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

当上海的深夜，普林斯顿的正午与圣地亚哥的早晨通过数字信号相拼接，我们讨论了：深度学习还需要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抑郁症这么难着手治疗？人的认知与大脑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认知科学如此多层面的研究颗粒度带来麻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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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播

汉那：UCSD 认知科学本科在读。心灵哲学 / 语言认知 / 科技人文 / 后人类。写字，摄影，嗜咖啡。游荡者。书呆子。野心家。

杨闰哲：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与神经科学研究所在读博士，本科毕业于交大ACM班，研究兴趣主要包括人工智能与计算神经。个人主页：https://runzhe-yang.science

崔雯雯（Veina）：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博士在读，目前主要研究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对精神疾病的关注源于抑郁症经历，可以说，抑郁症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的生活，从理解问题的视角，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到科研工作方向的选择等方方面面。现在，在神经科学方面，我最大的心愿是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疾病发生的生理基础，或者说情绪如何实现在生理层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当然，生理与心理的交互这是一个巨大的议题，我愿成为这个议题发展路上的一块砖。

本期纲要

[00:20] 一个博士在国内，一个博士在美国，一个本科生在美国
[03:00] 「连接组计划」：用计算机方法纳米级重构大脑？
[07:15] 深度学习的隐喻：像飞机和炼金术的存在
[13:35] 一个理论：表示复杂事物，认知比我们想的更”偷懒“
        认知里的低秩假设与互联网推荐算法
[22:35] 玛丽莲梦露与祖母细胞
        人工智能模仿人，人的认知研究借鉴计算
[27:07] 像拆主机读电路板那样，“打开”脑壳
[33:30] 在美国读博士是什么体验
[39:30] 隔“行”如隔山：我们能多大程度跨层级地研究认知？
[47:35] 我们到今天依然无法确定抑郁症产生的机制
        有意思的肠脑：为什么抑郁症患者大多是老胃病
[57:25] 认知科学的尴尬现状
[01:04:50] 研究认知的「3 levels」：计算，表征与算法，与应用
[01:10:07] 困难的问题解决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
（末尾有彩蛋 Aftershow。）

延伸阅读

/杨提到的概念和人/

• 赫布法则 Hebbian rule：一个神经科学理论，解释了在学习的过程中脑中的神经元所发生的变化。赫布理论描述了突触可塑性的基本原理，即突触前神经元向突触后神经元的持续重复的刺激，可以导致突触传递效能的增加。
• 祖母细胞 Grandmother Cell: 一种假设，指在人脑中存在一个或一组神经细胞，当某些特定的概念如你的祖母头像出现时，该组细胞就会激活。
• David Marr 与 3 levels 理论：英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被认为是计算神经科学的创始人。
  • 参见 Marr, D. (1982). Vision: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Henry Holt. ISBN 978-0716715672.
• Simple v.s. Complex Cells：在视觉皮层中存在的两类细胞：简单细胞（simple cells) 和复杂细胞 (complex cells)；后者在视觉信号中区分“什么”、“哪里”，参与边界和边缘识别。
• Nelson Goodman：美国哲学家。
  • 参见 Goodman (1995) 第三章 “New Riddle of Induction”: Nelson Goodman (1983).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74. ISBN 978-0-674-29071-6.
• 谢林点（Schelling Point）：博弈论中人们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的选择倾向，做出这一选择可能因为它看起来自然、特别、或者与选择者有关。
• 后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
  • 参见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by back-propagating errors, Nature 198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323533a0
• 低秩假设（low-rank hypothesis）：来自矩阵近似理论
  • 参见 The Manifold Ways of Perception, Science 2000,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290/5500/2268.full
  • 参见 Learning the parts of objects by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Nature 199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44565

/杨的个人研究与导师/

• Sebastian Seung（杨的“老板”，博士导师之一）：研究神经科学，物理，生物信息学，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连接组学的先锋。
• Seung 在 TED 介绍连接组计划 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汉那提到的概念和其他名词/

• 认知科学六边形
• 失语症 aphasia：失语症患者伴随著语言习得脑区的损伤出现一个或多个语言机制的损伤。这四个沟通的语言机制分别为听觉理解、言语表达、阅读和写作，以及功能性的沟通。
• 布若卡氏区 broca’s area
•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 沃尔夫假说 / 语言相对论：认为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
• 一位被称为「艾滋病药史」的病人
• affordance （设计界的「可供性」）//节目中介绍有误，不是 Don Norman 而是心理学家 James Gibson 最先从环境心理学里巧妙挪用了这个概念；前者后来在人机交互领域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

/汉那提到的虚构与非虚构作品/

• 巴别塔之犬
• 你一生的故事 The Story of Your Life
• 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 集异璧 / G.E.B.

/Veina 提到的医学药品与语汇/

• 抗抑郁药的基本类型与特征
• 靶向治疗
• 肠脑

/本期提到的神经现实文章/

制造拥有自我觉知的机器人，会让我们更理解意识？
认知科学死了吗？

这些话题不停出现在西方媒体的头版。然而讨论这些话题的文章，即使思维再缜密，似乎最终还是会挑起不同人群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黑人与白人，女性与男性，同性恋与异性恋。

人们承认，在最基础的生物层面，能够辨识种群间的不同是一种自然优势。但是当我们将范围缩小到种群内部，我们的神经回路中是否存在什么东西，致使当我们遇到相似的个体时感到舒适，而遇到有差异的个体时感到不快呢？

大脑在不信任与奖励中挣扎

和其他所有的动物一样，人类的大脑在两种原始系统之间寻求平衡。其中一个系统包括一个叫做杏仁核的脑区，它能够对潜藏危险的事物产生恐惧和不信任感——比如遇到捕猎者，或者走失在陌生城市。另一个系统叫做中脑边缘系统（the mesolimbic system），由一组相互连接的大脑结构组成；在遇到能够帮助我们生存、发展的事物时，中脑边缘系统让我们感到愉悦和受奖励的感觉——不要光想到吃的，这还包括信任等社会性愉悦。

但是这些系统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我们形成团体的概念的呢？

内隐联想（Implicit association）测验可以为我们展示“无意识联系”的强大作用。科学家已经证实很多人对群体内成员（与他们相似的人）心存内隐的偏好，即使他们没有明显表现出任何包含偏见的行为迹象。比如，一些试验发现，白人认为黑人更加暴力且更有可能造成伤害，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甚至年仅五岁的黑人小男孩，都会这种无意识偏见的对象。

脑成像研究发现，当人们在毫秒之间对他人面部做出“可信度”判断时，杏仁核的信号传导会增加。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意识过程还来不及产生，因而这更可能揭示了一种内隐的恐惧感。

在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给一些没有表现出外在偏见的白人被试，播放暴力的饶舌音乐，以挖掘他们对黑人群体的负面印象。在这种启动效应的影响下，大脑皮层很难抑制杏仁核的激活及内隐偏见的产生。在一般的遇到“异族”成员的情况下，这些“执行控制”区域能够压制住杏仁核产生偏见的冲动。

先不论这些偏见是后天习得的还是先天存在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反映了杏仁核与中脑边缘系统二者的活动相互冲突？换句话说，当我们感知到和我们相异的个体时，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不信任、恐惧与社会奖励感之间的平衡呢？

一些研究关注人们在评估各种差异（比如种族）的相对重要性时，杏仁核是如何反应的；这类研究细致入微，又极为复杂 。在实验中，我们必须考虑到外显态度及内隐态度的测量有所区别，还有文化偏见个体差异造成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成功地证明了，杏仁核内部的信号传递情况，正是人们会不愿相信他人到何种地步的基础，特别是在群体内/外偏好这个场景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不信任“他人”这一人类本能，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大脑负责感受恐惧与焦虑的这部分区域。

相似性带来的奖励

恐惧、不信任、焦虑的对立面是“奖励”感，由一些脑区的神经回路构成的中脑边缘系统对这种感受的调节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神经元控制一种能够增加愉悦感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释放。一些药物的致瘾性，以及游戏和赌博的病理性沉迷，都与中脑边缘系统中的多巴胺增多有所关联。

除了多巴胺之外，催产素等一些神经化学物质能够通过影响中脑边缘回路，显著改变个体对奖励与愉悦的体验——特别是在社会交往这种场景中。

这些实验所采用的方法论五花八门，意味着要想全面了解这些信号通路在人类身上扮演的角色，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一旦我们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就应该对其他哺乳动物的复杂社交行为予以关注，我们可以从中获益良多。

负责管控社会行为及奖励机制的神经回路，在脊椎动物演化的早期就出现了，现在的鸟类、爬行动物、硬骨鱼、两栖动物以及哺乳动物都拥有它。因此，虽然我们对人类的奖励通路分别在群体内/外的社会场景中的活动情况不甚了解，其他哺乳动物研究还是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比如，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卡尔·迪瑟罗斯及同僚们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他们用纤维光度测试（fiber photometry）这种前沿技术将基因测试与行为测试连接起来。他们通过光照激活和关闭特定细胞，可以刺激及测量奖励回路中已辨识的神经元的活动。他们将这种技术运用于社交场景中的小鼠。

他们发现当一只小鼠遇到一个新伙伴——虽然之前从未见过，但和它属于同一遗传系的另一只小鼠时，它中脑边缘奖励回路里的一组特定多巴胺神经元就变得兴奋起来。白鼠的这种多巴胺奖励反射会不会也是人类识别群体内成员的生物学基础呢？

如果那个新伙伴来自其他遗传系，并拥有不同的外表特征呢？如果实验对象是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呢？——比如田鼠，取决于栖居地是草原还是山区，两种田鼠的社会关系差异巨大。假设一只草原田鼠遇到了一只来自山区的田鼠，前者中脑边缘系统会产生一样的积极信号吗？还是说这种“群体外”差异的砝码会让天平向杏仁核倾斜，引发恐惧与不信任呢？

科学家尚且不清楚动物间这些差异（以及一些更微妙的差异）是如何影响它们的神经回路推动社交反应的。但是通过研究动物，科研人员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大脑系统是如何使我们对那些同为智人，但又有些许差别的人产生内隐及无意识偏见的。

神经信号不是终点

虽然演化使得我们的大脑的天平倾向于奖励“相似”，而不信任“差异”，但这并不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宿命。大脑的活动是可塑的，大脑皮层中更高阶的回路可以调控这些相对原始的恐惧感与奖励系统，从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

畅销书作者奇玛曼达·戈兹·阿迪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有一句话很妙：“刻板印象的问题并不在于不真实，而在于不全面。它们把某一个故事当成了唯一的故事。”换句话说，刻板印象将那些不同于我们的人的绝大多数特征遮蔽了，结果我们只看得到差异。

那么，为什么人类要忍受差异唤起的不适，只选择相似带来的愉悦奖励呢？社会科学家斯科特·佩吉（Scott Page）在《差异》（The Difference）一书中通过数学证据证明了，虽然有差异的个体彼此信任度降低，但他们共事时有更高的生产力。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解德军的“英格玛”密码，到预测股票价格，佩吉提供了各种数据以展示了相较于与一组最聪明但理念相同的专家，一群观点多元的人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而言之，多样性比个人能力更重要。在世界各地的各种组织中，多元化都极大地促进了创新水平提升。

所以请大方地接受自己的杏仁核在差异面前没法信任别人吧。还有，虽然你的多巴胺面对差异兴奋不起来，但你得承认在怎样才能创造最大价值这个问题上，与“非我族类”共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翻译：Erafat

校对：有耳

原文：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y-our-brains-see-the-world-as-us-versus-them-98661

粘菌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生物。人们曾长期把它们误称为真菌，但现在已经把它们归为一种阿米巴虫。它们是单细胞生物，既没有神经元，也没有大脑。然而，近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粘菌是否有能力学习关于周围环境的知识，并能相应调整自身的行为。

奥德丽·杜苏托尔（Audrey Dussutour）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一名生物学家，也是位于图卢兹的保尔·萨巴蒂埃大学动物认知研究中心的团队负责人。在她看来，这一争论可以宣告结束了。她的团队不仅教会了粘菌无视有毒物质，而这些物质是它们通常会回避的，而且她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让粘菌从生理上保持破坏性的强制休眠一年后，它们仍能记得之前习得的行为。但这些结果能证明粘菌——也许还包括没有大脑的众多其他生物——展现了一种原始认知（primitive cognition）吗？

粘菌就像原生动物，是相对容易研究的物种。它们的宏观机体是很容易被操控和观察的。世界上有超过900种粘菌，在多数时候，有些粘菌都是以单细胞形态存在的，但偶尔它们会在食物匮乏时，聚集在一起，猎食和繁殖。而其他所谓的合胞体粘菌则拥有一个巨大的细胞，其中含有数千个原子核。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教会粘菌一些新的把戏；不同种类的粘菌有不同的喜好，它们可能不喜欢咖啡因、食盐或强光，但它们可以通过学习意识到，有这些物质的“禁区”似乎并没有那么危险。这一学习过程被称为习惯化。

“根据习惯化的标准定义，这种原始的单细胞生物是有学习能力的，就像有大脑的动物那样。”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行为生物学家克里斯·里德（Chris Reid）说，“由于粘菌没有任何神经元，它们的学习机制必定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学习的结果和功能意义却是相同的。”

在杜苏托尔看来，“这类生物拥有学习能力，这一结论具有重大意义，该意义不仅在于我们知道了非神经元系统有学习的能力。”她相信，粘菌也许还能帮助科学家们理解植物最早的学习迹象是从何时何地开始演化的。

粘菌能够将自己获得的记忆从一个细胞转移给另一个细胞。

更有趣、也许更有争议的地方在于，杜苏托尔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粘菌能够将自己获得的记忆从一个细胞转移给另一个细胞。波恩大学植物细胞生物学家弗兰蒂舍科·巴鲁斯卡（František Baluška）说，“对于我们理解诸如动物、人类和植物等更大的生物而言，这真是令人十分振奋的研究成果。”

习惯化的历史

对原始生物行为的研究要追溯到19世纪晚期，当时查尔斯·达尔文和他的儿子弗朗西斯提出，在植物的根茎上，有一些非常细微的部分（被称为“根尖”的细小区域）可以扮演植物大脑的角色。赫伯特·斯宾塞·詹宁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动物学家和早期遗传学家，在他1906年出版的名著《低级生物的行为》（Behavior of the Lower Organisms）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然而，认为单细胞生物可以学习事物，并且还能在细胞层面保留记忆，这种观点则是新奇而具有争议的。传统而言，科学家们已经直接把学习现象与神经元系统联系在一起了。杜苏托尔说，有很多人认为，她的研究“只是在严重浪费时间，并且会走入死胡同。”

她说，她的研究是从把自己“放在粘菌的立场”开始的。她想知道，粘菌需要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哪些知识才能生存和繁衍。粘菌的爬行速度很慢，它们会发现，如果环境很干燥、咸度或酸性较大，它们就很容易困在该环境中。杜苏托尔还想知道，粘菌是否能习惯不太舒适的环境，于是她设计了一种办法来测试它们的习惯化能力。

习惯化不仅意指适应，它还被认为是最简单的学习方式。它是指当一个生物反复遇到同样的情景时是如何回应的，而且它是否能过滤掉它认为不相关的刺激信号。对人类而言，习惯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我们穿上衣服后，就不会再感受到衣服对皮肤的刺激了。类似地，我们也不会注意到很多不好闻的味道或背景声音，尤其是当这些味道和声音没有产生变化，对我们的生存也不重要的时候。对我们和其他动物而言，这种学习方式是通过神经系统的神经元网络形成的，该网络能探测和处理外部刺激，调节我们的反应。但没有神经元的单细胞生物何以具有习惯化的能力呢？

自2015年起，杜苏托尔和她的团队从日本函馆大学获取了粘菌的样本，并对它们的习惯化能力进行了测试。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放了一些粘菌，然后将它们最喜欢的一种食物燕麦片放在离它们很近的地方。要想吃到燕麦片，粘菌就必须爬过由明胶构成的障碍物，而明胶上要么放了咖啡因，要么放了奎宁，这些都是化学品，对粘菌无害，但又会让其感到不舒服，粘菌通常会回避它们。

粘菌有时能通过某种交流方式，而不是通过经验来适应环境。

“在第一次实验中，粘菌花了10个小时爬过障碍物，它们真的不想碰到化学品，”杜苏托尔说。两天后，粘菌开始无视这些令人痛苦的物质；六天后，每一组参与实验的粘菌都不再对化学品产生反应。

粘菌的习惯化与具体的物质有关：习惯了接触咖啡因的粘菌仍然不愿意爬过含有奎宁等化学品的障碍物，反之亦然。这表明，粘菌已经学会识别某一种特殊的刺激信号，并且可以据此调整自己的反应，但无法做到无视所有化学品，并爬过障碍物。

最后，科学家们让粘菌休息了两天，期间它们既不会接触到奎宁，也不会接触到咖啡因。然后，研究人员再次用有毒的障碍物来测试它们。“我们发现，它们恢复了，也即是说，它们又开始回避有毒物质了，”杜苏托尔说。粘菌回到了它们最初的行为模式。

当然，生物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而且并不需要以学习的方式来适应。但杜苏托尔的研究表明，粘菌有时能通过某种交流方式，而不是通过经验来适应环境。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她的团队表明，“幼稚的”、非习惯化的粘菌能够通过细胞融合，从习惯化了的粘菌那里直接获得习得行为。

与复杂的多细胞生物不同，粘菌能被分割成很多片，一旦它们被放在一起，它们就会产生黏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大型粘菌，就像脉状导管中充满了快速流动的细胞质，当这些导管一个个连接起来时，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导管。杜苏托尔将她的粘菌切成了4000片，使用食盐——另一种粘菌不喜欢的物质，尽管没有奎宁和咖啡因的毒性大——来训练其中一半粘菌。团队以各种组合将不同的粘菌黏合在一起，比如，将习惯了食盐的与没有习惯食盐的粘菌混合在一起。然后，他们测试了新的组合物的特点。

“我们表明，当新的组合物中有一个习惯化了的粘菌，那么整个组合物都会显示出习惯化的特征，”她说。“所以，一个粘菌会将这种习惯化反应转移给另一个粘菌。”3个小时后——这是细胞质静脉形成的时间——研究人员将这些粘菌分成了两部分，然而每个部分仍然显示了习惯化特征。这说明，粘菌学到了东西。

对原始认知的暗示意义

然而，杜苏托尔想要把研究做得更深入，她想知道习得的记忆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是否还能被记起。于是，她和她的团队通过干燥控制法，让粘菌休眠了一年。今年3月，他们让粘菌苏醒过来，而它们周围充满了食盐。非习惯化的粘菌很快就死掉了，也许死于渗透压休克，因为它们无法适应水分快速从细胞中脱离出来。“我们失去了很多类似的粘菌，”杜苏托尔说。“但习惯化了的粘菌活了下来。”它们还很快穿越了食盐环境，去寻找食物。

存在着“原始认知”这样的事物，它是一种认知形式，不只是拥有大脑的生物才有这种认知能力。

根据杜苏托尔的说法，这意味着粘菌具有学习能力，并且粘菌在休眠期间也能记住习得的知识，虽然休眠给细胞造成的物理和生物化学变化是很大的。今年4月，她在德国不莱梅大学的一场科学会议上描述了这一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对野生粘菌而言，能够记住可以在哪里找到食物是一种有用的技能，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是很险恶的。“它能有习惯能力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否则它就会被环境所困，”杜苏托尔说。

更为重要的是，她说，这一结果还意味着，存在着“原始认知”这样的事物，它是一种认知形式，不只是拥有大脑的生物才有这种认知能力。

科学家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机制形成了这种认知。巴鲁斯卡认为，可能有大量的过程和分子参与到其中，而这些过程和分子在简单生物体中是有很大差异的。就粘菌而言，它们的细胞骨架也许能形成聪明而复杂的网络，这些网络能够处理感知信息。“它们将这些信息反馈给了原子核，”他说。

不仅是粘菌可能具有学习能力。研究人员正在研究其他非神经元生物，比如，植物，以发现它们是否也能展现最基本的学习能力。比如，2014年，莫妮卡·加戈里亚诺（Monica Gagliano）和她在西澳大学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同事发表了一篇论文，引发了媒体的炒作。她们用含羞草做实验。含羞草是出了名的对触摸或其他物理干扰十分敏感的植物：它们会很快卷起自己柔弱的叶子，以保护自己。加戈里亚诺设计了一种机制，她会突然让含羞草下落大约一英尺，而不伤及它们。刚开始时，含羞草在掉落时会自我收缩，并把叶子卷起来。但过了一会儿，它们就没有反应了，似乎“意识到”没必要做出自我保护。

传统而言，人们可以教会没有大脑或神经元的生物一些简单的刺激-反应行为。对像粘菌和多头绒泡菌（Physarum polycephalum）（尤其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的中垣俊之的研究成果）这样的原生动物行为的研究表明，这些似乎很简单的生物能够在自身环境范围内做出复杂的决策，并解决问题。比如，中垣俊之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证明，粘菌能够解决“迷宫问题”，也能像人类一样设计出有效的分配网络（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粘菌重塑了东京的轨道交通系统）。

克里斯·里德和他的同事西蒙·加尼尔（Simon Garnier）是新泽西理工学院“蜂群实验室”（the Swarm Lab）的负责人，他们正在研究一项机制：粘菌是如何让信息在自身不同部分之间进行传递的，又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并且还可以模仿充满神经元的大脑的能力。粘菌的每一个微小部分都会在一分钟内进行收缩和扩展，但收缩频率与所处的环境质量有关。如果刺激信号是正面的，就会导致它快速脉冲，而负面的刺激信号则会导致脉冲放缓。每一个脉冲部分都会影响相邻部分的脉冲频率，这与神经元的激发频率可以影响其他神经元的方式是差不多的。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和实验来观测粘菌，就像用核磁共振仪来扫描大脑一样。研究人员正在考察这种机制，该机制能让粘菌围绕自己巨大的单细胞躯体传递信息，并在相互冲突的刺激信号之间做出复杂决策。

捍卫大脑的独特性

然而，有些主流生物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驳斥了这一研究结论。“神经科学家反对‘贬低’大脑的独特性，”塔夫茨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克尔·勒温（Michael Levin）说。“大脑非常了不起，但我们必须记住，它们来自于哪里。神经元是从非神经元细胞进化出来的，它们不是像魔术一样变出来的。”

有些生物学家也反对“细胞有目标、记忆等等这样的观念，因为这听起来很神秘，”他补充说。但我们必须牢记，他说，过去一百年我们对控制理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研究已经表明，机械系统也能有目标，也能做决策。“计算机科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信息处理与物质基质无关，”勒温说。“这与你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无关，而与你的运算方式有关。”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整合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约翰·斯迈西斯（John Smythies）看来，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如何定义学习。虽然粘菌在经过长期休眠后仍保持了习得行为，但杜苏托尔的这一实验并没能说服他。“‘学习’意味着行为，而很多粘菌苏醒之后死掉了，这显然不属于学习行为！”他说。

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认知科学家弗雷德·凯泽尔（Fred Kaijzer）看来，这些有趣的行为是否表明粘菌具有学习能力，就像争论冥王星是否属于行星：答案取决于学习的概念在经验证据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然而，他说，“我不认为有任何清晰的科学理由能够否认这样一种可能性：非神经元生物具有学习能力。”

巴鲁斯卡说，很多研究人员也非常反感植物拥有记忆、学习和认知能力这样的观点。人们仍然认为植物只是“像僵尸一样的机器人，而不是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他说。

不过，传统观点已经在慢慢发生变化了。“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在植物身上研究植物神经生物行为了，尽管研究成果还没能被学界主流接受，但我们已经让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很多改变，比如，植物信号、交流和行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现在多少都被学界认可了，”他说。

可以说，这一论战其实与科学无关，而与术语的定义有关。“关于粘菌的智能，我所交谈过的多数神经科学家都十分乐意认可实验的可靠性，并且他们在有大脑的动物身上所做的相同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里德说。他们有异议的地方在于，通常只用于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与大脑有关的术语，比如，学习、记忆和智能，是否能用于非神经元生物。“粘菌研究人员坚持认为，既然在粘菌上观察到了同样的功能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与有大脑的动物一样的描述性术语，而传统的神经科学家则坚持认为，对学习和智能的定义需要以神经架构为基础，”他说。

巴鲁斯卡说，结果便是，我们很难说这项研究证明了原始认知的存在。“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官方机构和科研基金将开始支持此类研究项目。就目前而言，尽管存在一些例外，但主流科学家们还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一结论，这真是让人感到遗憾。”

要想获得学界主流的认可，原始认知研究人员必须表明，习惯化适用于广泛的刺激信号，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阐明习惯化的实现机制和习得信息在单细胞之间传递的机制，里德说。“这一机制必定非常不同于在大脑中观察到的机制，但两者又产生了相似的功能结果，这使得对两者的比较变得相当有趣。”

翻译：王培

编辑：EON

原文：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slime-molds-remember-but-do-they-learn-20180709/

基尼并非唯一找到自己镜像的人。世上那么多doppelgängers［2］、那么多撞脸明星、艺术作品中那么多的替身，共同指向了一个让人不安的可能性：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长得几乎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无论你把这当成对你独特性的侮辱，还是认为这证明了人类大同，怎么看都取决于你自己。不过故事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常常忽略了人类在视觉识别能力上有差异，这种差异部分决定了别人的相似程度。

在一端，是脸盲症（prosopagnosia）。给脸盲症观看一张照片，你会发现她可以回答关于照片中人像的很多问题，例如头发和面部表情；但是如果要她识别出这个人，无论照片里的是某位名人、某个密友还是她自己，她都会犯难。在另一个极端，是“超级辨脸者”，他们探测脸部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拥有自己的社交问题：到处看到自己认得出的人，即使你只是多年前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认出上百上千个人，但不能认出所有个体。

人们识别不同脸或不同人的能力也有差异。举个例子，心理学家研究了种族隔离的效果：对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人群长得不同的人，我们更难辨认，因此“歪果仁”看上去都长得很像。或者考虑一下同卵双胞胎的例子，双胞胎对常人来说是难以辨认的，但是对于他们的一小撮家人朋友，却已通过经验拥有了辨别的能力。对其他人，即使是另一对双胞胎的父母，一对双胞胎看起来还是像一个人；但是对这对双胞胎自己的父母，他们接触孩子的时间足够多、认出两个孩子的动力足够强，对他们来说，可靠的辨认不是难事，两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当谈论脸部相似度的时候，脸部感知研究者崇尚“面孔空间”的概念。类比一下，就好比一个实际物体的位置可以用三维空间的一个点的坐标表示，诸如脸之类的心理物体也可以用一个抽象多维空间中的位置表示，这里的维度可以是各种感知特征。脸部空间的每一个点映射到一张脸，相近的点相当于相似的脸，而相距较远的点表示了看上去不同的脸。

这种对人类面孔空间几何化的描述，并不是完整的故事。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说过我们“包罗万象”。我说我们也传达万象——我们衰老、我们变秃、我们变胖，我们脸红、我们节食、我们健身，我们晒自己、我们染自己、我们剃自己，我们PS自己……一个人的外貌在一生中剧烈地变化，因此视觉上的个人身份不是由单一外貌定义的，而是由许多许多图像在面孔空间组成的一条朦胧轨迹。那些希望认出我们的人必须在这些变化中认出我们不变的外形，而且通常他们都能做到。

在这个背景下，视觉学习可以被看成是适应个人视觉环境需求，对面孔空间的积极扭曲。当该环境需要一个人在面孔空间的一片狭小区域作细致区分时，人可以适应这种需求，扭曲面孔空间。举个例子，抚养双胞胎的家长所面临的环境，就会把他们的视觉系统对两个孩子在面孔空间的表征拉开一段距离，就好像把他俩从一场争斗中拉开一样。

说“两个人长得像”不仅仅可以是说别人，也可以说是自己和另一个人像。因为面孔空间是心理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面部空间，它反映了自己的面部识别能力以及习得的视觉辨识力。随环境和偏好不同，面孔空间也有分化。因此感知到的外形相似性总是既反映了被观察者的相似，也反映了观察者的心理空间。这种扩展的形似观复杂化了doppelgänger、孽扣和撞脸的概念。对于脸盲和初学者，到处都是撞脸的人。对于超级辨脸者，没有人长得像彼此。

因此，说一个人是不是和你长得一模一样，取决于你指的是什么。无论相似的定义怎么修改，它都必须尊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相互依赖性。其中一个可能的修订版，我们称之为“相似0”，它指的是，当且仅当没有人可以学着辨别两人，即使用尽一生接触他俩也没法辨认的时候，我们才称两人一模一样。因为这个定义过于严苛，把同卵双胞胎也排除了，所以你是不太可能找到相似0的“陌生双胞胎”的。

稍微扩展一下定义，我们可以说当未受训者无法可靠辨认两个人时，称两人为“相似1”。超强面部识别者的强大能力表明，你不太可能找到与你足够相似的人，让你骗到所有人。进一步放宽定义，如果普通未受训者无法可靠辨认两个人，称两人为“相似2”。这样，doppelgänger的概念才能勉强可行。

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人估计有1000亿个，这意味着每当你把陌生人匆匆认成某个朋友或名人时，世上还有数十甚至数百个与他（她）更相似的人，如果你碰上他们的话，更容易认错。在某个地方，或者在不同的年代，有一个人和你外形如此相像，以至于普通未受训者不能把你和TA区分开——那是你的陌生双胞胎。

1. dead ringer, 原本是始于19世纪的美国俚语，意为“完全的复制品”，ringer指的是冒名顶替的马匹。好莱坞60年代由贝蒂戴维斯主演的经典惊悚片，和80年代大卫柯南伯格执导的恐怖片都以此为片名，两者中文译名均为“孽扣”。——译注
2. doppelgängers, 德语外来词，直译为”double-goer”，面貌极其相似的人，本意是指某一生者在二地同时出现，由第三者目睹另一个自己的现象。该存在与本人长得一模一样，但不限定为善或恶。民间传说当自己见到自己的分身，代表“其人寿命将尽”。

原文：https://aeon.co/ideas/havent-we-met-before-on-doppelgangers-and-perception

翻译：顾金涛

编辑：EON

来源：Aeon 翻译：  谢沛鸿 校对：EON

认知需求通过已经使用数十年的简单测试来测量。被试在测试中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在我认为不得不思考的时候思考”；“我真的很喜欢参与到提出新问题解决方案的任务”。高认知需求的人会以确信他们享受思考的方式回答问题。而那些得分低的人，则不会有这么多肯定的答案。

这项研究有60人参与，一半有着高认知需求，另一半则认知需求较低，研究人员会测量他们每日的身体活动水平。结果表明，高认知需求的人不太活跃。如果被试在更活跃的周末，他们的差异则不是很明显。

论文作者Todd McElory来自佛罗里达湾岸大学，他指出，认知需求较低的人在以前的研究中也表现出较低的无聊容忍度。这表明这些人可能将身体活动视为刺激手段。认知需求高的人不需要分心，因为他们表现出对思考的享受。

作者指出，研究只涉及60个大学生，且只进行了一周，结果可能更适用于年轻人而非成人。所以肯定需要更多研究，以免所有葛优瘫的死宅声称自己是哲学家。

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发现，高于平均水平智力的人往往比平均水平更不愿活动，然而这些发现是纯粹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聪明的人各有不同，不管他们如何懒惰，要认识到久坐的生活方式是健康风险，且很难对付。

所以记住，虽然这项研究的结果不明朗，但其想法并非没有价值：如果你有高认知需求，你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活动，或者至少想一想去活动一下。

The physical sacrifice of thinking: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nk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everyday life. Todd McElroy, David L Dickinson, Nathan Stroh, Christopher ADickinson.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Vol 21, Issue 8, pp. 1750 – 1757, First published date: January-20-2015. DOI: 10.1177/1359105314565827

来源：Big Think 翻译：EON

这差不多就是幼儿第一次遇到语言时的情形了。事实上，她所面对的情形可能更艰难。一方面，她所处的环境充满了深奥难懂的术语，另一方面，与假想中的旅行者不同，她甚至无法意识到这些人是在尝试进行交流。然而，这个星球上每个认知正常的小孩，在四岁左右时，都会变为一个语言天才。这一切的发生，要早于他们正式上学，早于他们学会骑自行车，早于他们学会系自己的鞋带，也早于他们学会基本的加减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奇迹。而解释这个奇迹，可以说是50多年来语言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

The evidence is in: there is no language instinct | Aeon Essays

For decades, the idea of a language instinct has dominated linguistics. It is simple, powerful and completely wrong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了一种观点，看上去是个不错的解释。他认为儿童事实上并不是在“学”他们的母语，或者说，至少不是在语法构建的层面“学”（整个过程实在是太快太轻松了）。他推断，儿童们一定是生来就有基本的语法知识——一种被写入DNA中的“普遍语法”。由于这种内嵌的因素，学会不同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不算什么难事，例如英语和法语。这样语言学习的过程就解释得通了，因为婴儿有一种语言的本能：一个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都能运行的语言工具包。

这样一个工具包一下子就消除了人在学习母语时的痛苦，并且也解释了儿童为什么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毫不费力地学会母语。这很机智。乔姆斯基的观点主宰了语言学界40年。然而，结果表明，它不过是一个谬见。过去几年来，出现了一连串的证据，证明乔姆斯基显然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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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吧。每个人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人类展现出一种明显的生物本能，它为语言做好了前提准备。我们的大脑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好了“语言准备”：它有着合适类型的工作记忆，可以处理句子层面的语法；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前额皮质，赋予了我们联想学习的能力，使得我们可以首先使用符号。其次，我们的身体也做好了“语言准备”：相对于古人类，我们的喉位置较低，让我们得以控制喉部的气流。并且，我们咽喉中的舌骨的位置也允许我们对嘴巴和舌头进行精细的肌肉控制，让我们能够发出各种不同的语音，在某些语言中甚至高达144种。没人可以否认，上述这些都是先天的，并且对于语言来说都很重要。

引起争议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关于语言本身的知识——语言软件——是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正如我们生有不同的人类器官那样——心脏、大脑、肾脏、肝脏——我们的头脑中也生有语言，乔姆斯基将其比作一个“语言器官”。这个器官在婴儿期的早期出现。它包含了一个蓝本，描述了所有语言的语法规则所可能出现的形式。因此，学习任意一种自然生成的人类语言只不过是一场儿童游戏。出生于东京的小孩毫不费力地学会了日语，而出生于伦敦的小孩则毫不费力地学会了英语。尽管在表面上这些语言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在深层次上，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运行在一个通用的语法操作系统上。加拿大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将这种能力称之为我们的“语言本能”。

关于语言本能的存在有两个基本论据。第一个是“差老师问题”。乔姆斯基在1965年指出，儿童们学会他们的母语看起来并没有经过很多显性的教导。当他们说“爸爸，看那些羊们”，或者“妈妈，生气我”时，他们的父母并没有更正他们错误的语法，而是惊讶于他们是那么可爱。此外，这些表面上看很基本的错误掩盖了儿童在语法上的惊人成绩。不知何故，儿童们明白，有这样一类词语——名词——是有单复数的，但这种区别并不能用在其他词性的词语上。

这类知识并没有被显性地传授；大多数父母自己也没有显性的语法训练。并且，很难看出儿童们是如何能够仅仅通过听就能够掌握这些规则的：领会一门语言如何运作似乎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明白有些词是名词，它们可数，并且与其他词性的词是有区别的，例如动词。儿童们自然而然就理解了这些基本特性，无需代价。而这正是语言本能观点获得支持的地方。

儿童们并没有接受关于母语的正式指导，那么他们是怎样获得语法知识的呢？

乔姆斯基的第二个论据集中在儿童的能力上。考虑“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当儿童们获得语言能力的时候，用了哪些通用学习能力？当乔姆斯基系统化的阐述他的观点时，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关于学习的理论——例如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B F Skinner）提出的行为主义学方法——看起来严重地不胜任研究语言所面临的挑战。

行为主义将所有的学习过程看做是一系列刺激-响应的强化过程，非常类似于巴普洛夫训练狗在听到铃声之后分泌唾液。但是，正如乔姆斯基在1959年对斯金纳的说法所作的一篇令人震惊的评述中指出的那样，儿童们并没有获得关于他们母语的正式指导，这一事实意味着行为主义无法解释他们如何获得语法能力。乔姆斯基总结道，儿童的语言学习过程一定是预先准备好的。如果他们并没有被明确的教导语法如何运作，并且他们天生的学习能力并不足以应付仅仅通过观察来学习语言的任务，那么根据排除法，他们的语法智慧只可能与生俱来。

从此，这些论据或多或少都让乔姆斯基的事业得以持续。他们看起来相当妥当，不是吗？然而，事实上，他们给基本观点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包袱。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语言本能学说一直在这幅重担下蹒跚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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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一个相当基本的点开始。不管我们对于语言有着什么样的先天基础，把它称之为一种本能有什么意义吗？深思之后，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本能是一种趋向某些特定行为的内在倾向。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必须无须训练即可产生。一只新手蜘蛛并不需要看一位导师才能“学会”结网：当蜘蛛准备好之后自然而然就会结网，无须指导。

然而语言不同。流行文化可能赞美人猿泰山和狼孩”毛格利这样的角色，身为人类，却成长于野兽之中，在成年之后最终还是掌握人类语言。但现在，我们有几个论据充分的关于所谓“野孩子”的例子，野孩子是指那些不管是意外还是人为因素而未能接触人类语言的儿童。这里有一个美国小女孩吉妮的悲惨故事。她从小就被她的父亲关在房间里，一直到1970年才被解救出来，那一年她13岁。从这些不幸的人们身上，我们所获得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没有暴露在正常的人类环境中，一个儿童根本无法学会人类语言。蜘蛛并不需要暴露在网中才能学会结网，但人类婴儿必须听到大量的语言之后才能学会说话。无论你怎么简化，语言也无法是蜘蛛结网那样的一种本能。

不过，这是随口一提。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关于全世界大约7000种语言的基本知识都是天生的，那么在某种层面上，这些语言应该是一样的。每一种语言之间必须存在一系列纯粹语法的共性。然而目前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共性。相反，我们发现的是语言的多样性。

口语在使用的语音上差异化非常之大，有的语言只有11个语音，而某些科伊桑语（一种使用倒吸气音作为辅音的非洲语言）却多达144种。语言在单词顺序上也很不相同，主语、谓语、宾语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在语言中都有。英语使用的模式相对还算通用：主谓宾，例如“狗咬人”。但其他语言就非常不一样了。在Jiwarli语（一种澳洲土著语言）中，“This woman kissed that bald window cleaner（这个女人亲吻了那个秃顶的窗户清洁工）”这句话就变成了这样一种顺序：That this bald kissed woman window cleaner.（那个这个秃顶的亲吻女人窗户清洁工）

有个拟声词叫“ribuy-tibuy”,来自北印度的蒙达语，用来形容一个胖子在走路时屁股的样子、动作和声音。

很多语言用词序来标明谁正在对谁做什么。而有些语言则根本不这样。它们通过将较小的单词组件拼接成更大的单词来形成“句子”。语言学家将这些较小的单词组件称之为词素。你可以常常使用词素来合成单词，比如英语单词“un-help-ful-ly”（无用地）。在加拿大东部所用的因纽特语中，单词 tawakiqutiqarpiit大致相当于：你有烟叶卖吗？当每个单词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的时候，词序就没那么重要了。

语言的基本成分，至少在我们说英语的人看来，口语的各个部分是由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组成的。然而很多语言并没有副词，而有些语言则没有形容词，例如老挝语（使用于老挝以及泰国的部分地区）。甚至还有说法称，海峡撒利希语（加拿大BC省及周边使用的一种土著语言）连名词和动词都没有。此外，有些语言所特有的语言范畴，在我们这些盎格鲁中心主义的观点看来实在是怪异。我最喜欢的就是拟声词，一种某些语言用来使叙事更丰富的语言范畴。拟声词是一种完整的词类，它将某个单一动作中出现的多种感官体验结合在一起。举个例子，有个拟声词叫“ribuy-tibuy”,来自北印度的蒙达语，用来形容一个胖子在走路时屁股的样子、动作和声音。

当然，语言并不一定需要说出来：世界上大概有130种被承认的符号语言，它们并没有语音，但运行的相当良好。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语言的意义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递：交谈、手势、打印字或者电脑屏幕等等。它的表达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媒介。多么奇怪啊！如果在所有人类语言中有一个通用元素，那么它必须隐藏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之下。

多年以来，随着这些不利于语言本能说的发现呈现在人们面前，语言本能说的游说者也逐步的精简关于大脑中存在通用组件的假设。在2002年的版本中，乔姆斯基和他哈佛的同事们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语言能力所独有的其实是一种通用的计算能力，我们称之为“递归”。

递归让我们能够将单词和语法单元重新排列，组成无限复杂的句子。举个例子，我可以通过递归地嵌入关系从句（以who 或which 开头的短语）来组成一个无穷无尽的句子： The shop（商店）, which is on Petticoat lane（位于Petticoat街）, which is near the Gherkin（靠近Gherkin大楼）, which……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类并不是唯一有能力理解递归的，欧椋鸟同样也可以。人类语法的这种“独特”的特性其实并不那么独特。而且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递归”到底是不是真正普遍存在于人类语言中。许多研究者提出，事实上递归在人类语法系统演化中出现得很晚，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2005年，美国语言及人类学家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声称皮拉罕语——一种亚马孙雨林的土著语言——根本就没有用到递归。如果语法真的“内嵌”在我们大脑之中，那也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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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语言共性就先说这些。也许语言本能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它所作出的关于我们如何学习说话的预测。它试图对这样一个观察结果做出解释，即语言学习看起来相当快速自然。然而，问题在于，它让这个过程过于快速和自然了，远远超过了语言学习的实际过程。

当一个具有天生的普遍语法规则的儿童学习她的母语时，如果她认出了其中一条规则，那么这会引导她将这条规则运用到所有类似的情境下。以“猫”这个名词为例，当儿童听到父母提到猫时使用了定冠词“the”，这就提醒儿童定冠词可以用于所有名词。普遍语法预测到会有名词并可能需要一种方法来修饰名词，所以儿童期待着遇到这一类词性并寻觅着英语中用来修饰名词的方法，即冠词系统。仅仅有少数几次听到“the”后面紧跟名词就应该足够了，学习英语的儿童应该可以立即掌握这种规则并熟练的运用于所有名词。简而言之，我们期望看到儿童在语言学习上有跨越式的进步，每一次一条新的规则被激活，儿童在语法复杂性上就会进步一大截。

习得语言的速度或许快得惊人，然而那建立在痛苦的、不断试错的基础之上。

这是个惊人的预言。但很不幸，在发展语言心理学的发现面前，它站不住脚。正相反，儿童似乎以一种非常零散的方式习得语法。举个例子，以英语中冠词系统的用法为例，儿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将某个定冠词（比如说“the”）用在他们曾听到过这么用的那些名词上。只是后来，儿童逐渐扩展他们听到的内容，他们才逐步将冠词用在更多的名词上。

这个发现看起来适用于我们所有的语法范畴。如果存在一个天生的语法蓝图，那么语法“规则”的使用就会是毫无差别的阶跃式的进步，然而事实并非我们期望的那样。我们构建语言的过程似乎是通过在我们所遇到的语言行为中总结规律而来的，并非是应用内置的语法规则。随着时间的过去，儿童缓慢的认识到怎样使用他们所遇到的各种语言范畴。因此，尽管语言的习得可以惊人的迅速，但它并不是自发的过程：它建立在痛苦的、不断的试错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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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本能是什么样子？如果语言真的从一个语法基因中生成，这个基因在发育过程中设定了我们大脑中的某个特殊的器官，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语言应该在我们的头脑中组成了某个特定的模块。大脑中应该存在某个特殊的区域专属于语言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推测，大脑的语言处理器应该是封装起来的，不受其他大脑功能的影响。

碰巧，最近这二十来年，认知神经学的研究已经渐渐揭示了语言在大脑的哪个区域被处理。四个字：每个区域。曾经，一个被命名为“布罗卡氏区”的区域被认为是大脑的语言中心。但现在我们认识到布罗卡氏区并不仅仅用于处理语言，它还参与到大量无关语言的行为之中。除此之外，大脑几乎所有地方也都参与了语言知识与处理。人类大脑在处理诸如视觉之类的不同信息时表现出了专门化，但在处理语言时，并没有显现出专门化。

但是，或许语言的独特性并不是来自大脑的某个区域，而是大脑的某种方式。假设存在某种类型的神经过程是为语言特设的，而不管这一过程发生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呢？相比于“物理”模块，这便是“功能化”模块的观点。证明这个观点的一种途径就是，找到那些语言能力正常但智力低下的例子，或者反之。这将提供一个被科学家称作“双重分离”的实例，即语言能力与非语言能力相互独立。

如果普遍语法是“内嵌”在人类的大脑中，那么它应该需要通过基因进行传递。

史蒂芬·平克在他的著作《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对大量的语言病症做了调查，以便找出一个例子来支持上文所说的“独立性”。例如，某些儿童患有特定语言障碍症（SLI），他们的智力整体上正常，但在语言方面却遇到很大的困难，比如无法完成一些特定的口语表达、无法正确运用某些语法规则之类。这看起来是个确凿的证据，或者说，它本来可以是。然而，很不幸，SLI 实际上是一种听觉处理系统的缺陷。这是一种运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而并非语言方面。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个平克所宣称的证明语言“独立性”案例都被证明是错的：口语问题最终都被证明是由于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

上述论据显示，大脑中并不存在任何专用于语言的器官。另一证据链进一步指出：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东西。如果普遍语法“内嵌”在我们大脑的“微电路”中，那么它需要通过基因传递。但是最近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显示，人类的DNA 根本不具备这样做所需的编码能力。我们的基因组的信息容量高度受限。大量的基因编码被用来构件神经系统，并且优先于其他任何部分。要将假定的普遍语法的某些详细而具体的内容写入人类婴儿的大脑，将会耗尽庞大的信息资源，庞大到我们的DNA 根本无法提供。所以，语言本能说的基本前提——能够通过基因遗传——看上去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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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遍语法的假说，还有最后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是它关于人类进化过程的奇怪解释。如果语言是在基因层面“内嵌”的，那么不用说，它应该在我们演化谱系的某个点上显现出来。巧合的是，在乔姆斯基发展他的理论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其他与我们同属的物种中并不存在语言，例如尼安德特人。这也就缩小了语言可能出现的窗口期。同时，与之相关的其他复杂文化（复杂工具制造、首饰、洞穴壁画等）也是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出现，这似乎也进一步佐证了语言的出现很迟。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最早于10万年前出现，而且一定由基因突变引起。

仔细想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观点。首先，乔姆斯基声称语言由一次重大突变一蹴而就，这与目前广泛接受的现代达尔文合成论（不承认如此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跨越式进化）相悖。适应性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乔姆斯基理论的一个怪异推论是：语言根本不可能为了沟通目的而逐步形成。毕竟，即使语法基因在某个不大可能存在的幸运儿身上突然出现，那么两个人同时出现相同突变的几率，实在是低到难以置信。所以，根据语言本能说的理论，世界上第一个掌握语言的人类想必没有同类可以交谈。

看来是某些地方出了错。事实上，我们现在相信，乔姆斯基关于进化的一些假设都是错的。最新的尼安德特人声道重建结果显示，尼安德特人很可能实际上有一些语言能力，而且还挺现代化。同时我们也逐渐清楚，尼安德特人也根本不是传说中不会说话的野兽，他们也有复杂精细的物质文化，包括制作洞穴雕刻与精制石器的能力，与5万年前人类文化爆发的方方面面并没有什么不同。很难想象，如果他们没有语言的话，他们要如何做到这些需要复杂学习与合作的事情。另外，最近的基因分析显示历史上人类与尼安德特人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杂交，所以大多数现代人类身上其实都有一些特殊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现在看来，早期智人与尼安德特人是可以混居并杂交的，而不是现代人类一登场就立刻消灭了倒霉的猿人。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们之间也存在交流。

这固然很好，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到今天只有人类掌握语言这种最复杂的动物行为？一定有什么东西将我们同我们现存的近亲分割开。反语言本能说阵营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找出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一种合适的解释来自于我们所谓的“合作智力”，以及200万年前启动它的一些事件。

我们的世系——“人属”，可以追溯到250万年前。在那之前，我们最近的祖先直立行走的猿类，被称为南方古猿，他们的智商大概和黑猩猩差不多。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的生态位发生了变化。这些早期的“前人类”从吃水果为主（就像今天大多数类人猿一样）变成吃肉的了。新的饮食结构需要新的社会安排以及一种新的合作策略（单独捕获大型猎物非常困难）。这也导致新的合作思想更为普遍，社会分工从此出现，确保猎手们对猎物有平等的配额，并保证无法参与狩猎的妇女和儿童也能分到食物。

根据美国比较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观点，在大约30万年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出现时，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合作智力。这很容易从考古记录中看出来，这些考古记录证明了人类祖先拥有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相互交流。他们很可能会使用符号（预示着语言），并且能够进行递归思考（有些人说这是愈加复杂的符号语法慢慢出现带来的结果）。他们所面对的新的生态环境不可逆地改变着人类的行为。工具的使用、合作狩猎以及一些新的社会安排，比如说由于男性外出狩猎所导致的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特权，这些都成为必需。

我们不必假设一种特殊的语言本能，我们只需着眼于那些造就我们的变化。

这些新的社会压力促成我们大脑的变化。最后，我们看到了语言能力的出现。语言终究是一种合作行为的典范：它需要习俗（群落中公认的规范）支持，而它也可以用来协调新生态位所要求的其他一切复杂行为。

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不必假设一种特殊的语言本能，我们只需着眼于那些造就我们的变化，那些为语言铺平了道路的变化。这让我们可以根据许多交叠的趋势画出语言形成的渐进过程。比如，它可能发端于复杂的手势系统，直到后来发展到以声音为表现形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之路上最深刻的促进因素一直就是我们合作的本能在不断发展。我不是说我们人类总是在合作。但是我们确实始终将其他人视为有思想的生物，他们和我们一样有思想、有感觉，并我们试着去影响他们。

我们可以在人类婴儿试图习得母语的过程中，看到这种合作的天性发挥作用。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比乔姆斯基所预见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很小的时候——可能9个月大的时候——就能够运用复杂的意图识别能力，来开始理解身边成年人交流的意图。从根本上讲，这是我们合作思想的产物。语言一旦形成，它使我们有能力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塑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或者更糟。这么说并不是贬低语言。语言释放了人类发明和改造的惊人力量。但它并非毫无缘故的突然出现，也并非同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毫不相关。最后，21世纪了，是时候抛弃“普遍语法”的神话了，让我们开始实事求是地审视我们人类独特的这一面吧。

翻译：ki bear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