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自然·人类行为》发表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Jared F. Benge和贝勒大学的Michael K. Scullin的论文：“技术使用与认知老化的元分析”（A meta-analysis of technology use and cognitive aging）^[1]，该研究整合了全球136篇相关论文，这些文章关注了中老年人在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混合/多种数字技术使用的情况，涉及社会、经济、认知储备、健康等因素，覆盖了41万名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数据。该论文通过对过往研究的分析，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数字技术与中老年人认知健康的关系。

由于中老年人本就面临更大的认知控制困难，一些学者认为使用数字技术会加速中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增加他们罹患痴呆症的比率，这就是“数字痴呆”假说。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丰富的环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人的认知储备，比如增加了复杂的心理活动、社会联系等，因此接触数字技术反而能够防止认知衰退，有人称其为“技术储备假说”。

两种观点各有其理，但科学从不源于空谈，而建立在严谨的实验与系统的观察总结之上。“技术使用与认知老化的元分析”一文基于大量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与认知障碍风险降低相关，与随时间推移的认知衰退速率降低相关。研究还发现，技术参与可能促进中老年人的行为和心智过程，从而延缓认知衰退。即使在考虑了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健康和认知储备替代指标后，这种效应仍然显著。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

• 数字世界能提供更复杂、多变的脑力训练。积极动脑的活动，一直被证明有益于延缓认知老化。研究将使用数字技术，与读书、玩游戏、做手工等传统益智活动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使用手机、平板等数字设备，对大脑的益处至少不亚于这些传统活动，有时甚至更强。比如，玩纸上的填字游戏主要考验的是知识储备和词汇量；但在手机上玩一个文字游戏，人们不仅要思考谜题本身，还要学习如何操作不断更新的App、应对偶尔的卡顿、并屏蔽掉突然弹出的广告和消息。这一整套过程，能更好地锻炼情景记忆和信息处理速度。
• 丰富社交生活。社交是维持大脑活力的另一剂良方。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能帮助老年人更方便地与家人朋友联系，减少孤独感。有研究表明，互联网带来的认知益处，在独居老人身上最为明显。不过这种效果并非总是立竿见影。如果线上的交流完全替代了面对面的见面，益处就可能打折扣。
• 数字技术弥补了老年人因年龄增长带来的记忆力和精力下降。例如，手机日历可以提醒他们按时吃药、支付账单；地图导航能帮助他们在不熟悉的地方认路，缓解出行焦虑等等。

不过，文章也特别提醒，尽管数据显示使用数字技术与认知健康整体呈正相关，但技术对老年大脑的影响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关键在于“怎么用”和“用多久”。研究认为老年人上网与认知健康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适度使用与更好的认知表现相关，而过度使用则可能适得其反。此外，研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数字先驱”一代，也就是在成年后才接触电脑和互联网的中老年人。而对从小就成长在数字环境中的新一代，技术带来的长期影响是否依然如此，仍有待观察。

数字陪伴，为孤独的生活添一份温度

当自己退休，子女也成家立业，许多父母便成了所谓“空巢老人”。这不仅会加剧他们的孤独情绪，还会显著提升认知衰退及痴呆风险，这一严峻的社会课题也得到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研究发现，数字科技能成为他们对抗孤独、保持社会联结的有力工具。

武汉大学的伍麟与杨旸的研究^[2]揭示了数字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价值。他们强调，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推动“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力量——它能促进社会互动、延缓认知衰退、增强自我价值感与信息参与能力。面对不少老年人在设备使用、操作技能上的“数字劣势”，除了情感支持，我们更应提供具体、实用的操作帮助，让老年人通过适当的学习，顺利完成从陌生到熟悉的数字跨越。

江苏师范大学的黄一诺与杨静慧开展的研究则聚焦于“幸福感”^[3] 。他们发现，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频率越高，其生活幸福感也越强。这一关系主要通过提升认知水平、增强社会信任与社会支持来实现。研究还指出，目前老年人的数字使用频率远未达到“过度”的程度，更谈不上因使用过多而导致幸福感下降。因此，营造包容的数字环境、提供更多学习与支持，对提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的唐丹、张琨、亓心茹等学者指出，使用互联网确实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但这种效果因使用方式而异^[4]。与人交流、联络亲友这类“人际型使用”，能有效拓展他们的家庭与朋友网络，从而减轻孤独；而单纯“获取信息”类使用，虽也能直接缓解孤独，但过度使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现实社交圈萎缩，间接带来孤独风险的回升。换句话说，互联网虽然是帮助老年人与社会连接的重要工具，但如何使用它至关重要。研究指出，社会应当鼓励老年人多用它来维系情感、加强沟通，才能真正帮助他们融入数字社会，远离孤独。

同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靳永爱、刘雯莉、赵梦晗等人则研究了短视频与老年人的关系^[5]。研究发现，不少中老年人正通过短视频观看娱乐内容、关注新闻健康、分享日常生活，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融入数字世界。那些使用短视频的中老年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的社会适应力。他们感觉与家人、老朋友的联络更频繁了，甚至还有机会结识新朋友。这种积极效应在使用年限较长的群体中更为明显，那些“触网”超过一年的用户，不仅在交际上更为活跃，与亲友的关系也更融洽；使用三年以上的长者，其社交网络规模也显著扩大。短视频既满足了精神娱乐需求，也强化了代际联结与社会参与，让长者在退出职场后，仍能保持与社会的同频共振。不过，研究也提到，每周使用1至4次、或平均每天不超过30分钟的“甜点式”使用，在提升社会适应、改善家庭关系等指标上表现最佳。而当每日使用时间超过2小时时，其负面影响则可能抵消原有的益处。

整体来看，互联网带来的认知益处，在独居或缺乏线下陪伴的老年人中尤为明显。短视频等数字技术在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数字陪伴’角色。不过，这些研究并未将数字技术捧为治愈老年人孤独的唯一“神药”。真正健康的模式是用线上的趣味内容点燃对生活的热情，让数字世界成为通向真实生活的桥梁，而非变成隔绝现实的壁垒。另外，数字技术虽然为老年人提供了保持社会联系、缓解孤独感的机会，但也可能带来诸如错误信息、网络诈骗、注意力分散等新型风险。因此数字技术对老年人认知健康产生的效应虽然大体是积极的，但这背后其实是益处与风险相互平衡的结果。

给父母的刷手机小tips

尽管许多研究都认为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能对他们的认知健康产生正向作用，但也都指出应该引导老年人正确使用它们。作为子女，与其禁止父母刷手机、看短视频，不如帮助他们更好地拥抱数字生活，让他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正确使用数字技术工具，真正从中受益。我们可以当好父母的“侦察兵”：主动留意父母的浏览内容，帮他们及时识别可疑信息；做好父母的“教练员”：教会他们搜索正确信源的方式，学会屏蔽、举报等核心技能；为父母装备“防护甲”：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为他们科普安全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提前防范和规避风险，提高反诈能力。

我们无法阻止岁月流逝，但可以选择衰老的姿态。科技的意义，从来不该是将慢行的人抛在身后，而是托举更多人与时代链接。愿我们的父母，能无负担地点开短视频，能自如地使唤AI助手，找到新的乐趣与陪伴。

他们曾教会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现在轮到我们陪伴他们，从容、快乐地融入这个崭新的数字世界。

参考文献

[1] Benge, J.F., Scullin, M.K. A meta-analysis of technology use and cognitive aging. Nat Hum Behav 9, 1405–1419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25-02159-9

[2] 伍麟,杨旸.数字技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心理价值[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8(06):65-77.DOI:10.16783/j.cnki.nwnus.2021.06.008.

[3] 黄一诺,杨静慧.数字技术使用对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J].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2024,3(04):122-131.DOI:10.20186/j.cnki.hustitama2022.2024.04.11.

[4] 唐丹,张琨,亓心茹.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网络及孤独感的影响：基于用途的分析[J].人口研究,2022,46(03):88-101.DOI:CNKI:SUN:RKYZ.0.2022-03-007.

[5] 靳永爱,刘雯莉,赵梦晗,等.短视频应用平台的使用与中老年人生活——基于专项调查的探索性研究[J].人口研究,2021,45(03):31-45.  

这是上映于2013年的科幻电影《她》的剧情，却也奇妙地预言了十多年后的今天的现实。随着大语言模型（LLM）的技术突破，和ChatGPT的问世，无数的萨曼莎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人不只把AI作为生产力助手，而是当作倾诉情感的对象。大量基于LLM的软件涌现出来，给人类提供情绪支持、疗愈甚至心理咨询。有人说，AI比咨询师更理解ta，有人却觉得机器永远不能替代人与人的情感连结。AI是否具备共情能力？为什么不同人对AI共情的接受程度差异如此之大？在AI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人与AI的关系，想象共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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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上瘾，抑郁，焦虑这些沉重的话题，“幽默”的严肃性好像一直被低估了。然而，幽默（Humor）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承载着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认知的关键信息。在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片小天地中，来自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学者们已经默默研究笑话一个世纪了。其中，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认为幽默是一种整体的“现象”，而语言学的学者们却在尝试把幽默再次细化拆分，研究其机制。总体而言，让人发笑的事物是有一定语言学规律的。

掌握这些规律，无需熬夜背梗，你就是笑点制造机。

幽默是什么？

幽默可以被简单理解为引人发笑的语言和动作。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当我们将幽默放到社会语境下，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有的笑话的笑点十分复杂，需要讲述者和倾听者都具备对某一事物相同的认知水平，并且还需要有能力知道对方的认知，即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能力。

那么，在学术的语境下，幽默究竟该被如何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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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短视频真的会越刷越上瘾吗？屏幕背后刷着短视频的你我，都已经患上短视频成瘾无法自拔了吗？短视频真的成为吃人大脑的“电子鸦片”了吗？互联网上这些“危言”，我们到底该听劝还是漠视？面对这些疑问，专业的研究人员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这些答案是否得到了人们正确的解读？

综合已有的许多研究来看，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短视频有害论”。互联网上营造的道德恐慌感，可能无形中引导人们对短视频产生了许多负面看法。想要搞清楚刷短视频是否对个体存在诸多负面影响，我们还需要更多未来研究。

看短视频只为获得简单的快乐？

只需轻轻滑动手指，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低成本+高快乐带来的沉浸式享受，自然而然地会被认为是人们无法抵御的诱惑。然而，刷短视频不是一种”简单的快乐”，这种使用行为与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以及短视频应用的特征息息相关（Xiong et al., 2024[1]）。

人格特质会影响个体的短视频使用倾向

人格特质是个体在行为、情感和认知上的稳定特征，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使用短视频的倾向。研究者发现，具有某些人格特质的个体更有可能过度使用短视频。例如，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而产生无聊、孤独等负面情绪，短视频对他们而言是情绪调节的工具[2]。结合情绪识别与自我报告的研究的确发现，短视频新用户会在使用一周后表现出更加积极的面部情绪，积极的、放松的情绪也能促使新用户更多地使用短视频[3]。

低宜人性的个体也更有可能过多使用短视频[4]。宜人性反映了个体在社交中的合作性、同理心和利他倾向，低宜人性的人更看重竞争而非合作，更有可能对他人持谨慎猜疑的态度。短视频平台给在现实生活中社交不如意的低宜人性者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他们拥有丰富的自我表达机会，这有助于展现自我价值、赢得他人掌声。同时，他们在平台上还可以轻松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互动（如点赞、评论、转发）。对社会支持需求的满足恰恰是促进个体继续使用短视频应用的重要力量[5, 6]。值得一提的是，低宜人性个体不仅可能过多使用短视频，也可能过多使用其他媒介。人们担心过度使用短视频会带来不良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短视频本身是“坏东西”。凡事都要适量。如果一开始就预设立场认为“短视频是不好的”，那么很容易通过把极端案例（比如过度使用短视频的情况）当作普遍案例进行泛化，来得到这个预设结论，但这种论述显然是不科学的。

家庭环境会影响青少年的使用倾向

用户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对于他们使用短视频具有重要影响。我们以青少年群体为例，他们是人们试图谈论短视频危害时常常被提及的一大群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少年为什么会刷短视频呢？Vossen等人（2024）[7]回顾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息息相关。与父母关系融洽、能感受到父母关爱的青少年，往往在社交媒体使用上更加有节制，他们更倾向于将社交媒体作为拓展社交圈和获取知识的工具，而非逃避现实或排解负面情绪的手段。相反，在关系紧张、缺乏沟通的家庭中，青少年可能会将过多时间投入到社交媒体中，以此来逃避家庭中的不愉快。此外，父母的电子设备使用习惯也值得我们重视。当父母在亲子互动中过度使用手机（即“低头行为”）时，青少年会感受到更强的相对剥夺感（即在社会比较中感受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的主观不公平感），进而更多地使用短视频[8]。

压力大情绪差、社交焦虑、亲子关系不融洽、……我们必须意识到，短视频的爆火绝不只是它能够提供快乐这么简单。与其简单地将其视为“电子多巴胺”，不如深入探究人们使用短视频这一行为背后的真正需求。毕竟，即使短视频消亡了，用户也会寻找其他方式来排忧解难。

看短视频上瘾？没那么容易

假如列出短视频的几大罪状，“上瘾”一定是很多短视频反对者心目中的TOP1。

在谈论“上瘾”究竟是什么时，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物质成瘾研究：目前一项关于成瘾的科学共识是，它是由遗传易感性和反复接触特定物质结合导致的[9]。物质的使用量与可能造成的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线性关系，例如，高脂肪食物摄入越多，体重越大。与药物、食物、酒精等物质不同（可以选择是否服用），在21世纪，使用数字科技对人们来说是无可避免的，有些时刻甚至是强制的（如用电脑办公、用互联网交流）。同时，数字科技使用时长与其对个体影响的关系也并非简单的线性，与适度使用者相比，完全不使用者与过度使用者的抑郁风险均更高[10]。基于这样的背景，直接根据使用时长来判断是否对数字科技成瘾可能是不恰当的[11]。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使用短视频时间更久便意味着成瘾。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或判断个体出现了短视频“成瘾”症状呢？

在探究短视频的“成瘾”问题时，研究者通常会使用自我报告的量表探究用户对短视频使用的态度，并以“problematic u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短视频平台的问题性使用）或“short video addiction”（短视频成瘾）命名研究变量。从这个角度而言，量表的效度将直接影响相关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然而，回顾已有研究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研究所使用的短视频“问题使用”/“成瘾”量表，都来源于其他行为成瘾量表或社交媒体成瘾量表的简单改造。以一些文章时常引用的一项研究为例，浙江大学Su等人（2021）直接将互联网成瘾测验（the Internet Addiction Test）中的“Internet”一词改为“Douyin”[12]。诸如此类的量表研究不免令人担忧[13]。各类应用有其特点，开展研究时应充分考虑到应用特性设计量表。更重要的是，改编量表的得分是否真的适合用于判断个体对短视频的成瘾程度？

2021年，来自温彻斯特大学的Satchell等研究者便针对改编量表的合理性问题开展了一项有趣的研究[14]。他们沿用社交媒体成瘾研究的惯用做法，将高引用的社交媒体病态使用量表进行改编，开发了“线下朋友成瘾问卷”（Offline-Friend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O-FAQ）。分析807名受访者的量表得分发现，69%的受访者都应被判定为患上了“与朋友相处成瘾”。Satchell等人的研究不免令人重新审视现有的许多“短视频成瘾”研究。假如我们信赖改编量表测出的“短视频成瘾”症状，那么，你一定也能接受“与朋友相处成瘾”这样充满戏谑的说法。换言之，现有的短视频成瘾量表测得的可能是个体对于事物的一种普遍态度，而并不代表个体真的对短视频成瘾了。这些量表既可以测出个体对短视频成瘾，也能测出个体对与朋友相处成瘾。因此，在看待现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时，我们应持谨慎的保留态度，许多结论可能只是修辞学的产物而非事实真相。

后退一步，即使我们愿意接受改编量表的研究方法，认为量表能有效反映用户对短视频的成瘾情况，那么，基于现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用户真的那么容易上瘾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Peng和Liao（2023）[15]收集了10668名受访者的数据，基于改编量表（改编自the Bergen Social Media Addiction Scale）得分使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发现，只有9.8%的受访者会被归入“问题性使用者”一类。同时，还有10.4%的受访者被归入了“高度使用但低成瘾风险”一类，他们在显著性（如“我思考如何减少工作/学习以更多地使用TikTok”）与耐受性（如“控制使用TikTok的时间对我是困难的”）两大量表成分上得分较高，但并没有展现出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抑郁、焦虑、压力）。由此来看，显著性、耐受性等成分可能不具有病理性判断的能力（即指向成瘾）[16]。因此，即使我们直接使用改编量表，也并非所有量表成分都适合用于判断用户的“问题性使用”甚至“成瘾”程度，而现有的许多研究仍以使用量表总分为主，并未拆分到更加细致的成分得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已有的“短视频成瘾”研究结论，我们也应保持更加谨慎的解读。

总而言之，现有的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还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不能仅凭使用时长或改编量表的总分就轻易断定个体对短视频成瘾。即使我们忽略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就现有结果来说，短视频成瘾依然不是一件易事。

短视频是致郁剂？

网络声音中将短视频视为成瘾物质的一大原因在于：看短视频会给用户的心理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确，许多研究让用户根据自身情况填写量表，报告自己的短视频使用倾向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结果发现许多负面的心理状况（如抑郁、焦虑、无聊、孤独等），与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短视频成瘾量表得分存在关联，但是否能因此得出看短视频导致抑郁/焦虑的结论呢？答案目前还是否定的。

清华大学Qu等人（2024）[17]面向中国大学生开展了一项长达一年的追踪研究，他们分别使用改编自Facebook成瘾量表的短视频成瘾量表和患者健康问卷（PHQ-9）来测量用户的短视频成瘾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他们发现，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复杂的循环关系而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如看短视频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变差）。一方面，负面情绪会促使用户使用短视频，在情绪低落时，用户倾向于使用短视频来调节情绪，寻求短暂的安慰。另一方面，使用短视频时的“冲突感”（如因短视频使用对学习等重要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能够预测用户未来的“内疚感”等负面情绪，而内疚又会反过来加剧用户使用短视频时的冲突感，形成一个负面循环。

此外，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与使用短视频的方式有关。首都体育学院Yao等人（2023）[18]针对中国大学生开展过类似的追踪研究，他们区分了4种不同类型行为的使用频率（受访者自陈）：观看短视频、制作短视频、观看直播、制作直播。基于829名受访者2个月的追踪结果，他们发现，只有观看短视频的频率与2个月后短视频问题性使用量表得分存在微弱的正向关联（0.160），其他类型行为的频率都与该量表得分未发现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03~0.06）。同时，短视频应用的使用时长、观看短视频的频率与抑郁、社交焦虑、无聊倾向、痛苦情绪耐受度等心理健康指标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0.06~0.04）。更为有趣的是，制作短视频、观看直播、制作直播等行为的频率与上述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0.29~-0.15）。换言之，制作短视频、观看/制作直播较多的用户甚至表现出更积极的心理健康状况。该结果与网络上大肆炒作的“短视频危害论”甚至是相反的。

一些研究者还尝试使用新技术探究了短视频使用与情绪之间的关系。Cosmann等人邀请了41名从未使用过TikTok的用户进行为期1周的体验[3]。除了让用户填写量表报告情绪，他们还分析了用户刚开始使用TikTok与1周后使用TikTok时的面部表情。结果发现，用户面部表情是积极还是消极，与他们1周内使用TikTok的总时长以及他们主动使用TikTok的意愿都只存在微弱的关联或无关联。这项尝试性的研究也为我们理解短视频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

结合上述研究来看，“看短视频导致心理健康变差”这样的结论是不准确的。现有研究仅能支持短视频成瘾量表得分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共变”关系，而非单向的因果联系。

看短视频会“降智”？

除开心理健康状况，对认知能力的影响也是媒体们热衷于提及的。例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iii]，人类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等智力能力正在下降，这可能是人们更多地接触视觉媒体所导致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最新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人类的智力似乎在2010年代初达到顶峰，此后一路处于下降趋势。该报道称，智力下降的“转折点正值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人们开始从文本媒体向视觉媒体转变，向着一个对屏幕着迷的‘后文字’社会转变”，并据此暗示看短视频对认知能力存在负面影响。

一些研究可能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潜在的支持性证据。例如，Xu等人（2023）[19]招募了454名初一学生和368名高一学生，通过自陈量表获得了学生们上学期间的短视频日常使用时间、对算法推荐的依赖程度、学业延迟满足程度，同时通过认知测试测量了学生们的工作记忆、言语能力。他们发现，初一学生的短视频日常使用时间与工作记忆、言语能力以及语数学业成绩仅存在微弱的负相关（相关系数-0.33~-0.21）。然而，相关关系不等同于因果关系，我们无法据此得出“看短视频降智”这样的结论。

Xu等人的研究正是大量已有研究的缩影：基于自我报告、结果只能表明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事实上，在与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研究领域，Wilmer等人回顾了与认知能力相关的大量研究[20]，目前还少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机对注意、记忆等重要的认知功能有长期的影响。以媒体们极为关心的“注意力”为例，现有的大量研究只能表明，智能手机会吸引个体的注意力，使得个体从正在进行的活动上分心，并将注意力短暂地转移到手机上。然而，目前没有研究表明使用智能手机会深层地、不可逆地改变个体的注意力。还有一些研究使用量表探索了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的关联，但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即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是否存在相关以及相关关系的方向都还不清晰。换言之，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断言使用智能手机与注意力存在负向关系，更不必说手机会导致注意力恶化了。类似地，“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个体更喜欢即时满足”，这样的论断也缺乏长期追踪研究的证据支持。综合来看，现有的研究证据还无法支持我们得出看短视频会“降智”的骇人结论，我们仍需要更多长期的追踪研究来探索这一问题。

看短视频让大脑“腐化”了吗？

与心理健康状况和认知能力相比，“看短视频影响大脑”是让很多人更加兴奋的一个话题，浙江大学团队2021年的一项研究成为了媒体们乐此不疲引用的“证据”。

Su等人（2021）的研究聚焦于个性化推荐与大脑区域激活之间的关系。她们招募了30名浙江大学学生，实验开始前邀请每位被试登陆自己的抖音账号，研究者使用并录制了6分钟由被试的抖音账号刷出的短视频（即个性化视频）。相应的，研究者也录制了6分钟抖音新用户刷出的短视频（即普通视频）。实验开始后，每位被试将交替观看个性化视频和普通视频，每段视频播放1分钟后切换到另一类型视频。

fMRI分析结果发现，与观看普通视频相比，观看个性化视频时被试在双侧颞上回和颞中回（bilateral superior and middle temporal gyri）、颞极（temporal pole）、背侧后扣带回（ventral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角回（angular gyrus）等脑区激活程度更强，这些区域都属于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DMN），与注意力控制、自我参照以及奖赏加工有关。此外，观看个性化视频时被试DMN区域与视听觉处理相关的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也更强，与奖赏加工有关的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也表现出明显激活（观看普通视频时未明显激活）。

Su等人的这项研究表明，个性化视频可能是通过影响DMN和VTA等脑区以吸引用户的注意力，进而有更强的动机观看视频，此结果为我们理解短视频的吸引力提供了初步的脑科学证据。但显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根据推断看短视频会改变大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短视频对大脑区域激活程度的影响能够长期甚至永久性存在。

事实上，针对社交媒体的大量研究也存在类似的过度解读问题，“脑腐”（brain rot）一词甚至成为了2024年的牛津年度词汇。而Wadsley等人（2023）回顾了大量研究[21]，他们发现，尽管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一些脑区活动的变化有关联，但证据可靠的研究数量尚少、各研究也存在方法上的异质性。追踪研究的缺失也让我们难以判断社交媒体使用与大脑变化之间的因果关联。综合来看，我们难以肯定地从科学上承认“脑腐”这一热词，更不必说接受“短视频改造大脑”等论断了。

成长于短视频年代的新生代被毒害了吗？

“玩手机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网络游戏毁了我们一家”、“让孩子免受社交媒体之害”、……毫不意外，青少年危害论也落在了短视频之上。畅销书作家、纽约大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新书《焦虑一代：童年大重构如何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流行》（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中便认为，社交媒体等科技的发展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主要原因。

这样的标题无疑自带流量，对于不想要孩子们使用电子设备的许多家长而言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愿意因此而接受“短视频危害青少年”的论断。但正如前文我们所列举的许多研究证据，短视频会毁了孩子的论断值得审慎考量。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心理学教授坎迪斯·奥杰斯（Candice Odgers）直言不讳地指出，海特的“恐惧叙述和恐吓策略”让书籍一定会畅销，但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有害的故事。事实上，大量的元分析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只存在微弱的关联甚至是无关联[22, 23, 24]。对于政策制定者与公众而言，明明有更多更加成熟稳定的风险因素需要重视，他们不应该在缺乏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营造技术危害的道德恐慌感[25]。

不仅仅是心理健康问题，对大脑的影响也是青少年受害论的重灾区。然而，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普日比尔斯基（Andrew Przybylski）及其同事对美国近12000名9~12岁儿童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既没有发现屏幕使用时间会影响儿童大脑的功能连接性，也没有发现屏幕使用时间更久的儿童幸福感更低或认知能力更差[26]。

总言之，“短视频危害青少年”的观点迎合了部分家长的恐慌、焦虑情绪而得以广泛传播。但理性来看，科学研究目前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谨慎看待技术危害论

从手机、网游再到短视频，从更抑郁、更焦虑再到大脑都被毁坏，技术危害论不停地改换马甲在互联网上蔓延。假如真的如很多人渲染那般，科技是危害人类的洪水猛兽，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不断创造新兴科技呢？而更加显然的事实是，日新月异的科技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无可磨灭的力量。

诚然，一些技术危害论可能是发布者们的刻意营造，他们深知这类话题天然具有巨大吸引力。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技术危害论背后公众认知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他们仍有可能错误解读已发表的研究结果，更不必说缺乏专业知识的媒体与公众。以短视频为例，大多数研究都只能说明短视频与心理健康、大脑功能之间的相关关系，但相关时常被误解为因果。一旦这些误解藉由媒体出现在公众意识之中，甚至形成人心中的刻板印象，那么想要消除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我们如何减少甚至消除技术危害论对人们的影响呢？如何引导公众客观看待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呢？更多严谨的科学研究仍旧是必须的。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开展大规模的纵向研究或采取严格的实验控制来探索短视频对个体的影响（即因果关系），这在现阶段仍旧是困难重重。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有期待专业的研究人员与媒体合力为公众带来更多严谨的科学解读，逐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减少误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与敌对情绪。

注释及参考文献

[i]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于2025年1月17日发布，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5/0313/MAIN17418452848150SDUMQZGSU.pdf

[ii] 数据来源：《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于2024年3月27日在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发布，http://www.cnsa.cn/art/2024/3/28/art_1977_43660.html

[iii]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人类正在集体“降智”？“刷视频”或是罪魁祸首》，人类正在集体“降智”？“刷视频”或是罪魁祸首

[1] Xiong, S., Chen, J., & Yao, N. (2024).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roblematic use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social-environmental, and platform factor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5. https://doi.org/10.3389/fpsyt.2024.1361497

[2] 毛峥 & 姜永志. (2023). 神经质人格对问题性短视频使用的影响：孤独感和无聊倾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1(3), 440–446. https://doi.org/10.13342/j.cnki.cjhp.2023.03.023

[3] Cosmann, N., Haberkern, J., Hahn, A., Harms, P., Joosten, J., Klug, K., & Kollischan, T. (2022). The value of mood measurement for regulating negative influences of social media usage: A case study of TikTok. 2022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fective Computing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ACII), 1–7. https://doi.org/10.1109/ACII55700.2022.9953857

[4] 李霞, 秦浩轩, 曾美红, 何玉雪, & 马梦珍. (2021). 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症状与人格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5(11), 925–92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6729.2021.11.007

[5] Zhang, N., Hazarika, B., Chen, K., & Shi, Y. (2023). A cross-national study on the excessive use of short-video application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45, 10775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3.107752

[6] Yang, J., Ti, Y., & Ye, Y. (2022). Offline and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Short-Form Video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Suppression and Relatedness Need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5(5), 316–322.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21.0323

[7] Vossen, H. G. M., van den Eijnden, R. J. J. M., Visser, I., & Koning, I. M. (2024). Parenting and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Current Addiction Reports, 11(3), 511–527. https://doi.org/10.1007/s40429-024-00559-x

[8] Wang, H., & Lei, L. (2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hubbing and Short-Form Videos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32(4), 1580–1591. https://doi.org/10.1111/jora.12744

[9] Vink, J. M. (2016). Genetics of Addiction: Future Focus on Gene ×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77(5), 684–687. https://doi.org/10.15288/jsad.2016.77.684

[10] Liu, M., Wu, L., & Yao, S. (2016). Dose–response association of screen time-based sedentary behaviou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depression: A meta-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50(20), 1252–1258. https://doi.org/10.1136/bjsports-2015-095084

[11] Christakis, D. A. (2019). The Challenges of Defining and Studying “Digital Addiction” in Children. JAMA, 321(23), 2277–2278. https://doi.org/10.1001/jama.2019.4690

[12] Su, C., Zhou, H., Gong, L., Teng, B., Geng, F., & Hu, Y. (2021). Viewing personalized video clips recommended by TikTok activates default mode network and ventral tegmental area. NeuroImage, 237, 118136.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21.118136

[13] Ferguson, C. J., Kaye, L. K., Branley-Bell, D., & Markey, P. (2025).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ime spent on social media is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Findings from a meta-analysi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56(1), 73–83. https://doi.org/10.1037/pro0000589

[14] Satchell, L. P., Fido, D., Harper, C. A., Shaw, H., Davidson, B., Ellis, D. A., Hart, C. M., Jalil, R., Bartoli, A. J., Kaye, L. K., Lancaster, G. L. J., & Pavetich, M. (2021). Development of an Offline-Friend Addiction Questionnaire (O-FAQ): Are most people really social addict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53(3), 1097–1106. https://doi.org/10.3758/s13428-020-01462-9

[15] Peng, P., & Liao, Y. (2023). Six addiction components of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in relation to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ymptom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and network analysis. BMC Psychiatry, 23(1), 321. https://doi.org/10.1186/s12888-023-04837-2

[16] Fournier, L., Schimmenti, A., Musetti, A., Boursier, V., Flayelle, M., Cataldo, I., Starcevic, V., & Billieux, J. (2023). Deconstructing the components model of addiction: An illustration through “addictive” use of social media. Addictive Behaviors, 143, 107694. https://doi.org/10.1016/j.addbeh.2023.107694

[17] Qu, D., Liu, B., Jia, L., Zhang, X., Chen, D., Zhang, Q., Feng, Y., & Chen, R. (2024).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ort video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cross-lagged panel network analysi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52, 108059.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3.108059

[18] Yao, N., Chen, J., Huang, S., Montag, C., & Elhai, J. D. (2023). Depression and social anxiety in relation to problematic TikTok use sever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boredom proneness and distress intoleranc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45, 107751.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3.107751

[19] Xu, Z., Gao, X., Wei, J., Liu, H., & Zhang, Y. (2023). Adolescent user behaviors on short video applicati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omputers & Education, 203, 104865. https://doi.org/10.1016/j.compedu.2023.104865

[20] Wilmer, H. H., Sherman, L. E., & Chein, J. M. (2017). Smartphones and Cognition: A Review of Research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Mobile Technology Habits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7.00605

[21] Wadsley, M., & Ihssen, N. (2023).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MRI Studies Investigat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Brain Sciences, 13(5), Article 5. https://doi.org/10.3390/brainsci13050787

[22] Orben, A. (2020). Teenagers, screens and social media: A narrative review of reviews and key studie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55(4), 407–414. https://doi.org/10.1007/s00127-019-01825-4

[23] Hancock, J., Liu, S. X., Luo, M., & Mieczkowski, H. (2022).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Media Use: A Meta-Analysis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Depression, Anxiety, Loneliness, Eudaimonic, Hedonic and Social Well-Being (SSRN Scholarly Paper No. 4053961).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https://doi.org/10.2139/ssrn.4053961

[24] Valkenburg, P. M., Meier, A., & Beyens, I. (2022). Social media use and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 umbrell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4, 58–68.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21.08.017

[25] Ivie, E. J., Pettitt, A., Moses, L. J., & Allen, N. B. (2020). A meta-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social media 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5, 165–174. https://doi.org/10.1016/j.jad.2020.06.014

[26] Miller, J., Mills, K. L., Vuorre, M., Orben, A., & Przybylski, A. K. (2023). Impact of digital screen media activity on functional brain organization in late childhood: Evidence from the ABCD study. Cortex, 169, 290–308. https://doi.org/10.1016/j.cortex.2023.09.009

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能够通过与腺苷受体竞争性结合等机制，刺激神经元活性，间接影响多巴胺等的释放，从而增强注意力和认知控制，而这两者与前额叶皮质活动呈正相关。有研究表明，较低的前额叶皮质活动能够促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的办法可能在放松时翩然而至，就像阿基米德在泡澡时想出用水测算皇冠的体积。但对产生创新想法的能力来说，增强的认知控制和自发想法缺一不可，而这就要求前额叶活动的增加和大脑默认模式网络之间的动态耦合。咖啡因被证实有增强注意力和认知控制的效果，因此，它对这两种思维能力的影响可能也是不同的。

与上述两种能力对应，Zabelina等人分别定义了聚合和发散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 and divergent thinking），前者要求解决问题时，通过整合经验和信息，得出合乎逻辑的方案；而后者则是跳出框架思考，产生新颖、有趣的点子。实验中，88名志愿者被随机给予200毫克的咖啡因药丸和等量安慰剂，并随后完成测试聚合思维、发散思维和工作记忆的标准认知测试。聚合思维任务中，志愿者被要求由三个看似无关的单词联想到第四个单词，要求与前三者均有某种联系（Compound Remote Associates）。他们还需回答这个单词是靠灵光一现，或是逐步分析得到的。而发散思维任务则要求志愿者回答非常规问题和补全残缺的图画，以此测试其在语言和图像上的创造力（Abbreviated Torrance Test for Adults）。此外，研究者还调查了志愿者对咖啡因效应的预期和服用药丸前后的情绪。

研究发现，咖啡因可以改善志愿者在聚合思维任务中的表现，但是对发散思维和工作记忆没有影响。此外，咖啡因还可以减轻悲伤情绪。不过，作者也承认，实验中测试发散思维的方法重点在于志愿者能想出的回答数量，而忽视了回答的创意程度，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测试方法来弥补，例如考察志愿者创造比喻和幽默段子的能力。此外，个体对咖啡因的摄入速率和耐受程度也可能影响实验结果。但总体来说，适度摄入咖啡因对工作能力是有益无害的——在辛勤工作之余，不妨来上一杯美式吧。

参考文献

Darya L. Zabelina, Paul J. Silvia. Percolating ideas: The effects of caffeine on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20; 79: 102899 DOI: 10.1016/j.concog.2020.102899

Nehlig A, Daval J L, Debry G. Caffeine and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echanisms of action, biochemical, metabolic and psychostimulant effects[J]. Brain Research Reviews, 1992, 17(2): 139-170.

Weinberg B A, Bealer B K. The world of caffeine: the science and culture of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drug[M]. Routledge, 2001.

Beaty, R. E., Benedek, M., Silvia, P. J., & Schacter, D. L. (2016). Creative cognition and brain network dynamic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 87–95.

Beaty, R. E., Silvia, P. J., & Benedek, M. (2017). Brain networks underlying figurative language production. Brain and Cognition, 111, 163–170.

Benedek, M., & Fink, A. (2019). Toward a neurocognitive framework of creative cognition: The role of memory, attention, and cognitive control.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27, 116–122.

Luft, C. D. B., Zioga, I., Banissy, M. J., & Bhattacharya, J. (2017). Relaxing learned constraints through cathodal tDCS on the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Scientific Reports, 7(1), 2916.

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收到的大量对做梦有疑问的人的电子邮件都涉及超自然的梦现象。人们特别喜欢详述他们的梦是如何预测未来事件的，从飞机失事到爆炸再到自然灾害。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不遗余力地说明他们做这些梦的频率，以及他们如何知道这些梦会成真，然后他们提供了他们梦到的后来发生的事情的例子。而且，他们经常会在邮件的结尾说：“你怎么解释呢？”

正如你在本章中所看到的，科学地解释这类梦境有许多困难，尽管许多超自然的梦境可以被解释，但其他的梦境根本无法解释。如果你曾经做过这种预知（看到未来）的梦，或者涉及心灵感应（与某人直接进行心灵交流）或“千里眼”（观察到实际上无法感知的事件）的梦，你就知道要摆脱这种感觉是多么困难，因为有一些特别神秘的、超出了科学范围的东西已经发生了。而且你并不孤单。

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心灵研究协会”（该组织至今仍存在）的调查员就在研究各种超自然的经历。其中，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W. H. Myers）在 1882 年创造了“心灵感应”这一术语。1886 年，包括迈尔斯在内的该协会的三位创始人出版了《生前幻影》（Phantasms of the Living），这是一本开创性的作品，详细介绍了作者对数百个心灵感应和幽灵案例的重要调查。该书包括了 149 例自发梦境心灵感应的案例，其中绝大多数是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的。这些报告中有一半以上涉及死亡的主题，而关于某人处于危险或困境中的心灵感应梦是第二大类。在研究了报告的准确性、确凿的证据、涉及偶然性的解释、“潜意识”记忆、欺骗等因素后，作者论证了心灵感应的真正证据的存在，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清醒的生活中。

当时的一些主要科学家，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赞扬了这本书及其作者；其他人则对其理论和科学结论提出批评。正如我们将讨论的那样，那些认为超自然现象值得调查的人和那些认为这种说法是垃圾的人之间的鸿沟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继弗洛伊德和荣格之后的精神分析运动第三位奠基人，也是一位认为超自然体验是无稽之谈的人。相比之下， 弗洛伊德和荣格都涉足这些神秘的现象，并写了相当多的文章。弗洛 伊德在他 1922 年的论文《梦与心灵感应》（“ Dreams and Telepathy”）中阐述了他对心灵感应的态度，既矛盾又娇俏。在美丽但矛盾的细节中，该文以这样的陈述开始。
毫无疑问，以“梦与心灵感应”这个题目发表的论文会引起人们的期待。因此，我要赶紧解释，千万别带着这样的期望。你不会从这篇论文中了解到任何关于心灵感应这一谜题的信息；事实上，你甚至不会知道我是否相信心灵感应的存在。

相比之下，荣格完全没有表现出矛盾，他在 1933 年的一封信中宣称：“心灵感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仍然只被积极的无知者所否认。”他明确认为梦的内容的一个决定因素是心灵感应。

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在今天已经没有争议了。当然，不检查证据就否认它的存在是非常简单的，但这是一种不科学的程序，不值得注意。我根据经验发现，心灵感应事实上确实影响了梦境，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断言过。某些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经常有被心灵感应影响的梦。

到 1944 年，弗洛伊德已经更倾向于接受心灵感应（但不是预知）梦是真实的。此时距那封荣格的书信已有 10 年，距他本人发表 《梦与心灵感应》已有 20 年。在一篇题为《梦的神秘意义》的论文中，他得出结论说，根据现有的信息，“人们得出了一个临时意见，即心灵感应很可能真的存在”。最后，他指出：“在我私人圈子里的实验过程中，我经常有这样的印象：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回忆可以成功且轻松地［靠心灵感应］转移，［而且］不能排除它们在睡眠中联络某人并在梦中被他接收的可能性。”然而，这些关于心灵感应现象的描述，尽管得到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认可，不过是没有实际科学证据支持的逸事而已。然而1962年，蒙塔古·乌尔曼在纽约市建立了第一批睡眠实验室的其中一所。更重要的是，迈蒙尼德精神健康中心（Maimonides Mental Health Center）的梦境实验室，正如它最初被称为的那样，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力于梦心灵感应实验研究的睡眠实验室。1964 年，乌尔曼与威斯康星州人斯坦利·克里普纳（Stanley Krippner）加入，后者成为更名后的梦境实验室的主任。这些研究人员一起花了十年时间研究梦的心灵感应。克里普纳是心理学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导者，是美国心理学会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的前任主席。在十年的时间里，乌尔曼和克里普纳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声称要证明梦中心灵感应的存在。

在他们首次发表的研究中，乌尔曼和克里普纳指定一名参与者为“发送者”，让他专注于一张图片，而另一名参与者（“接收者”）则在隔壁房间睡觉。然后，发送者试图将图片在脑海中的图像发送给接收者。在他们的第一个实验中，图片是简单的线条画，如发送者在接收者入睡后画的圆圈或弓箭，或杂志上的图片。然后，发送者会在接收者处于快速眼动睡眠时将其唤醒，并要求其提供梦境报告，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来获得细节。在 22 次实验中有 14 次，乌尔曼和克里普纳发现他们认为发送者一直专注于的图片和接收者的梦境报告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这些结果的鼓舞下，随着迈蒙尼德大学睡梦实验室的建立，这两位科学家开始进行更严格的实验。

在他们的第二个实验中，乌尔曼和克里普纳用经典绘画代替了 线条画和杂志图片，例如萨尔瓦多·达利的《最后晚餐的圣礼》（The Sacrament of the Last Supper）。同样，发送者将注意力集中在随机选择的十几幅画中的一幅上，接收者将尝试梦到它。

随后，一名或多名评委将阅读梦境报告，查看整组图片，然后挑选他们认为与梦境报告内容最匹配的图片。如果这张“最匹配”的图片确实是发送者一直在关注的图片，这将表明发送者的想法已经以某种方式传递给隔壁房间的接收者，并被纳入他们的梦中。当然，这种匹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但根据这种重合的发生率，乌尔曼和克里普纳得出结论，这些重合的结果很可能不仅仅是偶然的。相反，这两位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观察梦中的心灵感应。你可以想象，当他们发表其结果时，会面对反对和否定的风暴，一些人认为做梦的人可能以某种方式看到了发送者选择的图片，另一些人则认为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是不恰当的。对超自然梦的实验调查在概念和方法上都存在困难。有一个实验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固有的问题，该实验由卡莱尔·史密斯于 2013 年进行。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在研究睡眠依赖型记忆加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史密斯邀请他的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梦心理学课的 65 名学生——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他们都已经记录并提交了两份梦境报告——参与一项“针对”他们不认识的人的不明疾病的实验。那些选择参与实验的人看到了一张女人的照片，并被告知要“孵化一个关于她病情的梦”（梦境孵化的概念在 第 11 章有详细介绍）。史密斯和学生们都不知道这位中年妇女，也不了解她的疾病，直到实验结束后才知道她的乳腺癌已经转移到了一条腿上。

最后，只有十几个学生认为他们可能梦到了这个女人，并将这些梦提交给他们进行内容分析。只有在那时，史密斯和学生们才被告知她所患何疾。但在阅读任何梦报告之前，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对报告中提到的相关主题进行客观评分，即任何提到躯干、四肢、乳房、癌症或临床环境的内容。正如史密斯所预测的那样，在学生们看到这位女士并被要求梦到她的疾病后收集的梦报告，比之前收集的梦报告更多地与她的癌症有关，而且出现这一结果的偶然概率只有 3% 或 4%。

但是这个设计有一个问题。你看见了吗？如果我们简单地让你猜测中年妇女最害怕的疾病是什么，你会怎么猜？很可能你会猜到乳腺癌。因此，这些学生在看到这个女人的照片并得知她患病后，比在知道实验真实目的之前做了更多与目标主题有关的梦，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不知道这种相关梦比例的增加是否与“千里眼”有任何关系，或者只是在得知这个患病女人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到了乳腺癌。

为了回应这种批评，史密斯设计了第二个更好的实验。这一次，他增加了一个对照组，让他们看一个计算机生成的，但令人相信的、不存在的女性的合成图像。同样，实验组被展示了一张有多种生活问题的真实女性的照片，他们在看到照片后比之前有更多与她的问题有关的梦。然而，被展示了一个不存在的女人的图像的对照组，在看到假脸之后，没有产生比之前更多的关于生活问题的梦。对于实验组来说，新的实验与第一个实验有同样的问题—猜测这个女人试图应对什么生活问题。

但对于新实验的对照组来说，研究的局限性更微妙。不幸的是，这个小组的实验是在实验组一年后进行的。因此，对照组的被试有可能从去年的学生那里听说了这项研究，所以在看到仿真女性并正式听到实验描述之前和之后，都会被期望梦到女人的生活问题。如果两组学生同时参与实验，然后随机展示真实女性或合成女性，情况会好得多。这将消除我们对实验设计的反对意见，尽管我们可能会提出其他反对意见。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提到我们经常收到详述各种超自然梦经历的电子邮件。多年来，托尼要求十几个坚持认为自己经常做预知梦的人在这些梦发生后立即给他发电子邮件报告（从而确定一个日期），然后让他知道预言的事件何时真正发生。大多数人都没有给他发过任何梦报告，而少数发过梦报告的人没有跟进，只发了一封确认预言成真的电子邮件。我们还提到，在描述了他们的超自然梦后，人们似乎经常想让我们去测试，问：“你怎么解释这个？”因此，这里给出几种对这类梦的解释。

对“睡梦成真”的第一种解释，也可能是最常见的解释，与概率和记忆偏差有关。我们每晚都会经历几个梦，数十亿人每晚都在做梦，所以很可能在任何一个晚上，都有数百人在梦见飞机坠毁、火山爆发或海啸，或名人死亡。但没有人写信给朋友或研究人员说：“我两个月前梦见了一次巨大的工业爆炸，你猜怎么着？我还在等着它发生！”我们只记得并谈论那些似乎已经实现的梦。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忘记那些没有实现的梦。

尽管如此，任何一个预知梦都可能只是一个巧合，但通常看来，这种巧合显然是不可能的，以至于超感知觉才是更可能的解释。当我们坐在一个由 20 到 25 人组成的团体中，发现我们中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日时，我们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有多大可能呢？好吧，如果有 23 个人，这个概率比五五开要大。如果你计算一下，实际上小组中两个人的生日相同比没有两个人的生日相同更有可能发生。关键是，直觉上不可能的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的，这可能解释了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关于梦境超感知觉的例子。

在现实中，我们所做的梦和随后发生的清醒生活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可能性，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记得那些梦了。我们知道，脑储存了许多梦记忆，但我们在早上没有回忆起来。你醒来时没有梦记忆，进入淋浴间，打开水，突然想起你梦到了在淋浴间里。或者在当天晚些时候，你看到一只猫从一辆汽车前面跑出来，然后说：“哦！我昨晚梦到了一只猫。”整个梦境又出现在了你的眼前。（不管是不是巧合，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托尼和鲍勃身上）。最有可能的是，根据我们自发回忆的梦的比例，我们还有更多的梦储存在我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会回忆起被储存起来的梦，除非有什么事件提醒了我们。而且我们不知道这些梦记忆保持了多长时间，能够在发生一些类似的事件，如自然灾害或父母的死亡时被唤起。因此，能够偶然显示出这种相似性的梦的数量也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对梦的回忆往往是模糊的（“有关于猫的东西……”），再加上梦的超联想性质，可能导致我们在回想时认为某个梦是关于某个主题的，比如父母的死亡，而实际上它和这个主题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记得我当时感到非常悲伤，好像我失去了什么……”）。当鲍勃提交他关于俄罗斯方块研究的论文时，一位审稿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人们可能在梦中看到了几何形状—这在催眠梦的报告中经常被描述，当他们醒来时，认为这些形状一定是俄罗斯方块的图像。这个结论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当鲍勃看了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的被试的催眠梦报告，报告里没有几何形状。意料之中的是，你会发现自己有时会巧妙地、不知不觉地改变对梦境的回忆，以配合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只要这种改变确实发生了，它就会再次增加梦与未来事件有意义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巧合。然而，也许对超自然梦最有趣的解释是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提议，即“做梦的人在无意识中进行估计和猜测”。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真的是在读懂别人的思维或看到未来，但不是通过任何一种超感知觉。

当托尼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他的一个邻居告诉他，那天早些时候，她在二楼公寓外的楼梯上行走时，其中一个台阶在她的重压下被折断了，差点导致她严重摔伤。但她真正想与这位年轻的梦研究者分享的是，就在几天前的晚上，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从那个相同的楼梯上摔了下来。当托尼去看那个断裂的台阶时，他注意到一些木制台阶的外缘附近有腐烂的迹象，特别是在连接台阶和扶手的金属铆钉周围。邻居坚持说她从未注意到腐烂，否则她就会把楼梯修好，而不会冒着严重受伤的危险。但她的脑很可能确实注意到了腐烂的木头。从这里不难看出，她做梦的脑最终是如何探索与这段“无意识”记忆有关的可能性的。

然而，这种无意识的估计和猜测的过程，可能要微妙得多。思考一下下面的例子。一位刚退休的叔叔告诉他的侄女（我们称她为苏珊），他和朋友们很好地打了一轮高尔夫球，但这次锻炼使他的肩膀有些疼痛—这是衰老的一个标志。当天晚上，苏珊梦见她的叔叔意外地死于心脏病，第二天早上，当她得知他确实在晚上遭受了致命的心脏病发作时，她感到非常震惊。苏珊刚刚体验了一个“千里眼”之梦。

也可能不是。肩膀上的疼痛是心绞痛的典型标志，当你的心脏没有得到足够的氧气时，你会感到疼痛。苏珊可能在某个时候了解到了这一点，尽管她可能多年来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当她叔叔提到他打高尔夫球时，甚至当她得知他的心脏病发作时，她都没有想到。但这些信息仍然储存在她脑内的某个地方，而且根据 NEXTUP 模型，她的脑做了它应该做的事。它探索了联想网络，以了解各种可能性，并发现了这段相当令人不安的关于肩部疼痛的记忆，将其制作成了她的梦。她做梦的脑确实预测了未来，但它是通过脑机制来告诉我们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而且，几乎如同所有其他的梦，她的脑并没有告诉她如何或为什么构建这个梦。

即使苏珊的叔叔在这个梦的三天后就去世了，苏珊可能仍然会把她的梦解释为神奇地预言了她叔叔的死亡。这可能会使她的信念更加坚定，因为现在她的梦似乎能看到未来，而不仅仅是看到近期。事实上，她可能已经梦到了她父亲的死亡，并且仍然觉得那是来自未来的关于她叔叔即将发生的心脏病的“信息”，只是被扰乱了一些。回想一下我们在第 8 章所说的关于梦的“感受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在神经化学上被驱使去相信梦是有意义的。因为她叔叔的死显然证实了这个梦的重要性，所以苏珊很容易跃跃欲试地做出预知的解释。

但有时这些都不像是充分的解释。我们以前曾谈论过鲍勃的狗实验室梦。提醒你一下，这是早在 1980 年，鲍勃做了这个梦。

我又在狗实验室里，我们刚刚切开了狗的胸部。当我往下看时，我突然意识到那不是一只狗；那是他（五岁的女儿）杰西。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不明白我们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在我的注视下，切口的边缘重新合拢并愈合，我注意到甚至没有一丝的疤痕。

30 年后，鲍勃的第二个儿子亚当出生了。亚当出生时患有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这是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缺陷，是导致“蓝婴”的原因。为了纠正这个致命的心脏缺陷，亚当在四个月大的时候就接受了矫正手术。外科医生切开了他的胸部，进行了开放式心脏手术。幸运的是，手术完全成功，现在 16 岁的亚当从此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他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当鲍勃将亚当的手术与他很久以前的狗实验室梦联系起来时，已经是亚当手术后一年多了。真诡异！巧合的是，他做了一个如此令人难忘的梦，而这个梦又如此完美地预示了 30 年后亚当的手术，这有多大可能？鉴于这种先天性心脏缺陷的罕见性，可能性不大。尽管有这种可能性，鲍勃觉得有信心说这只是一个巧合。但这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另一种说法，即某种神奇的预知能力。（而托尼也同意他的观点。）

最后，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梦心灵感应或类似的东西真的存在，它是罕见的，象征性多于具体细节，而且不可靠。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谁能在多年内持续做到这一点；它在有像彩票号码这样的目标的研究中不起作用；也没有万无一失的实验设计可以反复显示出超出偶然预期的明显实验效果。

但可以说，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科学界人士对这个概念的全盘否定。即使在睡眠研究者中，也很少有人读过任何已发表的关于梦心灵感应的研究，而那些读过的人往往会耸耸肩说：“实验一定有问题。”或者“我还是不相信。”

这种反应并不限于睡眠界。2018 年夏天，《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美国心理学会的旗舰同行评审期刊——发表了一篇回顾超心理学现象（parapsychological phenomena，也被称为 psi 现象）数据的论文。其作者得出结论：“证据为超心理学现象的真实性提供了累积性支持，不能轻易用研究质量、欺骗、选择性报告、实验或分析无能或其他经常性的批评来解释。”后来同一杂志上发表了对该评论文章的反驳。在那篇文章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们并没有费心去检查超心理学现象的数据。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数据没有存在的价值”；它们是不相关的。整个反驳可以总结为：超心理学现象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说法都不可能是真的。此案就此了结。

我们提到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科学家们有时对梦心灵感应等话题所采取的态度和信念。尽管少数研究人员愿意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异常现象，但其他研究人员则从旁表现出带有怀疑的兴趣，还有一些人—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拒绝考虑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即使经验证据可能表明并非如此。

有些人认为，鉴于正在调查的主题，对超自然现象的研究应该采用不同的科学标准。这种立场不是没有道理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有句名言：“超凡的主张需要超凡的证据。” 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 18 和 19 世纪也曾提出过这种观点。

但什么才算是非同寻常或不可能的主张，这部分取决于你的知识和信念。历史上充满了曾经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想法和主张的例子，但它们最终被证明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的：如行星运动、孟德尔遗传学、电和量子力学的想法，以及梦在记忆 加工中发挥作用的观念。此外，许多熟悉的概念——包括意识本身——仍然无法得到科学的解释，而且可能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重力。如果科学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教条式的确信——关于我们知道什么或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并不总是有道理的。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要强调我们之前说过的话。当我们的脑在做梦时，它有时可以预测未来，或显示当时在遥远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有时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有信息可以让脑计算并从字面上设想出这些事件的可能性。在其他时候，它的发生纯粹是巧合。这种可能性由于梦的模糊性和脑在梦中寻找意义的偏向而增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更有可能发现梦和后知的事件之间的联系——尽管事实上脑在构建梦时并没有使用这些联系。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自信地说，就像它经常让我们感觉到的那样，是通过心灵感应或预知来发生的。

最后，你应该知道，我们之所以把这一章聚焦在超自然梦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过这些梦（尽管有鲍勃的狗实验室梦），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真实性。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研究人员正在积极尝试通过实验来研究这些现象，而他们的发现仍然是有争议的。为了记录在案，鲍勃对此事的看法与阿德勒的相似（很可能是痴人说梦），而托尼的看法则更接近弗洛伊德的（不太可能，但也许呢！）。而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可以。作者：Antonio Zadra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我们为什么会做梦》（When Brains Dream：Exploring the Science and Mystery of Sleep by Antonio Zadra and Robert Stickgold）。

执行功能依赖于大脑的多个不同部分，包括上图所示的蓝色区域。神经影像研究显示，工作记忆涉及到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腹外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抑制控制涉及到前辅助运动区（pre-supplementary motor area，pre-SMA）。所有这些区域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时就已经存在了，但这些区域之间的连接仍然在经验中不断完善，在使用中被强化或在废用中被弱化。科学家认为，这种大脑连接强化和削弱的过程是帮助青少年在独立时适应他们独特环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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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执行功能和认知控制所需要的大脑系统（图中蓝色部分）在青少年时就已经启动并运行着，但露娜、阿什利·帕尔（Ashley Parr）和同事的研究认为，涉及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大脑奖赏系统（图中红色部分）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多巴胺（与奖赏和动机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的早期激增相一致，且多巴胺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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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起火了。火势从教堂阁楼处开始蔓延，不到30分钟就覆盖了整个塔尖。不久，伴随着一声巨响和人们的尖叫声，这座于19世纪修复的尖顶轰然倒塌大火持续到次日凌晨才被扑灭。这场大火引发的讨论也蔓延到了国内的社交媒体。

不少人在朋友圈晒出自己在巴黎旅行的照片，表示“心都要碎了”。此外，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虽然我承认巴黎圣母院的艺术价值，也为它的破坏感到惋惜，但想到法国人曾经火烧圆明园，便有一种天道轮回的快感。”在这场讨论里，悲伤的网友们称那些为火灾拍手称快的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后者则批评前者“虚伪”“崇洋媚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种声音此起彼伏，谁也说服不了谁。

按理说，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人的国宝，与我们相距甚远，但为什么我们会对这场火灾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与道德判断呢？那些为圣母院起火感到心碎的网友是“圣母心”泛滥吗？感叹“天道好轮回”的人们又是否真的缺乏共情能力？共情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通俗地讲，共情是一种与他人感同身受，站在他人立场思考的能力，其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激烈探讨的话题。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说的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是具备仁义这一道德品质的出发点。18世纪，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与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构成责任感和其他道德品质的基础。如此看来，共情能力强的人道德水准也更高似乎是人们的共识。

然而，心理学家的一大优点便是不把任何直觉与常识视作理所当然，共情的道德价值自然也包括在其中。有两位知名心理学家就曾为此展开论战。保罗·布卢姆（Paul Bloom）号召人们摆脱共情，而贾米尔·扎基（Jamil Zaki）则守护共情的价值。

2016年，布卢姆出版了新书《摆脱共情》（Against Empathy）^[1]，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共情是狭隘的，并不适合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我们需要摆脱共情，用理性的“同情”取而代之。

共情的英文是empathy，也有人将其翻译成“同理心”。从这两种翻译上不难看出，共情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一方面强调情绪，另一方面强调理解和思考。心理学家曾经提出过许多理论试图解构empathy（以下统称“共情”），其中最广为接受的理论将其划分为情绪共情（affective empathy）与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这两部分，前者是我们自发感受他人内在情绪的能力，后者则是我们对于他人内心状态的分析和理解。研究发现，情绪共情在人类的婴儿时期就已具备雏形，刚出生的小宝宝会自发地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其他婴儿的哭声也会引发他/她的焦虑。相比之下，认知共情涉及更为复杂的思维活动，最早在人类一岁左右才会显现，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成熟。

布卢姆希望我们摆脱的是情绪共情，在他看来，情绪共情容易受无关的环境因素影响，让我们的道德判断产生偏差。不妨想象以下场景：“一个六岁小女孩，有着一头漂亮的棕色头发。她身患绝症，需要上千美元的医药费才能活过圣诞节。”再看这句话：“如果税收减少，公立医院设施将会老化，进而导致病人死亡数量产生微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增长。”^[2]这两种情形的后果很可能同样严重，但相比第二种描述，第一种更能引发人们的同情心，也能筹集到更多捐款。情绪共情的对象往往是可以被识别的受害者（identifiable victim），而非抽象的数据。如果让情绪共情主导我们的道德判断和决策，那么我们便会忽视那些不被看见，但更加需要帮助的人。由此，布卢姆号召我们摆脱共情，让理性而非情绪引导我们的道德判断。

布卢姆的摆脱共情的观点遭到了另一位心理学家扎基的批评。扎基首先调整了布卢姆对共情的定义。布卢姆认为共情是对他人情绪的感受，而同情则是通过理性分析来帮助他人的动机，因此同情比共情更具道德价值。扎基并不认同这种划分，在他看来，同情本就是共情的组成部分。扎基在情绪与认知的基础上将共情进一步划分成三个部分：对他人情绪的间接感受（experience sharing），对他人处境与内心想法的推断和理解（mentalizing），以及帮助他人的动机（prosocial concern）。不难看出，后二者大致等同于布卢姆所说的同情。

扎基承认共情中的“感受他人情绪”部分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偏差，就如布卢姆所说的那样。然而，这并不构成我们应当摆脱共情的理由。

一方面，扎基认为布卢姆对共情的定义有偷换概念的嫌疑——布卢姆所反对的与其说是共情，倒不如说是狭义视角下共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扎基看来，共情中的“感受他人情绪”、“理解他人内心”与“帮助他人的动机”这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够分开。这一观点得到了神经科学研究的支持，虽然研究表明这三种共情机制涉及的大脑活动区域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与人产生共情时，这些区域的活动往往是同步的。

我们如何识别共情所涉及的大脑区域？扎基的研究团队巧妙地解答了这一问题。^[3]

首先，研究者招募了一组被试，让他们在录像机前讲述一段自己的故事，并一边回看录像，一边为自己在讲述时所产生的感受打分，这些分数将成为判断别人是否能与之共情时的“标准答案”。接着，另一组被试观看每段录像，实时推断讲述者的感受并打分。观看者的打分与讲述者的越接近，其共情准确度也就越高。通过由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记录观看者的大脑活动，扎基等人发现，共情准确度与两组脑区的活跃程度呈正相关，即负责推测他人内心状态的内侧前额叶皮质（MPFC），和负责分享他人感受的顶下小叶（IPL）与前运动皮质（PMC）。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共情并不像布卢姆认为的那样狭隘，直接分享他人的情绪与理性推断他人内心想法的能力，在大脑中并非彼此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另一方面，扎基认为布卢姆的观点错误地理解了共情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虽然共情能力的强弱会受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但真正决定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是共情背后的动机。情绪共情虽然不够“理性”，不适合单独作为道德判断的依据，但我们可以用道德来引导共情。一旦我们依照理性做出了道德判断，便可以“选择”与恰当的对象共情，并通过更直观地想象受害者的处境，来更好地帮助他们。

扎基在2019年出版的新书The War for Kindness（《善良之战》）^[4]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并通过大量研究论证共情是可以锻炼和选择的。例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C. Daniel Batson）的研究发现，简单的“助推手段”（nudge）便可以在实验室中增加人们对特定群体（例如艾滋病患者）的共情。更有研究表明，即便是以缺乏共情著称的心理病态患者（psychopath），通过训练也可以间接感受他人的疼痛，并呈现出与普通人面对他人疼痛时所表现出的相似的神经激活模式。

人们自主选择共情对象的能力并不局限于实验室。神经科学家塔尼娅·辛格（Tania Singer）的团队长期追踪了练习慈悲冥想（metta）的被试，并在练习前后分别扫描他们的大脑。慈悲冥想意在帮助人们克服共情对象的范围的局限，使人们把对身边亲友的关爱与善意延伸到陌生人乃至敌人身上。结果发现，通过练习冥想，被试不仅展现出更广泛的共情能力，他们大脑中与共情相关的脑区的皮质厚度也随之增长。

扎基守护共情的立场并没能说服布卢姆。作为回应，布卢姆表示，共情之所以危险，恰恰是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是否与他人共情。人们可以怀着崇高的道德标准将共情引向合适的对象，也可以不怀好意地利用共情引发偏见和仇恨。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愿意破坏游戏规则以便共情对象在游戏中获胜，哪怕这会伤害到无辜的竞争者。同样的困境在现实世界中常常更加残酷：信奉排外主义的政治家善于通过生动描述移民的违法行为来引发人们对受害者的共情，激起民众的排外情绪，甚至借此发动战争。

更何况，正如布卢姆在《摆脱共情》中指出的，共情背后的动机常常是自私的。有时人们共情仅仅是为了拥有“道德高尚”的形象，而并不关心受害者的处境。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江歌妈妈在女儿不幸遇害后，四处奔波，为女儿伸张正义，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网友们一致的支持与帮助。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一些网友开始对江歌妈妈的微博发言感到厌烦，不再与之共情，转而质疑她“占用公共资源，消费网友情绪”。对于他们而言，共情最终指向的不是受害者，而是自己。而这种心态，无疑是布卢姆所希望我们摆脱的。

总而言之，既然共情的结果取决于它背后的动机，那么谁又能保证这些动机的合理性呢？

布卢姆与扎基的“论战”不止步于对共情的定义，还包括更复杂的共情、同情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神经科学揭示出共情在大脑中是如何表征的，而心理学则让我们意识到共情可以被引导。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引导共情？情绪对于道德而言又有怎样的意义？

在这些问题上，布卢姆与扎基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认同仅仅能够“感受他人情绪”是不够的——道德判断需要理性的支撑。这与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的想法不谋而合。努斯鲍姆认为，对他人情绪的感受并没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只有当共情与理性的价值判断相结合时，它才成为我们应该追求的情感——同情。在努斯鲍姆看来，同情和所有情感一样，背后蕴涵着价值判断。当我因为一个人的痛苦而感到难受，并希望帮助他/她减轻负担时，实际上我在作出如下判断：这个人的痛苦不应当由他/她承受。换句话说，如果我认为一个人的痛苦是应得的（比如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即使我可以间接感受到他/她的疼痛，也不会给予他/她丝毫同情。

努斯鲍姆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网友们对巴黎圣母院失火的反应：人们的不同反应源自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于一部分人，这场火灾是飞来横祸，巴黎和法国人民是无辜的，因此值得我们的同情。而对于另一群人，这场火灾是上天迟来的正义，是法国要为多年前侵略中国应付的代价，那自然要为之拍手称快。所以，幸灾乐祸的人并非没有共情能力，只是不愿共情。

不过，虽然努斯鲍姆和布卢姆都承认共情的局限，但努斯鲍姆并不认同布卢姆的“同情心与道德判断应当摆脱共情”的观点。努斯鲍姆在Upheavals of Thought（《思想的突变》）^[5]一书中提出，对共情能力和想象力的培养和引导，是人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正是通过感受他人的情绪，我们才意识到他人的困境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通过对他人处境的想象，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人的脆弱，同时接纳自己与之相似的脆弱。

与此同时，努斯鲍姆认为情绪对于作出准确的道德判断来说必不可少。抽象的、不带有情绪的道德判断很容易引发盲从，进而将罪恶合理化。这一观点受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恶”概念的启发——即便是平庸的规则执行者也可能犯下滔天罪行。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庭上，曾负责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竟引用康德的“绝对命令”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我对康德的理解是，我的意志原则必须时刻能上升到普遍法则的高度”，并声称自己是“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6]在阿伦特看来，如果没有情绪的支持，道德教条便可能促使人们像艾希曼一样，在意识形态和权力体系的引导下无意识地滑入平庸之恶的深渊。

来自心理学的研究也佐证了情绪对于道德判断的重要性，布卢姆提出的“理性共情”或许很难真正实现。20余年的道德心理学研究表明，我们的道德判断受情绪与直觉的影响，甚至常常被它们主导。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在理性判断被情感与直觉左右的同时，我们的情感与直觉本身也如努斯鲍姆所说，被自身的价值判断所塑造。

如果心理机制决定了我们的道德判断难以摆脱情绪，像布卢姆一样寄希望于依靠理性解决所有问题就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了。于是，我们似乎正面临一个情感与道德的困境：是像布卢姆所倡导的那样，即使希望渺茫也要尽最大努力摆脱共情，还是遵循扎基和努斯鲍姆的建议，拥抱我们的情绪？

“爱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百余年前抛出的问题精准地描述了共情的困境，如今它仍回荡在耳畔，在当下支离破碎的世界里亟待人们的回答。巴黎圣母院的一场大火，折射出由于集体记忆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造成的鸿沟，它撕裂着我们的情感。

如今动荡的社会与政治局势也无时无刻不在模糊着我们的道德坐标。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视角终究有限，它们关注个体，而往往难以触及社会以及结构性的问题，实验室里收获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更是常常难以维系。然而，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将人们从行为主义的束缚之中解救出来一样，心理学对于共情、同情与道德的研究也给人以力量和希望。当我们意识到共情可以被选择，情感可以构筑于理性之上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理由相信，人与人彼此同情、理解的理想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值得我们协心勠力去使其实现。

注释

[1] BLOOM P. 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M].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7.

[2] BLOOM P. Empathy and its Discontents[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7, 21(1): 24-31.

[3] ZAKI J, et al. The Neural Bases of Empathic Accurac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9, 106(27): 11382-11387.

[4] ZAKI J. The War for Kindness: Building Empathy in a Fractured World[M]. New York: Crown, 2019.

[5] NUSSBAUM M C.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ARENDT 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M]. London: Penguin, 2006

封面：由阿澈为神经现实和《信睿周报》设计
编辑：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