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因情绪留下眼泪或许不是人类独有的行为。今年8月22日发表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的一项研究表明^[1]，狗也能流下幸福的眼泪。研究人员发现，当宠物狗在与仅分开了几个小时的主人重聚时，它们的泪水会充盈眼眶。研究者的直觉告诉他们：这是由于催产素的骤然激增，即所谓“爱的荷尔蒙”，因其在社会联系中的重要作用而被命名。

论文题目：

Increase of tear volume in dogs after reunion with owners is mediated by oxytocin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心理学家洛里·科根（Lori Kogan）^[2]评论：“这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很有巧思。”她也补充道，这项研究还在“非常初步”的阶段。科根的研究方向是人与动物的互动。她曾研究过狗主人的催产素动态，并称这篇论文的发现与她对动物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均相符。她说：“我们所有养狗的人都知道，当我们与他们重聚时，狗真的非常非常高兴看到我们。”

催人泪下的重聚

几年前，日本麻布大学兽医学院的动物行为研究员菊水武文（Takefumi Kikusui）的贵宾犬小茉莉（Jasmine）刚做了妈妈^[3]。根据菊水写给《科学家》（The Scientist）的电邮中回忆，当小茉莉给她的宝宝喂奶时，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她流泪了。这让他想到，催产素可能会增加泪水分泌。而催产素是一种雌性激素，在雌性哺乳动物分娩和哺乳时产生的更多。

菊水的研究小组^[4]以及其他研究人员^[5]曾发现，当宠物狗与它们的主人互动时，它们体内的催产素会增加。菊水说，他和他的团队假设，在长期分离后与主人团聚“对狗来说是一个关乎情感的事件”，其标志是泪水分泌和催产素激增。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研究人员将幼犬与它们的主人分开几个小时，再让他们重新团聚。在它们见到彼此的五到七分钟后，科学家们对狗进行了希默氏泪液测试（Schirmer tear test）来检验泪水量。研究者也检验了在狗与非主人的熟识者分开再重聚后产生的泪水量，并将其与前者对比。不出所料，狗在与它们的主人重聚时产生的泪水，远远多于与熟人重见时所产生的眼泪。

为了验证催产素是否能够促使泪水分泌的增加，菊水的研究组在狗的眼睛上涂抹了一种含有此激素的溶液。另一对照组的狗涂抹了含有相同氨基酸成分制成的无激素容液，以此对比证明了催产素显著增加了泪水分泌。

荷兰蒂尔堡大学的心理学家阿德·温格霍茨（Ad Vingerhoets）^[6]长期研究情绪和泪水分泌之间的联系（甚至曾撰写《为什么只有人类哭泣》[Why Only Humans Weep]^[7]），称催产素促进泪水分泌的想法是合理的。虽然人们对情绪性眼泪产生的机制还不完全了解，但有些研究者认为，一种通常与催产素有生理联系的荷尔蒙——催乳素^[8]，促进了眼泪的产生。温格霍茨举了个有趣的例子。他提起2004年的纪录片《骆驼骆驼不要哭》（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9]中的一幕：一只最初拒绝自己幼崽的母骆驼最终允许它吸吮奶水，而她也开始流泪。所以他说，也许非人类动物也会哭泣。

你的狗爱你吗？

温格霍茨说，这篇论文最让他赞叹的是菊水和同事们发现了所谓“喜悦之泪”。他说，大多数关于情绪性流泪的研究都是围绕消极情绪展开的。一部分原因是，即使对人类而言，研究者对与积极情绪有关的流泪都是未知的，神秘而不可测。而该研究团队做出了与积极情绪相关流泪行为的发现，这对他来说“非常了不起”。

温格霍茨补充，未来研究可以在更多负面情绪上展开。“失落、分离、思乡之情、丧亲之痛……这些都是我们认为最催人泪下的情境。对我而言，观察负面情绪是否也伴随着狗泪水分泌的增加，将是一个有趣的跟进研究。”

菊水认为这项课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对于人类，特别是成年人^[10]，情绪性眼泪被认为是具有社会性的^[11][12]：唤起同情心、共鸣感，或是鼓励他人的突出的行为表现。狗的眼泪可能有类似的社会性功能，但也可能不是。菊水写道：“我们还不清楚狗与狗之间的重聚是否会分泌更多的眼泪，我们也不清楚狗是如何用眼泪来互相交流的。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狗其眼泪的社会功能。”

在菊水的研究团队之外，克罗地亚里耶卡大学心理学家阿斯米尔·格拉查宁^[13]（Asmir Gračanin）猜测，狗有可能只为我们流泪。“它们与人类共同演化。如果我需要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选择一个研究，我一定会研究狗的行为，用它们探索是否存在某种特殊的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交流。”

尽管科根认为狗并不是动物中唯一会因情绪流泪的，她同意格拉查宁的猜测。她说：“我们对狗的驯化比任何其他动物都要多……因此这种流泪行为在狗身上可能更容易发现。但我认为，这种相似的行为也可能在猫身上发现……也许马也可以如此。这些与我们有长期陪伴关系的动物都很有可能表现出这种相似的行为。”

但格拉查宁也提出，正因为狗与人类有如此特殊的长期联结，他们的眼泪并不是由情绪驱动的。相反地，这可能只是一种生理现象——由于人类已经存在这种社会信号，流泪的狗被“人为地选择了”。

它懂我意思吗？

格拉查宁指出：“无论身体还是行为，狗都对新环境非常敏感并能很快适应它。”眼泪普遍能引起人们的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因此，更易流泪的幼犬可能比不爱流泪的幼犬得到更多的照顾。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菊水团队新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对带有眼泪的狗的照片比没有眼泪的狗的评分更高，认为它们更加可爱。由此，格拉查宁表示，慢慢地，驯化狗的人可能无意中让狗习得了哭泣，就像人们选择了可以动眉毛的狗一样。^[14]

但这并不代表狗的眼泪都是没有情感的。格拉查宁说：“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情感？”狗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对于喜悦所带来的生理变化？换而言之，当你的狗看到你时，它是真的很喜悦，还是只是在进行几千年来选择性进化所带来的机械性生理反应？

格拉查宁指出，第二种猜测也许带来更令人深思的演化意义：它也许侧面反映出人类的情感是如何产生的。他说，即使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使人流泪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和表达情感的方式仍需要源于某个演化的原点。也许，在流泪的狗身上，我们见证了这种“过渡性的演化行为”——最初没有情感参与，而在被选择时而夸大、变得富有情感——“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真实的情感信号。”

科根说，如果狗真的会因喜悦而流泪，这或许可以证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不存在硬性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他那些我们认为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点，其实都没有那么特别。而这，只是又多了一件，让我们变得没那么特别的事。”

译者：Yvonna；编辑：eggriel；校对：eggriel

话说那是50年代末的某个晚上，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Frieda Fromm-Reichmann）坐在书桌前，开始着手写作一篇论文。在这之前，其他精神分析学家都忽视了她将要描述的这一主题。甚至于弗洛伊德对此也只是轻描淡写。尽管概念已然成型，但是瑞茨曼还不确定，她写到，是“哪种内在的能量”使她与孤独相关的问题纠缠不休的呢？可能是从那位年轻的女性紧张症患者开始的吧，她只有在瑞茨曼问到她有多孤单的时候才开口交流。“她把两只手的大拇指竖起来，其他四指弯向手掌内，”瑞茨曼写道。大拇指孤零零地立着，“完全孤立于藏起来的其他四指。”瑞茨曼轻声回应：“这么孤单吗？” 一来一去，那个患者“紧张凝固的表情随即冰释，好像得到了巨大的满足与慰藉，她的手指也张开了。”

弗瑞达弗罗姆-瑞茨曼，这位矮矮胖胖的心理医生后来以“被新患者错认为是个管家”而闻名世界。这位患者叫乔安娜·格林伯格（Joanne Greenberg），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其他心理医生定义为无法治愈，而瑞茨曼治好了她。格林伯格离开医院之后，去读了大学，成为了一名作家，随后格林伯格将她挚爱的心理医生以“弗雷医生”的形象永久定格在她的畅销书——《未曾许诺的玫瑰园》（I Never Promised You a Rose Garden）中（这本书随后改编成电影，同时发行了同名流行单曲）。为了躲避希特勒，瑞茨曼从德国来到美国，她坚信通过信任与亲密关切，没有哪个患者是无法治愈的。她认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的深处都有孤独的影子，而孤独的人又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存在。她曾责备过她的同事们，只因他们面对情感上无法企及的患者，没有冒着被情绪感染的风险，主动向他们伸出援手，反而抽身离去。“对‘孤独’产生的谜一般的恐惧触及到我们心底可能存在的孤独，我们躲避孤独，同时为此感到内疚。”瑞茨曼说道。

The Lethality of Lonelines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we understand how isolation can ravage the body and brain. Now,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

瑞茨曼在195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孤独》（On Loneliness）的论文，被认为是“孤独研究”这一飞速发展学科的奠基性文献。过去的五十年间，理论心理学家几乎已经完全摒弃了精神分析，一翻身，通通变成了生物学家。随着对细胞和神经功能愈发深入的研究，他们亦愈发认为“孤独”如瑞茨曼描述的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现在，“孤独”已经被和一系列身体上的不适，同时和一些过去的精神疾病关联起来。

可以这么说，这些发现产生的影响与疾病的细菌理论同样重大。就像从前，我们知道传染病会致命，但是不知道是细菌在传播这些疾病，我们直觉上认为孤独会加快个体步向死亡，但是尚不能解释一二。心理生物学家现在发现孤独会释放误导性的激素信号，重新安排控制行为的基因，同时也没放过搅和身体其他系统。他们已经证明长期的孤独不仅会致病，它还会致命。在众多的死亡风险因素当中，情感隔离的排名和吸烟不相上下。一份由孤独引起，或因孤独加重的疾病不完全名单包括老年痴呆症，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甚至癌症——肿瘤在孤独人群中扩散的速度更快。

孤独的心理学解释自瑞茨曼提出后并未改变太多。“真正的孤独”，不是索伦·齐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提出的“关闭状态”或者在文明社会中离群索居；“真正的孤独”，不是艺术家愉快地隐居创作，不是当你的朋友在外玩耍时，你却因感冒而不得不呆在家里；不是暂时对你的朋友和伴侣不满——当然如果你一直不满，那也许你真的是一个孤独的人了。

瑞茨曼甚至将“真正的孤独”与哀恸区别开来，毕竟在经过调整之后，哀恸是可以恢复的；亦和抑郁症区别开来，抑郁症可能是孤独的症状，但通常不是引发因素。她提到孤独，实际上就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这个定义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

现在心理学家普遍接受了瑞茨曼定义为不属于“孤独”的那些表现，同时增加了瑞茨曼一定会同意的一条。他们坚持认为孤独必须是由内而生、主观的体验，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状态。“孤独不是独处的同义词，与他人共处也并不能免于个体感受孤独。”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写道，他是研究孤独的心理学家当中的领军人物。卡乔波将情绪因素置于社会因素之上是由于他笃信破坏身体和大脑的罪魁祸首是情绪。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另一派学说坚持认为孤独是社交失败的产物。因为缺乏关心照料，缺乏社会支持，孤独的人相比不孤独的人更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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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孤独作为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一直被视作是社会问题，即过度保守文化，或者社会规范崩溃的产物。然而今天，孤独被视作是公共健康危机。孤独的标准问卷——UCLA孤独量表包含20个围绕“亲密感”的问题，比如“你是否感到与人亲近？”。将近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在某一时期感觉和他人并不亲近。孤独的程度随年龄不同而不同，对老年人的威胁尤甚，表现在加速器官衰退，缩短寿命。但即便在非老年人中，孤独依旧无孔不入。AARP（美国退休者协会）在2010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45岁及以上成年人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汇报自己长期处于孤独状态。十年以前，这一比例是五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婴儿潮出生的那一代人以每天一万人的速度步入退休年龄，孤独的美国人数量一定会继续攀升。

很显然，孤独的人越容易患病，他们越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尽管说随着对孤独了解的深入，我们能够更好的治疗这一情况。但于我而言，孤独的生物学表象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提供了通过最佳实证方法得到的确凿证据，证明几个世纪以来，那些诗人、蓝调乐手和电影导演为遭受孤独蹂躏的灵魂和肉体而悲悼都是正确的。正如诗人奥登（W. H. Auden）所述：“爱或死，选其一为之。”

哪些人身上带有孤独的标签呢？他们是那些局外人：并不只是老年人，还有穷人，被欺凌的人，与众不同的人。调查发现即便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群体，被歧视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孤独。女性比男性更孤独（尽管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更孤独）。非洲裔比白人更孤独（尽管拉丁裔和白人女性比非洲裔女性更孤独）。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孤独。无业和退休的人比工作的人更孤独。

孤独感受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感觉到被拒绝，同时这也是孤独当中，对个体伤害最大的一部分。心理学家是通过研究男同性恋在艾滋病大流行时期的体验发现的这一现象。疾病摧毁了他们的免疫系统，而一开始，好像仅仅摧毁的是“他们”的免疫系统。这场危机被忽略了一段时间，紧接着引起了全民恐慌。不久之后，全国人民都呼吁将男同性恋隔离起来。对于那些研究社会体验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心理学家来说，艾滋病大流行就相当于一个自然实验，其造成的影响之极端，以至于任何一个道德健全的人都不会有意让他人遭受。艾滋病来源于一种病毒感染——HIV病毒。这个病毒摧毁了一个独特群体的免疫系统，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可以相互比较，而这一群体作为整体又可以和未感染的对照组进行比较。这使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科学家们尝试回答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社会体验能否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死得更快。这项任务因疾病侵袭更多人而变得更加紧迫。

UCLA实验室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得以加入一项长期试验。该试验参与者为并不知晓自身HIV病毒感染情况的男同性恋。大约半数参与者被检查为病毒感染阳性，这其中大约三分之一参与者同意接受研究人员刨根问底的审视，包括回答一系列关于毒品使用、性行为、对自身同性恋取向的态度和情感支持的程度等问题。到1993年，这组感染病毒的人群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罹患艾滋病，大约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离世。

史蒂夫·科尔（Steven Cole）那时候还是实验室的一个博士后研究员，渴望能够突破该领域的身心二元论。那时候他告诉我，心理学才刚刚开始领会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认知世界是如何重塑我们的物质世界的。UCLA的科研人员期初研究加速疾病进程的社会因素时，测试的是如社会经济状态和社会支持水平等看似显而易见的影响因素。说来却奇怪，贫穷或者缺少家庭朋友的支持并不会大幅度加速一个艾滋病患者死亡的进程。（不过持续的哀恸状态——这一普遍存在于那段时期男同性恋群体中的情绪状态，似乎会削弱病毒感染者的免疫系统。）

最终科尔意识到需要尝试从男同性恋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这并不容易：“我是个从市郊来的直男。我曾对性别持定型观念，但我从来不了解他们这些人的生活。”之后他读到一本书，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污名：管理受损身份的笔记》（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a Spoiled Identity），书中详细叙述了“装作”他人的辛苦。他知道了未出柜的男同性恋必须谨小慎微，维护好关于他个人信息的点点滴滴，始终活在暴露的恐惧中，或担心因身份而被勒索敲诈。对亲密关系，或者至少对友谊也划出非常明确的界限。“就像游走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旁边。”科尔这样描述道。

科尔认为躲在虚假身份背后的人对他人的拒绝更加敏感。他的脾气会紧张的像上紧了的发条，而他的应激反应系统则是“快一点，再快一点。”他的心跳会加快，应激激素会大量涌进他的身体，组织会充血，白细胞会喷涌而出抵御外界入侵。如果这种应激觉醒状态很快消失，那对这个人的身体是无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连续一年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他的血压就会逐渐上升，免疫系统当中负责抵御像普通病毒这类虾兵蟹将的功能将会逐渐丧失。

压力如何成就我们，又如何摧毁我们？

压力在我们的体内暗流涌动，一生当中都在破坏身体和大脑，造成毒性影响。

他说的没错。科尔发现，预估一个HIV阳性的男同性恋是否会很快死去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他是否出柜。感染HIV的未出柜男同性恋比出柜的男同性恋一般会早死两到三年。科尔在艾滋病患者的分离白细胞中注入去甲肾上腺素之后发现，病毒复制的速度加快了两到三倍。针对这一发现他思索良久，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被设计成这样，孤独居然会削弱我们抵御疾病的能力。“上帝想让我们压力大的时候就死吗？”

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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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不希望我们孤单。换句话说，自然选择将那些需要他人的人筛选出来。人类的社交属性远远高于其他哺乳动物，甚至高于绝大多数的灵长类。为了发育出我们的“社交大脑”，我们必须擅长于合作。为了养育孩子，照顾他们缓慢成熟的大脑皮质，我们需要从族群中获取帮助。我们烧火做饭，为嗜糖的大脑灰质供能，这又需要我们组织安排夜班，为篝火添柴。跟人类的捕食者相比，我们太过弱小。他们追赶我们的时候风驰电掣，而我们跑的时候则显得蜗步龟移。

“孤独可以如此显著的影响基因，这可不简单，它改变了我们既往对人类发育的认识方式。”索米说道。

假设我们当中有个人从族群中走丢了，或者说因为偷懒，亦或是偷了东西被踢出族群，那她怎么办呢？她会发现自己正茕茕孑立于无边无际的热带草原中，一时间暴露在猎食者的雷达里，准备成为它们的美味佳肴。如果她的神经系统在持续感知孤立中过载了，那不消说，她一定会吓得冲回家。卡乔波认为我们天生就认为朋友和家人之外的世界是不愉快的，就如我们生来就发觉某些食物令人作呕。“那你觉得我们对苦味的敏感程度比起甜味要高千倍万倍是为什么呢？”卡乔波问我。“因为苦味暗示着危险！”

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茕茕孑立”的时刻包括我们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结交全新的朋友。九十年代中期，卡乔波（现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和当时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事们将该校本科生分成了三组：不孤单的，偶尔孤单的，以及孤单的。这些学生身上扎着血压计、传感器和呼机。每天呼机都会响起九次，连续九天，学生需要在听到呼机响声后填写调查问卷。卡乔波还把学生都收进大学医院留观，让他们戴着装有感受器的帽子，监测睡眠长度和质量。接着卡乔波从这些学生身上提取了唾液样本，从中量取在应激情况下释放的激素——皮质醇的水平。

如他所料，那些存在躯体压力症状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几个朋友的人，而是那些因为没有亲近的朋友而内心不满的人。这些学生的血管阻力也比同龄人要高，这是由于在长期应激状态下血管收缩。高血管阻力意味着高血压，意味着心脏要多做功来抵消增加的外周阻力，意味着血管壁会遭受更多冲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的话，就会转变为心脏病。科尔证明孤单可以加速患病者死亡的进程，而卡乔波则证明了孤单会使健康的人患病，而这都是通过同样的生理机制实现的，即战或逃反应。

一个著名的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畏惧拒绝。十多年前，UCLA的社会心理学家内奥米·艾森伯格（Naomi Eisenberger）与她的同事在一起实施了一场实验。被试被一个个带进实验室，玩一个叫做电子球（Cyberball）的传球游戏，被试和另外两个计算机模拟的“玩家”进行游戏。计算机玩家一开始和人类玩家玩的不亦乐乎，然后逐渐转变到不再理会人类玩家，只有两个计算机玩家互相传球。功能磁共振成像显示当被试体验到“被冷落”时，大脑的某个部分（背侧前扣带皮层）会亮起来，而这部分在人躯体感受到痛觉时也会亮起。

我问艾森伯格，我们遭遇躯体伤害和社会攻击的信息是由大脑的同一个部分处理的，但是为什么大脑不会把这些信息搞混呢？她解释说，因为躯体伤害同时会激活大脑的另一处结构，即负责定位疼痛的部分——哪条胳膊？哪条腿？还是在我身体里面？而背侧前扣带皮层处理的是疼痛令人不悦的情感信息，不论这疼痛是由社会攻击造成还是由躯体伤害引起。她将其称之为疼痛的“情感构成部分”。治疗慢性疼痛的手术中，医生会划开背侧前扣带皮层，使其失效。手术后，患者汇报说还是能感觉到引起不适的感觉来自哪里，但他们补充到，这种感觉不再引起不适了。

孤独是天生的这种说法听着似乎有理，至少我们剩下的人可以摆脱掉这层阴霾。然而研究证明，我们只说对了一半，孤独大概有一半是遗传的。对8000多个荷兰的双胞胎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描述自己为孤独，缺乏关爱，那另外一人描述同样情况的占到总数的48%。不论被试者的年龄、性别和抚养方式是否一样，48%这个比例都一直稳定存在。研究人员总结称这一现象必定反应出了基因层面，而不是环境层面对孤独的影响。为了理解某种人格特质存在48%的遗传率是什么概念，我们用某遗传率为100%的外观特质举例，比如孩子的眼睛颜色100%遗传自父母，48%是怎么一回事应该不难理解了。话又说回来，尽管说基因使得孩子趋向于孤独，也不能说孩子在未来长成为孤独的个体，全部都是基因作祟。另有52%来自于他周围世界的影响。

进化论，这本用故事描绘地球上每一个存在的书，当然也为人类如何能从这种广泛的性情差异中获益留了一则故事。一个拥有各色不同性情的族群，相比起拥有完全一样性情的族群，更容易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想象一下，当一个族群安居乐业生活了若干年，突然，山脚下出现一批不速之客气势汹汹杀将过来。一种情况下，壮年男性并没有全都出去打猎（留在家的也许是不喜欢冒险的，或者干脆就是孤独），另外一种情况下，全村壮年男性满心欢喜去打猎，想着家中一定不会有事。这样看来，前者抵御外来入侵，或者至少保护住子嗣的几率相比后者就要大一些。

虽然基因及后天都在我们还年幼时就为日后孤独的出现添砖加瓦，但是缺乏一对有爱心、可靠的父母，同时没有任何补救措施的话，我们整个后半生都将会在孤独这条小径上越走越远。不仅如此，孤独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将会变得易怒，悲观，害羞，自我怀疑，以及对批评高度敏感。最近研究发现，这些后天的情绪反应了我们的大脑自出生那一刻起是如何被塑造的。

证明早期的大脑受关爱的影响的证据，部分来自于另一起臭名昭著的自然实验：在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统治罗马尼亚期间，禁止节育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弃婴。有不少文人墨客用令人心痛的文字描述了这些弃婴在狄更斯孤儿院，成长到二十岁期间遭受的情感及教育方面的困境。在颅脑扫描问世后，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孤儿院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大脑中的“灰质”相对较少。意思就是构成大脑的神经元数量比较少。如果这些孩子日后没有被领养，他们大脑中的“白质”发育也会较少。“白质”负责联通大脑的不同结构，将信号从这一点传达到那一点，可以理解为大脑的“局域网”。研究这些孤儿的案例发现，他们的杏仁核以及前额叶皮质，这两个负责记忆、情感、决策和社交的部分，就根本没有完成联络。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在孤独者的脑袋里能查到的信息很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研究孤独儿童的生物反馈的对象都是猴子。我去年拜访了一个位于马里兰州郊区农田里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史蒂夫·索米（Steve Suomi）是一个率真友善的前心理学家，现灵长类动物学家。索米的研究对象是猕猴，这种可爱的小生物有时也被称作“小强类生物”，因为就像我们人类，把它们扔到绝大多数环境下都能够生存下去。

索米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是基于他的导师，哈利·哈洛（Harry Harlow）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在威斯康辛大学开始的实验。哈利·哈洛因在新生猕猴上进行骇人听闻的隔离实验而臭名昭著。小猕猴出生后几个月时间都被关在笼子里，陪伴它们的只有用铁丝、瓶瓶罐罐和卡通玩具拼凑而成的“猴子妈妈”。幸运的小猕猴还会有用布裹着的“妈妈”。（令人称奇的是，一块柔软的布就能让紧张的猕猴宝宝镇静下来。）最严酷的案例当中，小猕猴被孤立在V型容器的底部。诚然，这些实验极尽残酷之能事，然而哈洛证明了母爱的缺乏能够摧毁猴子和同类社交的能力，而“布妈妈”能够消减孤立带来的最坏的影响。这些小猴子通过数年的治疗之后才得以返回到同类中去。在那个时候，哈洛的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美国心理学部门的掌门人其时都是行为学家，他们对动物及人类行为持有“生来空白，后天养成”的观点，因此对猕猴宝宝生来就对爱，或者至少对某种触感有渴求这一观点嗤之以鼻。

爱抚是神经元的抒情诗

我们骑跨赤裸的神经元，剥去它们的鞘，直至生命最幸福的时刻和最深刻的亲密关系。

然而时代不同了，哈洛主张的“后天需要先天”也成了目前的主流观点。（法律也不同了，使得索米很难进行他老师那种实验，当然他自己本来也不想做这类实验。）但是索米现在拥有高科技：取下一点试验猴的脑组织送去可以进行基因检查的实验室（比如史蒂夫·科尔的实验室），就能够看到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关闭。索米能够展示孤独是如何塑造大脑和身体的。随着猕猴的成长，索米能够通过观察孤独猴子的生活表现，它们加入新的猴群的时候处于阶层位置，它们是否能够生育等行为，将其与影响大脑和免疫系统的基因活动关联起来。

索米将小猴分为三组抚养，第一组完全和同伴关在一起（混乱的、威廉·高丁的小说《蝇王》描述下的那种童年），第二组和“布妈妈”关在一起，只不过每天有几个小时放出来跟其他小猕猴玩闹，第三组和自己的妈妈放在一起。索米发现，前几个月和母亲分开的小猕猴体内，一些负责免疫系统的基因出现了不同的表达形式。这其中包括负责表达炎性蛋白的基因，以及负责表达抵御外来微生物入侵蛋白的基因。

另一个令索米兴奋的发现来自于第一组，即同伴抚养小猕猴的大脑组织：它们的前额叶皮质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基因活动改变。这部分又称作“大脑的CEO”，其主要职能是抑制暴力冲动和不合理的行为。（人类大脑中，这部分的神经连接异常目前已经和精神分裂症及多动症关联起来。）有些偏差出现在引导大脑生长的基因中，目前已知这些基因异常会引起神经结构的改变。这一系列发现和罗马尼亚孤儿大脑扫描的结果产生一种遥远又奇异的共鸣，证明了孤独的猴子比其他正常猴子会表现得更加奇怪。

在众多的死亡风险因素当中，情感隔离的排名和吸烟不相上下。索米说：“一个在人机体以外的东西能够如此强烈的影响基因，这可不简单。它改变了我们既往对人类发育的认识方式。”我不需要遗传学的知识，就能感受到同伴抚养猕猴的生长缺陷有多严重。索米带我去观察它们的活动。它们紧紧抱着彼此，挤成一团，呆在笼子的最里面。他说这些猕猴有时候会因为表现懦弱而迎来其他猴子的攻击。有时候它们未能认出猴王，未能及时扣头行礼，结果被揍的更多。最不安的猴子会摇晃不停，用手抓自己，揪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患有严重自闭症的人类儿童。

索米补充说，后续完善的看护照顾可以极大改善这些问题猴子的生活。他指出有些小猴子被送去给奶奶辈猴子看护，这些猕猴不仅表现得更“猴子”了，大约半数的基因异常都消失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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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孤独，这一社会情感可以深入我们的身体，重塑细胞和基因，那我们可以对此做点什么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列表指出童年剥夺的代价，悲痛地谈论起这些卫生政策中的孤岛，即我们将犯罪和低学业成就视作和肥胖、糖尿病这类医学问题迥然不同的情况。就赫克曼而言，以上所说的情况都是一种社会疾病的表现症状：未能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抚养他们的孩子。赫克曼认为美国经济社会底层家庭孩子的生活，越来越像索米实验室中孤独猴子的生活。随着接近半数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而婚姻本身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来说又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他们的童年变成了一个孤独又混乱的体验。单亲妈妈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或者说没有足够的金钱参与促进情感交流的社交活动。

赫克曼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也带来童年不平等的加剧，同时加剧的还有育儿环境的不平等。” 美国儿童中罹患如多动症之类精神疾病的儿童数量，在最近三十年里第一次超过了患有躯体疾病的儿童数。赫克曼并不认为患病人数的增加是由于孩子没有从学校拿回全A的成绩单，家长就去找医生开多动症的证明。他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情感匮乏。“母亲非常非常重要，而现在母爱却供不应求。”

赫克曼一直在研究两个著名的儿童早期干预项目的数据，一个是七十年代的初学者项目，一个是六十年代的佩里幼儿项目。这两个项目都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如果我们将贫穷家庭中的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送入这些项目，提供给他们及其父母以额外的支援，那么他们长大之后会比同类未参加项目的孩子更富裕，更健康，主要表现在身体脂肪含量低，生病少，受教育程度高，特别对于男性来说，他们更可能保住一份工作。赫克曼在对佩里幼儿项目的研究中发现，每投资1美金，在未来的十年中，可以带来7到12美元的存款回报。他告诉我，最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之一，就是为那些弱势群体孩子所在的育儿环境提供帮助。

如果你不能一口气改变和这个社会，但你至少可以一次改变几个人。卡乔波和他的同事露易丝·霍克利（Louise Hawkley）正在开发一个引导孤独者学习跟他人相处的项目。他们以前还考虑过设计一款移动应用，像是某种唠叨的“电子妈妈”，帮助有需要的人打破他们的既往社会习惯。（你需要从列表中划掉一项任务，比如要求你今天跟某个人交谈，可以是收银员，或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然而他们没有为这个项目募集到资金。于是他们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一个简单且低科技的解决方案。就是以研讨会的形式，包括一位讲师，一块屏幕，一支激光笔。参与的学生学习辨认面部表情，翻译语气，同时学习停止主观臆断，这是孤独者总是倾向于做的，他们总认为遇见的人会评价他们或者回绝他们。霍克利说，他们学习的是“社会认知”的艺术。她的目的是向孤独者展现出他们对人类本性，社会习俗的认知并不总是准确的。

卡乔波和霍克利正在陆军基地测试他们的社会认知科目，通过开展课程，帮助战士们加强社交技能，引导部队领导能够及时发现部队中的孤独者并帮助他们更好的适应部队生活。美国陆军心理学家保罗·莱斯特少校（Major Paul Lester）说，目前还没有收到最终结果，但是他收到一些报告，其中提到经过这些课程训练的战士，战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要小。莱斯特坚持让我在文中提到，陆军没有同意每年向这项实验投入五千万美元是因为陆军的主要担忧，落在自杀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上。不过如果说孤独训练可以降低自杀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战士数量，这自然最好不过了。陆军将这些课程视为适应军队生活的必修课。莱斯特说到，最强的战士是和其他战士有良好互动的那些人。要知道战士们的生活因为在不同的基地间转运而充满各种社会干扰。

想象一下这些社会认知项目，通过不断扩大影响，逐渐取代现在小学、中学课堂人类生长发育课中的陈词滥调。尽管这个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很显然，这些都是打补丁式的解决方法。如果存在这样一位经过训练的老师，能够辨认她课堂中的孤独小孩，并及时提供援助及支持，这将彻底的改变这个孤独小孩的一生。内奥米·艾森伯格向我指出，现在学校异常看重孩子的躯体伤害，但是对社会攻击造成的伤痛则是不予重视。艾森伯格说：“你不能打别的小朋友，但是在疏离其他小朋友这方面，就没有人管了。”

科尔想象可以给人们提供治疗孤单的药物，特别是当孤单加重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时。比如β受体阻滞剂，这类药会降低压力造成的躯体反应；比如消炎药；或者干脆用泰诺，毕竟躯体疼痛和精神疼痛在大脑中是重叠的，而事实证明泰诺真的可以减少伤心带来的疼痛感。

更深层次的针对孤单的研究促使我们认可人类面对社会压力时，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韧性。这种对孤单的易感性既可怕又令人振奋。说可怕是因为孤立造成的躯体限制，实在太过容易就能被遗传到下一代身上，特别是当其来源于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弱势群体时。考虑到我们在这类能够帮助弱势群体的项目上获取的经费正在缩减，而议会中，特别是共和党，则一直不遗余力地阻止为这类能够引发更多更好项目的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因此，我们确实有理由害怕。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关于我们人类的韧性还有不少令人惊叹的事实。把一个孤儿寄养之后，他的大脑就开始修复缺失的神经连接。引导一个孤独者不再以恐惧和猜疑来回应他人，随着时间的进展，她的身体释放的应激激素将逐渐减少，而因此患病的次数也将随之减少。养个宠物，或者皈依某个超自然的存在，你在UCLA孤独量表中的评分就会下降。哪怕只是加入一个运动团体，或是加入教会都会引起科尔所说的“分子重塑”。他说：“要说从这研究中学会了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一生不仅仅是由童年决定的，我们必须做好人生中的选择。”

翻译：Erafat. .，校对：EON

当今世界，行为科学无孔不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铺天盖地，被（政府、企业、媒体）用来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购买的产品，并且被用于构建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环境，影响我们在网络和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网络。过去，人们遵循个人习惯、本能或者社会传统、规范来做出行动，而现在，人们往往会参考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研究结果和科学理论来做决定，并且在此基础上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社会。

政府和私有企业使用的行为科学手段并不是为了要求我们运用理性；它们并不企求有意识地以信息和论据说服我们。相反，这些手段是利用我们的非理性动机、感情弱点和无意识偏见来改变行为的。假如心理学家们能够系统全面地理解这些非理性动机，他们将大权在握，上能治大国，下可烹小鲜。

Invisible Manipulators of Your Mind

We are living in an age in which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ave become inescapable. The finding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are being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news we read, the products we buy,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pheres we inhabit, and the human networks, online and in real life, of which we are a part.

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抽丝剥茧》（The Undoing Project）似乎注定要成为人类行为的长期理解和矫正方面最受欢迎的一部著作。本书回顾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之间的复杂友谊和卓越的学术合作。这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为新行为科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我们或许可以系统地理解人类的非理性。他们主张，即使我们的思维出错，其出错的方式也有规可循。卡尼曼告诉我们，他和特沃斯基在调查中得到了许多反直觉结论的支撑下，“我们现在理解了直觉思维的奥妙与缺陷。”

卡尼曼在2011年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将两人新提出的心智模型呈现给大众读者。他将人类心智描述为两种关系密切的思考系统：系统1运作迅速，且自动运行，它包括本能、情感、人与动物共有的先天技能，也包括后天习得的联想和技能；而系统2虽然缓慢，却很慎重，能让我们改正系统1产生的错误。

刘易斯讲述了这次知识革命的经过：1955年，21岁的卡尼曼负责为以色列军方设计人格测验。他发现，如果设计的问卷能最大限度地排除测验者的直觉因素，问卷的精确度就能达到最高。在测试过程中，受测者调用了“系统1”的直觉式思维，这种思维会干扰他们的判断。而如果问卷的设计者和实施者能够防止受测者依靠任何主观判断和偏见，受测者就不会受到干扰。这是刘易斯非常喜欢的一个情节，因为他在畅销书《点球成金》（Moneyball, 2003年出版）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thletics，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的一支球队）的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利用了全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克服了球探在挑选球员时的直觉判断。

《抽丝剥茧》里也称颂了心理学家刘易斯·戈尔德堡（Lewis Goldberg）的事迹。他曾经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同事，当时他们都在俄勒冈州的西部城市尤金工作。戈尔德堡发现，用一个简单算法来诊断癌症的准确度能比高级专家还高，因为专家毕竟会被自己的情绪和错误的直觉所左右，而算法是用来处理数据的固定规则。《抽丝剥茧》中的人类主角们往往难以相处、感情用事，而算法则是书中“头脑简单的英雄”，它们防微杜渐，默默修正着人类思维的毫厘之差。

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最具影响力的发现则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为行为科学的“偏见与启发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他们考察了人们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定，并发现了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基本假设，它假设决策者会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意识到，他们观察到的非理性行为并不是一些偶然误差，而是“博弈者在选择过程中对理性原则的系统性违背”。这些系统误差（误差分为偶然误差和系统误差，前者受随机因素影响，后者按一定规律变化）表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有规可循。

《抽丝剥茧》的作者刘易斯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充分把握了以色列政局动荡不稳的历史背景，并阐释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他们意识到，我们对概率和风险的直观分析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排除诸如懊悔和失落等负面情绪的干扰。刘易斯写道，在赢得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因为他们的损失感到懊悔不已——以色列被敌国偷袭，不得不背水一战，付出惨痛代价才赢得了战争。但是，原本还有这么一条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都认为这条路可以避免战争：归还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以色列人并不因自己没有这样做而懊悔。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若行动A伴随损失，而损失本可被行动B避免，人们对损失的懊悔，会强于对没有采取行动B的懊悔。如果这是普遍情况的话，人们就能根据这一原理更好地评估风险。

“可得性启发法”指出：如果在一些偶然因素下，我们对某个现象非常在意，我们就会误以为那个现象特别容易发生。

这项研究最终催生了已经广为人知的启发法，也就是经验法则，用来指代直觉思维中的一些具体缺陷。其中一些经验法则似乎有着共同的情感基础，比如“禀赋效应”（高估我们所拥有事物的价值）、“现状偏见”（希望维持现状）和“损失厌恶”（在评估风险时，更多地关注潜在损失而不是潜在收益）都涉及一种固有的保守态度：我们更加喜欢和重视已经为之付出了很多的事情。

许多启发法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可得性启发法”指出：如果在一些偶然因素下，我们对某个现象非常在意，我们就会误以为那个现象特别容易发生。例如，“9·11事件”发生后，人们非常害怕恐怖袭击会再次发生。然而相对于车祸和其他致死原因，恐怖袭击发生的概率其实非常小。只不过是电视上没有像报道恐怖袭击那样，一天到晚滚动播出车祸等事故的新闻罢了。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不应该左右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就是无法屏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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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然有这么多严重的思维缺陷。不过，刘易斯在书中一直流露着希望，他不断强调，这些心理学新知识也能让我们了解、正视和尽量消除非理性思维的不足，进而改善人类生活。由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创建的根植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研究成果的行为经济学，旨在研究清楚我们该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作出更好的决策。虽然根据可得性启发法，人们会为极力保护自己免受发生概率极小的灾难，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微调方式（nudges）来应对：我们可以写下明确的提示，来提醒自己哪些灾难更可能发生，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虽然人们会有维持现状的偏见，不愿意做出对自己更有利的改变，例如我们可以不向人们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退休计划，而是选择一个更有利的方案：让计算机自动把他们录入某个退休计划，但保留他们自愿退出的权利。

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的白宫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他上任不久便采取了上文中提到的方案。他设计了一些“选择结构”（choice architectures）和微调方式，来影响人们的直觉，从而影响决策。在刘易斯笔下，通过上述方式来做公益事业就像是一种魔法，如同月光悄悄爬进窗户一样，在全美国沉睡之际偷偷潜入千家万户。

数百万的美国企业和政府职员在21世纪初的某一天，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不需要再申请加入退休计划，他们已经被计算机自动录入了。

桑斯坦和塞勒将这种干预背后的政治理念称为“自由主义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并不强制人们接受给定的选择，只是提供一些选择或者制造一些吸引力，来让人们“更好地判断这些选择并作出能改善生活的决策”。他们声称，这种形式的干预虽然通常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实施，但并不算玩弄权术和操控人心，毕竟人们总是有权选择别的方案。刘易斯在书末直白地称赞了这种有人引导、却号称是自由选择的形式。

刘易斯并没有提及，同样的行为科学原理也能用来有计划地蛊惑和操控人心——这也是行为科学原理的一种重要应用。弗兰克·巴别茨基（Frank Babetski）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部的一名情报分析员，也是中情局大学的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院的分析谍报学系主任。他将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列入情报人员必读书目。

巴别茨基论述了情报人员如何利用行为科学原理进行情报欺骗，这是情报人员的一项重要技能。[1]他建议，这种做法应当受到法律约束，并且民主政府应当对情报目标有最终决定权。但他也指出，这些手段落在任何图谋不轨的人手上都有可能会导致滥用。

对于选择偏好的操控既驱动了行为科学的商业化，也成为了数字经济的基石，而数字经济塑造了现代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

刘易斯轻描淡写的描述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行为科学家声称已经有办法操控人们的情感生活，重塑他们最根本的偏好、价值观和欲望。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96年去世）曾经在一篇合著论文中提出，我们并不能很好地判断自己的幸福，这一观点在卡尼曼最新的研究中得到完善。我们的直觉反复多变，还往往自相矛盾。回忆往事时，我们容易把它想得无比快乐，而当时记录下来的感受未必如此。卡尼曼和一些积极心理学家合作创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快乐心理学（hedonic psychology）。该学科不仅关注快乐，也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幸福，并试图找到一种更加客观的方式来评价生活状态，而不仅仅依赖于主观评价。

这个新的子学科开创性地将行为科学的成果与“大数据”相结合。刘易斯的《抽丝剥茧》中并未提及“大数据”，但“大数据”却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思想有了广泛的潜在应用价值。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福祉项目”的心理学家与剑桥大学心理测量学中心的计算心理学家米哈尔·科辛斯基（Michal Kosinski）和大卫·史迪威（David Stillwell）开展了合作。科辛斯基和史迪威参与设计了名为 “myPersonality”的Facebook程序，用户可以用这一程序做心理测试。最终它收集了六百万份测试结果和四百万人的资料。研究者将测试分数与用户在Facebook上留下的海量信息结合起来，这些测试中包括大五人格测试。它又被称为OCEAN模型，测量开放性、尽责性、外倾性、宜人性和神经质这五种人格维度。举例来说，经常使用“apparently”（显然）和“actually”（其实）等字眼的用户往往比别人更加神经质。“myPersonality”的设计者声称，这些心理测试的结果与其它数据相结合，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幸福水平。

全球福祉项目的主导思想是：主观判断并不完美，我们不应该依此来判定什么是快乐的，什么才有意义。[2]可若是我们追求的快乐和意义成为行为科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快乐和意义是否会被量化和操纵，我们还能否自由地追求想要的快乐和意义，并看清其本质？这种担忧可不是什么学术问题。对于选择偏好的操控既驱动了行为科学的商业化，也成为了数字经济的基石，而数字经济塑造了现代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

卡尼曼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开设了主题为“关于认知的认知”（Thinking About Thinking）的高级讲习班，参与学习的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前微软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Facebook首任总裁肖恩·帕克，SpaceX创始人、特拉斯汽车的联合创始人伊隆·马斯克，推特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以及维基百科创始人吉米·威尔士等人。[3]

在2008年的课上，理查德·塞勒也提及了克服思维陷阱的微调方式。在网上公开的片段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对选择构架的描述：它们能引导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但是只要被引导者不喜欢其结果，这种引导可能会立刻失效。然而，在与这些硅谷企业家的谈话中，卡尼曼指出“启动效应”（营造一种合适的心理氛围）是心理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它通过提供潜意识的暗示（例如在屏幕上以某一速度闪过一张不令人察觉的笑脸）来影响情绪和行为。他还强调，启动效应能激发一些可预测的、连贯清晰的联想。如果被试对这种施加于潜意识的影响毫无所知，那么他们拒绝这些影响的自由意志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硅谷大佬们既然参与了这样的课程，自然已经十分清楚行为科学的商业潜力，因为行为科学已经与科技产业密不可分。2011年，塞勒和桑斯坦对http://nudges.org的最后一次更新中有一篇对决策科学研究所的约翰·肯尼（John Kenny）的采访。肯尼在采访中说道：“如果我们不理解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就不能明白诸如亚马逊、Facebook、Farmville、耐克+、高朋网等数字化网络平台的成功。行为经济学将提供越来越多关于人们行为的洞见，作为制定数字战略的依据。”

2015年4月，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在致股东的信中表示，“基于销售指导系统，我们利用自动化机器学习技术，稳定生成大量的“微调”（每周通常能生成7000万个以上）”，此举为亚马逊的卖家带来了巨大的业务优势。 很难想象在这7000万个“微调”的影响下，顾客还能充分自由地思考，并做出有悖于亚马逊系统推荐和期待的选择。

Facebook也采纳了卡尼曼和塞勒在行为科学方面的新发现，同时很多广告主利用启动效应间接地在Facebook上打广告，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用户的消费决策。2012年，Facebook内部的核心数据科学团队，协同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做了一项情绪启动实验。实验对大约70万名Facebook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测试，研究如果操纵他们的动态消息内容，他们所发布内容的积极性或消极性会否受到影响。当这项研究在2014年被披露时，大众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心理操纵行为。但Facebook辩称用户在同意服务协议时已经默许了类似实验的进行。

微软前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也曾在2007年参加卡尼曼的高级讲习课。之后，他转职为卡尼曼的咨询公司TGG集团的一名咨询师。该公司的主席则是前花旗集团CEO克拉姆·潘迪特(Vikram Pandit)。根据官网介绍，这家公司旨在“发掘埋没在大数据中的信息”，“设计选择构架”，以及“减少决策中的噪音”(也就是消除组织中因为矛盾的主观判断造成的不一致)。

尽管官网并没有透露出TGG公司的任何一位客户，但早期的文章依然提及他们对接过德意志银行。在如今的商业和金融世界里，行为科学和大数据共同形成了一件极具威力的工具，而卡尼曼也并未因此感到惭愧或者畏惧。刘易斯的书以卡尼曼起居室里的一通电话的铃声作为结束。那是2002年十月的一个清晨，卡尼曼被告知他和特沃斯基一起完成的工作为他赢来了诺贝尔奖。然而，他们的理论正悄然转变整个社会，而我们也在向政府、企业、媒体等提供大量数据，这样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在当前的政治竞选中，相较于传统的周密论证，无意识影响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

去年11月8日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人意料，它彻底改变了公众对行为科学的印象——它不再是一个“让世界更美好”的童话，而是一个更黑暗的故事。据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所言，特朗普的团队在选举中采取了《点球成金》中的策略——数据分析管理。新闻媒体声称，虽然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团队都使用了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和细分目标群体的方式进行宣传和推广，但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报道，“特朗普团队已经在研究信息个性化、情绪操控以及机器学习了”。[4]这种阴险的操控技术即使看起来尚不成熟，也多少反映了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CA）的得意技术。这家公司是英国战略传播实验室公司（British-based SCL Group）在美国注册的分公司，在美国大选时被特朗普团队雇用于进行这种操控。

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剑桥分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媒体认为该公司同样要为2016年6月进行的英国退欧公投的结果负责。该公司的CEO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做过一个报告，主题为“大数据和心理统计特征的力量”（Youtube上能找到该视频[5]）。在这个报告中，他介绍了剑桥分析公司如何运用大五人格测试和社交媒体上的数据为每个美国人建立“心理简述”( psychographic profiles)——这些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人格特质和行为。然而，剑桥分析公司在应用这项技术前并未经过其开发者科辛斯基和史迪威的准许。尼克斯还表示，经过对人格特质的调查和对社交媒体数据透露的“态度”信息的综合分析，针对每一个潜在投票者，他们拥有了四至五千个数据点。这些数据包括人们的信用卡支付习惯、消费偏好、Facebook点赞偏好以及政治参与度。

尼克斯的报告中有一个有趣的“误差”：他一方面表示共有几十万人参与完成了剑桥分析公司的问卷调查，另一方面又声称拥有每一位美国成年人的大量数据信息。显然，要么这是一场单纯的自我吹嘘，要么他们就欠我们一个如何得到这些数据的惊悚故事了。尼克斯还宣称，他们可以通过跟踪Cookies、电信公司数据以及其他媒体工具得到的数据并结合自己的数据，进行极其精准的目标细分。通过行为科学，他们可以发现那些容易动摇的潜在投票者，然后专门投放针对性的信息。

在描述如何用行为科学说服容易动摇的潜在支持者时，尼克斯还举了一个如何防止游客进入私人沙滩的例子。他说，一种方法是在私人沙滩的外面竖一块能表达态度的信息牌，比如：“公共沙滩到此结束，私人领域禁止进入。”更好的方法则是去寻求一种更有力、更能从对方角度劝说的表达方式，例如在牌子上写着：“警告：内有鲨鱼”。尼克斯认为，被鲨鱼吃掉的威胁会更有效。在剑桥分析公司的研究主力行为动力学研究所（Behavioral Dynamics Institute）制作的视频中，他们也表示，直接引发恐惧或欲望的策略是对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的延续。但在说服他人的过程中利用说谎或使用所谓的“半真半假的说法”来影响系统1的思考结果，则不够谨慎。

尼克斯声称，这种“基于行为的微精准投放”就是剑桥分析公司受雇于泰德·克鲁兹竞选总统时所使用的策略。但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视频本身也是一个营销广告。

事实上，正如萨沙·伊森伯格(Sasha Issenberg)在2012年的著作《竞选胜利之数据分析》（ The Victory Lab: The Secret Science of Winning Campaigns ）里所言，行为科学的技巧、信息的微精准投放以及数据分析早已不是政治竞选上的新鲜事了。行为科学的生意里，精准详尽的心理变数档案非常抢手，尼克斯宣称他们自己就在出售这种档案。CA公司在官网上坚称，他们的策略对特朗普的竞选获胜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人怀疑特朗普团队到底有没有使用这些技术。还有一些人则质疑这种技术是否真如尼克斯所述一样高效。[6]

我们无法证明诸如剑桥分析这样的公司的宣传是否属实，毕竟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对照组，只能从充满“噪音”的环境里获得一些模棱两可的观测数据。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一旦我们更少依赖那些可以在无意识中操纵我们的网络信息，民主就不再受到威胁。

无论剑桥分析公司所声称的到底是真是假，这种公司的真实存在还是揭露了一些重要信息：在当前的政治竞选中，相较于传统的周密论证，无意识影响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重。卡尼曼的TGG集团并没有参与这些政治竞选的生意。但根据伊森伯格的说法，200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里的一个名为“行为科学家顾问团“的私人团体开始游说民主党人使用行为科学。这个由心理学家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带领的团队就包括卡尼曼和塞勒。显然，他们之所以秘密运作，正是为了避免公众质疑他们的动机。如今，行为科学的策略已广为人知，无所不在。“宣传”这个词也已经被“基于行为科学的、一种可量化结果的说服性沟通方式”代替。

包括SCL集团在内的一些公司宣称，他们已经拥有合适的武器，能让他们赢得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斗争。我们可以在线观看SCL集团主席奈杰尔·奥克斯（Nigel Oakes）的一个视频，他当时正代表SCL集团的子公司SCLDefence向美国国务院进行业务展示。他指出，如果一家面向个人的传统广告主能占领所在市场0.6%的份额，那么它可以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战略传播需要向群体宣传。奥克斯认为，在叙利亚战争中，“仅仅得到0.6%的叙利亚人或者0.6%的基地组织成员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说服完整的群体。”[7]至于具体操作，出于保密需要，展示中的这部分内容没有对外开放。

尽管SCL集团确实有实战经验，奥克斯的豪言壮语还是令人难以置信。SCL集团的史蒂夫·泰瑟姆（Steve Tatham）曾是英国海军中校，他指挥过多场心理战。其中一次，他和驻阿富汗英军指挥官安德鲁·麦基（Andrew Mackay）并肩作战。他们使用说服技术，来“赢得”某些“已被战火夷为平地”的地区的支持，而这些说服技术脱胎于行为经济学，并“在战场上”得到了提升。[8]

他们用到的许多技术，直接来源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95年所著《冲突解决：一个认知视角》（Conflict Resolution: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泰瑟姆和麦基也在他们2011年出版的《行为冲突：为何了解民众及其动机将是解决未来矛盾的关键》（ Behavioral Conflict: Why Understanding People and Their Motivations Will Prove Decisive in Future Conflict）一书中描述了这些行为科学如何被应用于阿富汗战争。例如，他们运用前景理论来推测人们的动机，然后意识到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避免进一步损失比获得潜在的收益更为重要。所以，重建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卡贾基水库虽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比起平息水库周边的叛乱活动，这一计划就无足轻重了——他们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又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对于“群众的智慧”的见解也被用在了阿富汗“舒拉”（人民立法议会）的决策过程，英军希望把舒拉的决策权交给那些“想法正确，但没有权威”的人。

然而，我们并不能仅仅收集和分析那些成功案例的数据，因为其中的心理因素尚不明确，而反直觉的事情又复杂到无法理解。如果一个政党带着坦克、枪支和无人机去说服群众并且群众内部还有意见分歧，最后人民向占领军妥协了，我们无法简单地判断在人民与占领军的合作中，行为学技术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军队如何能用非暴力手段大规模地影响冲突地区的群体行为，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如果有人说某种方法在任意一个国家都能有效地影响大多数民众，那么这种说法肯定没有经过检验。

尽管如此， SCL集团还是宣称，他们已经掌握了在互联网上和战场上两方面的行为规律，并且SCL集团在最近还和美国国务院签署了一个价值50万美元的合同。此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SCL集团正在与特朗普政府协商，讨论有关帮助五角大楼和其他政府机关打击极端组织的事宜。[9]他们还声称他们的相关服务已经获得了全球各国的邀约。毫无疑问，反过来这也将引起世界各地的竞争。

“自由主义家长制”是这样一种幻想：善良的自由派官员掌握着新兴行为科学的工具。这种幻想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了。在日渐动荡和不稳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加强对行为科学应用的监管，巩固基础研究，并在决定使用或者对抗某种行为学干预之前，首先搞清楚它背后的政治或经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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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形式的说服手段明显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是许多社会心理学家相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原创理论深刻地理解了人性，他们指出非理性具有系统性的无意识的来源，正如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观点被前几代心理学家所接纳的一样。正是因为人们相信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植根于像上面例子一样坚实的基础研究，这些前沿科学才会被广泛应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实施的行为学干预数以百万计。

2011年，当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出版时，有人将其比作笛卡尔、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创新。但是，一些哲学家早已对卡尼曼所提出的双系统模型抱有疑虑。 1981年，乔纳森·科恩（L. Jonathan Cohen）发表了一篇《人类的非理性能否在实验中被证明》，他在这篇论文中对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提出了多番批评，其中有一个观点让卡尼曼尤为在意，促使他作出回复。那个观点是：我们很难将直觉与其他认知功能分开；我们即使在理性论证时，也终归要依赖直觉。

卡尼曼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有些直觉不能被理性评估。卡尼曼的反驳如下：“人们常常会同时诉诸多个直觉，而它们相互矛盾”。[10]如果我们不同的直觉之间产生矛盾，就必然要用理性的思考来解决分歧（反之，假如再次诉诸直觉，只会增加相互矛盾的直觉数量，而不能解决矛盾）。然而，在他对自己立场的持续辩护中，他没能理解科恩和其他哲学家所说的“直觉”是什么，于是他没能反驳“直觉是理性思维的基础”这一观点。

在《思考，快与慢》中，卡尼曼将系统1的直觉式思维描述为快速且自动的，而系统2的推理式思维是缓慢而有意识的。换句话说，他根据现象来界定什么是直觉判断，具体指标是思维产生的速度和轻松程度。以此来界定，直觉判断就是瞬间的判断。然而，当（科恩等）哲学家描述我们对直觉的依赖时，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判断本身的现象学，而是用来界定判断的论据是什么结构。

这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在推理论证终点还是不得不依赖直觉，比如在逻辑学基本规律的论证上，也就是矛盾律和基本的推理规则等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原理尚存疑问，我们将无法完全信服它们。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基本原理不证自明，才能确立它们的正当性。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进行理性思考。既然我们的任何理性思考全都依赖这些基本原理，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将某种心理机能划归为“直觉的系统”1或“理性的系统2”。

塑造着社会行为、市场和政治的影响力，其来源越来越无形、越来越无迹可寻。

当我们试图将错误归咎于一组特定的系统偏差，或将其归咎于具体且有缺陷的启发法时，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个人说“可能”“或许”，而我们想要指责他对概率判断错误，我们就需要确保他理解的“概率”就是概率论的“概率”。如果我们想要指责一个人运用了错误的启发法，从而做出错误的概率判断，我们首先必须排除他有某种复杂的信念，比如相信运气、命运或者上帝等。

同样，当人们的判断似乎受到无关刺激的影响而产生不合理的偏见时（例如，提醒我们“人终有一死”，我们就更容易产生风险厌恶（也就是启动效应）），我们首先需要排除大量的潜在因素，才能确定这种不合理的偏见确实是系统1的固有缺陷。如果思维方式难以归结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即系统1和系统2），那我们就更难在案例分析中把无意识的偏见、固有的信念和有意识思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一个可辨识的系统误差。

如果这些反对意见成立，那么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引用的许多心理学实验其实都不可重复。事实上，《思考，快与慢》出版的同一年，心理学领域就出现了可重复性危机，以社会心理学领域尤为严重。心理学家乌尔里希·薛穆马克（Ulrich Schimmack）最近提出来了“可重复性指数”，来分析已发表的心理学结论的统计学意义。乌尔里希·薛穆马克和他的合作者莫里茨·赫尼（Moritz Heene）与卡米尼·科萨万（Kamini Kesavan）已经用该指数来衡量《思考，快与慢》里引用的实验和结论，以预测它们的可重复性，并且为每一章评定一个字母等级。虽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都有很高的评级，但是其他人的研究评级很低。例如，“启动效应”一章的评级为F。[11]而且据《Slate》所报道，目前已被评级的章节，平均评级为C-。[12]卡尼曼对这些看法作出了礼貌的回应，为自己引用了一些样本容量较小的研究表示抱歉。[13]

这似乎对基于“偏见和启发法”的说服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心理学家尚未发现人类心智的基本机制，也还没有找到了控制人心的秘诀。由于人类心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机制（或者至少我们还远不能证明这一点），而且它的运作方式极为复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他们的研究可能永远不会成功。其中一些被他们认定是偏见的现象，其实可以被重新描述得完全不像是非理性的偏见；另一些则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关于系统1和系统2的区分的基本假设是无法维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中所得出的宣传策略。他们提出的许多说服技巧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而且这些方法也普遍被政府、宗教和艺术创作者所使用。[14]然而在现在，这些技术不但受到复杂数据分析的检验，也需要配合复杂数据分析来执行。双系统的观点广为流传，让那些技术显得有了合法性，而不再像以前一样让人觉得是强制手段。于是专家、算法和微调方式就能以“集体理性”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在市场和政府有组织的引导下，悄无声息地解决个体非理性制造的乱局。

似乎依照这种模式，“自上而下”地使用系统2，能将我们从系统1的缺陷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不去区分这两种本应相互独立的思维系统，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一件事物能否通过理性评判的话，这样我们不难发现：通过施加非理性影响而造成的行为改变不仅会比来自理性评价的行为改变更具强制性，而且前者也会侵蚀我们理性且批判性地思考社会生活的能力。塑造着社会行为、市场和政治的影响力，其来源越来越无形、越来越无迹可寻。

相比之下，社会对克服已被心理学家发现的认知偏见的关注度还不够。目前有的只是为实现遏制极端主义的国家安全目标，用一些手段来对抗证实性偏见等心理学效应。[15]在提供公共教育的广泛的社会实践中，行为科学仍然有可能在培养我们社会中每个人的关键能力中发挥作用。但是，有更多的势力想要利用而非消除人们的非理性，并且各方势力争相利用人们的非理性，竞争激烈，恐怕已经混乱到难以控制。刘易斯通过《抽丝剥茧》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一对好友满怀希望，志在清除那些已经过时的假设。然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自身的思想却漏了出去，不再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知将来那些思想又有多少需要被否定呢。

1. Babetski writes: “A target’s biases put the ‘plausible’ in plausible deniability during covert actions. Effective deceptions also fundamentally rely on a target’s unchallenged biases and so make it easy for the target to believe what they already are predisposed to believe. Effective fabricators, especially those with tantalizing access, rely on our biased desire to believe them.” Frank S. Babetski, “Intelligence in Public Literature: Thinking, Fast and Slow,”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56, No. 2 (June 2012).
2. The World Well-Being Project’s website states: “Ultimately, we hope that our insights and analyses will help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choose actions and policies that are not just in the best economic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r companies, but which truly improve their well-being.”
3. On Kahneman: A Reality Club 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Daniel Kahneman
4. See Steven Bertoni, “Exclusive Interview: How Jared Kushner Won Trump the White House,” Forbes, December 20, 2016.
5. The Power of Big Data and Psychographics
6. Aleksandr Spectre,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sychology Department, worked with SCL Group (and has been involved in a dispute with Kosinski about whether he sold SCL Group Kosinski’s data). He claims that psychographic profiles are in fact too inaccurate to be usefu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ut says that the kind of predicted data yielded by these methods is reliable in the aggregate, that “if you average all the scores for California, say, you get a pretty good estimate of California.” This is because the prediction is unbiased: “You are equally likely to under predict as to over predict.”
7. Nigel Oakes Lecture at CSCC, Department of State
8. Nudgestock 2 – Steve Tatham: Behavioural Conflict
9. Matea Gold and Frances Stead Sellers, “After Working for Trump’s Campaign, British Data Firm Eyes New US Government Contract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7, 2017.
10. Response to Cohen,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81), No. 4, pp. 339–340.
11. Ulrich Schimmack, Moritz Heene, and Kamini Kesavan, “Reconstruction of a Train Wreck: How Priming Research Went Off the Rails,” Replicability-Index, February 7, 2017.
12. Daniel Engber, “The Irony Effect,” Slate, December 21, 2016.
13. Kahneman’s response can be found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of Schimmack, Heene, and Kesavan’s article at the link just cited.
14. David Halpern, who directs the UK’s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and wrote Inside the Nudge Unit (2015), credits Frederick the Great with being a pioneer in these forms of manipulatio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as described in Vance Packard’s The Hidden Persuaders (1957), and the self-help industry, exemplified by books such as Dale Carnegie’s classic,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1936), have used many of the techniques now embraced by behavioral economists.
15. See Scott O. Lilienfeld, Rachel Ammirati, and Kristin Landfield, “Giving Debiasing Away: Ca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rrecting Cognitive Errors Promote Human Welfar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4, No. 4 (July 2009).

翻译：ZDFFF、阿粟、吴逊

校对：ZDFFF、孙闰松

审校：关嘉伟

编辑：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