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大楼的大厅里，到处都是抽鼻子和清嗓子的声音。每当我走在路上，都能看到眼泪汪汪的眼睛和通红的鼻头。就连我的Slack工作群组里，都全是和生病有关的表情包，还有同事们在消息中互诉疑问：为什么我感觉这么不舒服？“真的不是新冠，”他们说，“我快测了一百万次了。”他们坚称，是别的什么东西在作怪，让他们感觉自己像是炉上的烤鸭一样。

这作怪的“别的什么东西”，很有可能正是一度被人们遗忘了的普通感冒。在过去的三年间，不少呼吸道病原体被挤到了社会舞台的聚光灯之外，其中包括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RSV）、人类偏肺病毒、副流行性感冒病毒、普通感冒冠状病毒、鼻病毒等。如今，它们正在卷土重来，并且确实给不少人带来了极大困扰。好消息是，目前还没有客观证据证明，这些感冒病毒真的比全球疫情前更为厉害。不过先别高兴得太早——由于我们淡忘它们多年，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感冒原本就有不低的杀伤力。

曾经——准确地说，就是2020年以前——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对感冒是十分熟悉的。一个成年人平均每年都会被两三种毒株（总共有200多种）感染、并患上感冒；年轻的幼童更甚，在托儿所和学校这些“细菌的温床”中日常生活，有可能一年被感染六七回、甚至更多。感冒在冬季尤其常见，因为很多病毒更喜欢低温环境，人们也更喜欢在冬天的室内和亲朋好友团聚、与人相见的同时也在与彼此呼吸之中的病毒相见。全球疫情后，口罩和社交距离让不少病毒失去了可乘之机，但是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渐放松，它们也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这并不算是件大事。普通感冒的症状通常较轻，并且几天后会自行消失。病毒会侵入鼻子和喉咙，但是并不会造成太多伤害，很快就能被清除出去。有些人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得了感冒，或者把感冒的鼻塞流涕症状误认为是过敏。我们很多人都对这个流程非常熟悉：“一般就是鼻塞上几天、精神不振上几天，别的没什么事”，芝加哥大学传染病医生埃米莉·兰登（Emily Landon）描述道。对于这些“只是感冒”的症状，我们习惯性的轻视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让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请假休息，或因此带上口罩（剧透一下：我所对话的专家们均表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哪怕只是感冒）。

在很多人眼里，感冒不是什么大事，起码和流感相比微不足道。然而，“比流感好一些”并不能说明什么。流感确实是一种危险的疾病，每年会把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送进医院，并且（和新冠一样）可能给患者带来长期的症状和困扰。尽管感冒通常没有那么严重，但仍旧可能让患者体验到强烈的头疼、疲劳感、喉咙疼；他们的双眼可能会流泪不止、鼻子可能会无法顺畅呼吸，甚至在睡醒时会感到喉咙仿佛吞了刀一样地疼痛、脑袋像灌了水泥一样沉重混沌。

感冒症状持续一周以上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有时甚至在两周后仍不减轻；咳嗽的持续时间尤其长，在流鼻涕和头疼的症状消散后很久依旧烦扰着感冒患者。在最坏的情况中，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和免疫功能不全的人来说，感冒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有时，感冒患者会在感冒病毒感染的基础上再被细菌感染一次，这种“连招”可以把人直接送进急诊室。“其实，得了感冒就是非常难受的。”兰登告诉我，“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对专家们来说，感冒的症状总体上讲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主要和个人感觉有关。”贾丝明·马塞林（Jasmine Marcelin）表示。她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一名传染病医生。由于我们已经几年没有得过感冒了，她告诉我，“如今再感冒，就会觉得比以往还要严重。”其实，类似的问题早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就已存在。“每年，我都会接到患者的电话，称自己患上了‘前所未有’的重感冒。”兰登告诉我，“但其实和他们去年的感冒没什么两样。”现如今，由于人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喷嚏、咳嗽变得更加敏感，这样对感冒严重程度的渲染会愈发夸张。

不过，和以往相比，本季度的感冒也确实可能会比以往更严重一些。很多现在生病的人，不久前也得过新冠、流感、或者呼吸道感染，这三个当中的每一个都在刚过去的秋冬季里感染了数以百万的人（尤其是孩子）。他们的体内组织在先前的感染中已经有所损坏，因此更不能应付当下的感冒病毒。

人体免疫系统的强弱也可能造成影响。现在很多的患者已经三年多没有感冒过了，因此居民整体比以往常年同期更加脆弱，让病毒传播得更快，或许还会让感冒更折磨人。不过，据麻省总医院的传染病医生和微生物学家罗比·巴塔查亚（Roby Bhattacharyya）称，更高的群体易感性并不会导致大量更严重的病情。诚然，并不是所有的感冒病毒都能增强人体免疫力，但是，很多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让感染过后的人体反而具备更强的抵抗力，来面对未来更加严重的感染——这样的增强效果甚至可以保持数年。

兰登还告诉我，对于现在横行的很多病毒来说，免疫力的强弱压根不重要。可以导致感冒的病原体种类太多了，因此就算是刚刚得过一次感冒，也很难影响到下一次的病情。一个人很有可能在五年中得上六七次感冒，并且每次都被不同的病毒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很多人口中的“从没得过这么严重的感冒”，还有可能就是更加严重的病毒感染，比如新冠病毒或者流感病毒。在新冠病毒感染的初期，哪怕症状已经出现了，居家测试也很有可能出现假阴性结果；虽然流感有时和感冒症状不同，但它们常常十分相似，只有检测才能确凿地诊断和区分，可这类检测并不是人人都有的。

全球疫情将我们对疾病的感知两极化了。在面对相似的症状时，我们的反应常常分为两种：“完蛋，我冠（阳）了”，或者，“幸亏不是新冠”。不可否认，新冠病毒依旧比感冒病毒杀伤力更大，更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并发症或长期（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负面症状。但是，在新冠和感冒之间，不同感染的严重程度并不能两极化地一概而论。同时，马塞林也指出，对一个人来说微不足道的小感冒，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几周的折磨、甚至更糟——因此，不论是什么病毒正让你涕泗横流，也不要把它传染给他人，这仍然重要。现今的流行感冒或许并没有比以往更加严峻，但我们也要小心，别让它太猖狂了。

后记

Dora：上周五同好友“春游”一天后，两人都出现了不同轻重的打喷嚏、咳嗽等症状。在和不同人确认“是不是甲”“难道是冠”“好像只是感冒”的交流中，我不时意识到身体机能以外的新冠后遗症，比如对于自身身体特定症状敏感的觉察、对于不同疾病大相径庭的感知。感冒或许还是原来的感冒，但因为过去的三年，感冒确实不再是原来的感冒了。对于身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来说，这可以是一个新的契机，开始关注每一个“小感冒”、关心得着感冒的自己和他人。

光影：所以，你最近感冒了吗？

作者：Katherine J. Wu | 译者：Dora | 审校：光影 | 编辑：光影、eggriel | 封面：Maria Nguyen | 排版：光影 | 原文：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3/02/common-cold-virus-symptoms-immunity/673193/

01 褪黑素安眠片：热闹的市场与缺位的监管

日益突出的睡眠问题催生了睡眠保健品的热销。在各大网络平台搜索“助眠”，多种安眠片、安眠软糖跃然首页，销量高者动辄月售过万。在助眠保健品市场中，褪黑素（melatonin，MT）作为调节睡眠节律的激素，是最为大众熟知的助眠产品之一。据GIR（Global Info Research）调研，2021年全球褪黑素收入大约1481.9百万美元，预计2028年达到4745百万美元，2022至2028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19.6%。^[2]

然而，褪黑素的热销背后，相应的监管却并不能令人放心。今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母亲将Zarbee’s公司告上法庭，因为Zarbee’s的儿童褪黑素软糖中褪黑素实际剂量和标签严重不符。这些每颗本应只含1毫克褪黑素的软糖，实际含量有两倍之多。^[3]而服用过量褪黑素可能会导致一定的副作用，包括过度嗜睡、情绪激动、头痛和恶心，不过相对轻微、可逆。^[4]

褪黑素类保健品的褪黑素剂量问题并不罕见。一项17年的调查研究显示，在被测试的31种褪黑素保健品中，大多保健品中的褪黑素含量未达到标签上的要求，并且其中约四分之一含有未标出的其它的成分，如血清素。^[5]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规定指出，褪黑素的推荐服用量为每日1~3mg。^[6]然而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褪黑素类保健食品中，有的甚至每片中就含有10mg，远超推荐剂量。

事实上，褪黑素的使用在部分国家的监管尺度相对宽松。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为褪黑激素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它。^[3]我国也将允许将褪黑素用作药品而非保健品。然而，英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均对褪黑素的使用持谨慎态度，将之作为处方药严格控制。^[7]

诚然，数十年来的使用情况显示出按规定剂量使用褪黑素几乎不会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是过度宣传之下，褪黑素到底是否对睡眠确有帮助？褪黑素应当如何使用和监管？缺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客观回答，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睡眠保健品市场的现存隐患。

02 褪黑素类等睡眠保健品真的有效吗？

当黑夜降临，光照的减少刺激褪黑素分泌增加。褪黑素作用于相应受体后，会激活γ-氨基丁酸（GABA）合成酶，间接使得体内GABA的含量上升，起到缩短睡眠潜伏期、维持睡眠的作用。

不同于诸多广告夸口的“一秒入睡”、“无副作用”、“一夜好眠”，大量临床研究数据显示^[8]，褪黑素并无明显的助眠功效，更不能治疗失眠障碍，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昼夜节律调节、维持睡眠的作用。有报道表明，褪黑素在倒时差时或许有帮助^[9]，但因实验设置不严谨、样本数少等因素，相关实验证据的可靠性较低，尚有待进一步验证。类似地，有研究指出褪黑素对老年人及患神经发育障碍的儿童有改善作用^[8][10]，但远没有广告宣传的那样有效。

不止于褪黑素类，目前市面上各种睡眠保健品（如GABA类、植物萃取物类）的效用难免都有“言过其实”之嫌。或许这些产品确实对某类有睡眠问题的人群有帮助，但绝非万金油。睡眠保健品不能替代治疗，患者应对严重的睡眠障碍还需遵照医嘱。而对想改善睡眠的消费者来说，除了应当适时、适量地使用，更应明确自己睡眠问题的根源、并采用相应的改善策略。

03 睡眠保健品的前路

即使效用未必明显，睡眠保健品在睡眠问题满天飞的当下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保健品自诞生伊始，就寄托着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保健品不仅是补充剂，更是精神慰藉。但当光环褪去，想要在市场的洪流里立足，最基本的有效性检验及安全性验证是不可或缺的。

放到整个睡眠健康赛道来看，随着各个小方向新意频出，消费者面临着更多样的选择。我们需要的不是号称“解决一切睡眠问题”的保健品（这也并不现实），而是更加个性而综合的解决方案。在每个特别定制的方案里，睡眠保健品或许只是其中一环。这类方案包括多个向度，依托于数字医学和生活方式医学，从药物干预到认知行为治疗，从健康生活方式引导到配套的寝具、家具，将构成立体全面的睡眠障碍管理。

例如，“鲨鱼健康生活方式医学研究院”借助互联网+可穿戴技术，探索远程居家睡眠管理新模式。这类生活方式医学赛道的布局者还包括领创、OPPO、速眠等等。其中，速眠通过深度整合睡眠行业资源，为患者提供了一套覆盖线上线下、院内院外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优眠中心”。依托线下的优眠门诊医学中心和线上的睡眠健康管理，优眠可以为患者提供基于生活方式医学逻辑的睡眠解决方案，充分综合药物治疗、数字CBT疗法、物理疗法等等治疗手段。^[11]

由于睡眠障碍问题成因复杂、影响因素多，这类植根于生活的生活方式医学相较于睡眠保健品，可能更能从源头帮助睡眠障碍患者走向康复。

总而言之，健康根源于生活，不能只靠睡眠保健品和药物“兜底”。现代医学愈发注重生活方式在全民健康中的作用，通过改变患者行为习惯实现对疾病的管理，进而改善患者生活面貌，使患者获得康复的可能。^[11]睡眠保健品相关企业也必须面对这一转向，从中寻求合作与新的发展空间。

*注

文章不代表神经现实立场，文内出现的企业、产品只做举例参考，不构成推荐。

作者：陶火；封面：Gerhard / Pixabay；编辑：Sheryl、光影

参考资料

[1]https://www.vbdata.cn/1518870865

[2]https://blog.csdn.net/GIR_Tina/article/details/122304123

[3]https://www.insider.com/melatonin-overdose-warning-gummies-contain-double-advertised-amount-lawsuit-says-2022-8

[4]https://www.poison.org/articles/melatonin

[5]Erland, L. A., & Saxena, P. K. (2017). Melatonin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upplements: Presence of Serotonin and Significant Variability of Melatonin Content. Journal of clinical sleep medicine : JCSM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13(2), 275–281. https://doi.org/10.5664/jcsm.6462

[6]http://law.foodmate.net/show-203696.html

[7]https://www.sohu.com/a/282135404_100021075

[8]De Crescenzo, F., D’Alò, G. L., Ostinelli, E. G., Ciabattini, M., Di Franco, V., Watanabe, N., Kurtulmus, A., Tomlinson, A., Mitrova, Z., Foti, F., Del Giovane, C., Quested, D. J., Cowen, P. J., Barbui, C., Amato, L., Efthimiou, O., & Cipriani, A. (2022). Comparative effects of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acute and long-term management of insomnia disorder in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network meta-analysis. Lancet (London, England), 400(10347), 170–184.

[9]Herxheimer A. (2014). Jet lag. BMJ clinical evidence, 2014, 2303.

[10]McDonagh, M. S., Holmes, R., & Hsu, F. (2019). Pharmacologic Treatments for Sleep Disorders in Children: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child neurology, 34(5), 237–247. https://doi.org/10.1177/0883073818821030

[11]https://www.vbdata.cn/54351

电子网格
一个数字新世界
 我曾经努力地想象计算机中信息穿梭的模样 
 它们会像什么？舰艇还是摩托车？ 
 它们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船还是摩托车？ 
 这些电路是否就像是高速公路？ 
 我时常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直到有一天 
 我进入了这个世界 
 ——“网格”，Daft Punk创作的歌曲，《创：战纪》原声带 

*译者注

歌曲网易云链接：https://music.163.com/#/song?id=4017217

如同电脑的电路板一样，很多美国的城市也被组织成网格状。许许多多的人在网格间流动。在发表于《自然》的最新研究中，我们揭示了网格化的城市会带来的后遗症*。由于被设计为更容易进行导航，这样的城市会导致在其中成长的人们的空间能力变差。

学会导航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它使我们变得独立，能够探索新的地点，并且避免迷路的尴尬。很多因素会影响导航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导航的成功率会逐渐降低。在一些国家，男性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我们也知道导航能力是一种可以被学习的技能。成长在一个国内生产总值更高的国家可能也会有帮助。**

*译者注

*Coutrot, Antoine, et al. “Entropy of city street networks linked to future spatial navigation ability.” Nature 604.7904 (2022): 104-110.

**Coutrot, Antoine, et al. “Global determinants of navigation ability.” Current Biology 28.17 (2018): 2861-2866.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我们成长的环境。例如，相较于乡村，城市中导航的难点是截然不同的。“城市丛林”中会有很多路线让你不知该如何选择，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标需要去观察。相反地，在乡村，导航的距离可能更远，并且对方向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想探究是成长在城市还是乡村会更有利于提升导航能力。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个自研的游戏app《航海英雄》（Sea Hero Quest），测试了超过四百万人的导航能力。我们也调查了受试者的背景，包括他们成长于城市、乡村、郊区或是混合地区中的哪一种环境。我们发现，从平均水平来看，在城市外成长的人群会比在城市中成长的人群具有更好的导航能力。而且无论是来自于乡村还是郊区，他们都符合这一发现。

我们发现上述结果对于参与实验的人群所属的38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符合的。这些成长在城市外的人们的优势会持续于整个生命周期，并且在生命晚期会有些许的增加，无论性别都存在着相似的模式。

实际上，城市对于导航能力的发展可能是有害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首先考虑这可能是更多的教育引起的。教育倾向于提高人们在测验上的表现，而城市外的人们可能在此方面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因此，导航能力上的差异可能会与教育程度存在更强的关联。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独立于教育因素，城市似乎导致了整体上更差的导航能力。

网格化城市

所以，是城市的哪些特征降低了我们的空间能力呢？一个提示来自于对不同国家的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导航能力的排名的仔细观察。前三名分是于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这些国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他们都具有网格状排布的城市。例如，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极其地网格化，相似的还有加拿大的多伦多，当然还有以其网格而世界闻名的纽约曼哈顿。

在排名另一端的国家是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它们都有着布局高度不规则的城市。

事实证明，城市的网格化程度能通过一个被称为“街道网络熵（Street Network Entropy，SNE）”的指标来定量表示*。只有南北或者东西向街道的城市的SNE分数非常低（例如美国的芝加哥）。街道排布在多种方向上的城市（例如意大利的罗马）的SNE分数较高。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平均的城市SNE分数可以被用来预测在城市中成长影响导航能力的程度。

*译者注

Boeing, Geoff. “Urban spatial order: Street network orientation, configuration, and entropy.” Applied Network Science 4.1 (2019): 1-19.

我们的结果是否意味着网格化的城市对导航能力是一种健康危害？不完全正确。我们的游戏中有45种不同的虚拟环境被用于测试导航能力。这些环境的网格化程度各不相同。我们发现，成长在网格化城市中的人对这种区别更加敏感。因此，尽管他们在综合导航能力上表现较差，但相比于成长在城市外的人，实际上他们对网格化的环境有轻微的导航优势。

由于世界在大体上是一个无序的场所，所以成长在网格化的环境外通常是有益的。但当你穿梭于曼哈顿，或是被卷入一个计算机虚拟世界，需要你穿越电子网格为生命而战时，有一个成长在网格化城市中的伙伴作为领航员将会带来很大帮助。他们大脑环路中信息的移动和穿梭，已经被训练得适应于网格中。

作者：Hugo Spiers | 排版：文英

译者：新宇 | 校对：苏木弯

编辑：山鸡 | 封面：Romain Trystram®

旁观者效应指的是，当人们在人群中目击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们不大可能做出反应。好消息是，据旁观者效应的专家，《回应能力：旁观者干预全指南》（Response-Ability: A Complete Guide to Bystander Intervention）^[1]的作者艾伦·博库维茨（Alan Berkowitz）所说，这只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认识。关于旁观者干预的最新研究^[2]显示，大多数人都觉得如果能帮得上忙的话他们必须得去。即使他们没有伸出援手，这往往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备相应的技能，或者不确定当下情况的背景或安全性。

成为一名好的“旁观者”需要练习。但是，你可以提早做好准备，以便在情况发生时提供帮助。

博库维茨说：“这些练习是为人们提供一系列技巧和选择，从而让他们在个人层面、文化层面和特定情况下拥有进行反应的自信。”

有效的旁观者干预技巧

间接干预或分散注意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博库维茨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大学校园里有一群男人正在骚扰一个女人，旁观者可以通过装傻向这些男人问路来进行干预。当这个人在与男人们对话时，这个女人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走开。

另一个例子是博库维茨在一个杂货店里经历的情况。当时，一个男人正在谩骂和他一起的女人。为了改变这个状况，站在商店农产品区的博库维茨开始问这个男人如何挑选一个成熟的西瓜。这充分地改变了话题，让局面冷却下来。

他也提出，如果你感到自在的话，直接对峙也是可以的。在某些情况下，告诉别人他们说的话冒犯到了你可能就会有用。

博库维茨说：“在不直接与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事态缓和。”

博库维茨说：“对于一个行为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有时你是可以直接给出反馈的。比如说，当你和对方有交情，而且这些人愿意听你说话时。”

而当你目睹警察的暴力行动或其他方式的暴力时，你可能要采取不同的回应方法。博库维茨说：“情况越升级，你就越应该小心，除非你愿意承担这种风险，不然不要用一种可能会对你本人或者受害者造成伤害的方式介入。”

话虽如此，博库维茨提到，被报道的往往是造成了负面结果的旁观者事件，而实际上成千上万的旁观者在正面地影响负面事件的结果，我们只是更少有机会听到这些。

成为“积极旁观者”的五个“D”

注册咨询师，同时也是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一名老师的托马斯·万斯（Thomas Vance）说，在你感到不安的状况下，可以用“积极旁观者”的五个“D”来指导自己。

“转移（Distract），委托（delegate），记录（document），延迟介入（delay）或直接介入（direct）。”万斯说，“关键在于从‘旁观者’到选择挑战不恰当行为的‘积极旁观者’的转变。”

万斯说，你可以像博库维茨说的那样间接或直接地挑战不恰当的行为，也可以用手机拍下它，又或者用别的方式记录下这个情况。比如说，如果你的同事发表了不恰当的评论，你可以在笔记本上记下来，之后报告给你的上级或人力部门。他说，仅仅是让当事人看到你在现场也是一种记录方式，这让可能会成为施害者的人知道你在那儿，并会目击事情发生。

另一种选择是进行委托（delegate），或者说请求其他人采取行动。例如，在目击暴行的情况下，你可以让别人去向权威机构报告或者报警。在事件结束后询问当事人是否感觉还好，或有没有任何你可以帮忙的事，这样的延迟介入也可以防止情况恶化。

万斯说，最关键的还是对情况的评估，因为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具体分析，但最好不要预设人群中的另一个人会做出行动。他说，不要指望别人来做这个“积极旁观者”。尤其在你的“旁观者工具箱”里有工具让你能够上去帮忙时，不要留下没有去做的遗憾。

作者：Sara Novak | 排版：光影

译者：肉 | 校对：苏木弯

编辑：山鸡 | 封面：Sylvia Stølan

不过大麻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心智？在最近发表于《心理药理学期刊》^[1]、《神经心理药理学》^[2]以及《神经心理药理学国际期刊》^[3]中的三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大麻可以影响众多认知及心理过程。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的报道，2018年全球大约有1.92亿15-64岁人群使用大麻作为消遣。年轻人对大麻尤其渴望：35%的18至25岁青年人群都在使用大麻^[4]，而在26岁以上的人群中这个比例仅为10％。

这意味着使用大麻的主力军为大脑尚在发育阶段的青少年和青年^[5]，也就是最易受到大麻使用对脑的长期作用影响的人群^[6]。

大麻主要的精神亢奋成分是四氢大麻醇（Tetrahydrocannabinol，THC）*。它作用于大脑的“内源性大麻素系统”，也就是由一类专门对大麻化学成分反应的受体蛋白组成的系统。大麻素受体集中分布在脑中的前额区及边缘系统区域，而奖赏及动机就涉及这些脑区^[7]。它们调节脑中包括多巴胺（dopamine）、GABA**（gamma-aminobutyric acid）、谷氨酸（glutamate）在内的化学物质的信号传递。

*译者注

*四氢大麻醇是大麻主要的精神亢奋物质。THC与CBD一起为大麻的两种主要成分。在人类与动物中，THC的摄入会导致多种已知的副作用，例如：扭曲的时间概念 (Atakan, Morrison, G. Bossong, Martin-Santos & A. Crippa, 2012)

**伽玛氨基丁酸（GABA）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大麻中另一种主要成分CBD（Cannabidiol）就是通过促进GABA＋的产生来降低部分脑区的兴奋程度，以此达到放松、止痛等效果。

而我们都知道，动机、奖赏与学习的过程都与多巴胺有关。GABA及谷氨酸对于包括学习和记忆在内的认知过程也十分重要。

大麻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大麻使用会影响认知功能，而对有大麻使用障碍（Cannabis-Use Disorder）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大麻使用障碍的表现为对药物持续渴望且扰乱工作学习等日常活动。统计数据表明，大约10％的大麻使用者达到了大麻使用障碍的临床标准^[8]。

在本研究中，我们对39位有大麻使用障碍的被试进行了认知测试（被试在测试当天不得摄入大麻），并将结果与20名从未或极少使用大麻的人进行比较。我们的结果表明，和控制组相比，有大麻使用障碍的被试在剑桥神经心理测试题组*中记忆测试的表现明显更差^[9]。同时他们的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一系列包括弹性思维在内的认知过程的统称）也受到负面影响。结果显示大麻的效果与初次使用年龄有一定相关性：使用大麻越早，他们的执行功能受损越大。

*译者注

《剑桥神经心理测试题组》：（Cambridg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utomated Battery，CANTAB）是由剑桥认知（Cambridge Cognition）开发的基于计算机的商业认知测试系统。测试的能力包括：常规记忆与学习、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视觉记忆、注意力和反应时间、语言、口头记忆、决策能力，以及反应控制。

在轻度大麻使用者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认知障碍。这些使用者比起其他人在做决策时往往更冒险，计划能力也更差^[10]。

虽然大多数研究的对象都是男性，但有证据表明大麻使用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11]。我们发现，男性大麻使用者对事物的视觉识别记忆更差，而女性使用者的注意力和执行能力更受影响。而且在我们控制年龄、智商、酒精及尼古丁使用情况、情绪和焦虑症状、情绪稳定性与冲动行为等因素后，性别差异依然存在。

奖赏，动机与心理健康

使用大麻会影响我们的感受，进而影响我们的思维。例如，此前的研究指出大麻使用会扰乱奖赏与动机系统及其相关的脑回路^[12]。它能降低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剥夺达成成就时获得的满足感， 从而影响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的表现。

在我们最近的研究采用的脑成像任务中，我们让被试躺在成像仪中观察橙色或蓝色的方块。如果橙色方块出现且被试作出了反应，在短暂延迟后，被试会得到金钱奖励。这样的实验设计帮助我们了解脑是如何对奖赏作出响应的。我们尤其关注了脑的奖赏系统的关键区域——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我们发现大麻对腹侧纹状体没有直接影响，对奖赏系统的整体影响也微乎其微。不过，该研究中的被试均为中度大麻使用者。而正如我们在大麻使用障碍研究中发现的那样，大麻的效果在重度及长期使用者中可能更为显著。

有证据表明大麻也会导致精神健康问题。我们发现在青少年中，大麻的使用与更强的“快感缺乏”*症状有关^[13]。有趣的是，大麻的这一作用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尤为严重。

*译者注

快感缺乏（ Anhedonia）是一种对原先能带来快乐、感兴趣的事物失去兴趣的症状，同时也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

青少年时期的大麻使用被认为是导致精神病症状及精神分裂症的危险因素。一项研究表明^[14]，大麻使用会中度提高年轻人表现出精神病症状的风险，但对于本身就有精神病倾向（指在一项关于偏执想法和神经质的核查清单中得分较高）的人群来说，大麻的负面效果要强得多。

作者评估了2437个年龄在14-24岁之间的青少年，并在报告中指出，在无精神病倾向的群体中，大麻使用者（21％）表现出精神病症状的比例比常人（15％）高出6％。而在有精神病倾向的人群中，非大麻使用者表现出精神病症状的几率为25％，而这个数字在本就有精神病倾向的大麻使用者中高达51％。

对于为何大麻与精神病发作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假说认为多巴胺和谷氨酸或许在这种关联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

另一项针对780个青少年的研究指出，大麻使用和精神病症状之间的联系很可能与一个叫做“钩回”*的脑区有关^[16]。钩回坐落于参与记忆的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us）和参与气味处理的嗅球（olfactory bulb）之中，其中有大量的大麻素受体。该区域此前被指与精神分裂症以及精神病发作有关。

*译者注

钩回（uncus）也有译作回钩，全称海马钩回（ Uncus Gyri Hippocampi），位于海马旁回前段，目前对其功能所知甚少，但已知钩回与癫痫等疾病有关。

大麻使用的认知及心理影响可能最终某种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剂量（包括频率、时长及浓度）、性别、基因易损性（genetic vulnerability）以及初次使用年龄。不过我们尚需了解这些影响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一篇总结了诸多研究的文章指出，对于轻度的大麻使用者来说，在戒断一段时间后，大麻的负面影响便会减轻^[17]。

不过即便如此，人们还需警惕大麻的长期使用对心智的影响，尤其对于大脑尚在发育中的青少年来说。

作者：Barbara Jacquelyn Sahakian； Christelle Langley； Martine Skumlien； Tianye Jia | 排版：光影

译者：Santo Stefano | 校对：M. W.

编辑：老司橘 | 封面：Sylvia Stø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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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样的故事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是源于某些心理健康问题的错觉，但有研究发现*，与其他人相比，被绑架者通常不具有影响他们对现实的感知的症状。

*译者注

Holden, K.J., & French, C.C. (2002). Alien abduction experiences: Some clues from neuropsychology and neuropsychiatry. 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 7(3), 163 – 178.

然而，得益于过去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我们或许能够断定，这些古怪的外星冒险源于两种非常常见的现象：睡眠瘫痪（sleep paralysis）和错误记忆。

长期以来，研究者注意到外星人绑架论和相对不为人知的睡眠瘫痪现象间存在相似之处。睡眠瘫痪是一种常见的症状：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的认知和生理部分变得不同步。经历睡眠瘫痪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但会有几秒或几分钟的时间无法移动，并且往往会报告自己在无法移动的时候出现了一系列相当具体的幻觉，包括闪光、蜂鸣声、电刺痛感、漂浮感，以及最令人不安的现象——有人在床边徘徊。

如果这些感觉和知觉全部一起发生，再加上缺乏对睡眠瘫痪的了解，那么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人们认为外星人绑架这种几率渺茫的事件是唯一看似合理的答案。即使如此，这并不能解释这些特殊的幻觉与被绑架者经常回忆出的生动细节之间的联系。

据说，被绑架者通常会通过治疗、对话、观看触发这些记忆的特定媒体或者催眠的方式来恢复对自身发生之事的记忆。对此，心理学家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些幻觉的记忆可能会被扭曲的回忆无意地美化。

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学者们着手探究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被外星人绑架记忆的形成，他们尤其关注了错误回忆和重新识别的作用。

*译者注

Clancy, S. A., McNally, R. J., Schacter, D. L., Lenzenweger, M. F., & Pitman, R. K. (2002). Memory distortion in people reporting abduction by alien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1(3), 455–461.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1.3.455

为进行调查，研究者通过当地报纸招募了一些“可能被外星人联系过或绑架过”的志愿者来参与他们的记忆研究。参与者包括恢复了被外星人绑架的记忆的11人，以及相信无法解释的症状暗示了他们曾被绑架、但被抹去了相关记忆的11人。控制组包含不相信自己曾被外星人绑架过的参与者。

参与者收听了一系列单词列表的录音，每个单词都围绕着一个单独的、没有呈现的“干扰词”。例如，一个列表包含了酸（sour）、糖果（candy）、糖（sugar）和苦（bitter）等词，但没有“干扰词”——甜（sweet）。在短暂学习了单词列表后，每位参与者花30秒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之后被要求回忆并尽可能多地写下呈现过的单词。然后，他们会进行重新识别的测试，看是否能从包含新的、语义有联系的相似单词列表中识别出之前呈现过的单词。此外，他们也完成了一些关于情绪障碍、分离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心理健康方面的调查问卷。

结果表明，比起控制组，那些称恢复了外星绑架记忆的人更容易记忆错误或重新识别出“干扰词”——比如上文例子中“甜”一词。类似地，“抹去记忆”组的参与者也比控制组更有可能表现出错误回忆和记忆歪曲，但比被绑架组的参与者可能性低。研究者也从参与者的问卷回答中找到了一些与错误记忆和重新识别有关的因素，即高度专注、抑郁和奇幻思维。在分离体验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的测量中，“被绑架者”也得分更高。

在他们的结论中，研究者注意到，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可能有来源监测（source monitoring，记住记忆获得的方式和时间）方面的问题。例如，某人可能看了一部关于外星人绑架或者只是超自然生物的电影。多年后，当他经历一次睡眠瘫痪时，他可能会想起那个怪物，并错误地将它纳入他们假想的绑架体验中。换言之，他们忘记了记忆的实际来源，并将似乎适合的记忆碎片粘合在一起，就像被绑架的参与者将未呈现过的词语纳入他们的记忆和重新识别中那样。

所以，尽管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可能不是一些人所希望的外星生命迹象，但至少它们可以为错误记忆的形成提供一个简洁有力的例子。

作者：Emma L. Barratt | 排版：光影

译者：Xhaiden | 校对：Soso

编辑：山鸡 | 封面：Lily Padula

猴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症状包括发热和皮疹，但致死性和传染性比天花病毒低。它是非洲中西部的地方性流行病，1958年在实验室的猴子身上发现，并因此得名。但在野外，啮齿动物可能是它的宿主。这种病毒偶尔会传播给人类，而这种传播在近几十年里变得愈发常见^[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主任托马斯·英格尔斯比（Thomas Inglesby）告诉我，猴痘偶尔也会传播到其他大陆，但这种传播通常“规模很小，感染病例只有个位数。”美洲唯一一次大规模爆发是在2003年^[4]，当时伊利诺伊州有一批从加纳运来的啮齿动物，它们将猴痘病毒传播给了被当作宠物贩卖的土拨鼠，随后传染了48个人，并无一人死亡。去年，也有两名旅客分别从尼日利亚将病毒携带至美国，但没有感染其他人^[5]。

目前欧洲和美国的病毒传播模式不同，这一点非常令人担忧。5月7号英国确诊的第一个病例，感染途径和以往的一样^[6]：患者刚从尼日利亚返回。但其他感染患者近期并未没有去过存在猴痘地方性流行的国家，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已知的感染者密切接触。这表明猴痘可能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并存在一定数量的未确诊病例*。（从感染猴痘到出现症状之间的潜伏期较长，从5天到21天不等^[7]。）英格尔斯比说：“同时在四个不同的国家出现这个规模的病例非同寻常。”（截至20日，已有11个国家出现猴痘病例，自我们18日的对话以来，猴痘病例又陆续在瑞典、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出现**。）

*编辑注：*世界卫生组织5月21日指出，与有症状的病例发生密切身体接触的人群中正在发生人际传播。**截至5月21日，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共报告92例确诊病例，28例疑似病例。

埃默里大学的内科医生博古玛·卡比森·泰坦吉（Boghuma Kabisen Titanji）告诉我，这次的猴痘爆发非常独特，因为……它发生在新冠疫情的第三年，“现在公众对流行病的爆发都非常敏感，我认为这种敏感并不是一件好事。”面对新的流行病时，人们往往会把它当作上一次爆发来应对。当2014年西非埃博拉爆发时，美国的专家必须平息公众一波又一波不必要的焦虑，但这可能也是新冠最初爆发时被低估的后果^[8]。现在，由于低估新冠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许多美国人对猴痘病毒非常惊慌，并反射性地不相信任何平息公众情绪的官方声明。华盛顿大学的卡尔·伯格斯特伦（Carl Bergstrom）说：“我认为人们此时不应该过度惊慌。不过，我总是试图保持乐观，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觉。”

因此，猴痘也成为了检验各国是否从新冠中吸取教训的一次测试。这一次，我们能否在警惕和松懈中间完美地找到平衡，还是在疯狂寻求答案时遵循既定模式，之后又一次被证明做错？

– Daniel Unger –

明确地说，猴痘并不是COVID——它们是由不同病毒造成、具有不同特点、截然不同的两种疾病。新冠第一次出现时，人们对它一无所知，但是，猴痘病毒早已存在，我们也有专门研究它的专家。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安德里亚·麦科勒姆（Andrea McCollum）便是其中一位，她告诉我，基于当前的研究结果，猴痘并不容易传播，而且无法通过空气远距离传播。它通过受污染的物体表面或者与人长期近距离接触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猴痘爆发的规模都比较小，以及患者大多传染给家庭成员或者医务工作者的原因。“据我们目前所知，猴痘不会像新冠一样在人群中大规模传播。”她说道，“它必须要人与人之间有近距离接触。”

当然了，在此之前我们早已听过类似的话。2020年初，许多专家也声称新冠只会通过受污染物体表面或者飞沫传播^[9]——因此出现了保持两米距离的規定和表演式抗疫（hygiene theater）*。而现在，新冠通过更小的气溶胶进行更远距离传播已成为共识^[10]——人们很快开始强调通风和佩戴口罩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猴痘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一项2012年的研究表明^[11]，猴痘病毒可以在气溶胶中存活几天时间——但仅仅是在人造的实验室环境下，并且病毒存活只是感染过程的很小一部分。杜兰大学医学院（Tulane University of Medicine）的空气生物学家查德·罗伊（Chad Roy）告诉我，与新冠病毒SARS-CoV-2相比，猴痘“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且通过气溶胶进行自然传播的风险很低。”这也与事实相符：以往的猴痘爆发都不同于传染力高的新冠病毒。“猴痘并没有向我叫嚣着‘空气传播’，但新冠会。”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的林赛·马尔（Linsey Marr）告诉我。

*译者注：表演式抗疫是一种给人有安全感的假象而实际上却几乎没有降低任何感染风险的卫生措施。在新冠爆发期间，一些零售企业为减轻客户的担忧通常会做出表演式抗疫的举动，实际上这些措施几乎完全没有降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针对新冠采取的表演式抗疫举措包括深度清洁、体温检查、有机玻璃屏障以及人为喷洒消毒剂。

同样地，关于猴痘，马尔并不像对新冠那般确定。泰坦吉也提到，我们对于猴痘的了解仅仅基于截至2018年的1500个左右记载病例^[12]，“我看到很多人写道，目前对猴痘的了解毫无疑义，而现实就是，它仍是一种罕见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正因为此，“我认同应谨慎对待猴痘。我们不能套用先前猴痘爆发的经验，直接发表以偏概全的声明。如果说我们从新冠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要谦虚。”
– Joey Guidone –

几十年来，一些科学家一直担心猴痘在人群中的感染力会变强，讽刺的是，这一担忧正是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消灭了它的近亲——天花病毒。天花疫苗也偶然地对猴痘传播起到了预防作用。而当年轻的一代人出生在既没有天花也没有天花疫苗的世界里，他们就更容易感染猴痘。里蒙于2010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在天花消失后的30多年内，刚果人民的免疫力下降使他们感染猴痘的可能性增加了20倍^[13]。这也让猴痘病毒有了更多演化的机会，成为人群传染力更强的病原体。迄今为止，它的基本传染数（R0），即一个感染者可以传染的平均人数，小于1。这意味着疫情会自然消失。但是，它也可能会像伯格斯特伦在2003年模拟的那样^[14]，不断演化最终超过那个阈值，进而出现长期存在的流行病。“我们将它视作一个定时炸弹。”伯格斯特伦对我说道。

这种可能性为目前不同寻常的爆发蒙上了一层疑云，因此所有与我交谈过的研究者都对此感到担心。它们是一种传染性更强的新变种，还是仅仅由于旅行限制政策放宽之后人员流动更频繁的结果，或者是由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造成的？英格尔斯比告诉我，目前，病例数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猴痘爆发，但还不足以证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病毒。但是，他无法对这次爆发的异常之处做出明确解释——其他人也是如此。

但是，答案应该会很快揭晓。几天内，科学家们便能完成此次爆发的猴痘病毒测序*，结果将会解释是否存在可能导致病毒特性发生变化的突变。几周内，欧洲的流行病学家便能清晰了解当前感染病例的源头和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美国，麦科勒姆告诉我，她正在为更多病例的出现做准备。就在我们交流之后的第二天，另一个疑似病例被发现——那是一名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候诊的病人^[15]。

*译者注：葡萄牙、比利时、美国的三个研究团队近日分别在Virological及NCBI网站上公布了猴痘感染者所携带的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初步测序结果。三份基因序列分别来自一名葡萄牙患者、一名比利时患者和一名美国马塞诸塞州患者携带的猴痘病毒，结果初步显示三个样本同属于西非株系，与 2018 年和 2019 年从尼日利亚传播到英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的猴痘病毒关系最为密切。

毫无疑问，相较于新冠，美国在面对猴痘时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尽管这个国家没有应对新冠的计划^[16]，但在思考如何应对天花这种生物恐怖主义（bioterrorism）上，它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2021年两例猴痘的确诊让这些计划得以试运行，目前开展也很顺利。比如，麻省确诊患者的接诊医生在回顾了英国的病例报道后，鉴别诊断其为猴痘感染，并在周二（5月17日）向州内的公共卫生部门报告。12小时内，卫生部门便采集并测试了患者的样本。第二天，更多的样本送到了CDC，并确认为猴痘。“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麦科勒姆对我说，“我们是一台运作良好的机器。”

此外，我们早已有了猴痘疫苗。一种天花疫苗对于猴痘预防的有效性为85%^[17]，并已经获得许可应用于预防猴痘。英格尔斯比告诉我，作为另一种生物恐怖主义的预防措施，三种天花疫苗的库存已经“足够让所有美国人接种”。尽管猴痘病人通常只能接受支持疗法，但也有另一个潜在的治疗方案，并且库存十分充足：用于治疗天花的特考韦瑞（Tecovirimat/TPOXX）可能对猴痘也可起效^[18]。

– Freepik –

猴痘或许也没有通常报道的那样致命。被各种新闻频繁引用的10%死亡率来自于刚果盆地的感染者，以及当地的刚果盆地株系。而目前病例可能感染的是西非株系，其死亡率接近1%，并且这一数据来自贫穷农村人口的观察结果。里蒙说道：“我们还没有在资源丰富的地方，看到过猴痘的死亡病例。”

尽管如此，新冠已经告诉我们，即使一种疾病没有直接夺走你的生命，也不代表它能被归类为“轻症”。猴痘可能不会像新冠那样成为大流行，但对于感染者来说，它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麦科勒姆说道，“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病情通常持续两到四个礼拜。所以，尽早确诊、治疗和追踪接触者十分必要。”猴痘的另一个显著症状是皮疹，就像是水痘的严重版本。但与水痘不同的是，猴痘的皮疹通常会出现在发热之后，且会有更明显的痛感而不是瘙痒，淋巴结也会发炎。泰坦吉告诉我，“让公众了解猴痘是怎么样的，是一件很有助益的事。”

她进一步解释道，避免污名化感染者也很重要。目前确诊病例中有许多同性恋、双性恋或者男男性行为者——这也是与先前猴痘爆发的不同之处。这引发了有关新的传播途径的猜测，但是性行为明显包含了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也就是猴痘病毒的正常传播方式。正如新冠所揭示的那样，关于某种疾病的早期报道会迅速地、过早地固化，变成一种公认的概念^[19]。如果这些报道演变成为污名，就可能会阻碍人们报告症状。

与新冠相同，沟通交流可能也是对抗猴痘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说明‘这些我们已知，这些仍然未知，我们将会弄清，明天再来汇报’的领导者。”英格尔斯比说道。但是，在最近的大流行中，一些领导者已经失去了权威，而另一些领导者的话语权被拥有大量追随者的“砖家”淹没。“一眨眼，所有人都成了猴痘专家。”泰坦吉说道。

参考文献

1.https://www.statnews.com/2022/05/18/spain-portugal-report-monkeypox-cases-raising-specter-of-wider-outbreak/

2.https://www.mass.gov/news/massachusetts-public-health-officials-confirm-case-of-monkeypox

3.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1005769107

4.https://wwwnc.cdc.gov/eid/article/13/9/07-0175_article

5.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outbreak/us-outbreaks.html

6.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outbreak-news/item/2022-DON381

7.https://www.centerforhealthsecurity.org/our-work/pubs_archive/pubs-pdfs/fact_sheets/monkeypox.pdf

8.https://www.forbes.com/sites/sarahhedgecock/2014/10/29/5-crazy-u-s-outbreaks-of-ebola-paranoia/?sh=69cd653b4ca5

9.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4/coronavirus-pandemic-airborne-go-outside-masks/609235/

10.https://www.wired.com/story/they-say-coronavirus-isnt-airborne-but-its-definitely-borne-by-air/

11.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556235/

12.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131633/

13.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1005769107

14.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02104.pdf?proof=t

15.https://www.nytimes.com/2022/05/19/nyregion/monkeypox-case-ny.html

16.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20/03/how-will-coronavirus-end/608719/

17.https://www.cdc.gov/poxvirus/monkeypox/clinicians/smallpox-vaccine.html

18.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approves-first-drug-indication-treatment-smallpox

19.http://somatosphere.net/2020/mild-covid.html/

作者：Ed Yong | 翻译：Soso

校对：Nevaeh | 编辑：Nevaeh | 封面：Joey Guidone 

原文发表于2022年5月20日：

最新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短视频用户已占全体网民的87.8%，人均日使用时间长达125分钟，超过半数的人每天都会刷短视频节目[2]。与此同时，2021年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的增长大幅领先其他行业，为10.2分钟，而排名第二的社交电商仅增长了1分钟[3]。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在APP内不断上滑刷新的怪圈之中。你是否好奇过，在这个上瘾现象的背后，我们的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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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2岁的时候，拉奎尔·贝内特（Raquel Bennett）一直在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在数十年的岁月里，她都在与重度抑郁症抗争，试了很多抗抑郁药，以及多年的心理咨询。这些疗法起效了，但没能让她抵御这种令人不断衰弱的精神疾病。“我很绝望。”贝内特如是说。

2002年，在朋友的建议下，她接受了氯胺酮的静脉注射。氯胺酮是一种麻醉剂，也是一种俗称“K粉”的迷幻药。第一次使用氯胺酮时，贝内特就产生了幻觉：上帝将金色的大钥匙插入她的耳中，唤起她的大脑。“就像我住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灯突然被点亮了。”她说，“刹那间，一切都被照亮了。”

这种药物缓解了贝内特的抑郁症，在数分钟内就消除了她的自杀倾向。药效持续了数月，她说药物给予的喘息机会救了她一命。她对药物的快速起效着迷，写了关于氯胺酮的论文，并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最近，她在位于加州伯克利的一家诊所工作，该诊所专门用氯胺酮治疗抑郁症。“它的作用与我试过的其他药不同，而且它的效果更好。”她说。

当贝内特尝试氯胺酮时，使用迷幻药物治疗抑郁症仍然是非常边缘的理论。然而，自21世纪初的第一例试验开始，已经有几十项临床试验表明，低剂量的氯胺酮注射可以在数小时内缓解抑郁症的症状，例如自杀倾向。

即使氯胺酮的剂量很低，它也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比如灵魂出窍的感觉、生动的幻觉、混乱感以及恶心。氯胺酮的抗抑郁效果通常不会超过一两周。在无药可用的时候，这种药物似乎可以发挥作用——大约30%的严重抑郁症患者对其他疗法没有反应。而且它见效很快，对于有自杀倾向的患者而言，数周才能起效的传统抗抑郁药可能来不及挽救他们，因此氯胺酮在这方面有很大优势。

“当你开百忧解的处方时，你得说服患者吃药几周是值得的。”耶鲁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兼神经科学家约翰·克里斯塔尔（John Krystal）说，“使用氯胺酮后，患者可能会在当天或次日就感受到疗效。”

有关氯胺酮的这些风声可能让人忽略其未知的部分。在2017年4月的《JAMA精神病学》（JAMA Psychiatry）上，美国精神病学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虽然有研究表明氯胺酮的滥用者（通常摄入很高的剂量）会出现记忆丧失和膀胱损伤，关于重复使用氯胺酮的安全性数据仍然非常有限。大部分临床试验仅关注单剂量，而且随访患者的时间也只有一两个星期，所以科学家还不知道长时间重复服药是否安全。但安全性正是抑制抑郁的必要条件。

该分析还警告了氯胺酮已被证实的滥用可能性。作为毒品，大剂量的氯胺酮会使人上瘾。有证据表明，氯胺酮可与阿片受体结合，这预示着哪怕低剂量的氯胺酮也可能引起上瘾。

贝内特表示，她接受氯胺酮的常规注射已经有17年了，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很少。她并不认为自己已经上瘾，因为在相邻的注射之间，她没有感受到对它的渴求。但她确实感觉到药物依赖，就像高血压病患者为治疗高血压服用药物一样，她说。

不过，她也承认大多数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争论：根本没有足够数据来揭示治疗抑郁症的最佳剂量，哪些人最有可能从氯胺酮治疗受益，以及长期治疗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还不太懂怎么用它治疗抑郁症，”贝内特说，“最佳剂量是多少？最佳给药途径是什么？用药频率如何？持续治疗会是什么效果？一直用它是安全的吗？”

这些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但药企们急于将氯胺酮抗抑郁药推向市场。在2019年3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款氯胺酮衍生的鼻喷雾剂——艾氯胺酮，它由强生旗下的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ceuticals）研制。在杨森的三期临床试验中，五个试验中仅有两个显示其疗效好于安慰剂。然而，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仍在2月份建议FDA通过审批。氯胺酮因此成为50多年来首批上市的新型抗抑郁药，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小卡洛斯·扎拉特（Carlos Zarate Jr）说。

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涌向提供氯胺酮静脉注射的私人诊所。由于该药在20世纪70年代被批准为麻醉剂，医生可以合法地将其作为“标签外”的抑郁症治疗方式。许多氯胺酮诊所都有很多人登记排队，盛况空前，以至于它们都不再接诊新患者，而杨森的鼻喷雾剂可以迅速扩大治疗的覆盖面。

但是许多研究者担心，鼻喷雾剂不但无法解决很多问题，还会造成新的问题。虽然FDA规定鼻喷雾剂只能在经过认证的医生办公室或诊所使用，但艾氯胺酮就像氯胺酮一样，正在成为人们惯用的抗抑郁药，而且难免沦为药物滥用者的嗑药选择，斯科特·汤普森（Scott Thompson）说。汤普森是马里兰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他和萨拉特在2019年合作了一篇有关快速抗抑郁药的综述，文章发表在《药理学与毒理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汤普森指出，鼻喷雾剂不能像静脉注射那样精确给药。

在汤普森看来，尽管在私人诊所的氯胺酮静脉注射每次都要花费数百美元，每剂量只花费不到一美元的艾氯胺酮和普通氯胺酮相比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杨森制药表示，艾氯胺酮每次的治疗费用从590美元到885美元不等，且并不包括管理费和观察费。

在经历数十年寻找新型精神药物的努力之后，萨拉特和其他人仍然乐意看到大型药企投资氯胺酮。一些药企正在测试其他氯胺酮样制剂，希望开发具有抗抑郁潜力的药物，并且去除它的副作用——迷幻感和解离感。

也有研究人员在测试氯胺酮是否适用于抑郁症以外的情况，比如强迫症，再比如特定类型的患者——如患有重度抑郁症的青少年。还有科学家用其探索神经科学中的最大谜团之一：导致抑郁的原因是什么？

抑郁症，快与慢

2001年，作家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撰文描述了自己30岁出头的抑郁经历：“想象一个坚硬如铁的灵魂，它充满悲伤，锈迹斑斑，略有抑郁，而严重抑郁会导致整个灵魂的崩溃。”

在所罗门首陷抑郁症的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者推测，抑郁症导致的大脑病理性改变，本来就会很缓慢地恢复。这种看法，根植于百忧解这类作用缓慢的药物之适度但充满争议的成功。

这些药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得到发展的。人们在当时偶然观察到，高血压药物“利血平”（蛇根木或魔鬼辣椒的提取物）会让人非常沮丧。在发现利血平消耗大脑中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后，科学家们猜测降低神经递质水平会导致抑郁。他们继续开发单胺类抗抑郁药，这些药物旨在提高大脑中这些化学物质的循环水平。

现今，单胺类抗抑郁药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比如百忧解、舍曲林和依地普仑，以及较旧且不太常用的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三环和四环类抗抑郁药。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争论这些药物是否在发挥作用。但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迄今最全面的研究表明，尽管只比服用安慰剂管用一点，它们的确降低了大约60％的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

只有经过几周的治疗，才会显现出治疗的益处，然而大约三分之一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耐药患者）对至少两种单胺类抗抑郁药无反应。

到21世纪初，单胺假说已经被逐渐放弃。一部分原因是抗抑郁药在患者当中的表现平庸，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实验表明健康人群中神经递质的消耗不会使人沮丧。科学家们现在认为，百忧解这样的药物并不能从根本原因上直接治疗抑郁症。相反，他们认为药物通过间接机制起作用，巧妙地促进突触的生长和新神经元的诞生，并以某种方式缓解症状。

所罗门晦暗的腐蚀隐喻至少有一部分是和科学相通的。许多科学家如今都同意，抑郁会缓慢地吞噬神经通路，这些神经通路承载着我们的价值感和幸福感、我们去看电影或起床的动力。但是氯胺酮研究带来新的希望：处于抑郁状态的大脑并不像生锈的铁，它能经由修复和加强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得到恢复。

在神经连接中寻找答案

30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某些脑部化学物质（比如5-羟色胺）的低水平导致了抑郁症。提升这些化学物质的水平可以消除症状。

“我觉得抑郁症需要数月或数周的治疗——在治愈过程中涉及的可塑变化需要数周才能重置。”马里兰大学的神经药理学家托德·古尔德（Todd Gould）说。但氯胺酮的起效速度使人们对这个想法产生了怀疑。

古尔德指出，新证据表明抑郁症由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的问题导致。关于这种错误神经回路的许多假设来自于啮齿动物实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科学家发现了小鼠和大鼠大脑的有趣异常，这些异常发生在特定的应激源下，比如被一个大的、好斗的雄鼠欺负。

压力与创伤是人类抑郁症强有力的预测指标，但是科学家没法问大鼠或小鼠它们是否抑郁了。于是，他们选择了测量典型抑郁症状的行为测试，比如快感缺乏，即无法在愉悦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的能力，汤普森说。在试验中，抑郁的动物“很容易放弃”意愿，比如放弃通过工作获得诸如糖水之类的奖赏，或失去对潜在配偶尿液气味的兴趣。“它们甚至不愿穿过笼子。”他说。

汤普森和其他研究者发现，在抑郁动物中，传递奖励信号的神经元之间存在较少的连接或突触。其他实验室发现对于决策、注意力和记忆力至关重要的神经元回路的连接萎缩。对情绪低落人群的脑成像研究也发现，调节情绪的神经回路出现异常活动，这表明在啮齿动物身上的发现可能也适用于人类。

如果将抑郁症归咎于错误的神经连接，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萎缩的神经通路重新生长？”克里斯塔尔说。

回路训练

许多科学家现在相信，问题的答案是大脑中最丰富的神经递质——谷氨酸。

谷氨酸是大脑的主力。它传达了短暂的思想和感受，并通过加强突触联系来形成记忆。谷氨酸是在你学习骑车之后数年仍然会骑车的原因，即使你从来没有练习过。

并不是所有的谷氨酸活动都是好的。太多的谷氨酸会导致大脑中的电风暴——一次癫痫的发作，而且长期高水平可能导致痴呆症。谷氨酸受体的异常与一系列广泛的精神疾病有联系，例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为了保持平衡，被称为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细胞就像刹车一样，释放出一种叫做γ-氨基丁酸（GABA）的神经递质，可以平息大脑的活动。大部分改变精神的药物通过改变GABA和谷氨酸之间的平衡而发挥作用。例如，安非他命和PCP增强谷氨酸信号传导，而酒精抑制谷氨酸并增强GABA。

在上世纪90年代，科学家已经发现氯胺酮触发大脑前额叶皮质中谷氨酸的涌现。这些脑区管理注意力并且在情绪调节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使用氯胺酮时，许多人会体会到的灵魂出窍的感觉，因为谷氨酸的快速释放在前额叶皮质中“激发了一大堆神经元”，神经科学家比塔·莫哈达姆（Bita Moghaddam）说。他在研究精神分裂症时，发现了药物对大鼠谷氨酸的转化作用。

科学家并不确定氯胺酮如何形成更强的神经回路。但这个假设大致如下：当氯胺酮进入大脑，它导致神经活动的短期爆发，触发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并且增强在神经元之间更丰富的突触联系。

许多研究者起初认为，氯胺酮的抗抑郁作用依赖于神经元表面的结构，即NMDA受体。氯胺酮就像一把万能钥匙一样，可以与许多不同类型的NMDA受体结合，促使神经元释放兴奋性谷氨酸神经递质。

然而，这个假说遭遇打击，因为旨在结合NMDA受体（如氯胺酮的作用）的一些药物没能通过抑郁症治疗的临床试验。

艾氯胺酮也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氯胺酮是由两个互为镜像的分子构成的：R-氯氨酮和S-氯胺酮。艾氯胺酮则仅仅含有S-氯胺酮分子，这种S型结合受体的效能（结合受体并引起的最大反应）是R型的四倍左右。虽然有如此高的效能，在啮齿动物模型中的实验却表明，S-氯胺酮作为抗抑郁剂，要比R-氯氨酮有更低的效价强度（引起一定效果所需要的剂量。效价强度越低，需要越多的剂量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但在人类身上，R-氯胺酮是否同样表现出更高的效价还是未知的。

萨拉特等人认为，氯胺酮可能作用于另一种谷氨酸受体AMPA。研究者希望通过确定氯胺酮的作用位点的受体来开发副作用更小的类似药物。其中的研究热点是一种叫去甲基氯胺酮（hydroxynorketamine, HNK）的化合物。它是氯胺酮的代谢产物之一，虽然不会结合NMDA受体，但是在啮齿动物身上仍然能够引发迅速的抗抑郁效果，并且这种药似乎并没有氯胺酮引起眩晕的副作用。萨拉特和古尔德计划在2019年开启第一例小型临床试验，来验证去甲基氯胺酮在人体上的安全性，此次试验大概有70个参与者。“我觉得我们有了一种挺好的潜在药物。”古尔德说。（萨拉特和古尔德等公司已经披露他们申请到了去甲基氯胺酮的专利，他们可以分享任何未来开发去甲基氯胺酮药物公司的专利税。）

可塑性突触重塑

科学家们认为，为了调节大脑对情绪的处理，氯胺酮必定要最终改变突触。耶鲁大学的罗恩·杜曼（Ron Duman）通过啮齿动物实验表明，氯胺酮和去甲基氯胺酮都利用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大脑中最重要的调控分子之一——来完成突触重塑。

BDNF蛋白在大脑的发育阶段，甚至在人的一生中都与突触的发育、塑造有密切的关系。健康的大脑功能依赖于有正确含量的BDNF蛋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与位点。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很多精神疾病，都与大脑中过低或异常数量的BDNF蛋白有关。比如，自杀身亡者脑组织样本中的BDNF蛋白含量通常都很低。

杜曼与他的同事发现，氯胺酮和去甲基氯胺酮都会升高神经元释放BDNF蛋白量，而BDNF含量的升高对于抗抑郁的效果以及树突棘（突出于神经树突上的小短棒结构，与其它神经的末梢结构形成突触连接）数量的增加都是必要的。氯胺酮和去甲基氯胺酮还都可以减少炎症，而应激诱导的突触数量减少的案例频繁被发现与炎症相关。

氯胺酮不是唯一可以诱导突触重塑的化合物。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其他迷幻剂，比如摇头丸（MDMA）、LSD、DMT（色胺类致幻剂）都可以触发相似的神经元结构变化，以及在啮齿动物中的迅速抗抑郁作用。研究人员在三月份发表于《ACS-化学神经科学》（ACS chemical neuroscience）杂志上的报告中指出，这些效果并不取决于是否要“嗨”起来，即使不足以产生迷幻作用的小剂量，也可以增加突触数量并减轻抑郁。

杜曼表示，百忧解等传统抗抑郁药也会增加脑中BDNF蛋白的浓度，但其作用不如氯胺酮那么迅速。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抗抑郁药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重塑突触并缓解抑郁症状。

深度剖析抑郁症

除了作为一种新型疗法，萨拉特等人还将氯胺酮看作探究抑郁症复杂生物学机制的有力工具。在小鼠和大鼠上开展的实验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科学家需要人类实验才能真正理解氯胺酮是如何影响大脑的。不像传统而作用缓慢的抗抑郁药，氯胺酮只需要进行短期实验。

萨拉特目前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神经成像技术研究氯胺酮作用下的人脑。之前的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关键脑区网络之间的连接通讯被打乱了。其中一个叫做默认模式网络（DMN）的脑区参与自指思维，例如反复思考自己的问题和缺陷（反刍）。在抑郁症患者中，此脑区一般会变得过于活跃，并且与其它处理外部刺激的脑区的连接减少了，比如帮助大脑注意到周围环境并让个体作出响应的突出网络（salience network）。

在一项最近的研究中，萨拉特和同事发现静脉注射氯胺酮之后，抑郁症患者的默认模式网络活动变得更加正常了，并且与突出网络之间的连接也更好了。这种药物至少可以暂时性地帮助患者从反复的负面思维中解脱出来。萨拉特也告诫称，这项研究结果需要被重复证明。

该团队还利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了氯胺酮是如何影响自杀想法的。研究者发现在注射药物大约四小时之后，抑郁症患者一块原本高度活跃的前额叶皮层平静了下来，这和患者报告说自杀想法减少的结果是一致的。

氯胺酮似乎还可以调节其它对治疗效果有关键作用的脑区。2018年，科学家公布了一项在小鼠中进行的实验，结果显示氯胺酮可以使外侧疆核（一小块深入皮层内部的核团）的异常活动平静下来。一些研究者将外侧疆核描述为大脑的“失望中枢”，它负责对消极经验的学习，这个脑区在抑郁症患者中高度活跃，汤普森说“这就像在广播坏心情和消极思维一样”。

这些研究仍然是探索性的。对于氯胺酮的作用机制，以及它为何作用如此迅速的原因，科学家们仍然只能猜测。“我认为氯胺酮可以重设神经回路，并以某种方式改善抑郁症状。但无论是基因、环境还是其他的抑郁症风险因子仍然存在。”古尔德说，“氯胺酮似乎只是暂时促进神经回路的重设，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并不一定真的解决了。”

纽约西奈山医院的神经内科医师海伦·梅伯格（Helen Mayberg）专门利用一种叫深部脑刺激（DBS）的实验方法来治疗抑郁症。她认为氯胺酮可能就像给心律失常的人用除颤仪一样，“我没有针对你的心脏病实施治疗，但是现在既然心律失常已经消失了，我就可以专注于其它治疗方法了。”

研究者强调说，考虑到氯胺酮的潜在风险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有自杀想法的人。大多数人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宁愿承受药物严重的副作用，如抗癌药。梅伯格指出，“如果你可以用它干预极端的自杀计划或想法，我不会反对的。”

青少年也能使用氯胺酮么？

对于克里斯塔尔而言，权衡氯胺酮的未知风险和潜在效果，归根结底是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们会让自己服用怎样的抗抑郁药？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真的想让他们在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里，经受好几次失败的试验，而不是服用24小时见效的药物？”

在儿童及青少年身上，可能就涉及到一些最艰难的决策了。在2008—2018年，因尝试自杀或有自杀想法而入院的青少年几乎增加了两倍，很多医生和父母因此渴望更有效和迅速的疗法。“如果不进行治疗，抑郁症真的会伤害大脑，如果年轻时发病，它能导致严重的长期性认知和发育问题。”萨拉特说， “问题在于，这种状况好于氯胺酮的长期副作用吗？”

科学家们还不知道答案。氯胺酮作为麻醉剂作用于儿童被认为是安全的。但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临床证据表明，作为抗抑郁药的氯胺酮需要多低的剂量和用药频率，才能不影响大脑的发育。

明尼苏达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克里斯塔尔·库伦（Kathryn Cullen）指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青少年抑郁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这可能涉及到大脑的发育异常，比如前额叶皮层与情绪处理脑区的连接方式的问题。“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抑郁引发的压力损伤了大脑才导致连接异常，还是因为连接的异常使人们更容易患上抑郁症，抑或是抑郁症状本身反应了发育的异常。”库伦说，“弄清如何减缓（青少年）抑郁症相关的生物学变化很关键，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大脑回到正轨。”

库伦最近在耶鲁和明尼苏达进行了两个临床试验项目，他们发现氯胺酮可以减轻重度抑郁青少年的症状。但库伦说这两个实验并未设计长期随访。杨森制药最近也在进行一项针对艾氯胺酮鼻喷雾剂的实验，被试是145位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但其实验结果还未公布。库伦认为氯胺酮有望用在青少年身上，尤其是避免他们的自杀行为。但“这里仍有太多未知”。

并不只是“速效药”

抑郁症折磨着全世界超过3亿人，成为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鉴于其带来的巨大痛苦，只消一针或一点喷雾即可治愈抑郁症的世界显然令人神往。

但贝内特表示，氯胺酮并不像宣传的那样能实现这个美梦。根据自己的患病和临床经验，她对氯胺酮的速效药角色感到困扰。有了氯胺酮，人们不再考虑更长时间和更多精力的心理治疗。“如果没有心理治疗，”贝内特说，“你就无法给予患者任何自救的办法，而只是让他们依赖只有短暂效果的分子而已。当疗效褪去，他们只能回头索求更多药物。这会让药企赚得盆满钵满，但恐怕无益于患者。”

在贝内特的诊所，氯胺酮治疗必须和心理咨询结合。她会和患者谈话，帮其做好用药的准备，之后再和他们一起梳理用药的体验。她表示，如果想用致幻剂治病，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伦理的。事情可没有“吃两片药，早上和我通话”那么简单。

克里斯塔尔表示，科学界逐渐增长的兴趣点在于，氯胺酮能否提升大脑通过经验增强回路的能力，从而改善心理治疗的效果。2017年，耶鲁大学的一项小规模研究发现，如果在给予氯胺酮之后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增强药物的抗抑郁效果。

不同于其他研究人员或药企们，贝内特认为氯胺酮和艾氯胺酮的致幻效应并非一件坏事。对于某些人来说，尤其在他们同时接受心理治疗的情况下，药物产生的幻觉可以有正面的作用。但目前还并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证明幻觉有益，而且对于有的人来说，幻觉也可能非常令人不安。（克里斯塔尔指出，如果有人经历过幻觉后表现得更好，可能仅仅是因为摄入了更高剂量的氯胺酮，而非幻觉本身。）

尽管如此，贝内特认为，研究者和医生们都应该对氯胺酮保持开放态度，并应该对给药时的环境更加谨慎。“患者们一致报告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或者自身生命的神圣。”她说，“那些准备自杀的人走进诊所，却在离开时如获新生——相信自己拥有神圣的生命。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这真是太令人振奋了。”

翻译：云沉、夏明明；审校：Birdie、EON；编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