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指望阅读可以解决世界的问题，说好听点，太天真了。但阅读确实可以让世界变得更有同理心。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阅读虚构作品的人往往能更好地理解与分担别人，即使是那些和他们不同的人的感受。

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学小说本质上是对人类体验的探索，基斯·奥特利（Keith Oatley）说。他是一名小说家，也是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认知心理学名誉教授。

“阅读小说让我们更能够真正理解他人，理解他们在做的事情。”奥特利说，“我们能够真正地认识自己的伴侣，或者某个亲密的朋友。阅读虚构作品让我们能够窥见分布于更广范围中的人，然后开始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

对同理心的研究

心理学家发现，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连婴儿都表现出了同理心。虽然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更有同理心，但在大多数人身上它都会随年龄增长而提高。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表明，如果有足够的动机，我们也许真的可以变得更有同理心。尽管培养同理心有许多方法，但大多都涉及践行积极的社会行为，例如了解他人，设身处地地为人着想，以及挑战自己的偏见。而故事——尤其是虚构故事——提供了另一种让我们跳出自我的方法。

虚构作品有能力将我们代入另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让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这可以让我们接触到与自己的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通过虚构作品，我们可以体验到另一个性别、种族、文化、性取向、职业或年龄的世界。书页中的文字能够向我们展现失去孩子，卷入战争，生而贫穷，或者背井离乡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综合起来，这种代入可以影响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与他人的关系。

“虚构作品和故事给了我们许多好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心理学家威廉·乔皮克（William Chopik）说，“它们让我们接触到不舒服的想法⋯⋯并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能安全、间接地获得他人的视角。这样一来，虚构作品就成了一个练习同理技巧的训练场。”

虚构作品与同理心之间的联系

2006年，奥特利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阅读虚构作品”与“在广泛使用的‘同理心和社会敏锐度测试’中有更好的表现”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们测试了参与者识别作家名字的能力，这样有助于估计参与者阅读虚构作品的数量。接着，参与者完成了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该量表在不同的维度对人们的同理心进行评分。

参与者还做了“由眼观心（Mind of the Eyes）”的测试，测试人们通过视觉线索发现和理解他人想法和情绪的能力。在该测试中，参与者要将情绪的词汇和人们眼睛的照片进行匹配。（你自己也可以在这里*做做这个测试。）研究团队发现，参与者知道的小说家的名字越多（阅读的虚构作品可能越多）在同理心测试中拿到的分数就越高。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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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心理学界开始探索同理心和虚构作品之间的交叉点。总的来说，研究已经表明，阅读的行为本身就促进了个体的变化。并不是说天生更富同理心的人会被虚构作品吸引，也不是说阅读虚构作品的人有特定的性格特征，使他们更容易有同理心。“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剔除掉，就像在我们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阅读虚构作品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依然成立。”奥特利说。

这些年来，一些研究也表明，文学作品，比其它类型的书，更能影响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例如，在2013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中，研究人员安排被试阅读文学小说、类型小说、非虚构作品，或者什么都不读。然后，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在“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测试中的进步。心智理论，是一个和同理心有关的概念，指的是我们理解“他人拥有信念和欲望，而且这些信念和欲望可能和我们的不一样”的能力。被安排读文学小说的被试，在同理心测试中表现出了最大的进步。而读非虚构作品、类型小说，或者什么都不读的被试，分数则没什么提高。

*译者注

有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未能重复前述研究中令人兴奋的结果，并发现文学作品的读者在心智理论方面“没有显著优势”，参见《阅读文学，能让你更懂别人吗？》。有兴趣的读者可按图索骥，做出自己的判断。

研究人员还指出，文学小说和类型小说的不同也许能解释分数上的差异。文学小说通常更强调角色的发展，所描述的人物和场景更容易打破读者的期待。经典的例子有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儿》（Beloved）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另一方面，类型小说——例如丹妮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e）的爱情小说和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的法律惊悚小说——更多地采取了情节驱动的方法。尽管这类书能够取悦那些走马观花的读者，但它们的题材往往更加模式化，更好预测，只是迎合而不是挑战读者的观点。

有些研究特别关注人们对被污名化群体成员的态度，并给出了一些“虚构作品能影响同理心”的最有力的例子。例如，一项2014年的研究表明，意大利和美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在阅读《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之后，对移民、难民和男女同性恋群体，变得更加有同理心。在这项工作中，研究人员解释说：“《哈利·波特》的世界具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歧视，与我们的世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没有魔法能力的人在《哈利·波特》系列里会被区别对待。

2014年，另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读《藏红花梦》（Saffron Dreams）的人，对不同种族或民族的人表现出较少的负面偏见。这本书讲述了纽约一名中东裔穆斯林妇女遭受种族主义攻击的虚构故事。但只读了这本书的摘要或非虚构作品的参与者就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观念上的转变。

奥特利指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故事中需要的东西不同。（但他说，如果你需要推荐，《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绝对不会错。）他说，回忆录、传记和一些历史性的非虚构作品也不应该被完全排除。只要有关于人和环境的有力量的故事，就有可能引起共鸣，留下持久的印象。而观看一个故事在电影中展开，也可能会产生和看书类似的共情效果。

但科学家还并不了解人们会用这些额外的同理心做什么，莎拉·康拉斯（Sarah Konrath）说。她是印第安纳大学莉莉家族慈善学院的研究员。

“较少人会研究阅读对给予、志愿服务和帮助他人等利社会行为的影响。”康拉斯说，“但因为同理心是这种善良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我确实认为读书有利于从整体上促进更多的善良行为。但像任何类型的媒体一样，这种促进可能取决于内容。毕竟，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这本书宣扬的是仇恨。”

同理心的结束？

有时候，同理心会被描述为维系社会的粘合剂。没有同理心，人类可能走不了这么远。我们的祖先依靠互相关心才存活下来——例如分享资源，帮忙治疗病人，以及保护同胞免受掠夺者侵害。我们可能也需要同理心才能继续走下去。然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同理心似乎已经摇摇欲坠。

2010年，康拉斯的一项荟萃分析研究发现，通过对该特性的标准测试，大学生的同理心在70年代到00年代之间有所下降。在这段时间里，“同理关注”，或者说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心的的平均水平减少了48%。“换位思考能力”，或者说想象他人视角的能力也下降了34%。康拉斯说她正在把10年代的研究也更新到分析中，而这些统计意义上的偏移背后的复杂原因可能很难确定。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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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皮克说，一个常常受到指责的因素是父母教养方式的代际变化，例如对个人成就和高自尊的过度关注。有批评指出，这种过于关注个人进步的趋势会损害同理心。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对人与人之间有意义的连接的侵蚀。

但乔皮克也指出，事情可能没有它们看起来那么严峻。

“这种负面的变化带来的后果——以及这种变化在近几代人中的具体程度——有时可能有点被夸大了。”他说，“似乎存在一种道德恐慌，担心年轻人变得不那么有同理心，或者更加自恋。”

作者：Megan Schmidt | 封面：Irene Rinaldi

译者：Sixin | 校对：阿莫東森

编辑：山鸡 | 排版：呦呦呦尤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