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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KNOWLEDGE

当我们相信不该相信的事情时，我们在相信什么？

ELLIOT ARONSON & CAROL TAVRIS

过去，我们常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但今日的种种大声宣布：我们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事实上，更精确的称呼是“会为自己辩护的动物”。怀疑论者常常陷入如下迷惑：当一个主流观点被富有理性的证据证伪时，一些团体会牢牢坚持过往以来的错误；另一些接受新观点的人既不会虚心请教原因，也不会表示知晓真理的谢意，更不会坦言自己的无知。为什么人们更乐于为错误的信念、行为、规范辩解，而不是吐故纳新？能明白自家孩子的自闭症不是因为打疫苗引起，对父母来说不是件好事么？

作为怀疑主义者，我们终日面对心理学家所称的“对科学的动机性排斥”。让我们从全球变暖的例子中来理解这个术语。我们很容易以为，那些否认气候变暖的人不论是在教育程度还是见识水平上都远逊于学富五车的科学家。但这种假设并没有那么简单。史蒂夫·莱万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和克劳斯·奥博拉尔（Klaus Oberauer）在《心理科学》上发文称，一个人对全球变暖的态度与其科学知识水平、计算能力和教育程度都无关，却与政治倾向有关。当一个自由主义者具有较丰富的科学常识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他对气候变暖、接种疫苗的接受度更高，对科学的信赖也更高；但一个保守主义者却恰恰相反，学识和见识越深，他对上述问题的接受度越低。这就是动机性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人们会激烈地反对一切威胁到其核心世界观的发现。研究者目前发现，右派对科学发现的排斥比左派更加普遍；然而由认知机制所驱使的对科学的排斥则与政治倾向无关。换句话说，真正与此有关联的是某个科学发现的内容。不论你的世界观是左是右，当谬论在你的阵营中甚嚣尘上时，你都会被诱导进而放弃怀疑精神。

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心理学家。几十年前，他在卓著《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描述了同一个持有偏见或者说固有观点的人争论的场景，来说明其辩论方式的狡猾。

X先生：犹太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关心本族群。

Y先生：但是，在为社区福利运动捐款时，他们比非犹太人捐得多太多。你可要知道犹太人口的比重有多小。

X先生：这正说明这帮家伙总是想着用钱来收买人心，并干涉基督徒的事务。犹太人掉进了钱眼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银行家是犹太人。

Y先生：可是，最近的一项研究说，银行业的犹太从业者人数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比非犹太族的人少得多。

X先生：当然啦，犹太人才没有体面的事业呢！他们只会拍电影还有开夜总会。

看到了吗？像X先生那样的人从不直接争论或回应辩题，只会回避你的论据，然后打马虎眼，把话题引偏，得以保全自己的价值底线。我们都会在某种场合中成为X先生。对X先生来说，一句“我相信”就够了，从不需要任何证据。

改变思想的不情愿、承认错误的不乐意以及抗拒刺耳的科学发现有着共同的原因：一种被称为认知失调的动机机制。当我们处在两种观念或行为的冲突中时，就会激发这种机制。六十年前，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创立了这项理论，并提出，认知失调的核心要素是不舒服和避免不舒服之间的冲突。当饥饿时，你会非常难受，就拼命让自己免于饥饿。对吸烟者来说，认知失调来自“吸烟有害我健康”和”我是一杆大烟枪”的斗争。为了消除认知失调，吸烟者要么戒除香烟，要么为吸烟正名。不论是买车、投票还是干其他事情，做决定之前，我们的思想可以很开明；做决定之后，我们必须消除认知失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会对自己强调买车是多么幸福、投票是多么明智，观点是多么正确，并且对其他选项吹毛求疵。

认知失调理论包含了三个常见的偏见：

偏见一：我觉得自己没有偏见，所看所想的一切皆是事物本来的模样。我持有的任何观点都是理性的。如果它不理性，我就不会认可它。任何胆敢反对我观点的人，不管他是儿童或是朋友亦或是伴侣，都有偏见。

偏见二：我更好，更善，更强。我的智商水平和道德水平比一般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这个偏见虽然有助于构建自尊，但让我们变得固执封闭，拒绝接受所有指责我们不够和善、不够聪明、不够道德以及不够完美的观点。

偏见三：证实性偏见，即我们只会注意到自己所相信的事情，并刻意忽视、遗忘、贬低自认为不成立的事实。为了让我们的认知保持协调，偏见在我们认识到失调信息之前将它从我们的大脑中排除。

认知失调足够令人痛苦。想象一下当你发现买的车是个垃圾，还为此花了远超实际数额的钱，会不会捶足顿胸？不过更痛心疾首的还在后面。当你自认为是汽车老手兼谈判大师，却花了冤枉钱，这才是最痛苦的。因为你的自我认知中最核心的部分轰然崩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两种方式来消除认知失调。一种是接受证据，调整自我认知。（“是的，我干了一件蠢事／坏事儿”或“对此，我无能为力”；“我之前的看法是错的”）另一种则是一口否定确凿的证据，用欺骗自己来维持自我认知。这种情况就简单得多，只需要告诉自己（“那项研究错得离谱”）。猜猜人们更喜欢用哪种方式？

通常我们被证实大错特错时，会恼羞成怒地作出辩驳。理解认知失调，有助于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亚当·兰扎（Adam Lanza）在沙钩小学残杀了二十名儿童和六位教职工。却有阴谋论者跳出来否定这血淋淋的事实。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控枪团体的阴谋。即便面对着悲痛欲绝的父母，看着定格死亡的遗照，阴谋论者面不改色心不跳。为什么持有疯狂观点的人竟然没有疯掉？认知失调理论提出了一种解释：假设有一个异见者，主张持枪权神圣而不可侵犯，觉得枪支很安全，控枪人士则无时无刻想着夺走他的宝贝。当有人说枪支是沙钩小学惨案的罪魁祸首时，他自然会产生极大的认知失调。只有通过否认这场悲剧，他的信念和世界才不会轰然崩塌。因为只有这样，这些人的偏见才得以留存：“我们比控枪的傻X既正确，又聪明”。认知失调理论的确预测到了他们对这一悖论的强烈反应——沙沟小学惨案就是控抢团体导演的一出戏，他们整天想着夺走我们的枪。

消解认知失调的最大危害不在于影响一个单独的信念或行为，比如买车之类的事情，而在于，人由此陷入一连串的行动当中。在本书中，我们用金字塔打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两个学生站立于金字塔上。他们对作弊的看法相当一致：尽管作弊不是个好事情，但世界上还有比这坏得多的罪行。他们正在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但在一道难题上动不了笔。不过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偷看旁者的答案。经过漫长的犹豫后，抄还是不抄终将决出胜负。不管选择如何，都有失有得。一个为成绩抛弃正直，另一个则牺牲成绩，保全品行。

不管选择作弊还是恪守诚信，为了知行合一，他们都得消除认知失调，这两个学生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正名。过去的行为不能重来，但现在的态度可以改变。作弊的学生会告诉自己没什么大不了的：“唔，作弊太常见了，别在意，更何况我需要个好成绩来追求未来的事业”。尽管以往认为作弊不是什么大罪，抵制作弊诱惑的学生现在会告诉自己作弊十恶不赦：“作弊是可耻的，作弊者应该被开除”。当二人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后，他们滑到了金字塔的底层，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没作弊的学生认为对方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作弊的人则认为对方是个死板到无可救药的清教徒，进而深陷自己的立场，大胆地萌生出其他想法：我为什么不雇一个专业的枪手来替我上课呢？我真的需要高学分。即便没有在课堂上学到东西也无所谓，反正参加工作后，我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哈哈，神经外科手术不会很难搞。

一生中，我们会无数次站在金字塔尖，作出重要抉择和道德判断。比如，当自身错误的证据越来越多时，我们要不要正视它们？面对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强奸案或谋杀案，我们如何判别其真实与否；面对公司中的腐败，我们是毅然揭发还是熟视无睹？作出决定后，对自己的审判就会停止。此时，我们已经开始从金字塔滑落，丧失底线只是时间问题。

通常，人们会在言语上划清界限，比如“我们这些好人”和“他们这些混球”。在怀疑论者的世界中，会这么说，“我们聪明而理性”、“他们无知且疯狂”。但消除认知失调的过程模糊了这一界限。站立于金字塔巅，人要面对的不只有“是或否”的二元命题，还有看不穿的命运难题，其结果，永远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我们作出冲动的选择，然后为其正名，好减轻心中的些许疑惑。很快，我们陷入了无尽的循环：行动，为行动正名，再行动……循环往复之间，初次决定的成本翻倍。箭已离弦，不得不前。如果不继续往前走，难道我们要回头承认第一步是个错误吗？一个清白之人如何腐化堕落？一个公司或国家如何失去法治和道德？他们只不过在金字塔尖往下走了一步而已，剩下的，自有自我正名来完成。

消除认知失调也并非毫无益处。比如它能让我们安然入睡；又比如，有独特的想法并能坚持己见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要知道，每时每刻都有新东西冒出来，挑战你的认知。一旦意识到错误确凿，我们就得赶快放下执念。即便那时我们已走下金字塔甚远，自我正名的决心也许铸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但我们看待罪行和谬论的方式却没有。

认知失调会伴随我们一生。因此，我们必须学会承认错误，然后把它们从自我认同中剥离。也许大脑由自我辩护编织而成，但这不是拒绝消除这股冲动的借口。更何况，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毕竟，怀疑主义运动为此指了条明路：人不仅要能保持对国家、政党、友人、家庭的忠诚，还要明白，对错误荒诞的行为、政策、候选人表示异见也是忠诚的一部分。当发现认知错误时，我们要学会这样拷问自己：“我是一个和善聪明的人，虽然犯错，但这点不会改变；这个错误仍然是个错误。现在我该怎样弥补过失，以防再犯呢？”

在披露伪科学、揭穿造假能手和批判阴谋论时，怀疑论者历来面临艰巨的挑战。现在，认知科学家又来给他们增加负担：直面内心中的失调混乱、错综复杂和让步妥协。对某些左派来说，“妥协”意味着放弃原则；对某些右派来说，妥协又意味着与“敌人”为伍。但我们必须谨记：没有百分百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也没有能实现理想大同的女权或民权活动家，更没有绝对客观中立的圣人。这也许就是有史以来最让人认知失调的箴言。

这篇文章基于心理学家Carol Tavris和Elliot Aronson的合著《错误既定（但不是我的责任）：我们缘何为谬思、妄论和罪行正名》（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该书最近发行了修订版。

Carol Tavris：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女权主义者，公众知识分子。其心理学著作涉及批判性思维、认知失调和性别等话题。其文章和书评发表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科学美国人》等媒体。2014年，开始为《怀疑论者》（Skeptic）杂志撰写专栏。

Elliot Aronson：美国心理学家，因对认知失调理论的突破性实验而闻名，唯一在三个主要学术领域获得美国心理协会最高奖项的心理学家（杰出写作、杰出教学和杰出研究）。著有《社会动物》（The Social Animal）、《在教室中合作：拼图式方法》（Cooper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 Jigsaw Method）等。

安慰剂效应的神奇力量

BRIAN RESNICK

在过去的几年里，医生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趋势：越来越少的止痛药能通过安慰剂双盲对照测试，它们都在这个测试药物效果的黄金标准面前败北。

在双盲测试中，不仅是病人，连医生都不知道谁服用的是有效药，谁是安慰剂。测试结束时，两组人员将进行对比，如果那些服用了有效药的病人比服用了安慰剂的病人有更大的改善，那么这个药物就是值得在临床上使用的。

当研究人员开始仔细查看止痛药的临床实验时，他们发现，在1996年平均有27%的病人认为新药相对于安慰剂来说，能有效地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了9%。

麦吉尔大学的疼痛研究员杰弗瑞·墨吉尔（Jeffrey Mogil），与其他研究员共同发现了这一现象，他解释道，以上种种并不表示我们的药物正在变差，而是“安慰剂的效应随着时间的迁移正在变得越来越强。”不过这一现象只发生在美国，而且这一现象不仅仅只在止痛药上愈演愈烈，在抗抑郁药物和精神治疗研究上，安慰剂的效应也在不断变强。

“安慰剂效应在所有的学科里都是最有意思的现象，” 墨吉尔说，“它正好就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分界线上”，而且它受到与医学相关的各种事物的支配，从我们看到的各种药物广告到临床试验，我们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任何交流，都会影响它。

科学家们在过去超过15年的时间里，都在详细研究这一复杂的分界点，他们发现，小糖丸要比我们过去想象得更奇妙也更有用处。通过新的安慰剂科学，我们正在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针灸和灵气疗法这些替代治疗能帮助一部分人。而且，它还能让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里，减少止痛药的剂量，进而解决目前正席卷美国的鸦片危机。

最有指导意义的是，科学发现，既然我们无法将药物和安慰剂效应区别开来，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后者来造福人类呢？

安慰剂的效应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系列重叠交互的心理现象。

信念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良药。

上千年来，医生、护理人员和治病术士深深了解到，虚假治疗是专门给快乐的人使用的。托马斯·杰弗森（Thomas Jefferson）本人就在安慰剂效应下获得奇迹般的效果。 杰弗森在1807年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我认识的最成功的一个外科医生向我保证，他服用的面包胶囊、有颜色的水和山核桃木炭粉加起来要比他吃过的药加起来还多呢。这就是个虔诚的谎言。”

而现在，安慰剂（placebo），这个在拉丁文中表示 “我要快乐” 的意思的糖丸，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虔诚的谎言。

哈佛大学的泰徳·卡普查（Ted Kaptchuk）是世界上公认的安慰剂研究专家，他在最近的一则采访中对我说，研究安慰剂效果就是在 “寻找我们通常在药物中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我们往往都会因为良好的药物和服用步骤而忘记了这些无形的效果。安慰剂效果是与一个药物相关的所有其他东西的替代标志，比如仪式、象征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交流。

而且安慰剂效应不是单一的。 已退休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生物伦理学家弗兰克林·米勒（Franklin Miller），曾编辑了关于安慰剂的一卷资料，他说，“安慰剂效应是不同现象的集合，但我们却只用安慰剂一词一笔带过，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抛弃掉这个名词的。”之后，他还明确地指出了安慰剂的每个组成。

安慰剂效应谱系庞大，小到常识，大至难题，都与安慰剂效应有关。让我们从最简单的那个开始吧——

1. 均值回归*

*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指第一次测量得的结果比较极端的话，第二次的结果就会更接近平均值。

当人们开始去看医生或者进行临床试验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估计已经十分不好了（不然他们为何要四处求医？） 。但在生病的一般情况下，症状都会自己变好。举例来说，在多例抑郁症的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发现约三分之一的病人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或者安慰剂的情况下，自己就痊愈了。换句话说，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治愈力的安慰剂。

○ 糖丸儿和活性药物都能改变病人们对症状的感受。

2. 确认偏见*

*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指当我们在主观上支持某种观点的时候，我们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原来的观点的证据。

病人们在治疗时都希望能变得更好，所以他们会改变他们的关注点。于是他们会更留意他们在变得更好的诸多迹象，而忽略病情加重的征兆。（哈梭效应指出：当我们被注视着的时候，我们会改变我们的行为。）

不过就像我们前文所说，安慰剂效应远不仅仅只是偏见，它还有:

3. 期望和学习

安慰剂效应是我们通过因果关系而习得的。当我们服用活性药物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感觉到好多了，所以当我们服用安慰剂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新调用和再创造这段记忆。

罗娜·克洛卡（Luana Colloca）是玛丽兰大学的外科大夫兼研究员，她就曾进行过一系列关于上述效应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一般都使用这样的套路: 她通常会将一个被试与一个电刺激机器相连，然后施予电流刺激。对于会造成疼痛的强电流刺激，她会同时在屏幕中闪现红光给参与者看，而对于轻微的弱电流刺激，被试则观看到的是绿灯。在实验结束的时候，当被试看见了绿灯，哪怕电刺激阈值被设定到了最高的强度，他们也只会感觉到轻微的疼痛。

由此可得：我们会不断地对自己暗示，应该怎样应对疼痛，而对于药物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从环境中获得暗示。

吗啡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大脑中的神经化学受体的有效药物，服用吗啡能让我们对之上瘾，但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正在服用吗啡，而且是一个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服用时，它的麻醉作用也会因此增强。

研究表明，如果术后止痛药的供给是在病人未知的情况下通过隐藏的机械泵进行的，比起护士在他们面前给药，药量要多一倍才能达到后者的效果。所以意识到我们正在使用止痛药这个事实，似乎能影响到我们对止痛效果的感知。

○ 如果光明正大地注射吗啡，疼痛的缓解会更强烈也更快速。 | 柳叶刀：神经病学

该研究同时也指出，医生们只开刀但不做任何改变的假手术甚至要比药物具有更强的安慰剂效应。 2014年出版的一篇关于手术安慰剂的系统综述指出，假手术在75%的情况下都会促进改善。而对于缓解疼痛的外科手术，一份荟萃分析发现，真手术和假手术带来的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除了安慰剂效应，还有反安慰剂效应，即负面的期望会让人觉得更糟糕。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就是无谷蛋白饮食风尚流行的根本原因。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吃含有谷蛋白的食物会让他们不舒服，久而久之，哪怕他们的身体不会对谷蛋白敏感，他们在含有谷蛋白的事物时，也会觉得不舒服。

4. 药理反射

故事从这里开始变得有点奇怪了——

克洛卡完成了许多如下的实验：她让病人连续数日服用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治疗帕金森病症，然后在某天偷偷地将药物换成安慰剂，而让人惊奇的是，病人们仍然感受到了药效。

在第五天的时候，安慰剂好像激发了大脑中真正药物所作用的相同区域。 “ 你能看见与慢性疼痛与慢性精神疾病相关的大脑位置”，活跃得好像服用了真正的药物一样。举例来说，克洛卡发现，在帕金森病人脑中的单个神经元仍然对安慰剂有反应，就好像在这种情况之下，安慰剂是真正的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一样。

○ 大脑能学着将吃药这一行为和舒缓的感觉联系起来，然后当真药被替换成了安慰剂时，大脑仍能产生相同的化学物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学习罢了。这就好像巴弗洛夫的狗学会了将铃声和食物联系起来，在听到了铃声之后，就会开始流口水，而我们的大脑，则是学会将吃药的行为和舒缓联系起来，于是在我们吃药的时候，大脑就会产生各种化学物质，来让我们觉得好一些。

上面说到的药理反射只有当药物能作用在大脑能自然进行的过程时才有效。米勒说： “ 我们能反射疼痛缓解这一过程是因为机体内本就存在这一机制。止痛药能激发脑内鸦片系统，所以服用一枚我们认为是止痛药的药片，就能激发这个系统( 来缓解疼痛) 。”

有研究也表明，安慰剂效应远不止于大脑。

○ 研究人员就曾用风味饮料来训练安慰剂的免疫反射。

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 被试们连续几天同时服用一杯饮料和一粒含有免疫抑制剂的药物。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将药物换成了安慰剂，发现被试的身体已经学会将喝饮料和白介素的减少生成联系了起来。白介素是我们免疫系统中的关键蛋白质，由大脑之外的许多细胞生成的。

克洛卡表示，像这样的许多结果都表明，“ 我们说的其实是一种神经生物学效应” 。

5. 社会学习

当被试看见其他病人在接受了安慰剂治疗（如前文提到的电击实验）之后疼痛缓解了，他们会在与电击机器连接在一起时，产生更强的安慰剂效应。

6. 人类纽带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是一种非常难以治愈的疾病，患者会有难受的胃痉挛，而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同时，医生们仍不清楚其背后的生物致因。

这种病有时被称为 “妄疾” ，或是那种当其他的诊断都不服合时，才给出的诊断。 在2000年早期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泰徳·卡普查克和其同事开展了一项实验，旨在判断一些常被忽略的感觉，如温暖和同理心，能否让患者感觉更好些。

在实验中，206名被试被分成了三组。第一组被试接受了假的针灸治疗，但是治疗师不停地询问患者的生活和烦恼，并在患者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之后，对患者说：“ 我能体会到肠易激综合征给你带来了多少痛苦” ；第二组被试只接受了假治疗，而且治疗师并不怎么和患者交流。 在第三组中的患者则是被放逐在等待治疗的列表上。

○ 提供关怀的人能够产生更强的安慰剂效应，这是冷漠的人所没有的。

温暖友好的针灸师能更好地缓解疼痛。该实验总结道：“ 这些结果表明，温暖、同理心、交流和饱含积极期望的话语能显著地影响临床结局。”

○ 处在 “加强” 状态之下的被试受到了提供关怀者们更多的关注，在为期三天的试验之后，比起只正常参加治疗的和处在等待列表上的被试，他们获得了更好的临床结果。| 英国医学杂志

这可能是安慰剂的最不为人知的元素了：安慰剂效应和药丸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和服用药物的环境、给你药片的人，以及仪式和与之相关的遭遇有关。

安慰剂的作用和局限

安慰剂似乎对症状有着极强的影响，而这影响力是处在肉体和精神之间模糊的边界的。

在一份2010年发表的系统综述中，作者整理了202例安慰剂组与无药组进行对比的药物试验，发现安慰剂组在疼痛、腹泻、哮喘和恐惧症上有显著的疗效，但在吸烟、痴呆、抑郁*、和焦虑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关于抗抑郁药物的单独文献回顾发现安慰剂对比完全没有治疗，确实存在一定的效果。）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托尔·瓦格（Tor Wager）说道， “看起来安慰剂利用的是我们所进化而得的心理和大脑过程。举疼痛为例，如果踩到了尖锐的东西，脚就会感到疼痛，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如果你正在狂奔远离危险，你肯定不会想要感受到这样的疼痛，而是继续前进。”

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安慰剂改变的是我们对待症状的体验，而不是改变其内在的原因。

一份2011年的研究详细阐述了这一思路。在实验中，哮喘病人被随机分为三组：第一组接受吸入沙丁胺醇*治疗，第二组吸入安慰剂，第三组接受的是假的针灸治疗（即针在它们碰到皮肤之前即已收回），而第四组什么也没得到。该研究使用两种标准来衡量病人们的肺功能：病人自我报告和客观的肺功能检查。

*沙丁胺醇（salbutamol），一种短效β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用作平喘药。

如果我们专注于病人的自我报告，那么我们会发现安慰剂、沙丁胺醇和假针灸具有同样的效果。

然而客观的检查却发现，只有沙丁胺醇能改善呼吸（使用用力呼气量FEV作为肺功能测量指标）。

以上实验并不意味着使用安慰剂的病人自报的症状改善毫无意义，对于大多数疾病，患者更乐意将疼痛消除。

“像癌症，甚至是心脏病， 所有这些能客观测量的疾病都有不能【客观测量】的要素在内。”卡普查说到。而这些症状才是使用安慰剂进行治疗的最主要目标。

安慰剂只能改善大脑可以调控的症状。 “我们所能反射的生理过程是有限的。”米勒说道。举例来说，我们不能反射出化疗的治癌效果，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能产生治癌的化学物质。

有证据表明安慰剂确实可以在大脑中释放出类吗啡物质分子。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科学家们观察到安慰剂在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该领域内极其有趣的发现。

“当我开始学习安慰剂效应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魔法一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大脑模拟了药物反应，” 瓦格说道， “在最近的15年里，神经科学家正一步步拉开帷幕，探索产生安慰剂效应的神经原理，而这是我们领域内最大的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安慰剂能促进脑中的类吗啡物质以及其他内啡肽（大脑中能减少疼痛的化学物质）的释放。还有研究表明：

· 如纳洛酮等能抵消类吗啡物质效果的药物，也可以抵消安慰剂效果，这表明安慰剂确实在大脑中固有的疼痛管理通路中起到作用。

· 中脑导水管灰质是大脑中负责疼痛管理的关键区域，在安慰剂的作用下，该区域的活动增加。而脊髓中感受疼痛的区域则在安慰剂的作用下活动减弱，这表明在安慰剂的作用下，我们疼痛的感觉和我们对它的感知都减弱了。

· 然而，对于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来说，安慰剂的效果就较不尽人意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脑中负责调控对世界的主观感受的额叶退化了。

瓦格说，我们对这一切过程的理解离真相还太远。举例来说，科学家们还未能完全理解大脑如何处理疼痛，在安慰剂效应中发挥作用的大脑区域同时也与情绪有着关联，所以我们还不能知道安慰剂究竟是减弱了我们对疼痛的感觉接受，还是我们处理疼痛的过程。（此外，像在许多神经科学的研究中一样，一个脑区可能会在某项实验中 “发亮”，但是去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非常困难。）

瓦格说：“所以事实上，从这些研究中能总结出: ‘安慰剂会影响我们对疼痛的感受’， 疼痛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就要取决于疼痛通过什么通路产生，这对于安慰剂来说至关重要。”

哪怕你对人们说他们正在服用用于治疗疾病的糖丸，他们也会觉得好多了。

在卡普查投入安慰剂效应研究的数十载光阴之中，有一样事情总在不停的困扰着他：欺骗。长久以来，有关安慰剂的研究依赖于双盲实验，但这保证了科学严谨性的实验却让病人们对真正在服用的东西一无所知。

“在5年以前，我就对自己说，‘我实在是受够了要用欺骗和戏弄别人的方式来做的研究了！’” 他说。

所以他想要亲眼看看：在他已经告诉了病人他们在服用安慰剂的前提之下，他是否还能引发安慰剂效应呢？

他独创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给患者服用标注出来的安慰剂（经过医生认证了的糖丸），能改善某些最难治愈的慢性病症状，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和腰间盘疼痛。他不禁好奇，慢性疲劳这种难以定义、难以治愈但是让人饱受煎熬的症状，是否会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好的方向。

他说： “我们的患者觉得这太疯狂了，医生们也觉得我们疯了，不过我们还是义无反顾，也开始得到好的结果了。”

卡普查的研究给安慰剂效应增添了几笔魔幻的色彩，举例来说，他认为安慰剂效应并不需要病人们对未来抱有积极的期望才能发生。 他说，“我所有的病人在之前都至少都已经见过十个医生了，他们对于痊愈这件事本来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克洛卡对于他的结果有另一番解读，她认为信念和期望是不一样的，所以尽管这些病人们对于药丸是否有用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他们的潜意识里或许仍在盼望着痊愈。

她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知道服用药物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而这样的反射记忆已经扎根在他们的记忆深处了。这些记忆必然就是唤醒他们大脑中的止痛效果的期望，而他们并不需要知道整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也有医生想知道，安慰剂的效果，是否也能整合到主流药物之中呢。

在文章中我采访到的研究者们都积极地认为，这些发现能够用于临床之中。我们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但是有许多发现相比其他却非常容易就能实施。比如，我们可以从提醒医生开始，告诉他们，变得热情和体贴，就能很好地缓解病人的疼痛。

克洛卡想知道安慰剂效应是否能利用起来，让无数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们，能有服用低剂量的鸦片治疗一样的治疗效果，却不用承受后者带来的低效和致命的危险。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米勒说，现在就将安慰剂作为处方来缓解疼痛和减少实际药量还操之过急，举例来说，大部分相关的试验都是短时性的，而且被试都是健康的志愿者而不是真正的病人。

他说：“我们仍处在迷雾之中，有太多东西我们还一无所知。”比如副作用：就像安慰剂可以模拟药物一样，它同样也可以模拟副作用。 “ 而我们还没有做过类似的研究，来判断我们是否能在减少副作用的障碍的前提下，保证一定的治疗效果。”

卡普查认为，总体来说，科学家们长久以往都把安慰剂当作生产好药物的道路上必须铲除的绊脚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他说 ：“ 安慰剂不过是药物在其中畅游的海洋罢了。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我的研究成果，将医学的艺术变成医学的科学。”

Brian Resnick：Vox科学记者，曾为《大西洋月刊》、《国家杂志》和《大众机械》撰稿。

鸭兔隐喻：大脑如何决定你的认知？

TOM VANDERBILT

1951年，普林斯顿帕尔默场上举行的足球秋季赛中，不败老虎队对阵达特茅斯队。老虎队有着明星后卫迪克·卡兹麦尔（Dick Kazmaier），他擅长传球、带球和踢悬空球，带领队伍以破纪录的分数击败达特茅斯赢得海斯曼奖杯。普林斯顿在点球赛中领先大绿队，但也为此付出代价——十来名球员负伤，卡兹麦尔的鼻梁也被打断，并有脑震荡（但还是象征地完成比赛）。“这场球赛踢得十分艰难，”《纽约时报》还算温和地报道，“两队都指责对方恶性踢球。”

这场比赛不仅出现在报纸的体育版，还登上《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杂志》。比赛后不久，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 和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采访了一群学生并给他们看了比赛视频。他们想知道：“你认为哪队先挑起了这场恶战？”

学生都有自己偏爱的球队，因此给出的回答必定有所偏颇，这使研究者得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些数据表明，人们不只是单纯地观看比赛。”每个人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的比赛。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或许这就是“认知失调”之父里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所指出的：“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和解读会与他们已经相信的事物符合。”（译者注：即我们俗话说的“人们只会听他们想听的话，并且自动忽略所有与他们认知相悖的现象。”）

学生们在观看解读比赛录像时的表现，跟看到著名的“鸭兔图”（下图）时的孩子们类似。当给孩子们在复活节看这幅图时，更多的孩子看见兔子，而在其他日子他们更容易看到鸭子。[1]这幅图片本身就有两种解读，而且从一种切换到另一种得费点儿力气。

○ 美国心理学家Joseph Jastrow绘制的首张兔鸭图

当我把“鸭兔图”给我五岁的女儿看并问她看见了什么时，她回答：“一只鸭子。”当我问她有没有看见“其他东西”时，她额头皱起，往近靠了靠。“可能还有另一种小动物呢？”我提示道，尽量不把这搞得像重点高中的入学考试一样。突然，她灵光一闪，随即微笑道：“一只兔子！”

我不该为此感觉糟糕，艾莉森·戈普尼克（Allison Gopnik）及其同事的实验表明，3-5岁组的儿童里没人能自己看出”花瓶脸”图的两种形象。[2]另一组年纪稍大一些但仍算“稚嫩”的受试儿童中，有三分之一能成功辨别图案。其余大部分孩子能够在模糊的提示下辨别。有趣的是，那些自己辨别出两种图像的孩子，正好在进行“大脑理论”测试时表现更好，该理论检测精神状态随世界变化的能力（例如，给孩子们一个装着蜡烛的蜡笔盒，然后问他们觉得其他孩子会认为盒子里是什么）。

就算你不能一眼辨别出鸭兔图或是其他图形切换，也无需担心，研究中大量数据显示，一些被作者划为“应当有着强大表现力”的成年人也没能成功辨别。对“鸭兔图”也没有什么正解：虽然整体趋势略偏向兔子，但看见鸭子的人也不在少数。也尚未有研究证明这与惯用手有关。我的太太看到兔子，我看到鸭子，而我们都是左撇子。

虽然每个人在某些提示下都能最终看见鸭子又看见兔子，但却没人能一下子同时看见鸭子和兔子，无论你多努力。

我们是否也活在某种隐喻的鸭兔世界中？当我向东北大学跨学科情感研究所的所长丽萨·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idman Barrett）如此提问时，她很快答道：“我甚至觉得这不是‘隐喻’。”她指出，大脑结构决定了这一切，因为神经元之间的固有连接较输入感官信息的连接要多得多。大脑在那副不完整的图片里填充细节，从模棱两可的感官信息中得出意义。（译者注：大脑将外部感官信息添加进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从而决定外部感官信息的意思。）

她说大脑是一个“推理生成器”，描述了逐渐得到证实的“预测编码”假设，根据该假设，感知由我们大脑驱动，再由感官输入修改。不然，要接收的感官输入就太多了。“这不高效，”她说，“大脑必须找到别的工作方式。”所以它总是通过预测来完成。当“接收到的感官信息不符合预测时，你要么改变预测，要么改变你接收的信息。”。

研究者们在实验室里观察了感官输入与预测形成认知之间的连接。一份发布在《神经心理学》上的研究表明，当人被要求判断一份有关物体颜色的陈述是否为真命题时（例如香蕉是黄色），被激活的脑区和我们感知颜色时激活的区域相似。这就如同想象一根黄色香蕉和真正看见黄色并无二致——在唤起回忆时发生了某种再感知（虽然研究者也提醒“感知和知识呈现并不是同一种现象”）。

我们通过感知这扇窗户对世上万物形成认知，但这些认知像镜头一样，只聚焦在我们想看见的事情上。今年纽约大学心理实验室进行了一项实验，一组被试需要观看一段45秒的短视频。[4]短片讲述的是一位警官和一个未武装平民间的暴力事件。警官在尝试逮捕拒捕人员时是否行为不当还有待争论。

在观看视频前，实验对象们被问及对警察群体的认同度。被试的眼球活动被秘密监控，事后再被问及对罪责的看法。结果并不意外，对警察认同度低的群体提出了更重的刑罚。但这仅限于在观看期间时常注意警察的人们，那些并不时常看向警察的人作出的决定与对警察的认同度无关。

艾米丽·巴尔赛提（Emily Balcetis）是纽约大学社会感知行为与动机实验室的头儿，也是该研究的共同发起人。她告诉我，我们通常把决策看作是偏颇的核心。但“认知的哪一部分在进行这项重大的判断呢?”她提议注意力可以被看作“你允许你的眼睛看到的地方”。

在警察短片中,“你的眼动决定对案件事实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些更反对警察的人在看视频时,也花了更多时间在警察身上（根据兔鸭假设，他们不能同时关注警察和市民）。“如果你觉得他不跟你是一路人，你会多看几眼。你会看向你觉得会产生威胁的人。”巴尔赛提说。

但是什么左右着这项评估呢？没有标准答案。大量研究显示，人们看见群体中同族人的图片时会产生一种偏见神经信号。但如果现在告诉他们，图片里的人和他们分在同一个小组里，结果会怎样呢？你是在看一个跟你同组的人？亦或是一个不同种族的人？

“在最初的100毫秒左右，我们面前摆着的是兔鸭问题。”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杰·范·巴维尔（Jay Van Bavel）说。在范的试验中，小组性在那一瞬间压倒了种族性，获得了更多积极神经活动。（就像在兔鸭问题中，我们在某些时刻只能有一种解读一样）。

我们生活在一个“某种意义上看，几乎所有事物都有多种解读”的世界，巴沃尔说。因此，我们永远在鸭兔之间进行抉择。

我们对自己的抉择深信不疑。在一份向鸭兔实验致敬的研究中，巴尔赛提和她的同事给实验对象展示了一系列描绘“海洋生物”或是“农畜”的图片。他们被要求辨别这些图片。每次辨别都会加分或减分。如果游戏结束时分数为正，则奖励果冻豆。分数为负？“局部解冻的罐头豆。”但每个实验者最后都会看到同一张图：马/海豹图（海豹要稍难辨别一些）。为了能拿到好豆，被试需要看出能让他们得分的图。他们大部分也做到了。但如果他们实际上看到了两种图但只汇报了能得分的那张呢？

研究人员又以新的对象进行了一次实验，这次他们加入了眼部追踪。那些需要看见农畜的人倾向于先看标记着“农畜”的方框（在点击后会出现下一张动物图片），反之亦然。对“正确”框（至少他们这么认为）的一瞥就像拿到自摸牌一样，揭示了他们在无意识计算下的意图。他们的视觉倾向于挑选有利图片。

但当实验假装发生了系统错误并告诉实验者，“啊，不好意思，其实是选海洋生物才能避免喝豆汁”时，绝大多数实验者都纠结在了已形成的感知里——哪怕现在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他们无法重新解读已经在脑内定性的图片，”巴尔赛提说，“一旦你试图搞清模棱两可的图片，那么它的双重性就已经消失了。”

卡拉菲德梅尔（Kara Federmeier）及其同事的最新研究显示，我们的记忆形成过程中也发生了相似的事情。[5]他们以某些对政治候选人有所误解的人为例，比如大多数人都以为“教育总统”是迈克尔·杜卡其而不是乔治·布什提出的一样。他们通过EEG研究实验者的大脑活动发现，人们对记错和记对的信息的“记忆信号”基本相同。他们把这种解读固化为真理。

这个固化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一篇发表在《儿科学》的研究中，超过1700名美国家长收到用于消除人们对MMR疫苗危害性误解的宣传材料。[6]据汇报，没有一份宣传材料能够让家长有注射疫苗的倾向。从最不愿接种的家长开始试验，宣传资料的确改变了他们认为MMR会导致自闭症的看法，但也使他们更拒绝接种。而给人们观看患有麻疹和腮腺炎的小孩的图片——这便是不接种疫苗的危害性——只会使人们更坚信疫苗有着危险的副作用。

这种固化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使人们改变思维和对兔鸭图的理解依旧未知。是什么让人们可以反转图像理解，这样的辩论一直存在且仍在继续。有种观点是，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也许是呈现给你鸭子画像的神经细胞累了，或者“饱足”了，导致兔子突然跃然纸上。也可能是和图像的绘画方式（鸭喙“弹出”）或是呈现方式有关。

另一个相反的观点是“自上而下”，大脑之上还有其他物质使我们倾向反转：我们已经得知了这种双重性，并且满怀期待地积极寻找它。被指示不逆转图形的人更难发现图片的反转，而催促人们快些发现会提升逆转率。[7]其他论点还包括混合模型，这种理论质疑是否有自上而下或与此相反的区分。[8]

德国弗莱堡的前沿领域心理学及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尤根·科恩梅尔（Jürgen Kornmeier）及其同事提出的混合模型质疑这种区分。据科恩梅尔描述，最先发生的眼部活动以及早期的视觉系统就反驳了“自上而下”说——而且信息流也绝无可能是单向的。他们认为即使人们自身没有发现兔和鸭，大脑也许在潜意识记录了这种图片的模糊性，但决定不走漏风声。依这种观点看来，大脑也参与了这次欺骗。你是那个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傻子。

仅靠提供给人们准确的信息不预示着政策讨论或其他争论可以得到解决。耶鲁大学的法律和心理学教授丹·可汗（Dan Kahan）提出，诸如气候变化的讨论中的两极分化，不是由于一方在理性分析，而另一方处于无知状态或坚持偏见而发生。[9]相反，是因为那些在测试中 “认知反思”和科学素养得分最高的人，更容易表现出被称作“意识形态驱动认知”的行为。他们花费最多的注意力去找他们已知的鸭子。

参考：

1. Brugger, P. & Brugger, S. The Easter Bunny in October: Is it disguised as a duck?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76, 577-578 (1993).

2. Mitroff, S.R., Sobel, D.M., & Gopnik, A. Reversing how to think about ambiguous figure reversals: Spontaneous alternating by uninformed observers. Perception35, 709-715 (2006).

3. Granot, Y., Balcetis, E., Schneider, K.E., Tyler, T.R. Justice is not blind: Visual attention exaggerates eff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on legal punish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4).

4. Van Bavel, J.J., Packer, D.J., & Cunningham, W.A. 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in-group bias. Psychological Science19, 1131-1139 (2008).

5. Coronel, J.C., Federmeier, K.D., & Gonsalves, B.D.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vidence suggesting voters remember political events that never happened.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9, 358-366 (2014).

6. Nyhan, B., Reifler, J., Richey, S. & Freed, G.L. Effective messages in vaccine promotion: A randomized trial. Pediatrics (2014). Retrieved from doi: 10.1542/peds.2013-2365

7. Kornmeier, J. & Bach, M. Ambiguous figures—what happens in the brain when perception changes but not the stimulus.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6 (2012). Retrieved from doi: 10.3389/fnhum.2012.00051

8. Kornmeier, J. & Bach, M. Object perception: When our brain is impressed but we do not notice it. Journal of Vision 9, 1-10 (2009).

9. Kahan, D.M. Ideology,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cognitive reflect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8, 407-424 (2013).

Tom Vanderbilt：美国记者，作家，现居纽约布鲁克林，《连线》、《户外》和《艺术论坛》特约编辑，他写设计、技术、科学和文化等。最新著作《Traffic:Why We Drive the Way We Do (and What It Says About Us)》是《纽约时报》畅销书。

深度 INSIGHTS

你理性吗？不，其实你只是迷之自信

ELIZABETH KOLBERT

1975年，斯坦福的科研人员邀请了一群本科生被试参与一项关于自杀的实验。实验内容是让被试阅读两篇遗言，其中一篇是随便编写出来的，另一篇则是自杀者所写。被试在看过之后被要求辨认孰为真，孰为假。

有些被试发现自己在辨识真假方面有天赋，他们是高分组，在25次试验中共正确辨别出24篇真实的遗言。余下的人则是低分组，认为自己实在愚钝，只认出来10篇。

当然，和绝大多数心理学实验一样，整个实验过程就是一场骗局。尽管有半数遗言的确为真（从洛杉矶郡验尸官那里得到），测试评分则为假。那些被告知基本上都答对的被试和那些没猜出几个的被试相比，其实水平相差无几。

在该实验的第二阶段，实验者告诉被试他们被耍了，这个实验的目的其实是观察他们得知自己对与错时的反应（当然，这一步还是骗局）。最终，被试们需要估算一下自己真正辨认出几篇遗言，然后再估计一个被试平均可能辨认出几篇。接下来出现的情况就有意思了：高分组的学生认为自己辨认得非常好，好到远高于平均水平，即使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试验成绩不是真实的，即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去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低分组的学生则相反，还是认为自己答得很烂，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也是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结论。

研究员们神情严肃地表示：“印象一旦形成，将相当持久地保持下去。”

若干年之后，另外一组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参与了一个与上述实验相关的研究。实验者给这些被试分发了关于两位消防员弗兰克（Frank K.）和乔治（George H.）的个人信息卡。弗兰克的信息卡中除了基本内容之外，还提到他有一个女儿，而且他热衷于水肺潜水。乔治喜欢打高尔夫，育有一子。这些信息还包括这两人在冒险-保守度测试（Risky-Conservative Choice Test）中的选择。实验者给被试提供不同版本的信息卡。一个版本的信息卡显示弗兰克是一位优秀的消防员，他在测试中选择的几乎都是最保险的选项。另外一个版本里面，弗兰克同样选择最保险的选项，但他却是一个经常被上级警告的消防员。实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被试们被告知在先前的实验中他们被误导了，他们接收到的信息纯属编造。接着，实验者要求被试们描述在自己眼中，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对待风险应该有怎样的态度。拿到第一个版本信息的被试认为成功的消防员会回避风险，而第二组则认为成功的消防员敢于冒险。

研究员指出：“即便人们已经得到了驳斥自己信念的确凿证据，他们依旧难以适当修正原有的观念。”这次实验中，被试“没有对之前形成的印象做出相应修正”的表现尤其引人注意，因为仅从两位消防员的数据中归纳出的信息远不足以用来得出正确的结论。

斯坦福的实验就这样出了名。70年代的学术界对“人们无法理性思考”这个观点感到十分震惊。然而没过多久，数千个后续实验陆续证实并阐释了该发现。基本上任何一个跟进该系列研究的人或偶尔浏览《今日心理学》的人都知道，随便拉一个研究生，给他一个剪贴板，他就能给你演示看似理性的人通常毫无理性可言。这个见解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不过问题仍未解决：我们怎么会毫无理性？

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在新书《理性之谜》（The Enigma of Reason）中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分别任职于法国里昂研究中心和布达佩斯中欧大学。他们提出理性和最先出现于非洲大草原的直立行走及三色视觉一样，是进化而来的特性，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尝试理解它。

把所有听起来太“认知科学”的部分去掉，梅西耶和斯珀伯的论点大概是这样：人类相较于其他种群的最大优势是懂得合作。合作很难形成，更别说维持了。对于任何个体来讲，吃白食永远是最优选择。人类进化出理性并不是为了解决抽象、逻辑问题，也不是为了帮助我们从杂乱的数据中获取结论，而是解决在群体协作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梅西耶和斯珀伯写道：“理性是人类进化而来的一种适应性特征，是为了帮助个人能够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群体生活。”在知识分子眼里怪异、傻气甚至愚蠢的习性，从社会互动这个角度来看则是非常有利的。

再想想“证实偏见”——人们倾向于接受符合他们三观的信息，而排斥与其相悖的。在多种已经被确认存在的错误思维中，对证实偏见的记录最为完善，有整整一本教科书专门讲解关于证实偏见的实验，其中最有名的一例，同样是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在这个实验中，研究员组织了一群对死刑持有不同看法的学生，一半支持死刑，认为可以震慑犯罪行为；另一半则持反对态度，认为死刑对阻止犯罪行为没有任何效果。

这群学生需要对两项研究做出反馈。一项提供的数据支持他们的观点，另一项提供的数据则质疑他们的观点。当然你可能猜到了，这也是编造的两项研究，而且客观地讲，它们均提供看似可信的数据。一开始就支持死刑的学生将认为死刑有效的那组数据评价为高度可信，而认为另外一组数据缺乏说服力。同样，一开始就反对死刑的学生的观点正好相反。实验结束时，两组学生再次被要求表明他们的看法：原本支持死刑的那组学生更加坚定地支持死刑，而反对的那组亦更强烈地反对。

如果理性最初就是被自然选择设计用来提供可靠的判断，那很难想象存在比证实偏见更严重的设计缺陷了。梅西耶和斯珀伯在书中提到，设想有这么一只老鼠，它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思维方式，然后它一意孤行地认为“周围不存在猫”，接下来呢？它早晚会沦为猫的盘中餐。考虑到这种证实偏见严重到居然能够让人类忽视新的或者从未注意过的威胁——比如人类社会中的“猫”，这种特性本该被自然选择淘汰掉才对。然而我们以及我们的证实偏见都活到了今天，证明它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适应性，而这种适应性就与我们人类的“高度社会性”相关。

梅西耶和斯珀伯更倾向于选择“自我中心偏见（myside bias）”这个词。人类可不是会轻易相信什么的物种。当面对他人提出的论点，我们还是挺擅长发现对方论点的缺陷。然而，我们会毫无例外地选择盲目相信自己的观点。

梅西耶和他欧洲的同事最近进行了一项实验，非常巧妙地演示了这种“双重标准”。被试被要求回答一系列简单的理性问题，接着需要解释自己的答案，这个时候他们如果发现错误，可以修改先前的答案。结果大部分人都对自己原先的选择满意，只有不到15%的被试在第二步修改了答案。

在第三步，研究员从上述题目中选取一道，附上被试自己的答案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回答，然后一起拿给被试看，并且给予被试一次修改答案的机会。这里研究员又耍了个花枪：“另外一人的答案”实际上是被试自己的，同样，“你刚才的答案”其实是别人的答案。大概有一半的被试发现事有蹊跷。但是另一半被试这时候突然对“自己”严苛起来，以至于其中大概有60%的人拒绝接受他们之前自认为满意的答案。

根据梅西耶和斯珀伯的研究，这种双重标准的倾向性恰好体现出理性的进化意义，即防止在群体活动中个体的利益受到同伴侵害。我们的祖先以小集群采猎为生，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自己的社会地位，确保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外狩猎时同伴不是在洞穴里偷闲。清晰理性的推理对生存的帮助不大，因为大多数时候只要赢得争论就可以了。

我们的祖辈不会关心死刑的威慑作用，不会在意优秀消防员的理想特征，也不需要为伪科学、假新闻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争论不休。难怪现在“理性”总是辜负我们呢，就如梅西耶和斯珀伯写的：“众多事实表明，环境变化太快，而自然选择却没有及时跟上脚步。”

布朗大学的斯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科罗拉多大学的菲利浦·费尔巴赫（Philip Fernbach）教授也是认知科学家。他们同样认为社会性是人类意识运行的关键元素，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理性失常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合著《知识的幻象：为何我们从未独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 Why We Never Think Alone），开篇便是马桶实验。

几乎每个生活在美国或者说所有发达世界的人，对马桶都不陌生。典型的冲水马桶有一个蓄满水的瓷罐，当人们按下把手或按键，马桶里的水和里面所有的残物一并被吸入下水管道，然后被送进排污系统。然而，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呢？

耶鲁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首先，让研究生根据自己对日用品的理解程度进行评分，这包括马桶、打火机以及气缸锁。接下来，研究员要求他们详细且逐条记下这些物件的运行方式，并再次对自己的理解程度打分。显然，这个实验暴露了学生们的无知，因为他们的自我评估分数下降了。（原来马桶比他们想象得更复杂。）

斯洛曼和费尔巴赫发现，人们感觉到的认知水平高于他们的实际认知水平，他们将这种很普遍的现象称为“理解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正是因为有他人的存在，我们才持续拥有这种错觉。就像马桶的例子，有人设计了它，造福了我。人类专精于此道，自我们琢磨出合作狩猎时起，就已经开始倚靠他人所长而生存。这或许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关键一步。斯洛曼和费尔巴赫认为，正是因为我们有合作的本能，我们很难分清自己和他人的认知界限。

他们写道：“我们根据认知活动的本质对脑力劳动进行区分，这就造成了在思想和知识方面，一个人与这个群体中的其他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思想和知识可以很容易共享。

这种无界性，或者你也可以称其为混乱性，对我们的社会进步也至关重要。人们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了变革而发明出新的工具，与此同时，也就创造出了新的无知领域。如果每个人在拿起刀子之前都需要先搞清楚怎么打铁，那么青铜时代就不会发展得那么繁荣。涉及新技术时，一知半解就起到了促进作用。

根据斯洛曼和费尔巴赫的观点，当这种现象涉及政治领域时，就会真正造成问题。不知道马桶的原理却知道如何使用是一回事，不理解移民禁令就妄加喜恶就不大合适了。他们引述了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在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后不久进行。受访者被问及他们认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该事件，以及他们能否在地图上找到乌克兰，结果越是对地理无知的人越支持军事干预。（受访者压根搞不清乌克兰的地理位置，错到平均偏差在1800英里左右，这大概是从基辅到马德里的距离。）

一些其他课题的调研也显示出令人失望的类似结果。斯洛曼和费尔巴赫认为，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某件事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出于深刻的理解。而现在我们对他人想法的依赖更加剧了这种现象。举个例子，你关于平价医疗法案的立场毫无根据，而我又依赖你的意见，那么我的立场也毫无根据。当我与汤姆交谈，而他决定同意我的观点，那么他的立场也毫无根据。现在我们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而且对我们的共同立场自鸣得意。如果我们从此摒弃一切与我们观点相矛盾的信息，结果就是，我们选出了特郎普政府。

斯洛曼和费尔巴赫通过观察得出，“知识共同体就是这样走向极端的”。两人在2012年进行了自己的马桶实验，用公共政策替代了家庭设施。他们询问人们对以下问题持有的立场：是否应该有一个支付方式单一的社保系统? 教师的工资是否应该根据绩效考核决定？被试被要求根据自己支持与反对提案的强烈程度为自己的立场打分。接下来，被试需要尽可能详细地解释实施每一条提案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到这一步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开始感到困惑。当被试被要求再次打分的时候，他们将评分降低，不论是同意还是反对，他们的立场都不再那么强烈。

斯洛曼和费尔巴赫将此实验结果视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如果我们自己、我们的朋友或者CNN的专家们少花点精力去煽动情绪，多思考公共政策会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进而修正观点。斯洛曼和费尔巴赫认为，这是改变人们的观念、打破这种理解深度错觉的唯一有效的思维方式。

一种看待科学的方式就是将科学比作一个体系，它可以纠正人们的固有倾向。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没有“自我中心偏见”的立足之地，实验结果必须经过其他实验室里对结果没有任何主观倾向的研究员们来重复验证。这就是整个科学体系如此成功的原因。在任何时刻，某一领域都会存在争议，但是科学方法论总会笑到最后。即使我们自己还在原地打转，科学却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

在《死不承认：为什么我们总是忽视那些可以拯救我们的事实》（Denying to the Grave: Why We Ignore the Facts That Will Save Us）一书中，精神科医生杰克·格曼（Jack Gorman）和他的女儿莎拉·格曼 （Sara Gorman, 公共卫生专家）探寻了科学证实以及自我证实的差距。他们关注的是那些广泛存在的执念，这些执念不仅有着显而易见的错误，而且有可能是致命的想法，例如， “深信疫苗有害”。当然，真正危险的是不接种疫苗，因为疫苗被发明出来正是为了减少生命危险。格曼父女一致认为“接种疫苗是现代医学的一大胜利”。但是不论科学研究如何证明疫苗的安全性，证明接种疫苗和自闭症没有任何关联，那些反疫苗人士仍不为所动。（现在他们有唐纳德·特郎普做靠山，因为他曾说过，尽管他的儿子巴伦（Barron）已经打过疫苗，但是他和夫人并没有按照医生建议的时间表来接种。）

格曼父女认为这种自我摧毁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适应性。他们用很多章节来说明认知偏见的存在理由，声称这具有一定的生理因素。他们引用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处理与自己的信念相一致的信息时，会瞬间分泌大量多巴胺，从而感到满心的愉悦——“做自己，错了没关系，只要感觉超爽无比就行。”

格曼父女并不满足于记录我们犯错的方式，而是想要纠正它们。他们坚信，一定有一种方式可以说服人们：疫苗接种有益于儿童，手枪并不安全。（这是他们想要反对的另外一个广为流传但是没有统计学证据支持的理念：持枪能让人更安全。）这时他们又遇到了自己当时提出的问题——给人们提供准确的信息收效甚微，他们根本不买账。从满足他们的情感诉求入手说服他们也许更有效，但是如此一来，这又不符合推广可靠的科学成果（译者注：经过多位同行评审，证据充分的科学成果）的初衷。他们在书末写道：“如何去改变将人们引向错误科学观念的思维趋势，仍然是一项挑战。”

《理性之谜》、《知识的幻象》以及《死不承认》都成书于去年十一月的大选之前。但是三者都预言了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以及“替代事实”的出现。这些天来，可以感觉到仿佛全美都沉浸在一场自发的或是由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译者注：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进行的宏大心理学实验中。理性的个体能够通过思考找出解决方案。然而，此时此刻，文学故事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保障。

Elizabeth Kolbert：《纽约客》特约撰稿人，曾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著有《灾难实录：人，自然与气候变化》（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 Man, Nature, and Climate Change）。

你说你拒绝歧视，但其实并没有

JESSICA NORDELL

2月的一个阴天，威尔·考克斯（Will Cox）向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生们展示了两张新闻图片，引发了学生们的争相传阅（激烈讨论）。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一名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他腋下夹着一瓶苏打水，身上被打湿的厉害，甚至其所穿的黄色衬衫都已湿透了。另一张照片上，一对白人夫妇在浸没于水中的沙发上坐着，身上有纹身的妻子皱着眉头，手里还抓着一袋面包。

这组照片拍摄于被卡特里娜飓风肆虐后的新奥尔良，考克斯大声朗读了在这些新闻图片旁边的文字说明。描述那位年轻黑人的语句是：“一个年轻男人淌过齐胸深的水以后抢劫了一家杂货店。”而描述白人夫妇的则是：“两位当地居民在找到面包和苏打水以后穿过了齐胸的深水区域。”

抢劫。找到。台下的学生们开始窃窃私语。

考克斯是牛津大学偏见与群体关系实验室的社会心理学家，接下来，他把话语权交给了他身边的一位50岁左右、体型娇小的女士。她大步流星走向讲台下的学生们，用她富有张力的声音与动作开始了她关于偏见的演讲。她的演讲极具张力，以至于学生们都觉得此时的她不像是站在课堂的三尺讲台上，而是站在科技峰会的聚光灯下。

“有很多人都非常真诚地选择了摒弃偏见，但是他们仍旧容易受到思维习惯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们明确拒绝偏见，但是仍不能摆脱其控制。”

这位名叫帕特丽夏·戴维恩（Patricia Devine）的女士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同时也是偏见与群体关系实验室的主任。在30年前，戴维恩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她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以展示有关于内隐种族歧视的心理学案例。大致上来讲，实验结果证明，当人们在明确表示自己会摒弃偏见的情况下，仍有可能表现为偏见。她认为，在人们并不认同种族刻板印象是正确的情况下，只要人们曾经接受过这些刻板印象，它们就会以无法被觉知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

在揭示了这个现象几十年后的今天，戴维恩想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消除偏见对于人们的影响。在这条路上她并不孤单——从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们就一直致力于消除内隐偏见。一直到最近几年，“消除无意识偏见训练”已席卷了硅谷各个公司，这一类的训练方法现受到了白领人士的追捧。

但是这一类训练方法是否起效还有待商榷。

为了寻找行之有效的方法以消除内隐偏见，我来到了威斯康星州。戴维恩和一些科学家在那里向我展示了一套用时两小时的半交互演示方法。这套方法他们已经测试和改进了很多次，目前开发出的有指向性别的版本和指向种族的版本。并且他们已经将这套方法在学生和教职工团体中进行过试验，下一步则是打算让警察群体参与其中。

他们的目标是减少人们的偏见行为。目前为止，这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2014年7月17日，一位名叫艾瑞克（Eric）的43岁前园艺家被警务人员逮捕，罪名是贩卖走私香烟。其中一名警务人员在逮捕过程中使用了已被纽约警局禁止使用的一种拘捕方式，即用手勒住艾瑞克的脖子。一小时后他便死亡了。法医鉴定为死于他杀。这个事件引发了包括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泰米尔·赖斯(Tamir Rice)在内的很多人对警务人员的强烈谴责与声讨。尽管在很多情境下警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群众和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从内隐偏见的观点来看，在某些关键情境中，警务人员并没有将嫌疑犯看作是活生生的人，并没有想到这些嫌疑犯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会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或者是一个12岁手无寸铁的儿童，而是将他们当做是已被定罪的犯人。

在过去的几年，硅谷中也曾掀起过这一类关于偏见的讨论。2012年，风险投资家Ellen Pao曾对她的雇主，也就是她曾就职过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提起关于性别歧视的诉讼。她指出，同样的行为由不同性别的人做出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公司的男同事做了会受到赞扬，而自己则是受到惩罚。这件事并不是个例：2016年一项针对数百名技术女职员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女性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遭遇到微弱或者公开的偏见。

除去在种族、司法、性别或者就业领域以外，在好莱坞、科学领域甚至总统大选等问题上都引发了人们对于内隐偏见的探讨。更重要的是，摆脱偏见控制的方法还没有找到，但是大量切实存在的证据却已经证明——偏见存在于几乎所有的领域以及所有群体之中。

如果你是拉丁美洲人，那么在医院里你会比一个白种人病人得到更少的止疼药。如果你是一名老妇，那么相比较同样送诊的一名老汉，你将得到更少的急救措施。如果你是一名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科研男员工，那么你将会比同样就职的女员工得到更多的指导、更高的起薪，并且会被认为更有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个胖孩子，那么你的老师会认为你没有那些瘦小的同学聪明。如果你是一名黑人学生，那么你将会比白人学生更容易受到惩罚。

论证过这些现象的研究不胜枚举。这些现象表明了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如果A是白人、B是黑人，如果X是女人，Y是男人，那么他们就会因为身份中具有的文化内涵而得到区别对待。这种文化内涵就像是一个无法剥离开的标签，紧贴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曾经与斯坦福神经生物学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讨论过这一类话题，他甚至质疑过与女性分享科学知识是否是明智的；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写的那样，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冒着发狂和心碎的风险来与偏见作斗争”。对于那些努力克服偏见的人来说，现实中存在的这些偏见会引发他们愤怒、悲伤以及内疚的感觉。去年夏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男子打电话给美国的有线电视（C-SPAN），因为他很想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减少他自己的种族偏见。他无助地问到：“我可以做些什么改变？”该视频已经在线播放超过800万次。

与此同时，有很多人断然拒绝内隐偏见这一概念。有些人将内隐偏见曲解为一种过时的偏执；有的人则是质疑其是否真实存在，或者认为它在决定行为结果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例如，迈克•佩恩（Michael Pence）在2016年副总统辩论中气愤地表示：“每当悲剧发生时，就会有人借由内隐偏见对执法部门做出谴责，我已经受够了这种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执法体系的行为。”在第一场总统辩论中，希拉里宣布需要解决内隐偏见问题。两天以后，特朗普表示“希拉里基本上认为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种族主义以及带有偏见的。

一直遭受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也不接受内隐偏见这一概念，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这偏见如此明显，根本就不能说是内隐的形式”。

扭转这些观念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提供实验室那样完善的条件，以证明内隐偏见的存在。以卡特里娜飓风照片为例，当它们被刊登以后，人们开始反思：如果当时摄影师真的看到其中一组人在抢劫，而另一组没有抢劫呢？当摄影师被问到他们当时所见时，拍摄“抢劫”照片的摄影师说他确实看到了照片中的那个人抢劫了。而拍摄另一张照片的摄影师说他并不知道照片中的人是怎样得到那些食物的。是否真相确实如照片所描述的那样呢？是否照片的描述并不存在偏见呢？这样的疑虑在辩论和陪审团中像种子一样扩散。

为什么人们对于偏见会持有不同看法？也许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切。那就是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身份地位，将会左右着他对事物的看法。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伊夫林卡特（Evelyn Carter）所说，人群中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常常会看到两种不同的现实。多数派可能只会看到有意为之的歧视行为，但是少数派可能会在意那些无意识的歧视行为。比如，白种人可能只会听到关于种族主义的言论，但是有色人种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微的行为，就像是在公共汽车上有人发出轻蔑的笑声，而多数派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偏见在文化中存在，正如那银线交织在布匹中——在一些灯光下，它明亮可见；但在其余的地方，它藏匿于布匹之中。你的位置是否处于银线闪光的射程之内，就决定了你是否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

试图对以上情况进行处理并对内隐偏见程度进行测量的工具是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有很多技术可以衡量内隐关联程度，但是以反应时为指标的IAT可以衡量一些概念在人内心根深蒂固的程度，因此它也就成为了最广为人知和被最多人使用的工具。

例如，在一个评估恐同偏见的IAT中，被试将会看到一系列的单词（比如“微笑”、“堕落”、“同性恋者”），并被要求将其分类到两个组合类别中——“同性恋or坏”或者“异性恋or好”。然后，被试将会看到另一个单词列表，并被再次要求把它们分类到反转了的组合类别中——同性恋or好”或者“异性恋or坏”。如果被试将“同性恋”与“好”进行配对的时间长于与“坏”进行配对的时间，那么表明在被试心中同性恋与不好的联想更为强烈。超过250万人次的测验结果显示，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异性恋多过同性恋，白种人多过黑种人，年轻人超过老年人。

在理想情况下，IAT不仅是一种量化偏见的工具，还可以成为终结它的方法。如果IAT测量的内隐关联程度是导致偏见行为产生的原因，那么消除这些消极的关联就可以消除偏见行为。

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这些假设。质疑者提出的一个关键点是，人们的IAT得分并不稳定。用学术的说法即是IAT具有较低的“重测信度”；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得出不同的测量结果。（如果浴室的秤显示你今天210磅，明天160磅，那么你就会对秤的准度有所怀疑。）更重要的是，元分析（对众多现有实证文献的再次统计）结果显示，一个人的IAT分数与其实际行为之间关联性很弱。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确定人们表现出的偏见行为是因为IAT测量出的心理结构产生的。

尽管这场辩论可能会动摇到这几十年基于IAT所得出的关于内隐偏见的结论，但这也不能阻止第三种观点悄然出现。这种观点不光认为IAT具有缺陷，还认为用以反驳IAT的元分析也是有缺陷的。此外，除了IAT以外的其余测量内隐偏见的工具也得出了相同结论，那就是相对于某些社会群体，人们的确会偏好其他的社会群体。这些结果显示，人们的某些偏好真实存在并且这些偏好会保持一致。

第三种观点认为，真实情况可能是，内隐偏见的复杂程度是这些工具都窥探不到的。也许，内隐偏见并不像是科学家以及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稳定（是稳定的实体）。事实上，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事物间关联性的感知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以及当时的心境。例如，在一场实验中，当被试被提示将注意力集中在味觉上时，他们会自动将高油脂的食物与积极的事物相关联，而当被提示应注重健康时，被试又会将其与消极事物相关联。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IAT“重测信度”低的批评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流动和变化的东西不应该是保持不变的。事实上，IAT分数与行为之间有任何相关性都将是显著的。

列举的这些足以说明，在这世上偏见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搞清楚导致其产生的心理事件的确切顺序仍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戴维恩告诉我，她甚至不觉得这种现象是“内隐偏见”，且更倾向于认定其为“无意识的偏见”，她表示：“内隐偏见一词被频繁使用，以至于这个词几乎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工作坊经过了一小时的讨论以后，戴维恩挽起她蓝色衬衫的一只袖子，走到了前排一名非洲裔美国学生面前。“人们认为，如果我不想基于种族来对待其他人，那么我将会变成色盲，性别盲，或者是年龄盲。”她继续说道：“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首先，这是不可能的（有差异就是有差异）。“她把自己的手臂放在这名非洲裔学生旁边，说道：”这就是差异。“台下的学生们又开始了窃窃私语。”在场的谁是男人？“她看向考克斯。然后她扬了扬眉毛，指向自己说：“那么谁又是老年人呢？”这个冷笑话把在场的学生都逗乐了。

这种有点过界且略带攻击性的表述会不会让学生们难堪？后来，那名非洲裔学生表示：“我有点惊讶，但是我有点感激戴维恩能这样做。”

也许在一堂关于克服偏见的工作坊课上指出肤色差异显得有点怪，但这正是戴维恩论述的一部分。她表示，试图忽视这些差异只会让歧视变得更加严重。人们看到年龄、性别和肤色的不同，这就是视觉反应。人们对于这些差异存在不同的联想，这就是文化。在戴维恩看来，人们根据这些联想做出判断是一种习惯——也就是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采取了行动，就像是在人们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把指甲啃出血了。

开设这个工作坊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习惯。戴维恩说，为了做到这一点，你要先意识到这种习惯的存在，然后需要有动力去改变，同时还要有一个取代这种习惯的策略。在这两小时的演讲过程中，考克斯和戴维恩讲述了他们所做的研究：人们如何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偏见行为。他们通过大量的证据和详细的阐述来解释偏见是如何传播的。在课间的时候，他们让学生有机会讨论这些习惯是如何影响他们生活的，并且每个人都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一名化学专业学生说到，尽管自己接受了7年的化学专业训练，但她还是因为“性格很好”就被安排到了销售实习岗位。一名非洲裔的美国学生描述了他在意大利多经历的“怪异”感觉，后来他才意识到这怪异是因为在意大利没有店主会跟随他或者特别关注他。

最后，考克斯和戴维恩提出了一些取代习惯的思路。考克斯说，观察你自己的刻板印象并想办法取代它们。注意一个人行为的情境因素，而不是这个人所处群体的刻板印象。寻找那些跟你所处群体不同的人。戴维恩在课桌之间踱来踱来，与每一个学生进行着眼神交流。“我向你保证”，她坚定地说道：“偏见是一种可以消除的习惯。”

这可能听起来会让人感到惊讶，但是数据显示，这种看似简单的干预工作确实起了作用。例如，当戴维恩和同事们在威斯康星大学的STEM院系进行了一场关于性别偏见的工作坊以后，这些院系的招聘模式发生了改变。在这场工作坊形式的干预工作结束后的两年里，这些部门中女性教职员工的比例从32%上升到47%，增加到了近50%。而在那些没有接收过干预的部门中，男女教职员工占比保持不变。在干预进行了几个月后的一次独立调查中显示，参与干预部门的教师不论男女，都表示这之后自己更乐于提出家庭问题，甚至觉得自己的研究更受重视了。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本科生进行了一次关于种族偏见的干预。一周以后，参与过的学生比没有参与过的学生更容易觉察到自己的偏见，他们也更容易将他们的偏见打上错误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干预所起到的作用似乎是持续的：两年后，被干预过的学生在关于种族的论坛中更有可能站出来反对偏见。

把偏见当做是一种习惯，麦迪森的方法可谓是独树一帜。许多试图改变内隐偏见的心理学实验都将它当做像是血压一样的，即状态可以调整的，而不是把它当做是一种可以克服的行为。麦迪森的方法旨在使偏见的潜意识模式变得能自查和有意识。

对STEM方面的干预至少对歧视女性产生了影响。研究小组尚未确定的是，以种族为重点的干预措施是否会对有色人种的经历产生影响。戴维恩表示这才是当务之急：”如果我们的研究只是让白人感觉好了一点，有什么用呢？”

麦迪森的方法有另一个潜在的优势是，它在现实世界中经过了严格的实验和测试。普林斯顿心理学家贝特西·派拉客在对比了数百种旨在减少偏见的干预措施后发现，只有11%的实验是在实验室情境外进行的实验。相比之下，在硅谷和其他地方流行起来的培训很少经过科学的实验进行验证。在研究者看来这种现象是令人感到担忧的，因为这些培训可能会对人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引用一位我曾采访过的针灸师的话就是：”在这种治疗之后，你可能会变得更好，你可能会变得更糟，当然你也可能会保持不变。”

如果是变得更糟那么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在2006年对实施多样性倡议的700多家公司进行了回访后发现，在多样化培训之后，黑人和女性在组织中晋升的可能性实际上降低了。贝特西写道，为了证明这些工作能如预期一样起到作用，应该在严格的医学干预测试的层面上加上伦理原则。

工作坊结束的两天后，我和帕特里克（Patrick Forscher）坐在一个教学楼内，他是戴维恩偏见与群体关系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也是众多评估这个工作坊是否起效的研究合著者之一。我想向他请教为什么这个方法管用。

帕特里克很害羞，他声音非常低，近似耳语。他解释道，这个方法之所以会起作用可能跟自我的创造性有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位名叫米尔顿·罗克奇（Milton Rokeach）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自我有很多层结构，有些层次比其他层次更接近自我概念的核心。价值观更靠近中心位置，而信仰则略远离中心；像是联想这一类的层次则可能更远离中心。“如果要求你描述自己”，Forscher说：”你更可能会说‘我是一个重视平等的人’而不是’我是一个在内心里将白人与好联系起来的人’”。

这个层级关系非常重要，越靠近自我概念的层级就越能抵抗住变化。例如，一个人是否重视环境是很难改变的。但是，Forscher解释说，如果你确实设法转移了其中的一个中心层，其影响会是深远的。他表示：“如果考虑到疗效，那么目标通常是改变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程，这一旦起作用以后，它可以产生很大的改变。”

就其本身而言，麦迪森工作坊重点关注人们关于偏见的信念——这信念包括认为人们会有歧视，包括认为歧视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相信人们可以克服自己偏见的习惯。随着工作坊的结束，这些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了。这些信念可能也是要改变歧视行为的最佳着力点，因此它也被认为是“金发女孩层级”。它是每个人自我概念的中心部分，可以释放出一系列的联动变化。并且，在正确的压力驱使下，它们可以从根深蒂固的核心价值观中清除足够多的关于歧视的部分。

我被戴维恩在演讲时的魅力和风趣所打动。当然，这样的设置也是经过实现策划的。她告诉我，如果人们觉得受到指责，那么再让他们接收关于如何消除歧视的信息就有点难了。避免责难是关键。因此，在整个演讲中所产出的内容是经过小心平衡后产生的，即如果你有偏见，这是非常正常的，但你必须改变；如果你有偏见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坏人。听他们的演讲就像是看着考克斯和戴维恩这俩人在玩经典的反应游戏——不去触碰错误的反应从而调整具体的信念。

不过这个方法也有缺点。 复杂的偏见问题不可能通过单一的心理操作来解决。硅谷咨询公司Paradigm的执行总裁Joelle Emerson在评估培训和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他认为长期变革必须通过对工作场所体系和流程进行彻底改革，而不是依靠于个人的改变。“即使是最精心设计的培训也不能自行解决问题，”她说：“你必须在所处的组织中强化这些想法。”像是Glenn Adams等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呼吁——“从改变个体的心灵，到改变这些个体的心灵沉浸其中的社会文化世界。”

需要注意的是，我参与工作坊的那天，底下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女性以及有色人种，他们都在寻找一种方法来对抗针对他们的偏见。一个有着齐肩长金发的女孩跟我说，她很关心偏见这一类的话题，不过她最想了解的是在经历了偏见后应该如何应对。显然，缺席了这一类工作坊的白人男性不太关注这一类的话题。考克斯说工作坊的参与者一般会比较多元一些，但参与者的组成可能也指出了这类工作的一个基本限制，那就是它的成功取决于人们对于这类问题的关心程度。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工作日时间，渴望着参与一个关于改变他们自己思维习惯的相对技术性的演讲。

话虽如此，工作坊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对非参与者产生影响。Forscher最近进行了一次“网络分析”以了解工作坊是如何在整个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他发现，在针对STEM领域性别偏见的工作坊结束后，那些报告自己为性别平等做了更多的人并非工作坊参与者们，而是那些与这些人共事的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发现，我们也尚且不知道这个发现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一个说得通的解释是，随着参与工作坊的人进行了改变，他们周围的人也开始受到了影响。

当戴维恩第一次提出，隐藏的刻板印象可以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人们的行为时，有人会认为这揭示了“心灵的黑暗面”。不过她本身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这的确是揭示了心灵的本质，但“我并不认为内隐刻板印象是心灵的阴暗面，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心灵的一种真实性表现。你不能当它不存在。”神经元的连接不涉及道德性。

麦迪森工作坊还做出了一项改变——它扭转了人们关于“歧视是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的认知。数据显示，随着人们对于偏见的关注增多，他们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偏见的意识也增多了。在参与了工作坊之后的几天，我注意到自己对于其他人的自发性反应几乎达到了压倒性的程度。当我离开麦迪逊的那天，在我入住酒店的大厅里，我看到两个人站在前台。他们穿着破旧的皱皱巴巴的衣服，膝盖上有破洞。我瞥了他们一眼，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闪过我的脑海。我觉得他们不是这里的客人，他们应该是这里某个员工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一个小的假设，但这就是偏见的开始：作为一个不被察觉且不受控制的“闪烁”，敲打在了行为、反应以及思想上。这个小故事在我脑海中存在了几秒钟，不过我抓住了它。我的上帝，我想，难道这就是我一直生活的方式吗?

后来，我总是在留意着类似的“闪烁”，就像是一个手里拿着网的人在等待蜻蜓。我捉住过它很多次。也许这就是我自己的偏见消失的契机。觉察到它。抓到它。把它放置于光亮处。放走它。再来一遍。

Jessica Nordell：记者，曾是商业顾问和速写喜剧作家，其作品经常发表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新共和国》等。她对塑造我们决策和行动的偏见十分感兴趣。

柏拉图式非理性：关于认知偏见的古典哲学

NICK ROMEO

在其著作《论具有现代头脑》（On Being Modern-Minded）中，伯特兰·罗素描绘了他对历史和人类才智进步的美好幻想。因为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放大其独特性，并将自身看做过往时代进步的顶峰，其与先前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易被忽视：“新的流行语让我们忽视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有着类似的想法和感受，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

行为经济学是过去五十年间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尤其因界定和分析了人类认知的许多核心偏见而著名。事实上，罗素的洞见与卡尼曼的可得性偏见理论十分相似。因为流行语和当下的流行文化是最容易被我们的大脑感知的——也几乎是现成的——所以它们往往能主宰我们的评估体系。实际上，罗素和卡尼曼持有相近观点，而后者却更为人熟知，这本身就印证了罗素的观点，或者说可得性偏见。

不过行为经济学最卓越的先驱还是那些古希腊思想家们。距当代行为经济学流行约2500年前，柏拉图已经试图识别并理解人类心智中可被预见的非理性之处。虽然他并没有通过现代实验心理学的技术证实这些行为，他的许多洞见却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认知偏见的描述惊人地相似。无论是在商界、医学界亦或社会科学领域，行为经济学里那些里程碑似的论文都被高度引用，但古希腊哲学对相同现象的探索则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行为经济学与古希腊哲学的这种连续性不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也具有成为有用思想资源的可能性：柏拉图不仅指出了人类认知的各种具体弱点，而且提供了如何克服这些认知偏见、完善推理、改进行为的有力方案。

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许多言论都生动刻画了致使人类得出错误结论的习惯与过程。比如，人们所相信的不过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理论（证实偏见）； 所主张的不过是脑海中直觉反应的观点（可得性偏见）； 所坚持的论调对其背景信息有极大依赖（框定偏见）。同时，人们拒绝抛弃现有观点，不过是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损失厌恶）； 做出错误的推断则是过分重视描述信息的代表性（代表性启发）；在固有信息里画地为牢，因而对新信息判断不足（锚定效应）。而这些，仅仅只是柏拉图所梳理的心理误区的冰山一角。

这些共同特征之一表现在：人们倾向于匆忙得出不成熟的结论，而不管证据是否充足。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警告斐多，不要被几个特殊的巧妙诡辩诱骗，进而怀疑一切论证是否正当，变成一个“厌恶论证的人”，苏格拉底将“厌恶论证”类比于“厌恶人类”：

厌恶人类是出于知人不足而对人死心塌地的信任。你以为这人真诚可靠，后来发现他卑鄙虚伪。然后你又信任了一个人，这人又是卑鄙虚伪的。这种遭遇你可以经历好多次，尤其是你认为最亲近的朋友也都这样，结果你就老在抱怨了，憎恨所有的人了，觉得谁都不是好人了。

不论是“厌恶论证”——或者据苏格拉底所述“辩论嫌忌”，还是“厌恶人类”，其原因是相同的。

那些厌恶论证者的大错不仅在于依赖小样本量，他也弄错了其代表性。如果均值回归和正态（高斯）分布不算常规现象，那么研究小样本就更加不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问题了。尽管没有用统计学术语表达，但柏拉图认为异常值是罕见的，世上所有事最终都会趋于钟形曲线：

假如一个人还不识人性，就和人结交，他干的事就不漂亮，这不是很明显吗？假如他知道了人的性情，再和人打交道，他就会觉得好人和坏人都很少，在好坏之间的人很多，因为这是实际情况。就譬如说大和小吧，大的人或狗或别的动物，很小的人或狗或别的动物都是很少见的。或者再举个例，很快的或很慢的，很丑的或很美的，很黑的或很白的，都是少有的。就我所举的这许多例子里，极端的都稀罕，在两个极端中间却很多。

在其著名的论文《主观概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无论样本量是十人、一百人或者一千人，人们大多得出“这些人的平均身高高于六英尺”这个结论。正如柏拉图指出的那样，随机性在小样本中有可能更高。如果你只遇到过一部分人，那么这些人很可能是非典型；如果你只思考过一些论点，那么这些论点很可能有偏差。

框定偏见是另一个可追溯至古典哲学的现代心理学理论成果。包括医生在内的人们在评估同一件医疗干预事件时，会因框定的不同（即以“可能的存活率”还是“可能的死亡率”来判断此类干预的后果）而产生截然不同的评估。现代研究人员发现，框定偏见这一现象无所不在，从政治事件渗透进消费者偏好等各领域。

柏拉图以分析或描述的方式在他的对话录里多次提及这一理论。在《泰阿泰德篇》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比骰子的时候，拿六点与四点比，我们说六点多于四点，或者说六点比四点多一半；如果拿六点与十二点比，那么六点少于十二点，只有十二点的一半，此外就没有其他表述了”。

在《理想国》中，他举了一个人类手指平均长度的例子：多数人的无名指比小指长而比中指短。这看似是个简单的算术题，却对心理学和知觉有深远影响。例如，“一款新上市的软饮料比可口可乐少含一半卡路里”远比“一款新上市的软饮料的卡路里含量是一根胡萝卜的18倍”更对消费者胃口。我们通常很容易混淆“相对”和“绝对”这两个概念。比如，如果X值大于Y值，那么这仅仅只表达了一种比较，但我们很容易误认为X值一定远大于Y值。同样地，我们也会倾向于认为这种软饮料是完全不含糖的，而非含糖量较少。

框架偏见理论中有一个尤其有趣的例子，与我们对快乐和疼痛的感知和评估有关。区分一个与人体无关的客观事物的“相对”和“绝对”程度是一回事，而判断能被人体时刻感知到的感官感受又是另一回事，比如用数字表示痛感量级。正在遭受痛苦的人们，会把免除和摆脱这种痛苦视作无上的快乐，反之对于正在享乐的人们，愉悦的消失也将带来无限的痛苦。柏拉图警告世人不要混淆相对和绝对价值：“因此，让我们别相信这种话了：脱离了痛苦就是真正的快乐，没有了快乐就是真正的痛苦。” （出自《理想国》）

他的这些观察不仅在心理学上有立足之地，且终极目的在于为我们如何生活提供指导建议。有些人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追求感官欢愉之上，而要得到这种欢愉，必须要先承受极度渴求的痛苦。他们只能比较，满足了此种渴求所得到的快乐和之前遭受的痛苦是否对等，以此来衡量这种快乐的震颤程度。这就是很多人更偏爱追求智性快乐而非肉体欢愉的原因，获得智性快乐，不一定意味着需要承受强烈的痛苦。

对现代认知偏见的思考，对伦理、快乐、痛苦和立身之道的哲思，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联系是很罕见的。不过古典哲学并没有像当今学科这样分门别类。柏拉图深知对逻辑误区的易感性不仅是心理学问题，同时还是伦理学问题。这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坏人更容易受认知偏见的影响”，而需要考虑到他对“厌恶人类”和其他对样本估计不足导致的错误诊断——二者都是出于“在经验不足之时过分自信”。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可称得上比他人更有智慧仅因自知其无知之处。当卡尼曼写“我们对自身的盲点也会视而不见”时，他实际上在重述苏格拉底的思想：知汝不知是智也。

智性上的谦逊或骄傲纯粹属于认知过程，把二者理解为道德成就或失败也不失为一种解释。有些人总自以为正确而实际上所知甚少，那么他不仅犯了道德错误更陷入了心理误区。故培养智性谦逊是培养伦理德性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早期对话录中的许多言论以不确定告终：对话录中的许多人物陷入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aporia——“自相矛盾”或“困惑”、“怀疑”和“纠结”中。与苏格拉底攀谈的这些人往往为了寻找某一问题的满意答案苦思冥想，却发现每个可能的提议都缺乏逻辑一致性。这些人的思考过程有如下不同表现——有人慌乱不堪，有人诉诸暴力，有人仓促而逃，却少有人承认他们得到了提升，少有人向苏格拉底致谢。他们在论证上的错误反映了其推理能力的缺陷，而他们的情感波动却颇具文学性：他们显露出的傲慢自大、谦冲自牧或慷慨激昂，以及在情绪两极间波动的挣扎，正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在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提及的那样：“人类内心的冲突本身就是好作品的起源。”

通过刻画认知偏见的道德维度，柏拉图提出，尽管人们对认知偏见有普遍易感性，但我们更有能力通过正确的道德教育来克服它们。虽不敢肯定有百分之百，但苏格拉底应当会支持约翰·济慈所颂扬的：“当他处于变幻无常、神秘莫测或怀疑不定的心境中时，仍然能不愠怒不偏激地追求真理”。这只是柏拉图对话录中的预备步骤，这种对事实和理性的追求应该也的确出现了，而这种追求远远不够，对不确定性的容忍才是首要的，这种能力才是个人与社会应该自我纠正和提高的。被未知折磨的人们很容易过早得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结论。

卡尼曼所说的可得性启发在古典哲学语境里也有另一种表达。在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在法庭碰到了游叙弗伦，后者秉着宗教虔诚的原则告发其父亲因疏忽导致雇工死亡之事。游叙弗伦将这件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之前刚刚做过的事视作对虔诚的定义，因为这是第一件跃入他脑海的事，故而游叙弗伦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行为当作虔诚的范例，而虔诚恰恰是二人即将的对话所要考察的主体。考虑一下“我做X因为它是正确的”和“我做X所以它是正确的”之间的区别，游叙弗伦想当然地以为自己遵循了前者，但却无意中陷入了后者的圈套。柏拉图指出，这种倾向的解决良策必须涉及改变快乐和痛苦的源头——减轻与不确定性相关的痛苦或者减少证明自己正确的快乐。这不仅是智性上的挑战，而且是道义上的挑战。

柏拉图的《美诺篇》中有个有趣的例子涉及几种现代认知偏见理论。苏格拉底试图对颜色进行合理定义，他起先用了简单的语言表达，被美诺否决。苏格拉底在没有改进定义本身的情况，用浮夸的术语重新措辞，却被美诺欣然接受。对于这种转变，苏格拉底是这样解释的：“（美诺）这无疑是你习惯的定义，因此你更喜欢它。” 就习惯更容易被意识唤醒这一点而言，这个理论带有几分可得性偏见的影子。它也有点类似熟悉度偏见，因为美诺不加批判地认为他习惯的表达方式就是最好的。不过我们还需考虑第三个因素：不能确定美诺对第二种定义的偏爱究竟是因为他熟悉这种表达方式，还是因为表达之浮夸冗余具有足够迷惑性。如果是后者，那么则是“诉诸冗赘”这一层面，“诉诸冗赘”也解释了为什么学生喜欢在考试中写更长的答案以期获得更高的分数。

我们不能把上述任何一种错误，简单归因于认知或者道德缺陷。柏拉图也没有把美诺描绘成屡教不改的自大狂，他实际上比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任何人都表现的要好。勃然大怒的阿尼图斯甚至扬言要挟苏格拉底。想象一下你有多容易被高屋建瓴的言辞糊弄？智性当然能让人免于被浮夸的言辞诓骗，但免于造作和矫饰亦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自负一样，造作也有着道德的维度，避免二者不只是修复大脑软件中的某几个小故障，更是一种道德上的成就。

柏拉图对话录及古典哲学大体上考察了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相似的现象。了解这种连续性能帮助我们保持谦逊：切勿再犯这两个学术领域都探讨过的谬误。古典哲学也为抵御特定认知偏见提供了道德武器。在《论具有现代头脑》中，罗素描述了一种由新奇而引发的幻觉。但他的口吻还带着一种老派的道德色彩：我们自以为在才智上登峰造极了，无法相信往代的奇装异服与笨拙词句居然包装着人们，思想也还值得我们重视。

Nick Romeo：记者，评论家，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新共和国》、《国家地理》等媒体撰稿，现居美国加州的帕罗奥图市。

别怪那些直男癌了，他们只是脑子跟不上而已

ROBERT SAPOLSKY

在中非某热带雨林的一个深夜，一只黑猩猩降生了。不久以后，太阳升起，猩猩妈妈和新生儿一起坐着，它们被一场“亲朋好友”间的谈话会搞得头晕目眩。基本上每位“亲朋好友”都会过来，把新生儿的两腿分开然后嗅一嗅，判断其是公猩猩还是母猩猩，这已经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生物学中，这是最为二元孤立的问题，它的答案是一成不变的。但实际上，性别的二元化终究不是全然的二元化。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知晓了生物体不一定是、也不一定会保持非男即女、非雌即雄、非公即母的状态。现在，我们的文化正在渐渐意识到这一固定且明晰的二元化概念并不正确。

随着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艾美奖提名演员拉维恩·考克斯（Laverne Cox）的名声大噪，在美国，跨性别者已经能够出任市长、立法者、法官、警员、做国际知名化妆品牌代言人、甚至成为高中返校聚会上的“女王”。尽管现在针对跨性别者的歧视以及暴力行为依然多得可怕，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性别不再是一件永恒且固定之事。许多人甚至怀疑，现在是否还有“性别”这一概念。一些人在性心理方面可能具有双性特征、第三性特征甚至没有性特征，甚至一些人对于这个社会的本能感知中，并不会将人按照性别来区分。

这一新大陆建立在和Facebook一样古老而威严的规章制度之上。在Facebook的个人主页上，有58种性别选项供用户选择。其中包括无性人、双性人、流性人、性别存疑者、非二元性别者、泛性人以及两种我最爱的选项——两魂人，这个词透着一股绝妙的美洲原住民气息；还有一个是“其他”，这个词基本上就是告诉别人，哈，我们只是了解了个皮毛而已！

对性别二元论有许多最为激烈的反抗，例如游戏玩家在虚拟世界中几乎将全部的时间花在角色扮演上。他们会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角色——男性、女性、或者二者皆非的杂交人；也可以扮演他们想成为的生物——黑猩猩、长尾鹦鹉、半人马怪甚至毗湿奴神。

只要找到合适的游戏站点，你就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这样在游戏中度过，就好像一些草履虫试图进化为多细胞生物那样。你还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和其他人的化身建立起关系。这一切是如此容易，因为你在现实中有着怎样的身体和物理特征，都和网上的一切毫无关系。考虑到这一切——永恒且固定的二元性别特征正渐渐地变得模糊——我们可以猜想，离这个概念彻底消失已经不远了。但不幸的是，虽然社会迄今为止正在为这一发展铺路，但它被我们大脑的认知特征扰乱了。在我们击倒这只拦路虎之前，先来看看我们对于性别的认知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有很多植物就是雌雄同株的生物——它们既有雄蕊也有雌蕊。相比之下，动物则显得不同寻常。有一些动物的雌性不需要雄性的参与来繁衍后代，我们将其称之为孤雌生殖的生物。很多爬行动物就是如此，比如无比酷炫的科莫多巨蜥。

动物中也有类似雌雄同株植物的生物，比如蠕虫、海参、蜗牛和鲈鱼，这些生物同时拥有雌雄两性的特征。其次就是性别模糊、伪雌雄同体的鬣狗，其性别几乎无法用肉眼识别。母鬣狗的一些雄性激素比公鬣狗还要高，其体格和公鬣狗一样壮硕。她们还拥有伪阴囊，以及和公鬣狗勃起时的阴茎一样大的阴蒂。当然这些性征从来没有在《狮子王》里出现过。除此之外，还有像濑鱼和小丑鱼这样根据需求变换性别顺序的雌雄同体生物。这些物种的社会结构由一个支配者和一群异性的从属组成（濑鱼的支配者为雄性，小丑鱼为雌性）。当支配者死去以后，异性从属中地位最高的成员就会转成支配者的性别继而成为新的支配者。甚至还有双向雌雄同体的鱼类，他们根据领地里的性伙伴的生殖潜力来回切换性别。

我们常为大自然中这些稀奇古怪的生物着迷，但这些看似怪异的特征其实无处不在。想想再寻常不过的小白鼠：每一只小白鼠的大脑其实都有指挥雄性和雌性两种性别行为的机制（前者的表现为交配时前后推耸盆骨，后者的表现为弯腰隆起后臀），无论它本身是什么性别。只要你有正确的实验手段，你就能操控它被哪一种性别的行为机制主宰。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种单调无趣的哺乳动物——性别被严格二分化，非男即女的人类。当然事实证明二分化并不可靠。人类的性别由染色体的组成决定：雌性的所有细胞都有两个X染色体（XX），雄性则是一个X和一个Y（XY）。这个设定非常简单，但是还有例外。在一些染色体疾病中，患者的染色体可以是XYY, XXY, XXX, X, 或XXYY。这些疾病大多导致不孕不育；还有一些情况，比如特纳综合征（患者只有一个X染色体），则会引起神经、新陈代谢、内分泌以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

比这些罕见疾病更有趣的是，最近有研究表明成年男性的体内遍布含有XX染色体（女性染色体）的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分化为包括神经细胞在内的成熟细胞。与此同时，生过子嗣的女性体内也遍布含有XY染色体的干细胞。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母体的干细胞会融入到胎儿体内，而部分胎儿的干细胞也会融入到母体内。所以说，我们许多人其实是不同性染色体的混合体，而非单纯的XX或XY（这一现象对个体的影响目前不明）。

一旦确定性染色体的组合，其他的性别设定便有序进行：XX或XY决定你拥有卵巢或睾丸，这决定你的血液里循环的是雌性激素和黄体酮还是睾酮。随后，荷尔蒙的种类在胚胎时期决定你会拥有雌性或雄性生殖器以及其他第二性征——从汗液里的化学成分到大脑活动。由此可见，染色体、生殖腺、内分泌、生殖器官和表型性别都与性别的设定息息相关。

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非黑即白：有些疾病让人在上述的某些方面拥有男性特征，在另一些方面又拥有女性特征。首先，染色体性别和解剖学性别不一定一致。拿46XY DSD 来说，这是一种染色体疾病，患者在拥有雄性染色体和睾丸这些雄性特征的同时，还拥有子宫和输卵管。另一种疾病，卵睾性性发育疾病（ovotesticular disorder) 的患者虽然是单性别染色体，但同时拥有卵巢和睾丸组织，从而导致非男非女的生殖器官。

还有在雌性激素水平上出现障碍的情况。部分睾酮转化成DHT（二氢睾酮）来控制其靶细胞, 除非你携带让转化DHT的酶无法正常工作的基因变异。5-α还原酶缺乏症（5-alpha-reductase deficiency)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患者的性染色体是XY，并拥有睾丸和正常的睾酮水平, 但因为基因变异让睾酮无法转化成DHT，其性别特征可以从非男非女到完全女性化。

那些出生时拥有显著女性特征的患者则会在青春期时发展男性的第二性征（睾丸下坠、阴蒂放大、声音变粗）。这些疾病在某些偏远的近亲交配泛滥的人口中尤为明显（如多美尼加共和国的山区）。这些地区对此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亲爱的，这就是青春期。有时候你脸上会长痘，有时候你的阴蒂会变成阴茎。这些都无所谓啦。”

荷尔蒙通过与特定的受体结合影响其靶细胞（雌性激素受体与雌性激素结合，胰岛素受体与胰岛素结合）。另一种荷尔蒙异常是睾丸女性化综合征(testicular feminizationsyndrome)，患者携带让雄激素受体失活的基因变异，导致睾酮和DHT无法与其受体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虽然有正常的XY染色体，睾丸和雄荷尔蒙水平，但是因为雄荷尔蒙受体失活，雄荷尔蒙无法发挥其作用，从而导致患者非男非女或完全女性化的性别特征。在后者的情况下，患者通常在青春期发现自己没有月经，因为她们没有子宫和卵巢且阴道封闭，而且睾丸正生产着大量雄性激素。

由此可见，在某些情况下染色体性别和表形性别并非一致。有百分之一的婴儿一出生就患有这些综合症。这个概率其实并不小——一个人患有先天性染色体疾病的概率高于他的智商超过140的概率。这些染色体异常中最有趣的现象恐怕还不止于此。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拥有性别A的染色体、生殖腺、荷尔蒙和生殖器官，以及包括毛发、声音、肌肉和面部结构在内的第二性征，但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性别B。

这就是变性人的世界，一些有趣的科研把这个现象的本质指向了神经学。我们大脑中有些部分存在“性二型现象”（其大小、结构、功能和化学组成在不同的性别中存在差异）。这些大脑部分的差异没有明显到可以直接用来区分性别，但它们在不同的性别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并且很有可能对个体有功能性的影响。

现在你知道一个——从性染色体到表型性别各个方面——都是性别A的人，但TA的内心对自己的认知却是性别B，那么这个人大脑中性二型分化的部分究竟发生了什么？

许多研究显示，他们的大脑和性别B的人有很高的相似度。这其实并不奇怪——我们的大脑决定我们是谁。无论我们面部毛发的分布，声音的粗细，或是双腿之间的风光如何，我们的大脑才是我们本身。换句话说，并不是变性人对自己性别的认知与他们真实的性别不同，而是他们很不幸地被困在一个与他们真实性别不同的身体中。

“连续体”正渐渐变成一个更加贴切的描述性别的词。人类的性别是一个多元化的连续体。我们的基因、器官、荷尔蒙、外貌和性心理认知上可以互不影响地存在差异，很多人大脑中对性别的分类可以和你截然不同。这些差异虽然罕见，但它们并不比我们所谓的“正常”要不寻常。

鉴于目前关于性别连续体的知识和必然到来的新的科学见解（以及名人的披露），我们也许会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将性别视为流动的，而非严格的非男即女。然而坦率地说：没门儿。因为我们的大脑十分抵触连续体。相反，我们倾向于将连续体打散为离散的区块，然后类别化。

举个感知上的例子，人类学语言学家已经对色觉进行了探索。尽管可见光谱产生的颜色是连续的，但我们在认知颜色时仍然将其类别化。我们在每一种语言中发明的单词都武断地打破这种连续，这些颜色术语加强我们对颜色的分类感知。以英语为例，在英语中“蓝色（blue）”和“绿色（green）”有着不同的术语。与一蓝一绿相比，两种不同深浅的蓝色被视为更相似，即使它们在可见光谱上等距。

一项研究在神经生物学层面很好地展示了我们这种将连续体离散并类别化的习性。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让猴子观看狗或猫的图片，并记录猴子额叶皮质神经元的电活动。其中有一些神经元只对狗作出反应，而另一些则只对猫作出反应。随后，科学家们将猫和狗混合到一起，制作了一些变形后的图片，包括80%狗/20%猫、60%狗/40%猫、40%狗/60%猫以及20%狗/80%猫。值得注意的是，神经元的反应是类别化的。举个例子：一个“狗”神经元对100%狗的图片和对60%狗/40%猫的图片有相同的强烈反应，但对40%狗的图片几乎没有反应。换句话说，类别化的内驱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于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神经元认为60更接近100而不是40。

因此，我们习惯了类别化思维。二分化的性别只是大脑所拥有的最强的自然分类中的一种。分类过程非常之快：神经影像研究表明，在意识觉察到性别之前，大脑已经根据性别处理了脸部信息，这一过程在150毫秒以内完成——这是一秒的千分之150。

基于性别的自动类别化根深蒂固。一项研究巧妙地展现了这一点。在该研究的第一阶段，受试者被展示了一系列的球员照片，他们都穿着篮球服，并且每个人都配有一句话，例如“你就是那个先动手的人”。球员们一半是白人，一半是黑人，并且穿着都一样。然后，受试者被要求将球员同他们的专属言辞进行配对。当受试者选错时，有超过50%的几率那个被认错的球员和实际上说出那句话的人是同一种族。

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大脑根据种族自动分类。当受试者回想谁说了那句话时候，他们并不是这样思考：“唔……我不确定，肯定是一个方肩的家伙，但究竟是哪一个呢？”他们思考的是：“不确定，但肯定是一个[任何一个种族]的家伙。”在第二阶段展示的照片中，每个种族的球员都有一半穿着黄色球衣，另一半穿着灰色球衣。受试者们再次被要求将球员同他们的言辞配对。这一次，错配更可能基于球衣颜色而不是种族。这表明种族也许不如之前期望的那么根深蒂固，因为它可以被诸如球衣颜色之类某些琐碎的细节盖过。最后，研究者再次重复上述实验，但这一次球员们不再靠种族区分，而是性别不同。当所有的球员都穿着同样颜色的球衣时，受试者根据性别发生错配。当所有球员都穿着不同颜色的球衣时，受试者仍然根据性别错配。这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头脑中，性别是一种比种族和视觉特征更强、更根深蒂固的自动分类模式。

类别化的思维模式有很多优点。分类标注的事物更容易记忆，相比于连续的模拟信号，离散后的数字信号也更容易用来处理、组织并据此作出决策。对于一个传统的狩猎采集者，一个有益的自动分类模式很可能是“这些动物我需要/不需要立刻逃跑。” 举个例子，在我们西方化的生活中有个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难以理解：“红灯停，绿灯行。”即使我们身处国外，在某个繁忙的十字路口，即使那里的红灯和我们的红灯颜色深浅不同，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停下来。

当然，类别化的思维模式也有很多缺点。当两个点被随意地分在同一分类下时，我们会低估它们之间的差异，当它们在不同的分类下时，我们又会高估这种差异。这是狭隘主义和仇外的核心原因，也是成见和偏见的核心。尽管如此，类别化思维模式的优点似乎足以让其成为一种很强的心理倾向。当考虑到性别时，尽管生理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分化，但我们的大脑却进化出如此强大的一种类别化思维模式，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我们并非雌雄同株的植物，也不是鲈鱼或者鬣狗。

在人类清晰的两性分化中，例外并不常见，并且很多情况下，难以通过表型进行检测。毕竟，在20世纪中叶取得一些科学进展之前——换言之，99.9%的古人类历史中——一个患有睾丸女性化综合症的男性只会被看作一个不孕不育的女性。文化及其人工制品会影响生物性状的分布，也会影响我们对待这些性状的态度。如今，近视眼已经司空见惯，但倒回到狩猎采集者的时代，这却会被看作一种致命弱点，因为这意味着不容易发现捕食者。多亏了眼镜，近视眼面临的自然选择压力小多了。与远古时期不同，如今视力差的人和视力好的人都能将自己的基因复制下去，与近视眼相关的基因也因此没有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不过很难想象，我们大脑中基于性别的二元化分类系统会面临何种强大的自然选择压力。当考虑到进化上寻找配偶的目的，这套系统反而更加便利。接受这种分类系统的脆弱性，需要升级新皮质。新皮质是最晚进化出的一块位于脑半球顶层的区域，其功能是同化文章中的信息，例如本文。在未来35年内，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仍然会嗅一嗅新生儿的裤裆，问：男孩还是女孩？在350年或者3500年内，事情也许会发生改变。这是可能的。当然，那时候，也许每个人在问的是：你把你的意识上传到了哪种操作系统。

Robert Sapolsky：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教授，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最新著作《行为》（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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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心灵的无形之手

TAMSIN SHAW

当今世界，行为科学无孔不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铺天盖地，被（政府、企业、媒体）用来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购买的产品，并且被用于构建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环境，影响我们在网络和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过去，人们遵循个人习惯、本能或者社会传统、规范来做出行动，而现在，人们往往会参考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研究结果和科学理论来做决定，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社会。

政府和私有企业使用的行为科学手段并不是为了要求我们运用理性；它们并不企求有意识地以信息和论据说服我们。相反，这些手段是利用我们的非理性动机、感情弱点和无意识偏见来改变行为的。假如心理学家们能够系统全面地理解这些非理性动机，他们将大权在握，上能治大国，下可烹小鲜。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抽丝剥茧》（The Undoing Project）似乎注定要成为人类行为的长期理解和矫正方面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本书回顾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之间的复杂友谊和卓越的学术合作。这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为新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我们或许可以系统地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们主张，即使我们的思维出错，其出错的方式也有规可循。卡尼曼告诉我们，他和特沃斯基在调查中得到了许多反直觉结论的支撑下，“我们现在理解了直觉思维的奥妙与缺陷。”

卡尼曼在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将两人新提出的心智模型呈现给大众读者。他将人类心智描述为两种关系密切的思考系统：系统1运作迅速，且自动运行，它包括本能、情感、人与动物共有的先天技能，也包括后天习得的联想和技能；而系统2虽然缓慢，却很慎重，能让我们改正系统1产生的错误。

刘易斯讲述了这次知识革命的经过：1955年，21岁的卡尼曼负责为以色列军方设计人格测验。他发现，如果设计的问卷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测验者的直觉因素，问卷的精确度就能达到最高。在测试过程中，受测者调用了“系统1”的直觉式思维，这种思维会干扰他们的判断。而如果问卷的设计者和实施者能够防止受测者依靠任何主观判断和偏见，受测者就不会受到干扰。这是刘易斯非常喜欢的一个情节，因为他在畅销书《点球成金》（Moneyball, 2003年出版）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一支球队）的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利用了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克服了球探在挑选球员时的直觉判断。

《抽丝剥茧》里也称颂了心理学家刘易斯·戈尔德堡（Lewis Goldberg）的事迹。他曾经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同事，当时他们都在俄勒冈州的西部城市尤金工作。戈尔德堡发现，用一个简单算法来诊断癌症的准确度能比高级专家还高，因为专家毕竟会被自己的情绪和错误的直觉所左右，而算法是用来处理数据的固定规则。《抽丝剥茧》中的人类主角们往往难以相处、感情用事，而算法则是书中“头脑简单的英雄”，它们防微杜渐，默默修正着人类思维的毫厘之差。

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则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为行为科学的“偏见与启发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他们考察了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定，并发现了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本假设，它假设决策者会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意识到，他们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一些偶然误差，而是“博弈者在选择过程中对理性原则的系统性违背”。这些系统误差（误差分为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前者受随机因素影响，后者按一定规律变化）表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有规可循。

《抽丝剥茧》的作者刘易斯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充分把握了以色列政局动荡不稳的历史背景，并阐释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他们意识到，我们对概率和风险的直观分析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排除诸如懊悔和失落等负面情绪的干扰。刘易斯写道，在赢得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因为他们的损失感到懊悔不已——以色列被敌国偷袭，不得不背水一战，付出惨痛代价才赢得了战争。但是，原本还有这么一条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都认为这条路可以避免战争：归还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以色列人并不因自己没有这样做而懊悔。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若行动A伴随损失，而损失本可被行动B避免，人们对损失的懊悔，会强于对没有采取行动B的懊悔。如果这是普遍情况的话，人们就能根据这一原理更好地评估风险。

这项研究最终催生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启发法，也就是经验法则，用来指代直觉思维中的一些具体缺陷。其中一些经验法则似乎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比如“禀赋效应”（高估我们所拥有事物的价值）、“现状偏见”（希望维持现状）和“损失厌恶”（在评估风险时，更多地关注潜在损失而不是潜在收益）都涉及一种固有的保守态度：我们更加喜欢和重视已经为之付出了很多的事情。

许多启发法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可得性启发法”指出：如果在一些偶然因素下，我们对某个现象非常在意，我们就会误以为那个现象特别容易发生。例如，“9·11事件”发生后，人们非常害怕恐怖袭击会再次发生。然而相对于车祸和其他致死原因，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其实非常小。只不过是电视上没有像报道恐怖袭击那样，一天到晚滚动播出车祸等事故的新闻罢了。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不应该左右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就是无法屏蔽之。

我们居然有这么多严重的思维缺陷。不过，刘易斯在书中一直流露着希望，他不断强调，这些心理学新知识也能让我们了解、正视和尽量消除非理性思维的不足，进而改善人类生活。由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创建的根植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研究成果的行为经济学，旨在研究清楚我们该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作出更好的决策。虽然根据可得性启发法，人们会为极力保护自己免受发生概率极小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微调方式（nudges）来应对：我们可以写下明确的提示，来提醒自己哪些灾难更可能发生，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虽然人们会有维持现状的偏见，不愿意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改变，例如我们可以不向人们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退休计划，而是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案：让计算机自动把他们录入某个退休计划，但保留他们自愿退出的权利。

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他上任不久便采取了上文中提到的方案。他设计了一些“选择结构”（choice architectures）和微调方式，来影响人们的直觉，从而影响决策。在刘易斯笔下，通过上述方式来做公益事业就像是一种魔法，如同月光悄悄爬进窗户一样，在全美国沉睡之际偷偷潜入千家万户。

数百万的美国企业和政府职员在21世纪初的某一天，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不需要再申请加入退休计划，他们已经被计算机自动录入了。

桑斯坦和塞勒将这种干预背后的政治理念称为“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并不强制人们接受给定的选择，只是提供一些选择或者制造一些吸引力，来让人们“更好地判断这些选择并作出能改善生活的决策”。他们声称，这种形式的干预虽然通常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实施，但并不算玩弄权术和操控人心，毕竟人们总是有权选择别的方案。刘易斯在书末直白地称赞了这种有人引导、却号称是自由选择的形式。

刘易斯并没有提及，同样的行为科学原理也能用来有计划地蛊惑和操控人心——这也是行为科学原理的一种重要应用。弗兰克·巴别茨基（Frank Babetski）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部的一名情报分析员，也是中情局大学的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院的分析谍报学系主任。他将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列入情报人员必读书目。

巴别茨基论述了情报人员如何利用行为科学原理进行情报欺骗，这是情报人员的一项重要技能。[1]他建议，这种做法应当受到法律约束，并且民主政府应当对情报目标有最终决定权。但他也指出，这些手段落在任何图谋不轨的人手上都有可能会导致滥用。

刘易斯轻描淡写的描述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行为科学家声称已经有办法操控人们的情感生活，重塑他们最根本的偏好、价值观和欲望。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96年去世）曾经在一篇合著论文中提出，我们并不能很好地判断自己的幸福，这一观点在卡尼曼最新的研究中得到完善。我们的直觉反复多变，还往往自相矛盾。回忆往事时，我们容易把它想得无比快乐，而当时记录下来的感受未必如此。卡尼曼和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合作创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该学科不仅关注快乐，也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幸福，并试图找到一种更加客观的方式来评价生活状态，而不仅仅依赖于主观评价。

这个新的子学科开创性地将行为科学的成果与“大数据”相结合。刘易斯的《抽丝剥茧》中并未提及“大数据”，但“大数据”却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思想有了广泛的潜在应用价值。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福祉项目”的心理学家与剑桥大学心理测量学中心的计算心理学家米哈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和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lwell）开展了合作。科辛斯基和史迪威参与设计了名为 “myPersonality”的Facebook程序，用户可以用这一程序做心理测试。最终它收集了六百万份测试结果和四百万人的资料。研究者将测试分数与用户在Facebook上留下的海量信息结合起来，这些测试中包括大五人格测试。它又被称为OCEAN模型，测量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这五种人格维度。举例来说，经常使用“apparently”（显然）和“actually”（其实）等字眼的用户往往比别人更加神经质。“myPersonality”的设计者声称，这些心理测试的结果与其它数据相结合，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幸福水平。

全球福祉项目的主导思想是：主观判断并不完美，我们不应该依此来判定什么是快乐的，什么才有意义。[2]可若是我们追求的快乐和意义成为行为科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快乐和意义是否会被量化和操纵，我们还能否自由地追求想要的快乐和意义，并看清其本质？这种担忧可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对于选择偏好的操控既驱动了行为科学的商业化，也成为了数字经济的基石，而数字经济塑造了现代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

卡尼曼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开设了主题为“关于认知的认知”（Thinking About Thinking）的高级讲习班，参与学习的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前微软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Facebook首任总裁肖恩·帕克，SpaceX创始人、特拉斯汽车的联合创始人伊隆·马斯克，推特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以及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等人。[3]

在2008年的课上，理查德·塞勒也提及了克服思维陷阱的微调方式。在网上公开的片段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对选择构架的描述：它们能引导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但是只要被引导者不喜欢其结果，这种引导可能会立刻失效。然而，在与这些硅谷企业家的谈话中，卡尼曼指出“启发效应”（营造一种合适的心理氛围）是心理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它通过提供潜意识的暗示（例如在屏幕上以某一速度闪过一张不令人察觉的笑脸）来影响情绪和行为。他还强调，启发效应能激发一些可预测的、连贯清晰的联想。如果被试对这种施加于潜意识的影响毫无所知，那么他们拒绝这些影响的自由意志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硅谷大佬们既然参与了这样的课程，自然已经十分清楚行为科学的商业潜力，因为行为科学已经与科技产业密不可分。2011年，塞勒和桑斯坦对http://nudges.org的最后一次更新中有一篇对决策科学研究所的约翰·肯尼（John Kenny）的采访。肯尼在采访中说道：“如果我们不理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就不能明白诸如亚马逊、Facebook、Farmville、耐克+、高朋网等数字化网络平台的成功。行为经济学将提供越来越多关于人们行为的洞见，作为制定数字战略的依据。”

2015年4月，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基于销售指导系统，我们利用自动化机器学习技术，稳定生成大量的“微调”（每周通常能生成7000万个以上）”，此举为亚马逊的卖家带来了巨大的业务优势。 很难想象在这7000万个“微调”的影响下，顾客还能充分自由地思考，并做出有悖于亚马逊系统推荐和期待的选择。

Facebook也采纳了卡尼曼和塞勒在行为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同时很多广告主利用启发效应间接地在Facebook上打广告，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用户的消费决策。2012年，Facebook内部的核心数据科学团队，协同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做了一项情绪启发式实验。实验对大约70万名Facebook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研究如果操纵他们的动态消息内容，他们所发布内容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会否受到影响。当这项研究在2014年被披露时，大众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心理操纵行为。但Facebook辩称用户在同意服务协议时已经默许了类似实验的进行。

微软前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也曾在2007年参加卡尼曼的高级讲习课。之后，他转职为卡尼曼的咨询公司TGG集团的一名咨询师。该公司的主席则是前花旗集团CEO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Pandit)。根据官网介绍，这家公司旨在“发掘埋没在大数据中的信息”，“设计选择构架”，以及“减少决策中的噪音”(也就是消除组织中因为矛盾的主观判断造成的不一致)。

尽管官网并没有透露出TGG公司的任何一位客户，但早期的文章依然提及他们对接过德意志银行。在如今的商业和金融世界里，行为科学和大数据共同形成了一件极具威力的工具，而卡尼曼也并未因此感到惭愧或者畏惧。刘易斯的书以卡尼曼起居室里的一通电话的铃声作为结束。那是2002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卡尼曼被告知他和特沃斯基一起完成的工作为他赢来了诺贝尔奖。然而，他们的理论正悄然转变整个社会，而我们也在向政府、企业、媒体等提供大量数据，这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去年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人意料，它彻底改变了公众对行为科学的印象——它不再是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童话，而是一个更黑暗的故事。据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所言，特朗普的团队在选举中采取了《点球成金》中的策略——数据分析管理。新闻媒体声称，虽然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团队都使用了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和细分目标群体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但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报道，“特朗普团队已经在研究信息个性化、情绪操控以及机器学习了”。[4]这种阴险的操控技术即使看起来尚不成熟，也多少反映了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CA）的得意技术。这家公司是英国战略传播实验室公司（British-based SCL Group）在美国注册的分公司，在美国大选时被特朗普团队雇用于进行这种操控。

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剑桥分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媒体认为该公司同样要为2016年6月进行的英国退欧公投的结果负责。该公司的CEO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做过一个报告，主题为“大数据和心理统计特征的力量”（Youtube上能找到该视频[5]）。在这个报告中，他介绍了剑桥分析公司如何运用大五人格测试和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为每个美国人建立“心理简述”( psychographic profiles)——这些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人格特质和行为。然而，剑桥分析公司在应用这项技术前并未经过其开发者科辛斯基和史迪威的准许。尼克斯还表示，经过对人格特质的调查和对社交媒体数据透露的“态度”信息的综合分析，针对每一个潜在投票者，他们拥有了四至五千个数据点。这些数据包括人们的信用卡支付习惯、消费偏好、Facebook点赞偏好以及政治参与度。

尼克斯的报告中有一个有趣的“误差”：他一方面表示共有几十万人参与完成了剑桥分析公司的问卷调查，另一方面又声称拥有每一位美国成年人的大量数据信息。显然，要么这是一场单纯的自我吹嘘，要么他们就欠我们一个如何得到这些数据的惊悚故事了。尼克斯还宣称，他们可以通过跟踪Cookies、电信公司数据以及其他媒体工具得到的数据并结合自己的数据，进行极其精准的目标细分。通过行为科学，他们可以发现那些容易动摇的潜在投票者，然后专门投放针对性的信息。

在描述如何用行为科学说服容易动摇的潜在支持者时，尼克斯还举了一个如何防止游客进入私人沙滩的例子。他说，一种方法是在私人沙滩的外面竖一块能表达态度的信息牌，比如：“公共沙滩到此结束，私人领域禁止进入。”更好的方法则是去寻求一种更有力、更能从对方角度劝说的表达方式，例如在牌子上写着：“警告：内有鲨鱼”。尼克斯认为，被鲨鱼吃掉的威胁会更有效。在剑桥分析公司的研究主力行为动力学研究所（Behavioral Dynamics Institute）制作的视频中，他们也表示，直接引发恐惧或欲望的策略是对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的延续。但在说服他人的过程中利用说谎或使用所谓的“半真半假的说法”来影响系统1的思考结果，则不够谨慎。

尼克斯声称，这种“基于行为的微精准投放”就是剑桥分析公司受雇于泰德·克鲁兹竞选总统时所使用的策略。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视频本身也是一个营销广告。

事实上，正如萨沙·伊森伯格(Sasha Issenberg)在2012年的著作《竞选胜利之数据分析》（ The Victory Lab: The Secret Science of Winning Campaigns ）里所言，行为科学的技巧、信息的微精准投放以及数据分析早已不是政治竞选上的新鲜事了。行为科学的生意里，精准详尽的心理变数档案非常抢手，尼克斯宣称他们自己就在出售这种档案。CA公司在官网上坚称，他们的策略对特朗普的竞选获胜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人怀疑特朗普团队到底有没有使用这些技术。还有一些人则质疑这种技术是否真如尼克斯所述一样高效。[6]

我们无法证明诸如剑桥分析这样的公司的宣传是否属实，毕竟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对照组，只能从充满“噪音”的环境里获得一些模棱两可的观测数据。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一旦我们更少依赖那些可以在无意识中操纵我们的网络信息，民主就不再受到威胁。

无论剑桥分析公司所声称的到底是真是假，这种公司的真实存在还是揭露了一些重要信息：在当前的政治竞选中，相较于传统的周密论证，无意识影响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卡尼曼的TGG集团并没有参与这些政治竞选的生意。但根据伊森伯格的说法，200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的一个名为“行为科学家顾问团“的私人团体开始游说民主党人使用行为科学。这个由心理学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带领的团队就包括卡尼曼和塞勒。显然，他们之所以秘密运作，正是为了避免公众质疑他们的动机。如今，行为科学的策略已广为人知，无所不在。“宣传”这个词也已经被“基于行为科学的、一种可量化结果的说服性沟通方式”代替。

包括SCL集团在内的一些公司宣称，他们已经拥有合适的武器，能让他们赢得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可以在线观看SCL集团主席奈杰尔·奥克斯（Nigel Oakes）的一个视频，他当时正代表SCL集团的子公司SCLDefence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业务展示。他指出，如果一家面向个人的传统广告主能占领所在市场0.6%的份额，那么它可以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战略传播需要向群体宣传。奥克斯认为，在叙利亚战争中，“仅仅得到0.6%的叙利亚人或者0.6%的基地组织成员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说服完整的群体。”[7]至于具体操作，出于保密需要，展示中的这部分内容没有对外开放。

尽管SCL集团确实有实战经验，奥克斯的豪言壮语还是令人难以置信。SCL集团的史蒂夫·泰瑟姆（Steve Tatham）曾是英国海军中校，他指挥过多场心理战。其中一次，他和驻阿富汗英军指挥官安德鲁·麦基（Andrew Mackay）并肩作战。他们使用说服技术，来“赢得”某些“已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地区的支持，而这些说服技术脱胎于行为经济学，并“在战场上”得到了提升。[8]

他们用到的许多技术，直接来源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95年所著《冲突解决：一个认知视角》（Conflict Resolu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泰瑟姆和麦基也在他们2011年出版的《行为冲突：为何了解民众及其动机将是解决未来矛盾的关键》（ Behavioral Conflict: Why Understanding People and Their Motivations Will Prove Decisive in Future Conflict）一书中描述了这些行为科学如何被应用于阿富汗战争。例如，他们运用前景理论来推测人们的动机，然后意识到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避免进一步损失比获得潜在的收益更为重要。所以，重建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卡贾基水库虽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比起平息水库周边的叛乱活动，这一计划就无足轻重了——他们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又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于“群众的智慧”的见解也被用在了阿富汗“舒拉”（人民立法议会）的决策过程，英军希望把舒拉的决策权交给那些“想法正确，但没有权威”的人。

然而，我们并不能仅仅收集和分析那些成功案例的数据，因为其中的心理因素尚不明确，而反直觉的事情又复杂到无法理解。如果一个政党带着坦克、枪支和无人机去说服群众并且群众内部还有意见分歧，最后人民向占领军妥协了，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在人民与占领军的合作中，行为学技术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军队如何能用非暴力手段大规模地影响冲突地区的群体行为，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如果有人说某种方法在任意一个国家都能有效地影响大多数民众，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没有经过检验。

尽管如此， SCL集团还是宣称，他们已经掌握了在互联网上和战场上两方面的行为规律，并且SCL集团在最近还和美国国务院签署了一个价值50万美元的合同。此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SCL集团正在与特朗普政府协商，讨论有关帮助五角大楼和其他政府机关打击极端组织的事宜。[9]他们还声称他们的相关服务已经获得了全球各国的邀约。毫无疑问，反过来这也将引起世界各地的竞争。

“自由主义家长制”是这样一种幻想：善良的自由派官员掌握着新兴行为科学的工具。这种幻想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了。在日渐动荡和不稳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加强对行为科学应用的监管，巩固基础研究，并在决定使用或者对抗某种行为学干预之前，首先搞清楚它背后的政治或经济动机。

非理性形式的说服手段明显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相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原创理论深刻地理解了人性，他们指出非理性具有系统性的无意识的来源，正如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观点被前几代心理学家所接纳的一样。正是因为人们相信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植根于像上面例子一样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些前沿科学才会被广泛应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实施的行为学干预数以百万计。

2011年，当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出版时，有人将其比作笛卡尔、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创新。但是，一些哲学家早已对卡尼曼所提出的双系统模型抱有疑虑。 1981年，乔纳森·科恩（L. Jonathan Cohen）发表了一篇《人类的非理性能否在实验中被证明》，他在这篇论文中对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提出了多番批评，其中有一个观点让卡尼曼尤为在意，促使他作出回复。那个观点是：我们很难将直觉与其他认知功能分开；我们即使在理性论证时，也终归要依赖直觉。

卡尼曼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有些直觉不能被理性评估。卡尼曼的反驳如下：“人们常常会同时诉诸多个直觉，而它们相互矛盾”。[10]如果我们不同的直觉之间产生矛盾，就必然要用理性的思考来解决分歧（反之，假如再次诉诸直觉，只会增加相互矛盾的直觉数量，而不能解决矛盾）。然而，在他对自己立场的持续辩护中，他没能理解科恩和其他哲学家所说的“直觉”是什么，于是他没能反驳“直觉是理性思维的基础”这一观点。

在《思考，快与慢》中，卡尼曼将系统1的直觉式思维描述为快速且自动的，而系统2的推理式思维是缓慢而有意识的。换句话说，他根据现象来界定什么是直觉判断，具体指标是思维产生的速度和轻松程度。以此来界定，直觉判断就是瞬间的判断。然而，当（科恩等）哲学家描述我们对直觉的依赖时，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判断本身的现象学，而是用来界定判断的论据是什么结构。

这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在推理论证终点还是不得不依赖直觉，比如在逻辑学基本规律的论证上，也就是矛盾律和基本的推理规则等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原理尚存疑问，我们将无法完全信服它们。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基本原理不证自明，才能确立它们的正当性。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进行理性思考。既然我们的任何理性思考全都依赖这些基本原理，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某种心理机能划归为“直觉的系统”1或“理性的系统2”。

当我们试图将错误归咎于一组特定的系统偏差，或将其归咎于具体且有缺陷的启发法时，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个人说“可能”“或许”，而我们想要指责他对概率判断错误，我们就需要确保他理解的“概率”就是概率论的“概率”。如果我们想要指责一个人运用了错误的启发法，从而做出错误的概率判断，我们首先必须排除他有某种复杂的信念，比如相信运气、命运或者上帝等。

同样，当人们的判断似乎受到无关刺激的影响而产生不合理的偏见时（例如，提醒我们“人终有一死”，我们就更容易产生风险厌恶（也就是启发效应）），我们首先需要排除大量的潜在因素，才能确定这种不合理的偏见确实是系统1的固有缺陷。如果思维方式难以归结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即系统1和系统2），那我们就更难在案例分析中把无意识的偏见、固有的信念和有意识思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一个可辨识的系统误差。

如果这些反对意见成立，那么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引用的许多心理学实验其实都不可重复。事实上，《思考，快与慢》出版的同一年，心理学领域就出现了可重复性危机，以社会心理学领域尤为严重。心理学家乌尔里希·薛穆马克（Ulrich Schimmack）最近提出来了“可重复性指数”，来分析已发表的心理学结论的统计学意义。乌尔里希·薛穆马克和他的合作者莫里茨·赫尼（Moritz Heene）与卡米尼·科萨万（Kamini Kesavan）已经用该指数来衡量《思考，快与慢》里引用的实验和结论，以预测它们的可重复性，并且为每一章评定一个字母等级。虽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都有很高的评级，但是其他人的研究评级很低。例如，“启发效应”一章的评级为F。[11]而且据《Slate》所报道，目前已被评级的章节，平均评级为C-。[12]卡尼曼对这些看法作出了礼貌的回应，为自己引用了一些样本容量较小的研究表示抱歉。[13]

这似乎对基于“偏见和启发法”的说服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心理学家尚未发现人类心智的基本机制，也还没有找到了控制人心的秘诀。由于人类心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机制（或者至少我们还远不能证明这一点），而且它的运作方式极为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他们的研究可能永远不会成功。其中一些被他们认定是偏见的现象，其实可以被重新描述得完全不像是非理性的偏见；另一些则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关于系统1和系统2的区分的基本假设是无法维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中所得出的宣传策略。他们提出的许多说服技巧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而且这些方法也普遍被政府、宗教和艺术创作者所使用。[14]然而在现在，这些技术不但受到复杂数据分析的检验，也需要配合复杂数据分析来执行。双系统的观点广为流传，让那些技术显得有了合法性，而不再像以前一样让人觉得是强制手段。于是专家、算法和微调方式就能以“集体理性”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在市场和政府有组织的引导下，悄无声息地解决个体非理性制造的乱局。

似乎依照这种模式，“自上而下”地使用系统2，能将我们从系统1的缺陷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不去区分这两种本应相互独立的思维系统，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件事物能否通过理性评判的话，这样我们不难发现：通过施加非理性影响而造成的行为改变不仅会比来自理性评价的行为改变更具强制性，而且前者也会侵蚀我们理性且批判性地思考社会生活的能力。塑造着社会行为、市场和政治的影响力，其来源越来越无形、越来越无迹可寻。

相比之下，社会对克服已被心理学家发现的认知偏见的关注度还不够。目前有的只是为实现遏制极端主义的国家安全目标，用一些手段来对抗证实性偏见等心理学效应。[15]在提供公共教育的广泛的社会实践中，行为科学仍然有可能在培养我们社会中每个人的关键能力中发挥作用。但是，有更多的势力想要利用而非消除人们的非理性，并且各方势力争相利用人们的非理性，竞争激烈，恐怕已经混乱到难以控制。刘易斯通过《抽丝剥茧》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一对好友满怀希望，志在清除那些已经过时的假设。然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自身的思想却漏了出去，不再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知将来那些思想又有多少需要被否定呢。

参考

1. Babetski writes: “A target’s biases put the ‘plausible’ in plausible deniability during covert actions. Effective deceptions also fundamentally rely on a target’s unchallenged biases and so make it easy for the target to believe what they already are predisposed to believe. Effective fabricators, especially those with tantalizing access, rely on our biased desire to believe them.” Frank S. Babetski, “Intelligence in Public Literature: Thinking, Fast and Slow,”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56, No. 2 (June 2012).

2. The World Well-Being Project’s website states: “Ultimately, we hope that our insights and analyses will help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choose actions and policies that are not just in the best economic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r companies, but which truly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3. On Kahneman: A Reality Club 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Daniel Kahneman

4. See Steven Bertoni, “Exclusive Interview: How Jared Kushner Won Trump the White House,” Forbes, December 20, 2016.

5. The Power of Big Data and Psychographics

6. Aleksandr Spectre,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sychology Department, worked with SCL Group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a dispute with Kosinski about whether he sold SCL Group Kosinski’s data). He claims that psychographic profiles are in fact too inaccurate to be usefu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says that the kind of predicted data yielded by these methods is reliable in the aggregate, that “if you average all the scores for California, say, you get a pretty good estimate of California.” This is because the prediction is unbiased: “You are equally likely to under predict as to over predict.”

7. Nigel Oakes Lecture at CSCC, Department of State

8. Nudgestock 2 – Steve Tatham: Behavioural Conflict

9. Matea Gold and Frances Stead Sellers, “After Working for Trump’s Campaign, British Data Firm Eyes New US Government Contract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17.

10. Response to Cohen,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81), No. 4, pp. 339–340.

11. Ulrich Schimmack, Moritz Heene, and Kamini Kesavan, “Reconstruction of a Train Wreck: How Priming Research Went Off the Rails,” Replicability-Index, February 7, 2017.

12. Daniel Engber, “The Irony Effect,” Slate, December 21, 2016.

13. Kahneman’s response can be found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of Schimmack, Heene, and Kesavan’s article at the link just cited.

14. David Halpern, who directs the UK’s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and wrote Inside the Nudge Unit (2015), credits Frederick the Great with being a pioneer in these forms of manipulatio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as described in Vance Packard’s The Hidden Persuaders (1957), and the self-help industry, exemplified by books such as Dale Carnegie’s classic,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1936), have used many of the techniques now embraced by behavioral economists.

15. See Scott O. Lilienfeld, Rachel Ammirati, and Kristin Landfield, “Giving Debiasing Away: Ca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rrecting Cognitive Errors Promote Human Welfar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4, No. 4 (July 2009).

Tamsin Shaw：纽约大学副教授，致力于欧洲和地中海研究与哲学，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政治理论助理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的初级研究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社会科学学院的成员。著有《尼采的政治怀疑》（Nietzsche’s Political Skepticism，2007）。

你在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可能无效？

DAVID EPSTEIN

首先，请听一个喜剧结尾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公司高管，今年61岁的他身体非常健康，除了血压略高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并且还坚持锻炼身体。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吓到了他：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像往常一样饭后散步，忽然一阵胸痛袭来，他急忙回到办公室坐下，而胸痛又在转瞬之间消失了。

那天夜里，他想了很多：中年男子，高血压，工作压力大，胸部不适。第二天，他去了当地的急诊室。医生告诉他，他并没有出现心梗，心电图也完全正常。一切征象都显示他患有稳定型心绞痛——血氧供应不足引起心肌缺血导致胸痛，这种情况通常是动脉部分阻塞所致。

心内科医生建议他立即做一个冠脉造影：将导管经动脉送到心脏，接着注射可以在X线下显影的造影剂，以此寻找梗阻的位置。医生建议，如果检查发现梗阻，就需要给他上支架，即把一个金属管子滑到冠状动脉里面撑开血管。

在急诊室等待的时候，他掏出手机搜索“冠心病的治疗”。他立即发现医学期刊上说，一线治疗方案应首选阿司匹林和降压药。出于慎重考虑，他向医生反映了自己搜索到的内容，而医生则显得不置可否，让他再“多做些功课”。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便拒绝接受冠脉造影检查，转而去看了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向他推荐了另一种动脉造影术，这种造影不需要使用导管而是使用多重X射线显影。检查显示一支冠状动脉已经部分阻塞，尽管心脏目前能够正常泵血，但是通过该检查无法判断梗阻是否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家庭医生同样建议他做一个冠脉造影术，也许之后再植入支架。随后，他预约了心脏科医生做冠脉造影，但是当他尝试在检查前直接联系医生的时候，却被告知医生在那之前没空。当他看见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大卫L.布朗（David L. Brown）教授时，他说自己被先前的医生们说得倍感压力，想要更多的信息。他表示在接受植入支架之前，自己愿意尝试所有非侵入性治疗——严格规范饮食，哪怕辞掉紧张的工作。

这位高管能够想到要获取更多的信息已经证明他很聪明，同时，找到布朗医生则证明他运气非常好。布朗是RightCare联盟的一员，RightCare是一个介于专业医疗保健机构和社区医疗服务之间的联盟，联盟旨在扭转一种趋势：医疗费用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医疗服务。布朗提出，RightCare正在“努力恢复医疗系统的平衡，使得每一位病患都能得到应有的救治，而不过度治疗”。冠脉支架就是过度治疗的典型例证。2012年，布朗与他人合著了一篇论文，该论文审查了每一个比较植入支架与保守治疗的随机临床试验。布朗发现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植入支架没有对未来心梗的出现起到预防作用，对延长患者寿命也完全没有帮助。布朗总结道，没有心脏病发作的人不需要植入支架。（布朗还说，对于一些患者，支架可能会缓解部分患者的胸痛症状。）尽管如此，每年有成百上千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接受支架治疗，其中，五十分之一的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

布朗向这位高管解释道，他的冠脉阻塞情况影射的是潜在的全身系统的疾病，而单纯的修复一条阻塞的血管并不会对整体情况的改善有任何帮助。人类的心血管系统可比厨房的水槽要复杂多了。听从医嘱，他开始服用药物并且改善饮食。三个月后，他的胆固醇水平明显改善了，并且成功减掉了15磅，而胸痛则再也没有出现过。

现在，请听一个悲剧结尾的故事：在帮助那位公司高管后不久，布朗和他的同事们会诊了一位来自密苏里州小镇的患者。他今年51岁，已经从霍奇金淋巴瘤成功康复，但是他的肺部由于放疗和六个周期的化疗而逐渐布满瘢痕组织。 他正在自己的身体里窒息而死。 该名男子被转移到布朗工作的巴恩斯犹太医院接受肺移植。 但当男子抵达圣路易斯时，移植小组发现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

四个月前，该患者因为呼吸困难到另一家医院就诊。在医院里，尽管他的病史现实接受过会引起瘢痕形成的淋巴瘤相关治疗，接诊的心脏科医生依旧考虑他的呼吸困难可能是由于冠脉堵塞造成的。和当时给高管提供的意见一样，医生建议他做一个冠脉造影。但是，和那位高管不同的是，这位患者像多数病人一样服从了医嘱，接受了检查。结果显示有一支冠状动脉部分阻塞。因此，在没有证据支持呼吸困难是由冠脉阻塞造成的情况下，医生依旧给他装了支架。实际上，患者的呼吸困难是由于肺部瘢痕组织引起的。 随后，根据标准手术流程，这位患者开始服用抗凝药，确保放置支架的地方不会形成血栓。但是那些抗凝药会对手术带来致命影响，即大幅增加移植手术过程中出血致死的风险。手术因此必须推迟进行。

与此同时，他的肺间质逐渐布满瘢痕，就像流动的熔岩逐渐冷却，最终硬化变成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他成功地从晚期淋巴瘤中幸存下来，但到头来却被困在医院——等待，到死都在等待停掉那为了完全没有必要的支架而不得不服用的抗凝药。

上面的故事中，两位主人公的共同点是都不需要植入支架。在探索精神和一部智能手机的帮助下，其中一个人幸存下来。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已经被研究证明无效或禁忌的治疗方法却被如此广泛使用？

当你去看医生，你可能认为你接受的治疗是循证支持的。当然了，如果你吃的药，做的手术都无效的话就不会被如此普遍地使用了，不是吗？

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取得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先进的成像技术使得精密手术、常规器官移植变得可能，成熟的护理方法使得早产儿能够健康成长，当然还有疗效显著的化疗手段。患者接受已经被研究证明无效甚至危险的治疗方案也已不足为奇。有时候，医生就是没有跟上科学的脚步。而另外一些时候呢，医生明知道患者无需接受治疗却依旧为患者提供治疗——仅仅为了钱，或者甚至只是因为患者慕名而来，主动要求医生治疗。一些治疗方法是否真的有效还未得到证实就已经在临床实践了。还有些疗法，最初得到证据支持，然后被更完善的研究证据推翻，却依然作为医疗标准维持数年或数十年。

即使你服用的药物在数以千计的患者身上被证明有效，也未必会对你有效。好消息是，它至少不会有害。一些最常见的药物对于大多数服用它们的患者来说其实无益无害。

2013年，十几位来自全美各州的医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重新审查了过去十年里（2001-2010年）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以下简称NEJM）上的所有检验现行临床实践的文章，共363篇。从使用抗生素治疗莱姆病（无效）到使用胶原海绵预防结直肠术后感染（引发更多感染）。《梅奥诊所学报》（Mayo Clinic Proceedings）刊登了这项研究结果：146篇文献显示现行临床实践标准要么完全无益，要么甚至不如它取代的既往临床实践标准；138篇文献支持现行临床实践；其余79篇则无法给出确定信息。（事实上，作者的结论引起了许多不满。）一些颇有争议的临床实践可能影响着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糖尿病患者使用强效降压药物组合将血压控制在较低水平被证明弊大于利，这种治疗方法与使用常规降压药，将血压维持在略高水平相比较，对预防心脏病发作或死亡无任何优势。其他一些不太常见的临床实践（例如采用基因检测手段确定一种常用的抗凝药是否适用于某一患者）遇到的证明无效的证据尽管越来越多，在临床上却越来越受欢迎。这里举几个违反我们直觉的例子：做心肺复苏的时候，联合口对口呼吸并不比单独胸部按压更有效（急救指南里心肺复苏是口对口呼吸加上胸部按压，每十五次按压，呼吸两次）；医生往往嘱咐乳腺癌幸存者不要用水肿的胳膊负重，实际上，适当负重有助于水肿的缓解。

2012年，澳大利亚政府卫生与老龄化部进行了一项与上文类似的研究，旨在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措施。该研究回顾了过去十年的临床实践文献，并从中拣出156例或不安全或无效的案例。不止如此，一个最新的回顾报告调查了48项不同的研究，涉及到13000名临床医生，观察医生如何看待疾病筛查。调查发现他们倾向于低估筛查存在的危害和高估可能带来的收益; 《美国家庭医生》（American Family Physician）的一篇社论提到，最近这些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们与传统医疗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相悖。

近期内，这种状况不太可能改变。《21世纪治愈法案》（The 21st Century Cures Act）是罕见的两党法案，它由超过1400名游说者推动，并于12月份签署生效。这一法案降低了药物的新用途、医疗器械营销与批准的证明标准。此外，就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谴责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拒绝向临终患者提供药物的做法。他承诺削减FDA当前的规范数量：“我们要大刀阔斧的减……减80%也有可能。”为此，FDA局长热门候选人之一、技术投资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公开提议，药物在显示出效果前应当被批准。奥尼尔认为，“就让人们自己承担用药的风险吧。”

所以，尽管美国人可以期待更多的药物和设备迅速得到使用，但也应该预期到基于薄弱证据的治疗所带来的问题将加剧。在最近的一项统计资料中，两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生研究人员指出，新的《21世纪治愈法案》将使“FDA批准”变得远不如从前可靠。1962年，国会提升了药物批准的证据标准。这一举措之前，有成千上万的婴儿伴随着四肢畸形出生，他们的母亲均在孕期服用过睡眠辅助药物“反应停”。已退役的海军少将史蒂文·加尔森（Steven Galson）曾在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两任总统治下担任美国卫生总署代理署长，他说1962年建立的加强审批程序是FDA对“健康最大的贡献”。在此之前，“许多上市药物并没有标签所示的效果。”

在创新与监管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极其困难。但是药物一经使用，即使面对相反的证据，它们也会继续存在。2007年，以揭露低质量医学科学研究而成名的斯坦福大学医学研究员，统计学家约翰·约安尼季斯（John Ioannidis）在一项发表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中提到，在科学毋庸置疑地证明某些主流医学实践无效之后，医学界大概需要十年时间才会停止参考这些实践标准。

美国肿瘤学家、《梅奥诊所学报》的论文作者之一瓦内·普拉萨德（Vinay Prasad）指出，医学界会很快采纳证据不足的医疗实践，但是当有力的证据粉碎之前的结果时，摒弃它们的过程则会变得缓慢。作为一名青年医生，他的一次经历让他决心消灭无效的治疗措施。那时，他还是一名住院医师，其所在的团队需要照顾一位患有稳定胸痛的女性患者。这位患者接受了支架手术，术中并发脑梗，导致了脑损伤。目前在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普拉萨德在谈及此事时，仍然心有余悸。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亚当·西弗（Adam Cifu）医生有着类似的经历。西弗花了几年时间说服新近绝经的患者为了心脏健康进行激素治疗，在2000年左右每年就有9000多万份该处方。结果一个精心设计的实验表明，该疗法对心脏并无益处，甚至有可能损害心脏。他说：“我不得不向那些患者撤回之前的所有决定。但是当你的患者说‘我觉得你说得没错’，事情就真的棘手了。”西弗和普拉萨德在2015年合著了一本书：《终结医疗反转》（Ending Medical Reversal），他们呼吁提升采纳新医学标准的证据门槛。在谈及重复初步科研成果的过程以确保其可靠性时，普拉萨德表示：“我们的文化鼓励新发现，其可重复性却被抛诸脑后。”

克利夫兰诊所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史蒂文·尼森（Steven Nissen）指出，至少支架滥用的情形有所改善。作为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的前任主席，他帮助建立了确定病情稳定患者接受支架植入的指南。（梅奥诊所的心脏病专家戴维·霍尔姆斯（David Holmes）同样是前ACC主席，他和尼森指出，服药出现不良反应以及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持续胸痛的案例中，即使症状的短期减缓也会证明支架的作用。）多亏了这些指南，不必要的支架植入的出现频率在2010年至2014年显著降低。尽管如此，在一项针对全美1600多家医院的最新评估中，有半数病情稳定的患者接受的支架植入，要么不是很有必要，要么干脆完全没有必要。“情形虽然有所改善，但还有进步的空间。”尼森认为，消除财务刺激也可以帮助改变行为。“我们这里十几位心脏内科医生，他们做不做支架手术都领同样的薪水。我认为这发挥了作用，并将不必要的治疗措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

两年前，三位彭博社的记者报道称，纽约市西奈山医院计划通过“预约急诊”的形式为患者提供支架手术，因为保险更有可能报销急诊手术的费用。（对于心脏病发作的患者来说，支架能够救命。）西奈山医院的导管室每年都会发布报告，吹嘘医院进行了多少例支架植入，以及附上患者的感激之词，在报告中有一位77岁的患者奈利·罗德里格斯（Nelly Rodriguez）这样写道：“（我的医生）安抚我说，只要我听医生的话，好好吃饭，不抽烟，我血管里的那些支架就会老老实实的，我也会健健康康的。”绝大多数案例中，即便把“不抽烟”和“健健康康的”中间那部分全部剔除，这句话也依然正确。

当然，付薪水让任何行业的人做错事时，再让他们作出正确的举动就很难了。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市场反常。在圣路易斯一个下雪的清晨，布朗在巴恩斯犹太医院向大约80位医生发表了关于大查房的演讲。演讲伊始，他展示了接受他治疗的那位公司高管的治疗结果。接着，他出示了几千位患者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随机对照支架植入手术和非侵入性治疗。数据表明，支架对病情稳定的患者没有益处。布朗询问在场的医生是否仍然会把同那位高管相同诊断结果的患者送去接受心脏导管手术，继而上支架。至少有一半的医生表示仍会继续，其中有些人还有些不好意思。布朗对在场各位的诚实回应表示很惊讶。一位与会者告诉他，“好吧，我们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这是为什么呢？

2007年，COURAGE临床试验表明，支架并没有预防病情稳定的患者突发心脏病或死亡。在这项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3位医生协同几位心内科医生组织了一场90分钟的专题小组讨论来回答这一问题。他们虚构了一位患者，该患者至少有一条冠状动脉狭窄，但是他没有相关症状，接下来询问在场医生，是否会给他推荐做支架手术。几乎每一位心内科医生，其中包括收入不与检查和操作挂钩的医生，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他们清楚数据不支持手术介入，但仍会建议患者进行支架植入。各个小组主要围绕以下四个主题来合理化他们的临床行为：

（1）心内科医生们回顾了暴毙患者的病情，这其中包括公众皆知的慢跑王吉姆·菲克斯（Jim Fixx）的案例，他们担心如果患者不做支架手术继而病逝，自己将后悔不已。这项研究的作者总结称，心内科医生受到了“可得性启发”的影响。“可得性启发”是诺贝尔奖得主、心理学家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创造的术语，指人类在本能上倾向于通过容易回忆的、显著的例子作出决策，即使这个例子无关紧要，抑或极其罕见。

（2）心内科医生相信支架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

（3）医生认为，如果患者接受了支架然后病逝，那么他们可以在官司中得到更好地辩护。其中一位医生说道：“在加州，如果患者在两年内出事了，（没有进行医疗干预的）医生会被成功起诉。”

（4）还有一个更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有数据支持，心内科医生仍无法想象支架并没有起到效果：堵了就放支架，理所当然。

20世纪80年代末，有证据表明，与非侵入性治疗相比，强行撑开血管的效果更差，而且更加危险。心内科医生埃里克·托普（Eric Topol）为此提出“目视狭窄反射”（oculostenotic reflex）的说法，Oculo在拉丁语中是“眼睛”的意思，而stenotic则在希腊语中表“狭窄”，意同“狭窄的动脉”。其含义是：如果你看到阻塞，便会反射式地清理阻塞。托普描述道，“对于一些主张侵入性治疗的心内科医生而言，支架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诱惑。只要他们看到狭窄的动脉，便不假思索地将支架植入患者体内。数千名患者的随机试验证据则被忽视。”科学家称支架植入为“生物赞同”（bio-plausible)，即直觉认为它应该起作用。人体更像是圣经中的《约伯记》，而非家庭里的水管：人们并没有发明它，它非常复杂，而人们对健康的因果关系普遍知之甚少。

很有可能，你或你的家人已经接受了看似“生物赞同”实则无效的医疗措施。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约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血压用来衡量血液在流动时对血管壁的压力。血压越高，你的心脏承担的压力就越大。高血压的人罹患心脏病（在全国排第一位的健康杀手）和中风（位列第三）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因此，不难理解詹姆斯·布莱克爵士（Sir James Black）在上世纪60年代因发现β-受体阻滞剂而获得诺贝尔奖。β-受体阻滞剂能够减慢心率，并降低血压。诺贝尔委员会褒奖道：“（该发现）是自200年前发现洋地黄以来，心脏病药物领域的最大突破。”阿替洛尔表现出显著的降血压作用之后，于1981年获得FDA的批准，成为第一例获批的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开始成为标准的治疗药物，以及作为同其他血压药物比较的对照药物。

1997年，一家瑞典医院对9000余名高血压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使用阿替洛尔，试验组则使用阿替洛尔竞争对手的降压药（该药物设计初衷是稳定降压持续至少四年）。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的死亡率（204：234）和中风率（232：309）均更低。但该研究还发现，两种药降下去的血压值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广受追捧的阿替洛尔没有挽救更多人？这个不同寻常的结果促成了随后的研究。通过比较阿替洛尔和糖丸发现，阿替洛尔并未预防心脏病发作，也没有延长生命，它只是降低了血压。2004年的一项临床试验通过分析针对24000名患者的8个随机对照试验得出结论：与不使用任何治疗手段相比，阿替洛尔并不能减少心脏病发作，也不能阻止死亡；服用阿替洛尔的患者在临终前的血压值仅仅是看着健康而已。

路易斯维尔的心脏电生理专家约翰·曼德罗拉（John Mandrola）积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没错，我们能够改变一两个血压值，但这不意味着患者真的受益了。当患者服用了药物后看到血压变了，就会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在这样的情形下，再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就很难了。”

β-受体阻滞剂的整体情况很复杂。例如，一些β-受体阻滞剂能够明显降低心力衰竭患者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但是由Cochrane Collaboration（独立国际研究组织，他们试图综合最佳可行研究）发表的一篇关于β-受体阻滞剂的最新综述却称，“在与安慰剂对比后，不推荐将β-受体阻滞剂作为治疗高血压的一线药物，因为其对中风的预防作用很小，而且也不能明显降低死亡率和冠心病的发作率。”

研究人员们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质疑将阿替洛尔作为药物的比较标准，并补充道，“与其他疗法相比，接受阿替洛尔治疗的患者出现中风的案例更多。”即便如此，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2012年的研究指出，目前为止，已经开具了3380多万份阿替洛尔处方药，其零售费用总计超过2.6亿美元。是有一些证据表明，阿替洛尔可能会降低年轻患者中风的风险，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它会增加老年患者中风的风险，而该药的主要消费群体则正是这些老年人。

根据ProPublica的医疗保险处方数据库，阿替洛尔在2014年被列为260万多位医保受益人的处方，在3362例处方药当中排名第31位。加州威斯敏斯特的家庭医生黄征（Chinh Huynh，音译），在2014年为65岁以上的患者开具了1100份阿替洛尔处方，因此成为全美最高产的处方医师。就此事联系他的时候，他回复：“阿替洛尔是常见的高血压药，不是只有我在开这药。”当被问及随机对照试验已经表明阿替洛尔无效，而他怎么还继续频繁地开处方时，他说：“我读了很多医学杂志，但我并没有看到这些试验。”

他补充道“这药我的病人用着都挺好的”，并且请记者把相关文献传真给他。

华盛顿大学的心内科医生布朗认为，医生们一旦完成住院医训练，“这就变成一份工作了，医生就会顾着挣钱，不太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所以说，真正重大的改变必须是可以世代相继的。”

一家专门为医疗业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的公司QuintilesIMS汇集的数据显示，阿替洛尔的处方在过去的五年里平均每年下降了三百万。按照这个速度，阿替洛尔在20年内便会停止销售，因为高质量的临床试验已经表明它完全无效。

就像心血管系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厨房水池，肌肉骨骼系统也不是一个模型玩具。事物的因果关系并不总是一目了然。

就拿膝盖来说，它是所有关节中最让人头疼的。有一种治疗方法叫做经关节镜半月板部分切除术（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以下简称APM），每年累积进行大约五十万次，总消费大约40亿美金。半月板是一种给膝盖提供保护和稳定作用的半月形的纤维软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撕裂，而并非由急性创伤引起。APM通过清理破碎的半月板碎片并把软骨削回半月状来缓解半月板撕裂造成的疼痛。这可不是什么非主流手术，这是近几年来北半球最常见的手术之一。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APM对常见的关节疼痛并没有作用。

这就像是膝关节版的目视狭窄反射：患者因为膝盖痛看医生，做了MRI显示半月板撕裂，很自然地，患者想让医生修复它，外科医生看到撕裂的半月板也想动刀子，然后送去做物理治疗。患者的膝盖痛确实好转了，但不一定是因为手术。

一项2013年在美国七家医院的45位患者中进行的研究显示，物理疗法加上APM 手术和单独的物理疗法的作用相同。另一项在两家公立医院和两家物理疗法诊所进行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

一项在芬兰五家骨科诊所进行的研究对APM手术和“假手术”进行了比较。在这项研究中，医生把关节疼痛患者带进手术室，给他们开刀，假装进行修复手术，然后缝合伤口。患者和他们的医生都不知道哪些患者接受了真正的手术。一年之后，两个实验组的患者没有任何区别，接受了假手术的患者和真手术的患者状态一样好。只有一点——长远来看，真手术会增加膝关节炎的风险。同时，APM手术虽然安全，但是非常昂贵，而且手术加上物理疗法比单独物理疗法有着更高的副作用风险。

50岁以上的成年人如果去做膝关节MRI，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的结果会显示有不同程度半月板撕裂。这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永远都不会出现任何症状。（那些说自己膝盖痛的有可能是因为膝关节炎引起的症状，而不是半月板撕裂。）如果不做MRI，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半月板有撕裂；但是一旦做了MRI，他们很可能会去为一个自己没有的问题做一个没有用的手术。

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手术试验无疑很难实践。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即使当最有力的证据否定了一项常见的手术，还是无法带来什么改变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证明这项手术是无用的，它们只是在一大群不太可能会从这项手术中受益的人身上进行。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半月板撕裂的分型分度也是种类繁多，即使是大数据研究也无法涵括所有的差异。有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手术在一部分患者身上是有作用的。“我认为对于那些伴有持续剧痛和行动障碍，但是并非由关节炎引起疼痛的患者来说，这个手术极其有效。”匹茨堡著名的骨外科医生约翰·克里斯多夫拉蒂（John Christoforetti）说到，“但对于那些普遍缺乏运动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慢性关节疼痛，并没有伴随关节活动障碍。他们大多数人的MRI都显示有不同程度半月板撕裂，而手术不应该作为他们的首选治疗手段。”

尽管如此，这项适应症本来很少的手术还是常常被滥用。而病人自己对此也有责任。根据外科医生的经验，很多病人会主动提出，甚至要求医生给自己做这项手术。如果被拒绝他们就会去其他诊所，直到遇到同意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克里斯多夫拉蒂回忆说他遇到过一个长途跋涉专门来他这里看病，但是“完全不适合做这项手术”的患者。尽管昂贵的手术费对他来说很诱人，他还是如实告诉患者及其丈夫这项手术对她来说并没有效果。“她走的时候面带微笑，” 克里斯多夫拉蒂说，“但是就在他们登记离开时，我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提示：她的丈夫在网站上给了我们差评，并留言说我是个非常不近人情的医生，他连他的狗都不会送到我这里来做手术。他们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并且坚信自己需要这个手术而且我就是应该给她做这个手术的人。”

那么外科医生都怎么做呢？“大部分同行都会说‘给自己省点心，他们要做就给他们做呗。即使你给病人做了手术我们也不会鄙视你。你的银行账户更不会不高兴，所以就给他们做这个手术吧。’” 克里斯多夫拉蒂说。

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是循证医学的金标准，但并非所有的RCT(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都是平等的。即使在这个金标准下，出于好意的试验操作有时也会混淆研究结果，目前研究癌症药物效果而广泛使用的“交叉试验”尤其如此。

在癌症研究中，交叉试验指的是如果一开始对照组中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在试验的过程中病情恶化，他们会被给予试验药物。因此，他们不再是真正的对照组。交叉试验的好处是允许更多的重症患者得到试验药物; 缺点是这样的研究可能会掩盖被检药物的实际功效。

2010年，基于一项交叉试验的结果，普罗文奇（Provenge）成为FDA批准的第一批癌症疫苗。癌症疫苗是免疫治疗的一种形式，通过药物刺激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去攻击癌细胞。众所周知转移癌的治疗非常困难，而陆续开发过的其他癌症疫苗也是屡屡失败，因此当FDA通过普罗文奇的时候，人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和热情。一份科学论文把它誉为“带我们步入新世界的大门”。然而，普罗文奇根本没有阻止肿瘤生长，也很难知道它是否真的有效。

普罗文奇的批准基于“IMPACT研究”——一项最初为了检查普罗文奇是否能抑制前列腺癌恶化的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结果表明它并不能。在实验的第三个半月，接受了普罗文奇的患者和接受安慰剂的患者的癌症进展程度相似。尽管如此，接受了普罗文奇的患者的中位存活时间比使用安慰剂患者的多四个月。然而，根据IMPACT试验的研究方式，很难判断普罗文奇是否真的能延长患者的生命。

由于普罗文奇没有阻止肿瘤生长，许多一开始接受普罗文奇的患者后来也服用了多西他赛——一种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化疗药物。另一方面，安慰剂组患者的癌症也在恶化，于是在延误了治疗时机之后，研究人员对这些患者进行了“交叉试验”——提供给他们普罗文奇。他们的癌症仍在继续恶化，再一次延误治疗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开始服用多西他赛。最终，安慰剂组服用了多西他赛的患者比普罗文奇组的要少一些，使用时间也要迟一些。这么说来普罗文奇可能有效，但是谁都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我们不知道试验组患者相对较长的存活时间是因为他们服用普罗文奇早一些，还是因为对照组服用多西他赛的时间迟一些。

普罗文奇获得批准后的一年，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研究和质量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以下简称AHRQ）发布了一份“技术评估”报告，其中提供了有关普罗文奇功效的所有证据。报告指出，有“适度”证据表明，普罗文奇有效，但同时也指出在这开创性临床试验初期获得普罗文奇的许多患者也更早接受了化疗，同时接受了更多的化疗。该报告的结论是，普罗文奇“只有在患者同时接受大量化疗的情况下”才有效。换句话说，目前尚不清楚试验中哪种作用该归功于普罗文奇，哪些又属于化疗。

“选择服用多西他赛的人是由于他们的疾病当时在急剧恶化，所以其实试验的随机性已经被打破了。”AHRQ技术评估计划主任爱丽丝·柏林纳（Elise Berliner）说。倡导更高标准的预批准证据的肿瘤学家普拉萨德更不客气：“就算试验品是辣条，你也会得到类似的效果——你先给其中一组患者辣条，等他们的癌症恶化时再给他们真正的药物。“

其实更深刻的问题并不是普罗文奇本身，而是他们获得FDA批准的方式。FDA许可通过的很多治疗方案，实际上基于并不能证明它们真正有效的临床试验。 “这是临床试验普遍存在的问题，”柏林纳说，“药物一旦被批准就很难再进行随机对照试验。”根据《美国医学协会肿瘤学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Oncology）的一篇新文章，即使癌症药物在试验中有显著效果，它们在现实应用中也往往无效或者效果甚微。也许因为试验中的被试无法代表普通患者。柏林纳希望扩大和改进以大量真实病人作为额外信息来源的注册登记册。她说：“我已经在这里做这些报告做了十五年，现在这种情况让我越来越沮丧了。”

理想情况下，表明一项治疗方案有效的数据和表明其无效的数据受到的关注度应该和它们的科学严谨程度相关，在最早的探索阶段也应如此。但是学术期刊，科学家和媒体都倾向于那些夺人眼球，宣称找到了新的有效治疗方案的研究。

2012年，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组科学家在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期刊——NEJM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该研究显示，通过对帕金森患者大脑中植入的电极进行脑深部刺激，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空间记忆力。这份研究仅包含了7位被试，显而易见样本数很小，毕竟大脑里面已经植入电极的人也就那么多。《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生命科学网（LiveScience）分别以“研究探索使用电击刺激改善记忆”、“颠覆记忆力的大脑研究”、“我的车停哪儿了——脑部治疗有望增强空间记忆力”为题报道了这份研究。NEJM同期刊登了一篇社论，提到“这是一份基于小样本，尚且需要重复验证的初步研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紧接着点到“看得出该研究经过精心设计。”

考虑到该研究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学教授，乔舒亚·雅各布（Joshua Jacobs）带领了一只国际化团队尝试使用大样本复制原始研究结果。雅克布教授提到：“如果真的起作用了，这将成为帮助大家的重要工具。”为了保证统计结果更加可靠，该团队用数年时间测试了49位被试。然而结果却令这些科学家目瞪口呆：他们的研究显示脑深部刺激实际上损害了空间记忆力。结果自然令人失望，然而他们也受到了鼓舞，因为他们发现脑深部刺激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记忆力，这个发现离搞明白如何使用该技术更近了一步，于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将研究结果提交给NEJM。科学本该如此，众所周知的是，阴性结果不能被顺利发表就是误导信息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复制研究结果在去年成为科学界的香饽饽，究其原因，是大家日渐认识到其实绝大多数知名度很高的科研结果都未能被科学家们成功复制。十年前，斯坦福大学的约安尼季斯发表了一篇文章，警告科学界“大部分已发表的研究都是错误的”（2012年，他参与合著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你冰箱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已被科学证实同时能防癌及致癌。当然除了培根，毋庸置疑，它只会致癌。）约安尼季斯的先见之明使他的文章陆续被其他科研文献引用，仅在2016年就达800多次。这里想说的就是当前科学界对重复实验结果存在的问题史无前例的敏感，因此，当雅各布和该研究的其他共同作者得知NEJM拒绝刊登他们成果的第一反应是困惑。

一位拒绝发表该文章的同行评审员（同行评审都是匿名进行）留下的反馈意见提到：“这篇文章要是说找到了一组能够增强记忆的电刺激数据就有趣多了。” 换言之：这篇文章如果像原始研究一样，报道的是阳性而不是阴性结果就好了。（去年春天，独立媒体ProPublica对NEJM这种不愿发表对之前研究结果产生质疑的文章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另外一位同行评审员提到重复实验中绝大多数被试脑部放置的电极位置和原始实验不同。于是雅各布和其他作者又重新分析了那些脑部电极位置与原实验完全一致的被试数据，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实验结果。其中三位作者回信给NEJM，指出评审员回复中的错误，他们收到一个简短的回信，提到拒绝发表该文章“并不是基于你们回信中提到的那位评审员的意见”，而是杂志收到的文章太多了，已经超出他们发表文章的上限。这是大实话，特别是对这种影响力巨大的杂志而言。不过在神经科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杂志《神经元》（Neuron）很快接受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在2017年1月予以发表。（相比原始研究，雅各布的科研成果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或者说完全没有得到关注，仅《华尔街日报》一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文章刊登在《神经元》的同一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了为期一天的讨论会，主题为重复科研结果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和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主任分别发表了演讲，NEJM的主编杰佛利·德拉任（Jeffrey Drazen）也位列讲席。雅各布则坐在听众席。

在最后的问答环节，雅各布走到布置在听众席的麦克风前，他向德拉任问道，科研期刊是否应该有发表针对重要研究的高水平重复试验的责任。他公开了NEJM拒绝刊登他的团队研究成果的情况。德拉任拒绝讨论雅各布的文章，但是他说“作为编辑，我们无能为力”，并且进一步提到，用他的原话就是，“‘原告方’（指尝试重复实验的科研人员）应该和原始研究作者共同担起探寻真相的责任，我们不是在找出谁对谁错，我们的目的是确定我们需要知道什么。答案就是，促进人类健康，就这么简单。”

雅各布并不认为答案“就这么简单”，他反倒觉得荒唐。在一个讨论透明度和重复结果的会议上，德拉任似乎在说，作为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以及验证科研结果重复性的重要平台，一份期刊的能力有限，而“原告”需要和所谓的“被告”一起去理清楚。有多少医生、科学家、患者代言人和科普作家就是通过NEJM这类一流期刊实时跟进前沿发展的，一个不靠谱的科研发现越少受到公众质疑，那它就越有可能化为深入人心的常识。

当然，无数的医疗创新在改善并且拯救生命，但是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17年1月的报道，即使科学家们在向医疗前沿不断推进（同时推进的当然还有医疗费用），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还是有些许降低。

不过，还是有某个领域在强有力地、实实在在地提高人类预期寿命，这就是持续创新的公共卫生系统。

可以将医疗系统比作红酒：价格和质量有时候并不成正比。回看历史上所有的里程碑事件，即便像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问世，这类现代医学史上最大的壮举——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尚不及改善卫生状况和食物保鲜的新技术带来的改变。由于吸烟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而引发的肺癌是目前死亡率最高的癌症，而在20世纪初期，几乎没有美国人会因为肺癌而离世。所幸的是，公众压力在不断遏制吸烟行为，而肺癌死亡率也自90年代的高峰开始急剧下降。因为肺癌和吸烟率紧密相关，所以因肺癌而离世的人应该继续减少，但是有一个20年的滞后期，即肺癌死亡率会在吸烟率下降后20年开始下降。

最常见的影响美国公众健康的疾病大多由不良生活习惯引起：吸烟、营养摄入不均、缺乏锻炼等等。2016年11月，一组来自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科学家将1987年到2008年间的四个不同健康研究的数万组数据合并加以分析。他们发现，简单且中等程度的生活习惯改变就能够显著降低心脏病风险。心脏病是目前美国人的头号健康杀手，每四位因病离世的患者中，心脏病就要占一席。确定有高家族风险因素的人群只要做到以下四点中的三点就能将患病风险减半：不抽烟（即便有吸烟史），不肥胖（尽管可能超重），一周锻炼一次，多吃天然食物（水果、蔬菜、全麦类食品），少吃加工过的食品。哪怕仅满足其中两条也能明显降低风险。同年八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一项报告总结道目前发现肥胖和一系列癌症相关，包括甲状腺癌、卵巢癌、肝癌和大肠癌。

与此同时，患者，甚至医生自己有时候都不确定一般治疗方法的有效程度，或者说不确定如何去准确的衡量、表达这类“程度”。格雷厄姆·沃克（Graham Walker）是旧金山的一位急诊科医生，他和其他几位医生志愿者共同维护一家叫做“NNT”的网站，网站目的是帮助医生和患者了解药物的效果有多好，或者很多时候，有多没用。“NNT”是“需要治疗的病例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展开一下就是为得到一例有利结果，即一位患者从药物或者手术中受益，需要多少患者接受治疗。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会用“相对风险降低”来报道某种药的效果。为了帮助理解，我们这里虚构一个疾病——霍格沃兹病——举例解释NNT。某天你听到收音机里面说有种药能够降低20%的霍格沃兹病死亡率，听着还不错对吗？不过，那句话的意思用白话描述是1000个罹患霍格沃兹病的人里面有10人会不幸离世，我们给每个人都吃这个药，结果呢？8个人会死去。于是，每五百个服用该药物的患者当中，有一位可以受益，躲过霍格沃兹病造成的死亡。因此，这例当中需要治疗的病例数就是500，这样听着还行。不过假设该药的“发生一例不良反应所需治疗的病例数”（number needed to harm，NNH）是20，并且不良反应还很严重，那意思就是每一个受益的患者背后有25个患者受到严重不良反应的影响。突然之间，这利弊得失就显的不那么明朗了。

现在我们考虑一个真实存在并且大家耳熟能详的药物：阿司匹林。对于为预防初次心脏病发作而每日服用阿司匹林的老年女性来讲，它的NNT和NNH大约分别是872和436。意思是假设1000位老年女性连续十年，每日服用阿司匹林，那其中有11位可以真正避免心脏病发作的出现；同时，两倍于受益人群的女性将会经历一次严重的胃肠道出血——如果她们没有服用阿司匹林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和绝大多数药一样，阿司匹林并不能给大多数服用它的人群带来明显的好处或坏处。这条规律基本上适用于你药箱里的所有药物：无益无害。艾伦·苏沙（Aron Sousa）是一位内科医生，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医学院的高级副院长，他提到“绝大多数人纠结于医学就是一个概率的科学”，至于那些常见的衡量标准，相对风险，他的看法是“太乱了，不仅药物公司用这些概念，医生也用。他们希望这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显得更有效，并且他们真心认为患者需要吃这个药，同时相对风险看起来比NNT要更引人注目。相对风险其实就是换个法子去说谎。”

即便是临床已经证明非常有效的药物，如果从NNT这个角度看，都显得不是那么振奋人心。15位鼻窦感染的患者使用抗生素，其中只有1人的症状会加快缓解，而同时有8人出现一系列不同的副反应。一个针对老年人使用助睡眠药物的元分析发现，每13位使用安眠药（比如唑匹旦）的老年人中，1人的睡眠情况得到改善，平均每晚的睡眠时间增加了25分钟，同时有6人出现至少一种副反应，其中最严重的是增加了遭遇车祸的风险。

“目前存在一种认知失调，或者说是’职业抑郁’，”沃克说道。“你自己会认为‘我的天，我可是医生，这些药都能帮到大家，我要全部开给他们。’不过我差不多都认命了，特别是在急诊医学领域。如果我们真的想对大范围的人群产生影响，我们就应该更强调饮食，强调运动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说实话，在审慎地研究这些统计数据之前，我一直很难真正接受这一理念。”

公卫领域的历史学家知道过去两个世纪对预期寿命提高影响最大的措施起源于改善卫生、食品保鲜、检疫隔离等领域的创新。从1880到1920，在被称作“第一次公共卫生革命”期间，全民寿命得到显著延长，而这远远早于抗生素或现代手术的应用。

90年代，美国癌症协会董事会宣布了一项国家挑战，即从1990年的癌症患病高峰起，降低癌症发病率。值得鼓励的是，全美因各种癌症死亡的人数自那时候起在不断减少。美国人依旧有很多方式可以将癌症死亡率降回到30年代的水平。诚然，医疗领域的创新功不可没，只不过更多的是公共卫生系统在大社会层面引领改变。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而已。

2014年，杨百翰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进行了一场针对美国人的问卷调查。统计发现，一般成年人将自十九世纪中叶后期开始逐渐增加的预期寿命的80%归功于现代医学。“公众群体基本上高估了现代医学对增加预期寿命起的作用，”他们写道，“而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公共卫生及改善的社会状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看法可能会阻碍公卫系统获得拨款支持，同时可能造成作为金融界分支的医疗系统得到过多拨款，并且会对为控制医疗开支而做出的努力构成阻碍。”

这份诉求不是空穴来风。但是考虑一下最近在众议院通过并得到广泛赞誉，投入达63亿美元的《21世纪治愈法案》。又有谁能跟一个自制定出来就是从某种程度上鼓励癌症研究的法案去争论呢？——有，还不少。打头炮的是美国家庭医师协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协会的高层，他们争论的点是新法案将会从公共卫生领域移走35亿美元，为研究新医疗技术、新药物的科研提供资金，这其中就包括前副总统乔·拜登的“癌症登月计划”。新法案会将原用于疫苗开发及戒烟运动的拨款移走，而这些都是已知可以预防疾病，并且进一步合理开发，也许终将能够终结疾病的项目。新法案同时允许FDA根据观察研究结果，甚至仅根据药品公司提交的“综述审查阶段”的数据就许可通过药物新的适用范围。普拉萨德热衷于公众评论，并以言辞犀利著称于推特，他发推提到“不喜欢这项新法案的人，要么是研究药品核准程序的，要么是研究药品安全的，要么就是没有收药商钱的。”

也许那只是社交网络一贯的夸大其词罢了。医学研究，追根求源，就是对知识的不断探求；最初发现的康庄大道突然变成死巷是医学研究过程的特点，而不是缺陷。希望新的法案能够真正意义的加快着实长期有效的新治疗方式的问世。不过现在我们至少搞清楚了现代医学给我们的一点教训：无效的治疗方式其实也“着实长期”存在着。

David Epstein：哥伦比亚大学环境科学和新闻学硕士，ProPublica记者，关注科学、医学和体育，曾任《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高级记者。其科学报道获得过很多奖项，纽约时报畅销书《体育基因》（The Sports Gene）的作者。他曾住在索诺兰沙漠，太平洋的一艘船上，甚至北极。

我们为什么说谎：欺骗方式背后的科学

YUDHIJIT BHATTACHARJEE

在198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新生班上迎来了一位名叫亚历克西·桑塔纳（Alexi Santana）的年轻人，招生委员会发现他的人生故事非常引人注目。

桑塔纳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正规学校教育。他将自己的青春期近乎完全“耗”在了犹他州的户外活动中：在那里养牛、放羊、读哲学，在莫哈韦沙漠跑步，将自己训练成一名长跑运动员。

桑塔纳很快就成了校园里的明星。在学术上他也做得很好，几乎在每一个课程中都得了A。 他的矜持举止和不寻常的背景让他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 一次桑塔纳的室友问他，为什么他的床铺总是那么整洁完美，他回答说，因为他睡在地板上。 那些大部分时间在户外休憩的人都不会喜欢睡在床上，这似乎完全符合逻辑。

桑塔纳的故事不仅仅是个谣言，还另有隐情。在他入学的18个月以后，一位女士认出了他——他是6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高中的一个名叫杰·亨斯迈（Jay Huntsman）的人——尽管这也不是他的真名。普林斯顿官员最终获悉，他实际上叫詹姆斯·霍格（James Hogue），当时31岁，曾因为拥有被盗的工具和自行车零件而在犹他州服刑。最终他被拷上了手铐带离了普林斯顿。

在之后的几年里，霍格因为偷盗又被捕了几次。11月，当他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因偷窃而被捕时，他试图以别人的身份逃脱。

人类历史上散布着像霍格这样狡猾和老练的骗子。许多罪犯编织欺骗以获得不公正的报酬，正如金融家伯尼·马多夫（Bernie Madoff）在庞氏骗局倒塌之前， 数十年如一日地欺骗了投资者数十亿美元一样。有些政治家则靠谎言获取或维持权力，就像尼克松否认自己涉足水门事件的任何环节。

有时候，人们会夸大自己的形象，这种动机可能最好地解释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明确错误断言，即他的就职典礼参与人数大于奥巴马总统的第一次就职典礼。人们用谎言来掩盖不良行为，例如，美国游泳运动员瑞恩·罗切特（Ryan Lochte）在2016年夏季奥运期间声称自己曾经在加油站被持枪抢劫，真相是他和队友在一场聚会喝醉后破坏公共财物时遇到武装保安。学术科学领域常被人们比作追求真相之人所住的世界，然而这个领域也已被证明是含有流氓的欺骗者画廊，物理学家简·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分子半导体研究的所谓突破就被证明纯属伪造。

这些说谎者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们是如此恶劣、无耻地毁坏着自己的谎言。但他们的欺骗并没有使他们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相差甚远。冒名顶替者、诈骗者以及自吹自擂的政治家的谎言，仅仅是在一金字塔的顶端，而这些谎言是人类行为的永恒特征。

事实证明，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擅长说谎。我们以大大小小的方式，对陌生人、同事、朋友和亲人说谎自如。不诚实的能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相信别人，讽刺的是，这使我们发现谎言非常糟糕。欺骗性已经被编织进了我们生活的框架中，可以说人类就是谎言本身。

来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首次将谎言的普遍性系统地记录在案。20年前，德保罗和她的同事们要求147名成年人做一个为期一周的实验，在实验中记录下他们每一个试图误导他人的例子。研究人员发现，被试平均每天撒谎一次或两次。这些谎言大部分是无害的，旨在掩盖自己的不足或保护别人的感受。一些谎言则是借口，就像是把垃圾拿出来却不知道要丢到哪里的借口。还有一些谎言的目的在于提出虚伪的形象，比如声称自己是外交官的儿子。虽然这都是一些轻微的过错，由德保罗和其他同事提到的类似案例的随后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说过一个或多个严重的谎言——遮掩自己的外遇行为或者在大学的申请中提供虚假的文书信息。

人类应该普遍拥有欺骗彼此的天赋，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研究人员推测，说谎行为诞生于语言出现之后不久。在不使用物理力量的情况下，操纵他人的能力可能在竞争资源和伴侣方面具有优势，类似于动物王国中欺骗性战略的演变，如伪装。哈佛大学的伦理学家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是这一领域最突出的思想家之一，他说： “与其他获得权力的方法相比，说谎是非常容易的。为了获得钱或财富，说谎比打倒某人或抢劫银行容易多了。”

说谎已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人格特征，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都试图阐明说谎行为的性质和根源。我们如何又何时学会说谎？不诚实的心理和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我们多数人的底线在哪呢？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明确的证据表明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也容易相信一些谎言。这些见解表明，我们欺骗他人的倾向，以及我们被欺骗的脆弱性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明显。作为一个社群，我们区分谎言和真相的能力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 SOURCES: TIMOTHY R. LEVINE AND OTHER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6; EVELYNE DEBEY AND OTHERS, ACTA PSYCHOLOGICA, 2015; KIM SEROTA, OAKLAND UNIVERSITY | 汉化：EON

我三年级时，一个同学带来了一张赛车贴纸到学校里来炫耀。那些贴纸令人炫目，我实在太想要它们以至于趁着体育课留在教室，把贴纸从同学书包中偷出来，藏到了我的包里。当同学们回来时，我的心怦怦乱跳。因为担心我的行为会被揭发出来，我抢在大家发现前想了一个谎言。我告诉老师，两个在摩托车上的少年冲进了教室，洗劫了书包留下了这些贴纸。正如大家所想的，这个小谎言在温和的查探中被戳穿，而我也不情愿地归还了偷的东西。

我天真的谎言符合我六年级时受骗的心态。相信我，我现在变得好多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家有一个飞行舱可以载我们去世界各地。为了准备这次飞船之旅，我问父母是否能为我准备一些食物，甚至当我的哥哥在一旁窃笑时，我还不愿意去怀疑我朋友的话直到朋友的爸爸说服我，我被骗了。

我和朋友说的这些谎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身上没什么特别。就像学习说话和走路一样，说谎是一个发展式的里程碑。父母经常为孩子的谎言感到不安，认为谎言是丧失无辜纯真的信号。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坎·李则认为，幼儿说谎行为的出现是令人放心的迹象，表明他们的认知增长正在进行中。

为了研究孩子们的说谎行为，李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们要求孩子们根据声音线索猜出那些不被他们看到的玩具究竟是什么。孩子们很容易回答出头几个玩具，因为线索显而易见，例如狗吠和猫叫。然后研究人员播放一些与玩具无关的声音。 “你放的是贝多芬的音乐，但玩具是一辆汽车。”李说。试验中，实验者为了测试的科学性而借口打电话离开房间 ，并要求孩子不要偷看玩具。 回来后，实验者问孩子们答案的同时也紧跟着问：“你偷看了吗？”

李和他的研究人员发现，绝大多数的孩子们抵抗不住偷看的诱惑。偷看并撒谎的孩子所占的百分比取决于他们的年龄。在两岁的违规者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不诚实的。在三岁之间，谎言占到了50%，到8岁，则有80%的人声称他们没有偷看。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也越来越会撒谎。在猜测偷看过的玩具时，三四岁的孩子通常会脱口而出正确答案，而不会意识到这样会暴露他们的谎言。到了七岁或八岁，孩子们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或试图让回答看起来像一个有理由的猜测，从而掩饰自己的谎言。

五岁和六岁的孩子则在两种情况之间。在一项研究中，李使用巴尼恐龙作为玩具。一个五岁的女孩否认偷看过放在衣服下面的玩具，她告诉李，她想在猜测之前感受到物体。 她把手放在布下面，闭上眼睛，说：“啊，我知道是巴尼。”李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感觉到紫色。

孩子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的发展驱动着这种谎言诡辩的增长。像被人熟知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那样，这是我们为了理解他人的信仰、意图和知识而获得的能力。说谎的根本在于大脑的执行功能：规划，注意和自我控制所需的能力。在李的实验中，说谎的两岁儿童比那些没有说谎的在心智理论和执行功能的测试中表现得更好。 即使在十六岁，精通骗术的孩子也在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另一方面，自闭症儿童并不擅长撒谎，人们认为他们在形成一种健全的心智理论时被耽搁了。

○ 学会说谎是儿童发展的自然阶段。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坎·李（Kang Lee）研究了孩子们在成长中如何成为更老练的说谎者。如图所示，研究助理达香·潘萨尔（Darshan Panesar）和九岁的阿美莉娅·童（Amelia Tong）展示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李在研究中使用了这一技术。

最近早上，我乘坐Uber去拜访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位谎言专家。这趟行程中，虽然Uber车内部很整洁，但车厢里充满了汗渍的味道，虽然司机十分礼貌，但总是找不到路。当我们最终到达那里的时候，她微笑着问我能否给她一个五星好评。“当然可以。”我回答道；下车后，我给了她三颗星。 为了减轻负罪感，我告诉自己这样做避免了成千上万的乘客被误导，总比不说来得好。

大约在15年前，艾瑞里对不诚实着迷。他在长途旅行航班的杂志上翻到了一个精神状态的测试。他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并对了书后面的要点，检测他的回答是否正确。他发现自己会迅速地瞟一眼下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过程持续在整个测试中，不出意料地，艾瑞里得到了不错的分数。“当我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我骗了自己。”艾瑞里说，“我大概想知道自己有多聪明，但同时我也很想证明自己是聪明的。”这个经历使艾瑞里将终生兴趣放在了对说谎和其他不诚实行为的研究中。

在他和同事在校园或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测试中，被试需要回答20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他们必须在五分钟内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并根据正确答案的数量来获取费用。他们被告知需要在报告正确数字前将纸张放入粉碎机。但其实纸张并没有被粉碎。事实证明，很多志愿者都说了谎。志愿者的报告上显示平均每个人解决了6个问题，但实际上更像四个。结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是相似的：大多数人都会说谎，但一般都无伤大雅。

艾瑞里发现有趣的并不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谎，而是为什么人们不说更多的谎。即使提高支付给正确答案的报酬，被试也不会将欺骗上升一个等级。“我们给被试一个能偷很多钱的机会，但他们只会偷一点。有些东西阻止我们大多数人从头到尾说谎。”艾瑞里说。据他所言，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诚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诚实内化为社会向我们教授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反社会者，大多数人对于我们愿意撒谎的程度都会有所控制。我们大多数人愿意到哪种程度呢？艾瑞里和其他人表示，这是通过不言而喻的共识而达成的社会规范来决定的，就像从办公室供应柜里拿几支铅笔的默认可接受性一样。

在洛杉矶县高级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库文伯格（Patrick Couwenberg）的同事们相信他是美国的英雄。据他介绍，他曾在越南被授予紫心勋章。他参加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育背景：物理学本科学位和心理学硕士学位。然而，以上经历纯属捏造。当库文伯格的谎言暴露时，他的辩护是把这种情况称为幻想性谎语癖（pseudologia fantastica）——一种在叙事时将幻想编入事实中的倾向。然而2001年，这种借口并没有帮他免受革职。

精神科医生似乎对心理健康和谎言之间的关系缺乏一致意见，即使有精神障碍的人似乎也表现出特定的说谎行为。 那些被诊断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倾向于说出操纵性的谎言，而自恋者可能会利用谎言来提高他们的形象。

但是，那些比常人说更多谎的人的大脑有独特之处吗？2005年，心理学家杨亚玲（Yaling Yang，音译）和同事比较了三组被试的大脑扫描图，这三组人员包括12名经常说谎的成年人，16名具有反社会人格但不是经常说谎的人，21名既不是反社会也没有说谎习惯的人。 研究人员发现，说谎者的前额皮质中多出至少20%的神经纤维，这表明习惯性的说谎者在大脑内具有更大的连通性。这可能会让他们撒谎，因为他们可以比其他人更容易思考谎言，或者这可能是反复说谎的结果。

通过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被试的大脑，京都大学的心理学家阿部修士（Nobuhito Abe）和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发现，那些不诚实行动的人的伏隔核表现出更大的活跃，伏隔核是在奖励处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基地前脑中的一个结构。格林解释道：“即使在完全诚实的情况下，奖励系统对获取收益的兴趣越大，就越有可能作弊。”换句话说，贪婪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撒谎的倾向。

正如霍格这样的连环诈骗犯的自然而又毫无悔恨的谎言一样，编织的一个谎言只是以后无数个谎言的开始。伦敦大学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塔利·沙罗（Tali Sharot）和同事们的一个实验表明，当我们说谎时，大脑如何变得习惯于压力或情绪上的不适，从而更容易地说下一个谎。在被试的fMRI扫描中，团队专注于杏仁核的研究，这是大脑中处理情绪的区域。研究人员发现，即使谎言逐渐升级，杏仁核对谎言的反应逐渐变弱。她表示：“也许参与到小的欺骗行为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欺骗行为。”

许多我们用来探索世界的知识来源于他人的口中，没有我们在人际交往中的隐含信任，我们就会受限于个体，并且不再具有社会关系。 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的心理学家蒂姆·莱文（Tim Levine）提出的真相默认理论指出，“我们从信仰中收获颇丰，当我们偶尔被欺骗时，伤害是较小的。”

信任是天生的，这使我们本质上容易受骗。“如果你告诉别人‘我是一个飞行员’，他们不会坐在那里想：‘也许他不是一个飞行员，为什么他要说自己是一个飞行员呢？’这不是他们思考的方式。” 安全顾问弗兰克·阿巴内尔（Frank Abagnale）说。弗兰克在年轻时伪造支票并冒充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的经历成了2002年上映的电影《逍遥法外》（Catch Me If You Can）的灵感源。“这就是诈骗行为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当电话响起，来电显示表明对方是国税局时，人们自然会相信是国税局。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可以操纵来电显示。”

马萨诸塞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称这是骗子的优势。他说：“人们并不期待谎言，人们也并不在寻找谎言，很多时候，人们都愿意听取他们听到的声音。”我们几乎不反对给我们带来欢喜与安慰的欺骗，无论是虚假的赞美还是不可估量的高投资回报的承诺。当我们被拥有财富、权力和地位的人欺骗时，似乎更容易轻信谎言，正如媒体轻信了罗切特的抢劫声明，而这件事不久后就真相大白。

研究人员表明，我们特别容易接受那些印证我们的世界观的谎言。奥巴马并未出生在美国，否认气候变化，指责美国政府策划“9·11事件”，并传播其他“替代事实”（特朗普的顾问在回答关于总统就职典礼参与人数的问题时提出该词），诸如此类的梗之所以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上大肆传播，正是因为这种弱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语言学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说，揭穿谎言并不驳倒谎言，因为人们通过一个预先存在的信仰和偏见的框架来评估提供给他们的证据。“如果一个事实不符合你的框架，你将不会注意到它，或者忽略它，或者嘲笑它，或对它感到困惑 ，或者判定它是威胁的话就攻击它。”

西澳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博士候选人布里奥妮·施怀雅-汤普森（Briony Swire-Thompson）领衔的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循证信息在驳斥不正确信仰方面无效。2015年，施怀雅-汤普森及其同事向两千名成年美国人提供了两项声明之一：“疫苗引起自闭症”或“唐纳德·特朗普说疫苗引起自闭症”（特朗普多次表示两者存在关联，尽管缺乏科学证据。）

不足为奇的是，如果虚假信息与特朗普的名字有关联时，那些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们会对此深信不疑。测试之后，被试得到了一个在引用大规模研究“为什么自闭症和疫苗的联系是错的”后的简短的解释，他们被要求重新评估他们的信念。在政治层面，被试现在已经接受了两者有关的言论是错的，但是在一个星期后再次进行的测试表明，他们对错误信息的信念已经反弹到几乎相同的水平。

其他研究表明，揭穿谎言的证据实际上可能增强了对它们的信念。 “人们很可能认为熟悉的信息是真实的。所以不论何时你收回谎言，都将冒着使其变得更加熟悉的风险。讽刺的是，从长期来看，这使撤销不那么有效。”施怀雅-汤普森说。

在我和施怀雅-汤普森谈话不久后，我经历了这个现象。当一个朋友发给我“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政党的排名”的文章链接时，我立即把它发布到一个大约一百名印度的高中朋友的WhatsApp群中。我如此热情的原因是，排名第四的是印度国会党，近几十年来，该党牵连着许多腐败丑闻。我欢呼雀跃，因为我不是它的拥护者。

但在分享文章后不久，我发现这份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政党的排名，并没有任何指标作为依据。这篇文章来自一个名为BBC Newspoint的网站，听起来像一个可靠的信源，但我发现其与英国广播公司并没有任何联系。于是我向群里的成员道歉，指出这篇文章很可能是一则假消息。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人在第二天多次将文章转发给其他小组。我意识到我发布的更正没有任何效果。我的许多朋友，因为他们对国会党的反感，都相信这个排名是真实的。每次他们分享这个消息，他们就在不知不觉地，或者明知道是假新闻的情况下，把它推向合法性。打击事实将是徒劳的。

阻碍谎言快速进入生活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并不明了。科技的发展在信任与谎言中将旧时代的冲突与21世纪扭曲相结合，为谎言开辟了一个新的边境。

Yudhijit Bhattacharjee：作家，《纽约客》、《纽约时报杂志》、《科学》和《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著有《 The Spy Who Couldn’t Spell》。

观点 IDEA

最终决定？可为什么大脑还在不停地改变想法？

STEVE FLEMING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打趣地说过：“这个世上有三大复杂事物：钢铁、钻石和自我认知。”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小到寻找细微声音的来源，大到选择一份新工作，都伴随着我们对于做出这一正确决定的信心。如果信心不够，我们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和决定。现在，科学家们正利用这些选择反转规律来研究人对于自我认知的第一反应。[1]结果表明，想法改变反映的是我们对于自身思维的精细调节过程。

在关于自我认知以及想法改变是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流派。一派认为，想法改变是因为在我们做出决定后仍然在不停地权衡利弊，这一过程被称作“决策后评估”。另一派认为，在决定行为过程后，大脑通过运行其他一些机制来主动纠正自身错误。而对于脑额叶区有损害的人来说可能无法认知其所犯的错误并进行自我调整。

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当中，各项研究都要求参与者对他们所看到的电脑屏幕上的东西形成快速判断。这些研究阐明了我们调节内心想法的方式，以及自我纠正发生的过程。

在其中一项研究当中，来自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要求志愿者们通过向相应的方向移动手柄，来确认闪烁的光点是向左还是向右移动；同时，志愿者们可以通过上下移动手柄来表明他们对于自己所做出决定的信心高低。而当受试者们移动手柄的时候，闪烁的点却消失了。[2]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试者们会直接移动到他们所选的目标上：右上、右下，左上、左下。但每隔一段时间，志愿者们就会改变其选择的方向和自信程度的高低，而逐渐向中心移动。这是这么回事呢？通过将这些行为模式同计算机预测模型相比较，研究者们发现了我们自下而上改变想法的证据。即使屏幕上的点消失，受试者们仍然会在他们的神经管道中积累信息，致使他们改变决定或信心，或者两者同时改变。

第二个团队来自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他们提出了另一种运作机制：自上而下。[3]在这项研究中，志愿者们装备了脑电帽来测量其大脑的电活动，而且他们同时被要求，每当一个颜色单词例如“red”出现在电脑屏幕上时，要按下一个相应的按钮。但如果一个单词重复出现第二次，或者单词的含义和字体的颜色相匹配（例如red这个词是用红色字体写的），则不允许按下该相应的按钮。这项任务要想快速完成相当艰巨，实验平均错误率也达到了43%。为了评估自我调节能力，当志愿者们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后，可以按下一个单独的按钮。

那么研究者们发现些什么呢？从大脑中心顶叶区发出的一般被认为用来整合感觉器官信息的信号，在人做出选择以后，提高了门限信号电平，这说明我们用于感受外部事件的机制在面对内部决策时仍然适用。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无论何时人意识到自己弄错了，总是能在额叶皮层检测到θ波。这一发现表明，即使是在额皮质部，一个“粗糙的”错误信号都可以触发对证据的持续性积累，以此来确定是否有必要改变想法。

这两组研究都充分证实了证据积累在决定作出之后的重要性，但对证据的来源方面却存在分歧。剑桥组认为，这些证据在决定作出前和作出后都在不断积累。相反，圣三一学院组认为，反馈回来的影响早期加工阶段信息的自上而下信号提供了额外输入，从而使想法发生改变。

两项研究设计之间的差异性可能会使我们在比较结果时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但这也表明，未来的研究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以求更加明确的结果。例如，在剑桥大学的实验中，加入测定脑电图的程序来阐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影响对想法变化产生的相对贡献。

心理学家一直以来都对元认知很感兴趣，这种认知是一种反思和评价自己想法和行为的能力。元认知的神经基础是复杂而且多方面的，但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给出一个信号：简单决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起点。在富兰克林去世200多年以后的现在，我们才知道，钢铁和钻石是由简单的原子和分子构建而成。那么，通过研究简单决策的动态原理，我们终将可能揭露他所说的第三大复杂事物，自我认知。

参考：

[1] Decision making: Changing our minds about changes of mind, Stephen M. Fleming ,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ted Kingdom, DOI: Changing our minds about changes of mind, Published February 1, 2016

[2] A common mechanism underlies changes of mind about decisions and confidence, Ronald van den Berg, Kavitha Anandalingam, Ariel Zylberberg, Roozbeh Kiani, Michael NShadlen, Daniel M Wolpert, Cambridge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Columbia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New York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DOI: A common mechanism underlies changes of mind about decisions and confidence, Published February 1, 2016

[3] Neural evidence accumulation persists after choice to inform metacognitive judgments, Peter R Murphy, Ian H Robertson, Siobhán Harty, Redmond G O’Connell, Trin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DOI: Neural evidence accumulation persists after choice to inform metacognitive judgments, Published December 19, 2015

Steve Fleming：伦敦大学学院威康信托中心神经影像科的首席研究员，元认知项目组的带头人。该项目主要研究的内容是探索在成人大脑的元认知和决策过程当中人进行有意认知的机制。

心脑对话：种族主义如何劫持我们的感知

MANOS TSAKIRIS

如果你是美籍非裔人士，那么，赤手空拳的你比同样赤手空拳的白人死在警民冲突中的概率高一倍。何故？某种种族形象定性（ricial profiling）发挥着作用，但其中精确的心理学机理却不甚清楚。调查显示，警察常常把有色人种手中的手机以及其他不能造成伤害的物件当成杀伤性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警察们是错误解读了他们的所见还是真的看到了一把不存在的枪？

古典心理学将此类失误归因于外界刺激下的执行控制能力失控，即，大脑无法处理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和有意形成的平等主义之间的矛盾。一张黑人的脸庞可能让人自动激活脑中黑人男性更加危险的刻板印象，进而导致脑中相关区域的恐惧反应。但当恐惧是盲目的时，这种能激发个体战或逃的自动反应该被抑制。但自动反应和刻意控制之间的冲突并非总能被完满解决，且会造成错误结果。

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哲学的最新进展对这个大脑中心理论的正统性发起了挑战。具身认知的研究者没有集中研究大脑的相互依赖，而是着重于一个有机组织维持自身运作的生理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大脑从属于身体，身体则内嵌于物质的、社交的、和文化的具体环境中。现实并非任人采摘，而是由我们机体感受到的不间断的波动召唤而来。法国哲学家Maurice Merleau-Ponty曾在《感知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中写道：身体是我们个人世界的中枢。

神经科学家中越来越流行一个观点，即，大脑不是被动地接受并处理外界刺激，它更像是一个推理机器，积极地预测某地某物和将会发生的事情，最大化生存的可能性。但身体却不是简单地服从大脑对其的严密管控。确实，身体的信号源源不断地与大脑的处理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想象一下，你听到了一扇门被甩起来。如果你在看恐怖片而不是享受轻柔的音乐，那你更有可能想象出一个凶犯。你之所以会做出这个预判，是因为它让你心跳加速并且听到了门的声响。

对这些过程如何与种族主义的现象联系起来，人们知之甚少，但还是提出了一些猜想。如果对行为的预测是正确的，感知（包括警察的感知）似乎很快就会更加接近信念，也更具体化。近期研究强调，来自内脏的信号影响着许多感知范围，从情绪过程到决策制定再到自我意识。比如说，恐怖的刺激源在心跳时比心跳间更加恐怖。

在我位于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实验室中，我们决定考察心动周期是否对种族主义的表达有影响。心脏无时无刻不在向大脑汇报周身的紧张程度。众所周知，紧张程度取决于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在心跳时，采用动脉压力检测器，来监测心壁上的压力变化，同时，向大脑发送一条讯息。在心跳间隔中，传感器毫无波动。这些来自内脏的信号在抵达负责与情绪和动机相关的身体部位前，首先会在脑干中进行编码。相应地，大脑通过尝试帮助有机组织维持自身运作来作出回应。当大脑收到心率上升的信号时，将做出预判，找出潜在的原因，并且考虑哪一块组织该发挥作用来摆脱高度紧张的状态。持续存在的心脑对话形成了大脑代表身体的方式，并生成了对外界环境的认识。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采用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方式。这是对警察做出射击判断的快速模仿。将黑人或白人手持枪支或手机的照片展示到被试者面前时，他们要根据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决定要不要开抢还击。在先前的研究中，很明显，相比不持械的白人，被试者更容易射击黑人。

但我们测定了刺激源发生在心跳时和心跳间的所需时间。结果表明，大多数的误伤都发生在黑人出现在心跳之时。用数据说话就是，错误地将手机认成手枪的概率比平均高了百分之十。在这个实验的不同版本中，我们采用了“分辨武器”的方式。被试者首先看到一张黑人或白人的脸，紧随其后的是一把枪或一个工具，他们要尽快分辨出武器还是工具。当一个毫无威胁的物件出现在黑人照片之后时，且当时正好心跳，错误率飙升百分之二十。

但当判断发生在心跳之间时，不管是哪个实验，也不管他们面对的是黑人还是白人的脸庞，我们都没有发现准确度有所不同。似乎是在心脏向大脑传递信号和刻板印象威胁的共同作用下，某种事物被判别为危险的可能性上升。

如此看来，种族偏见既不是人脑中的固定状态，也不是广为流传的文化模式，而是隶属于身体机能涨潮退潮的现象。心脑对话在控制血压和心率，刺激人在应对外界时采取的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战或逃的反应机制中，心血管功能上的改变决定着机体组织将要做出的动作。尽管大脑可能做到预测，但这些预测不一定准确。我们的研究成果说明种族主义和其他的刻板印象劫持了我们身体应对实际威胁的机制。

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Lisa Barrett Feldman发明了一个新词“情感现实主义”（affective realism），来形容大脑藉由身体认识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为何能怀有乐观主义的原因：如果我们能更好的理解种族偏见背后的神经学原理，那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纠正它。但是，这项研究也揭示了悲观的一面。规训我们自身的压力同样规训着我们的身体，也许对我们的基本认知能力也产生了影响。也许我们没有把一部手机看成一把枪，也许我们真的看到了一把枪而不是一个手机。社会很难用新鲜的叙事和先进的政治话语来克服种族主义。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激进的心理再培训方式，让具体的现实与我们固有的美好信念相一致。

Manos Tsakiris：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博士，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致力于自我认知与社交认知中的神经机制和认识机制。他的研究引起了世界各地新闻媒体的兴趣。

Q&A

人类啊，你为何不信赖我的算法？

自从计算器被发明，数学模型就被用于辅助甚至取代人类的决策过程，因为数学模型的推动者们相信，机器不会出错。然而，很多人却讨厌使用算法，反而倾向于依靠直觉来作出各种决定。

在最新的研究中，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系的教授 Cade Massey 和 Joseph Simmons， 以及芝加哥大学的 Berkeley J. Dietvorst 教授指出：人们是否信赖一个算法，取决于自己是否有控制权。如果你能让决策者们对算法稍微有些控制权，那他们就更有可能去使用它。

沃顿知识在线的记者采访了 Massey 和 Simmons, 并探讨了他们的研究结论。以下是访谈的节选。

您可以简要概括一下本次研究吗？这篇文章是你们近期研究的后续报道。

Joseph Simmons: 我们在研究一种叫“算法厌恶”的现象。就是说，人们在决策的时候，往往不愿意去遵守某些有据可循的规则，尽管说大量的研究都证明，你确实就应当使用那种方法去判断、去预测。很多人完全就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本该遵循固定的、有据可循的规则，而他们却不这么做。

我们研究好几年了，就是要搞清楚他们为什么、以及什么情况下不愿意依靠这些算法。我们的第二篇文章讨论的是如何能让人们更信赖算法。简单来说，我们发现，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可以借助一个算法，它能给你提一些建议；你也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你问他们，“你会怎么选择呢？”——他们其实也会说“我要用算法。”

可是，一旦你把他们的选择付诸实践，让他们见识一下那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突然间就再也不想用了。那是因为他们发现算法也会出错。只要他们看到算法或者计算机也会出错，他们就再也不想用它了。即便是算法或者计算机以后只会犯更小的错误，或者更少地出错，也不能让这些人信赖它。

人们期望算法是完美的。

Simmons: 是的。人们不仅希望算法是完美的，还指望算法是完美的。可是，我们（编写算法的时候）仅仅是希望它能够比人类的表现要好一点点。我们的第一篇文章有一些悲观。文章说，一旦人们知道某个算法是怎么运作的，他们就不想用了。我们的第二篇文章则表明，你其实是可以说服人用算法的。你只需给他们一点点控制权。如果你说，“根据这个算法，这个人将来的GPA会是3.2。那你觉得他的GPA将会是多少呢？”他们不愿意接受算法（预测）的3.2分。但如果你说，“你可以在0.1分范围内调整这个预测值”，他们就会说：“行。我愿意用这个算法。”我们发现，只要你能让人们稍微有点控制权，他们就更愿意用它。这是个好消息。

Cade Massey: 虽然我们只是在实验环境下检验了这个理论，但它的灵感来源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本次研究早期的一些想法，是在与一些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得来的。我们为公司提供模型，用来招聘新员工。基于多年积累的数据，和优良的数据分析，我们确信自己提供了当时最好的建议。然而，那些公司却不太愿意使用（这些模型）；因为他们想要依靠自己的直觉。

这个现象很常见：在招聘中、在绩效考核中如此，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有自动化决策的领域，比如说管理对冲基金或者预测产品销量时。自动生成的预测或者建议，也就是算法，在这些领域内越来越普及。而作出最终决定的人，可以选择听从建议，依靠自己的（直觉），或者实施中间方案。

你们的诀窍是，如果能让人有一些控制权，他们就不会那么排斥算法了。然而，究竟需要给人们多大的控制权，才能让他们更接受算法——听说结论让你们吃了一惊。您能谈一谈这件事吗？

Massey: 需要多大的控制权，才能让人接受算法，我们一开始并不确定。给人控制权，会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决策的效果会变差。在多数领域中，给人控制权，效果会比完全使用算法要差。越是有主观的意见掺和在决策过程中，效果就越差。于是，你就希望给他们最小的控制权，而他们还能接受算法。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控制权最小能有多小。我们在研究初期中就已经知道，控制权不需要太大。然后我们试出了它的极限，结论是只需要给人一点点控制权就行了。你知道吗，只需要给人5%左右的控制权，他们就更乐于使用算法了。再增大他们的控制权，他们的兴趣并不会进一步提高。只有一点点控制权，和能够影响决策，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Simmons: 这就很绝妙了：如果他们修改算法，只会越改越糟。但如果他们只能修改（一点点），他们就只会让结果糟糕那么一小点。既然给他们一点点控制权，他们就更愿意使用算法，那最终的决策与算法本身还是很接近的。我们虽然不能让人百分百地使用算法，但我们能让他们99%地使用算法，而这就已经能够大幅度优化他们的决策了。

假如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我购买了一个算法，我能怎样应用你们的研究结论呢？

Massey: 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强加给人一个铁板一块的模型，或者说一个“黑盒子”一样的模型，然后跟人说，“你应当这样决策。你应当制定这样的决策步骤。”人们会反抗的。你需要给他们决定权。不同的行业，需要有不同的对策。比方说，研究生院要招生，招生办就会给申请者排名次。但有的时候也会有例外。一些人的排序会被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也可以被自动化。即使你用招生办的部分决策作为模型的输入信息，你还是可以拿出一个自动化模型，然后说，“你应当录取这些人。”

但你有两种选择。如果你说，“这是我们的模型。这是它的结论，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们要把决策过程自动化。”你这么做会招来抗议的。但你也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模型能为您提供一些建议。希望您能参考一下。如果您愿意做一些调整，也是可以通融的。”我们正是与学校这样沟通的。 他们起初还有些将信将疑，只是部分依靠我们的模型。而时间长了，尽管他们依然有权任意调整，但他们基本上就全盘使用模型了。

我觉得，呈现给使用者的方式也很重要。沟通的时候必须让对方知道自己有控制权。

Simmons: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能给人一种“不接受拉倒”的感觉，不能让人觉得你要强迫他们无时不刻完完全全地使用算法。如果你的沟通方式给人那样的感觉，他们就会抵制你。但如果你能这么说，人们就更乐于接受你的算法：“虽然说99%的情况下，我们要使用算法，但你永远都有权修改算法，甚至不遵循算法。”

对自动驾驶汽车行业来说，这就很重要。不难理解，如果人们乘坐一辆完全不受控制的自动驾驶汽车，他们就会感到不安。但如果跟人这么说，“其实吧，你还是可以做这么一件事的。这件事稍微有点难做，也不太寻常，但在你需要的时候，你确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驾驭汽车。我们发现，从来就没有人用到过这个机制，但这个机制是存在的。”——我们推测，如果能这样跟人说，人们就更加愿意乘坐自动驾驶汽车，毕竟他们也有一些控制权。自动驾驶通常比人工驾驶要安全，但人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位驾驶员，尽管说很多的坠机事故都是飞行员的过错造成的。有人驾驶，他们就能安心。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跟这个问题也有点联系。

最近新闻里还有什么事情能够应用到你们的研究结论呢？

Massey: 选举预测？

Simmons: 对。去年十一月，我们的总统选举结果震惊了世界。有一大堆人在做预测，他们根据以往的民调信息，预测大选的结果。最著名的大概要数 http://FiveThirtyEight.com 的 Nate Silver。他说希拉里有70%的机会赢得大选，而特朗普只有30%的机会。结果当然是，特朗普赢了，而 Nate Silver 备受嘲讽。人们觉得他错了，而且他的模型就错了。问题是，他的模型未必就错了，因为30%的几率意味着只有30%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一个独立评论员说什么会发生，结果没发生，他不会受到那么多的嘲讽。但如果有人用数据和算法预测什么会发生，结果没发生，他会受到大规模嘲讽，因为人们指望那样预测的结果有100%的准确性。我认为人们对 Nate Silver 的嘲讽，符合我们以前得出的结论。

Massey: 这就又回到第一篇文章了。如果预测有误，人们对出错的模型和算法会非常苛刻，而对出错的人类就更加宽容。我们探究了一下这个问题，而结论依旧是，人们对（模型和算法）有着更严格的要求。

真是这样吗？可是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呀。

Massey: 人们为什么这样，我们认为有很多原因：有一条就是，人们相信人类能够逐渐进步，而模型则相对固定。这两种观念都不一定是对的。模型能逐渐完善，而人类却不一定能逐渐进步。他们那种想法听着很有道理，但不一定正确。确实，某些情况下人类能比模型进步得更多，但我们认为，人们对这种情况期望太高了。

你们的研究与领域内其他的研究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Massey: 探讨模型决策和人类决策之间的差异，我们并不是第一个。人们已经认可几十年了：模型很靠谱。不过，模型为什么靠谱，以及如何改变人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新颖。

Simmons: 以前很少有研究者记录过人们排斥算法的理由。倒是有一些非正式的研究，有一些文章写道为什么人们会讨厌它，但没有人真正系统地研究过。

Massey: 说到底，还是动力的问题。我们研究的动力是，如果我们要与一些组织合作，让他们使用更多的模型，那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如何才能消除他们对模型的偏见。不先查明病因，就没法开出药方。

你们接下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Massey: 我们还会继续研究还有没有别的因素造成人们排斥算法，但我们更希望能在现实世界中检验我们的理论。如果我们跟专业人士合作，涉及真实的金钱利益，他们也会有那种偏见吗？我们又如何帮助他们？有好几个与我们长期保持联系的组织，他们也很感兴趣，想要看看我们在实验环境中的结论是否在现实中成立，并愿意对他们的员工和客户展开研究。

研究

为什么政治信仰很难改变？

也许你在假期遭受过这样的经历：一个家庭成员分享与你完全不同的政治观念，突然间你就头脑发热了。你要么愤而不语，要么猛烈反击。

神经科学家指出，他们现在可以找出这种常见体验引起的大脑变化。

根据《自然》杂志开放获取期刊《科学报告》12月23日发表的一项研究，当我们的政治信仰受到挑战时，大脑中控制个人认同和应对威胁的情绪反应的区域被激活。

论文的主要作者、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纳斯·卡普兰（Jonas Kaplan）说：“政治信仰就像宗教信仰，因为两者都是你的一部分，对你所属的社会圈子而言非常重要。”

“以另一种观点来看，你必须考虑自己的另一个版本。”卡普兰说。

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说明人们如何应对与自己相冲突的想法——无论是政治观点还是假新闻的可疑内容——并且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如何在这些分裂时期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对话，论文的共同作者萨拉·吉姆贝尔（Sarah Gimbel）说。

“了解人们何时和为什么可能改变主意是一个紧迫的目标。”她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研究中，神经科学家们招募了40名宣称自己是自由党的被试。研究团队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检测血流的变化，测量大脑活动。洛杉矶“理性项目”的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研究人员想要确定，如果人们的坚定信念受到挑战时，大脑的哪些网络会作出反应。因此，他们比较了当提供反证时，被试是否改变了他们对政治和非政治问题的看法，以及改变的程度。

在研究期间，研究人员向被试提供了他们赞同的八项政治声明，例如“针对美国枪支所有权的管制法律应该更加严厉”，或美国应减少军方的资金。被试接下来面临的五项声明与前者的意见相左。接下来，他们将对初始声明的信念强度评1-7级。

神经科学家们在此期间研究被试的脑部扫描，以确定哪些区域的活跃程度最高。研究人员发现，在最抗拒改变信念的人群中，大脑的杏仁核和岛状皮质更加活跃。这两个脑区对情绪和决策都很重要，并且与恐惧、焦虑、情绪反应和对威胁的感知相关。

在政治信仰受到挑战时，被试的默认模式网络的活动也上升了。卡普兰说：“大脑的这些区域与自我、沉思和深思联系在一起。”

但是，尽管人们不会对诸如堕胎或同性婚姻这样的政治话题抱怨，被试倾向于不死守对于非政治话题的信念。例如，当被试面对反证时（如“爱迪生没有发明灯泡”或“爱因斯坦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们的信念程度被削弱了一两点。

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更愿意改变主意时，杏仁核和岛叶的脑活动也不太活跃。

“我很惊讶人们会怀疑爱因斯坦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这项研究表明，在某些方面，我们对自己的信念会保持灵活性。”卡普兰说。

Neural correlates of maintaining one’s political beliefs in the face of counterevidence. Jonas T. Kaplan, Sarah I. Gimbel & Sam Harris. Scientific Reports 6, Article number: 39589 (2016). doi:10.1038/srep39589

为什么信教者如此笃信于自己的信仰？

教条主义者对自己的信仰自信满满，即使专家意见和证据与他们的意见相左。凯斯西储大学的新研究可能有助于解释似乎越来越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关于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极端观点。

这两项研究检验了推动信教者和非信教者的教条主义的人格特征。研究表明，在这两个群体当中，有着相似之处和重要的区别。相同的是，较高水平的批判性推理能力与较低的教条主义有关。但是，两者在道德关怀如何影响教条思维上有所不同。

研究表明，信教者可能会坚持某些信仰，特别是那些与分析推理不符的信仰，因为这些信仰与他们的道德情绪相呼应。情感共鸣有助于信教者更加笃信自己的信念，他们越在某些事物上看到道德正确，越强化了他们的想法。 相比之下，道德关怀则让信教者不那么确定自己的想法。

在第一项研究中，有209名基督徒，153名非信教者，9名犹太人，5名佛教徒，4名印度教徒，1名穆斯林和24名其他宗教的信教者。这些被试完成了有关教条主义、同情关怀、分析推理和亲社会意图的评估测试。

结果表明，信教的被试群体有着较高的教条主义水平、同情关怀和亲社会意图，而非信教群体在分析推理测量上表现得更好。非信教群体的同理心的降低相当于教条主义的增加。

第二项研究包括210名基督教徒，202名非信教者，63名印度教徒，12名佛教徒，11名犹太人，10名穆斯林和19名信其他宗教的被试。这项研究重复了第一项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增加了对观点采择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测量。

无论是信教还是反之，被试的思想越僵化，TA越不可能考虑其他人的观点。在信教者群体中，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同情关怀高度相关。

研究人员表示，尽管他们的研究针对信教者与非信教者的世界观差异如何影响教条主义，但这两项研究广泛适用。教条主义适用于任何核心信仰，从饮食习惯（吃素与否），到有关进化和气候变化的政治观点和信仰。作者希望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帮助改善似乎越来越普遍的意见分歧。

“What Makes You So Sure? Dogmatism, Fundamentalism, Analytic Thinking, Perspective Taking and Moral Concern in the Religious and Nonreligious” by Jared Parker Friedman and Anthony Ian Jack in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Published online June 10 2017 doi:10.1007/s10943-017-0433-x

说明

当我们相信不该相信的事情时，我们在相信什么？

原文：Why We Believe —Long After We Shouldn’t（https://www.csicop.org/si/show/why_we_believe_long_after_we_shouldnt）

翻译：武权，校对：子铭 ，审校：周一晴

安慰剂效应的神奇力量

原文：The weird power of the placebo effect, explained（https://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7/7/7/15792188/placebo-effect-explained）

翻译：何宗霖，校对：EON

鸭兔隐喻：大脑如何决定你的认知？

原文：How Your Brain Decides Without You（http://nautil.us/issue/42/fakes/how-your-brain-decides-without-you-rp）

翻译：小铁，校对：罗杏红

你理性吗？不，其实你只是迷之自信

原文：Why Facts Don’t Change Our Minds（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2/27/why-facts-dont-change-our-minds）

翻译： Erafat..、刺猬，校对：EON，审校：孙闰松

你说你拒绝歧视，但其实并没有 NEW

原文：Is This How Discrimination Ends?（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7/05/unconscious-bias-training/525405/）

翻译：Harrit，校对：EON

柏拉图式非理性：关于认知偏见的古典哲学

原文：What Plato knew about behavioural economics. (A lot)（https://aeon.co/essays/what-plato-knew-about-behavioural-economics-a-lot）

翻译：子铭，校对：杨银烛

别怪那些直男癌了，他们只是脑子跟不上而已

原文：Caitlyn Jenner and Our Cognitive Dissonance（http://nautil.us/issue/35/boundaries/caitlyn-jenner-and-our-cognitive-dissonance-rp）

翻译：沈持盈、Rebecca、ki bear，校对：EON

操控心灵的无形之手

原文：Invisible Manipulators of Your Mind（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7/04/20/kahneman-tversky-invisible-mind-manipulators/）

翻译：ZDFFF、阿粟、吴逊，校对：ZDFFF、孙闰松，审校：关嘉伟

你在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可能无效？

原文：An Epidemic of Unnecessary Treatment（https://www.theatlantic.com/health/archive/2017/02/when-evidence-says-no-but-doctors-say-yes/517368/）

翻译：郑天依、EON、Rebecca、Erafat..，审校：Erafat..

我们为什么说谎：欺骗方式背后的科学

原文：Why We Lie: The Science Behind Our Deceptive Ways（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7/06/lying-hoax-false-fibs-science/）

翻译：黄佶滢，校对：EON

最终决定？可为什么大脑还在不停地改变想法？

原文：Final decision? Why the brain keeps on changing its mind（https://aeon.co/ideas/final-decision-why-the-brain-keeps-on-changing-its-mind）

翻译：赵赫，校对：EON

心脑对话：种族主义如何劫持我们的感知

原文：The brain-heart dialogue shows how racism hijacks perception（https://aeon.co/ideas/the-brain-heart-dialogue-shows-racism-hijacks-perception）

翻译：武权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声明

新知

当我们相信不该相信的事情时，我们在相信什么？

安慰剂效应的神奇力量

鸭兔隐喻：大脑如何决定你的认知？

深度

你理性吗？不，其实你只是迷之自信

你说你拒绝歧视，但其实并没有

柏拉图式非理性：关于认知偏见的古典哲学

别怪那些直男癌了，他们只是脑子跟不上而已

长阅读

操控心灵的无形之手

你在医院接受的治疗有可能无效？

我们为什么说谎：欺骗方式背后的科学

观点

最终决定？可为什么大脑还在不停地改变想法？

心脑对话：种族主义如何劫持我们的感知

人类啊，你为何不信赖我的算法？

为什么政治信仰很难改变？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