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行为主义的野心——将可观察到的行作为分析的基础，用简单的操作式条件反射来解释人类的所有学习现象，在今天看起来，也许太过天真可笑了。

B.F.斯金纳（B.F. Skinner）的《言语行为》一书，就试图通过行为主义方法来解答语言习得之谜。直到今天，人类究竟是如何学会说话，阅读，以及利用语言去交流与铭记，仍然没有确凿的答案。而当年的斯金纳尽管野心勃勃，但其尝试常被当作行为主义的滑铁卢，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

但斯金纳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主义的力量。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已经向世界证明了通过简单的操作式条件反射训练，动物们可以实现的复杂目标。在二战期间，这位行为主义之王曾训练鸽子驾驶导弹：他将鸽子塞进导弹，训练它们啄屏幕上目标的反射。如果啄在准星旁，它们会导致导弹倾斜并改变航向，而啄在准星上，导弹将会直接对准目标飞去。在强大的条件反射训练的帮助下，斯金纳甚至将一只鸽子训练得能在45分钟内啄一万多次。尽管该项目最终没有投入使用，但是训练的前景无疑增强了他的信心：如果行为主义可以让鸽子驾驶导弹，那么还有什么是它不能实现的呢？

斯金纳的鸽子导弹

语言习得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它到底能有多复杂呢？

斯金纳：乔姆斯基的手下败将？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习得是行为主义最后一块尚未征服的领土。

早在1934年，斯金纳曾与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在饭桌上，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挑战了斯金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中缺乏适当的刺激物，他如何用语言表述与这个刺激物有关的事呢？

“我就等着你用行为主义来解释——我就坐在这儿， 说了一句 ‘没有黑蝎子掉在桌子上’。” 怀特海打趣道。

多年后，斯金纳仍会记得与怀特海的这次会面。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斯金纳不懈地发展行为主义，以扩大行为主义所能解释的现象。他希望行为主义能有足够广泛的框架来解释动物行为，包括只有人类拥有的言语行为。最终，他的心血被凝聚在《言语行为》中。如果他的理论成立，那么这本书也许称得上行为主义皇冠上的钻石。

但是后来的故事也许就是老生常谈了：这颗钻石被乔姆斯基抢走了。当时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的乔姆斯基在《语言》（Language）一刊上发表了书评。这份长达33页、颇具敌意的书评，后来被认为是认知革命的曙光。乔姆斯基认为，斯金纳的理论不过是未经检验的假设。对于他来说，《言语行为》不过是在用晦涩的技术术语来掩饰其平凡的本质。斯金纳未能很好地认识到人类语言的复杂性，而这种无知使他对语言习得的描述过于简单。

这篇书评影响的绝不是仅仅一本书。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全世界有102所大学和机构提供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相关的学位。可以说，它也使心理学开启了新的篇章，象征着心理学中认知革命的开始。与精神分析不同，认知科学是对心理现象的科学研究；与行为主义也不同，认知科学并不会羞于承认心理表征的存在，而是把它们当做作为研究的对象。

对于一些人来说，乔姆斯基的书评就像是行为主义的讣告，宣告着行为主义的死亡。

历史的另一边

然而，正如谚语所说，“历史是由获胜者撰写的”。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行为主义与认知科学真正做出的科学贡献，而是单纯地考虑它们如今在学术界内外的受欢迎程度——那么认知科学确实赢了，而它所撰写的历史，也自然忽略了行为主义一侧的故事。

斯金纳活到86岁。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他其实一直都在学术界保持活跃。他当然知道乔姆斯基的书评。事实上，他也许比大部分人读得都早：乔姆斯基在文章发表之前专门寄了一份草稿给他。当时，乔姆斯基不过是一位年轻、没什么名气的语言学青年学者，斯金纳大概略读了手稿就放到了一旁。后来他回忆道，他当时觉得乔姆斯基那种想要引起争论的语气令他十分不悦。而且，他认为乔姆斯基完全错读了他在书中的观点。他甚至都不觉得有写回应的必要。

然而，他的确为所谓的“认知革命”所困扰。他撰写多篇文章来抨击认知科学的核心纲领。他退休后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直截了当：《为什么我不是认知心理学家？》；而另外一篇写在他去世三年之前的文章中，他仿写了法国小说家埃米尔·佐拉写给法国总统菲利斯·弗尔的公开信《我控诉》，由一长串以“我控诉”开头的排比段结尾。

“我控诉认知科学家，” 他在每个段落的开头都直接抨击了认知科学，“滥用了存储的隐喻。大脑不是百科全书、图书馆或博物馆。人们因经验而改变；他们不会将其副本存储为心理表征或规则。 ”在名单的最后，他不无悲壮地号召学界：“让我们把行为主义从魔鬼岛带回来——它因从未犯过的罪行被带到了那里。让心理学再次成为行为科学。”

认知科学的难言之隐？

遗憾的是，这一份控诉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控诉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抱怨。它们在今天仍然适用。

例如，斯金纳指责认知科学“放松了定义和逻辑思维的标准”。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有心理表征，但是心理表征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通过表征来感知世界，那么我们如何感知表征呢？我们是否要通过心理表征的表征来感知表征呢？然后——表征的表征，表征的表征的表征，我们似乎面临着一个无底洞。另外，心理表征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但是就像哲学中的所有主题一样，关于它的争论从未停息。当代的心灵哲学家们仍然在许多关于心理表征本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它是否存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如果我们转向蓬勃发展的认知科学或者它相关领域中，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表象”的海洋中。以神经科学为例，如果你在期刊《神经科学》（Journal of Neuroscience）的搜索框中键入关键字“表征”，你会瞬间得到12276个结果。从“皮质表征”到“神经表征”，从“平衡振荡的表征”到“两体形状的表征”——这些术语使人不禁要问，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表征”和那样的“表征”究竟有什么共同点，能让研究人员将它们统统纳入心灵表征的麾下？

认知科学领域的实验文献很少花时间去厘清术语的定义，而对于“表征”这样被其视为学科根基的词语，它的定义理应是人人皆知。然而人人所知的，又究竟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重大，斯金纳提出的这些问题，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的。

科学研究的风水轮流转

在斯金纳的学术生涯中，他影响了许多人，指导了许多人。在这位与认知科学为敌的学者去世之后，他的研究，他的学生的研究，仍影响着心理学发展的方方面面。

其中一位较有成就的学生是动物认知方面的专家赫伯特·泰瑞斯（Herbert Terrace）。在他主导的一项研究项目中，他在普通的居家环境中养育了一只名为尼姆·猩姆斯基（Nim Chimpskey）的黑猩猩。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教会尼姆按照语法规则使用手语。一旦成功，那么这就将驳斥乔姆斯基关于语法是人类所独有的理论。遗憾的是，这只大猩猩活到二十七岁，始终未能展示与人类相当的语法能力。

斯金纳另一位有影响力的学生是威廉·凯伊·埃斯蒂斯（William Kaye Estes）。他发展了刺激抽样理论（ Stimulus Sampling Theory）。古典行为主义将学习描述为一种特定刺激与一种特定反应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刺激抽样理论中，学习被视为一种连续现象，而特定刺激与其响应配对所出现的概率各不相同。这样的差别为简单的刺激—反应理论带来了更大的灵活度。

与泰瑞斯失败的尝试不同，这种对学习现象的统计描述在90年代后期得到复兴。研究人员发现，幼儿对语音流中音节呈现的统计规律性很敏感。不足岁的婴儿都能够利用语音中呈现的一些统计概率对单词进行切分学习。比如说，如果一个婴儿经常听到“漂亮宝贝”这个词组，那么婴儿是怎么知道“漂亮”是一个词“宝贝”是另外一个词呢？在统计学习的理论中，由于“漂亮”是一个词，“漂”和“亮”经常出现的概率、“宝”和“贝”一起出现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亮”和“宝”一起出现的概率。久而久之，婴儿就知道“漂亮”和“宝贝”是两个词。统计学习，这一行为主义的旧爱，目前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语言习得机制的一种可能。

行为主义也许并不只是一段弯路。斯金纳对认知科学的攻击，不应被视为一位固执己见的老人的空洞抱怨。当人们质疑认知科学是否已成为新的颅相学时，也许重新审视一些旧的批评是明智的。科学不是一天铸就的，谁会在心理学上的发展史上笑到最后，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就像其他自然科学曲折的发展史一样，心理学同样会经历许多沧海桑田，来回变化。认知科学和行为主义，最终谁会留下，谁会离开——答案，也许仍在未来。

编辑：EON