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试图把这种难以描述的体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生物过程。研究者没有从“孤独”或“社会支持”入手，而是聚焦一种更具体的关系类型：那些“经常让你生活变得更困难的人”。在研究中，它们被称为hasslers，一种持续的干扰与负担。

研究团队分析了2345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和自我报告，并结合唾液样本中的DNA甲基化信息，使用两类表观遗传“时钟”，在分子层面来衡量生物学衰老。一类指标反映的是一个人“已经老了多少”，另一类则测量“正在以多快的速度变老”。

结果显示，这些关系的影响不仅存在，而且可以被精确量化。每增加一个这样的“消耗型关系”，一个人的生物学衰老速度就会提高约1.5%。这意味着，本来一年对应一年的生物衰老，现在会变成1.015年。单看一年，这个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但在时间尺度上，它会持续积累。在另一种衡量方式中，同样的关系差异会带来接近9个月的额外生物年龄，使两个实际年龄相同的人，在身体状态上出现明显分离。

更重要的是，这种效应并不局限于“衰老指标”。研究进一步发现，这些负面关系与一系列健康结果同时相关。从主观层面看，拥有更多hasslers的人更容易报告抑郁和焦虑；从客观指标看，他们的炎症水平、体重分布以及慢性病负担也更高。

这背后的机制与慢性压力的影响一致。当个体反复暴露于人际冲突或负担中，身体会持续激活应激系统，尤其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皮质醇等激素在短期内有助于应对挑战，但长期处于激活状态，会带来免疫抑制、炎症上升以及代谢紊乱。这些变化进一步通过表观遗传机制调节基因表达，使压力从一种短暂反应，转化为嵌入生物系统的长期痕迹。

如果仅仅如此，这项研究仍然可以被理解为“压力的另一种来源”。但它更关键的发现，在于不同关系类型的差异性。并不是所有“困难关系”都会产生同样的生物后果。来自家庭成员的hasslers，对衰老的影响最为稳定和显著。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些关系具有高度嵌入性：它们往往伴随着义务、历史和结构性的依赖，使个体难以退出或重新协商。正是这种“无法脱离”的特征，使其更容易转化为持续性的生理负担。

相比之下，来自朋友、同事或邻居的负面关系虽然同样存在影响，但通常更容易被中断或弱化，其生物效应相对较小。最出人意料的是，配偶关系中的“负面互动”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衰老加速效应。研究者认为，这类关系往往同时包含支持、资源共享与情感连接，其正向维度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负面因素，使整体效应趋于中性。

此外，从分布上看，大约30%的人报告在自己的核心关系网络中存在至少一个hassler。而女性、健康状况较差者、吸烟者以及有不良童年经历的人，更容易处在这样的关系结构中。

当然，这项研究仍然是相关性分析。研究者明确指出，存在多种替代解释：例如，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可能更容易感知或报告负面关系，或者某些人格特质同时影响关系体验与生理状态。但在控制了既往健康、吸烟行为、童年经历等变量之后，这种关联依然存在，并且在随访数据中表现出一定的时间顺序。

如果把这些结果放回到日常经验中，它们实际上重新定义了一类长期被低估的现象。这项研究所揭示的，不只是“关系会影响健康”，而是关系本身构成了一种环境暴露。与空气质量、饮食结构或睡眠习惯类似，它是一种长期作用于身体的变量，只是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参考文献：

Lee, B., Ciciurkaite, G., Peng, S., Mitchell, C., & Perry, B. L. (2026). Negative social ties as emerging risk factors for accelerated aging, inflammation, and multimorbid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23(8), e2515331123.

 今年4月，《自然·人类行为》发表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Jared F. Benge和贝勒大学的Michael K. Scullin的论文：“技术使用与认知老化的元分析”（A meta-analysis of technology use and cognitive aging）^[1]，该研究整合了全球136篇相关论文，这些文章关注了中老年人在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混合/多种数字技术使用的情况，涉及社会、经济、认知储备、健康等因素，覆盖了41万名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数据。该论文通过对过往研究的分析，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数字技术与中老年人认知健康的关系。

由于中老年人本就面临更大的认知控制困难，一些学者认为使用数字技术会加速中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增加他们罹患痴呆症的比率，这就是“数字痴呆”假说。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丰富的环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人的认知储备，比如增加了复杂的心理活动、社会联系等，因此接触数字技术反而能够防止认知衰退，有人称其为“技术储备假说”。

两种观点各有其理，但科学从不源于空谈，而建立在严谨的实验与系统的观察总结之上。“技术使用与认知老化的元分析”一文基于大量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与认知障碍风险降低相关，与随时间推移的认知衰退速率降低相关。研究还发现，技术参与可能促进中老年人的行为和心智过程，从而延缓认知衰退。即使在考虑了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健康和认知储备替代指标后，这种效应仍然显著。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

• 数字世界能提供更复杂、多变的脑力训练。积极动脑的活动，一直被证明有益于延缓认知老化。研究将使用数字技术，与读书、玩游戏、做手工等传统益智活动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使用手机、平板等数字设备，对大脑的益处至少不亚于这些传统活动，有时甚至更强。比如，玩纸上的填字游戏主要考验的是知识储备和词汇量；但在手机上玩一个文字游戏，人们不仅要思考谜题本身，还要学习如何操作不断更新的App、应对偶尔的卡顿、并屏蔽掉突然弹出的广告和消息。这一整套过程，能更好地锻炼情景记忆和信息处理速度。
• 丰富社交生活。社交是维持大脑活力的另一剂良方。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帮助老年人更方便地与家人朋友联系，减少孤独感。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带来的认知益处，在独居老人身上最为明显。不过这种效果并非总是立竿见影。如果线上的交流完全替代了面对面的见面，益处就可能打折扣。
• 数字技术弥补了老年人因年龄增长带来的记忆力和精力下降。例如，手机日历可以提醒他们按时吃药、支付账单；地图导航能帮助他们在不熟悉的地方认路，缓解出行焦虑等等。

不过，文章也特别提醒，尽管数据显示使用数字技术与认知健康整体呈正相关，但技术对老年大脑的影响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关键在于“怎么用”和“用多久”。研究认为老年人上网与认知健康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适度使用与更好的认知表现相关，而过度使用则可能适得其反。此外，研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数字先驱”一代，也就是在成年后才接触电脑和互联网的中老年人。而对从小就成长在数字环境中的新一代，技术带来的长期影响是否依然如此，仍有待观察。

数字陪伴，为孤独的生活添一份温度

当自己退休，子女也成家立业，许多父母便成了所谓“空巢老人”。这不仅会加剧他们的孤独情绪，还会显著提升认知衰退及痴呆风险，这一严峻的社会课题也得到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研究发现，数字科技能成为他们对抗孤独、保持社会联结的有力工具。

武汉大学的伍麟与杨旸的研究^[2]揭示了数字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价值。他们强调，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推动“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力量——它能促进社会互动、延缓认知衰退、增强自我价值感与信息参与能力。面对不少老年人在设备使用、操作技能上的“数字劣势”，除了情感支持，我们更应提供具体、实用的操作帮助，让老年人通过适当的学习，顺利完成从陌生到熟悉的数字跨越。

江苏师范大学的黄一诺与杨静慧开展的研究则聚焦于“幸福感”^[3] 。他们发现，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频率越高，其生活幸福感也越强。这一关系主要通过提升认知水平、增强社会信任与社会支持来实现。研究还指出，目前老年人的数字使用频率远未达到“过度”的程度，更谈不上因使用过多而导致幸福感下降。因此，营造包容的数字环境、提供更多学习与支持，对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唐丹、张琨、亓心茹等学者指出，使用互联网确实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但这种效果因使用方式而异^[4]。与人交流、联络亲友这类“人际型使用”，能有效拓展他们的家庭与朋友网络，从而减轻孤独；而单纯“获取信息”类使用，虽也能直接缓解孤独，但过度使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现实社交圈萎缩，间接带来孤独风险的回升。换句话说，互联网虽然是帮助老年人与社会连接的重要工具，但如何使用它至关重要。研究指出，社会应当鼓励老年人多用它来维系情感、加强沟通，才能真正帮助他们融入数字社会，远离孤独。

同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靳永爱、刘雯莉、赵梦晗等人则研究了短视频与老年人的关系^[5]。研究发现，不少中老年人正通过短视频观看娱乐内容、关注新闻健康、分享日常生活，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融入数字世界。那些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社会适应力。他们感觉与家人、老朋友的联络更频繁了，甚至还有机会结识新朋友。这种积极效应在使用年限较长的群体中更为明显，那些“触网”超过一年的用户，不仅在交际上更为活跃，与亲友的关系也更融洽；使用三年以上的长者，其社交网络规模也显著扩大。短视频既满足了精神娱乐需求，也强化了代际联结与社会参与，让长者在退出职场后，仍能保持与社会的同频共振。不过，研究也提到，每周使用1至4次、或平均每天不超过30分钟的“甜点式”使用，在提升社会适应、改善家庭关系等指标上表现最佳。而当每日使用时间超过2小时时，其负面影响则可能抵消原有的益处。

整体来看，互联网带来的认知益处，在独居或缺乏线下陪伴的老年人中尤为明显。短视频等数字技术在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数字陪伴’角色。不过，这些研究并未将数字技术捧为治愈老年人孤独的唯一“神药”。真正健康的模式是用线上的趣味内容点燃对生活的热情，让数字世界成为通向真实生活的桥梁，而非变成隔绝现实的壁垒。另外，数字技术虽然为老年人提供了保持社会联系、缓解孤独感的机会，但也可能带来诸如错误信息、网络诈骗、注意力分散等新型风险。因此数字技术对老年人认知健康产生的效应虽然大体是积极的，但这背后其实是益处与风险相互平衡的结果。

给父母的刷手机小tips

尽管许多研究都认为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能对他们的认知健康产生正向作用，但也都指出应该引导老年人正确使用它们。作为子女，与其禁止父母刷手机、看短视频，不如帮助他们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让他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正确使用数字技术工具，真正从中受益。我们可以当好父母的“侦察兵”：主动留意父母的浏览内容，帮他们及时识别可疑信息；做好父母的“教练员”：教会他们搜索正确信源的方式，学会屏蔽、举报等核心技能；为父母装备“防护甲”：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为他们科普安全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提前防范和规避风险，提高反诈能力。

我们无法阻止岁月流逝，但可以选择衰老的姿态。科技的意义，从来不该是将慢行的人抛在身后，而是托举更多人与时代链接。愿我们的父母，能无负担地点开短视频，能自如地使唤AI助手，找到新的乐趣与陪伴。

他们曾教会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现在轮到我们陪伴他们，从容、快乐地融入这个崭新的数字世界。

参考文献

[1] Benge, J.F., Scullin, M.K. A meta-analysis of technology use and cognitive aging. Nat Hum Behav 9, 1405–1419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5-02159-9

[2] 伍麟,杨旸.数字技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心理价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06):65-77.DOI:10.16783/j.cnki.nwnus.2021.06.008.

[3] 黄一诺,杨静慧.数字技术使用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J].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2024,3(04):122-131.DOI:10.20186/j.cnki.hustitama2022.2024.04.11.

[4] 唐丹,张琨,亓心茹.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网络及孤独感的影响：基于用途的分析[J].人口研究,2022,46(03):88-101.DOI:CNKI:SUN:RKYZ.0.2022-03-007.

[5] 靳永爱,刘雯莉,赵梦晗,等.短视频应用平台的使用与中老年人生活——基于专项调查的探索性研究[J].人口研究,2021,45(03):31-45.  

这是上映于2013年的科幻电影《她》的剧情，却也奇妙地预言了十多年后的今天的现实。随着大语言模型（LLM）的技术突破，和ChatGPT的问世，无数的萨曼莎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人不只把AI作为生产力助手，而是当作倾诉情感的对象。大量基于LLM的软件涌现出来，给人类提供情绪支持、疗愈甚至心理咨询。有人说，AI比咨询师更理解ta，有人却觉得机器永远不能替代人与人的情感连结。AI是否具备共情能力？为什么不同人对AI共情的接受程度差异如此之大？在AI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与AI的关系，想象共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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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瘾，抑郁，焦虑这些沉重的话题，“幽默”的严肃性好像一直被低估了。然而，幽默（Humor）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承载着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认知的关键信息。在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片小天地中，来自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们已经默默研究笑话一个世纪了。其中，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认为幽默是一种整体的“现象”，而语言学的学者们却在尝试把幽默再次细化拆分，研究其机制。总体而言，让人发笑的事物是有一定语言学规律的。

掌握这些规律，无需熬夜背梗，你就是笑点制造机。

幽默是什么？

幽默可以被简单理解为引人发笑的语言和动作。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当我们将幽默放到社会语境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有的笑话的笑点十分复杂，需要讲述者和倾听者都具备对某一事物相同的认知水平，并且还需要有能力知道对方的认知，即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能力。

那么，在学术的语境下，幽默究竟该被如何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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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短视频真的会越刷越上瘾吗？屏幕背后刷着短视频的你我，都已经患上短视频成瘾无法自拔了吗？短视频真的成为吃人大脑的“电子鸦片”了吗？互联网上这些“危言”，我们到底该听劝还是漠视？面对这些疑问，专业的研究人员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这些答案是否得到了人们正确的解读？

综合已有的许多研究来看，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短视频有害论”。互联网上营造的道德恐慌感，可能无形中引导人们对短视频产生了许多负面看法。想要搞清楚刷短视频是否对个体存在诸多负面影响，我们还需要更多未来研究。

看短视频只为获得简单的快乐？

只需轻轻滑动手指，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低成本+高快乐带来的沉浸式享受，自然而然地会被认为是人们无法抵御的诱惑。然而，刷短视频不是一种”简单的快乐”，这种使用行为与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以及短视频应用的特征息息相关（Xiong et al., 2024[1]）。

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的短视频使用倾向

人格特质是个体在行为、情感和认知上的稳定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使用短视频的倾向。研究者发现，具有某些人格特质的个体更有可能过度使用短视频。例如，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而产生无聊、孤独等负面情绪，短视频对他们而言是情绪调节的工具[2]。结合情绪识别与自我报告的研究的确发现，短视频新用户会在使用一周后表现出更加积极的面部情绪，积极的、放松的情绪也能促使新用户更多地使用短视频[3]。

低宜人性的个体也更有可能过多使用短视频[4]。宜人性反映了个体在社交中的合作性、同理心和利他倾向，低宜人性的人更看重竞争而非合作，更有可能对他人持谨慎猜疑的态度。短视频平台给在现实生活中社交不如意的低宜人性者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他们拥有丰富的自我表达机会，这有助于展现自我价值、赢得他人掌声。同时，他们在平台上还可以轻松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互动（如点赞、评论、转发）。对社会支持需求的满足恰恰是促进个体继续使用短视频应用的重要力量[5, 6]。值得一提的是，低宜人性个体不仅可能过多使用短视频，也可能过多使用其他媒介。人们担心过度使用短视频会带来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短视频本身是“坏东西”。凡事都要适量。如果一开始就预设立场认为“短视频是不好的”，那么很容易通过把极端案例（比如过度使用短视频的情况）当作普遍案例进行泛化，来得到这个预设结论，但这种论述显然是不科学的。

家庭环境会影响青少年的使用倾向

用户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对于他们使用短视频具有重要影响。我们以青少年群体为例，他们是人们试图谈论短视频危害时常常被提及的一大群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为什么会刷短视频呢？Vossen等人（2024）[7]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息息相关。与父母关系融洽、能感受到父母关爱的青少年，往往在社交媒体使用上更加有节制，他们更倾向于将社交媒体作为拓展社交圈和获取知识的工具，而非逃避现实或排解负面情绪的手段。相反，在关系紧张、缺乏沟通的家庭中，青少年可能会将过多时间投入到社交媒体中，以此来逃避家庭中的不愉快。此外，父母的电子设备使用习惯也值得我们重视。当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过度使用手机（即“低头行为”）时，青少年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即在社会比较中感受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观不公平感），进而更多地使用短视频[8]。

压力大情绪差、社交焦虑、亲子关系不融洽、……我们必须意识到，短视频的爆火绝不只是它能够提供快乐这么简单。与其简单地将其视为“电子多巴胺”，不如深入探究人们使用短视频这一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毕竟，即使短视频消亡了，用户也会寻找其他方式来排忧解难。

看短视频上瘾？没那么容易

假如列出短视频的几大罪状，“上瘾”一定是很多短视频反对者心目中的TOP1。

在谈论“上瘾”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物质成瘾研究：目前一项关于成瘾的科学共识是，它是由遗传易感性和反复接触特定物质结合导致的[9]。物质的使用量与可能造成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线性关系，例如，高脂肪食物摄入越多，体重越大。与药物、食物、酒精等物质不同（可以选择是否服用），在21世纪，使用数字科技对人们来说是无可避免的，有些时刻甚至是强制的（如用电脑办公、用互联网交流）。同时，数字科技使用时长与其对个体影响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线性，与适度使用者相比，完全不使用者与过度使用者的抑郁风险均更高[10]。基于这样的背景，直接根据使用时长来判断是否对数字科技成瘾可能是不恰当的[11]。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使用短视频时间更久便意味着成瘾。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或判断个体出现了短视频“成瘾”症状呢？

在探究短视频的“成瘾”问题时，研究者通常会使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探究用户对短视频使用的态度，并以“problematic u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短视频平台的问题性使用）或“short video addiction”（短视频成瘾）命名研究变量。从这个角度而言，量表的效度将直接影响相关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然而，回顾已有研究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所使用的短视频“问题使用”/“成瘾”量表，都来源于其他行为成瘾量表或社交媒体成瘾量表的简单改造。以一些文章时常引用的一项研究为例，浙江大学Su等人（2021）直接将互联网成瘾测验（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中的“Internet”一词改为“Douyin”[12]。诸如此类的量表研究不免令人担忧[13]。各类应用有其特点，开展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到应用特性设计量表。更重要的是，改编量表的得分是否真的适合用于判断个体对短视频的成瘾程度？

2021年，来自温彻斯特大学的Satchell等研究者便针对改编量表的合理性问题开展了一项有趣的研究[14]。他们沿用社交媒体成瘾研究的惯用做法，将高引用的社交媒体病态使用量表进行改编，开发了“线下朋友成瘾问卷”（Offline-Friend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O-FAQ）。分析807名受访者的量表得分发现，69%的受访者都应被判定为患上了“与朋友相处成瘾”。Satchell等人的研究不免令人重新审视现有的许多“短视频成瘾”研究。假如我们信赖改编量表测出的“短视频成瘾”症状，那么，你一定也能接受“与朋友相处成瘾”这样充满戏谑的说法。换言之，现有的短视频成瘾量表测得的可能是个体对于事物的一种普遍态度，而并不代表个体真的对短视频成瘾了。这些量表既可以测出个体对短视频成瘾，也能测出个体对与朋友相处成瘾。因此，在看待现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时，我们应持谨慎的保留态度，许多结论可能只是修辞学的产物而非事实真相。

后退一步，即使我们愿意接受改编量表的研究方法，认为量表能有效反映用户对短视频的成瘾情况，那么，基于现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用户真的那么容易上瘾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Peng和Liao（2023）[15]收集了10668名受访者的数据，基于改编量表（改编自the Bergen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cale）得分使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发现，只有9.8%的受访者会被归入“问题性使用者”一类。同时，还有10.4%的受访者被归入了“高度使用但低成瘾风险”一类，他们在显著性（如“我思考如何减少工作/学习以更多地使用TikTok”）与耐受性（如“控制使用TikTok的时间对我是困难的”）两大量表成分上得分较高，但并没有展现出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抑郁、焦虑、压力）。由此来看，显著性、耐受性等成分可能不具有病理性判断的能力（即指向成瘾）[16]。因此，即使我们直接使用改编量表，也并非所有量表成分都适合用于判断用户的“问题性使用”甚至“成瘾”程度，而现有的许多研究仍以使用量表总分为主，并未拆分到更加细致的成分得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已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结论，我们也应保持更加谨慎的解读。

总而言之，现有的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不能仅凭使用时长或改编量表的总分就轻易断定个体对短视频成瘾。即使我们忽略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就现有结果来说，短视频成瘾依然不是一件易事。

短视频是致郁剂？

网络声音中将短视频视为成瘾物质的一大原因在于：看短视频会给用户的心理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确，许多研究让用户根据自身情况填写量表，报告自己的短视频使用倾向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许多负面的心理状况（如抑郁、焦虑、无聊、孤独等），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短视频成瘾量表得分存在关联，但是否能因此得出看短视频导致抑郁/焦虑的结论呢？答案目前还是否定的。

清华大学Qu等人（2024）[17]面向中国大学生开展了一项长达一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分别使用改编自Facebook成瘾量表的短视频成瘾量表和患者健康问卷（PHQ-9）来测量用户的短视频成瘾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他们发现，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复杂的循环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如看短视频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变差）。一方面，负面情绪会促使用户使用短视频，在情绪低落时，用户倾向于使用短视频来调节情绪，寻求短暂的安慰。另一方面，使用短视频时的“冲突感”（如因短视频使用对学习等重要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能够预测用户未来的“内疚感”等负面情绪，而内疚又会反过来加剧用户使用短视频时的冲突感，形成一个负面循环。

此外，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与使用短视频的方式有关。首都体育学院Yao等人（2023）[18]针对中国大学生开展过类似的追踪研究，他们区分了4种不同类型行为的使用频率（受访者自陈）：观看短视频、制作短视频、观看直播、制作直播。基于829名受访者2个月的追踪结果，他们发现，只有观看短视频的频率与2个月后短视频问题性使用量表得分存在微弱的正向关联（0.160），其他类型行为的频率都与该量表得分未发现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03~0.06）。同时，短视频应用的使用时长、观看短视频的频率与抑郁、社交焦虑、无聊倾向、痛苦情绪耐受度等心理健康指标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06~0.04）。更为有趣的是，制作短视频、观看直播、制作直播等行为的频率与上述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0.29~-0.15）。换言之，制作短视频、观看/制作直播较多的用户甚至表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该结果与网络上大肆炒作的“短视频危害论”甚至是相反的。

一些研究者还尝试使用新技术探究了短视频使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Cosmann等人邀请了41名从未使用过TikTok的用户进行为期1周的体验[3]。除了让用户填写量表报告情绪，他们还分析了用户刚开始使用TikTok与1周后使用TikTok时的面部表情。结果发现，用户面部表情是积极还是消极，与他们1周内使用TikTok的总时长以及他们主动使用TikTok的意愿都只存在微弱的关联或无关联。这项尝试性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结合上述研究来看，“看短视频导致心理健康变差”这样的结论是不准确的。现有研究仅能支持短视频成瘾量表得分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共变”关系，而非单向的因果联系。

看短视频会“降智”？

除开心理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也是媒体们热衷于提及的。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iii]，人类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等智力能力正在下降，这可能是人们更多地接触视觉媒体所导致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最新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人类的智力似乎在2010年代初达到顶峰，此后一路处于下降趋势。该报道称，智力下降的“转折点正值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人们开始从文本媒体向视觉媒体转变，向着一个对屏幕着迷的‘后文字’社会转变”，并据此暗示看短视频对认知能力存在负面影响。

一些研究可能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潜在的支持性证据。例如，Xu等人（2023）[19]招募了454名初一学生和368名高一学生，通过自陈量表获得了学生们上学期间的短视频日常使用时间、对算法推荐的依赖程度、学业延迟满足程度，同时通过认知测试测量了学生们的工作记忆、言语能力。他们发现，初一学生的短视频日常使用时间与工作记忆、言语能力以及语数学业成绩仅存在微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0.33~-0.21）。然而，相关关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据此得出“看短视频降智”这样的结论。

Xu等人的研究正是大量已有研究的缩影：基于自我报告、结果只能表明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事实上，在与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研究领域，Wilmer等人回顾了与认知能力相关的大量研究[20]，目前还少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机对注意、记忆等重要的认知功能有长期的影响。以媒体们极为关心的“注意力”为例，现有的大量研究只能表明，智能手机会吸引个体的注意力，使得个体从正在进行的活动上分心，并将注意力短暂地转移到手机上。然而，目前没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机会深层地、不可逆地改变个体的注意力。还有一些研究使用量表探索了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的关联，但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即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是否存在相关以及相关关系的方向都还不清晰。换言之，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断言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存在负向关系，更不必说手机会导致注意力恶化了。类似地，“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个体更喜欢即时满足”，这样的论断也缺乏长期追踪研究的证据支持。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证据还无法支持我们得出看短视频会“降智”的骇人结论，我们仍需要更多长期的追踪研究来探索这一问题。

看短视频让大脑“腐化”了吗？

与心理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相比，“看短视频影响大脑”是让很多人更加兴奋的一个话题，浙江大学团队2021年的一项研究成为了媒体们乐此不疲引用的“证据”。

Su等人（2021）的研究聚焦于个性化推荐与大脑区域激活之间的关系。她们招募了30名浙江大学学生，实验开始前邀请每位被试登陆自己的抖音账号，研究者使用并录制了6分钟由被试的抖音账号刷出的短视频（即个性化视频）。相应的，研究者也录制了6分钟抖音新用户刷出的短视频（即普通视频）。实验开始后，每位被试将交替观看个性化视频和普通视频，每段视频播放1分钟后切换到另一类型视频。

fMRI分析结果发现，与观看普通视频相比，观看个性化视频时被试在双侧颞上回和颞中回（bilateral superior and middle temporal gyri）、颞极（temporal pole）、背侧后扣带回（ventral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角回（angular gyrus）等脑区激活程度更强，这些区域都属于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与注意力控制、自我参照以及奖赏加工有关。此外，观看个性化视频时被试DMN区域与视听觉处理相关的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也更强，与奖赏加工有关的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也表现出明显激活（观看普通视频时未明显激活）。

Su等人的这项研究表明，个性化视频可能是通过影响DMN和VTA等脑区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进而有更强的动机观看视频，此结果为我们理解短视频的吸引力提供了初步的脑科学证据。但显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根据推断看短视频会改变大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短视频对大脑区域激活程度的影响能够长期甚至永久性存在。

事实上，针对社交媒体的大量研究也存在类似的过度解读问题，“脑腐”（brain rot）一词甚至成为了2024年的牛津年度词汇。而Wadsley等人（2023）回顾了大量研究[21]，他们发现，尽管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一些脑区活动的变化有关联，但证据可靠的研究数量尚少、各研究也存在方法上的异质性。追踪研究的缺失也让我们难以判断社交媒体使用与大脑变化之间的因果关联。综合来看，我们难以肯定地从科学上承认“脑腐”这一热词，更不必说接受“短视频改造大脑”等论断了。

成长于短视频年代的新生代被毒害了吗？

“玩手机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网络游戏毁了我们一家”、“让孩子免受社交媒体之害”、……毫不意外，青少年危害论也落在了短视频之上。畅销书作家、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新书《焦虑一代：童年大重构如何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流行》（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中便认为，社交媒体等科技的发展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标题无疑自带流量，对于不想要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的许多家长而言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愿意因此而接受“短视频危害青少年”的论断。但正如前文我们所列举的许多研究证据，短视频会毁了孩子的论断值得审慎考量。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坎迪斯·奥杰斯（Candice Odgers）直言不讳地指出，海特的“恐惧叙述和恐吓策略”让书籍一定会畅销，但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害的故事。事实上，大量的元分析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只存在微弱的关联甚至是无关联[22, 23, 24]。对于政策制定者与公众而言，明明有更多更加成熟稳定的风险因素需要重视，他们不应该在缺乏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营造技术危害的道德恐慌感[25]。

不仅仅是心理健康问题，对大脑的影响也是青少年受害论的重灾区。然而，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普日比尔斯基（Andrew Przybylski）及其同事对美国近12000名9~12岁儿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既没有发现屏幕使用时间会影响儿童大脑的功能连接性，也没有发现屏幕使用时间更久的儿童幸福感更低或认知能力更差[26]。

总言之，“短视频危害青少年”的观点迎合了部分家长的恐慌、焦虑情绪而得以广泛传播。但理性来看，科学研究目前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谨慎看待技术危害论

从手机、网游再到短视频，从更抑郁、更焦虑再到大脑都被毁坏，技术危害论不停地改换马甲在互联网上蔓延。假如真的如很多人渲染那般，科技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不断创造新兴科技呢？而更加显然的事实是，日新月异的科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无可磨灭的力量。

诚然，一些技术危害论可能是发布者们的刻意营造，他们深知这类话题天然具有巨大吸引力。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技术危害论背后公众认知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他们仍有可能错误解读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更不必说缺乏专业知识的媒体与公众。以短视频为例，大多数研究都只能说明短视频与心理健康、大脑功能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时常被误解为因果。一旦这些误解藉由媒体出现在公众意识之中，甚至形成人心中的刻板印象，那么想要消除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我们如何减少甚至消除技术危害论对人们的影响呢？如何引导公众客观看待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呢？更多严谨的科学研究仍旧是必须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开展大规模的纵向研究或采取严格的实验控制来探索短视频对个体的影响（即因果关系），这在现阶段仍旧是困难重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期待专业的研究人员与媒体合力为公众带来更多严谨的科学解读，逐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减少误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与敌对情绪。

注释及参考文献

[i]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于2025年1月17日发布，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5/0313/MAIN17418452848150SDUMQZGSU.pdf

[ii] 数据来源：《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于2024年3月27日在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发布，http://www.cnsa.cn/art/2024/3/28/art_1977_43660.html

[iii]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人类正在集体“降智”？“刷视频”或是罪魁祸首》，人类正在集体“降智”？“刷视频”或是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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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初级分析师和助理银行家们常常面临每周90至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年轻的金融精英们每天清晨踏入办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离开，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须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户面前。为了应对这种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强度，许多人转向了处方兴奋剂，并将它们视为职场生存的必需品。

马克·莫兰的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名在纽约瑞信实习的年轻投资银行家，面对即将到来的每周90小时工作量，他向同事寻求建议。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惊却又在业内习以为常：去华尔街的一家健康诊所，告诉工作人员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莫兰按照建议前往诊所，只花了五分钟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回答诸如”是否难以保持条理”、”是否拖延”等问题。随后的医生问诊更像是例行公事，医生直接草率地宣布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阿德拉的处方。整个过程快速而机械，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精神类药物的过度处方和获取的便利性。这些精品健康诊所和远程医疗平台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惊人地容易，它们通常不接受保险，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极为宽松的药物处方标准。

“他们给了我处方，几个月内，我就上瘾了，”莫兰回忆道。”你开始依赖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后，我能连续工作数小时，甚至对年轻投资银行家的一些单调任务产生兴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对齐公司标志或在Excel中格式化单元格。”这种药物让他能够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保持专注，但同时也开启了依赖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已经在职场公开化。在旧金山富国银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门工作的乔纳·弗雷描述，有同事会在公共办公区的办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药片，而周围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仿佛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杰富瑞集团休斯顿办公室，分析师们在制作财务模型和PowerPoint幻灯片时，一次会放两个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办公区堆成金字塔，成为工作强度的另一种象征。

更极端的是，在休斯顿有银行家会一口气喝下”魔爪炸弹”——一杯装满魔爪能量饮料再加入一支超强版5小时能量饮料的混合物，相当于一次性摄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不断推高极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药物和刺激物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成了行业默认的规则。

而在科技行业，另一种趋势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药物如裸盖菇素（魔术蘑菇）来增强创造力和专注力。保险经纪公司Frontier Risk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体验后，创建了一种特殊的团队视频会议形式，让12人团队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没有议程。他承认，清醒的自己本会认为这种共同沉默的坐着太过”神神叨叨”，不适合职场，但在药物影响下，他认为这可以激发即兴的协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咨询公司陷入困境时，开始服用小剂量的魔术蘑菇，发现自己能长时间专注于重要任务。她将这种体验称为”生物黑客的下一个层次”，并进一步表示说”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比旁边的人在八小时内更有创造力，那就是一种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科技行业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以及将人体视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优化”的系统。

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在华尔街，初级银行家的薪水可达20万美元，而成功晋升可获得七位数年薪。纽约精神科医生塞缪尔·格拉泽指出：”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现出色。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能会促使人们使用药物来提高业绩。”

获取药物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像纽约的Trifecta Health这样的精品健康诊所以及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医疗网站，都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异常简单。拥有并经营Trifecta的精神科医生爱德华·弗鲁特曼承认，他的客户中有50%来自华尔街。这些客户转向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高能工作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人类真正能产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这些医生还借口说工作困难可能是未经治疗的ADHD的迹象。这种说法模糊了正常人类能力的界限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区别，为药物的过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这种追求效率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德拉和万思达被归类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并列，因为它们有很高的滥用潜力。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体重急剧下降、失眠和精神问题。

莫兰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阿德拉换成了万思达，剂量稳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这是该药物的最大日剂量。在纽约的精品投资银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间，他曾在办公室为客户准备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点，回家换衣服后，大约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与客户会面，途中服用了万思达。那天上午，在调整一个财务模型时，他开始出现心悸，感觉就像刚跑完800米冲刺，”只不过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识到必须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银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显了药物依赖的恶性循环。他开始服用阿德拉是为了应对在旧金山办公室凌晨4点开始并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工作日。当他在纽约找到新工作后，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两到三倍，医生提出增加他的剂量，他欣然同意。”我开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开始是一周五天，然后变成了一周七天，因为我大多数周末都在工作，”他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弗雷开始忘记是星期几，因为药片使他陷入不间断的高效狂热中。他失去了食欲，体重下降了约25磅。最终，他在2022年辞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药物，搬回父母家。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感觉恢复正常：晚上会出现冷汗，要么连续睡12个小时，要么根本不睡觉。”我开始时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风险，”他说。”但回报是成为董事总经理并获得七位数的薪水。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个优势才能成功。”停药后，”我基本上必须重新学习作为一个在社会中运作的人类的基本知识，而不仅仅是去办公室工作到死。”

药物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纽约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银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万思达，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这远高于格拉泽医生所说的典型起始剂量（每天30毫克的万思达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发现药物让他感到反社会和孤立，阻碍了他在工作中进行随意交谈的能力。“我觉得药物使我变得像机器人一样，高度交易性，无法接受与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为我看不到即时的价值增加。”这种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药物如何剥夺了使用者的人性，将他们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在美国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和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高管和普通员工为了应对激烈的职场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开始依赖各种药物。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咖啡因或能量饮料，而是处方药物如阿德拉（Adderall）、万思达（Vyvanse）等ADHD药物，甚至包括氯胺酮和迷幻药等更具争议性的物质。

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中，初级分析师和助理银行家们常常面临每周90至100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些年轻的金融精英们每天清晨踏入办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离开，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须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客户面前。为了应对这种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强度，许多人转向了处方兴奋剂，并将它们视为职场生存的必需品。

马克·莫兰的经历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名在纽约瑞信实习的年轻投资银行家，面对即将到来的每周90小时工作量，他向同事寻求建议。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令人震惊却又在业内习以为常：去华尔街的一家健康诊所，告诉工作人员你难以集中注意力。

莫兰按照建议前往诊所，只花了五分钟填写了一份简单的调查问卷，回答诸如”是否难以保持条理”、”是否拖延”等问题。随后的医生问诊更像是例行公事，医生直接草率地宣布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毫不犹豫地开出了阿德拉的处方。整个过程快速而机械，反映了美国医疗体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精神类药物的过度处方和获取的便利性。这些精品健康诊所和远程医疗平台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惊人地容易，它们通常不接受保险，收取高额费用，却提供极为宽松的药物处方标准。

“他们给了我处方，几个月内，我就上瘾了，”莫兰回忆道。”你开始依赖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后，我能连续工作数小时，甚至对年轻投资银行家的一些单调任务产生兴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对齐公司标志或在Excel中格式化单元格。”这种药物让他能够在极端工作条件下保持专注，但同时也开启了依赖的恶性循环。

这种现象已经在职场公开化。在旧金山富国银行医疗保健投资银行部门工作的乔纳·弗雷描述，有同事会在公共办公区的办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药片，而周围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仿佛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杰富瑞集团休斯顿办公室，分析师们在制作财务模型和PowerPoint幻灯片时，一次会放两个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办公区堆成金字塔，成为工作强度的另一种象征。

更极端的是，在休斯顿有银行家会一口气喝下”魔爪炸弹”——一杯装满魔爪能量饮料再加入一支超强版5小时能量饮料的混合物，相当于一次性摄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不断推高极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药物和刺激物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成了行业默认的规则。

而在科技行业，另一种趋势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药物如裸盖菇素（魔术蘑菇）来增强创造力和专注力。保险经纪公司Frontier Risk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体验后，创建了一种特殊的团队视频会议形式，让12人团队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没有议程。他承认，清醒的自己本会认为这种共同沉默的坐着太过”神神叨叨”，不适合职场，但在药物影响下，他认为这可以激发即兴的协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咨询公司陷入困境时，开始服用小剂量的魔术蘑菇，发现自己能长时间专注于重要任务。她将这种体验称为”生物黑客的下一个层次”，并进一步表示说”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比旁边的人在八小时内更有创造力，那就是一种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科技行业对效率的极度追求，以及将人体视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优化”的系统。

这些行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动机。在华尔街，初级银行家的薪水可达20万美元，而成功晋升可获得七位数年薪。纽约精神科医生塞缪尔·格拉泽指出：”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现出色。巨大的经济回报可能会促使人们使用药物来提高业绩。”

获取药物的途径也变得更加便捷。像纽约的Trifecta Health这样的精品健康诊所以及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远程医疗网站，都使获取ADHD药物变得异常简单。拥有并经营Trifecta的精神科医生爱德华·弗鲁特曼承认，他的客户中有50%来自华尔街。这些客户转向他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高能工作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药物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任何人类真正能产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这些医生还借口说工作困难可能是未经治疗的ADHD的迹象。这种说法模糊了正常人类能力的界限与病理状态之间的区别，为药物的过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借口。

然而，这种追求效率的做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阿德拉和万思达被归类为二类管制药品，与可卡因和阿片类药物并列，因为它们有很高的滥用潜力。滥用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体重急剧下降、失眠和精神问题。

莫兰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从阿德拉换成了万思达，剂量稳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这是该药物的最大日剂量。在纽约的精品投资银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间，他曾在办公室为客户准备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点，回家换衣服后，大约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与客户会面，途中服用了万思达。那天上午，在调整一个财务模型时，他开始出现心悸，感觉就像刚跑完800米冲刺，”只不过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识到必须停止使用这些药物。

银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显了药物依赖的恶性循环。他开始服用阿德拉是为了应对在旧金山办公室凌晨4点开始并持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工作日。当他在纽约找到新工作后，工作量至少增加了两到三倍，医生提出增加他的剂量，他欣然同意。”我开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开始是一周五天，然后变成了一周七天，因为我大多数周末都在工作，”他回忆道。

随着时间推移，弗雷开始忘记是星期几，因为药片使他陷入不间断的高效狂热中。他失去了食欲，体重下降了约25磅。最终，他在2022年辞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药物，搬回父母家。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感觉恢复正常：晚上会出现冷汗，要么连续睡12个小时，要么根本不睡觉。”我开始时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风险，”他说。”但回报是成为董事总经理并获得七位数的薪水。我觉得我必须有一个优势才能成功。”停药后，”我基本上必须重新学习作为一个在社会中运作的人类的基本知识，而不仅仅是去办公室工作到死。”

药物依赖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纽约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银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万思达，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这远高于格拉泽医生所说的典型起始剂量（每天30毫克的万思达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发现药物让他感到反社会和孤立，阻碍了他在工作中进行随意交谈的能力。“我觉得药物使我变得像机器人一样，高度交易性，无法接受与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为我看不到即时的价值增加。”这种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药物如何剥夺了使用者的人性，将他们转变为纯粹的生产工具。

参考来源：

The Drugs Young Bankers Use to Get Through the Day—and Night

They Say Drugs Make Them Better at Their Jobs. Are They Tripping?

The Long Nights and Drug Addiction That Drove a Banker to Insider Trading

Generation Xanax: The Dark Side of America’s Wonder Drug

编译：李泽伟，胡夏天

然后就轮到我了。诊室里开着一扇大大的窗户，阳光透过树冠的缝隙洒进来，给房间抹上了一层暖色调。书桌后面的医生神情疲惫，而我不过是那天下午的第二个病人。

“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阿斯伯格，”我说。

医生看起来有些惊讶。她快速确认了几个问题——确实是我自己要看，不是给某个不存在的孩子问诊——然后让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开始了我的独角戏，背诵起我已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次的台词：

母亲常说，我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我学说话特别早，学走路特别晚。上学的时候，我最讨厌跳绳和广播操，学得很艰难。班里有什么八卦，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我讨厌假期，因为假期会打乱我的日程，我还得去见家里人。我和家里人很疏远，因为我们没有共同兴趣，估计他们也不知道拿我怎么办。我觉得我的怪异之处和父亲一模一样。我大学的时候很可能有过抑郁，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任何求助的途径。我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但我会说三门外语和一种方言。我经常会提前思考要说什么，就像现在这样。如此等等。

医生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脱口秀，然后问了几个问题。最后，她说：“你看起来确实有一些自闭症的特质，但你现在过得还可以，对吧？我不作诊断，但我不是在否定你，我没说你不是。我只是不下判断。”

“另外，如果你打算要小孩的话，”她又说，“我是说如果啊，没关系的。自闭谱系障碍的特质不一定会传给小孩。就算有这些特质，你也知道怎么去应对它了。”

我向她道谢，离开了诊室。在此之前，我读过很多故事，讲述自闭谱系障碍（ASD）人士在得到诊断之后的感受，并且还读过一篇被排除诊断之后的自述。我以为去看精神科就好像打开那个装着薛定谔的猫的盒子，医生会告诉我，我究竟有没有ASD。我没想到，盒子里面还有一个盒子。

医生说，如果我很想确认一下的话，她可以给我开一个诊断性测试。她说了价格，我立马放弃。她点了点头，说：“测试也不能保证你能确诊。就算你确诊了，也没有针对自闭症的治疗手段。我看你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在去见她之前，我做了不少功课。一位学习心理咨询专业的朋友说，医生不轻易开成人ASD的诊断，除非我同时还有抑郁、焦虑这些需要药物治疗的状况；而如果我需要吃药的话，医生还要同时向我居住的社区报备，然后我就进了某个监控系统，“跟那些弱智和疯子一个待遇”，另一个朋友警告我。

她们都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要得到诊断。简单来说，我想要听到那句魔法咒语“这不是你的错”。我接受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只是为了确认自己是不是和母亲所说的一样无可救药。我做了每一个我能找到的在线测试，只是为了确认我表现出来的不同之处都是因为我的基因或神经通路。最后，我希望有位专业人士来评判这些结果。

我想要一份许可证，让我可以畅谈我的怪异感受而不必感到愧疚。但首先，找到一个合适的术语来描述这种状况就并非易事。阿斯伯格综合征（AS）已经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标签，通常用于形容脾气古怪的天才，但它其实不是一个有效力的诊断，已经被并入ASD当中。有的精神科医生还在开具这个诊断，改变需要时间。所谓的“高功能自闭症”这个描述也有争议，它具有歧视意味，仿佛在暗示那些出现严重学习障碍的人都属于“低功能”。在我看来，所谓的“高功能”或者“低功能”看起来更像是电器上面的标签。

ASD是主流的诊断，只是这个词无法区分那些具有轻度社交障碍的人，和那些需要依靠大量支持来维系日常生活的人。尽管ASD可以分为3个等级，以说明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患者需要支持的程度，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种描述方式。我个人更喜欢“有自闭谱系特质（traits）的人”这个描述。那位医生告诉我，在没有确诊的人群当中，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这些特质。

并且，一个人不需要“集齐”所有的特质，才够格成为病人。换言之，ASD人士的症状表现和严重程度之间有着显著的个体差异，所以它才被称为一种谱系疾病。问题在于：神经典型发育（neurotypical，NT）与ASD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我又属于分界线的哪一边？

“你学得还挺快，比我的学生都快，”母亲满意地说。母亲在一所小学教数学，在我五岁半的时候，她准备送我去读二年级。那时，报纸和杂志上铺天盖地都是各种教育实验和天才学生出国上藤校的故事。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哈佛女孩》出版，成了超级畅销书。那本书并未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小城市的小书店里，那种地方通常只卖教辅书。不过，母亲肯定在什么杂志上读到过这个故事：通过严格的教育，细致的规划，作者成功将女儿送进了哈佛大学。

母亲曾考虑让我在家上学，但她很快发现她教不了英语，我也没法光靠听录音来学英语。但她的努力不算白费。我很早就学会了读报纸上的大标题，做数学题，于是她决定让我跳过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没想到，我入学后在语文课上表现一塌糊涂。我可能只是记住了那些汉字的读音，却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而且我得了近视。我不得不休学一年，然后回去读三年级。

没关系，我还是比同班同学小一岁。俗话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而母亲说，早一点更好。

“你上大学的时候是17岁，也就是说你21岁本科毕业。或者读到硕士，23岁毕业。博士就算了。谈恋爱么，最好在大学里找个同学，然后25岁结婚，30岁之前就能生小孩。然后我来给你带小孩，你去忙工作。完美。”

我还记得她对我说这番话的场景。那是我高中的时候，我进了全市最好的高中。她在厨房里把鸡肉剁成小块，我靠着阳台门在吃苹果。她教我如何分辨走地鸡（别买饲料鸡），然后让我回去写作业。她要确保我知道将来如何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是我暂时还不必承担家务劳动。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学习。“她就是会读书。别的都不会，”每当有人夸我成绩好，她总是这么说。

我也不喜欢年纪小。我没法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因为母亲不让。“你看着就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在街上乱逛？”她总说，别人会把我拐走，或者看我傻，卖东西的时候故意多收我的钱。在家庭聚餐之前，她总会告诉我该说什么，如同正式演出之前的表演：见到姨妈要打招呼；说你最近考了什么好成绩；不想吃零食的话，就说你吃饱了，讲点礼貌行不行。她要确保我能举止得体，讨人喜欢。

我不喜欢这样的排练。我渴望拥有和父亲一样的特权：最后一个到，然后第一个走。还不用聊天。

父亲是一名门诊医生。自从我记事起，他就一周工作七天，几乎全年无休，直到退休都是这样。母亲说，看他多辛苦，为了挣加班费。再说，他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也没有朋友。他闲下来就在网上打牌。

如今我也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我发现一周工作七天不一定很辛苦。保持固定的日程让我感觉很自在。实际上，喜欢固定的日程属于一种ASD特质，它和重复性及强迫性行为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再说，工作比见家人要轻松多了。我很难理解那样的对话：谁又跟谁吵架了，第三方有什么意见之类。我试图扮演人类学家的角色，默默观察，但我就是不停地走神。闲聊是一门我永远无法掌握的外语。更可怕的是，他们随时可能跟我搭话。

“吃点花生不？”不。我在社交场合通常会感到没胃口。我的味觉很敏感，习惯于熟悉的食物。“听话。你就吃点吧。”小时候母亲总会这么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小孩跟你一样。正常小孩都喜欢吃零食。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简直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味觉（或其他感觉）敏感是另一种常见的ASD特质。我能吃出可颂用的是起酥油还是纯黄油。如果水果上有碰坏的地方，或者坚果放得太久，我马上就能吃出来。但小时候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达这些感受。母亲找到了另一个颇为可信的解释：“你就跟你爹一样挑食。”

我和父亲之间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我们因为相同的特质，从她那里得到了很不一样的评价。父亲不喜欢在外用餐，“他就爱吃我做的饭。”他不善言辞，有时候会显得没礼貌，“他是个老实人，从来不会说漂亮话。”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因为他什么都不用操心，看我把他管得多好。”

第一次觉察到这样的双重标准的时候，我感到很困惑。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想要隐藏自己的不同。我到别人家吃饭的时候总是会夸赞他们的厨艺，但实际上吃得很少。现在母亲已经（基本上）不教我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了，但我会自己排练家庭聚会上的对话，准备好特定的话题、语句，比如怎么回答“这么快就要回去啦”。我还烫过卷发，想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点。我感觉就好像错误地闯进了舞台，又找不到出口，不得不留在那里演完一出戏，而且别人手里都拿着剧本，就我没有。然后我看见父亲也在那里，怡然自得，随性发挥。我发现观众席上根本没有人，因为我们都在这出戏里。

现在回想起来，我看到的是母亲作为一个绝望的妻子，努力证明自己完美地扮演了这个角色；作为一个焦虑的母亲，努力让女儿未来接过同样的角色。

具有自闭谱系特质的女性更善于隐藏（masking），因为我们不得不迎合社会对于女儿、妻子、母亲这些角色的预期。大多数女性直到有了孩子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些特质。我足够幸运，我不必经历这个过程就能意识到这点，所以我可以选择不成为母亲。如果说我的心里已经住着一个彼得·潘，那么我永远无法准备好迎接另一个孩子。

不过，为什么彼得·潘是个男孩？我想要一个佩特拉·潘。

ASD被视为一种高度男性化的状况。ASD特质包括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的强烈兴趣，以及难以识别和回应他人的情绪。如果一名男性没有在合适的时机表露出对他人的兴趣或同情，人们会说：“男孩就是男孩。”关于天才怪人（nerd）的故事通常以男性科学家或工程师为主角，因为天赋而受人尊敬，在社交上的笨拙反而让他显得更加可爱。我不知道我要拥有多少天赋，才能让别人容忍我的怪异。父亲作为一位勤勉的医生而受人尊敬，他为家族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弥补了他的疏离。而我曾经是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好学生，直到我上了大二，开始偏离她为我规划的轨迹。

“当工程师挺好的，一毕业就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母亲说。我当时英语成绩很好，也许出国留学会有优势。她还说，文科就靠死记硬背，学不好数学的笨学生才学文科。当我告诉她，我开始尝试给科学媒体做翻译、写文章，将来想进媒体行业，她骂我：“别那么任性！你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就是给惯坏了！”

她不停地告诉我，她对我有多么失望。局面逐渐失控。一看到手机上显示出她的来电提醒，或者几十条未读信息，我就觉得喘不上气。我开始无法集中精神听课，成绩从年级前10名掉到垫底。就连按时吃饭这样的日常事务也变得困难起来。老师问我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了。大学最后两年的记忆化作一团雾气笼罩的梦境。也许是记忆过于痛苦，所以大脑将其封闭起来，藏在那座意识和无意识的冰山上，泡在水下的那部分里。

但我的意识中还保留着一个鲜明的场景。那是暑假的一个下午，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回家了，但我不想回去。校园里非常安静。我爬上楼梯，走向6楼的宿舍，手里拿着一杯冰拿铁。接下来，一次性杯子从我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啪。奶油棕色的拿铁在地面上静静扩散，又沿着台阶的边缘淌下来。立在液体中间的冰块如同迷你的冰山，慢慢融化开裂，发出细小的嘎吱声。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注视着这一切，感觉仿佛一点一点从梦游中醒来，回到了当下。我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决定休学一年，到媒体实习。然后我退学了。我知道那不是一个好决定，但那是当时的我唯一的出路。我至今不太确定那算不算是抑郁。学校里有心理咨询室，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有个网友好心建议我去看精神科，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到我到另一个远离学校、远离家乡的城市安顿下来，有了工作，我才开始接受心理咨询。在接下来许多年里，我都在问自己：那是我的问题，还是母亲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神秘莫测的神经递质、通路或基因？

ASD人士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和注意缺陷障碍（ADHD）。这些状况都可以用药物治疗进行干预，除了成人ASD本身。（ASD儿童可以接受行为训练干预。）但是，如果有一种魔法药丸，可以让我变得活泼外向，我会选择吃下它吗？它能为我带来什么？

或许我能在口语考试里拿到更高的分数，因为我终于可以改掉机器人一样的语调，做到每一个外语教师对我的建议：说话语气加点起伏。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全部的好处。我很难想象成为另一个人，或者说根本无法想象。而且，有些ASD特质也有其价值。我的阅读速度比大多数人要快。我在感兴趣的任务上很容易集中精力。享受美食的时候，我可以充分体验其中复杂的风味和香气。

如果说，我不想改变这些我所珍视的特质，又无法获得针对性改善语气单调或内向的治疗方法，那么诊断的意义何在？我曾经想象，当我想要逃离一场对话的时候，我可以像拿出机票一样拿出那张诊断书，大声宣布：“不好意思，我要走了。医生叫我要独处。”

在网络社群中流传的故事里，确诊ASD通常会带来某种如释重负的感受。许多人谈到，他们持续被指责没礼貌、性格冷漠，哪怕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而在得到诊断之后，他们终于可以确信，这不是他们人格败坏的问题，而要归咎于那些不受控制的神经化学过程。

并且，在没有得到正式诊断的情况下参与ASD议题讨论是有风险的。大多数ASD自述都涉及严重的精神疾病、被霸凌的创伤经历等等。相比之下我过得还算不错，为此我感到了某种幸存者愧疚。而且，尽管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尚未消失，阿斯伯格已经成了某种社交媒体时尚单品。我不想被当成给自己贴标签的肤浅之人。而且我不愿意被人当成马斯克的同类，哪怕有些人求之不得。

但我还是决定写下这个故事。我也许不够“典型”，无法得到精神科医生的诊断，但我认为发声是一种权利，一种应当被使用的力量。所谓的“典型”患者可能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ASD可能导致学习障碍和语言功能损害。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状况，担心受到歧视。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法接受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也无法触及任何形式的专业支持。精神健康服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据非营利机构、神经多样性社群“青衫Aspie”统计，在广州这个拥有近1900万人口的一线城市，能够开具成人ASD诊断的精神科医生不超过10人。

尽管精神健康支持资源如此稀缺，我还是有很多朋友确诊了抑郁、焦虑、ASHD或其他状况。别忘了还有自我诊断而没有拿到确诊的人。无论有没有诊断结果，那些痛苦与抗争都是真实存在的。

一位朋友曾说，神经多样性人士有相互吸引的倾向，就跟磁铁一样。但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困惑，竟然有这么多人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他们都是与我相似的人：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看起来无忧无虑。我们就好像佩特拉·潘和彼得·潘，被困在第一次遭遇重大创伤事件的年龄：学业受挫，有毒的关系，或职场压力。

我并非在否认ASD或其他疾病的存在，但我还是想不明白，对压力的正常反应与异常症状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谁又有资格进行界定？比如，为什么一名男性一周工作七天来逃避家庭会被视作正常，而女性不可以？为什么服下抗抑郁药，继续去某个混蛋领导手下工作，要比换一个领导更容易？为什么人们期望学童一连40分钟安静地坐在那里，然后给做不到的孩子开专注达？

我希望医生能开出不一样的处方，比如惩罚有毒的领导，进行户外活动。而对我个人而言，最有效的疗法就是远离母亲。

又是一年冬天。那天下午，我顶着蒙蒙细雨去见一个朋友，他在公园里摆摊做自然教育活动。那是去年12月最冷的一天。没几个孩子来看展。为了打发时间，这个朋友开始给周围的人看手相。

“你看起来健康状况不错，就是肠胃有点小问题，”他对在旁边摆摊的女士说，“你很有才华，但是不太愿意努力。你会遇到三个贵人……”

我坐在他们身后的一把露营椅上看着这一幕，双手深深插进大衣口袋里。我要让他给我看手相吗？万一他说我没有才华呢？

但我没来得及想太多。几个小孩跑过来围观展位，他站起来开始讲解，看手相环节就此结束。

几天后，我和其他的朋友闲聊，谈起这段经历。一位朋友回答说：“那就说明是他没什么才华。”

饭后一份甜品、午后一杯奶茶、日常一瓶“快乐肥宅水”……人类对糖的渴望与生俱来。过去60年间，全球糖消费量翻了两番。食品工业通过设计“极乐点”（Bliss Point），精准调配糖、盐、脂肪的黄金比例，最大化激活大脑奖赏回路，使甜食更加难以让人抗拒。“隐形糖”让人防不胜防，100克番茄酱含糖量高达20-30克，一瓶果茶可能隐藏65克糖。更隐蔽的是，一些成分看似与糖无关（如麦芽糊精、浓缩果汁），却让糖分悄然潜入日常饮食中。

作为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糖的类型按分子结构可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常见单糖有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双糖有蔗糖、麦芽糖、乳糖，多糖有淀粉和纤维素。*天然糖广泛存在于水果（如果糖）、蜂蜜（葡萄糖与果糖的混合物）、牛奶（乳糖）以及谷物（淀粉）中，为人类提供了快速代谢的能量。然而，现代饮食中的“糖”更多指向“添加糖”与“游离糖”，其中添加糖指的是食品加工中额外加入的单糖和双糖，游离糖则包含添加糖以及天然存在于蜂蜜、糖浆、果汁和浓缩果汁中的糖。

*注：蔗糖=葡萄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葡萄糖，乳糖=葡萄糖+半乳糖，淀粉=葡萄糖+葡萄糖+……，纤维素=葡萄糖+葡萄糖+……。

在营养学上，糖提供的是“空能量”，不含其他必需营养素（如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而只提供能量。糖提供的能量多了，就可能影响膳食中其他食物和营养素的摄入，造成营养不良。现在全社会倡导“减糖”“控糖”不仅源于此，还在于糖的过度摄入已演变为全球健康危机。

糖摄入过多造成的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和肝病等疾病在全球高发，每年间接导致全球约3500万人死亡。仅2019年，中国因含糖饮料致死的人数就达到4.6万人，而在过去三十年间，因摄入高糖饮料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95%。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的游离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理想情况是5%以下。《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2030年）》倡导人均每日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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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能够通过与腺苷受体竞争性结合等机制，刺激神经元活性，间接影响多巴胺等的释放，从而增强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而这两者与前额叶皮质活动呈正相关。有研究表明，较低的前额叶皮质活动能够促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的办法可能在放松时翩然而至，就像阿基米德在泡澡时想出用水测算皇冠的体积。但对产生创新想法的能力来说，增强的认知控制和自发想法缺一不可，而这就要求前额叶活动的增加和大脑默认模式网络之间的动态耦合。咖啡因被证实有增强注意力和认知控制的效果，因此，它对这两种思维能力的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

与上述两种能力对应，Zabelina等人分别定义了聚合和发散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 and divergent thinking），前者要求解决问题时，通过整合经验和信息，得出合乎逻辑的方案；而后者则是跳出框架思考，产生新颖、有趣的点子。实验中，88名志愿者被随机给予200毫克的咖啡因药丸和等量安慰剂，并随后完成测试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和工作记忆的标准认知测试。聚合思维任务中，志愿者被要求由三个看似无关的单词联想到第四个单词，要求与前三者均有某种联系（Compound Remote Associates）。他们还需回答这个单词是靠灵光一现，或是逐步分析得到的。而发散思维任务则要求志愿者回答非常规问题和补全残缺的图画，以此测试其在语言和图像上的创造力（Abbreviated Torrance Test for Adults）。此外，研究者还调查了志愿者对咖啡因效应的预期和服用药丸前后的情绪。

研究发现，咖啡因可以改善志愿者在聚合思维任务中的表现，但是对发散思维和工作记忆没有影响。此外，咖啡因还可以减轻悲伤情绪。不过，作者也承认，实验中测试发散思维的方法重点在于志愿者能想出的回答数量，而忽视了回答的创意程度，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测试方法来弥补，例如考察志愿者创造比喻和幽默段子的能力。此外，个体对咖啡因的摄入速率和耐受程度也可能影响实验结果。但总体来说，适度摄入咖啡因对工作能力是有益无害的——在辛勤工作之余，不妨来上一杯美式吧。

参考文献

Darya L. Zabelina, Paul J. Silvia. Percolating ideas: The effects of caffeine 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20; 79: 102899 DOI: 10.1016/j.concog.2020.102899

Nehlig A, Daval J L, Debry G. Caffeine and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echanisms of action, biochemical, metabolic and psychostimulant effects[J]. Brain Research Reviews, 1992, 17(2): 139-170.

Weinberg B A, Bealer B K. 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M]. Routledge, 2001.

Beaty, R. E., Benedek, M., Silvia, P. J., & Schacter, D. L. (2016). Creative cognition and brain network dynamic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 87–95.

Beaty, R. E., Silvia, P. J., & Benedek, M. (2017). Brain networks underlying figurative language production. Brain and Cognition, 111, 163–170.

Benedek, M., & Fink, A. (2019). Toward a neurocognitive framework of creative cognition: The role of memory, atten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7, 116–122.

Luft, C. D. B., Zioga, I., Banissy, M. J., & Bhattacharya, J. (2017). Relaxing learned constraints through cathodal tDCS on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Scientific Reports, 7(1), 2916.

致幻剂：是毒也是药

2021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学研究中，有一项格外引人注目——3, 4-亚甲基二氧甲基苯丙胺（MDMA）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取得良好效果。很多人可能对MDMA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要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摇头丸，恐怕大家就谈毒色变了。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致幻剂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作用，例如从“神奇蘑菇”中提取的活性化合物裸盖菇素（Psilocybin，又名赛洛西宾）。尽管许多临床试验表明，裸盖菇素可以快速治疗抑郁症（包括与癌症相关的焦虑和抑郁症），但人们对裸盖菇素缓解大脑抑郁症的机制知之甚少。

直到202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自然-医学》上的两项研究揭示了这一神秘过程^[1,2]：裸盖菇素可以改变大脑对血清素反应，当裸盖菇素被肝脏分解为赛洛辛（Psilocin）时，用户的意识和感知状态随即发生改变。脑部核磁共振扫描表明，裸盖菇素会降低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后扣带皮层之间的联系。当我们处于休息状态并专注于自我的内部世界时，这个联系网络处于活跃状态。裸盖菇素通过减弱大脑内这两个区域的联系，很可能会解除对“自我”的限制，增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能力，从而减轻抑郁症状。

如今，基于裸盖菇素对重度抑郁症的治疗已经进入II期临床试验，而MDMA辅助治疗PTSD已经进入III期临床试验。致幻剂在精神疾病中的治疗作用一时间引得万众瞩目。面对如此巨大的商机，大量雄心勃勃的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涌入了致幻剂药物行业，竞相开发针对抑郁症和PTSD的药物，旨在将MDMA和Psilocybin等化合物转化为新型的药物、疗法。纽约投行H.C. Wainwright & Co.的分析师估计，目前行业内九家领先的致幻剂公司的销售额峰值甚至有可能在十年内达到350亿美元。

然而，使用致幻剂治疗精神疾病，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化吗？

挑战一：获批慢

“当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致幻剂将如何改善人类的精神健康时，我感到非常担心。”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幻觉和意识研究中心的副主任Matthew Johnson博士说，“我认为这将是心理健康治疗的一个全新领域，可能帮助很多人；但是，没有什么疗法可以帮助到所有人。”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任何一个药物的开发都是对时间和金钱的双重考验，因此，新药研发行业对公司的门槛要求很高，不是所有公司最终都能取得成功。尽管致幻剂的在精神疾病中的医疗潜力令人兴奋，但即使是该行业的头部公司，距离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还有至少几年的时间，更别提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中小型初创企业。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Kenneth Getz表示，该中心研发药物通常需要7年时间进行临床试验，然后再过一年左右才能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目前致幻剂治疗精神类疾病相关的临床试验中，绝大多数处于早期（I期临床）阶段，确定将进行中期或晚期（II到III期临床）试验的仅有18项。其中情况最乐观的一家公司预计最早将于明年把致幻剂药物投入市场，但对更多的公司来说，新药上市遥遥无期，没有人知道这场征途的终点在哪里。

挑战二：资金短缺

很多公司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资金短缺。临床试验需要大量的资金，在上市前，一个药物的研发成本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然而，许多研发致幻剂药物的公司资金有限，一些小型公司已经囊中羞涩，许多公司将需要筹集更多的私人资金、上市或通过与更大的公司进行交易才能获得足够的现金流。而此前，RA Capital合伙人Peter Kolchinsky撰写的万字长文《如何在这场生物科技寒冬中渡劫？》中则明确指出了当前美元加息，全球流动性收紧，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普遍存在于生物科技公司中的资金短缺困境——比起2021年的峰值时期，全球生物科技公司的估值都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大幅下降，几乎达到历史最低点，这直接导致许多投资者撤出生物科技板块^[4]。

回顾过去，2020年初起，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世界投资者纷纷涌入生物医药领域，拉高股价，很多生物科技公司获得了大量资金来投入研发；也是在这期间，生物科技板块的估值达到顶峰。但很快，高投资、高门槛、慢回报这些问题让不少投资人发现他们对生物科技并不是那么感兴趣。而拉高股价后的另一个问题是行业的规范性，许多小公司借此机会把自己的产品、项目吹上了天，名不副实。这种情况下，别说是行业外人士，即便是拥有相关背景知识的专业人士，有时都是雾里看花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投资失败后，他们也就对生物科技行业失去了信心，随即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领域。

而紧接着，2022年初，俄乌战争打响，通货膨胀持续走高，未来利润的现值大打折扣，在这个大环境下，不只是针对生物科技公司，很多投资者为了规避风险，其实不愿意持有任何股票类资产。面对有限的资本投入，大家的策略是优先研究投资者们可能最感兴趣的疾病和最有希望得到快速回报的药物和疗法。肿瘤、代谢疾病、新冠疫苗等等相关的产品管线已经将这些资本瓜分得所剩无几，而基于致幻剂开发的精神类疾病药物，既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致幻剂作为违禁药物的传统观念，又能吸引多少人的关注呢？

致幻剂药物行业的三家上市公司——PharmaTher、Awakn和Tryp Therapeutics最近的财务报告显示，他们拥有的现金不超过800万美元；而两家私营公司，Braxia Scientific和B.More迄今为止筹集的资金还不超过600万美元，比起大火的mRNA、基因治疗、细胞治疗行业动辄几十亿的融资规模，这些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诚然，精神类疾病的药物行业中，有些公司确实在前期募集到了大量资金，例如MindMed、非营利组织MAPS、GH Research等，他们目前的现金维持在一亿美元左右，仍然足够支付未来2-3年的开支。然而，2-3年是否足够他们将新药推向市场呢？他们面临的考验依然严峻。

挑战三：受试对象有限

新药研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受试对象样本容量的过程。随着药物临床试验逐渐深入，公司需要在更多的受试对象上试验药物，观察疗效和副作用。通常，FDA规定的I期试验应有20至100名参与者，II期试验有数百人，III期试验则需达到300至 3000人。而在致幻剂药物行业，即使是到了后期临床试验，受试者样本容量也相对较小。例如MAPS 的初始III期研究仅仅包括90人，而其正在进行的III 期中后期试验预计有100名参与者。根据统计数据，在基于致幻剂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所有15项II期试验中，平均受试者仅有77人，超过100人的仅有4项。

除了受试者数量上受限，此类临床试验的另一个挑战是受试者反馈的客观性。尽管临床试验的设计都遵循“双盲”的原则，但是致幻剂产生的效果过于强烈，参与者通常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接受了致幻剂还是安慰剂。再加上媒体对致幻剂添油加醋的正面描述，参与治疗的患者很有可能在回访中给出不客观的反馈，而这是临床试验中的大忌。

此外，致幻剂这个大类下的很多药物，在我国都属于违禁类药物，即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被严格管控的，我们需要严格的监管和审核制度来完善这类药物从研发、生产、上市到销售的全部过程，让它最终能造福精神类疾病患者，而非成为法外狂徒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Carhart-Harris, Robin, et al. “Trial of psilocybin versus escitalopram for depressio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4.15 (2021): 1402-1411.

2.Mitchell, J.M., Bogenschutz, M., Lilienstein, A. et al. MDMA-assisted therapy for severe PTSD: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Nat Med 27, 1025–1033 (2021). 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1-01336-3

3.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sychedelics-clinical-trials-analysis-takeaways-challenges-2022-6

4.https://rapport.bio/all-stories/the-way-through-the-biotech-down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