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勾起人们对于往事的回忆^[1]，相关的人和地点都记忆犹新，这种常见的体验被称作是音乐触发的自传体记忆（music-evok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y）^[2]。

它常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记忆^[3]，也就是说，我们并未努力去尝试回忆起这些想法，它们只是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

– Fabio Corazza –

最近的研究开始探讨，为什么音乐似乎能作为一种良好线索来唤起人们的记忆。首先，音乐往往伴随着许多独特的生活事件，比如毕业典礼、舞会以及婚礼和葬礼。所以，在将我们与那些定义自我的时刻重新联系起来的方面，音乐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4]。

此外，通过音乐影响我们思维^[5]、躯体^[6]和情绪^[7]的方式，它也时常吸引我们的注意。

当音乐吸引我们的注意时，这会增大它与生活事件细节一同被编码在记忆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多年后它能够作为一种有效的线索让我们重拾对该事件的记忆。

积极的回忆

在一项近期研究^[8]中，我与同事发现，一首音乐的情绪性是它作为记忆线索的重要因素。

我们比较了音乐与其他的情绪性记忆线索，包括“情绪声音”（如自然和工厂的噪音）以及“情绪词汇”（如“金钱”和“龙卷风”）。经由一组参与者评定后，这些情绪线索与我们使用的音乐片段传递出了相同的情绪表达。

和这些相匹配的情绪线索相比，音乐比情绪词汇激发了更少的回忆。但我们的确发现，相比于情绪声音和词汇，音乐总能激发更多的积极回忆，对于负性情绪刺激尤为如此。具体来说，表达悲伤和愤怒的音乐会比相应的情绪声音或词汇激发更多的积极回忆。

音乐似乎能够将我们与过往情绪积极的时刻重新连接，这表明，将音乐用于治疗可能特别有效^[9]。

– Dribbble –

引如何唤起回忆，何时唤起回忆？

对一段音乐的熟悉程度起到了作用——也许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另一项近期研究^[10]中，我们发现，更熟悉的音乐会激发更多回忆，也能更自然地让回忆涌上心头。

所以，与我们喜欢的电影或者书籍相比，音乐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记忆线索的部分原因是，相较于电影、书籍或电视节目，我们在一生中往往更频繁地与歌曲重新接触。

我们听音乐时的环境可能也会起作用。过往研究^[11]表明，在一些活动中，当我们可以不受拘束地想到过去，此时无意识的回忆更有可能复现。这些活动往往对注意力的要求不高，例如通勤、旅行、做家务以及休息。

这些类型的活动与另一项研究中所记录的几乎完美吻合。在该研究^[12]中，我们要求参与者坚持写日记，记录音乐引起回忆的时刻，以及那时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发现，诸如旅行、做杂务或跑步这类经常与听音乐一同进行的日常活动，往往会引发更多无意识的回忆。

这些日常活动与参与者的其他爱好（如看电视）^[13]形成了对比，后者需要我们更专注于眼前的活动，不太可能回想起过去的场景。

这样看来，音乐似乎不仅仅善于勾起回忆，而且还更可能让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思维也自然而然跟着走神^[14]。

– Dribbble –

音乐也常常出现在许多独特的、情绪性的或定义自我的生活事件中，这类记忆^[14]也往往更容易被忆起。

事实上，音乐将我们与过往联系起来的力量展现了音乐、记忆和情绪如何共同连接在一起。并且，特定的音乐似乎能让我们直达那些和年轻自己相关的记忆。

后记

Xhaiden：绞尽脑汁在想有没有音乐是我印象深刻，还能勾起某些回忆结果半天没想出来。

物离：这篇文章介绍了为何音乐容易唤起回忆，特别是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回忆。从对事件信息的加工、表征和编码的角度去理解是一种思路。不过我更加青睐，也更加好奇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聆听音乐时所唤醒的情感和所思考的意义如何与我们对“自我”的表征联系起来？音乐能够表达情感和思想，正如一首诗歌或一幅画作。我想，作为艺术的音乐也许并非简单地唤起人们的回忆，而是在帮助人们建构更完整的自我。

参考文献

[1] Jakubowski, K., & Ghosh, A. (2021). Music-evok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everyday life. Psychology of Music, 49(3), 649–666. https://doi.org/10.1177/0305735619888803

[2] Salakka I, Pitkäniemi A, Pentikäinen E, Mikkonen K, Saari P, et al. (2021) What makes music memor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oustic musical features and music-evoked emotions and memories in older adults. PLOS ONE 16(5): e025169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51692

[3] Berntsen, D. (2010). The Unbidden Past: Involunta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s a Basic Mode of Remembering.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3), 138–142.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0370301

[4] El Haj, M., Antoine, P., Nandrino, J., Gély-Nargeot, M., & Raffard, S. (2015). Self-defining memories during exposure to music in Alzheimer’s disease.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7(10), 1719-1730. doi:10.1017/S1041610215000812

[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power-of-our-song-the-musical-glue-that-binds-friends-and-lovers-across-the-ages-73593

[6]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hythm-on-the-brain-and-why-we-cant-stop-dancing-56354

[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sad-songs-say-so-much-to-some-people-but-not-others-65365

[8] Jakubowski, K., & Eerola, T. (2022). Music evokes fewer but more positive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than emotionally matched sound and word cue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11(2), 272–288. https://doi.org/10.1016/j.jarmac.2021.09.002

[9]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researchers-are-turning-to-music-as-a-possible-treatment-for-stroke-brain-injuries-and-even-parkinsons-171701

[10] Jakubowski, K., & Francini, E. (2022, online first).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familiarity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musical cues on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propert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177/17470218221129793

[11] Berntsen, D. (2009). Involuntary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nbidden P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10.1017/CBO9780511575921

[12] Jakubowski, K., & Ghosh, A. (2021). Music-evok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in everyday life. Psychology of Music, 49(3), 649–666. https://doi.org/10.1177/0305735619888803

[13] Kelly Jakubowski, Amy M. Belfi, Tuomas Eerola; Phenomenological Differences in Music- and Television-Evoked Autobiographical Memories. Music Perception 1 June 2021; 38 (5): 435–455. doi: https://doi.org/10.1525/mp.2021.38.5.435

[1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your-brain-decides-what-to-think-198109

作者：Kelly Jakubowski | 译者：xhaiden | 审校：物离 | 编辑：eggriel | 封面：Artem Legere | 排版：盐 | 原文：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does-music-bring-back-memories-what-the-science-says-197301

这篇文章发表后，布莱恩·加拉格尔（Brian Gallagher）和我一起，在马蒂诺于纽约蓝色音符（Blue Note）的一场演出后见到了他。你懂得这种感觉吗：当你见到某些人时，会感觉他们有些特别之处，就像一种轻柔的存在，能让你对自己感觉更好。马蒂诺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我们，他很欣赏那篇文章，也很高兴我们能能来听他的演出。他说话的方式和弹琴一样，带着一种宽大自由的气息。

East音乐：Pat Martino – East!

5年前，当神经外科医生马塞洛·加拉尔扎（Marcelo Galarza）看到爵士吉他手帕特·马蒂诺的大脑核磁共振成像（MRI）时，他震惊地说：“我无法相信他的左颞叶被移除了那么多。”1980年，马蒂诺做了脑外科手术，移除了一团畸形的静脉和动脉。那时，他是爵士乐最富盛名的吉他手之一，然而少有人知道马蒂诺癫痫发作、头痛欲裂且患有抑郁，他被关在精神病房里，忍受着使人衰弱的电击疗法。

直到2007年，马蒂诺才进行了核磁共振成像，神经科学家们也是直到最近才发表了他们对于马蒂诺核磁共振成像的分析。跟其他医生和乐迷一样，让加拉尔扎感到惊讶的是，马蒂诺在手术后虽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大脑和记忆，但他的吉他技能却完好无损。2014年，在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医院《世界神经外科》（World Neurosurgey）的一份报告中^[1]，加拉尔扎和来自欧美的同仁们写道：“就我们所知，该病人从严重的遗忘症中完全恢复并重返了艺术大师的地位，这项个案研究属于临床观察上的首例。”

马蒂诺现在70岁，已经发布了超过30张专辑。他持续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根据许多爵士乐评论家和音乐家的说法，他的演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幸福且富有创造力。在马蒂诺的案例中，这的确说明了一些问题。从青少年起，作为一名吉他手的他就因灵活的手指和震撼的即兴创作而知名。格莱美奖得主、吉他手乔治·班森（George Benson）在受采访时说，他自认为是60年代纽约市的“卓越新星”，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在哈莱姆区观看了马蒂诺的演出。“你懂吗，我真的目瞪口呆！”班森说，多年来，马蒂诺“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因为我知道还有另一个标杆，所有吉他手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马蒂诺制定这个标杆；他让我们看到，吉他比我们听到的要多得多。”

马蒂诺也为神经科学家上演了一场演出。来自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医学中心亚克医院（Hôpital Gui de Chauliac）的教授、神经外科医生雨果·迪福（Hugues Duffau）研究了马蒂诺的案例。他写道，其案例展现了神经可塑性，即发育和学习过程中大脑非比寻常的“优化脑网络功能”的能力。这名吉他手的康复体现了大脑也能“即兴创作”，通过连接恢复运动、智力、情感功能的大脑区域，以弥补畸形或损伤的创作能力。在神经科学家看来，马蒂诺的故事是关于音乐以及音乐如何帮助塑造其大脑使他康复^[2]。

马蒂诺在费城出生长大，他现在也住在这。虽然自10岁起他就有幻觉和癫痫，但是他被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误诊了20余年。他们一直跟他说他患有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直到1980年，在马蒂诺35岁时，他才在自己的首次计算机断层扫描中得知病因是动静脉畸形，即在他左耳后面的大脑部位形成的静脉和动脉的异常缠结。在2009年的纪录片《马蒂诺的神经错乱：一场大脑未解之谜》（Martino Unstrung: A Brain Mystery）中，拯救了马蒂诺的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西蒙尼（Frederick Simeone）说，马蒂诺静脉和动脉的缠结就像是“一团蠕虫”^[3]。

动静脉畸形可能自出生起就存在，并阻碍了马蒂诺左颞叶功能的正常发育，尤其影响了他存储和表达记忆的能力。即使如此，马蒂诺也只记得1976年他在舞台上表演时癫痫发作的这一个例子。当时他在法国马赛郊外的里维埃拉爵士音乐节（Riviera Jazz Festival），在一个山顶露天演奏，现场有超过20万观众。马蒂诺在他的自传《此地此刻！》（Here and Now！）中写道^[4]，“就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令人激动的部分中段，我停止了演奏，在那里站了大概30秒。癫痫发作时，感觉就像坠入了黑洞之中。”

四年后，他在洛杉矶的吉他技术学院（现为洛杉矶音乐学院）教书时遭遇了一次几乎致命的癫痫并住院治疗。马蒂诺癫痫发作时，他的一位好友约翰·马尔赫恩（John Mulhern）（后来的吉他技术学院录制部门负责人）也在场，他记得他看到马蒂诺躺在床上“像玩具一样上下摆动”。在洛杉矶医院，医生诊断马蒂诺患有动静脉畸形，他们认为已经出现了大出血。马蒂诺被告知只有2小时可活了，但这位土生土长的费城人想回家做手术。

手术分为两步：首先，外科医生移除已经形成的血块；之后，他们对马蒂诺进行大脑血管造影术，将染剂注入大脑血流中，再借助X光，外科医生便能知道应该切除哪一部分。为了移除马蒂诺大脑里的“那团蠕虫”，西蒙尼切除了他左颞叶的70%。

在马蒂诺的自传中，他写道，术后他感觉像是个僵尸，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认识父母，也不知道他是位音乐家。事实上，马蒂诺有严重的逆行性遗忘，他没法回忆起来那场几乎致命的癫痫之前发生的事件和学到的知识。在近期的Nautilus采访中，马蒂诺说术后经历的空白和不稳定状态让他想起了当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天钧》（The Lathe of Heaven），该片改编自1971年阿苏拉·勒奎恩（Ursula K. LeGuin）的一部同名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小说中一名男子惊恐地发现，他的梦改写了过去。马蒂诺说：“那是一种可怕的境地。”

对他的音乐家父亲米奇（Mickey）来说，这也令人十分痛苦。马蒂诺说，还是孩子时，他就想成为爵士吉他手，因为他爱他的父亲，想要成为让父亲自豪的人；他的确做到了，但这也让米奇在看到儿子忘记了对音乐的热爱之后更加痛苦。术后马蒂诺回到了费城的家中，他的父亲希望能让他重拾记忆，于是在家中为儿子演奏他的爵士作品。马蒂诺写道，“我在楼上躺着，听到音乐穿过墙壁和地板，它们提醒着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但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马蒂诺总是毫无兴趣地走过他的吉他，父亲为此而感到沮丧，他请马尔赫恩前来为马蒂诺演奏。马尔赫恩曾上过马蒂诺的吉他课，经常把马蒂诺要求的小九度和弦弹成大七度，这让马蒂诺很恼火。而这时，马尔赫恩翻阅着马蒂诺的旧吉他谱，又弹响了大七度和弦。“挪开！”马蒂诺说。他抓起吉他，开始弹奏过去的曲子。接下来的几个月，失忆和术后抑郁带来的痛苦开始减轻。

马蒂诺写道：“随着我继续在这把吉他上演奏，记忆的闪回和肌肉记忆逐渐涌上心头：指板的形状、通往家中不同房间的楼梯。房间里一些只有你知道的密门，而你很喜欢走进去，因为它们能带给你快乐。这就是你回忆起演奏方法的过程：你想起了演奏的快乐。”术后第7年，也是前一张一语成谶的专辑《离去》（Exit）发布后的第10年，马蒂诺发布了专辑《返回》（The Return）。

在20世纪70年代，马蒂诺用他的演奏灼伤了爵士乐的乐土。如今，这位吉他手可能没有了他之前所拥有的全部的灰质，但他也将继续以无以伦比的技巧和美感进行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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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ichael Ochs Archives / Stringer, R: Andrew Lepley / Contributor

神经科学家说，马蒂诺精湛技艺的回归揭示了大脑中记忆的房间和秘密的大门。在2014年的《世界神经外科》（World Neurosurgery）报告中，加拉尔扎提到，在个体切除了70%的左颞叶后，海马区域会受到潜在的损伤，医生或许会预料病人“几乎完全丧失记忆”。

加拉尔扎解释道，左颞叶“直接参与”言语和听觉记忆、交流和理解对话。在2007年，大量的认知测验表明，马蒂诺难以表达一些抽象的罕见词语的含义，也难以定义常见的词语。例如，给马蒂诺看一个开瓶器的图片，他只能说出：“它被用来打开……酒瓶。”当被问及披头士何时到的美国，马蒂诺说是1961~1963年间的某一时间（他的回答几乎正确，答案是1964），但当被要求说出披头士一首歌曲的名字时，他一首也说不出来。

马蒂诺的案例强调了记忆的三个关键层次。与颞叶有关的语义记忆存储客观知识和事实，例如名字和日期。颞叶切除能够解释为什么马蒂诺记不起披头士歌曲的名字——也许是手术移除了他回忆语义记忆的能力。

情景记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把这种自传式的、体验式的记忆比作一种“直接的感觉……充满了温暖和亲密”^[5]。显然，马蒂诺也受到了影响，毕竟，他想不起自己是个音乐家，记不起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的经历。这一失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情景记忆与大脑的海马与前额叶皮层有关，手术没有损伤他的前额叶。然而，《马蒂诺的神经错乱》的共同作家、《世界神经外科》报告的共同作者、英国神经心理学家保罗·布罗克斯（Paul Broks）说，马蒂诺的手术可能对于储存、激活情景记忆的区域产生了“非特异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随着术后大脑的生理调整消退了”。

而第三个层次——程序记忆，则解释了马蒂诺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部分：一部分大脑被摘除的情况下，他如何重又娴熟而灵活地弹奏吉他呢？时常有职业音乐家以及运动员表示，他们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指尖是如何在纸板上飞速演奏，或是如何击中速度达到100迈的直球。这是因为，通过经年累月的练习以及重复，这些动作已经深深嵌入到他们的大脑中，以至于他们无法意识到这些动作是如何完成的。这类“感觉运动技能”通常存储于程序记忆中，与大脑基底神经节中最大的解剖学成分相关。这一部分位于脊柱上方的前脑中心，与运动控制相关。马蒂诺的这一部位并没有遭到损害，因此，在他患上动脉畸形以及手术过后，与演奏相关的记忆静静等待着被重新唤醒。

神经科学家们认为，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情景记忆还是程序记忆，都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想法或动作被重新唤起。记忆的不同层次并不相互分离，而是紧密相连的。

就职于亚利桑那大学的心理学家林恩·纳达尔（Lynn Nadel）读到了这篇发表于《世界神经外科》的报告。他仔细研究了马蒂诺的认知测试结果，随后公开表示，马蒂诺并没能从手术中完全康复。“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仍旧具有此类脑损伤患者所表现出的明显或细微的缺陷。”但是，考虑到他能够重新回想起他曾经的身份，马蒂诺的案例的确“非常有趣”。纳达尔说道。这是因为，马蒂诺可能在没有回忆起过去的情况下重新成为了一位爵士音乐家。纳达尔认为，也许马蒂诺之所以能够重拾自己的身份，“是因为演奏技巧与他的身份紧密相连，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过去中。”

手术过后，马蒂诺大脑中留下的身份碎片可能仍与吉他演奏的程序记忆连接在一起。当他重新拾起吉他，大脑中的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也一并被点亮了。加拉尔扎在那篇报告中写道，曾有人提出左颞极具有连接“情绪本能反应”与“复杂声音刺激（即音乐）”的功能，而手术并没有移除马蒂诺大脑中的这部分结构。

2000年初的一个夜晚，在马蒂诺于纽约蓝色音符爵士俱乐部的演出散场后，演员乔·佩西（Joe Pesci）到后台拜访了这位爵士音乐家。马蒂诺感到十分荣幸，他告诉佩西，自己十分喜欢他在《我的堂兄文尼》、《好家伙》和《愤怒的公牛》中的表演。“你不记得我了，是不是？”佩西问道。“我还记得1963年你在斯莫尔天堂*常点的那杯鸡尾酒。”那是一杯青草蜢鸡尾酒。

*译者注

斯莫尔天堂（Small’s Paradise），是纽约哈林区的一间夜总会，于上世纪80年代停止营业。

“在他说出鸡尾酒名的那个瞬间，我的头脑中突然涌现出一系列画面。”马蒂诺在《此地此刻！》中写道。“那一刻我重新回到了斯莫尔天堂；我想起了酒保的面容、舞台以及演奏乐器的位置。”当年，佩西也曾是斯莫尔天堂的驻唱歌手和吉他手。他与马蒂诺在那个时期成为了好友。马蒂诺写道，“我把这一切全都忘记了——直到他说出那杯酒的名字，这些回忆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马蒂诺的恢复不仅点亮了大脑中相互连接的记忆，还照亮了音乐，尤其是乐器演奏对于大脑的影响。“演奏乐器需要我们已知全部大脑区域的参与，几乎所有的神经系统都参与其中。”丹尼尔·莱文庭（Daniel Levitin）在他所著书籍《音乐对你大脑的影响》（This is Your Brain on Music）中写道。神经科学家发现，马蒂诺技艺非凡的吉他独奏技巧依赖着众多神经活动的同时进行，所涉及功能包括感知、认知、动作以及执行功能。职业音乐家通常也是职业的大脑“健美运动员”。“大脑终究也是一种肌肉，”加拉尔扎说道。

颇有建树的音乐家们，大脑中的听觉、运动皮层以及连接左右半球的胼胝体通常与常人不同。在他们的大脑中，上述部位的灰质（由神经元组成）以及白质（由连接神经元的轴突组成）通常体积更大。研究显示，与其他人相比，在歌唱家以及演奏家大脑中，一簇称为弓状束的白质体积更大；而弓状束的连接着分别用于制造声音及感知声音的额叶以及颞叶。

音乐家大脑的构造印证了神经科学开创者卡哈尔（Santiago Ramon y Cajal）在1904年写下的结论：“只要有意志，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重塑他/她的大脑^[6]。”而爵士音乐家的这种能力更强。一项2008年的神经科学研究显示，与单纯凭记忆或乐谱演奏音乐相比，爵士即兴演奏的训练对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有更强的影响，能激活大脑中感知运动以及语言区域^[7]。即兴演奏反映了一种自发的创造过程，而神经学家对这类过程的神经活动非常感兴趣。他们发现，即兴演奏时的大脑活动与做梦及冥想时的活动十分相似；在这个过程中，大脑关闭了负责中央功能的区域，进而抑制了人们自我观察的倾向。

马蒂诺从没在核磁共振成像机中演奏吉他。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作为一个有超出50年即兴演奏经验的爵士乐手，他的神经可塑性一定优于常人。迪福在2014年的报告《爵士即兴、创造力和大脑可塑性》中写道，马蒂诺大脑中负责语言以及音乐加工的区域可能不再局限于左半球，而是转移至更加广泛的脑区，包括枕叶内侧负责视觉加工的区域。迪福甚至提出，马蒂诺的“爵士即兴经验（甚至在动脉畸形出血之前）促进了他的大脑重构，起到了恢复认知功能的作用”。换句话说，马蒂诺的音乐训练拯救了他的生命^[8]。

这个推测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不可思议。一篇发表于《神经心理学综述》（Neuropsychology Review）上的综述总结了包括马蒂诺在内的35个音乐家，提出“音乐训练能改变音乐家的大脑，这种改变能对神经创伤后的认知功能恢复起到有利的影响。”

这篇综述的第一作者，就职于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员黛安娜·欧米基（Diana Omigie）解释道，与其他人相比，音乐家们大脑中的运动、听觉区域体积更大的灰质就像是一处“大脑保护区”，这些区域反过来能够“帮助音乐家们重新学习或恢复此前的音乐功能”。她补充道，音乐训练“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第二种策略”，在负责原始策略的脑区遭受损伤后，这些替代策略便发挥了作用。欧米基说道，“帕特·马蒂诺之所以能够重拾自己的音乐能力，或许就是因为他重新找到了这类暂时休眠的替代策略。”

这或许表明了马蒂诺的大脑在损伤发生前已经进行了自我重建，这成为了他应对损伤的保护伞。欧米基谈到，“在我们的综述中提到了，遭受早期大脑损伤、大脑畸形或脑肿瘤的音乐家，更可能恢复认知功能。与之相比，因遭受脑卒中而突然导致大部分脑组织无法发挥作用的音乐家，无法很好地恢复大脑功能。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前者的发展时程较长，因此，大脑有更多的时间进行重构，音乐功能可能由损伤区域转移至其他的大脑区域。”

许多神经科学家认为，音乐家异常大脑所表现出的可塑性或许是他们音乐创作的灵感源头。“虽然我们依旧不清楚创造性的神经基础，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马蒂诺缓慢恶化的动静脉畸形，可能导致其枕叶所负责的一部分功能转移到其他的大脑区域，”著有《怀疑论者的大脑指南：神经科学能告诉我们些什么？》的神经学家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表示。“起初，马蒂诺的替代环路或许正是他作为吉他手的音乐灵感所在，而随后也让他得以在颞叶切除手术后得到超乎常人的恢复状态。”

为了拍摄《马蒂诺的精神错乱》，神经科学家欧米基和布罗克斯与马蒂诺共处了数月之久。他们坚信，尽管大脑的修复机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马蒂诺的康复离不开他本身的努力及决心。“相信我，他的康复水平是无与伦比的。”布罗克斯说道。

与马蒂诺的访谈非常有趣。他的回答中有一种镇定自若的禅意，这像他演奏中的独奏一样，透出一种经过刻苦训练后表现出的柔和智慧。在《此地此刻！》中，他把自己手术后的长达19年的痊愈过程比做一种“更高层面的净化”。

在《马蒂诺的精神错乱》的第二幕中，马蒂诺看向自己的脑成像图。他盯着自己大脑中漆黑的空洞——那一处是他被移除的左侧颞叶。“我觉得这块空洞中曾经住着我的失落、他人的评价以及指责。它们曾让我的人生如此艰难。”他说道，“这些东西也在手术中一并移除了。我可以很坦诚地告诉你，这不是什么坏事。”

摄制组随后问道，他的演奏生涯在手术前后有何不同。马蒂诺回答：“在这场神经手术之前，我的事业充斥着爬上更高阶梯、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我渴望制作出一张满分专辑，我无法面对音乐人的两星评价。而手术之后，这些欲望对我而言不再具有意义。我开始着眼现实，关注当下的感受，尝试享受每一个时刻。我开始关心与我一同工作的演奏者，关心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分享的情绪与感受。这些事情比我的成绩更加重要。如今，我享受我全部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评价与成就。”

马蒂诺记忆中的空洞或许将伴随他的一生。记忆专家纳达尔谈道，马蒂诺的告解在失忆失常人群中并不罕见。许多患者在遭受大脑损伤后会面临失忆的困扰，失去回忆过去或畅想未来的能力。他们因而转向重视当下的感受。而今天的马蒂诺也不再在意这类临床诊断。

“创作过程能够带来的最重要、最真实的收获是愉悦感。”马蒂诺说道，“这种愉悦感人人都能看到。人们看到的不再是囿于创造的工匠，而是为存在本身而感到愉悦的人。”马蒂诺说，如今，他在演奏时已经无法再感受到手中的吉他。即兴演奏变得更像是一场灵修。“大脑的有趣之处在于，”他表示，“它是运输工具，但它不属于旅途的终点。大脑能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但它终究不是你自己。”

参考文献

1.Galarza, M., et al. Jazz, guitar, and neurosurgery: The Pat Martino case report. World Neurosurgery 81, 651.E1-651.E7 (2014).

2.Duffau, H. Jazz improvisation, creativity, and brain plasticity. World Neurosurgery 81, 508-510 (2014).

3.Knox, I. Martino Unstrung: A Brain Mystery Sixteen Films, London (2008).

4.Martino, P., with Milkowski, B. Here and Now! The Autobiography of Pat Martino Backbeat Books, Montclair, NJ (2011).

5.James, W.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NY (1890).

6.Cajal, S.R.y., et al. Texture of the Nervous System of Man and Vertebrates Springer, New York, NY (2002).

7.Limb, C.J. & Braun, A.R. Neural substrates of spontaneous musical performance: an FMRI study of jazz improvisation. PLoS One 3, e1679 (2008).

8.Tomaino, C.M. Creativity and improvisation as therapeutic tools within music therap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303, 84-86 (2013).

9.Omigie, D. & Samson, S. A protective effect of musical expertise on cognitive outcome following brain damage? Neuropsychology Review 24, 445-460 (2014).

作者：Brian Gallagher | 封面：Kingsley

译者：Xhaiden、山鸡；校对：阿莫東森；编辑：山鸡

原文：https://nautil.us/issue/20/creativity/brain-damage-saved-his-music

音乐不只是声音的序列，更是内部主观性以声音这种形式进行的有序表达。通过统筹节奏，和弦与旋律，音乐承载了我们的思绪波动，并以此指导我们的行动。

每种已知的人类文化都拥有独特、带有节奏感的音乐。音乐组织时间，活跃人的身体，让人群在舞蹈、做音乐、工作时腾挪于时间。^[1]和其他人协调配合动作可以带来纯粹的快乐，而音乐的律动（pulse）就是达成此事的一种方式。及时感知音乐的律动并随着节奏舞动我们身体的能力看似简单，但其下暗藏的复杂性不仅让音乐家着迷，还引来各类科学家的关注。这其中潜在的神经机制惊人地复杂，为揭示大脑如何塑造着我们的现实并连接感知与运动提供了新视角。溯流追源，本文整理这一机制几种可能的演化学源头。

那么，节拍是何时出现，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的世界四处可见重复的规律；日落月出，昼去夜来，这些律动与生命相伴相生。跟踪和预测节律，如白天或黑夜的到来，对生物有适应的好处。而纵观自然界，将自身节律与昼夜周期同步十分常见。大多生物体会产生自己特有的节律，如运动系统、呼吸和心跳的节律。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振荡和同步，这种将运动输出与听觉输入同步的能力（比如人在跳舞、表演、或随音乐用脚打拍子）在其他动物中是极为罕见的。菲奇（W. Tecumseh Fitch）称这种现象为“节奏的悖论”。^[2]

这里的罕见体现在至少两个层面上：首先是基本且常被注意到的——我们有神经连接使得听觉系统和运动系统相关联，然而这种对同步至关重要的连接似乎不存在于大多数动物中。这一连接赋予我们感觉运动同步（Sensory Motor Synchronization, SMS）的能力。但这不能完全解释人类所具备的带有节奏性能力。据认为，听觉系统与运动系统是双向影响的，这种理论为解释内部的节奏感知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也就是内在的节拍不仅影响我们对节奏的回应，还影响我们主动感知节奏的方式。^[3] 我们认为这是人类节奏能力的第二个关键成因，称之为丰富节拍的感知和同步（rich Beat Percep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rich BPS）。两者不同于后一种能力可能包含更多步骤。它们之间的区别在文献中并不总是很清楚，而且大多数做比较和演化研究的都集中在基本的感觉同步上，而据我们所知，丰富节拍的感知和同步的存在尚未在其他动物中找到证据。

这篇文章中，我们将着重于一个更深层次的起源问题：有哪些成因使我们祖先演化出了这些能力？将声音和运动联系起来是否因为它对我们的祖先具有生存价值从而演化而来？它是我们具有复杂情感和社交的大脑的副产品，还是一种能够带来愉悦甚至推动我们的思维发展的技术发明呢？ 

我们不能轻易下定论。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最早的乐器骨笛可以追溯到40000年前，这表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已经开始演奏调性音乐（tonal music）。^[4]尽管如此，在研究音乐节律起源的理论时，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可供借鉴。它们包括在人类和其他动物身上进行的行为和神经科学研究——用以了解动物们有哪些及为什么会与我们有着相近的节律行为；文化间的对比研究——通过剥离我们的技术和文化发展，从而瞥见音乐和舞蹈如何在过去的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

首先，我们要解释的是什么？这里我们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些内容对于打击乐手或许是熟识的基础知识，只是用词略有不同）。归根结底，声音的节奏模式存在于外部世界本身，而节拍则完全是我们大脑内部的产物。我们的大脑能够找到声能时间模式的规律并进行预测。这些预测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感知和行动。也就是说，我们感受到的音乐和节奏是我们的大脑与外部声音互动的产物。我们的感受取决于感受者而不是外部信号本身。类似地，不同频率的光是因为经过眼睛和大脑的处理才成为颜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与蜜蜂看到的颜色很不一样。节奏也一样，它的周期性取决于我们的感受。因此，关于节奏的认知科学研究都专注于从我们内部运行机制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预测能力。

节拍感知

众所周知，对于人类来说，当时间模式稍微具有一些不严格的时间特性，如有音符的持续时间成简单比例，或者有某种程度的周期性或重复，就能引发我们的律动（pulse）。律动让我们拥有一种特殊的时间感知——节拍感知。^[5]这种对周期性输入或律动的连续感知是人类节奏体验的节奏核心方法。

律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我们对外部声音的处理过程中相对于我们的内在律动感知进行加工。面对一个听觉上相同的声调，我们感知上可以完全不同。内在律动让它们有不同的感知特征和不同的表现实现。节拍相关的感知也帮助记忆这些模式。这么看来，节拍不是全由声音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我们控制的。当我们听到高度切分音的旋律，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并且随着音乐律动用脚打拍子。尽管音乐有复杂的顺序和音符持续时间，很多可能一开始没有“在节拍上”。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用内部律动创造出高度切分节奏。当一组表演者共享一个内部律动的时候，他们可以协调他们感知和创造的节奏。

下面我们将梳理和展示一系列越发复杂的特征，它们组成了丰富节拍的感知与同步。我们将它们和感觉运动同步（SMS, Sensorimotor Synchronization）区分开，并记录哪些特征在非人动物中有所展现。

基础感觉运动同步

对节奏感知和创造的现代科学研究已发展超过一个世纪。^[6]我们至今大部分工作的最基础方向和正统范式就是和等时声音的一拍一次的感觉运动同步，即每听到一声就动一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即使没有受过专门的音乐训练，在匹配动作（通常是手指打拍子）和节拍器的平均节拍时，都能达到只有百分之几的误差的卓越表现。有两个观察指出了内在律动的存在。首先，同步并不是一个反应过程，而是一个预测和提前行动的过程。同步动作往往在节拍器的节拍之前发生。此外，一开始与节拍器同步的动作在节拍器被拿走之后还能继续。

甚至简单地和他人同步也带有很强的情感和社会元素。同步是亲社会的，也就是说，同步的搭档会对彼此产生正面的倾向。小朋友更可能去帮助一个和他们产生同步的大人。^[7]基础同步的能力基本上在四岁被发展出来。^[8]在这之前。小朋友可能会对音乐有动作反应，但是不会同步。^{[9, 10]}

基础同步的动物证据

大部分对于基础形式的一拍一次的感觉动作同步研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比实验上，并且已经在一些动物中发现，包括可以“同步合唱”（synchronous choruses）的一些品种的昆虫和青蛙。^[11]对比试验的结果发展出了几种对于集体同步的起源解释，因为同步合唱的优势是可以增加空间上呼叫的范围，为了吸引配偶或者防御入侵，所谓的“灯塔效应”。^[12]反之，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只表现出基础同步的有限的一些方面。

训练后的恒河猴可以匹配声音和视觉节拍器的节拍，但是没法和测试片段同步，打出的节拍永远在节拍器之后。这与人类的可以做到的和节拍器同时同时甚至在节拍器之前打节拍形成了差异。这个结果显示，尽管恒河猴能够按照规律性做出一些预测，他们对于有时间规律的声音的反应时间比起对随机的声音的要短^[13]（作为参考，虎皮鹦鹉如果使用相似的训练方法被训练也会有相似的结果），但他们并没有和达到人类一个水平的预测。^[14]大猩猩可以被训练交替用键盘上的按键打节拍，但是他们的自发的打节拍较弱地受到节拍器的影响，只有对于他们一开始的自发打节拍节奏接近的有反应。^[15]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被训练到会同步。对照实验的结果启示了一些理论，比如声乐学习假设（接下来讨论）还有“逐步音动演化假设”（gradual audiomotor evolution hypothesis），该假设认为我们的灵长类亲戚的感觉动作同步尚处于演化的初步阶段（相对人类而言）。^[16]

节拍和分拍

和动物相比，人类在基础感觉运动同步上就有可观的灵活性：1）人们可以与一个广泛范围中的节拍同步，大概在30 bpm到300 bpm之间，^[17]还可以预测性地跟随节拍变化。2）人类普遍可以改变同步的模式，从跟随节拍器的一拍做一个动作到随着一拍分成的小节拍做动作或者一拍做多个动作（打节拍）。比如说，两次一拍，或者每两拍打一次（我们称之为m:n同步）。二分法的分拍或者一拍多动作通常对非音乐背景的人来说也不难，^[18]但我们的系统还完成更复杂的分拍，如复合节奏（polyrhythm）。^[19]让输入输出之间存在一些机械上的距离。在这个距离中律动被选择和调整，使得输入不需要完全取决于输出。

复杂的时间模式，等级结构

第二个角度涉及到可以被表征和产出的输入输出模式的复杂度。与复杂的多部分音乐同步是表征的一个例子，而按照节拍音轨打出复杂的鼓点则是产出的一个例子。当然，复杂音乐伴随着复杂的动作，这是最常见的配置。但是，重要的是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内部律动的存在。基础的声音感知做的处理包括声音分组，区分不同的声源，测量时间的频率。这样基本的处理在动物和人类新生儿中就普遍存在，^[20]所以本身不是感觉运动同步的必要特征，而更像是一个提供了更多可以同步的声音呈现，使感觉运动同步拥有更丰富的附加功能。^[21]

一个全面的呈等级结构的，具有韵律的节拍系统（体系）可能更进一步地需要人类的大脑处理语言的核心区域。假设认为这个区域更普遍的功能是设置了动作的嵌套等级结构，^[22]同时也需要运动系统复杂性的关联发展。^[23]对于动物来说，在多个时间尺度上和现实中的音乐同步的这个能力目前只在美冠鹦鹉^[24]，鹦鹉^[25]，和加利福尼亚海狮^[26]中发现。其中至今只有美冠鹦鹉可以呈现有等级结构的动作模式——随着不同的韵律等级移动身体的不同部位（头，鸟嘴，脚），像人类跳舞一样。^[27]

主动感知

第三个方面，我们认为对更全面的丰富节拍感知与同步有关的一系列行为至关重要，就是运动律动对声音感知的影响。负责运动准备的脑区的神经元会在大脑感知强节奏律动时被激活，有时甚至在动作缺失的时候也会激活，这一发现佐证了听觉和运动的模糊边界，^[28]并意味着这个脑区对内在律动产生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对于一个模糊旋律的多种韵律诠释，我们发现律动可以影响声音反应。^[29]我们提出了作为听觉预测的动作模拟（Action Stimulation for Auditory Prediction）这一假设来正式地形容这个观点。也就是动作系统对感知有因果关系，通过声音和动作律动的在顶叶皮层的互相转化。人类会有这一能力的原因就是在神经网络中存在活跃的双向连接。^[30]律动对声音感知的主动的影响至今没有在其他任何动物中发现，尽管被测试的只有几个物种。^[31]

人类专家和训练

尽管前文所述的所有机制都是人类所共有，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受隐性经验或训练的影响，这些能力的效能也会不同。比如说，对大多数非专业音乐人士，要让自己和一个节拍器、简单的分拍、简单且很有节奏的模式分别进行同步都很简单，而和更切分的模式同步要更为困难。^[32]同样的，更复杂的m拍n个的多旋律的同步比例通常需要额外的学习才能掌握。通过主动感知，我们的内在律动影响我们听到的旋律。这种主动感知在我们听其他文化的，不熟悉的旋律时通常会受到挑战。只有通过经验的积累，我们才能开始理解那个音乐本意的律动结构。^[33]很多初次尝试萨尔萨舞或西非舞蹈的舞者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主动使用身体来学习如何倾听律动。音乐的才能诠释人类建立、维持以及确定一个内在律动感觉的能力，甚至在那些有着复杂、流动时间关系的视听输入，主要的律动并非直接被表达和强调。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会进入其他层次的讨论，例如短期和长期记忆的参与，又如嵌套的旋律模式中的句法结构，以及关于旋律的感知与创造。值得注意的是，往往是这些方面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音乐，因此在人类音乐律动的演化起源中，它们最经常被直接讨论。

节拍感知与同步的起源

关于节律感知与整合的起源，适应论和非适应论的观点已拉扯许久。想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的音乐行为是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得到了进化（演变）。整合节奏的能力是否为我们的祖先赋予了一些健康或生存优势，使那些具有感知节奏技能的个体能够更好地生存，并将他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另一方面，如果节拍感知与同步不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那么它会是一种源自其他适应却被我们用于感知声音的副产品么？

非适应论观点

最著名的非适应观点非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的“听觉的奶酪蛋糕”理论 （1999）^[34]莫属。他认为音乐和节律是人类的一种技术革新，是为了刺激现有的听觉敏感性（对声音情感、语言、听觉场景分析等），就像发明芝士蛋糕是为了刺激我们对高脂肪和高糖食物的渴望。在这种观点下，音乐是一种毫无生物效用的奇技淫巧，感知节律是通过借用我们处理语言和其他听觉信息的神经环路实现的。但平克的观点因过于根植于现代西方世界人与音乐的关系而受到批评。在这种关系中，人们主要听取录制好的音乐。诚然，禁止一个人从iTunes，Spotify，或其他媒体接触音乐对个人的生存没有影响。然而考虑到音乐普遍用于激励和情绪调节，这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福祉以及在世俗事务和繁衍上的成功。而且在留声机出现之前的世界里，亦或在那些音乐和舞蹈表演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文化中，音乐只是快感技术的观点更不站得住脚了。

认知心理学家帕特尔（Aniruddh D. Patel）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35]。他认为尽管音乐是非适应性的，音乐对个体生存有显著影响。在帕特尔看来，音乐不仅仅是一种快感技术，而是一种“思维变革技术”，它对注意力和语言等更普遍的认知功能产生影响，并通过利用现有的奖励机制来引发情绪，例如奖励正确的时间预测。音乐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人类文化中的普遍性可以用人类对火的控制来解释。

*译者注

对火的操控技术可见于每种人类文化中。火提供了人类普遍重视的东西，包括烹饪食物、保暖和提供光源;一旦一种文化习得了这种能力，魔盒就此打开（there’s no going back），变革技术为人类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音乐也是如此，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以及身份认同的形成。（Patel, 2008）

关于节奏，帕特尔的“发音学习假说”解释了节拍感知与同步的出现是一个副产品，为了适应发音学习而出现；我们需要节拍感知与同步在听觉和运动系统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从而能模拟身随音动的调谐。^[36]帕特尔认为，如果有种回路能够延伸到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声带肌肉组织，那么它就可能成为节拍感知与同步的基础。该假说预测只有能学习发音的物种（包括鹦鹉和海豚）应该有节拍感知与同步的能力。这排除了其他不学习发音的灵长类动物。

这个假设最初被证实，因为发现了第一种能与音乐节拍同步的非人类动物，一只名叫雪球的葵花鹦鹉*。雪球能不时地将头部的摆动与不同节拍的音乐同步，展示了从音乐中提取脉冲、并结合进运动的能力。^[37]随后的证据来自一项对公共视频的调查，这项调查显示，为数不多能与音乐同步的动物有凤头鹦鹉、鹦鹉和大象，它们都是发音学习者。^[38]而相对来说，非人灵长类动物无法做到这样的同步，这同样符合假说。加利福尼亚的一只海狮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同步能力，但这种动物不是已知的发音学习者^[39]，这可能与发音学习假说相矛盾；不过，由于海狮和属于已知发音学习者的海象、斑海豹有着密切的关系，矛盾是否存在还有争议。

*译者注

若想一睹雪球芳容，请移步油管BirdLoversOnly https://youtu.be/cJOZp2ZftCw

Bilibili 【葵花鳳頭鸚鵡「雪球」的舞技可能比你強！《國家地理》雜誌-哔哩哔哩】 https://b23.tv/2wUmXWJ

非适应性观点只占少数，这或许出乎意料。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小规模文化中音乐的使用现象；小规模文化主要在仪式中使用音乐，如果音乐的发明是为了认知益处，那这似乎是一种相当迂回的认知转变方式。除此之外，不持非适应性观点的思想家似乎不论如何都无法抗拒这样一种观念，即音乐必须是一种适应，具有明显的生存或繁殖优势，因为音乐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因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音乐是人类所独有的，它的某些方面似乎是人与生俱来，而且与情感和团体紧密相连。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解释。

演化的简史

达尔文把自然选择定义为“变异有用即保留”这一原则。^[41]在这里，“有用”指的是一种性状（trait）的变异可以延长个体存活的时间为繁衍后代创造机会。这一概念的背景是个体之间存在着自然发生的变异，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生存竞争ーー由于种群的几何增长，许多个体将无法生存。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在当前环境中生存相一致的性状将在种群中变得更加丰富。（“自然选择”用“自然”对比诸如人工培育的“人工”。）那些适应生存的性状通常被称为适应性变化（adaptations），并被认为是由环境选择的，不过，这两个术语过于含有主动意味而不大能准确描绘演化的现象，我们应该在抛开词中通常意义上的能动性和目标导向的含义来理解它们。这个简单原则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放大性状（只要这些性状可以被遗传）。

达尔文接下来将性别选择定义为一种“不那么严格”的选择形式，不是根据生死，而是个体获得配偶的机会。雄性和雌性的性别选择性状往往不同，包括那些涉及性别直接竞争的性状（例如雄鹿角的大小）和涉及吸引异性的性状（例如孔雀的羽毛）。两种额外的选择形式经常被讨论，但是没有定论：一种是亲属选择，这解释那些以个体的利益为代价让亲属获益的性状；还有团体选择，这解释那些让大团体带来获益但可能不直接帮助个体的性状。团体选择很有争议，因为它认为团体是选择、突变和繁衍的单位（即，团体产生新的团体）。不过本文将回避这个有趣的论点。

我（J. Iversen）认为性状是可以在多种尺度上产生影响：人类个体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团体相连，因此可能有一部分性状可以提高个体在团体中的能力；如果这些性状对其所有者的适应能力总体上是积极的，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到头来人不过是能够繁殖和提供变异的个体。事实上，达尔文指出，在自然选择的背景下，“在社会动物中，[自然选择]将调整每个个体的结构，以利于社会；如果每个个体能从这些有选择的变化中获利的话。”^[42]这一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节奏的社会属性来说，就足够了。

个体适应性理论

性别选择论

达尔文早先便预见了平克的怀疑，对此他回应：“就人类的日常生活习惯而言，创造乐符的能力和乐趣都不与一个人的正常生活有直接联系，因此创造音乐的能力必定是一个个体所具备能力中最神秘的能力之一。”借鸟类的歌唱，他认为音乐在我们祖先的求偶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文化的发展消除了两性之间的差异。米勒重申了这样的观点：音乐是一只聪明的群居类人猿通过复杂的声音表演而跌跌撞撞进入不可控的性别选择进化时产生的。音乐之于人就同达尔文理论中的孔雀尾巴之于孔雀。”就此米勒有趣地运用了一个比喻——摇滚小子们性生活丰富，但他们的寿命并不比一般人长（这么看，音乐对生存或许没有好处）。在生育控制出现之前他就推断这类强力手段将增强繁衍成功率。音乐表演成了伴侣质量的一个指标（但在演化中受限于“先前就存在的知觉与认知偏好”）。高超的音乐知识和记忆体现着耐力、身体协调能力和创造力（爱好新奇事物的物种尤其在意这个）。

反对性别选择理论的人认为这一说法太过严格，毕竟事实是两性都有音乐天赋（而大多数性别选择的性状只在一个性别中出现）。这不是大问题，因为如上所述这种差异可能在历史中被消除，又或者配偶选择是双向的。在许多小型社会中，性别选择理论不能解释音乐在团体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性别选择支持者倾向于追溯到音乐更多是单独活动的时代，这似乎是说法的主要缺陷。不过这个反对意见也不中要害，因为谁不同意音乐和舞蹈能以亲密的方式把我们介绍给一个人，创造吸引力，不论是在独自一人还是在团体之中？对于社会性动物来说，吸引力的一部分很可能是在一个团体中脱颖而出的能力，同时表现出与团体中其他人合作的能力。与一对一的交流相比，团体音乐制作可以成为在更大的团体中寻找配偶的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自然选择论：为适应生存

罗德勒（Juan Roederer）^[45]认为音乐是一种声-情感模式感知训练工具，可以在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中提高婴儿大脑的复杂听觉模式感知，以适应语言和情感关系所需。缺乏这一必要能力的母亲和孩子在社会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观点并没有明确地涉及节奏或同步，但解释包含情感元素的音乐或能通过平衡和同步情绪来维持团体凝聚力。这种观点与帕特尔的思想变革技术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基于两足运动的理论

一些理论认为两足行走的特殊发展是节奏同步现象出现的原因。两足行走有许多生存优势，包括释放手和手臂以完成支撑身体以外的任务。与四足动物的运动不同，两足动物最高效的步态是等时的，有严格的左右交替。^[47]因此，所有人类都永远能发出和听到等时节奏，并且能平稳地调节节奏。这可以解释同步的运动基质，也可以解释人类对步行节奏同步的偏好。不过，这并不能立即解释为何我们把运动和声音同步的现象。

里格尔（Mark Riggle）^[48]的解释是同步的产生是奖励前庭和听觉的周期性输入的系统的副产品。这个奖励系统激励婴儿开始行走，奖励他们走出稳定的步态。拉尔森（Matz Larsson）^[49]认为，双足运动为团体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的步行和跑步步态相匹配，以减少不同步的脚步所造成的连续听觉掩蔽。步态同步能留出安静的时间窗口，这样其他重要的捕食者和猎物的声音可以被听到。步态同步允许潜行，掩蔽团体，使团体更加隐秘地移动，这是生存优势。

基于照顾婴儿的理论

两足行走同样带来了劣势，骨盆的限制使得人类发展出了更小的产道，让尚处于早期发育阶段的婴儿无法自理。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yake）^[50]提出，为确保双足母亲们能给予她们未成熟的婴儿所需要的长期照顾，一个鼓励机制得以演化，这种演化上的选择压力产生了一种结构化的有节奏的情感纽带。而这种纽带的建立要求个体能够预测他人的行动时机，并与之产生联系。这个最初的假设解释了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音乐性互动的持续使用，并且例证了一个更宏大的整体起源假说。嵌入在仪式和模仿的多模态框架中的节奏同步是整合情感、社会性和节奏的整体机制中的一部分。

团体适应性理论

节奏，社会群体的协调者和标识物

音乐通常是团体活动。布朗（Steven Brown）^[51]认为，音乐的核心特征，如鼓励群体对一时间结构的同步，是实现这一点的有效方式。在小规模的文化中，音乐的共同参与使用强化了这种音乐中心使用的概念。因此，那就不意外了——许多关于音乐的进化论者都强调音乐能够创造有凝聚力的团体，有些人甚至认为音乐能够协调一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关键里程碑，^[52]它使早期的人类能够形成更大的团体，利用共同协调的力量来缓解不可避免的社会紧张，避免早期的团体分裂。^[53]

与音乐服务于团体这一观点并行的理论是音乐可以体现团体的质量，因为团体的合声大代表食物充裕，吸引雌性。默克（Bjorn Merker）^[54]认为等时性群同步的出现是从黑猩猩“狂欢表演”的行为而来，这是在寻找果树时一种喧闹的团体狂欢。他认为，如果黑猩猩和人类的某个共同祖先能使发声同步化，那么总和起来的团体合唱就能向迁徙中的雌性更广泛地宣传自己食物充裕，吸引她们加入。这种“灯塔效应”也被用于解释其他物种的团体合声。他进一步假设，由于呼吸、发声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这种合声的速度可能与现代人能同步的步行速度差不多。^[55]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灵长类动物的“鼓声”表演仅仅是个体发出的声音，通常以生物物理学上最快的频率发出（会让人想到一只圈养动物摇动笼门的样子），因此同步能力不太可能是以此发展而来的。

哈根（E. H. Hagen）和布莱恩特（G. A. Bryant）^[56]认为，音乐是人类社会组织更高层次的核心：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情况下，音乐能凝聚团体。他们认为，音乐和舞蹈既是一个团体的标识，又是一个可靠的团体质量指标，能帮助一个团体与其他团体形成互利的联盟，从而支持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音乐和舞蹈表演的准备时间要比表演时间长得多，因此一个短小的表演可以即时、可信地传达团体的稳定性和协调行动能力。只有那些有足够时间和传统的团体才能准备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展览。这个说法也解释了为什么有良好音乐性和鉴赏能力的人类将更好地传达一个群体的质量。这个论点与性别选择假说非常相似，只是基于团体。这种说法使用令人信服的人种学证据解释音乐和舞蹈在争取其他团体结盟上的作用，但似乎与大脑变革技术 （TTM,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of the mind）等非适应性说法同样吻合，认为生物适应性在演化中被基于先前能力而产生的文化创新取代了。

此后的方向

我们已经尽可能广地列出能解释人类以节拍感受节奏的假说。这些假说尽管显然不完整，但都十分迷人。每一个似乎都有不少于一次论证上的跳跃，并且大多数只专注于可获得的部分证据。我们得出一个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的结论，即所有假说都或多或少有正确之处：音乐和丰富节奏的感知与同步是许多单独成分的复合体，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描述简化了这一点。

每一种说法，甚至是非适应性说法，都假定音乐的功能方面是演化而来的，但对于是什么选择性压力在做选择意见不一。除了音乐的适应方面之外，人类显然还发明各式各样的传统音乐和舞蹈作品用作他途。解释人类的丰富节奏感知与同步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概念框架仍需完善，这些组成部分的神经机制也尚待发现。这里非常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想法。

最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解释对丰富节奏的感知与同步如何演变的理论，并确定这一现象的各部分是可分离且各有各的演化目的，还是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当然还有许多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如果团体性音乐活动能带来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这一现象没有在演化上出现得更频繁？是因为连接听觉和运动系统所需的神经变化很难进化，还是因为其他物种缺乏社会环境和必要的先决条件，使得这种联系具有任何价值？我们希望读者进一步阅读，并与我们一起探讨。

作者：John R Iversen; 译者：苏木弯、yy; 校对：汉那; 编辑：eggriel

6月18日，我报道了音乐学家扎卡里·瓦尔马克（Zachary Wallmark）设计指导的一项开创性研究，该研究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了共情能力强者使用脑部社交认知回路来处理音乐。瓦尔马克目前是南卫理公会大学Meadows艺术学院副教授，并担任该校MuSci实验室主任，此实验室跨学科研究团队致力于音乐实证研究。

瓦尔马克在2014年拿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在赫伯·阿尔珀特音乐学院读研期间，他曾参与马可·亚科波尼实验室 （Marco Iacoboni Lab）的一项大脑研究协作项目，该项目使用fMRI来研究在音乐为介导的共情体验中，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产生的运动具身（motor embodiment）有何作用。

瓦尔马克、德布里克（Deblieck）和亚科波尼今年共同署名的最新论文题为《听音乐时特质共情的神经生理学作用》，这是扎卡里当年毕业作品的延续产物，也于今年4月6日刊登在了《行为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期刊上。

就这份新发表的研究，我和扎卡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其间他还建议我联系这份论文的主要作者——名声赫赫的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向他获取一些新动态，了解“音乐-共情关联”研究中的fMRI最新发现如何能与马可开展的“镜像”与镜像神经元研究相契合。

马可·亚科波尼著有《天生爱学样：发现镜像神经元》（台版翻译）（Mirroring People: The Science of Empathy and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一书。他是塞梅尔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 。在其实验室网站上的个人介绍里，亚科波尼直言不讳地写道：

“说实话，我压根儿不关心什么大脑。我关心的是人类的灵魂。但我碰巧相信灵魂就在心智之中，而心智则是大脑通过分别与身体、环境相互作用之后具象化的功能性过程，所以我才研究人类大脑。我一直对我们如何将感知和行为统一起来颇感兴趣。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这么做，也因为我想不出有哪一种健全生活不需要我们整合感知与行为的能力。”

针对我提出的一些关于神经科学的问题，马可回了封邮件，并在结尾问道：“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能在大约38个小时内成功游完7.2英里，接着骑行336英里（！），最后还能一路不停歇跑完78.6英里的。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已经算很健康了！”

我在回信里说道：“我很乐意从 ‘超验’角度和本质角度来谈谈我是怎么能连续跑步、骑车、游泳达38小时以上的。有很多值得探究分析的！另外，我刚读到你说你‘对灵魂比对大脑更感兴趣’。我已故的父亲理查德·伯格兰（Richard Bergland）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曾写过《心智的结构》（The Fabric of Mind）一书。他对灵魂的兴趣也是比对人脑的兴趣大得多。如果我父亲还在世，我很想变成一只墙上的苍蝇偷听你俩的讨论。”

我（伯格兰）有幸和马可·亚科波尼进行了一对一深入的电话交流，代替了那场永远无法偷听到的对话。以下是我们的问答回顾。

伯格兰：马可，过去二十年里，你一直是镜像神经元fMRI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先驱。在你的代表性论文《模仿、共情和镜像神经元》（Imitation, Empathy, and Mirror Neurons）中你写道：“神经科学研究已经揭示了处于单细胞和神经系统层面的镜像生理机制，这也能支持认知和社会心理学架构。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些神经机制？它们的适应性优势又是什么？神经镜像解决了‘他心问题’（ problem of other minds）（我们如何进入并理解他人心智），也使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成为可能，从而促进社会行为。”

你最近和瓦尔马克、德布里克的论文，是否能以一些独特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镜像神经元如何以及为何成为一种适应性优势呢？

马可：在我看来，与扎克里的合作是我们实验室近期为扩大镜像研究而做的更大工作里的一部分。你所引用的主要集中于我们最初设定的镜像框架：在两人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镜像使这种互动变得轻松自如又顺畅。对了，我们最初的研究就跟最近与扎克里合作的有所关联。早在2004年，我们发表的大脑成像研究就表明，当你听我讲话时，你的言语运动区会被激活，就好像你在内心模仿我的声音和我所说的话。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当你听别人说话时，这种运动言语激活对你自己处理言语的能力来说是否必不可少？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用脑部刺激检验了这一假设。你可以通过非侵入性脑部刺激，激发或抑制大脑区域而后观察行为的变化。这些研究能提供有关大脑和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信息。而先前那个关键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言语聆听期间，以运动言语区为目标，短暂干扰其活动，将会引起短暂的言语感知缺陷。

言语镜像是我们称为“具身模拟”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我们在大脑中使用身体表征来模拟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并通过这样做来理解他人行为。而用嘴和声音，你还可以唱歌，甚至模仿乐器声音。所以，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我们是否利用大脑内部发声中心来镜像模拟我们听到的声音？扎克里最近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设，当被试只是在听音调时，口腔运动区也会被激活。这告诉了我们镜像范围远远超出“面对面”的场景，我们可能在各种复杂的感知和决策中使用镜像以及它与其他大脑活动过程的相互作用。

我们现在扩展镜像研究工作的途径就是通过调查更复杂的社会决策形式，并测试镜像是否与之相关。最近，我们发表的一项结合脑成像与经济游戏的研究显示，镜像可以预测慷慨程度。也就是说，你的镜像能力越强，你就越慷慨。如果你认为镜像能让你感觉自己就是另一个人的话，这就很容易理解。研究还表明，我们可以通过脑部刺激来调节这种慷慨程度，使人们变得更加大方。

顺带说一句，在之前一项针对同一片大脑区域进行脑部刺激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我们能让人们对不属于自己社会群体的人少些偏见。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成果甚至显示，镜像可以预测人们在非常棘手的道德困境中做出何种决策。由此可见，近期这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十年前我在论文里提到的镜像神经元适应性优势似乎涵盖了极度复杂的人类行为方式和决策形式。

伯格兰：你与瓦尔马克等人最新合著的论文中有一节叫“音乐与共情”，开头写道：“共情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充满艺术特性。现代共情概念之父、德国哲学家西奥多·利普斯（Theodor Lipps）（1907），最早就是为了解释审美体验而提出了‘Einfühlung’（德语，‘进入感受’），即共情这个概念。当代心理学学说援引镜像神经元作为可能支持利普斯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内在模仿’理论的基础。然而，在音乐实证研究中引入共情的心理模型尚处于起步阶段。”

你对音乐-共情关联的最新研究如何能从21世纪神经生理学角度推进利普斯的共情概念以及“进入感受”艺术品或音乐的体验？

马可：在我看来，利普斯所说的“进入感受”一件艺术品和我之前提到的“面对面”情况并没有太大不同，只不过现在面对面的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人与艺术品。你的共情能力当然会调节你理解所面对之人的能力强弱。然而，共情具有更复杂的形式，可以让你了解整个群体的处境。想想最近在美国边境被分离的墨西哥家庭，共情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并理解他们的处境，哪怕我们没有看见他们，哪怕那是一大群人。我们基本上会从情绪层面转向概念层面。

扎克里和我的这项研究表明，共情会调节我们对音乐的神经生理反应，这让我意识到利普斯的“进入感受”范围也应该被扩展。化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一句优美的表达，这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思考”。我和扎克里的这项研究有一重大发现，即便是我们对艺术和音乐最具智慧的理解与欣赏也是从镜像获得的，而我们的大脑最初需要通过这一镜像来计算推断，从而“进入感受”我们所感知到的艺术和音乐。

伯格兰：作为一名超耐力运动员，我总是会用一些特定的歌曲来创造一种目标心态，并根据环境或者比赛状况把自己“拨到”一个理想的情绪效价和情绪唤醒程度。有时，我会故意想要“捕捉”歌手在歌曲中表现出来的氛围，并将其转化为最佳的运动表现。其他时候，我会刻意把自己代入歌里的角色，即使这个角色并不是我想刻意模仿或成为的人。

举个例子，当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长跑时，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的歌《无人应受责备》（No One Is to Blame）在电台Top 40中播了又播，并出乎常人意料，成为了我的跑步圣歌，推动我跑得更快、更远、更艰难。

在这首唱着被排斥与自暴自弃，压抑又看似绝望的歌里，琼斯唱道：“你可以把脚浸入泳池，但你不能游泳。你可以感受到惩罚，但你不能犯罪。你可以建造一栋豪宅，但你不能住在里面。你是跑得最快的人，但你不许获胜。只有不安全感不会弄丢。你可以看到山顶，但你无法抵达。这是最后一块拼图，但你就是拼不上它。医生说你已痊愈，但你仍能感觉痛。愿景尚在云端，但你的希望已流失殆尽。”

虽然这首歌情绪低落，情绪效价又属于“悲伤”这一级，但它点燃了我胸中的火，给我动力去追求高难度的运动目标。我对歌中人物情绪迅速低沉发自内心感同身受，常常将自己代入他的境况。这样的好处是，想象他的绝望和无力战胜人生境遇给了我一种不论怎样都要避免成为歌里“那家伙”的信念。

《无人应受责备》中的主人公成为了我强大的“反英雄”榜样。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为了避免变成歌曲中的主角，我每一天都加倍卖力地跑步、骑车或者游泳。通过不模仿他，做与之相反的事，我变得更加勇敢，开始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推动自己达到了在旁人或我自己看来完全无法实现的各种运动“巅峰”。

还有个例子，在我为“恶水超马”训练，准备7月份跑上135英里穿越死亡谷时，我的助跑圣歌是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下面这段歌词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似乎在我的大脑中触发了某种神经生理反应：“先生，我不是男孩，我是一个男人。而且我相信应许之地。我用尽全力去过正确的生活，每天早晨起床，日日工作。有时我感到脆弱，只想原地爆炸…想拿把刀，把痛苦从心上切除。啊，沙漠上升起一团乌云。我收好了行李，准备直接冲进黑风暴。成为摧毁一切的龙卷风，所到之处片甲不留。”

在参加这场被有些人称为“世界上最艰难的步行竞赛”之前，我会想象自己在比赛期间可能会有因热衰竭而陷入崩溃的时候，然后提前做好应对这种逆境的准备，我会将困难浪漫化，用一种“放马过来吧”的态度，想象自己处在《应许之地》主角的位置上。通过将自己置身于由这首歌想象出的各种情景中，我变得更有勇气去面对不可避免的身体折磨，带着一种积极、乐观的冒险精神在120华氏度（48.9摄氏度）的高温下连续不断地跑完相当于5场马拉松的超级马拉松，通过了死亡谷。

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在听这些能激励自己的私人圣歌或者其他熟悉的歌曲时，我很难区分自己的镜像神经元到底在模仿“谁”或模仿“什么”，又在与哪个对象产生共情。

从你最近得到的fMRI神经影像中，是否能看出在听音乐时，某些特定的大脑区域或神经关联在不同类型的“具身认知”中被激活？

马可：我认为现在我们实际上正由先前讨论的内容进入一种反向计算。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原话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感受”。他当时谈论的是网球练习！通过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击球或击球动作模式，你能通过“感受”发展出一种能力，去做以惯常意识思维无法实现的事。通过镜像化那些歌曲，你将自己投射到一种能让你真切感受歌里那种情境的精神状态。感受它（哪怕是想象出来的）能使它变得不那么可怕，更容易达到，让你意识到你可以熬过这一切，最终挺过难关。

我们近期的镜像研究工作针对更为复杂的场景（正如我先前所描述的），研究重点正是努力弄清在这些场景中感觉和思考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目标是让理性和情感的差别完全消失。也要搞清楚感官输入和最终产生感知的内部处理之间相互作用的流动架构。

似乎当我想得越多，想法最近反而改变了不少。我曾把镜像视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把经典认知（传统上称为执行功能）视为自上而下的。我们在最近几篇论文中也使用了经典认知这个术语。现在我们手头的数据（尚未发表）和一个理论草图都表明镜像已然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现象，它不只是在反映我们所感知到的，更是在做预计，预测我们将感知的。我还在想，当我们最后彻彻底底理解了镜像时，我应该写一本关于它的书，书名就叫《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感受》！

回到神经关联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多个脑区包含镜像细胞。令人惊讶的是，这里面甚至包括内侧颞叶结构，我们知道这一结构对记忆和高水平感知都很重要。这个发现来自于我们几年前发表的关于人类单细胞记录的论文。这意味着记忆机制也存在于镜像过程。

当我看到你端着一杯咖啡时，我内侧颞叶的镜像机制检索到我自己端着一杯咖啡的记忆。从穆克梅尔（Mukamel）的同一篇论文里我们还能知道另一个对运动序列很重要的运动区域SMA中，也包含镜像细胞。记忆和复杂序列如果都可以被镜像化或被检索，你就会意识到镜像功能的可能性是多么巨大。我们实验室的长期计划是找出这些潜在功能并对其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对那些健康和疾病中的强大进程进行调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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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刀娘，校对：张蒙

原文：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intl/blog/the-athletes-way/201806/empathy-music-listening-and-mirror-neurons-are-intertw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