上。

我从墙上跳下来，带着有点僵的双腿继续向上爬时，那位僧侣已经超了我六个弯的距离，变成了远处的一个白点。距离仪式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终于赶到了寺院入口。寺院里的大理石地面闪耀着美丽的白光，好像被山里的太阳抚摸过。

穿过一排优雅垂下的金饰，我进入了寺院的内殿，精雕细琢的壁龛里，以及从屋顶悬挂下的平台上，闪烁着数不清的烛光。石头屋顶被雕刻成一只莲花的形状，娇弱舒展的花瓣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般纯粹、超凡的灵魂。

大约四十位耆那教徒双腿盘成莲花坐，整齐地坐在地上。女人们都换上了特意为这个重要场合带来的干净纱丽，所有的男人都身着白衣。我也在队伍后面找到了空位坐下。

在我们面前，两列柱子围起了一条黑暗的隧道，在隧道的尽头的烛光中，静坐着一具黑色大理石的男性雕像。他桶状的胸廓前，镶嵌着精致的宝石，他的眼睛也一样，如此安详，看起来像是漂浮在黑暗中的两点星光。坐在我旁边的男人轻拉了一下我的衣服，打破了这种让人昏昏欲睡的安宁。“尼米纳什。”他冲那座雕像点了点头，说道。

传说中，尼米纳什就是在这座山上，实现了彻底的、摆脱限制的意识状态，获得了感知整个宇宙的能力，包括所有动物的思想。耆那教徒们认为，人类的特别之处在于，相比于其他生物，我们在自然状态下，最接近这种大彻大悟，没有一类物种能如此容易地洞察其他生物的意识。

朝圣者们开始低声地哼唱，之后音量逐渐提高。一个人把一面大鼓推到隧道入口旁边，用黑色的木槌击打着，另外两位一起奏响了手里的铙钹。男人和女人排成两列，分别从两侧的门走入隧道后，沿着两边向隧道尽头走去。一位身穿橘色纱丽和金色头饰的女子从尼米纳什面前走过，举起手中的容器，把混合着牛奶和圣水的液体倒在了他的头上。她离开之后，一位身着白袍的男子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歌声越来越响，朝圣者们的热情高涨，近乎狂热。他们举起双手打着节拍，速度越来越快。高潮好像呼之欲出，但就在这时，一切戛然而止。鼓声、铃铛和钹的响声突然静了下来，留下一片寂寂，最终由一声螺号收尾。

螺号低沉的声音悠长而清澈，响声飘出了寺院，笼罩着古老的山顶。随着螺声减弱，我不禁好奇，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此处是否会不仅仅局限于一座耆那教神殿。也许它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场所，代表着我们从人类意识唯一性的幻象中觉醒。也许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前来此处顶礼尼米纳什，毕竟他所象征的是历史上第一位可以听懂动物哀鸣的人类。

翻译：狼顾，西子；审校：张蒙；编辑：clover honey

自2000年因揭露记忆的电化学机制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后，坎德尔就在思考艺术。在2012年和2016年，他分别出版了《洞察内心的时代》（The Age of Insight）和《艺术和脑科学中的还原论》（The Reductionism in Art and Brain Science），两本书又合称为《“吸”了艺术的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Art）。《洞察内心的时代》细述了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时代的医学大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历程，并聚焦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和他的门徒奥斯卡·柯克西卡（Oscar Kokoschka）及埃贡·席勒（Egon Schiele）身上。他们的画作，映射了那个年代关于脱离了意识掌控的原始欲望的大胆想法。

我邀请坎德尔在纽约新画廊见面，正是因为这是克里姆特、柯克西卡和席勒的原始画作在美国首屈一指的家园。早在我们2014年见面的时候，我就已经读了很久关于神经美学的资料了，这是一门神经科学中新兴的分支，也是《洞察内心的时代》的基础所在：它试图用大脑计算解释艺术触动情绪的原因和方式。当我读到坎德尔在书中所写的神经科学丰富艺术的方式时，我十分激动，但也满怀疑问。

坎德尔和我沿着大理石旋转楼梯，走上了二楼暗木和白石相间的接待室，看见了《穿金衣的女子》（Woman in Gold）。这是克里姆特为维也纳社会名流艾蒂尔·布洛赫-鲍尔作的肖像画，正式标题为《艾蒂尔·布洛赫-鲍尔肖像一号》。艾蒂尔像电影明星一样低头俯视宏伟的房间，奇特脱俗的美俨然众人焦点。我们坐在长椅上，细细凝视。

她静静地站在画里，金色的长裙铺洒而下，金银点缀着无数椭圆——有眼睛，有卵子，也有鱼——杂糅在无数圆形、旋涡和正方形组成的金色背景里。

“这条裙子非常不简单，它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符号装饰，”坎德尔说道，“你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跟性有关。”

“你怎么知道？”

“你书里写的。”

“是的，”坎德尔笑着说道，“克里姆特对科学十分着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显微镜内，并渐渐对细胞着迷，尤其是精子和卵细胞。于是，他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之中。”

但这幅画里的生育符号只不过是前戏。“我们被这些符号和金色油彩吸引，但让我们深陷其中的，还是艾蒂尔的面庞，”坎德尔说道。

确实，艾蒂尔那俨然夜会舞者一般瓷白的脸庞、粉红的面颊和大大的椭圆双眼，盘旋在金色挂毯之上，若有所求。

“我们的视觉对脸的敏感度极高，”坎德尔说道，“这是达尔文提出的观点：脸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视觉图像。我们通过面孔识别他人、认识自己。”

坎德尔说话时，活像一个十九世纪知识分子——急切地想解释万物。他俨然神经科学时代的弗洛伊徳，只不过更有魅力，也更少卖弄学问。

他继续说，下颞皮质是大脑知觉的整合室，有六个专为脸部而设的附属系统，各司专职。有的处理脸部的几何形状，有的确定脸部朝向——确定眼前的这张脸是不是正对着自己。由于整个大脑是互相连接的，脸神经元的活动能让情绪神经元保持警惕。 坎德尔说，正是因此，艾蒂尔的面庞才让我们不禁想问：“她脸上的是什么表情？她正坐在金色的王位里，面对面地与我们交流。她在说什么？ 她给了我们和‘蒙娜丽莎’一样的模棱两可。” 我们的大脑必须要理解这种模棱两可。

坎德尔说，艾蒂尔的脸庞给我们的神经化学冲动，可以和爱情一样强烈。这甚至能解释这幅名画是怎么来到纽约的：74岁的罗纳徳·洛徳（Ronald Lauder）是化妆品产业的继承人，同时也是新画廊的联合创始人。在年少时，他就深深地爱上了《穿金衣的女子》，所以才会在2006年的时候豪掷1.35亿美元买了此画——这是当时售价最高的油画。洛德说过：“当你注视艾蒂尔的面庞时，你能看到一个性感的女人凝望你，感受着你，回应着你。你能感受她的情绪，也能感受她的情欲。

坎德尔说，当洛徳注视着艾蒂尔的时候，他的“腹侧被盖区”被激活，这是一种名为多巴胺的神经递质生产并发生作用的地方，而多巴胺正是激活快感的关键化学物质之一。“原始奖赏（如食物和性）、成瘾、浪漫的爱，和对艺术的热爱等，都可以激活多巴胺系统，”坎德尔说，“如果你给某个人展示一张他们所爱之人的照片，你就能激活他们的多巴胺系统。如果你在一段恋爱关系中被拒绝了，这反而将更强烈地激活多巴胺系统。所以罗纳德·洛德深深地爱上了这幅画，每年都会去瞻仰，但始终未能参破其中的玄机。而这也让他无比抓狂，多巴胺系统超负荷运行，以至于愿意用1.4亿美金来买这幅画！”

译者注： 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是一组位于中脑底部中线附近的神经元，是中脑皮质边缘多巴胺系统和其他多巴胺途径的多巴胺细胞的来源。

坎徳尔笑了笑，说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位富豪看着艾蒂尔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毕竟他没有扫描过他的大脑。不过既然洛徳能拜倒在《穿金衣的女子》的石榴裙下，我们当然也能。“因为这幅画对洛德有这样的效果，而我们又都有着与他类似的解剖结构。也就是说，在艺术当中，必然有着某些独特的东西，可以激发注意力和爱的生理触发器，”坎德尔解释道，“因此，我们也会说：’这幅画真好看。’”2我告诉坎德尔，对我来说，这幅画并没有激发像洛德一样的热爱。出人意料的是，他也是这么觉得的。他更喜欢克里姆特的另一幅画《朱迪斯》（Judith I），这是一副描述圣经中的犹太女英雄朱迪斯的画。画面中的她近乎赤裸，手中抓着她勾引的巴比伦-亚述人军队首领荷罗孚尼（Holofernes）已身首分离的头颅。 “一般的画通常将朱迪斯的行为描绘成痛苦——一种无私的痛苦，” 坎德尔说， “但对克里姆特来说，这是一种纯粹享乐主义的性欲。”因为《朱迪斯》迸发出了“一种迷人的情感漩涡”，而这让他开始探索“我们在生物学上对艺术的感知、共情和对它的情感反应”。

我们起身，沿着深木色墙壁走到了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风格多变诡异的柯克西卡的一幅画呈现在我们面前。跟克里姆特一样，柯克西卡也深深沉迷于医学视角上的人体。画中的是奥地利建筑师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他混杂着深绿和棕色的凌烈笔触，将画外的观众重重地击入愁思。“这不是一副好的肖像画，”坎德尔说，“他看起来不算好看：眼睛不对称，手也不知道该放哪。”但坎德尔认为，这些扭曲的容貌抓住了“一种新奇的内在现实——被画者内心的精神冲突，加上画家苦闷的自我质询。”

坎德尔说，在20世纪之交，艺术和科学界同时展现出了一种对个人内在现实的注重。神经学家们开始明白，大脑就像是一个多层厂房，每一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语言、情感、肢体动作，无所不有。尽管演化将同一套电化学系统应用到了每一个个体上，来执行相同的功能，但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环境间复杂的交互作用下，每一个个体又能产生出独立的想法和应对反应。毕竟，在多变的环境当中，总会存在多变的挑战。

坎德尔举了视觉系统的例子。在系统层面上，人人平等：眼球内的晶状体将一个二维图像投影到眼球底部的一层细胞上，我们称这层细胞为视网膜；随后，视网膜细胞将图像信息（尤其是线条和轮廓）转化为神经信号，并传入神经网络；神经信号通过视神经来到前脑的丘脑里；然后，丘脑将这段回路中继到初级视觉皮层；在这里，初级视觉皮层就能将神经信号传输到许多不同的目的地，其中包括被称作“感情中心”的杏仁体、对记忆形成至关重要的海马体和大脑皮层，而大脑皮层又能调控脑内其他的神经回路。坎德尔说，这种知觉的“自下而上加工”是人类通用的。但当我们欣赏艺术时，体内发生的远不只是自下而上加工那么简单。3坎德尔和我继续走着，在另一幅柯克西卡的画前停下——《玛莎·赫希（睡梦中的女人）》（Martha Hirsch (Dreaming Woman)）。柯克西卡用暗黄色刻画了一名脸色苍白、内向的人，倚躺在一家维也纳的咖啡厅中——又或许是一间精神病院里？毕竟，看着这幅画，这两个场景都不难想象。

坎德尔说，这就是我们在欣赏艺术时的另一半故事了——我们称之为“自上而下加工”（’top-down process’）。我们能够用引起我们个人共鸣的故事来充实一幅画。

“让我们先回头看看自下而上加工，”坎德尔说。在这个知觉加工过程的每一步，神经回路都在重建，一步步构造出新的视觉图像。坎德尔强调道，所谓“看见”，并非大脑如同照相机一般，将图像“冻结”下来；“看见”是一个由多个不同的脑区共同参与的集合过程。但从眼球传到大脑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仅仅靠自下而上的信息加工并不能完全解读这些信息。于是，一个由前额皮层的行政职权控制的自上而下加工就要对其进行协助，合成神经回路并重建神经秩序。在这条大脑的流水线上，我们的记忆则在旁引导视觉分辨。

坎德尔专注地看着柯克西卡的睡梦中的女人。“是知觉的自上而下加工导致了我们对这幅画有着不同的反应，”他说，“因为我们都在各自重构这幅画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人际交往，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大脑便因此有着细微的差别。”在《洞察内心的时代》中，他写道：“差异既存在于大脑，也存在于基因的构造上，这些差异形成了个体之间不同的表现。与此同时，这些差异也形成了我们对艺术的不同反应。”4坎德尔和我继续缓步于画廊的深色橡木地板上。我问起他的过去，问他过去的生活是否影响了他对艺术的审美。“那是当然，”他说。正是因为他想要弄清楚自己的过去，所以才先是喜欢上了神经科学，然后到神经美学。

1929年，坎德尔出生在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在他九岁的时候，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士兵不仅杀死和流放了犹太人，还洗劫了犹太家庭的房子。他们侵入了坎德尔家的公寓，并把所有贵重物品都掠夺一空：珠宝、银器，还有他最爱的玩具——一部用电池供电的车。他的父亲当时经营着一间玩具店——他被纳粹监禁了数月，直到证明了自己在一战中为德军效劳，才得以被释放。1939年，坎德尔的父母将他和他的弟弟送往纽约，定居于坎德尔的祖父母家中；坎德尔的父母则在六个月之后也住入了他们家。“虽然我的家里人和我在纳粹政权的统治下只生活了一年，但生活在维也纳最后一年的那种迷惘、贫困、耻辱和恐惧，使得那段时间变成了我人生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时光，”坎德尔在他的自传《寻觅记忆》中写道。

就在纳粹侵袭坎德尔家的那一年，他们也将《穿金衣的女子》从费迪南（Fedinand）在维也纳的宅第里偷走了。费迪南是艾蒂尔的鳏夫，同时也是一名制糖业大亨；他在此之前就已逃到瑞士（43岁的艾蒂尔早在1925年因脑膜炎而去世）。在《穿金衣的女子》（The Lady in Gold）中，记者安妮-玛丽·奥康纳（Anne-Marie O’Connor）描绘了艾蒂尔的亲朋好友过去的生活——他们曾被监禁、强奸，或是被挟持到死亡集中营里。奥康纳写出了纳粹军官是如何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将《穿金衣的女子》转变成纳粹宣传的工具。在1943年的一次市中心艺术展上，纳粹的维也纳行政长官抹去了艾蒂尔的犹太身世，并将这幅画重新命名为《一位女士在金色背景前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with Gold Background）。“艾蒂尔象征着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之一。但与此同时，她也象征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盗窃：被窃去的是一位女士，乃至一整个民族的身份、尊严，和生命。”

坎德尔和我在一幅柯克西卡为奥地利商人埃米尔·洛文巴赫（Emil Lowenbach）所作的肖像前停下脚步，这是一个眼睛凹陷的悲伤贵族。“我对二十世纪初期的维也纳起了兴趣，因为我想弄明白：怎么会有人一边听着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边狠狠虐待了我和我的民族，”坎德尔说，“被从维也纳赶出来，就像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样。你得牢牢掌控自己的情况，而这有时候就意味着你得对这种情况有完整的了解。”

在哈佛时，坎德尔的专业是现代欧洲历史与文学。他决心弄清楚人们内心充满矛盾的激情。他当时的女友叫安娜·克里斯（Anna Kris）；她也是从维也纳来的移民。她的父亲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是弗洛伊德圈子内的一名心理分析师；正是他说服坎德尔转了专业。“他跟我说，如果你觉得知识分子们的历史能够帮你达成目的，你就完全错了，”坎德尔说，“要明白人的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内心。所以，我退了专业，去到医学院，成了一名分析师。除了临床心理医学培训之外，我也选了神经生物学。”

坎德尔说，克里斯关于艺术的写作深深影响了他。“他说，任何一幅画的完成，都需要一个画家和一个观众；画家负责画画，观众负责反应，”坎德尔说。“他指出，观众也能创作，以此重构画家所做的事。显然，将这幅画先创造出来——这个过程中蕴含着更深的创作体验。但是，欣赏一幅画作也蕴含着创作体验——而这种创作体验，论其本身，就是令人愉悦的一个过程。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创作过程。我们每个人的自上而下加工都是不一样的。”

我不禁对坎德尔感慨道，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阅历和记忆共同构建了我们的大脑，其结构又进一步塑造了我们的艺术观，这太有趣了。美原本就存在于观看者的神经系统之中。但我仍然不明白神经科学如何帮我们更好地欣赏艺术本身。如果艺术和光、声一样仅仅是一个来自外界的刺激，它的特别之处又在哪里呢？事实上，如果把艺术体验简化到简单的大脑化学反应，我们是否是在变相地贬低艺术的价值呢？

坎德尔笑着说：“这是很多人文学者都在担心的地方。他们担心这些野蛮的科学家会大摇大摆地闯进艺术界，为大家提供一点视觉和生物学的理解，以此取代传统的审美体验。但我完全不这么觉得。从科学的视角来阐释艺术，并不意味着要剔除其本身的神秘感，而是要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艺术如此美好且难以捉摸。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把性行为研究得非常透彻，甚至清楚地知道性高潮的体验包含了哪几个特定的脑区，那对这些信息的了解会剥夺性爱的愉悦感吗？当然不会。它们只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并不会改变最基本的性体验。艺术也是一样的，诉诸科学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坎德尔说，没什么能像艺术这样，让我们可以置身于世界与他人的生活之中。英国神经生物学家、视光学专家森马·泽基（Semir Zeki）是神经美学的先驱，他曾写道：大脑的主要功能就是获取与周围世界相关的知识。艺术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因为在理解艺术时，神经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共同参与。坎德尔解释道：“因为艺术会引起情绪的反应，而情绪又可以引起观察者的认知反应与生理反应，所以艺术引发的是涉及全身的应答。”

我们在席勒的一幅前停了下来。这位郁郁寡欢的奥地利艺术家也曾活跃在克里姆特的圈子里，28岁时死于西班牙流感。我们面前的就是他的自画像。画中赤裸的席勒侧身站着，他的右胳膊环抱着头。席勒借助着水彩打下深深浅浅的棕色，用炭笔的线条勾勒出了一个憔悴而棱角分明的自己，皮包骨头，脸上凝重的表情中充满着控诉。

“我觉得这幅画实在太有意思了，”坎德尔说，“这家伙看上去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这是当代人的生存焦虑。奥地利马上要加入大战，这件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负担。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描绘战争的部分——一切都表现在他的身体和表情上。”

坎德尔说，席勒的这幅画本质上是在阐述一个故事；而在人类历史上，故事一直在启发着我们去想象生活的其他可能性。“艺术为我们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可以体验从未见过或体验过的世界，感受从未有过的情感，欣赏从未见过的绝美，甚至是爱上不可触及的人。艺术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的幻想人生，”他笑着说，“我们都生活在幻想中。”6坎德尔和我又走回了《穿金衣的女子》，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开始从新的角度讨论这幅画。坎德尔说：“我已经看了它很多次了，但每次都会发现新鲜的关注点，可能是某个角落的装饰，或者是我之前漏掉的哪个元素。”他又补充道，我们的注意力每次都只能够集中在单一的事物上，这就是认知的生物学特点。“结果，你通过观察充实了眼前这幅画。太美妙了，这正展现了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如何运作的。”

坎德尔说，还有另一个元素也参与了我们在脑海中重新创作《穿金衣的女子》的过程。当我们试图在视觉和情感上寻找确切答案的时候，大脑也动用了现存的、对于世界和艺术的理解。坎德尔毕生致力于研究记忆，他写了大量关于学习的神经化学机制的内容，也即学习是如何“显著地增加神经元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并可能进一步提高我们思考与感知的能力。他说：“我们对一幅画的体验不仅仅取决于面前的这幅画，还有我们对其相关内容的了解（比如它背后的历史）。”

接下来轮到我来分享《穿金衣的女子》最打动我的地方了——的确，我的感动来自于我对于这幅画和创作者克利姆特的了解。不同于她那个颇具维多利亚时代气质的姐姐泰瑞莎，艾蒂儿成功逃离了维也纳上流社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风月场。与此同时，克里姆特的创作才能到达了高峰，但他却从没能将一份工作坚持到底。克里姆特其人，像一头大摇大摆的熊，一定要把奥地利的统治阶级闹个天翻地覆。他作品中的希腊女神们，摆脱了传统道德观的约束，尽情地展示着自己无所拘束的欲望。1894年，他曾被奥地利文化部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创作三副主题为“光明战胜黑暗”的顶棚画。克里姆特最终的作品《哲学、医学与法律》（Philosophy, Medicine, and Jurisprudence），呈现出了无数赤裸的肉体、一只巨大的章鱼、各式骨骼骷髅，以及女祭师漂浮在宇宙点点星光中的幻影。奥地利当局本期待着这些壁画可以用人类的理性之光驱散混乱中的黑暗。当他们后来看到与他们的期望截然相反的作品时，当即拒绝展出。

克里姆特对当局非常反感。“去他妈的和谐，”他向朋友贝尔塔·祖卡坎德尔（Berta Zuckerkandl，曾在维也纳举办先锋文学沙龙）抱怨道。“我不想干了。”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在权威历史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中记录了当时克里姆特的回应。休斯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欧洲文化研究的负责人多年，于2015年逝世，他曾写到，克里姆特的极度沮丧都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休斯克写道：克里姆特经历了一个“自我重构”的阶段。他早期面向公众的作品中，有着针对压迫的强烈愤懑。“但后来，他退回了更私人的领域，主要面向维也纳上流社会进行创作。”

公众领域的不如意让这位政治艺术家退回了私人空间的乌托邦，不知为何，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在艺术和科学中不顾一切去追寻赤裸裸的真相，这种叛逆中的英雄心总让我心潮澎湃。所以，这位反叛者的从始自终的失败让我充满了悲伤。与坎德尔不同的是，我没有在二战的恐惧中成长的经历。生长在加州郊区的我，赶上了战后婴儿潮的末班车，被这个年代的保守压抑到不能呼吸，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我和坎德尔的成长经历并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克里姆特作品的强大能量，虽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各自大脑加工后呈现的画面。

我们在新画廊见面之前，我常倾向于科学界和艺术界评论家们的意见，即神经美学将艺术体验简化成了“神经回路的程序化应答”，某评论家为坎德尔的《洞察内心的时代》留下了如此的评价。他们认为，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欣赏与理解艺术时发挥的作用完全被忽视了。与坎德尔在画廊里度过的这个下午，却颠覆了这些观点。

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塑造大脑、情感和认知，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艺术的理解。《穿金衣的女子》在这一点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象征意义。在欣赏这幅画时，知识仿佛一剂灵丹妙药。同名电影在2015年上映，讲述了画像重回生活在洛杉矶的艾蒂儿侄女——玛丽亚·阿特曼（Maria Altmann）——的故事，这部电影将这幅作品带到了主流观众的视线内。得益于电影中动人故事的推动，2015年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与艾蒂儿·布洛赫-鲍尔（Gustav Klimt and Adele Bloch-Bauer）”成了新画廊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展览。

我曾经也认为，神经科学把艺术制作成了实验台上冷冰冰的标本。但和坎德尔一起看着这些画像，我与它们之间的距离仿佛近了许多。他告诉我说，艺术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真实的自己和心中所在意的人和事。它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是如何不断学习、与人交往，如何逐渐地改变。

但我们准备动身离开时，坎德尔提议说：“试着去艾蒂儿面前来回走一走，你会发现她的眼睛在跟着你，这就是她的魔力所在。”他指的是在观察克利姆特所画的二维图像时，我们的视觉系统会将其处理为三维的人像，但我觉得他想说的不止于此。克里姆特把自己所认识的艾蒂儿呈现给了我们，她的目光所及之处似乎都留下了无尽的忧伤。这种情感体验虽极为私密，却感觉非常普遍。艺术，正如这位科学家向我呈现的，为我们开启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翻译：Leon、阿莫东森、Xizi；编辑：酒酒、EON

我曾就因纽特语里有许多关于“雪”的词汇的传言做了一期播客，认为这不过是被广泛质疑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案例之一。这一假说由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horf）提出，声称你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你的思维方式，或至少影响到了你的思维方式。该假说有时候也被称作语言相对论。在那篇文章中我反驳了语言相对论，并总结道：

在不止一种语言中，代表蓝色和绿色的词是同一个。学界有时把这些语言叫做“绿蓝”（grue，是blue和green的混成词）语言，然而说绿蓝语言的人其实是能分辨蓝色和绿色的。即使两种颜色由同一个单词表示，他们仍然能够意识到它们是两种颜色。这就像虽然我们有时把淡蓝色和深蓝色都叫做“蓝色”，但我们仍能分辨它们。但细微的差别还是存在——语言中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更易准确地从一组色板中挑出“偏蓝的绿色”，因为拥有专属名词的事物更易被记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更擅长辨认或构想蓝、绿色的差异。

然而，最近我在《史密森尼》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似乎挑战了我之前的观点。文章称，德国一个法庭判定政府机关假定每个人非男即女的做法属于违宪。现在人们填写的每张官方表格必须提供第三性别选项，以满足自我认知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的公民的需要，或者干脆删除性别问题。该文章的作者玛德维·拉玛尼（Madhvi Ramani）认为，这项判决会严重困扰德国人，因为德语是高度性别化的语言。比如，你不能直接说“我是一个老师”，你要么是个男老师（der Lehrer），要么是个女老师（die Lehrerin）。拉玛尼称，德语的特征导致性别二元论在德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那么，你使用的语言到底能不能影响你的思维呢？最简单的答案是：语言能够影响思维，但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那种颠覆性的影响。

此处提到的“颠覆性”的影响所指何物？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2016年的科幻电影《降临》。如果你还没看过，别担心，我尽量少剧透：主人公是语言学家路易斯·班克斯，她学会了一群外星访客的语言，使得她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剧烈改变……这段情节很关键。可以说，它为影片末尾处的“真相大白”夯实了基础。

语言相对论与颜色之名

现在，我们来看看人们为了检验语言相对论，都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我的例子大多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院出版的《语言档案》（Language Files）这本教科书，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语言学家，语言相对论研究的领军人物莱拉·波洛迪斯基（Lera Boroditsky）的一场精彩的TED演讲。

首先，让我们多谈些颜色名称吧。1969年，布伦特·柏林（Brent Berlin）和保罗·凯（Paul Kay）做了一项著名实验，在研究颜色名称时，他们并没有发现语言相对论的证据，却发现不同语言中被命名的颜色大同小异，创造新颜色名词的次序也有着相似的规律。

另一方面，语言相对论的支持者也有他们的证据，比如我之前提到的例子：比起绿蓝语言的使用者，语言中区分蓝色和绿色的人更易从色板中区别蓝色和绿色。对美洲土著使用的祖尼语（Zuñi）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结果，该语言用同一个词表示黄色和橙色。

语言相对论与空间关系

语言对思维的另一可能的影响之处是空间关系。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习惯性地用“右边”、“左边”、“前面”、“后面”等词汇表示空间关系，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套空间系统的运作导致了惊人的混乱。比如，谈论舞台剧的时候，我总想不起来哪里是舞台左侧，哪里是舞台右侧。到底是观众视角的左右，还是演员的？虽然每次忘记都会去查明白，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

还有，我们说囚室里的犯人在“囚栏之后”（behind bars，意思就是在狱中）。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囚犯，面对囚栏另一边的看守，那么看守眼中的你确实在栏杆后面，可是从你的视角来看，反倒是看守在栏杆后面。要是你转身背对囚栏，岂不是又成了在囚栏之前？

包括几种澳大利亚土著语在内的一些语言就全无此忧，因为他们用东南西北表示空间关系。在这些语言中，你没有左臂和右臂，却可能有“东臂”和“西臂”（如果你正面向南方或北方）。这样一来，就不用具体说明到底是“你左边”还是“我左边”。但这也要求人们脑海中有一幅明晰的地图，并时刻注意自己的朝向。——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表示毫无压力。“

假如你让我指出东南方在哪，我得想好一会儿——要是我身处陌生的地方，还可能需要指南针的帮助。然而，一名说澳大利亚土著语的人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这是否意味着语言影响了他们的思维？也许，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在这些人的文化中，识别方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把方位纳入了语言结构。也就是说，是他们的思维影响了语言。

接下来这项有趣的实验或许更好地支持了语言相对论。研究者让被试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一个箭头，要么指向北面（被试的右边），要么指向南面（被试的左边）；当箭头指向北面（被试右边）时，研究者要求被试转180度面对另一张桌子，桌上有两个箭头，分别指向南面和北面。这时候向北的箭头指的是被试的左边，而向南则是右边了。这时受试者被询问哪个箭头和第一张桌子上的箭头指向一致。被试会将“一致”（the same）理解为箭头向北还是向右呢？英语母语的被试几乎全部选了向右的箭头，而说一种特定的玛雅语的被试则始终选择指向北面的箭头。在这种玛雅语中，方位词是绝对的。似乎两组被试的语言“癖好”导致了他们对“一致”的不同理解。

语言相对论与性别

接下来终于轮到了性别话题，即本文题眼。在语言学框架下，“性别”具有专门化意义，意思是我们依据某些名词和代词的共性，将它们归属于各种类别（子集）。一种语言可能会拥有数十个这样的类别，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种语言有至少177个名词类。假如一种语言仅有两三个类别，那么这些类别一般被称为性别。按照不同的名词分类方法，一种语言可以拥有自然性别或语法性别，或两者兼有。

在拥有自然性别的语言中，名词类大致符合真实世界中事物的分类。比如，一种语言可能有一个指称生物的名词类（包括人、食蚁兽、蜗牛等）和一个指称非生物的名词类（岩石、房屋、麦片等）。我们称这样的语言拥有两种性别，即生命（animate）性和无生命（inanimate）性。

例如，日语中会相应区分有生命名词和无生命名词的存在动词（existential verb）。比如，“有块石头在我靴子里”中无生命的石头搭配动词“ある”，而“有条蛇在我靴子里”就得用“いる”，因为蛇有生命。

语言自然性别的另一种分类形式为阳性（masculine）、阴性（feminine）以及中性（neuter），分别指称男性生物（如男孩、父亲和叔叔）、女性生物（如女孩、母亲和姑姑）以及非生物或我们认为不具有男/女性特质的生物。英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说英语者用代词“she”（主格）和“her”（宾格）指代女性生物，“he”和“him”指代男性生物，用“it”指代几乎其他所有东西。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种语言的阳性和阴性词类不仅包括指代生物的名词（如阳性的男人、丈夫、祖父；和阴性的女人、妻子、祖母等），还包括一些指代无生命对象的名词，这样的一门语言拥有语法性别。由于这类语言通常包含不同的性别代词，使用者根据语法性别选用等价于“他”或“她”的代词来指称某事物，而不是一律用“它”。这类语言也可能用不同的形容词，乃至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形式来修饰不同性别的名词。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就属于这类语言。比如，西班牙语中“钥匙”的定冠词是阴性的，写作“la llave”，而“口袋”（我喜欢把钥匙放口袋里）的定冠词是阳性的，写作“el bolsillo”。“

谈论语言的性别已经够复杂了，但更麻烦的是谈论人的性别。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渐渐用“gender”取代了“sex”以表示性别，不仅因为“sex”意谓含混令人尴尬（也有性交的意思），更因为社会逐渐意识到，由于我们的自我认同处于一个从极端男性化到极端女性化的连续谱上，基于X、Y染色体、生殖结构等生理属性划分性别可能与个体的心理和情感认同相龃龉。

可是即便我们承认人类的性别是一个连续谱，数千年来，语言的性别仍仅有两三种。两者的割裂让我们不禁发问，语言系统的语法性别是否会影响使用者对非二元社会性别的态度？基于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看莱拉·波洛迪斯基的研究。在一项被广泛引述的研究中，她分别让说西班牙语和德语的被试描述一个在两种语言中拥有不同的性别的对象，比如钥匙。她的团队向被试展示一把钥匙，但不说出钥匙的西班牙语或德语单词。我之前提到，西班牙语的“钥匙”是阴性的。波洛迪斯基发现，说西班牙语的人倾向于用符合女性刻板印象的词语描述那把钥匙，比如“小巧”、“美丽”等，即使研究者并没有用语言提醒他们“钥匙”的性别。与之相对，德语的“钥匙”是个阳性词，说德语的人倾向于用符合男性刻板印象的词语描述它，如“实用”、“沉重”和“强劲”。

这说明了什么？在人为实验环境中，语言的性别系统似乎的确影响了使用者。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又如何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们于2012年调查了100余个国家及它们的语言，并得出结论，比起那些第一语言使用自然性别或不分性别的国家，第一语言使用语法性别的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相对更糟糕。令人惊奇的是，性别最平等的几个国家语言中使用的是自然性别，而非完全无性别区分。原因在于，无性别语言中的中性代词可以指代任何性别，听者得自己理解并决定指称，而人们往往偏向于构想一个男性。反之，如果语言中的代词区分性别，比如“他”和“她”，人们就可以选择用额外的词强调不同性别的存在或重要性，而这在无性别语言中是不可能的。

假如德语是性别中立的

拉玛尼想知道德国的新法律会不会改变德语。我认为假以时日这是有可能的，但前提是德国人自己愿意做出改变。那么，为了让德语变得性别中立，必须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可以从英语的历史变迁中获得一些启发。

理论上，完全无视语言性别与现实中的性别关联是一种手段，可惜实际上行不通。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描述典型男性对象的名词依然会自成一类，描述典型女性对象的名词同理。那么有没有更为可行的做法呢？首先，与拉玛尼的洞察一致，我们需要不显示某人性别的代词。英语中曾经有过“he or she”这样的词组。在英语的早期阶段，我们和现在一样也用代词“they”；过去一两个世纪里该用法在使用手册和语法指南书中被贬损，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受到尊重。德语中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事情。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用德语版本的“they”作为单数代词“you”的礼貌形式（虽然这种用法需要大写）。这样看来，再给它增加一项性别不确定的单数指称功能并非天方夜谭。

接下来我们看看德语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如果德语使用者真的想转向性别中立，他们可能得创造一个貌似现有词汇但实际有所差异的新词。德语中与“the”等价的词是“der”、“die”和“das”——“Der Junge”（男孩）、“Die Mutter”（母亲）和“Das Glas”（玻璃杯），那么他们或许可以造一个类似“de”的性别中立词。类似的变迁在英语中也发生过。英语曾经用三种不同形式的定冠词搭配三种性别，然而在中古英语时期，区分渐渐变得模糊，到最后我们只剩下“the”这一种百搭形式，它是性别中立的，而且单数复数都可以用。不论“the boy”还是“the boys”，“the girl”还是“the girls”，我们都用“the”这个词。德语中与“every”、“no”之类等价的词以及形容词都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改变，它们都有阴性、阳性和中性的不同形式。

指代人的德语名词又如何？拉玛尼讨论了一些常见的德语名词对，它们就像英语中的“actor”（男演员）和“actress”（女演员）一样，男女形式各一。或许我们最能想见的通向性别中立之路便是重复英语中的变化。英语中的一些阴性形式，比如“actress”，已渐渐淡出了我们的使用，而阳性形式则作为性别中立词使用。也有一些名词对被从来不区分性别的较新名词取代，比如“server”（侍者）把“waiter”（男侍者）和“waitress”（女侍者）都取代了。

上述种种变化真的会发生吗？这得取决于德语使用者的态度了。如果他们认为语言的性别中立很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性别中立词，这些变化便会产生。然而，反对语言性别中立的人也会坚决地拒绝这些新词或新用法。拉玛尼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同时，在新用法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会自然地接受它们。我得加一句——如上各种情况，对英语来说全都属实。

语言和文化态度

当我们考察如本文讨论过的那些实验证据时，很容易忽略语言在种种方面未能影响我们的思维的事实。例如，如果你年纪够大，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些指代被情绪化的主体（如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的词汇曾经只是普普通通的词，甚至被认为是科学或礼貌的，现在却成为了侮辱中伤的用法，并不得不被新的委婉语取代。你的生命中一定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变化。语言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委婉语轮转”（euphemism treadmill）：因为人们对少数族裔和残障人士的负面态度也会被附加在新的委婉语上，每个新词和旧词的命运如出一辙，委婉语的变迁就和车轮一样不停转动。新词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即使我们每隔一两代人就替换一轮词汇，态度总是不变的。

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是Slate杂志的广播节目“词汇谷”（Lexicon Valley）的主播，他在《我们伟大的贱嘴巴》（Our Magnificent Bastard Tongue）一书中指出语言相对论在许多情况下似乎是无效的，而该论的拥趸无视了这些事实，委婉语轮转就是其中一例。还有一个例子是英语中无意义的“do”的使用。我们用“do”构造否定句和疑问句，比如我们会说“Fenster didn’t move”（芬斯特没有搬家）而不是“Fenster not moved”，我们说“Did Fenster move?”（芬斯特搬家了吗？）而不是“Moved Fenster?”。问题是古英语中的否定句和疑问句压根就没有“do”。麦克沃特认为，如果我们就此得出“英语使用者对否定性和不确定性尤为警觉，以至于我们必须在这两类句子中使用‘do’以示强调”的结论，那可太愚蠢了。

另一方面，知晓语言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思维则是明智的。广告商和政客一直懂得这个道理，并因此使用大量的隐喻。有一个尤为可怖的例子展示了语言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并进而影响行为——使用将某些人群“去人化”（dehumanize）的语言。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种族灭绝行为往往有前兆，那就是在语言中将目标群体与掠食性动物、害虫或疾病相比较。这种做法促使人们更容易克服伤害或杀死人类同伴的道德厌恶感。此类历史事实值得我们当代人铭记在心。

最后，我的结论是，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嘲笑了几十年，当下各个领域的研究确实发现了语言的内在特征能够改变你思维方式的证据——然而，都只是细微的影响。如果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果真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显著，使用委婉语就应该能大大改变人们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如果它跟另一些人坚称的那样一无是处，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些阴险的隐喻和去人化的语言了。

翻译：有耳；审校：狼顾；编辑：EON

科学知识救了沃尔特一命。维克多则被残忍的格斯用一把开箱刀割了喉。

随着《绝命毒师》剧情发展，沃尔特从一个窝囊的化学老师逐渐蜕变成了野蛮的罪犯。然而，无论他变得多么形容可怖，观众都忍不住对他报以同情与关爱。这种共情感很大一部归功于主演 布莱恩·克兰斯顿（Bryan Cranston）精湛的演技，他让一个忧虑重重的“居家男人”形象跃然屏上，而剩下的功劳则属于构思了这个角色的文斯·吉里根（Vince Gilligan），《绝命毒师》的创造者兼主编剧。在文斯的想象中，这个科学家的疯癫是本质的，而不是创造者强加的外部属性。

沃尔特讨喜的原因之一，是他懂科学。“文斯尽可能确保片中有关化学的内容准确无误，以增加可信度。”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化学教授唐娜·纳尔逊（Donna Nelson）说。作为《绝命毒师》的科学顾问，纳尔逊帮助吉里根达成了这一目标。（她最喜欢的场景是沃尔特对维克多尖刻而嘲讽的反驳。）虽然他们小心地避免让观众看到制作冰毒的准确、完整的“菜谱”，片中的化学反应是绝对真实的。如果你想要通过改变其他物质的结构来合成甲基安非他命（冰毒），你必须保证最终产物是对映体纯净的：甲基安非他命的三维结构在大脑中发生特定反应，你才会“嗨”，相同分子组成的对应映体（镜像）却没有用。

除了《绝命毒师》，近些年还诞生了许多以科学家为主人公的热剧，比如《西部世界》、《黑色孤儿》、《性爱大师》、《犯罪现场调查》、《识骨寻踪》、《豪斯医生》和《生活大爆炸》等，这些剧中的科学家性格复杂，形象多元，他们和我小时候看的那些80年代电影中的科学家有着天壤之别。那些在地下车库里捣鼓着古怪装置，让试管咕咕冒泡的孤僻天才，已经从荧幕上消失。如今，这些虚构的科研工作者在真实的实验室工作，使用高端仪器，而且，他们还有同事呢。他们的言谈总是夹杂着最新的科学词汇，他们的性格设定也富于深度，撑起了整个剧情。

一些传播学专家称，从电视节目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管窥现今科学家的形象和影响。虽然近些年的头版头条总是充斥着假借传播科学知识之名，兜售个人意识形态私货的家伙，调查显示民众对科学家还是极为尊敬的。现在的观众渴望并要求看到真实的科学家，而观众要什么，好莱坞就给什么。结果就是，荧幕上的科学家不再囿于刻板形象和反派设定，而更多地成为了可信且正面的角色。此外，科学家希望通过自身形象的传播促进科普工作，也促成了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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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60年间，主要得益于医疗进步和技术发展，美国人对于科学的益处持愈发肯定的态度。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美国民众认为科学利大于弊。尽管人们从未停止担忧科学的风险和危害，但与被核恐慌支配的70年代及80年代初相比，现在的公众情绪已经大大缓和。据说，以美苏核战的余波为题材的《浩劫后》（The Day After），自1983年播出以来至今，一直是评价最高的电视电影。

198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乔治·葛伯纳（George Gerbner）对电视上的科学家角色及其文化影响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指出，科学家的形象有着聪明而理性的特点，但在荧幕呈现的各行各业当中，科学家们最不善交际；而且，1/6的科学家是反派。报告总结道，“只有当我们将科学家与医生等职业相对照，而非孤立考察时，才能发现他们并未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形象总带点邪恶、麻烦、危险的意味，仿佛预示会有坏事要发生。”这些角色显然对观众，尤其是每天看电视超过四小时的“重度观众”，施加了不良影响，让他们排斥甚至厌恶科学。

然而，这些邪气逼人、见佛杀佛的电视科学家似乎正逐渐销声匿迹。2011年，安东尼·葛伯纳（Anthony Dudo）及其同僚对等人研究的未尽之处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发表了成果。经过比较2000年至2008年间黄金时段电视节目上各行各业的角色形象，他们发现只有3%的科学家以“坏人”面目示人，该比率低于其他任何职业。文章指出，不仅电视上的科学家非常正面，而且大量观看这些节目“有助改善那些有经历与剧情相似的人对科学的态度”。

怎么回事呢？新南威尔士州大学文学、媒体和表演艺术学院的副教授罗斯琳·海恩斯（Roslyn Haynes）通过研究虚构作品对科学家形象的描绘，发现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1960年代；在那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脸谱化的科学怪人或滑稽的配角。现如今，人们有其他事情要担忧：政治腐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海恩斯说：“我们不再需要科学家扮演坏人了，因为现在满大街都是坏人。”现在，科学家是帮我们解决问题的人。“我们知道科学家可以修补这个被我们糟蹋得满目疮痍的世界。假使尚有一线生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深谙危险并能设法克服它们的科学家。而过去，我们认为科学家本身就是危险。”

除了世道变迁，海恩斯认为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转变还与媒体对科学的大量报道有关。五六十年代前，极少数人见识过科学家。人们主要通过报纸和广播了解重大科学发现，偶尔有公开讲座或科学演示可供大众观摩。除非你自己是科学家，或者私下里认识一个，你这辈子都不太可能常常撞见他们。然而，电视改变了一切。

除了世道变迁，海恩斯认为人们对科学家的态度转变还与媒体对科学的大量报道有关。

二战后不久，英国的科学界人士渴望参与 BBC 科学节目的制作。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教员让-巴蒂斯·古永（Jean-Baptiste Gouyon）告诉我们：一开始BBC是拒绝的，直到一些制作人看到了“非专业听众”对科学的渴望，他们才回心转意。BBC大众科学系列纪录片《地平线》（Horizon）于1964年开播。根据当时的内部记录，这档节目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那些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可以将他们的好奇、观察和反思广而告之，并将他们最前沿的宇宙观注入人们的常识。”

通过自然历史类节目展示科学，是 BBC 的另一大法宝。1979年至今，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曾主持多档节目，带领观众们踏上旅程，一同惊叹路遇的奇观。这些节目让八九十年代的大众对科学家的印象大大改观，就像海恩斯所说，“爱登堡可是国民祖父，你会怕你的祖父吗？”

卡尔·萨根（Carl Sagan）则是美国电视上的“科学之友”。他的节目《宇宙：一次私人漫游》（Cosmos: A Personal Voyage）于1980年播出，并一度成为美国公共电视史上观看人次最多的节目，直到被《南北战争》（The Civil War）超越。和爱登堡的节目一样，萨根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对科学的惊叹和赞美展。他将“我们都是星尘”（we’re made of star stuff）铭刻在一代人心中，还发挥了前几年《太空竞赛》和《星球大战》等电影的余热，使得美国人对太空科学的激情愈发高涨。

科学纪录片从此成为电视台的常规节目，而近来它们对观众的吸引力甚至有增无减。古永说：“回顾《地平线》的历史，你会发现在90年代末到2001年前后，其呈现科学的方式有所转变。这档节目不再使用批判、调研式的口吻，而代之以对科学的歌颂。”

同时，这些节目中的科学家和主持人充满热情，平易近人，又富于探险精神；他们多数比较年轻，其中也有一些女性。“这些特质让人们觉得科学家是英雄，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海恩斯说，“他们和30年代科幻题材方兴未艾时的那些英雄不太一样——后者的故事往往惊世骇俗，点燃了一整个时代孩子们（主要是男孩子）的火箭科学梦——但前者也的确展现了科学家独具魅力、激人奋进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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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着这种新态度的潮流，荧屏上的虚拟科学家们很快迎头赶上。在《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中的埃米特·布朗（Emmett Brown）博士发明疯狂的时光机的八年后，《侏罗纪公园》中的科学家们用远古生物震惊了游客。然而，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布朗博士滑稽古怪的形象在1985年仍是可以接受的，而1993年《侏罗纪公园》中的古生物学家们可要高级多了。他们的工作基于观众在现实中接触过的东西：恐龙、DNA、整洁的实验室和专业的记录本。虽然从困在琥珀中的蚊子身上提取恐龙血液中的存留的DNA这样的神操作并不切实际，但这种想法倒是在情理之中。就在这个月（本文发表于2016年12月），现实生活中的古生物学家在琥珀里发现了一块长羽毛的恐龙尾巴碎片，并在血液中检测到了铁元素的痕迹。

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学传播副教授，2011年《好莱坞的实验室大褂》（ Lab Coats in Hollywood）一书的作者大卫·柯比（David Kirby）指出，《侏罗纪公园》标志着电影领域中科学现实主义的开端。这部电影的视觉特效绝佳，而镜头中的科学细节都出自专家之手。票房大获成功后，其他影片纷纷效仿，着重进行现实主义的细节刻画。既然观众喜欢，何不如法炮制呢？

柯比还解释说，这其实是目前在所有电影类型中都愈发显著的“现实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当我们谈论虚构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在意的不只是角色佩戴的手表是否犯了年代错误，或者某项科学作业是否用对了仪器。现实主义应该是整体的，包括角色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身处的情境。”柯比认为电影制作人“巨细靡遗地实践着这种现实主义，以求向观众呈现宛若真实世界的感觉。”

柯比回忆起与《犯罪现场调查》和《识骨寻踪》等法医学题材电视剧的制片人的交流，他说：“他们经常说观众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他们未必有证据来证明这点，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观众越来越精明了，从前那套滑稽古怪的科学画皮已经骗不过他们了。”

虽然2000年至2008年间电视网络展示了正面的科学家形象，观看这些节目却几乎无益于科学知识普及。

对于包含科学元素的电影，这就意味着以下两方面愈发重要：让片中的科学设定尽可能真实，以及让科学家角色像真正的科学家那样行动。

这股现实主之风也吹到了电视作品中。一部电影充其量也就几个小时，然而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可以每周播出，持续数年。《识骨寻踪》的粉丝已经陪伴着那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法医人类学家整整十二季了。《犯罪现场调查》的四个子剧集共800多集中，科学家们侦破的案件不计其数。《生活大爆炸》中的那些逗比带给观众的欢乐时光，也已经超过九年了。总而言之，虚拟科学家们在电视上亮相的时间要长得多。

也许较之于电影，电视节目面向更为多广闻博识的观众，于是肩负着更多责任感。《生活大爆炸》的科学顾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物理和天文学教授大卫·萨尔茨伯格（David Saltzberg）说：“你可以一边刷剧一边谷歌剧中内容。而且通过推特等社交媒介，电视剧的制作团队会收到海量的反馈。”

《生活大爆炸》剧组一开始就找到了萨尔茨伯格，从此他一直负责确保剧中的物理知识尽可能准确无误。每一集背景中白板上正儿八经的物理公式就是他的手笔，他还帮助编写台词中的科学讨论。“他们总是让我给一段故事情节点缀些科学元素。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个半秒钟说完的梗，或者一闪而过的镜头；有时候一整集内容都离不开科学。他们把故事主体部分写好后，我再想出五六个润色方案供他们选择。”

然而，这些“崭新”的荧幕科学家的教育意义并没有得到传播学者的肯定。根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普罗大众的科学知识水平在过去二十年间并没有显著提升。2001年以来，美国人在九道基础科学知识题中平均只答对了5.8道。杜多等人的研究指出，虽然2000年至2008年间电视网络展示了正面的的科学家形象，观看这些节目却几乎无益于科学知识普及。

可是，这些节目的积极意义的确有迹可循。2011年，英国物理学会的一位代表告诉《卫报》，修读物理系课程的人数激增部分得益于《生活大爆炸》剧集的风靡。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了。《犯罪现场调查》最火爆的时候，一些大学和学院不得不加设法医科学课程，以容纳那些梦想模仿剧集借助 DNA 证据破案的学生的雄心壮志。“《犯罪现场调查》效应”在电视剧停播后逐渐消失了，但这足以显示年轻观众如何受到电视节目影响。

乔恩·米勒（Jon Miller）作为密歇根大学科学素养提升国际中心的院长，在过去40年间一直关注着大众对科学的接受度。在一项始于1987年的时序研究中，他跟踪观察了一群七到十年级的学生，在他们成年进入职业生涯后依然持续。“电视往往是带领孩子通往新世界的一扇大门。”米勒说，“在你生长的家庭、社区，可能无法接触到科学家和律师，你身边可能没几个人上过大学。”所以电视是“让年轻人了解未来从事各色职业之可能性的重要途径。”但米勒也告诫我们，对科学感兴趣不必然导致一番事业；成为法医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学术之路是非常严苛而坎坷的，而大多数年轻人没有充足的准备。”

社会调查研究也证实了，在提升公众的科学知识与理解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取代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电视节目启发兴趣的功劳，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主义风格的科学家角色功不可没。

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真正的科学家们也要推波助澜。美国科学、工程和医药学院一直留意着影视作品中那些良莠不齐的科学家形象和科学元素，并最终于2008年开设了“科学与娱乐交流热线”，让制作人和编剧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科学家交流。该组织的副执行主管安·莫查特（Ann Merchant）说：“我们左顾右盼——谁的号召力最强呢？谁最能点燃大众的热情和兴趣？好莱坞啊！”

沃尔特的蓝色冰毒产业也提醒了我们，虽然电视上的科学家们总体转向了英雄式的角色，此人是个凶犯这一点毋庸置疑。

科学家们说，他们之所以拨冗指导这些电视节目，是因为他们在乎自己的虚拟化身以何种面目示人。他们知道一档流行节目的受众，要比自己的最新论文不知道多到哪去了，而且他们希望观众了解真正的科学是怎样的，更别说，观众还可能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当然，无论科学家多么乐意给他们的职业打广告，节目内容的决定权不在他们手里。好莱坞或许意识到了观众喜欢现实主义胜过令人出戏的胡诌，但有时候科学事实的绝对精确必须让位于叙事。

在与《绝命毒师》的创作者吉里根沟通时，纳尔逊便切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文斯问我，你觉得蓝色的冰毒怎么样？我只好回答，我反正不想吸蓝色的。”虽然纳尔逊从未亲自制毒，但她的化学知识告诉她冰毒应该是白色的，绝没有蓝色的。冰毒的任何原料或终产物都不会反射光谱的蓝色部分，所以如果你的冰毒是蓝色的，肯定掺了别的东西。吉里根没有听劝，纳尔逊则表示理解。“那是剧情需要，得体现出沃尔特·怀特的冰毒与众不同嘛。后来有人向我抱怨蓝色冰毒，你懂的，我只能告诉他们《绝命毒师》不是纪录片！”

沃尔特的蓝色冰毒产业也提醒了我们，虽然电视上的科学家们总体转向了英雄式的角色，此人是个凶犯这一点毋庸置疑。纳尔逊说：“我没听说过有那个科学家像他这样。”而另一方面，他和传统虚构作品中的坏蛋科学家也不一样。柯比描述他为“道德上模棱两可的罪犯”，还说：“把他推向邪恶深渊的不是科学。他最初是受了金钱的驱使而犯罪的，后来则是傲慢之故。”那些性格缺陷可以出现在任何人身上，而不是科学家特有的。——这不恰恰证明了，荧幕上的科学家们已经变成真实的人类了吗？

翻译：有耳

审校：陈小树

编辑：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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